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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观察：中国最高薪城市群的投资发展机遇试读：
粤港澳大湾区观察：中国最高薪城市群的投资发展机遇21世纪经济报道 著版权信息粤港澳大湾区观察：中国最高薪城市群的投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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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 编者按● 一、世界三大湾区对标● 对标世界著名湾区 环珠江口崛起世界级城市群■“ 湾区”概念溯源■ 港澳服务+珠三角制造■ 通向“一带一路”● 多部门四次规划 跨区域协作打造百年纽约湾区的光荣与梦想■ 高水平的城市集群■ 跨地区协会的三次规划■ 密布的交通联网■ 第四次规划发展● 东京湾镜鉴：产业逐步升级 要素自由流动■ 经验：政策引导，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 教训：发展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环境■ 关键：体制对接，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一个时代的崛起：旧金山湾区溯源■ 追逐独角兽■ 簇群效应凸显● 二、广东● 广深珠市长详解大湾区建设落地思路：规则衔接先行 科创协同推进■ 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科创“1+1+1远远大于3”● 2019年广州研发经费再“加码”支持大湾区建设拟投190亿元■ 加快科技创新强市■ 190亿支持大湾区建设● 深圳加速聚集全球资源 积极打造“中国硅谷”■“ 创新生态”要素：风投、政策、产业■ 利用大湾区平台聚集全球资源● 广东自贸区制度创新20条干货多 加速对接港澳■ 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探索三地规则制度对接● 广佛合铸“超级城市群”：佛山参与广州南沙港共建■“ 佛山自己的港口”■ 升级超级城市圈● 佛山启动“香港+”战略：让佛山制造像功夫片一样全球“圈粉”■“ 香港+佛山”的想象空间■ 珠三角西翼崛起● 中山的“大湾区”时代：如何重拾昨日风光？■ 从率先起跑到四个“难以为继”■“ 解锁”中山区位优势■ 一座“恰到好处”的城市● 横琴升级进行时：“世纪工程”开启“大桥时代”■ 编者按■ 8年GDP翻55倍■“ 澳门+”效应■ 对港合作新局● 珠海、东莞跨境电商新蓝图：三年构建大湾区电商生态圈■ 三年发展目标明确■ 外贸新动能● 三、香港● 独家专访香港前“财爷”梁锦松：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三大湾区功能综合 新经济成败关键在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应三合为一■ 医疗养老、生物科技前景广■ 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 独家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香港需构建更完善的科创生态体系■ 研究型高校为大湾区科研创新提供原动力■ 建议大湾区各地科创错位发展■ 港科大内地分校将跟本校学科交叉● 香港打响人才攻坚战 业界建议定位“国际创科人才枢纽”■ 四大因素导致香港科创人才不足■ 借大湾区东风汇聚各界人才■ 创业者：盼香港人才政策更包容开放● 专访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大湾区将破解香港经济发展两大瓶颈 深港科技合作园区前景可期■ 两大亮点■ 助香港破解发展瓶颈■ 中央协调机制落地● 林郑月娥称香港应把握机遇做好“促成者”角色 金融互联互通进入快车道■ 香港定位明确■ 理财通或设置投资额度● 四、澳门● 借力“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澳门打出多元发展“组合拳”■ 港珠澳大桥推动粤港澳合作■ 谋求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 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交流中的“澳门角色”■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成果显著■ 发挥好“三个中心、一个平台”作用■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抓手● 增强多元化旅游产品和体验 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提供更多旅行选择■ 推广“一程多站”旅游● 订规划、改税法 澳门积极发展特色金融 摆脱对“博彩业”过度依赖■ 澳门“特色金融”■ 发展潜力巨大■ 正修订税法以吸引金融专才● 粤澳合作新时代：珠海、中山、江门与澳门深入对接■ 珠海：推动建设琴澳命运共同体■ 中山：合作开发“粤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江门：“一区三园”方式整体布局● 澳门打造 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 拟“共用”大湾区人才资源■ 打造人才培养基地加强与各地交流■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突破人才“瓶颈”● 澳门特首崔世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担当澳门时代使命 粤港澳湾区旅游迎来新机遇■ 发挥“国家所需，澳门所长”■ 港深科创深度合作大有可为■ 湾区旅游迎来新机遇编者按
千呼万唤始出来。
2019年2月18日注定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粤港澳大湾区”构想终于落定了！
从学术界的讨论，到地方政策文件的触及，再到写进国家战略，中国人对“湾区”的摸索历时20余年。
这个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并驾齐驱的世界级城市群，投资机遇不言而喻。
2019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中，“机遇”成为首要关键词。
21世纪经济报道数字发行中心经过严格筛选，将《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磅新闻专访和专题调研形成汇编专题，以飨读者，共同探索湾区发展机遇。一、世界三大湾区对标对标世界著名湾区 环珠江口崛起世界级城市群
从谋划蓝图到各项规划的落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正呼之欲出。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意味着民间讨论多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已被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
从世界经济版图看，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许多地区凭借各种有利的海湾资源条件，打造出很多著名的湾区，如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等等，达到了整合资源、提升发展水平的目的。这些湾区都以林立的城镇、优美的环境、开放的文化氛围和便捷的交通系统著称。
