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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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轶事试读：
内容简介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元帅军衔及授予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本书将为您讲述十大元帅生平事迹，带您回顾历史，走进这些开国元勋们的生活。
第一章 朱德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红军时期，历任军长、总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朱德革命一生，功勋卓著，位高至极，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朴实无华，忠厚仁慈，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元帅形象。
战场上的朱德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驻泸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
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人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四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
大元帅轶事
1886年12月l日，四川省仪陇县李家湾，一个男孩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新中国第一个元帅朱德。
他家很穷，母亲生过13个孩子，有5个刚生下就死了，家里房子矮小阴暗，连窗户都没有，他的大伯父没有子女，2岁时，他被过继给大伯父做儿子。
朱德从小热爱劳动，4岁就帮妈妈干活，5岁时，他就学着割草，拾柴，帮家里干些杂活，朱家附近没有井，要到山坡下去挑水。一天晚上，忙了一天的妈妈再也没有力气去挑水。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却发现缸里的水满满的。妈妈感到很奇怪，于是连着几天都不打水，可是水缸每天都是满满的。为了揭开这个秘密，妈妈起了个大早，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儿子在悄悄地挑水。妈妈又惊又喜，紧紧地把朱德搂在怀里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他家佃种地主丁阎王的田，他从小常受丁家欺侮，一次，他和弟弟从河里钓到两条鱼，想回家熬鱼汤，被丁家少爷一把夺去，说河从他家地上流过，鱼就是他家的，又一次，他从爷爷种的梨树上摘下一个黄熟的梨，还没吃，又被丁家少爷抢去，说树在他家地上，梨就是他家的，他气得去夺，被爷爷拦住说：“我们惹不起人家，”还有一次，爷爷带他在房后山坡上高高兴兴地栽竹子，丁阎王来了，叫人把竹子拔掉，还把爷爷推倒，爷爷说，这山坡地是公家的，丁阎王不能霸占，到县衙门同他打官司，地主钱多势力大，爷爷还是打输了，气得大病一场，这些都使小小的朱德感觉到：世道太不公平了。
他的爷爷和叔伯们商量，决心再苦也要供朱德读书，好给朱家争口气，他和两个哥哥上了私塾，地主的孩子嘲笑他是姓老母猪的猪，丁家少爷拽住他的辫子说他们三个是三头水牛，朱德一拳打倒丁家少爷，别的地主孩子上来打他，他和两个哥哥一阵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抱头逃跑，后来，先生用戒尺打他们三人的手心，罚他们朝墙站到放晚学以后，第二天早上，几个地主孩子又嘲笑他们，兄弟三人把住门口，把地主少爷打得个个跪下求饶，先生进来，不等地主少爷告状，三人一起来到先生面前，主动伸出手来让他打，从此，地主少爷再不敢欺侮他们，丁阎王知道这事后，把他两个哥哥从私塾开除，罚朱德每天上半天课，还要按全天缴费，朱德就转到另一处私塾读书，那里穷孩子比较多，他不再受气了。
每年冬天，一个织布匠老爷爷来他家，把奶奶，妈妈，婶娘，姐姐纺的线织成粗布，再染成蓝颜色，好做衣服，这个老爷爷当过太平军，朱德喜欢听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他佩服翼王石达开，也为他的失败而惋惜，从老爷爷那里，他还知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军队打败仗的一些事，他痛恨外国强盗，更憎恶只会欺压老百姓，惧怕洋人的官兵。
1895年旧年除夕，丁阎王家狗腿子来逼租，牵走牛，猪，抓走鸡，鸭，挑走粮食，还是达不到缴租的数目，狗腿子就逼他们连夜搬家，在一个风雪交加的茫茫黑夜里，全家人被迫分开了，朱德随大伯父到大湾安身，生活更苦了，大伯父仍送他读书，教私塾的席老先生同情穷人，看重用功学习的朱德，后来大伯父缴不起学费，朱德打算退学，席先生不但不要他的学费，还叫他带很少的口粮，搬到家里住，帮他学习，席先生关心国事，常找一些思想开通的人谈论时事，叫朱德旁听，这时，朱德已读了许多书，他对国家前途十分担忧，对席老先生说：“西方国家靠科学富强，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倡科学”席先生很喜欢这个肯动脑筋的孩子，对他提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后来，他们有了一本数学教科书和圆规，三角板，半圆仪，席老先生就带着他们学起来。
不久，朝廷里一些人变法维新失败了，仪陇天台山一支农民起义军也被镇压下去，中国要向何处去？朱德和同学们时常想着这个问题，已没有心思学下去了，这时，他听到孙中山组织革命党的消息，决心到外面去闯一闯，寻找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三千多名战士驻扎一个村，吃饭吃菜成了一件大事。刚开始，由于地主老财造谣惑众，加上村民对红军并不了解，许多人弃家躲避，来不及逃的人关门闭户，筹集粮菜一时陷入了困境。朱德军长严明纪律，让战士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一天，两名战士到村南一户人家，大门紧锁，听说已逃到外村亲戚家中。只见其家门口有一个南瓜大架棚，十分旺盛，棚上挂着两个黄艳艳的大南瓜，小战士心想：人家又不在，怎么个买呢？太个子战士说：“把两个南瓜割下，我写一张纸条，钱以后送来。”说完割下南瓜，写了一张字条“买两个南瓜，以后付钱。“红军”，放在架上回去了。有一天晚饭，朱德吃到香酥的南瓜饭后，询问谁买的瓜真是好吃时，他才知道南瓜没有付钱。他让人叫来那二位战士，从背包里带出一块银元，语气严肃地说：“人不在，也不能白吃呀。”说完要二位战士去还钱，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却受到首长的批评，顿时面面相觑，等他们回过神来时，早已站在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这时他俩才兴冲冲地走了。
再说红军进村后，帮助村民打扫庭院、挑水劈柴。一位大爷病了，还派医生为他诊治……一桩桩军爱民的好事在村里传颂着。村民们消除了误解，事实戳穿了地主们造谣中伤的阴谋，外逃的村民回来了，村子里家家户户敞开大门，争相帮红军做事，有送粮送菜的，有送儿子来帮丁当兵的，真是军民鱼水一家亲啊。又说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叫陈亮，他携妻带儿回到家里，一切依然如故，十分高兴。只是棚上两个南瓜不见，他心里想：家在就好，两个南瓜算是让贼偷了罢，也不把它当回事，在村民会上他无意说了这事，没想到那两个战士又狠狠挨了一顿批，可他们心里不服气哪。
一天，陈亮的妻子上棚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不经意间看见被割走的一个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他拿下来一看，里面包着一个金闪闪的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可他不识字，急忙拿到村里给丈夫看，只见字条写着：“老乡：买2个瓜送上一块银元。“红军”村里人顿时都聚拢过来，有的窃窃私语。陈亮顿时面红耳赤，捶胸顿足，大声说：“我好糊涂啊，原以为南瓜被贼偷了，没想到红军大哥纪律严明，买东西付钱，一银元可买好多南瓜呀。”说完他拉着郭夫爷一起找朱军长，一是把银元还了，二是要向两位战士赔罪。朱德军长激动地对他们说：“这是红军应该做的。银元你留着，至于赔罪由我来吧。”回到家里，陈亮倾其所有，把鸡蛋、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上面用红纸写着“拥军爱民”，一家三口人高高兴兴担着慰问品走向美魁堂，听说红军走的前一天，他还特地屠杀大肥猪前去慰劳。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亮的“银元故事”在村里传遍了，拥军爱民在福鼎在横口成了时尚，蔚然成风。后来，一位诗人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南瓜蒂上长白银》的诗还在省里获奖，而一位画家以此为题材的国画也得了奖。从此，拥军爱民的优良风尚在福鼎在横口在永春代代相传，永远相传。
1929年2月，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山顶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像当大官的样子。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和妻子一起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在长征途中只有少部分人有马，朱爷爷就有一匹马，但是他总没骑，不知是朱爷爷舍不得，还是怎么的，他总是把马让给别人骑，一次班长胡光隋同志的马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他只好步行，有一次胡光隋同志的脚在行军时被碰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朱爷爷看见了，就亲切地问：“小胡，脚怎么了？骑上我的马吧！”胡光隋同志正在犹豫骑不骑马的时候朱爷爷已经去追前面的队伍去了，只好骑上了马，当队伍通过崎岖的小路时，朱爷爷总是命饲养员把马停在路旁让部队先过，自己站在一边，像慈父般叮咛在叮咛。
朱德背后的女人
一、萧菊芳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这时候，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年轻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
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朱德和萧菊芳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二、陈玉珍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
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
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做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三、伍若兰
朱德一生则酷爱兰花，这源于朱德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
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攻下耒阳古城。朱德进城时，突然，街道上一位年轻女子边跑边喊：“乡亲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打败了章家梅的常备队，解放了耒阳城。为了欢庆战斗的胜利，大家快到城中广场参加军民大会！”
朱德发现远处这位喊话的女子大胆泼辣，就问邓宗海：“她叫什么名字？”
邓宗海说：“她叫伍若兰，出生于县城南九眼塘姓伍的知识分子家庭，上过衡阳女子三师，前年加入共产党，是我们县有名的女秀才。”
朱德仔细一瞧，见到这位姑娘高个大脚，体格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
大会结束以后，朱德对邓宗海说：“你叫那位姓伍的女秀才来一下。”
邓宗海在台上人群中找到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派我来叫你。”
伍若兰一听这话，非常高兴，连忙去见朱德。朱德笑容满面，双手握着伍若兰的手，情不自禁地称赞道：“你讲得真好啊！你讲得真好啊！”
伍若兰微微一笑，说：“我讲得不好，朱师长过奖啦！”
当天，伍若兰组建了妇女联合会，亲率姐妹们给部队送去了大米、蔬菜、稻草等物，朱德让后勤部的同志按价付款。临走时，朱德热情地把她们送出军营。这时，伍若兰发现许多官兵都是赤脚，于是，她和女子联合会的姐妹们，发动全县妇女开展“编草鞋竞赛”。夜里，伍若兰和姐妹们坐在豆油灯下编织草鞋，特意为朱德编了一双新草鞋，又做了一双布袜子，精心用花布包好，悄悄地藏起来。
结果，全县妇女两天时间就编织了1000多双草鞋。随后，她们肩挑一捆捆崭新的草鞋，送向军营。伍若兰打开花布包，取出草鞋、布袜递给了朱德，含着笑道：“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请师长收下吧！”说毕，她感到羞涩脸红，心脏突突地跳。原来这位多情的少女已经爱上了将军。
一天下午，伍若兰来到县苏维埃政府，左看右瞧，像在找谁。邓宗海凑过去，在她的耳边说：“兰妹子，是找朱德师长吧？”
伍若兰大大方方地说：“是找朱师长。”
邓宗海笑容满面，拍拍伍若兰的肩，亲切地说：“如果你喜欢朱师长，就请你明天晚饭后到城南河堤等候，他约你到河岩畔聊聊天。”“好的！”伍若兰答应了。
第二天晚饭后，伍若兰独自向城南走去。
城南河堤上的大柳树下，果然站着朱德师长。见她走出古城，朱德含笑迎过来。
路上，朱德告诉伍若兰自己以前结过两次婚，然后，详细讲述了他家庭、婚姻的曲折和痛苦。伍若兰听着这位南征北战的大将的经历，坚决地说：“我不在意你的过去，只要你现在诚心诚意地爱我就行了。我真心爱你，是永远不会变的！”
三天之后，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
4月28日，朱德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并后，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这期间，伍若兰从未离开过朱德。除了协助他工作以外，还精心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当时，井冈山由于被敌人四周包围，交通阻隔，通信难又消息闭塞，想得知山外的情况很不容易。为此，朱德交给妻子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调查井冈山内军民的详情，收集红军歌曲、短诗、歌谣及战役、战斗简况等；二是搜集敌占区的报纸，了解国际国内情况。
伍若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走遍了整个山区，边调查边搜集宣传材料。为了给朱德提供情况，她派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到敌占区弄来一些报纸。夜幕降临后，她坐在豆油灯下，整理简报或者抄写文章，给朱德参考阅读。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移到井冈山以外，去调动、分散敌人兵力。部队走下井冈山，一天在长途行军中，朱德和小股部队在小庙里休息，突然被跟踪而来的敌军刘士毅的部队包围了。
情况非常危急。伍若兰望着丈夫，坚定地说：“我和警卫班的同志掩护你突围！”
伍若兰使尽全身力气，把朱德推出庙门外，说：“你快走吧，再迟了会出事的！”
归队后，毛泽东见到朱德不见若兰，禁不住问道：“若兰呢？”
