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毛庆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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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传试读：

王正廷（1882-1961），原名正庭，字儒堂，号子白，清光绪八年七月廿五日（1882年9月8日）出生于奉化金溪乡税务场村。王正廷的故乡现为奉化市西坞街道东面的税务场村，该村东面是鄞奉两地交界的金峨山，西面是连绵起伏的笔架山，村坐落在两山之间的山谷中。村前有小溪流过，小溪名为金溪，在古代乡以溪名。北面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的古鄞县县治所在地白杜村，因此，古时候的白杜、税务场村等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较发达，历史悠久。唐代贞元间（785-804）建立金溪乡，税务场是其中的一村。

税务场村在古代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南边连通台州、温州，北面通往明州（今宁波）的交通要冲，是南来北往商贾必经之地，故宋代在这里设有税务司，征收渔税、盐税、酒税等各种杂税，以充国库。其地遂得名“税务场”，地名沿用至今。

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设在税务场的税务司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废止，距今已有800余年。

今日的税务场村，归属西坞街道，白莼（白杜至莼湖）公路穿过，交通便捷，从奉化市区过去，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即可到达。村内古木参天，金溪流水不息，景色秀美，保留着古村韵味。村口有一亭子，名“聚源亭”，传说是古代税务司的遗址。第2章家世渊源

王家先祖原居滁州（今安徽滁县），更早的发祥地则为山东琅邪，与晋代书圣王羲之同宗。据王氏受姓的传说：“王氏之姓，出自姬姓。至周灵王太子封晋王曰子乔者，因直谏废为庶人。厥子敬宗，仕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三世孙曰错，仕为魏大将军。相传其十世孙曰元者，避战祸于琅邪。”那就是所谓“琅邪王”的王姓氏族中的一大支派的始祖。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冬天，蒙古族挥师南侵，战火烧至滁州。王正廷的远祖、“琅邪王”的第三十六代后裔为躲避战祸，带着子孙离开滁州，沿长江北岸辗转南逃。途中，父子两人先后在湖北、江西两地殒命，临殁前将两个小孙子托付给一位忠厚老实的仆人，由仆人带领继续南逃。不料三人在南昌又遇蒙古骑兵追击，荒乱中一个11岁的大孙子离散失踪，或说已被元兵斩杀，或说已随难民继续南下；剩下一个年方7岁的小孙子由老仆牵引躲藏，幸免于难。经此剧变后，生怕元兵跟踪穷追，主仆两人决定脱离南下的难民队伍，东走浙江，这样两人一路东行至奉化金溪税务场村，看到村子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又远离战火，就决定在此定居下来。于是这位万劫余生的冲龄幼主，由忠仆提携抚育，成家立室，子孙繁衍，他就是税务场王姓的始祖。王姓先祖定居奉化后，受战祸和家庭变故的影响，曾立下力田为业、坚不为官的祖训。所以历代子孙，特别是在元清两代，王姓后人都坚守先人所崇尚的气节，蛰居乡间，力田为生，义不帝秦。从这位始祖到王正廷出世，600余年来，世代务农，未曾出过登科中举之士。王家曾有祖训十条：

1.崇祀以敦孝思；

2.孝悌以有家风；

3.睦邻以会同宗；

4.耕读以务本业；

5.赈济以活贫穷；

6.择配以选良家；

7.勤俭以保家业；

8.礼让以杜争端；

9.养性以润气体；

10.谨言以慎枢机。

王家祖训也证明了家世剧变后，王家生存立世之道的变化。

奉化王氏传到王正廷的祖父已是第五十六代，也已在奉化繁衍了二十代。王正廷的祖父名世官，生二子，长子际唐，次子际汉。王正廷的父亲际唐，娶宁波庄桥施幼斓为妻，夫妇共生育五子六女，王正廷在男儿行中排行第三。他的4个兄弟分别取名正庸、正康、正府（后改正黼）、正序。到王世官这一代，世事艰难，以田为业，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但王世官为人目光远大，不甘落后，穷极思变，经多方考虑，决定举家迁到宁波府城，以求发展。那时宁波已是五口通商之地，西风东渐，首当其冲，经济较为发达。到宁波后王世官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来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他对儿子的教育有自己的见解，也对西学的重要性有所了解，遂送两个儿子一同就读于英人创办的“三一书院”。但王世官本人不久病逝，王正廷祖母独立抚育二子成长。王际唐因受父母的影响，自幼皈依基督教，于“三一书院”毕业后，成为教会的牧师。王际唐对子女的教育和西学的认识比自己父亲更深刻，所以自小就送自己的儿子接受西式教育，为儿女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要举行加冠礼，因为还没有达到强壮年龄，所以称“弱冠”，后世泛指男子二十左右的年纪。

1901年，遵从父母之命，已是弱冠之年的王正廷，一路接受西式教学，从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担任了天津英华书院英文科主任，按祖训专程返回故乡奉化，与施美利女士结婚。

施美利，浙江宁波庄桥人，是王正廷母亲施幼斓的内侄女，即王正廷的表妹。今天看来，表亲结婚是婚姻大忌，但在封建时代却是颇为流行的事情。著名越剧《珍珠塔》，就是小方卿与陈翠娥表姐弟爱情故事的突出一例。

古代还有一个世代沿袭下来的惯例，就是婚礼必须在家乡举行，即使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在家乡举办，以后回乡时也要补办婚礼，补办“归里酒”，这样新娘才会被家乡族人所认可。比如，蒋经国在苏联与异国姑娘结婚时，无法到溪口举行婚礼，在他回国后，他的母亲毛氏特地为他在丰镐房补办了婚礼，补办了“归里酒”。所以王家虽然已经举家迁往外地十余年，但王正廷的婚礼依然沿旧俗在税务场举办。

这时的王家已非十几年前逃债外出的赤贫户，已经有了一定的资产，且王正廷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天津北洋大学，在乡人眼里也算是个“状元”级人物，所以婚事办得比较隆重，并跟上时代潮流，新旧结合，中西融合。