通过国际著名湾区的发展历程可知，湾区应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目标需求、不同部门及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重视解决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长期发展过程之间的矛盾。此外，还要不断探索、推进湾区发展模式的转变。【导读：从学术界的讨论，到地方政策文件的触及，再到写进国家战略，中国人对“湾区”的摸索历时至少20年。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便是先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崛起的著名湾区，这些湾区都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学习榜样”和竞争对手。】
5月2日，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最后的12米接头沉放海底。历经7年多建设后，这项连接珠三角两岸城市的超级工程，即将在2017年晚些时候迎来竣工的节点。港珠澳大桥“完结”在即，另一座连接珠三角城市的“战略桥梁”——粤港澳大湾区，才刚刚开始绘制蓝图。
两个月前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据陆续披露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规划预计9月底到10月初发布。香港方面已经在积极行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率领的粤港澳大湾区考察团，已于近日完成对珠三角地区6座城市的考察。
这是国内首个被顶层设计冠以“湾区”之名的城市群，“湾区”在国际上指称某些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这意味着，全球知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学习榜样”和竞争对手。而系列重磅政府行动，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在2017年即将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在这之前，从学术界的讨论，到地方政策文件的触及，再到写进国家战略，中国人对“湾区”的摸索历时至少20年。
即将面世的“湾区”工程，将融入多少国际经验？而在粤港澳携手合作30多年后，新的城市群规划能给环珠江口区域带来多大改变？“湾区”概念溯源
从地理概念上看，湾区是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在现代经济史上，随着国际贸易的兴起，人口集聚、经济活跃的城市在沿海区域崛起。国际上，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新加坡海峡的“成长三角”，便是先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崛起的著名湾区。
尽管“湾区”早已有之，但经济学意义上的“湾区”在国际上并没有相对统一的定义。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著名湾区的共性，来描绘“湾区”的轮廓。“关于建在粤港澳地区的湾区，国内学者在过去提出了许多版本，湾区的名字、覆盖范围不尽相同。这背后是对‘湾区’认识和操作思路的差异。”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教授郑天祥表示。他是早些年参与“湾区大讨论”的学者之一。
从公开信息看，最早将“湾区”概念引进国内并系统论述的中国人，是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这位科学家和教育学家返港前，在拥有硅谷和众多世界著名大学的旧金山湾区浸润多年。1994年，吴家玮撰文提出，建设以香港为核心、对标旧金山湾区的“香港湾区”（后又称“港深湾区”）。
吴家玮从旧金山湾区的经济特征出发，强调核心城市对大都会区域的辐射作用，利用国际资本、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升级。他设想的“香港湾区”，主要范围包括香港、深圳、东莞、珠海、澳门、中山以及还未划入广州市区的南沙（彼时南沙尚属番禺市）。吴家玮的核心观点是，珠江口的系列城市（与后来的“城市群”概念类似）正在稳步发展，未来必将连成一片；这系列城市理应多方面合作互补，组成湾区型的大都会。而“合作互补”指的是，用香港的科研人才优势和国际资金，推动深圳的产业化，实现香港和内地经济增长的“双赢”。
很显然，吴家玮版“香港湾区”的论述，未能覆盖“湾区经济”应有的全部功能和粤港澳地区构建“湾区”的潜能。郑天祥就提出，“湾区”的构建还要考虑区域的辐射能力和经济体量。广州是全国经济大市和广东省省会，经济体量有接近香港的趋势，同时有强大的辐射能力，“香港湾区”少了广州难成气候。因而，他建议将广州纳入“香港湾区”，成为更大范围的“环珠江口湾区”。
与“环珠江口湾区”概念类似，国内外的经济学者提及的概念还有“伶仃洋湾区”、“港珠澳湾区”、“华南湾区”乃至“中国湾区”。这些版本的“湾区”设想，大都同时囊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几大城市。范围和内涵均较“香港湾区”有所扩大。在科技创新之外，宜居的生态环境、临港工业、海洋产业、高等教育都纳入讨论范畴。
部分经济学者提出，湾区应该具备超级大港、商贸枢纽、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能力四大要素。也有学者总结出“湾区”的三种形态：自然生态型湾区、以港口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型湾区和强调科技创新的知识型湾区。
官方文件对“民间智慧”有所参考。从2004年的《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到2008年国务院批复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湾区”的界定呈现出生态与产业并重的倾向。2015年之后，《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发展总体方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完整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粤港澳大湾区”被放置在对接国际先进投资贸易准则、推动国家经济升级和新一轮开放的战略高度。而两个月前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则是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实质性推动。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在即将出台的规划文件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将覆盖珠三角经济区的9座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自此，从海外舶来的“湾区”概念，上升成为国家战略的实际行动。港澳服务+珠三角制造
论及城市群规划时，从国家发改委到地方政府官员，均提及粤港澳大湾区“对标国际著名湾区”的雄心。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强手在前，粤港澳湾区有机会赢吗？