朱德含泪说：“若兰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捕了。”
敌审讯官对伍若兰毫无办法，电告蒋介石，要求严处。
蒋介石复电：从速处决，割头示众。
接到电文的当天，赣州敌军指挥官就下令官兵把伍若兰押到刑场上。
伍若兰壮烈就义了。残忍的敌人用大刀砍下她的头，将其头颅解送长沙，挂竿示众。
朱德得知伍若兰英勇就义的详情，难过地流泪了。
1961年3月3日，朱德在广州游览越秀公园时，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兰花的钟爱和怀念伍若兰之情：
越秀公园花木林，
百花齐放各争春。
唯有兰花香正好，
一时名贵五羊城。
四、康克清
伍若兰牺牲后，1929年底，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结婚那年，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由于生活窘迫和繁重的劳动，她从来没有上过学。上井冈山时，康克清还不识字。参加红军以后，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朱德那里登门求教，朱德总是热情地鼓励和辅导康克清。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
有一天，康克清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婚恋观。她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朱德听到康克清的这番话以后，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他紧握住康克清的手说：“克清，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纯洁、真诚、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好吗？”
康克清甜甜地一笑，低下了头。
忽然，她想到朱德马上就要率领部队出发了，猛地抬起头，说：“打了胜仗来结婚。”
1929年3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红军在长汀一战中，歼敌2000多人，胜利攻克了长汀县。不久，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
一对红军恋人终于结成终身伴侣。
离开战场以后
10月25日（农历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在长城脚下，晚秋的北京郊外，刘建兄弟三个聚集一堂——刘建、刘敏、刘武。他们的母亲是朱敏，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而在“爷爷”朱德眼里，他们是留在身边的孙儿们。
30多年过去了，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1.不让外孙喊“姥爷”
朱敏共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其中长子刘建在朱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刘建说，这一年，母亲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朱敏两个月的产假刚满，朱德就催女儿去上班。随后，“又让母亲搬出中南海的家，到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父母亲有好几年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这样，我便开始了与母亲分离的日子。”
朱敏搬出中南海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单位与家相距较远。“爷爷嘱咐她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经常回家，就不能全身心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搬出来是让母亲专心工作，并且要求妈妈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去。这是一条‘硬规定’。”刘建说。“在战争年代，形势险恶，戎马倥偬，爷爷和亲生女儿饱经长期分离之苦，在那时，爷爷把对女儿的私爱化作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因此，爷爷把我和弟弟留在身边，我想大概是想弥补对母亲关心抚养不够的情感。”刘建说。
至今，刘建还一直称呼朱德“爷爷”。
朱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儿，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都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小刘建叫朱德“姥爷”，朱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2.“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然而，“文革”期间，孩子们陆续从朱德家里搬走了，“爷爷身边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就他们老两口。”刘建说。
1969年10月，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中，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1970年，朱德从广东回京后就搬出了中南海。“爷爷为了能见到自己的亲属，要求搬家。1970年就搬到万寿路新六所，住在五号楼，直到他去世”。
刘武动情地说：“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万寿路，爷爷要求我们必须走着去，或者乘公交车去，不准用公车接。老人家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除此之外，朱德生活中既不向家属子女讲党内和工作上的事情，也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他老人家的保密观念极强，有些密级很高的事情他连与他一起战斗一生的奶奶都不讲。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从解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爷爷经常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朱德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女儿一家“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刘建初中毕业。响应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和同学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前同学问刘建：“你爷爷是三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刘建征求爷爷的意见时，朱德非常支持孙子到农村插队的选择，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那时刘建只有16岁，挑不动猪食，经常把泔水洒在身上。“喂猪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冬天很冷，早晨很早就要起来给猪喂食，还要打扫猪舍。”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产生了动摇。于是，刘建就给家里写信，希望调回北京。朱德并没有因孙子“受苦”心疼，而是回信说：“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与大哥刘建不同的是，朱德最小的外孙刘武入伍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从普通的士兵做起，经常深入到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有时道路不通，我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工作，连喝水都很困难……”刘武略显兴奋地回忆起以前的工作。
刘武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33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刘武说，“2006年12月1日是爷爷的120周年诞辰，这枚军功章让爷爷看到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没有白费。”2009年9月，刘武又光荣当选为总参谋部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代表。
3.“文革”中爷爷发过几次火
朱德给儿孙们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温和的朱德在家里也对亲属发过“脾气”。“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刘建说，“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代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表情十分严肃，就发火了，说：‘他们要打倒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样讲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在说这句话时，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回忆。
4.朱德与格达活佛
朱德在长征时，与西藏的格达活佛结识。格达活佛1902年出生在甘孜白利乡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到达甘孜时，曾亲自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两人一见如故。7月初，红军北上去甘肃，临走时，朱德与格达话别，在红缎上为他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
14年后，格达活佛终于盼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欢迎西藏派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正当格达活佛为此奔走于拉萨与昌都之时，不幸遭敌人暗害身亡。
60年后，格达活佛转世活佛六世格达·扎西绒布活佛与朱德外孙刘敏再续前缘。
刘敏说，“我是怀着感恩的心去的。在甘孜，爷爷和五世格达活佛曾9次促膝交谈，结下深挚情谊。爷爷北上临别之时，还特地赠送格达活佛一顶象征解放和希望的红军帽。我们要世代延续这份情谊。”
刘敏送给六世格达·扎西绒布活佛的礼物与爷爷朱德一样：“父亲刘铮的书法作品‘红军朋友 藏人领袖’和一顶特别订制的红军帽”。
5.朱德临终调侃唯一的遗憾是没吃饱过
朱德晚年长期患有糖尿病。“爷爷因为糖尿病要少食多餐。冬天我们经常和厨师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焙干。爷爷饿了的时候就拿点干馒头片吃。有的时候爷爷跟我们讲话，教我们学东西饿了，就会边吃边谈。”刘建回忆说。
刘建说，爷爷喜欢吃四川泡菜和回锅肉，但是后来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的很严格，每顿基本上都是保健菜，过瘾的菜都不让他吃，爷爷这个简单的要求也就被“剥夺”了。有一次廖承志来看爷爷，到饭点了，奶奶留他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廖公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肉”。其实，廖公和爷爷一样，都被医生管着，在家里又被夫人监督着，和猪肉无缘。爷爷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奶奶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爷爷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刘建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这以后，“吃肉的”成了对刘建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每次他回家，保准会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词。吃饭的时候，爷爷边吃自己的边看着回锅肉，却一点也不能吃。这时奶奶就得打岔，引开爷爷的注意力。刘建在饭桌上看到爷爷实在想吃，就偷偷夹一块放到爷爷的嘴里面。
后来，朱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1976年6月底，爷爷因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爷爷自生病住院到去世一共10天。爷爷病重的时候我陪着奶奶和妈妈在病房值班，爷爷的病一天天的加重，由感冒转成肺炎，因糖尿病引起肾衰竭。由于排不出小便，导致身体浮肿。前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着急并指示医生们要全力抢救。”当时朱德不知道自己病得这样严重。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朱德逝世，享年90岁。
6.刘建自述：爷爷“五心”让我们成长
爷爷虽然喜欢孩子，但决不溺爱，要求很严格。
我是1970年才当的兵。有一次，师长专程打电话请示要提我当干部。但是，奶奶转达了爷爷的要求，说让他再多当两年兵，所以我当了5年兵。
我在山西当兵期间，一次回京探亲，临走时，部队首长——爷爷战争年代的老部下让我给爷爷带了点礼物：两瓶汾酒，两瓶老陈醋，还有一些小米。我没有多想就带回了北京，送到爷爷家。爷爷、奶奶问清了情况，说这是收礼并严肃地批评了我。
在我回部队时，爷爷让我把钱捎回去交给部队首长，并要求我把购物发票带回来交给他们。
爷爷逝世之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物，他把节余的工资都交了党费，留给我们的只有精神财富。
我总是觉得爷爷的“五心”是我们成长的动力，那就是：对信仰追求的“恒心”，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心”，对人民群众的“爱心”，对权力恪守的“公心”。这些都是他在一生实践中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到的。
7.在爷爷身边的日子
我小的时候，身体比较差，经常发烧，爷爷对我一直非常关心。1970年初，我住院做阑尾炎手术，爷爷年龄大了不便亲自来，就让奶奶经常到医院来看我。奶奶每次来都要给我带点葡萄干之类的零食，说是爷爷特地嘱咐的。那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更多的是一种亲情。
小的时候，奶奶让我们自己洗手绢，洗袜子，说洗不干净就打手板，一打手板我就哭。每当这个时候爷爷就会过来，看到我的手心红了，就会很心疼。把奶奶的手和我的手放在一起看，说“打在你的手心里，奶奶也心疼啊”。