婚礼在王氏宗祠“务本堂”举行。新郎王正廷身穿长袍马褂，头戴博士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风度翩翩，新娘豆蔻年华，体态婀娜，充满青春气息，新人气质非一般农民可比，乡人啧啧称羡。务本堂内爆竹声声，楹联对对，红烛高烧，人头挤挤，一片喜庆气氛。新郎新娘在“礼生”（今称司仪）的呼叫下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拜祖先，三拜高堂（父母），夫妻对拜，白头偕老。婚宴办了几十桌，族人全部请到，整整吃了五餐，这是税务场村举行过的最隆重的婚礼。这次王正廷的婚礼，至今仍为税务场人津津乐道。

王正廷婚后夫妇恩爱，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四十余年，育有5子4女。据税务场王氏宗谱记载，“长子恭琛，字锡祈，生于1907年；次子恭瑛，生于1912年；三子恭瑞，字锡夏，生于1917年；四子恭玮，字锡字，生于1919年；五子恭珏，生于1923年”，“女，安庆，生于1904年；安静，生于1905年；安福，生于1913年；安秀，生于1916年”。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帝国主义入侵，封建制度没落，统治者层层盘剥，民不聊生。到王正廷的祖父世官已是债务累累，无力偿还。不得已，王世官只好携着两个儿子际唐、际汉，用米箩筐挑着幼小的孙子逃到际唐的妻家慈溪庄桥，落脚定居。因那时的庄桥离宁波府比较近，经济也比奉化较发达。据税务场老人沿袭上代传说，此时王正廷才四五岁。也正是这次迁居，王家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为王正廷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第3章宁波启蒙

家庭的迁居，为王正廷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生存条件。而求学生涯是王正廷改变命运的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的求学轨迹，王正廷一步一个脚印，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向前发展，不仅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奠定基础，也为他在体育事业上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逐步形成了王正廷“强国强种强身”的体育思想和理念，也形成了王正廷公平、正直、爱国、爱家，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外交思想。

王正廷于1888年被父母送入英国圣公会所办的宁波三一书院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四年后，初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王正廷，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离开宁波，进入上海中英中学就读。在中英中学，王正廷开始系统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又是四年后，王正廷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学习。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天津北洋西学堂停办，他辍学回沪，开始工作，但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到西方去学习最先进的文化。在工作6年以后，于1907年秋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攻读法律。1908年秋由密歇根州大学转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至1910年毕业后再转入该校研究院硕士班深造，攻读国际法。后耶鲁大学因其在国际法上的造诣和在外交上的成就，授予博士学位。1911年春因患肺病赴瑞士治病，病愈后因家庭变故而回国，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第4章教会文化的熏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英美基督教各教派相继涌入，在各地设堂、处、所，进行传教活动。英国的圣公会在庄桥设有教堂，作为进行宗教活动、发展教民的基地。据《奉化市志》记载：“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美系教派、浸礼会派传教士来奉化传教。同治年间，英系圣公会和美系中华内地会入境传道。”在教会教士的宣传鼓动下，王正廷一家几代信教。他的曾祖母任氏、祖父世官、父亲际唐都是皈依基督的信徒。

出生在宗教世家的王正廷，受到上辈的影响，自小便受洗成为基督信徒，且常随父母参加圣公会教堂内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西方教会文化的自幼熏陶，以及这种教会背景、教徒身份，对王正廷的-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王正廷天资聪颖，对教义领悟极快，使王际唐对这个儿子另眼相看，决意使儿子有所成就。王正廷7岁那年（1888），王际唐把他送入英国圣公会所办的宁波三一书院（时为小学，1916年改为三一中学）读书。在此之前，王正廷已跟母亲施幼斓读完了一些如《神童诗》、《三字经》一类的启蒙课本，并开始练习书法，所以，他在学校里丝毫没有课业的压力，倒是学校围墙外的世界，令其大开眼界。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宁波领先承受了欧风美雨的浸润。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王正廷几乎每天同近代西洋文明相接触，声光化电、动植矿物、体育运动……令其目不暇接。由此所激发出来的求知欲望，绝非学堂里陈旧的经史课程所能满足，偶尔向先生求教一两个“子曰诗云”以外的问题，常会招来一通训斥，这使王正廷感到压抑难忍。

幼年时期的王正廷，由于受西方教会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明有一种懵懂的向往，特别是宁波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在宁波三一书院的学习经历，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可以进行简单的比照，三一书院已不能满足王正廷的求知欲望，王正廷的心中已经有了更为远大的理想。他渴望能够去往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去接受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教育。第5章领略西学

王正廷的母亲施氏，系绍兴望族施永远公长女。施家为书香门第，施氏为诗礼人家闺秀，幼娴内则，秀外慧中，在娘家跟父亲读过诗书，所以子女们都由她自己开蒙。在王家子女中，当数王正廷的天分最高，聪明灵巧，领悟力极强，学什么东西都很快，在三一书院读书时，就能独自研读《圣经》，并通过《圣经》和教会较早地接触西洋文化，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外面的世界、科学文化的奥秘等，都激起了王正廷强烈的求知欲，王正廷想走出宁波，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心人的，11岁那年，王正廷得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中英中学开始实行招生了。于是他趁着学校放假回家省亲的机会，向父母亲提出了到上海去接受西学的要求。“什么？”母亲施氏听了十分惊异，“你不想考童生做秀才啦？”施氏如此反问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尚是清朝末年，考童生做秀才是历史传统，为人父母者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考中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此时距离变法维新运动尚有整整8个年头，应试科举仍旧是大多数读书人向往之路，西方文化还未对中国产生影响，虽然施氏相对较开放，但对儿子放弃功名的想法，一时难以接受，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听了儿子的要求后，王际唐心里很高兴，认为王正廷小小年纪，便有自己的想法，有志气，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所以王际唐的态度恰恰与妻子相反，作为通过宗教活动与西方近代文明了解较多的中国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认可，使他早就有了让儿子学习英文并接受西方教育的打算，只是因为宁波虽为五口通商之地，但与上海相比还是比较闭塞的，原有一所比较西化的教会学校崇德义塾，因学生较少等原因，已经迁往杭州，剩下的“崇德”、“圣模”两校，又都是拒收男孩的女校，加之王正廷年幼，所以只好让他在仍以中国传统课目为主的三一书院就读。现在王正廷自己提出要到上海去接受西式教育，正好与王际唐当初的想法吻合。王际唐非常支持儿子的想法，但又担心儿子年幼，独自离家在生活上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儿子你今年才11岁，怎么能一个人远离家庭独自到陌生地方去读书？父母放心不下？”王际唐对儿子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谁知小小年纪的王正廷早有准备，拿出一张特意从宁波带回的《甬报》给王际唐看。这份报纸由英国人创办，主要是反映当时宁波的一些时事新闻、教会信息等，当时这张报纸上刊登着上海教会办的中英中学一则招生启事。在招生启事上写明，中英中学是一所以英国模式进行办学的学校，学生实行寄宿制，统一由校方进行严格管理工作，全面接受西式教育；又运用鼓励性的言辞向家长们进行宣传：中英中学不仅使你的孩子接受全新的现代教育，而且培养学生一种全新的道德和精神，培育学生完美的人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王正廷的这一举动，让他在王际唐的眼里一下子又长大了、长高了，王际唐没有想到11岁的儿子能这么全面地思考问题，他觉得儿子成熟了、长大了，应该让儿子出去经受锤炼，顾虑渐消，而且帮助儿子一起说服施氏，声言儿子这种选择完全合乎“主的意志”。最终施氏也同意儿子去上海读书，并积极替行将出门的儿子准备行装。