从宏观层面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表现出“国际优等生”的“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是旧金山湾区的两倍，接近纽约湾区1.56万亿美元水平；尽管经济总量不如东京湾区，但粤港澳大湾区约1.5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
如今市场上某种对“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乐观和亢奋，也源自宏观层面的经济数据。
据郑天祥分析，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还能保持中高速增长，而其他的国际湾区尤其是东京湾区的经济增速不高，要不了几年，粤港澳大湾区就会成为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
不过，宏观数据上的庞大，有时只是数学上的游戏。人们能明显感知到的差距是，华尔街的金融服务、硅谷的科技研发、东京港的航运服务均是响当当的“世界名片”，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反观粤港澳地区，尽管“港澳服务”在国际上小有名气，但珠三角地区整体的服务业比重不足60%，其中还包括部分低端服务业。
区域经济学者的共识是，随着综合经营成本的抬升，经济发达城市疏解压力的主要路径，是向周边城市转移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而保留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的行业，由此形成城市群和都市连绵带，而被保留下来的多是高端的服务业。旧金山湾区的成功，源自硅谷、旧金山市对周边城市乃至全球城市的利用。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就曾在2014年谈到，在旧金山市的服务业比重逐年增加时，旧金山湾区某些城市的制造业比重却在抬升，这有赖于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香港早些年有所探索，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南沙设立的霍英东学院便是推动香港科技在内地产业化的机构。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后，这里成为粤港澳青年创业基地。不过，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广州、深圳对周边城市辐射，还远远没达到纽约、旧金山的水平。这又回到20多年前吴家玮提出“湾区”设想时的思考：香港拥有五六所世界高水平大学，有国际资金，有研发的人才，而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科研成果产业化成本低，应当携手合作。
郑天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港澳和珠三角城市相互需要。由于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香港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实现制造业回流，大部分的产业都将是金融等服务业，研发成果、国际资本缺少产业化的空间；而澳门在一家独大的博彩业受冲击后，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同样需要空间；珠三角城市恰好有产业化的空间，同时又需要港澳的资金和专业服务。
一批粤港澳经济学者的共识是，未来粤港澳合作的出路在于港澳专业服务+珠三角制造，实行不同经济形态的优势互补。
目前，以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和广深港高铁为标志，粤港澳地区正在极力修建推动人才、资源流动的硬件设施；同时，借助CEPA、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粤港澳三地正在探索建设人才、资金流动的“软环境”。在这之外，深圳、广州先后开启高等院校“外引内培”行动，试图补足高等教育的“短板”。通向“一带一路”
对照现有的国际知名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明显特征是“丰富”。经济发达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自由港集群；而粤港澳大湾区既在一国之内，又分属两种经济制度和三个独立关税区，粤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不尽相同。前述三大国际湾区，乃至新加坡倡议的“成长三角”，均围绕着占据优势或相对占据优势的核心城市或超大型城市；而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广州、深圳均是经济体量相差不大的“超级城市”，属于“三核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丰富性”，某种程度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化特征相类似。2015年3月，《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首次完整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此前文件的表述只提及“湾区”），也显示出“粤港澳大湾区”被顶层设计寄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所作为。
广东省政协常委、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进程中，中国需要面对不同经济体制、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合作伙伴，其丰富性、多元化远比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交流要复杂得多。因而，粤港澳大湾区在合作机制上的探索试验，可作为中国面向“一带一路”、进一步参与全球化的参考。“如果中国连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都不能统一起来，不能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中国就更不可能应对全球市场。”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016年论述“环珠江口湾区”设想时，莫道明谈到，希望将“环珠江口湾区”作为社会法制和自由市场多样化的样本。
他提到的这个多样化样本，不仅在经济上，更是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方式、法制、市场经济上探索一种新的模式。比如，可探索构建经济学意义上的“小欧盟”，也就是劳动力就业统一市场，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到珠三角自由就业。