爷爷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爷爷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常年在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朱德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朱德已觉察到党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是力主纠正者之一。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调让朱德始料未及，同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然而，谁也没料到，在一周后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彭的“俱乐部”。朱德虽能幸免，却遭到自与毛泽东合作以来一次较为严厉的指责。1959年的秋日来临前，朱德感到有一种肃杀的气氛。许多老战友、好同志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韬光养晦的林彪则成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后，毛泽东第一次用不尊不敬的评语点了他的名。更为具体的是，中央军委为此作了调整：毛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为常委。“九大”前夕他已进入“黑名单”春天总是给人带来希望。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朱德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特别是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他的心情特别好。然而，谁又能料到，一场“中国式的斗争”已悄然兴起……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讲话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之外，朱老总也不好，贺龙是最不好的一个……”“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仅有老红军，就连抗战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智者预见到了未来。
自从“文革”发起后，经康克清相劝，朱德搬到了玉泉山。那天晚上，朱德预感到有事要发生，难以安眠。果然，秘书告诉他，康克清打来电话，让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大标语。他借着灯光，看清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代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无语，只是苦笑。他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康克清讲述下午发生的事情：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将朱德的住所团团围住，一边喊口号，一边让他出来交代反党罪行。折腾半日，看没有什么结果才不得不收兵。据说，当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毛泽东、周恩来家外，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几家都遭到了冲击。“九大”召开前夕，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一封密信，把朱德等134名八届中央委员诬蔑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到处宣布不投“老右倾”的票。
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历来主张就是对立面也可以进中央。他在会上提到朱德、陈云等人时称：“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主张把这些人选到中央委员会：“不把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朱德在九大上勉强进了中央委员会。后来，迫于朱德的威望和毛泽东的干预，朱德最后还是进了中央政治局。元帅居然得不到医院的治疗政治上整不倒，林彪、江青一伙就从肉体上对八十多岁的朱德进行折磨。朱德尿糖原本就高，身体一度很坏，而林彪则指使总后不给其认真治疗。据朱德原警卫员陈凤岐等人回忆，301医院对朱德的治疗采取了百般刁难：其一，有的护士在朱德起床打针时，将被子一撩，使病人露出半个身子，故意冻他；其二，朱德心脏不好，血压高，年龄大，住在医院南侧，应开南边电梯，但医院怎么也不同意给其方便，只有转到北边电梯而朱德这么大年纪，从未给予过特护，有时连找人都难……
秋日的一天下午，朱德起床后忽然咳嗽不止。他站起来试图走几步，但由于气喘不上来，两腿发软，身体渐渐下蹲。由于朱德体重，康克清扶不住，一下摔倒在地上，立刻满脸发紫。大家马上寻找医护人员，但一个也未找到。幸亏朱德生命力顽强，一会儿恢复了血色。事情过后，医护人员也未及时处理，仍不给予特护。
那一阶段，朱德身体几次出现危险。就在他摔倒之后不久，有两次去洗漱间，又一次摔倒，并造成骨折。如此重大事故，医院也没追查原因，还是不增加特护，任其遭受痛苦。眼见这种情形，陪护的警卫员直流泪，只好动员朱德回家休养。
1969年10月20日，朱德被下放广东从化。一到从化，有人就向他们宣布了活动范围：“往东，不要越过小桥到河东；往西，不要越过梅林哨所后山……”一系列禁令，美其名曰：“为了保护首长安全。”
朱德喜欢看《参考消息》，但眼睛不好，看起来吃力。工作人员就读给他听。领导发现后，马上指示他们尽量躲开。生活不好，工作人员弄一条鱼，“没想到负责人不让拿，只好又放下。”
广东的下放是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好在时间并不长。1970年7月，周恩来突然给朱德打来电话，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会议，要他即刻返京。
元帅被遗忘在大会堂让冷气冻病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了，邓小平又受到批评，同时毛泽东那里又报来病重的消息，“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骤然加剧，朱德心急如焚。在这历史斗争的紧急关头，他本来无力的双腿硬是站了起来。他再一次作出了一个决定：分担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决定，这是一个老帅在民族危难时刻，不顾90岁高龄挂甲出征。这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先例，也是人类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责任。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会见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工作人员四处打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这是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国务和外事安排，都有严格的程序，时间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岁月，“四人帮”忙着争权夺利，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始的整顿又在回落，外交部门形成的一套严谨制度也受到影响。堂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共和国元帅，竟被冷落在大会堂休息室里，会见推迟竟无人告知！
这次，他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待了近一个小时。7月6日下午，由于感冒引发并发症，90岁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伟大夙愿！
第二章 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彭德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防及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极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之本色，一直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尊敬、爱戴和怀念。
投身革命
彭德怀于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按族谱所排，彭德怀取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原名得华，号石穿；他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
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
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
1929年1月为了配合第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年6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
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
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3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1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
1935年6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第1、3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
1936年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并与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
1942年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1943年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2、3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等职务。
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毛泽东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1962年6月，彭德怀愤然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八万言书），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组进行审查，但无结果。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最终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高举真理之旗，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他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用生命做了最后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他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他与陶铸同志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
童年泪
彭德怀说：“我一生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彭德怀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在马背上。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正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需要他的是指挥，而不是他的故事。他更没有几天几夜的时间去讲故事。
终于有了时间。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罢官、囚禁的15年。他在自己的笔记里，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在一份又一份的“交代材料”上，写下了自出生以来的历历往事。不是为了说故事，而是为了留下事情的真相。这却使今天的人们有幸能看到彭德怀平凡而又富于传奇包彩的早期生活的史页。
历史要追溯到他一生76个春秋以前更远的年代。
湖南省湘潭县西南有座乌石峰，孤峰锐起，侵云插汉，为一方诸峰之冠。古人有诗云：“崛起自南服，诸峰非尔侍，平扣朱鸟影，倒挂沧江流。”清朝雍正年间，有个贩茶人，名叫彭忠遂，从家乡湘乡县谷水九溪路过山脚，他放下茶担，驻脚憩息，抬头四望，见这一带缓坡地，背靠青山，面对平野，人家稀疏，是个好地方，便在乌石峰下黄泥坪旁买了一片莽坡，开荒种地，安家落户。当他在这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第一颗种子时，只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罢了。未曾想到，百余年后，他一个第六代孙，从贫苦的农家儿成长为彪炳千秋的人物。
那是清光绪24年（1898），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之年。清王朝昏庸腐败，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仁人维新图强，惨遭失败。就在这黑暗的年代——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十日）——彭德怀诞生于彭家围子。《湘乡九溪彭氏续修族谱》记载，彭家围子这个新生儿属清字辈，父亲为他取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乳名钟伢子。
彭家上一代是单传，彭得华是头生子，这给全家带来了喜悦。
彭得华的祖父彭安恭一辈，有兄弟5人，勤劳耕种，家境尚好。到父辈时，家道日衰，只有八九亩荒土坡地，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平地种红薯、棉花。全家六口：祖母、父亲、母亲、姐姐（两年后夭折）和彭得华，还有鳏居的伯祖父同他们一起生活，勉强维持温饱。
父亲彭民言，字行端，号祥顺，秉性耿直，重义气。年轻时与同村人外出卖茶，伙伴病死途中，无钱归葬，他日夜兼程，背尸还乡。走了一程，尸体被磨烂，便雇人与他抬尸赶路，“百里背尸”在乡里传为美谈。彭民言却由此得了哮喘病，病情逐年加重，不能下地干活，只靠装殓死人挣口饭吃。
家的生活重担，压在彭得华母亲的肩上。彭得华的母亲是乌石峰西麓斑竹塘大年冲一个周姓贫苦农民的女儿。在彭得华之后，她又连添了余华和荣华两个男孩。每日侍奉婆母，照顾丈大，抚育孩子，从晨至夕，忙个不停。钟伢子整天跟着母亲，可她无暇爱抚他。有时，他模仿母亲两只小脚走路的样子，一扭一歪，逗得母亲追打他，亲昵地把他抱上一会儿。
这儿时的朦胧往事，直到抗日战争中，在太行山的一个风雪夜里，他向妻子淡说起来，还流露出深沉的怀念：“母亲的一生太苦了！……”他带着无限的温馨，搜寻童年记忆里慈母的容颜，告诉妻子：“她长得很清秀，很好看呢！特别是她的眼睛，又大，又亮。”