189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王正廷乘坐宁波英商太古航运公司“宜昌号”轮船，一身童稚未脱，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这时的王正廷，只身踏在上海的土地上，带着初出远门的紧张、投考不中的担心、羁旅他乡的顾虑，匆匆走上考场，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考试，也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拼搏。

皇天总是不负有心人。由于王正廷准备充分，基础扎实，所以考试成绩良好，加上王正廷又是传教士的子弟，顺利被中英中学录取，成为中英中学年纪最小的学生。王际唐还是不放心儿子独自一人在上海，为了能照顾儿子，不久，王际唐通过宁波圣公会介绍，在上海郊区美以美教会（卫理公会）谋得一个职务，带全家移居上海工作。这样，王正廷既能认真学习，又能经常和父母兄弟相聚了。

王正廷在中英中学学习三年，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系统地学习了科学文化；同时迷恋上了学校陆续引进的体操、田径、棒球等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学习科学之余积极参加训练，体魄也日益强健，为日后参加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种对新式体育运动的爱好，王正廷终身不辍，如网球、游泳等项目，达到了近乎健将级水平。在上海中英中学的学习过程中，王正廷对体育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育观，也为他日后为近代中国新式体育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1894年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爆发，7月26日，王正廷从报纸上获知中日开战的消息。从此，他每天去学校阅报室阅读各种报纸，关注时局变化。清军丧师败绩，清廷腐败屈辱，犹如雷鸣电击，催醒了王正廷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也促使王正廷希望进一步求学、进一步了解社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1895年夏天，王正廷结束在上海中英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开始为自己的下一步作打算。

王正廷学业成绩优秀，中英中学愿意为优秀毕业生安排工作，或者推荐给工部局当翻译，或者介绍给洋行当练习生，或者留下来当助教。但王正廷心中已有主意，他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项工作，为了探究救国之道，他决定继续求学。1895年秋天，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工科学府——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在天津创办。于是三年前的情况重复出现在王家，王正廷把登有北洋西学学堂举行开幕典礼并将派员赴各地招生消息的报纸带回家里，放在了父亲面前，也表明了自己希望再次外出求学的欲望。

身为传教士的王际唐已经从报上获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的消息，并且了解到北洋西学学堂的洋人总教习就是他所熟悉的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丁家立，王际唐立即在心中祈祷：“万能的主啊，这一定又是您自己的意志吧！”这次母亲也没有反对。于是，王际唐同意了儿子的意见，放心地接受了这个万能的主安排的意志，认为这是上天在照顾自己的儿子。王正廷孤身一人闯荡津门，去实现自己的抱负。第6章津门立志

凭着在中英中学打下的扎实功底，王正廷在上海参加了北洋西学学堂的招生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后，于1896年北上天津求学，成了一名年仅15岁的大学生。

北洋西学学堂利用天津梁家园博文书院旧址改建而成，东到海河边，西面以威尔逊路为界。学校是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秉承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旨意创办的，李鸿章等人也已经认为清朝落后于西方各国，所以想通过培养中国自己的各方人才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开始兴办教育。王正廷进入学校时，李鸿章已经不是北洋总督，由继任北洋总督王文韶主持开学典礼，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以首任学堂督办身份管理校务，而实际主持校务的是美国传教士丁家立。

北洋西学学堂的学科和修学年限均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为蓝本设置，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级。头等学堂修业年限定为四年，内设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铁路等课程，相当于西方大学的本科；二等学堂为大学预科，相当于西方学制的高中水平，原定修学年限是两年，开学上课后不久，学校发现学生英文水平普遍低下，只好将修业年限也延长至四年。

王正廷先入二等学堂学习，由于英文根基扎实，学业出众，受到校方的重视，校方鉴于王正廷的优异表现，决定让他于1899年提前一年结束修业，升入头等学堂继续学习。

当时的学生都希望通过实业救国，如詹天佑等都是选择铁路专业进行学习，王正廷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最先也选择了铁路专业，他从小就期望在创办中国交通事业上有所作为，另外，这个铁路班是应京奉铁路局的要求而开设，学生毕业后有从业实践和继续深造的机会。后来，可能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或时局动荡不安，祖国饱尝列强侵略，王正廷关注祖国命运的视线由建设社会转向改革社会，最终选择了专修法律，开始研究社会制度，希望能运用法律促进社会发展。不过他对中国铁路事业的喜爱始终未泯，他所学过的铁路知识始终装于脑际，所以，以后在担任陇海铁路督办等交通要职时能有出色表现，也是在北洋西学学堂打下的基础。