母亲眼看着彭得华长大起来，圆圆的脸上，一双大眼，透着稚气，却很懂事。她把未来寄托在彭得华身上，同丈夫商量，再苦再累也要送彭得华上学。
彭德怀6岁了，母亲送他到山杉里姨父的私塾去读书。母亲平日愁苦的目光里闪现出喜悦，她这天的笑脸，给彭得华留下难忘的印象。
姨父肖云樵在乡间行医兼开私塾，为人善良宽厚，见彭家困难，免收学费。彭得华入学后，为了酬谢姨父，常常早起上山砍一捆柴，背到姨父家，再去读书。到农忙季节，要帮助母亲干活，只能在雨天去上学。他聪颖好学，深得姨父喜爱。姨母见他经常不带午饭，也常给他一点吃的。这样断断续续读了两年，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庄农杂字》、《幼学故事琼林》和四书中的3部：《中庸》、《论浯》和《孟子》。好景不常，母亲在第四个儿子出生后不久，患了痢疾，一病不起。彭得华守在母亲榻前，为她端屎端尿，洗涮衣裤。母亲弥留之际，满怀牵挂，望着幼小的孩子，嘴唇蠕动着，未能说出最后的叮咛，就匆匆离开人世，除了自己的姓——周氏，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母亲的去世，带走了彭得华童年仅有的一份幸福。从此，全家生活风雨飘摇。襁褓中的小弟被饿死，彭得华不得不辍学了，8岁孩子的肩头分挑起养家的担子。他砍柴换米，总是饿着肚子上山。
两年中，家里先后卖掉山林树木和荒坡，几间茅屋只留下两间栖身，其余全部典押出去，最后，连围子里的树根都挖出卖掉。秋收后，穷苦人为生计所迫，到富户家门口，摆上几个小碟，里面放些十果之类，说上一些吉祥话，不开口讨要，由人家随意打发点米，在当地叫“打秋风”。彭得华的祖母年逾70，不忍全家挨饿，不得不拄着拐杖，出去“打秋风”。
大年除夕，无米下锅，灶凉屋冷。得华的两个弟弟啼饥号寒，祖母和父亲低声嘘叹。初一早上，祖母把得华叫到跟前，给他一个破篮，一根打狗棍，让他带弟弟出去讨米。彭得华不愿当叫花子，但想到一家人不能等死，便带着大弟弟走了。兄弟俩赤足穿草鞋，身披破蓑衣，走出三四里，讨到油麻滩教书的陈老先生家。陈家人开门一看，问：“是招财童子吗？”彭得华老实说：“是来讨米的。”陈家人就要关门，大弟连忙说：“是招财童子！”陈家人才给了半碗饭、一小片肉。从清早讨到黄昏，彭得华一天没吃饭，进了家门两眼发黑，饿昏在地。
初二清早，祖母要2个孙子都跟她出去，好多讨点米。得华说，受欺负，不去了。“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彭得华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从10岁到12岁，彭得华给富农刘六十家看牛。他每天割30来斤草，外加担水、推米、舂谷、插秧、扮禾，早起晚睡。头一年每天工钱5文；第二年每天10文，每月得300文，可买10多升米。冬闲季节，仍回家去卖柴、挑脚。
沉重的生活负担，未熄灭他求知的欲望。晚上，在桐油灯下温习读过的旧书，还看了从村里借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包公案》等几部小说。书中的清官、忠臣，深深打动了他童稚的心。
彭德怀13岁时，一家生计仍无法维持。他只得离开家门，到黄债岭土煤窑做车水工。矿洞里潮湿、阴暗，充满臭污气味。窑工多是全身—丝不挂，在烟气弥漫的桐油灯下，一天劳动十二三小时，工钱30文。稍有不慎，就挨了头的打。当时窑工的劳动条件极差：水车是用打通的大楠竹做成，中装竹杆和皮阀，窑工手握竹杆，上抽下按，挤水外流，当地称之为“孔明车”。窑工在低矮而黑暗的坑道里运煤，用弯木作扁担，前短后长，拖煤爬行。彭得华为了多挣钱，每天车完水后，还要去运一两次煤。干到第二年，煤矿亏本倒闭，矿主逃跑。这一年白干了，散伙时，每人只得了4升米。
彭德怀回到家时的情景，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作了酸楚的描述：“腊冬回家，两间茅屋，窗纸未糊，一空如洗，四壁凄凄然！白发老人，幼小弟弟，接过我手上提的两升米、一斤肉，满以为我还有钱可以偿债、买年货。二弟叫我一声：‘哥哥，脚冻烂了，替我缝一双袜子吧！’大弟说：‘哥哥瘦了，为什么还穿着草鞋，不穿鞋袜呢？’我说：‘走路不冷。’其实，我除从娘胎里带来的两只肉靴外，哪里还有鞋袜哪！”家里人听了他的叙说，“都泪流满面。父亲气得把拳头攥得紧紧的：‘看你又黑又瘦，简直不象个人的样子，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说完，又哭了。”
回家后，他看到村里又添了几户穷人家。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平，穷人的活路在哪里？伯祖父过去讲的故事、乌石峰的传说，不时萦回在这个乌石少年的脑际。
彭德怀的伯祖父，现今已无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只知当年人们都叫他五十老倌。五十老倌年轻时曾参加过太平军，常给得华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太平军帮助受苦人平田土，有饭大家吃，男女平等，女人都放了脚，等等。这些故事在得华听来是那么新鲜，又那么叫他高兴。
从彭家围子回望乌石峰，林木葱笼，高耸人云的峰顶巍立着一座石砌的祠堂。彭得华的童年和乌石峰结下了不解之缘：和小伙伴在山上砍柴，在山脚放牛，在山坳的水塘里洗澡嬉戏。最令他神往的，则是山顶那座不大却十分坚固的石祠。祠堂正中端坐着一个威风凛凛的武将——易参政。守祠的阿公讲，易参政姓易名华，是元末义军陈友谅的参政。陈友谅被后来成为明王朝第一个皇帝的朱元璋打败。易华便带领一支人马来到乌石峰，凭险据守，还在附近的青山、白石、营盘和珍珠寨等处，安营扎寨抵抗官兵，打富济贫，保境安民。多年以后，一个端午节，官兵用美人计骗易华下山，将他杀害。当地百姓趁夜将易华尸体移走，头轻远移15里，体重仅移5里，分别埋在风景秀丽的珍珠寨和乌石峰。百姓对易华的怀念，衍成动人的神话，说他死后头飞珍珠寨，身飞乌石峰，镇守四乡。四乡的人便在这里为他建祠立像，把他当作保佑一方的神灵，四季供祭不绝，易华打富济贫的故事也在这一带世代流传。《明史》中无易华其人，在《湖南省志》中，则有关于乌石易华祠由来的记载。
当人们向易华祠敬奉香火、祈求福祉的时候，少年彭得华却深深地被易华的打富济贫所吸引，易华成为他崇拜的对象，他立志要做易华这样的人。
节用尚贤
在共和国的元帅中，要数彭德怀最严厉，最耿直。陈赓是有名的热烈开朗，天不怕地不怕，见了谁都敢开玩笑。但也有例外：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彭德怀。甚至见了彭德怀比见了毛泽东还要规规矩矩。
不少人都敬畏彭德怀。他严厉正直，疾恶如仇；不懂苟且，不讲通融。看见不对，天王老子也敢骂。他对士兵亲切和蔼，有说有笑，可以随随便便。但是对领导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有些人见了他心里就慌。
他却与朱德合得来。这种合得来不是表现在互请吃喝、诗词唱和、通宵畅谈等方面，而是表现在兄弟一样自然的心气相通之上。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汇报战况，讨论军事部署。他是真正的军人，下车后甲胄未解便带着一身硝尘走进丰泽园。出来时，东方已经发白。
彭德怀的卫士从值班室迎出来，他们是不能够进入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去的。“回去洗个澡。”彭德怀交待事情历来是简捷明了。“唉呀，换洗的衣服没带回来。”卫士有些不安。“我说洗澡，没说换衣服么。”彭德怀已经大步走开。
立在台阶上的朱德笑了。他太了解彭德怀了。一张行军床，一身布军装，两件换洗的内衣裤，再无多余。换洗的内衣裤带去朝鲜，家中又没存货，难怪卫士要犯愁。
彭德怀洗过澡，正在擦干身子，卫士来报告：朱德总司令来了。
彭德怀很注意军容风纪，见人时必要衣冠整齐。但是对朱德总司令例外，从不避讳，边穿衬衣边迎出来。“什么事？这么晚了还来一趟？”彭德怀了解朱德生活很有规律，坚持早睡早起。但是毛泽东有夜里办公的习惯，大家要跟着熬夜。朱德年岁已大，熬一夜是很疲劳的，却不抓紧时间休息，又赶到这里来，可能有急事。
朱德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又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衣衬裤递过去，用那种永远不变的慢声慢调说：“我的。可能不合身，凑合穿吧。”
彭德怀接过衬衣衬裤，什么也没说。但是，两手托住衬衣衬裤时停顿一下，目光也在朱德脸上停顿一下，嘴角一抿便动手换衣服。脱下刚刚穿上身的留有汗碱的衣裤，换上散发出清新气息的衣裤。他系最后一颗纽扣时，头也不抬地说：“还行。”
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再没第二句，更没有谢谢之类的话。可是，目睹一切的卫士却眼圈发热，差点落泪。
朱德不喜欢城里喜欢野外。休息时，爱和几位四川老乡到香山或十三陵野游。
那时北京市的人囗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得横溢，那时的香山和十三陵清幽宁静。
1953年，彭德怀归国。朱德拉了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又叫上彭德怀这位“湖南佬”，一道去十三陵野游。
去野外，彭德怀是一叫就应。出发时，两家的卫士互相询问，带的东西都一样：行军床、小马扎、猎枪、象棋、望远镜。
一下车，年轻人都跑去玩了。几位老同志在野外漫步，也渐渐走散。
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朱德和彭德怀，每次都是这样，走不散。“还干啥子嘛？”朱德立住了脚。“摆么。”彭德怀也立定不走了。
这种对话含有默契，外人听不懂。卫士们当然能听懂，立刻支起行军床，放下两马扎，摆好象棋。
朱德话不多，彭德怀话更少，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却是比语言还要丰富。
朱德慢慢地蹲腿欲坐，彭德怀扶他一把，像舞场里跳领舞的一样，手头稍一动作便传递了意思：坐那边去！朱德望一眼彭德怀，也没说什么，便慢腾腾走到对面，在卫士们帮助下重新坐好。
卫士们明白这里的名堂：那边是红帅，这边是墨将。彭德怀尊敬朱德，请朱德执帅，自己执将。
朱德照例是先擦眼镜，像战前擦枪一般。眼镜一架上鼻梁，瞳仁里便漾出一股锐气，与彭德怀的目光撞出一团火花，那里有无声的对答：动手吧？红先黑后。今天分输赢？照三百回合杀吧！
砰！朱德走了当头炮。虽是老步子，却也气势不凡。彭德怀不走马，也走当头炮，对着干的架式，如同他的打仗，喜欢进攻，喜欢拚杀，喜欢争主动。
然而，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受了错误的清算和处理。深深同情彭德怀的朱德总司令也受到了批评。
那天，毛泽东做形势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他先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然后扭头望一眼朱德，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也不可全散。总司令啊，这一点我们略有分歧。”
批评完朱德，毛泽东又批评了彭德怀，囗气要严厉得多：“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可以上山打游击，可以下乡去另外组织军队。”
庐山会议后，朱德起了一些变化。他仍然喜欢野外，但是不再带象棋。他仍然带枪和望远镜，但是手里多了一根拐杖，脖子上多吊了一架照相机。
那天，摄影师侯波去朱德家里做客。她看到朱德把小囗径步枪架在墙上，眯细了眼瞄啊瞄，枪囗前是落在树枝上的一只小鸟。
侯波屏了一囗气等枪响。早就听说朱德枪法好，在西柏坡赛枪打了第一名……可是，朱德久久地引而不发。片刻，闭上了眼。片刻，起身收枪，退出了子弹。“怎么了？朱总”侯波诧异。“它唱得多好听。”悄悄的一声答。
于是侯波看清了朱德脸上的几块老年斑，看清了那双柔和湿润的老人的眼睛。
于是，侯波的眼睛也湿了。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不是杜撰的，他们访问过的老红军就是这么讲的。这在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接着说：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东骡子。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时为战地记者的张友林走进会议室，想给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拍摄一个镜头。当举起相机对准他时，不料遭到彭老总的拒绝：“我彭德怀有什么好照的？不要突出我个人，你省下胶卷给志愿军战士照嘛！”张友林受到批评，委屈地走出会场。
会议中间休息时，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走过来安慰他，接过相机说：“你别难过，我来帮你照。”彭老总见副司令员给他照相，虽然不好拒绝，但表情很严肃，总是绷着脸，最后也没照成。后来，张友林了解到，不少老摄影记者在给彭老总照相的时候都吃过“闭门羹”。
事隔不久，在志愿军政治部召开的一次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彭德怀同志是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渴望看到他在战场上的形象，中央宣传部门和中央一些报刊也叫我们提供材料和照片。”志愿军副政委甘泗淇将军向彭老总转达了这一意见，彭老总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一天，彭德怀兴致勃勃地来到上甘岭阵地前沿视察，张友林闻讯后立即赶到阵地，见彭老总和战士们谈笑风生，表情轻松，他连忙取出相机准备拍照。彭老总一眼认出了自己批评过的张友林，笑着说：“哦，又是你这个小记者，今天你随便吧！”张友林抓住时机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村。他幼年时读过两年书，但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岁那年由于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1916年入湘军当兵。由于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彭德怀逐渐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20年冬天，他随湘军第二师第六团驻防在南县复兴港一带。当地农民受土豪劣绅的欺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更激起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于是，他利用代理连长的身份和团长袁植对他的好感，在士兵中秘密组织成立了一个“救贫会”，旨在反对列强，提倡平等，打倒土豪劣绅，救济贫苦农民。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德怀在战场上结识了来自南县九都山的共产党员段德昌。当时段德昌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彭德怀任第一团一营营长。在段德昌启发教育下，彭德怀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并通过阅读段德昌送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明白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一次，他俩在关帝庙铺草就宿。段德昌告诉彭德怀，一个真正革命者，不应当仅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此次促膝夜谈，使彭德怀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他当下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希望派人来他管辖的部队建立党组织。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比较顺利，上级党组织决定暂不在彭德怀所在部队建立党组织，于是彭德怀的入党愿望也就落了空。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个化名为张匡的共产党员以其表弟的身份找到彭德怀，代表湘北的共产党组织对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出色的政治表现表示赞许。于是，当部队进入湖北孝感时，彭德怀再次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经过南县特委的认真考察，认为彭德怀坚信马列，立场坚定，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支持革命支持党，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条件，于是经段德昌介绍、南县特委通过、省委批准，接受彭德怀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8年4月，彭德怀在南洲城团部举行“入学仪式”（即入党仪式）。团部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标语，张匡代表南县特委出席，坐在彭德怀对面，团书记官邓萍和张荣生坐在桌子两端。在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后，彭德怀庄严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这样，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彭德怀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彭德怀和团里的另两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由彭德怀担任党的支部书记。