头等学堂建有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每天有八小时进行上课、听课，晚上还要进行三个小时的自习，学校为了鼓励学生用功读书，除了提供食宿并每月发给二两银子的零用钱以外，还仿照书院里中国传统的制度举行“月考”，对成绩名列前茅者另给奖赏。王正廷家里兄弟姐妹多，开销大，经济并不宽裕，所以对“月考”颇为看重，每次王正廷都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这份奖赏，不仅补贴自己的生活，也能促进自己的学习，一举两得。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天津是重点地区，市区内外，到处是义和拳、红灯照的坛口，城内各家铁铺都在为义和团赶制刀枪，日夜炉火熊熊。当天津知县阮国祯下令收缴各铁铺的刀械后，愤怒的拳民把天津府县衙门和监狱都砸了，还夺取了军械库。接着，火烧洋教堂的风潮蔓延，处处烈焰腾空。久在洋教士和“二毛子”迫害下的民众把一切与外国人沾边的事物都视作仇敌，连电报局、海关署亦一起砸毁。丁家立唯恐西学学堂也遭同样命运，急忙关闭校门，严禁学生随意出入。恐惧不安的气氛在梁家园内弥漫，使学生无法安心读书。

1900年6月11日深夜，一阵阵密集的枪声把王正廷从睡梦中惊醒，盘踞在租界的外国驻军突然袭击中国民众，成为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前奏。学校当局以保护学生免受“暴民”杀戮为辞，宣布提前放假。王正廷怀着失望和愤懑，沮丧地返回上海。后在家人的劝说下，勉强应试，被上海海关录取，当了四等二级税务员。义和团运动和前一年发生的清廷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等事件，王正廷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割地丧权，日蹙百里，于无时不在压迫之中……凡此皆所以促成庚子仇外之激变。”这些认识是王正廷在转研法律后，对社会进行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第7章立志法学

在旧中国的海关工作，向有“金饭碗”之称，在华人中属上等职业。王正廷任职的四等二级税务员，月薪25两“关平银”，当时可谓待遇不菲，可是王正廷却很不自在。

根据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完全被剥夺了，特别是中国海关中，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控制在外国列强的手里，以致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把清朝的海关叫做“洋关”，认为是洋人的机关。海关内部待遇极不公平，税务专科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如果考进海关只能做试用税务员，月薪15两，而一无所知的洋人只要一进海关就是三等帮办，月薪高达300两。报酬待遇差异巨大，已经极不公平了，而更使王正廷不能忍受的是，管理体制上的不平等，倘若华、洋职员发生争执，不管有理无理，总是华人倒霉，工作永远是华人在做，错误永远是华人承担。从三一书院到中英中学，再到北洋西学学堂（后称北洋大学）王正廷都是出类拔萃的，实在是难以忍受这样的屈辱，所以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王正廷，为此时时寻找脱离这个怄气受辱的岗位的机会。不过，这段痛苦的经历和感情体验，不仅使他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海关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内幕以及运作程序有所了解，也是其日后外交生涯中力争关税自主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久，当他得知曾在北洋西学学堂任教的英国人坎特，自学堂停办后，仍在天津从事律师业务，便写信给对方，希望能随其继续研习法律完成学业。坎特收到信后很快回信，对他强烈的求学愿望进行高度赞扬，并告诉他已经为他联系好了工作，新工作报酬足以维持日常生活和求学的学费，欢迎他立即去天津。收信后，王正廷毫不犹豫地辞去海关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再次踏上了远赴天津的道路。

王正廷重返津门后，通过坎特教授的推荐，受聘天津英华书院教书，任英文科主任，同时随坎特研习法律，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生活。

这次在天津王正廷专攻国际法。他孜孜以求弄清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国际通例、主权、信实及外交法、贸易自由等造法方式和基本规则，希望能在将来运用所学为国家效力。王正廷如此强烈的学习动力，显然受了来自帝国主义疯狂入侵的强烈刺激。对此，他在《近二十五年中国之外交》一书中曾有发自内心的记述：

庚子联军之祸以前，中国实无所谓外交，列强诸种不平等条约，直系各国之命令，订立之时，虽亦略有交涉，其间如李鸿章、曾纪泽之辈，亦不无稍持异议，努力折冲者，然因无系统之观察，交涉未得奥旨，而中国孤势，各国皆狼虎狐狸，势胁利诱，无非欲噬吾之血肉而吸其精髓。且因语言扞格，经验之缺乏，丧失主权，至为痛心。

自联军入京以后，蹂躏遍北方诸省。辛丑条约成，四百五十兆两赔款之怨言，又深中乎人心。有志之士，遂奋发自强，研习外事，以为深入虎穴探取虎子之计。而国人愤清廷之无对外及立国能力，乃日以推翻满清，期另觅外交之新途径。革命空气，日益浓厚。外游学生，日益众多。中国今日外交之新局面，实已于当日造其胚胎。

在天津边学习边工作两年多，王正廷不仅在法律知识方面大有长进，为日后能进一步研究法律打下了基础，而且还有其他多方面的收获。两年多的英语教学，使他在英文讲、读、听、写等各方面能力上有了的全面提高，还使他借此与书院院长赫德博士等一批外籍人士缔结了交情，在走出国门前积累了与西方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其业师坎特教授对弟子在研究法律过程中所展示的才华与机敏更是赞不绝口，倍加赏识，在各种场合对王正廷进行表扬。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为实现向远东拓展会务的计划，先后派遣美国籍干事来会理和穆德等人来中国活动，笃信基督的王正廷经人推荐，一拍即合，被任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城市组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队长”。这是王正廷在基督教的第一个职务，从此开始王正廷与基督教青年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善社会。”青年会广泛吸收青年同志，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普通民众，青年会都吸收为会员，青年会是带有社会服务性质的团体组织。王正廷作为天津青年会的队长，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征集会友、募捐经费和组织各种活动，如科学讲座、社会救济和体育活动等，把协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才能也得到了展示，“Z.T.Wang”（王正廷）的声誉随之在天津各界慢慢地传开，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赞扬。

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初期，基督教青年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侵略的一面，但是他们奉行“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善社会”的宗旨，为适应青年的特点，大力开展体育运动。他们中有不少热心体育的专家，积极参与当时中国的各项体育工作。这些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开展体育工作，曾经借助一些中国的知名人士为他们“牵线搭桥”，王正廷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从王正廷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开始，他担任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领导和组织参与了中国的各项体育工作，他充分利用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密切关系，沟通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体育界的联系，这一过程中王正廷从喜好、喜爱体育向宣传、推广和组织体育转变，深刻理解了体育与国家、体育与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强国健民”的体育思想和理念初步形成。随着对法学知识的进一步了解，王正廷希望能用法律改变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志向更加强烈，目的也更加明确。第8章留学之路

声誉也是一种资源，它会给人带来转机。王正廷没有想到自己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次机会。

1903年春，由胡子靖担任学堂总办的湖南第一所近代化的私立学校——明德学堂在长沙西园创建。而胡子靖就是日后以办教育闻名的教育家。在长沙听到王正廷的为人和能力后，大为赞赏，认为明德学堂正需要像王正廷这样的人才加入，于是，胡子靖特地派人带了柬修和聘书，专程到天津邀贤，诚心诚意，坚决邀请王正廷去湖南长沙明德学堂担任英文科主任，并说明王正廷的报酬是300两银子一月，远远超过学堂所聘外籍教员的工资标准，也充分说明了胡子靖对王正廷的重视和认可。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王正廷一时之间竟无法决断。如果说不去吧，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可能很难会有，而且胡子靖求贤若渴的精神令他感动，也觉得对不起人家的一片诚心。再者对方开出的300两银子的高薪对他来讲，诱惑更大，这笔钱如果节俭省用的话，不仅可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而且自费出国留学的用度也完全可以在若干年内积累起来，将来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对天津这边确实是感情难离。到天津两年多来，他与书院院长赫德相处甚好，与其他同事也是相处较好，且已是英华书院的台柱，工作也得心应手，只为高薪一走了之，在道义上和情义上都说不过去，更何况天津还有有恩于己的恩师坎特教授在，自己也离不开坎特的帮助和教育，实在是舍不得离开。

当王正廷把自己左右为难的心境对两位恩师诉说后，胸怀宽广的赫德和坎特却鼓励王正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坎特教授非常坦诚地告诉自己的学生：“你不会再跟我学到新的东西了，应该设法去牛津深造，牛津的法律学院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完善的法律学府。”而赫德博士则建议王正廷先去明德学堂当教师教书，攒够钱后再赴剑桥大学进修神学和教育学。他对王正廷说：“中国人民是最有智慧的人民，目前最需要的是通过普遍的现代教学，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他们，引导他们走入新的途径。我的Z.T.王，剑桥将帮助你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

王正廷十分感激两位恩师在自己的人生关头对自己的支持，解除了被认为“趋利小人”的顾虑。王正廷准备接受明德学堂的邀请去长沙教书，但是他并不准备接受去牛津或剑桥留学的建议，因为王正廷最崇拜的人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容闳。容闳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出色表现，在王正廷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他早就在心里定了方向：不留学便罢，要留学，非美国耶鲁大学不可！

天下巧事多，上天也帮助有心人。明德学堂所在的湖南长沙，正是耶鲁大学向中国输出所谓“耶鲁精神”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耶鲁大学也像西方其他大学一样，想到中国传输西方文化，耶鲁大学的一批毕业生提出了一个“雅礼协会”的计划，把西方文明在湖南进行传播。由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湖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受到过冲击，所以他们认为在湖南进行宣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就选择湖南来实现这个计划。具体办了四个项目：雅礼协会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湘雅护士学校、武昌华中大学。耶鲁大学的这一计划又给王正廷创造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基础。

1904年，王正廷来到湖南长沙，开始了在明德学堂教书的生涯。那时，耶鲁大学的雅礼计划开始实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纷纷来到长沙参加这项工作，刚从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沃伦·西伯里和早些时毕业的爱德华·h.休前来长沙参加雅礼协会中学的创办工作。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仿的年龄，又同在教育界，志趣爱好相同，相互间接触机会多，王正廷很快与他们成了好朋友。

在王正廷与他们两人聊天中，西伯里和休都告诉这位非常渴望去耶鲁大学留学的中国朋友说，耶鲁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特色是坚持正统宗教观点，重视古典学科的教育，从创办直到现在，诸如拉丁语、神学等传统课程仍然是每一个耶鲁学子的必修课。从聊天中王正廷了解了美国及耶鲁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今后去留学积累了一些基本常识。为了今后在耶鲁留学时能更好完成学业，王正廷跟随西伯里学习拉丁文，经西伯里同意后，开始教他拉丁语。后来西伯里不幸在庐山牯岭避暑时因游泳而淹死，王正廷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后来耶鲁大学另派盖奇教授来华接替西伯里工作，王正廷又继续随盖奇学习拉丁语，为其留学耶鲁大学作准备。

王正廷在明德执教期间，除了与耶鲁结缘，修习了拉丁语以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收获。当时的明德学堂，由于胡子靖广请英才来任教，使当时天下一些有识之士，都汇聚到了长沙明德学堂，明德学堂堪称汇聚革命精英的人才库，如学监兼体操教员黄兴（克强）、地理教员周震麟、历史教员张继（溥泉）、国文教师苏玄瑛（曼殊）等，这些人多为秘密反清团体华兴会的骨干。在这些同事中，只有黄兴是基督教徒，既属同事，又是教友，王、黄之间自然交往就比较多了。受黄兴的影响，王正廷经常参与他们关于“国事”的议论。王正廷早在天津时，就已经把象征清朝顺民的“猪尾巴”（脑后辫子）割了，平素言谈中也多流露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满，尤其是对清政府的外交失误多有指责，因此，黄兴等人暗中把王正廷引为同志，认为王正廷是“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实际投入革命活动的会外分子”，这是黄兴儿子黄一欧在后来的回忆中对当时的王正廷参与革命的一种肯定。

长期宗教生活的影响，使王正廷对宗教规范有无限的崇敬，这也可能是王正廷与华兴会的骨干及实际参与革命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之一。有一次陈其美（英士）邀请王正廷参加革命活动时，发生在王正廷身上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05年夏天，陈其美从上海来到长沙，寻求时任长沙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对其赴日留学给予资助。因陈其美也是浙江人，与王正廷是老乡，两人因此相识。由于见解和志向相投，两人很快结交。陈其美与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等人决定，于8月20日组织召开“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因为王正廷在长沙非常有名，主办者于是邀请王正廷参加，国民党人潘公展有以下记述：