此后，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彭德怀经常回忆起段德昌在南县介绍他入党时说过的话：在军队建立一个党的基点不容易，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全师，在条件成熟时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事实证明，党组织在后来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次，警卫员给彭总泡了一杯茶。他端起来一看，发现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这茶叶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是管理科送来的。”彭德怀一听就火了，大声批评警卫员：“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警卫员笑着解释：“就这么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彭总一听，更加生气：“事情不大，可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
这是发生在1952年的一段往事，现在听起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彭德怀所讲的道理，不仅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韩非子·喻老》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说的是小问题也可能引起大灾祸。
然而，就是这些小问题，现在却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不就是喝了一杯茶吗？不就是吃了一顿饭吗？不就是唱了一次歌吗？不就是洗了一次澡吗？不就是用了一次车吗？不就是公费旅游了一次吗？沾点公家的光，算啥大问题？
这种无所谓心理，也延伸到人情往来上。过年了，节庆了，免不了大家要互相走动。你到我这里来，我到他那里去，你给我带点东西，我给他带点东西，都是人之常情。而很多“蚁穴”，就是在这样的“沾光”和“往来”中滋生蔓延的。
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现在不少腐败案件一经查实，往往就是大案要案。要建立有效机制，真正做到干部小违纪的时候就能及时发现，就有人管、有人抓，防止滑向违法犯罪。要抓住节假日等关键时候，加强预防力度，形成廉政氛围，严防节日腐败。
这些年来，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有哪个是第一次受贿就达到犯罪的？又有几个是第一次受贿就被抓住的？观其犯罪轨迹，许多人开始都是抵制贿赂的。但往往是经不起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说服”，从一件件小事开始，让居心不良者打开了缺口，职位事业之堤、政治生命之堤、人生理想之堤，就一点一点垮了下来，最后全线崩溃，走向犯罪深渊。
能够发现和查处大案，当然是反腐工作的重要成果。但我们的目光，也应该关注那些“小事”和“小案”。从小防起，从小抓起，从小管起，从小查起。近年来，中纪委制定了一系列将反腐败关口前移的制度，都是防止“蚁穴”之灾的好制度，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切实重视思想上的“蚁穴”，时刻警惕身边的“蚁穴”。
英雄暮年
袁枚在凭吊岳飞墓时写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彭德怀和岳飞、于谦这样的国家栋梁，必将和祖国壮丽的山河一样，世世代代活在劳苦大众（或许该说人民群众，谁知道呢）的心中。彭德怀乃一员骁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曾给予其极高的评价：“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谁知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元帅，晚景却凄凄惨惨戚戚，甚至在牢狱中苦度余生。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一直对其寄以厚望，或许心里早就将其内定为毛家天下的继承人。毛先是让其到苏联留学，然后又下到农村基层去锻炼，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又让其到彭德怀麾下以捞取政治上的资本。谁知彭却大意失了荆州，没尽心尽力保护好太子，使其命殒异国，令毛家天下后继无人。
而接下来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居然与毛叫板，上什么万言书，公然反对毛泽东的总路线。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龙颜，毛泽东纵有领袖胸怀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了。
彭德怀于1952年回国主持军委工作，1954年任国防部长，翌年在授十大元帅军衔时排名第二。1959年，他通过调查发现“大跃进”的严重问题，便在庐山会议上对“左”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因此被错误打击和撤职。此后，他住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六年，一面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一面决心“自食其力”，主要吃自己种的粮和菜，并苦苦思考建设问题。1965年秋，毛泽东找他谈话。说到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要他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文革”开始后，他被造反派揪到北京，在关押审查期间患重病，于1974年11月去世。
文革过后，随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人民一方面赞扬彭德怀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的勇气，另一方面对彭德怀的悲剧结局给予极大的同情。本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下，彭德怀个人的悲剧结局从他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时开始，就几乎已被注定。但是本文探讨的绝不仅是结果本身，彭德怀人生悲剧包含更多的含义：
1、彭德怀是因为“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害才上万言书的。这些的危害其实党内大多数领导人心里是清楚的，万言书的内容很多领导人都有同感，但是偏偏彭德怀的动机从开始就被认定不是为民请命，而是在造反。
2、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态度能决定中国每个人的生死。毛整过很多人，但是对比毛泽东整倒只在党政中有影响的刘少奇、与彭德怀一样手握军权的林彪大费周章比，毛整倒彭德怀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且绝大部分领导对彭德怀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落井下石有之，大声附和有之，见死不救有之，真正同情的人极少。
3、邓小平说过：“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彭德怀被打倒后，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彭德怀的正确，甚至连毛都主动向彭德怀说，真理可能在他那边。但事实越是证明彭德怀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直至把他搞到万劫不复。
4、彭德怀因为犯颜直谏而在身后获得巨大荣誉，留下光辉形象。但是在当时，他的建议对错误政策不仅没有带来当时的改变，相反错误更加变本加厉。以致彭德怀的光辉更多仅属于他本人，对当时的党和国家并无实质的建设性贡献，而使得他的个人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
以上所述的几点其实也有很多文章探讨过，并有各种各样的结论。但除开大环境，彭德怀的人格特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接下来本节要讨论的内容。
从平江起义直到庐山会议，彭德怀从中共高级将领、军事上第二号人物，直到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一直未远离中共军事核心。彭德怀的领导作风我们没有亲见，倒是电视剧《亮剑》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观察机会。
谁都知道剧中的总部首长就是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剧中彭德怀不是主角，也没“实名制”，所以对他的描写没有那么顾及“主旋律”。由于他每次基本是在李云龙这个惹祸精捅篓子时才出现，所以暴跳如雷是剧中经常出现的画面。
无论是左权（没牺牲将来至少是大将）、未来同列元帅的刘伯承都是军事素养极高之人，刘伯承更被称为是当代孙武。而且刘伯承在红军时期职务与彭德怀不相上下，在军中的威望甚高。但在剧中他们在彭德怀跟前不说是唯唯诺诺，至少也是高压下的小心翼翼。
而李云龙的上司是极富传奇色彩的陈赓。陈赓天性幽默，谁的玩笑都敢开，他敢在毛泽东开大会讲话时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毫不客气喝掉毛泽东杯里的水，然后施施然走回座位，但是在彭面前就像老鼠碰到猫。陈赓大将在国民党内最怕廖仲恺，在共产党内最怕彭德怀，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趣闻。但连陈赓这样职位、这样性格的人在彭德怀面前都如此，其他人对彭德怀的敬而远之就可想而知了。
剧中李云龙击败山崎大队一役，就是历史上的关家垴战役。不过剧中没有描述的是，其实在战役初期出现重大伤亡后，左权、刘伯承包括邓小平都是反对继续打下去的。极少发火的刘伯承甚至和彭德怀发生了争吵。但彭德怀不听，甚至以不取胜就撤销129师番号、杀头不论大小来威胁。气得刘伯承眼泪都出来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此役虽然最终取得胜利，并结束了日军一个大队在没保护的情况下就敢深入到华北根据地招摇过市的历史，但是部队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
彭德怀在此役的对错很难评价。本来，古今为将者带兵都讲究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但人之处世，待人接物，在于个度；领导作风，在于分寸。否则过头就会变成说一不二、专横跋扈、对人苛刻了。
中共的武装力量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共虽然一直保持着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中国传统思想大背景下，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个山头的性质虽然绝不像国民党内部那样军阀林立，但也有在资历和渊源前提下的各自默认的势力范围。中共军队中大的山头基本上是红军时期的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后留守南方的部队和陕北红军，抗战中的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中的四个野战军。彭德怀由于具体职务的变化，在历史上基本上与各个山头的领导人都共过事。在这个过程中，其军事才华使他赢得了很大声望，但除少数山头外，彭德怀与其它山头基本上都结下了怨。这些历史恩怨的形成虽然很复杂，程度有深有浅，但彭人格上的缺陷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给他将来的人生悲剧带来重大影响。
彭德怀本来与林彪都同属红一方面军的这个大的山头，红军时期曾分别任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军团长，两军团在作战中合作很多。彭德怀和林彪并无直接矛盾，倒是在此期间彭和林彪的两员爱将罗瑞卿、刘亚楼结下矛盾。
在长征后期，毛泽东派罗瑞卿、刘亚楼到彭的红三军团二纵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林彪红一军团在军政训练、纪律作风等正规化方面一直强于红三军团，两人不免将以前的管理方式带入二纵，这引起了二纵官兵的不满。彭德怀得知后认为这是对自己地位的挑战，产生猜忌。加上有人反映罗瑞卿在长征途中枪杀过一些红三军团实在走不动、有可能落入国民党的战士。这使得彭德怀借机痛骂了罗瑞卿一顿，还告倒毛泽东那里。从此彭与罗、刘两人结怨。
彭德怀长期与罗瑞卿不和是众所周知的。罗瑞卿抗战中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彭德怀认为中共会和国民党反目，于是让罗联名发电报让部队有所准备，遭到毛的批评。罗瑞卿回延安后，才知彭德怀以不知情为由把责任推给了自己，再加上罗又得知百团大战事先并未得到中央和毛的同意（现有资料证明毛其实是知道的），于是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中罗瑞卿是批彭德怀最积极的人之一。两人结怨更深。
解放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抓住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多次指责批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最后搞得刘亚楼为此修养一年。刘亚楼、罗瑞卿与林彪关系相当好，彭与两人的结怨直接牵扯到两个山头的矛盾。庐山会议时除了林彪受毛的委托出面批判彭德怀外，在军界批彭最卖力的就是罗瑞卿和贺龙。