在开会的前一天，其美亲去邀请王正廷参加。正廷信基督教，因为明天是礼拜天，就说明天要做礼拜，不能到会。

其美说：“如果明天地方上失火，基督教是否因做礼拜而不去救呢？”

正延说：“当然要先救火。”

于是其美进一步说：“这一次檀香山华侨居留地被毁，其损失不知要超过平常的火灾多少倍！难道先生还能坐视不救吗？”

正廷给这一问，问得没有话说了，才答应参加明日之会。

陈其美终于在兄弟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去了，王正廷与他分别时赠言“后会有期”。不料这个“后会有期”竟来得这么快，不久，王正廷也在教会的指派下，远渡东瀛，得以与陈其美重叙旧情，继续在革命路上前行。

明德学堂的教师生涯，王正廷不仅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接触，了解了近代中国的现状，也通过革命党人对体育的重视，使王正廷对体育的作用、意义和功能有了更深的体会，坚定了热爱体育、关心体育、参与体育的思想；同时，为了探究强国之路，王正廷更加坚定了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文化的人生目标。第9章加入同盟会

1905年9月，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了，沙俄败于日本。此前日本在东方的崛起，已使向外国寻求富强之道的国人侧目而视，此次日胜俄败，更加促进中国青年赴日留学之风。据基督教国际青年总会新派来华担任驻华协会总干事的白乐门估计，在一两年内，中国赴日本留学的青年将会达到两万人左右。根据这一最新情况，白乐门认为在这些青年中开展基督教宣传工作，将来这些人回国后，会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内地的骨干分子，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他建议总会派人去东京组织一个中华青年会驻日本分会，开展工作，而这个分会的负责人，其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结识不久却已相当赏识的王正廷了。

虽然，王正廷非常热爱基督教，也愿意从事基督教的工作，但是王正廷开始并没有接受白乐门的邀请。他把自己心中的计划坦率地告诉了对方：这几年来，正从明德学堂所给的高薪中积攒日后赴美留学的费用，下一步准备赴美国留学，所以难以接受辞去这一丰厚报酬的职务，接受你的邀请去日本任职。

白乐门对王正廷的想法表示认同，承认去日本工作的待遇太低了，是有亏于王正廷，但又不愿放弃王正廷这一赴日拓建中华青年会驻日本分会的理想对象，便千方百计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果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居然被白乐门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当时有两个正在中国旅游的美国商人，倾听了白乐门的计划后，被白乐门说服了，当即表示愿意共同促进白乐门计划的实施，由他们资助王正廷日后赴美国留学的费用，让王正廷先去日本工作，后到美国留学。白乐门欢天喜地，立刻写信约王正廷到上海面谈。四人经过一番交谈后，两位美国商人都看好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于是一致决定：王正廷在明德学堂的教学工作到本学期结束，然后去日本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日本分会，并任总干事，工作到1907年秋天为止。然后王正廷将去美国深造，所需一切费用皆由两位美商承担，以此补偿王正廷在日本工作两年的薪金损失。对于这样的安排，王正廷认为比自己攒钱去留学有保障多了，而且自己也喜欢基督教的工作，又能提高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于是非常开心地接受了白乐门的邀请，赴日本工作。

王正廷在日本的工作，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1909年出版的《一世纪的宣教事业》报告中给予很高评价：

青年会总委办会于1906年4月，派遣中西干事各一人至东京创办学生青年会，专为当地中国学生服务。那被派的一位中国干事，便是日后闻名全国的王正延先生。查王君前曾为天津青年会的同宗会员，最近曾在湖南某官立学校任主任教员。王君为宁波名牧之子，自幼即受基督教的训练，再加上他以后的经验与才能，使他配在这个重要地位中担任领袖之职。

他在东京最初9个月的工作，已足以满足关于这种事业者的最高希望。他设立中央支会于该城神田美士化町日本青年会之一隅，办了好几个教育班，加入的学生共计280人，因此，青年会特聘用4个信基督的中国教员去教他们，并请6个外国教员为助理。在6月内，有学生40人在公开会议中站起来，表示他们愿意做基督徒。到了9月，更有学生60人作同样的表示。其中有许多人，态度都很诚恳……

青年会若能在这时就感化这般留日的学生，那么当他们回国后为国内非基督教学校或大学中多数学生服务时，自能给予若干良好的影响。

王正廷在履行教会工作职责的同时，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成为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本营，王正廷在长沙结识的朋友黄兴、陈其美、张继、宋教仁、刘揆一等人都在同盟会担任重要职务。1906年初冬，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馆举行《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大会由黄兴主持，王正廷应陈其美的邀请参加了大会，会上由孙中山进行了系统阐述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说。对西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王正廷很快被孙中山演说所吸引，特别是孙中山在演说中所描绘的未来中国之共和国政体蓝图，说到了王正廷的心坎里。而且事后王正廷得知这位高唱“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伟人也是基督信徒，他与孙中山的思想更贴近了。不久，王正廷便登门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对王正廷也有所了解，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与王正廷进行了长谈，勉励他要刻苦努力、品学兼修，担当起当代青年责任；王正廷也向孙中山提出自己心中顾虑，就是革命与信教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孙中山给予细致又令人信服的解答，消除了王正廷思想上的障碍和顾虑，对于参加革命便没有什么阻碍了。1907年春天，孙中山亲自主持，介绍王正廷加入同盟会，王正廷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宣读了誓词：

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

加入同盟会，是王正廷日后得以在民国政坛平步青云的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使王正廷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同时，由于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体育思想对其的影响，更是王正廷确立自己体育思想和理念、一生情系体育的基础。第10章留学密歇根大学

结束了在东京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王正廷于1907年秋天，乘远洋轮前往美国，开始去实现他心中的理想。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王正廷来到了美国，而最初王正廷就读的大学不是耶鲁大学，而是地处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之间的密歇根大学。这是王正廷心中比较遗憾的地方。主要原因是资助他留美的两位美国商人都是密歇根州人，为了感谢两位商人的热心之举，所以白乐门要求王正廷首先入读密歇根州的大学，表示对两位商人的敬重。虽有遗憾，不过，密歇根大学也非等闲学府：该校创办于1817年，也是在世界上享有重大声誉的研究性学府，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现任校长詹·伯·安吉尔的崇高声望及努力开拓，使学校在教育、研究等领域出类拔萃，被誉为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旗舰。该校还是美国国内首先招收黑人学生的高校，种族歧视观念相对淡薄，这对于来自异国的王正廷来说，是一个宽松的就学环境，也有利于王正廷在美国的发展。