彭德怀和贺龙山头的矛盾，人们所知不多，不过确实存在。1937年彭德怀等奉中央指示到红二方面军，严厉批评了二方面军的所谓“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彭的有些话引起了王震等二方面军将士的不满，而且主要矛头指向了贺龙。虽然最后不了了之，彭也只是奉命行事，但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从此种下了贺彭不和的苗头。
1937年，因为贺龙在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甘泗淇等人担心会影响王明强调的统一战线，于是去华北局请示完之后，写信向中共中央反映，要求将贺龙调离120师，送贺龙去延安学习，并且说贺龙政治上靠不住。由于当时华北局由彭德怀主导，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牵扯到他，而且当时彭也是赞同统一战线的。所以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这事的评价是：“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所谓去延安学习就是要解除军权。对此事，贺龙也是相当的愤怒。
自1935年9月彭德怀任陕甘支队司令员后，就基本没有再直接指挥部队，接着成为党内第二号军事人物。原来的红三军团先后被改编为红一军团四师、八路军115师686团。解放战争开始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毛遂自荐，担任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即后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但是人马却基本上都是贺龙的部队，而贺龙后来只负责陕北战场的后方工作，等于是给彭做后勤部长。贺龙虽然没公开表示反对，但心中滋味也可想而知。
贺龙是帮会和军阀出身，这几次的事情都与他最敏感的山头领导权有关，而且贺龙和彭德怀脾气一样火爆，为人做派也完全不同，属于不可能做朋友的一类。两人虽然没有过面对面的冲突，但是心中的芥蒂是肯定有的。
罗瑞卿和贺龙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后来官方资料很少提及，即使有人提出，都被辩护为是出于毛泽东的忠诚。但忠诚毛泽东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在军界就这两人最卖力气，而且两人还是倒彭后事实上的获利者，两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个人因素是解释不过去的。这个后面再谈。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军事生涯和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此时朱德已退出核心，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政务繁忙，由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也成为理所当然。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除了要应对外部的军事威胁，军队各军种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还要处理和平衡军内各个山头大批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坦率地说，虽然彭德怀战功卓著，但是他在某些能力上特别是人格上的缺陷是不适合负责军队全面工作的。
在政治学上有个“职位放大器”理论，就是人的职位提升后，它既可以把人的优点加以放大，也可以把缺点、弱点加以放大。原来一直担任副职的彭德怀负责全面工作后，其某些能力上、人格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更被放大、暴露。他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对刘伯承元帅等人所谓“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粟裕大将的处理就是明显的例子。
1950年7月，刘伯承开始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一心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这在电视剧《亮剑》中也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在当时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一边倒”学习苏联的高潮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1957年开始，中国又出现排斥苏联的“一边倒”，把照搬苏联一套的情况统统斥之为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开始后，就有类似李云龙一样的刺头学员便写信告到国防部、中央军委。有的信点了刘伯承的名，说他用“修正主义”的一套摧残战功卓著的年轻将领。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彭德怀在取得了毛的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2名大将、3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随后，彭德怀在所作报告上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一报告在讨论时，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不同意报告内容，但是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彭德怀武断地下了结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只得主动揽过，后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辞去了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
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会议点了刘伯承、萧克、粟裕等人的名字。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毛泽东到会后，更是翻刘伯承的历史旧账，上纲上线。
毛泽东、彭德怀的讲话，无疑使会议进一步升温。为了大局，也为了他人少受牵连，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只好赶回北京作出违心的检讨，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考虑到他的身体，本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只让刘伯承只写个书面检讨，但彭德怀坚持要公开检讨。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拖着病体由人搀扶着走上怀仁堂讲台。他在检讨中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过程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几不成句。
谁知，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逐步走向高潮。除了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还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
在这场对刘伯承元帅等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真正决策者其实是毛泽东，彭德怀虽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要动刘伯承元帅这一级的干部，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是不可能的。但是彭德怀从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他人不会也不敢责怪毛泽东，但会把帐记在彭德怀身上。
以刘伯承的性格和为人，在历史上彭德怀和他并无私人恩怨，只是在共事过程对打仗方法有过争执，本节开头的关家垴战役，以及以后的百团大战都是如此。好胜的彭德怀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记忆是第五次反围剿，最痛恨是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崽卖爷田心不痛”的瞎指挥。历史经验使得像他这样本土出身、有赫赫战功的的将领对国外的那套有着很深的偏见，朝鲜战争虽然暴露了中国军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不足，但胜利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加上当时军队学习苏联正规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所以彭德怀反对“教条主义”是很自然的。
如果说对刘伯承元帅是出于偏见的话，彭德怀对粟裕大将的处理就更多是出于个人因素了。
粟裕当时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与他在历史上并无渊源。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当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已退出现役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张宗逊担任副总参谋长，而且更多依靠黄克诚来开展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1954年彭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即提名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同时正式任命黄为军委秘书长，实际具体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看的出彭德怀并不信任粟裕，更多相信自己山头的人。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也是个倔强、不大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加上建国初期，军队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责权划分也不明确。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介条例。这件事引起彭德怀的反感，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访苏，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请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尽管粟裕并没有向苏方说明中方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这件事更加引起彭德怀的不满，怀疑粟裕是“告洋状”，想借苏联人来压他接受分清国防部和总参工作职责的条例。粟裕在文革后给中央的申诉书中写道：“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
在上文提到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彭德怀在大会上组织了对粟裕的批判，最后会议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是：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这些罪名特别是“告洋状”使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这和刘伯承学苏联引起毛泽东不满一样。会后不久，粟裕被解除职务，由黄克诚接替。
粟裕被整，明眼人都能看出完全是由于彭德怀个人因素所致，吴法宪后来说：“当时的参谋总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很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带上好几顶”大帽子。这应该代表当时军内很多人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以后，同样因为那次访苏，彭德怀也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刘少奇和一些老战友要他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有人还表示“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由此可见粟裕的人品。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的罪名一直到他1984去世都没有平反，其间包括叶剑英、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过问都没得到解决。1994年12月25日，中央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算是了结了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但对比当初比粟裕所谓罪名大得多的人都早已平反，其中的原因，只能用不擅于人际关系的粟裕以前还得罪了某些后来还在当权的人来解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通过以上所述，如果我们细数一下，彭德怀和几乎所有大的山头都有结过怨，而且很多都属于不可调解的。虽然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是因为彭德怀脾气粗暴、专横跋扈、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等人格缺陷所致，没有这些，至少很多矛盾是不会加大的。这些在他以前的后果还不明显，但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这些缺陷被这个“职位放大器”放大，引起的负面后果不由得引起其它各个山头的不满甚至恐惧。使得他其他人有了只要彭在台上就不能出头的想法。刘伯承在怀仁堂检讨完后，台下爆发出的经久不息掌声就是一个信号。
文革后，随着毛的神话被打破，对彭德怀的造神又开始了，对这位尊者贤者的缺点、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都有所讳言，但如果不客观的指出，就很难让我们理解彭德怀人生悲剧的更多含义。
在打倒手握军权的彭德怀后，毛泽东以后陆续打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但为了打倒后两者毛是大费周章，虽然有人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目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夸大其词，但也确实是目的之一，打倒林彪也是精心部署，都基本上是先在高层透露不满，撤换或打击对方的党羽，大造舆论，再巡视各路诸侯打招呼并取得支持，然后最后摊牌。总之，首先是要在舆论上先使对手成为全民公敌，再削弱对方的力量，使对手无还手之力。相比之下，打到彭德怀只是通过一个月左右的会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虽然彭在党政军里的实力不如后两者，但也是位高权重，而精通政治的毛泽东是清楚知道彭在军队里为人和矛盾的，他考虑的更多不是怎样打倒，而是打倒到什么程度，以使其他潜在的“中国赫鲁晓夫”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个人的结局虽然从开始就几乎被注定，但除了毛泽东，由于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和给人的印象，使得包括“少主”刘少奇和很多老帅在内的都认定他有异心，叶剑英就含着泪对彭德怀说：“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句话的分量是相当重的。开始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军内很多人还摄于他的地位和威严，还以为这次和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时一样，经过40多天的批判后彭德怀马上又遭重用，那次使当时很多人说“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而且开始还有彭的老部下和同情者帮他说话。当很多人看出这次是大局已定时，接着就是墙倒众人推了。
自古以来，开国之君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上大多数开国功臣的悲惨下场，是人们谈论很多的话题。包括很多开国功臣自己，几乎都以鸟尽弓藏来作为结论。鸟尽弓藏这一成语最早出自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后又出现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不同的是前者是范蠡对另一功臣文种的忠告，后者是韩信临死之前的醒悟。
现在很多人也同样以鸟尽弓藏来解释彭德怀元帅的悲惨结局。不过，在我看来这未免太过简单。因为在很多方面，毛泽东不同于以往的开国之君，彭德怀也不同于以往的开国功臣。不同的原因来自中共革命和中国以往的农民起义有着很大区别。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们在活不下去后的揭竿而起，无论打着什么口号，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源自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共革命，具有更严密的理论和更崇高的理想，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共的精英分子都是出于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加入的，虽然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怀着和以往农民起义者同样的动机，但中共独有的思想教育使得这些加入者有着比农民起义者更高的革命素质，所以其组织有较强的严密性，成员有较强的党性和纪律性。即使以后的革命结果和加入者当初的理想有很大的差异，但其中的很多人终生对这个信仰是坚信不疑的，彭德怀就是其中之一。
在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格缺陷的彭德怀之所以一直未远离中共军事核心，固然是因为无论谁当权，都需要他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彭德怀长期是毛领导地位忠实的维护者和军事战略得力的执行者。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个忠诚虽然有少数中国传统忠君思想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很大程度上不属于愚忠一类，更多是基于共产党人所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和对真理的坚持，只是真理更多时候站在毛的一边而已。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彭德怀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郑重地说：“我敢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泽东一人。”然而，正是由于他不是愚忠，所以很多时候彭德怀会和毛泽东发生争执，甚至骂娘。这也是彭德怀与历史上其他开国功臣根本区别。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领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有着政治家的眼光。例如，彭德怀提出，抗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民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反对封建迷信，灌输科学精神。这些在今天我们看来都有点诧异的观念，说明彭德怀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政治家。
很多人评价彭德怀和邓发、项英三人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即使党内有人责难他的艰苦朴素是“禁欲主义观念”。解放后，党内很多领导干部一进城就迫不及待地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而且还适应的很快。彭德怀的不同在于，当一些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忘记了原初的农民情感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还保持着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其憎恶。
1949年4、5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发现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还有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就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尽管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后，人格缺陷引发的后果比以前还要严重，但他当初参加革命时的信仰却一直没有改变，他坚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
所以在彭德怀亲眼目睹到“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时，作为有独立思维、坚持信仰的政治家，犯言直谏就成为彭德怀理所应当的选择，虽然最后结局是他开始所没想到的，但最终还是被动地成为他信仰的殉道者。
在谈论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毛泽东和以往中国统治者的区别。如今说毛泽东是伟大领袖者有之，说他是千古一帝者有之，或许要等到未来才能对他有更为公正的评价。但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也难免逃脱中国历史的怪圈，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反对专制为目的革命者，往往要通过专制的手段来推翻专制，而后自己也成为一个专制者。毛泽东同样如此。革命时期，他的远见卓识在遭到书生造反性质的中共创始者、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留苏派以及党内的竞争者打击后，他一步步运用他高超的政治谋略突出重围，把中共革命的领导权牢牢的抓在手中，最后取得胜利。
建国后，在中国百废待兴时，毛泽东的眼光却早已放到世界。国内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联长期笼罩在中共和他个人身上的阴影的不满，已激起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争做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共主的雄心。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功业在毛泽东的豪情万丈里已不在话下，他要完成他个人至今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的丰功伟业。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对权力异常敏感的毛泽东绝不能容忍生前大权旁落，死后落得和斯大林一样的下场。所以“中国赫鲁晓夫”的梦魇一直伴随着毛的后半生。为此，他不惜一次次发起大大小小的运动，以铲除党内他所认为的对他权力和威望有威胁的对手。
不明白以上这些，我们就不能理解建国后毛泽东在内政和外交的很多所作所为。
早在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通过延安整风把以前党内对手全部清算的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在军内的绝对权威，授意康生等人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43天的批斗。彭德怀参加革命以来的历史和百团大战等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人格也受到了污辱。他的艰苦朴素被指责为“虚伪”。他的原名“彭得华”，也被说成“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斗，就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忍受在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且声望卓著的统帅人物。
这次的批斗，最后虽然以彭德怀的违心检查收尾，但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彭德怀是口服心不服的。如果说当初他放过了彭德怀，是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内战中还需要彭德怀，但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没有任何顾忌了。
彭德怀的悲剧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剧之一，以致后来很多人善良地假设如果怎样怎样这个悲剧就可避免，例如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
其实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的毛泽东已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而且刘少奇、贺龙、林彪包括罗瑞卿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彭德怀没上万言书，以毛一直对他的猜忌，他后来的悲剧结局也已被注定，只是时间上提前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悲剧结局的提前，除了彭德怀所上的万言书，还有彭德怀人格缺陷上的原因。
伏尔泰说过：“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一个政治建议的成功，除了其正确性，表达的方式方法和政治同盟的争取都是关键。但彭德怀的桀骜不驯、与各个山头历史上的矛盾，使得这些都失去可能性。
1959年，当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时，毛泽东挑剔彭德怀的不完全是里面的内容，而是出来的时间。毛泽东自认为他从1958年11月开始纠“左”以来，全国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此时彭德怀上书，明显动机不纯。而彭德怀认为万言书本来只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而且他的建议没有错，毛却不打招呼公开让大会讨论，这使他心里十分不满。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还没真正意识到，彭德怀虽然还是以前的彭德怀，此时毛还没有像文革时那么受到狂热的崇拜，但毛泽东已不是以前他可以骂娘的毛泽东了。以下是庐山会议上的几段描写：
7月27日的大会上，毛泽东：“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7月30日，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他认错。就是在这次，叶剑英含泪说了“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老战友们对他的疑惧可见一斑。
7月31日，本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散会后，因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最先离开会场。毛泽东和其他人走出门口时，彭德怀就已经走远了。开会的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时，他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些中共高层人物。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山坡上走来，估计是落下什么了，回来取，和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德怀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彭德怀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毛泽东身边围着的是一些中共党政军的最高层人物。或许当时彭德怀觉得心里委屈，认为毛泽东此举不过是故作姿态，但不得不说，他的举动激起了众怒。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向毛泽东表示忠诚的机会，也是打到彭德怀最好时机。
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七月三十一日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如果说因为当时局势，或许还出于感情考虑，毛泽东还暂时还不想动彭德怀的话，彭德怀的公开对抗和中共高层多数人的态度，使得毛泽东最终下定解决彭德怀的决心。而只要毛泽东下决心要得罪那个人，就会得罪到底。于是毛泽东决定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两个会议的合称），彻底把彭德怀打到。随着毛泽东的态度逐渐明朗，墙倒众人推的戏码就开始了。
刘少奇和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当时毛泽东退居二线时，在一线负责党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不是没有发现到这些政策的危害，但在此时，作为内定的接班人如果不表示比别人更忠诚，是说不过去的，用他的夫人王光美的话来说：“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所以他是党政系统中批彭德怀最积极的，在庐山会议上他拍过桌子、要和彭“算总账”。