由于在国内打下的扎实基础和基督教美国来华教授的推荐，王正廷直接进入密歇根大学二年级，继续攻读法律。在生活方面，通过白乐门和其他朋友的帮忙，王正廷就住在密歇根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卜耳的家中。卜耳一家三代同堂，家庭和睦，热情好客，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基督教教友，使王正廷很快就与他们一家融洽相处了。通过与他们相处，王正廷深入了解了西方风俗人情。

卜耳的家离密歇根大学不远，王正廷可以每天步行去学校上课，一边锻炼一边了解美国大学的风情，一举两得。很快这位博学多才、风度翩翩的东方青年成了密歇根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王正廷学识渊博、举止优雅，特别是雄辩的口才和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使同学和老师都刮目相看，被他人格魅力所吸引，也为改变密歇根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起到了间接的宣传作用。在密歇根大学校园里流传着王正廷两次在学生餐厅里与对中国不信任的“挑战者”进行对话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来自欧洲的留学生在餐桌上故意当着王正廷面谈起了中国。他用鄙夷的口吻说：“中国人吃饭，不像我们人各一份，既文明又卫生。”“他们是全家围坐在一起，在同一个碗里拣菜，在同一个盆子里喝汤，却并不以为这是污秽……”说着还轻蔑地问道：“王，我没撒谎吧？”“没有。”Z.T.王不慌不忙地回答：“不过由此可见贵国人民只知个人主义，而敝国人民尚有合群博爱的精神，你说是吗？”对方张口结舌，竟无词可答。

又有一次，一位同学以进膳餐具为例比较东西方优劣，说是西洋人用刀叉进食为文明，而诋毁中国人用筷子进食为野蛮。大家都看着王正廷，瞧他有何招数。王正廷莞尔一笑道：“人类进化，起初是石器时代，继为铁器时代，再进则为木器象牙时代。由此看来，用刀叉则仍居铁器时代……”话未说完，众人已哄堂大笑，臊得那位同学满脸通红，后来还特地请求王正廷教他使用筷子。

密歇根大学的安吉尔校长给予王正廷的评价是：“Z.T.Wang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这是一个美国校长对中国学生的最高评价。当地的华侨发生法律纠纷时，由于美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常常因找不到通晓法律、又懂得粤语的人才，而无法进行庭审。由于王正廷自小的语言天赋，在国内时已经学会广东话，鉴于王正廷在学校的出色表现，安吉尔校长把王正廷推荐给美国当地的地方法院，担任律师。这使王正廷在大学学习时就可以进行实习，使自己的法律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而且王正廷常常给华人进行辩护，为华人争取利益，获得在美华人的敬重，并和一些华人就此缔结友情，为今后的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人脉。

王正廷实现理想的道路虽然在密歇根大学转了个弯，但在密歇根大学的两年时间，宽松的环境、良好的学习条件，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在美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11章白宫演讲

王正廷由于自己的努力表现，能力和学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908年春天，一项使基督教青年会在全球扩张的计划，由基督教国际青年总会总干事穆德提出，该计划的目标是在远东和拉美10个国家建设50座青年会会所，作为用于各地青年会开展活动的基地，同时在若干年内向各基地派遣50名美国干事为基督教开展工作。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来支撑，而这些经费全靠青年会募捐来解决。

基督教青年会的这项计划，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募捐活动确定在总统官邸白宫的大厅里举行。总统罗斯福和全球200多位世界著名的企业家、金融家和社会名流将一起出席，企业家们当场认捐，这些企业家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道奇等顶级人物。在这次募捐大会上，由各国青年会派一位代表进行演讲，展示该国青年的风采，给每位代表8分钟时间，以便他们以自己的精彩言辞来为所在国青年会争取获得更多的认捐份额。

各国青年会负责人，纷纷选派自己最强的青年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中国青年会总干事白乐门为了扩大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希望能在这次募捐大会上获得100万美元经费，用来作为建筑北京、上海、广州和汉口四大城市青年会会所的基金。为了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选派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有声望、有能力、口才好，参加白宫的募捐大会，而这个人就是在美国留学的王正廷。因为王正廷符合参加大会的任何条件，王正廷成了白乐门在白宫大会上出奇制胜的武器。王正廷将代表基督教中国青年会登上白宫讲坛。

听到王正廷将代表基督教中国青年会出席白宫募捐活动并进行演讲时，卜耳一家以及密歇根大学的师生纷纷向王正廷表示祝贺。在美国公民的眼中，能在白宫进行演讲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何况王正廷还是一位年仅27岁的年轻人，能在美国总统和众多贵宾面前发表讲演，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王正廷欣然接受了白乐门的请求，感到压力重大，虽然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不负所望，但为了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查阅资料，精心起草讲稿，然后对着手稿反复进行试讲，再进行多次修改，直到自己认为非常满意为止。

激动人心的募捐大会如期在白宫举行。整个大厅被灯光照得金碧辉煌，大会司仪领着王正廷走上白宫的讲坛，王正廷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充分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风采。“尊敬的总统先生！女士们，先生们！”王正廷以卓越的风姿和流利清亮的英语开始人生第一次最重要的演讲。随着王正廷的演讲，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及成长、发展和抱负、现状与未来，都通过王正廷的口清晰地表述了出来，当王正廷最后以新约圣经中的教义高声呼吁：“凡恒心行善、追寻不朽的人，必获永生！”结束他的演讲时，全场听众被他的真挚感情和雄辩口才所打动，给予非常热烈的掌声。王正廷以7分30秒的发言，在大会上为中国青年会募得了180多万美元的捐款，几乎比预期目标翻了近一番，这也出乎白乐门的意料。王正廷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白乐门并没有看走眼，王正廷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有能力的年轻人。