但刘少奇还有个没挑明的动机，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给他挑明了：“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这句话很明显，威望和在军中的影响力都不如毛泽东的刘少奇，继任后彭德怀只会更不把他放在眼里。汉景帝要扳倒曾拯救过西汉王朝的功臣周亚夫，理由只有一个：“此怏怏者（怏怏：形容不满意的神情），非少主臣也！”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眼里，彭德怀就是那个怏怏者。
在庐山会议上最后被打倒的除了彭德怀以外，其它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邓华、洪学智等。但是在军队里，除了与他渊源很深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这些都是非军界出身的，支持他都只是出于良知。甚至一向耿直的黄克诚也是如此，按周恩来的说法是自投罗网。而且周小舟、李锐、田家英都先后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包括周惠，算起来都是毛的人。至于军队里的邓华、洪学智等被打倒，更多是因为彭德怀有条罪名是组织“军事俱乐部”，是俱乐部当然要有成员，而邓华、洪学智刚好在朝鲜战争时是彭德怀的副手，所以才被牵连。
在军队里，批彭德怀最积极的是罗瑞卿、贺龙、林彪等人。罗瑞卿是彭德怀的老对头，和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一样，这次批彭也是不遗余力，除了说彭德怀是伪君子等，更抓住彭德怀说过毛泽东的某些做法和斯大林晚年一样，上纲上线指责彭德怀把毛泽东和晚年的斯大林相比。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讳的，致使批斗会一下升温。
6月30日彭德怀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而贺龙在开会时把这话都揭发了出来：“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句话在当时的后果，贺龙不可能不知道，可谓是落井下石。这也是后来毛讲话中提到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与之对比的是，李锐也曾在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旁边时说过类似的话，但张霖之却没有告发他。此外，贺龙还把彭德怀牵进之前的高饶事件。
至于林彪，他是后来才被毛泽东接到庐山。毛泽东之所以接林彪过来，一是要林彪消除彭德怀在军队的影响，二是彭倒后肯定要人接替，要林彪过来就是考验他的表现。蛰伏已久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当然心领神会。林彪其实也是反对“大跃进”的，他甚至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但是为了权力，在会上他当然不会发泄私怨，正因如此，精通政治的他发言更能“一语中的”，更有杀伤力。
总之，绝对多数与会者落井下石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大表忠心者有之，见死不救有之，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从庐山会议到以后的文革，在中共各个党内军内的斗争中，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领袖或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才越能表现出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如果在揭发批判中能一泄以往结下的私怨或获取政治利益就更乐此不疲了。人性的卑劣在此表现的一览无遗。
那些曾经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威风八面的铮铮铁汉，在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大都表现不堪，让人不由感概。除了对领袖的愚忠，只能说当他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后，对权力和私欲的追求已与当初他们要革命的对象无异。
直到8月16日，庐山会议才正式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着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而倒彭有功的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罗瑞卿接替黄克诚原来的职务。
巧合的是，通过倒彭而得利的罗瑞卿、贺龙、刘少奇、林彪都先后被打倒，下场大都很惨。后三人不用说了，这里说说罗瑞卿：
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后，还同时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权倾一时。罗瑞卿工作作风也是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罗瑞卿最后被突然打倒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罗攀上了别的高枝（有的说是毛泽东，有的说是刘少奇），冷落了林彪的原因。有的说是是因为罗想靠拢刘少奇而引起毛泽东的猜忌，不过官方最后还是把这笔算到林彪身上。这个真相还有待证明。不过一般的看法是，罗瑞卿工作中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老帅，两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出了手。被打倒后，满怀委屈的罗瑞卿自杀却没死成，两腿摔断。却又增加了一条以死与党对抗的罪名。不仅没被及时治疗，反被放进箩筐，抬到台上批斗，其状甚惨。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解禁后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治腿，当得知走廊另一端，一间糊满报纸的房间住的是彭德怀时，他有些伤感地对女儿说：“不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的，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不由让人感叹。不过，毕竟同是天下沦落人，他又不由自主关心起彭德怀的病情。经过了荒诞岁月的磨难，个人之间的恩怨已经淡漠，他不仅有和彭德怀和解之意，而且在此期间，他开始反思过去个人崇拜给国家和他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文革结束，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他为拨乱反正做了一些事情。1978年，罗瑞卿在德国治腿病时突然去世，死后倍极哀荣。
文革期间，身在权力斗争游戏中的人几乎都不能幸免。历经宦海沉浮的吴法宪后来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本来，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是反“左”，而彭德怀本意也是反“左”，但结果却被大会批成“右”。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目的，反而后来“左倾”狂热如火上加油，又掀起“特大跃进”，愈益炽烈。随后中国马上发生了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在这场灾害中饿死的人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以估量的灾难。1960年夏，李先念到信阳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实在是因为眼前的情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其实早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就想过：“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认罪受到毛的欢迎后，彭在接完电话后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也许彭同时意识到，他的低头也会将加剧党和国家的危机。认罪不认罪都将可能造成恶果。这是彭德怀的最大痛苦。
一位有清教徒气质的殉道者，同时又是一个有着严重人格缺陷的领导人，这些都矛盾地体现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的人生悲剧不只是其个人的结局，而是当他为信仰殉道时，他的同事却认定他是信仰的背叛者，而且他的殉道没有给现状有任何改变，相反变本加厉，使得他个人的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这才是彭德怀人生最大的悲剧。
在1962年，事实已证明彭德怀意见是正确的。刘少奇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当时，刘少奇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而这时坐在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据后来彭德怀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毛泽东在1962年8月视察武汉时，又对陶铸等干部说：“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就像《三国演义》里，袁绍官渡之战大败而归，狱吏向当初因劝阻袁绍出兵而被打入囚牢谋士田丰报喜，认为他很快就能出狱，但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田丰知道：“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矜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果然很快将田丰杀死。彭德怀应当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1962年初还上“八万言书”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
在彭德怀受审查期间，1965年9月，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说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还对彭说了诸如将来打仗还可以戴罪立功等话语，当时让彭德怀倍感安慰，还以为自己的“八万言书”起了作用。文革后，这件事出于某种目的也一再被宣传。然而后来彭德怀在三线所受到的冷遇证明这都是空话。彭德怀去了西南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仅拒绝和他见面，同时西南局还规定，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彭德怀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把彭德怀放到三线，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于毛泽东正在为第二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布局，和刘少奇摊牌。而此前刘少奇对彭德怀说过，如果以后要打仗再请彭德怀回来，这引起毛的猜忌，所以要把彭德怀调到离北京很远的三线。彭德怀到了三线遭受冷遇后，刘少奇的亲信彭真（刘最早的政治势力是抗战时期的北方局，彭真为亲信之一）还专门以邓小平的名义给李井泉打招呼，要他不要为难彭德怀，李井泉对彭的态度才有所和缓。另一种说法是，由于1965年，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如毛所说有承认错误之意。自从成立专案组后，除了短暂的一年左右三线生活，彭德怀便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他去世为止，在长达12年的岁月里里，彭德怀受尽政治、人格、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其惨状实在让人不忍细述。被文革期间，这位年近70的老人有时一天连续挨打七次，有次被一人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肋骨被当即打断了两根，昏迷过去。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含冤去世，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时年76岁。
第三章 林彪
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军事奇才
1907年12月5日，林彪[1]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一户地主家庭。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16岁，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十八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阀战争开始后，林彪奉命参战，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林彪选择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
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在征战中其军事才能进步很快，到1932年3月，他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当一切布置停当，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就组织几股部队来个猛打猛冲，屡屡奏效。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主武装，因其战斗力不强，官兵贪生怕死，遇到力量较强的部队一冲就乱，一乱就败。所以，林彪的突袭战术经常得手。他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
1932年3月，年仅25岁的林彪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到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林彪始终在第一线坚持指挥战争。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他率领的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对比，林彪曾给中央写信，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林彪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
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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