第二天全美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王正廷的大名也出现在各家报纸上。王正廷的学识和能力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认可。所以有人就说，这位第一个站在白宫讲坛上的中国人，将前途无量，一定会成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当然王正廷也为密歇根大学带来了荣耀，因为他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以后每次王正廷赴美，母校总是邀请他来校访问。

王正廷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还曾与一位名叫卡萝琳·欧文斯的美国小姐有一段浪漫的情感故事，后来，两人还因爱情不在友情在，相互之间建立深厚感情。原来以前的大学都是男女分校的，只有少数大学实行男女同校，而密歇根大学就是美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学府之一，王正廷在校园里本来表现就引人瞩目，后来又在白宫进行了的出色演讲，更是引起了学校里较多女生的注意，浪漫多情而又喜恋名人的美国姑娘，纷纷向这位风度超人的中国青年表达自己的爱意。在众多姑娘中有位名叫卡萝琳·欧文斯的小姐，漂亮聪明、性情温顺，对王正廷一见倾心，两颗年轻的心相互碰撞，擦出了感情。虽然王正廷也喜欢欧文斯小姐，但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和基督教育的王正廷，想到自己在家乡已经同表妹结婚了，只能把感情埋在心里。他们两人虽然没有成为夫妻，但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情。两人在王正廷的夫人施美利女士去世后，曾想再续前缘，于1946年宣布订婚，当两人即将踏上红地毯时，不幸的是欧文斯小姐患病去世，最终这段跨国恋情没有圆满，成了王正廷人生的一大憾事。密歇根大学的生活，是王正廷在美国迈出的最扎实的第一步。求学耶鲁

王正廷在密歇根大学开创了自己留学生涯的良好局面后，带着希望和信心，于1908年初秋，转入耶鲁大学，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留学生活。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全世界最有名和最优秀的大学。据《美国志》记载，“耶鲁的法学院大概仅次于哈佛，它的其他学院和研究生院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王正廷凭着自己扎实的法学功底，经过院方严格的考试，被录取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

王正廷以自己的聪慧、刻苦，很快在耶鲁大学中崭露头角。学校认为，王正廷是耶鲁最优秀的学生，不仅中文水平高，英文造诣更佳，对法律和经济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通过实践后，能力和水平会大大提高，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与王正廷同时在耶鲁深造而成为中国名流的为数不少，其中与王正廷有关的就有“耶鲁三王”和“王马同舍”之说。“耶鲁三王”是指王正廷和王宠惠、王景春。三王都曾供职民国外交界，代表国家出席过重要国际会议，其中王宠惠和王景春又分别以法学专家和交通专家著称。“王马同舍”是指王正廷在耶鲁读书时与日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同住在“467Fayer Weather”房间。抗日战争期间，王正廷的女婿刘欢曾先生去重庆歌乐山拜访马寅初，马先生拉着客人的手说：“我与你老丈系同乡、同年生、同在耶鲁毕业。”马寅初先生的公子马本寅也曾对人说过：“二人同住一室，朝夕相处。”并称王正廷回国从政后曾力邀其父出山，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王正廷在耶鲁时，继续发挥了他社交方面的出色天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充分显示了王正廷在这一方面的出色才能。能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在中国留学生“群贤毕集”的美国，他凭着自己出色的组织和公关才能，成了留学生的领袖，被中国留学生选为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和留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而且还兼任了《中国学生学刊》的主编。为了做好留学生在美国的各项工作，王正廷利用寒暑假期到美国各大学进行联系，加强沟通，与许多留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其日后在政坛上与“留美派”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广泛的联系与沟通，也提高了他的口才，因而被选入耶鲁大学的辩论队，而在辩论队中，王正廷也是最出色的辩手之一，通过耶鲁大学辩论队的实践，王正廷的雄辩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提高。由于王正廷在耶鲁大学的优异成绩，还代表耶鲁大学参加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世界学生联合会，这次会议是他一生中参加众多国际性活动的第一次。

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度里，王正廷各方面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领导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王正廷善于结交朋友，联络结社。当时，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流行一种叫“兄弟会”的秘密社团，以志趣相投、讲义气、相互帮助、相互提高为目的。王正廷与余日章（哈佛大学学生）、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兄弟会”。据曾是其下属的奉化同乡陈宗熙介绍，这个“兄弟会”组织的根本目的只有两条：一是共同努力提高中国地位；二是相互照顾保护。性别不限，女性也可参加。“兄弟会”每月集会一次，商讨相关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后来在华北、华南也各设一个分会。这些哥们中有的人日后被王正廷招至门下，成为其工作班子的重要成员。

到1910年夏天，王正廷在耶鲁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本科课程，而且还获得最高殊荣——国际“斐裴卡”金钥奖，经学校研究后同意转入该校研究生院硕士班攻读国际法。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后，王正廷的学业更加繁重，同时过多的社会活动也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出现了超负荷运转，使其不堪劳累。他自己觉得精力没有以前充沛，而且出现吃不下饭、体重也越来越轻等现象。到医院诊断后，医生告知是患了肺病，必须立即治疗和休养。正在为难之际，国内又传来了他父亲病逝的消息。

是先回国奔丧，还是先治疗疾病？王正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们认为，他应该先去治病，因为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肺病治愈率极低，回国后很难治疗；父亲之事只能节哀顺变了。权衡利弊后，王正廷接受大家建议，从美国直接赴瑞士进行治疗。经过医生三个月精心治疗，加上他一向加强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好，肺病很快得到了康复。医生高兴地宣布，上帝保佑，您的身体恢复得比以前还要强健，您可以放心地回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归心似箭的王正廷再也留不住了，立即打点行李，乘轮船直接从欧洲回国。离开了欧洲和美国，也结束了王正廷人生中美好的留学读书生活，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旅程。

西方的留学经历，不仅使王正廷对西方文明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西方国家对体育的重视，以及体育对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特别是自己生病的经历，使他更加认识到一个健康的体魄是多么的重要，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体质方面的差异，就是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政治也需要强壮的“身体”，更加坚定了王正廷一生为体育事业奋斗的信念。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和优异的学业成绩及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是王正廷日后在政坛上得心应手的基础。对法律和国际法的深入研究和实践，使王正廷系统地掌握了外交知识和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为他将来在革命斗争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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