在部分经济学者看来，内地城市学会与香港、澳门“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就学会了与世界“相处”。这是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和自由港；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经贸合作的平台。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香港、澳门的步伐走得更前，在国际贸易准则、营商环境上比内地更接近“国际标准”。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在对接“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内地更多要学习香港、澳门的国际化、法制化环境，学习香港、澳门的现代服务，以这些优势推动国内新一轮对外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依托接轨国际标准和自由贸易港的优势，香港和澳门依然是内地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在数名粤港澳学者的构想中，广东企业可以依托港澳的专业服务以及全球商贸网络，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内地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净输出地，而香港地区当年吸纳中国内地投资流量为897.9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61.6%，同比增长26.7%，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而香港吸纳的内地投资流量中，相当一部分经由香港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作者：戴春晨，易德发发布时间：2017-5-6多部门四次规划 跨区域协作打造百年纽约湾区的光荣与梦想【导读：纽约湾区，又称为纽约大都市区。这个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面积达33484平方公里的纽约湾区，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如今，纽约湾区以发达的金融和制造业、便利的交通、整体水平极高的教育和环境吸引了超过4347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0%，是国际湾区之首。】
32岁的吴昊刚刚移民到美国，拿着生物技术博士学位并在国内有几年研发经验的他，正准备接受一个在新泽西Montvale的工作offer。尽管只有8000居民，但小镇以高精尖产业著名，在纽约市西北不到50公里，坐新泽西铁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曼哈顿中心。
Jasmine Liu最近正准备买一套房子。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要求并不少：院子要足够小孩追跑且学区要好，老公去纽约中城上班从开车到倒火车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她自己的工作地点开车不要超过40分钟。最终，她选择了康涅狄格州的小镇Westport，出门走两分钟就是大海。
吴昊和Jasmine Liu选择的两个小镇分处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但却有很多共同点：经济发达、高新产业聚集、社区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学区好，且距离纽约公共交通一小时左右。
它们同属于一个大的区域概念——纽约湾区，又称为纽约大都市区。这个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面积达33484平方公里的纽约湾区，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现在已经是美国甚至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除了集中了百老汇、华尔街、联合国总部的曼哈顿，纽约湾区充满着太多在国际市场耳熟能详的名字：康州174平方公里内汇集50余家顶级对冲基金的全球对冲基金之都格林尼治（Greenwich）、包括强生等一流企业作为总部的全球制药重镇新泽西等。“我找工作的目标就是在纽约和周边的这些城市，机会多，交通方便，对未来发展非常有帮助。”吴昊表示。和吴昊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根据报道，纽约湾区以发达的金融和制造业、便利的交通、整体水平极高的教育和环境吸引了超过4347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0%，是国际湾区之首。高水平的城市集群
对Jasmine Liu和吴昊来说，生活在Montvale或者Westport，与纽约相比，并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不同的地方代表了不同的优先选项。
尽管是在周边的小镇，吴昊即将拿到的薪水并不比纽约的同等职位低。“比起纽约来讲，小镇非常安静，又有很多高新技术公司，很适合生活和学习。”
而对Jasmine来说，纽约外的小镇才可能住上双层、花园和小泳池的独栋别墅，而在富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康州，其良好的学区也丝毫不比曼哈顿逊色。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3年纽约大都会GDP达到13797亿美元。纽约作为其核心，具有以下功能及特征：为美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重要制造业中心，服装、印刷、化妆品等居首位，机器、军工、石油和食品加工有重要地位。
纽约湾区东北的康州地区为美国传统工业重镇，制造业历史悠久，种类多样，是全美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而全球对冲基金之都格林尼治也体现了康州的金融地位，此外，作为GDP排名全美第3位的康州，产值最高的产业还有房地产、制造业、耐用材料等等。
西北的新泽西制药业非常发达，在全美名列第一，世界上最大的21家制药和医疗技术公司总部或中心设在新泽西。一大批通讯产业聚集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贝尔实验室旁边。
资料显示，在过去20年里，三州地区增加了230万居民和150万就业岗位；由于公共卫生措施和环境改善，预期寿命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犯罪率急剧下降；世界一流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的工作便利；交通客流量增加。纽约湾区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区域，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在这里生活。跨地区协会的三次规划
但纽约城市集群绝不是一天建成的。纽约作为大都市带中心的核心城市，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纽约市甚至纽约州的政府管辖范围。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规划配置，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效应，一个跨行政区域的规划在其中必不可少。
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增加了对纽约港的需求，纽约进入大发展时代。从全国范围看，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大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迁移。在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管辖下，纽约难以有效应对爆炸式增长，满足区域公共利益需求，一些区域性的规划工作应运而生。
1921年，由支持纽约和周边地区改善工作的罗素·赛奇基金会资助，查尔斯·诺顿召集建筑师和规划师，建立了下属的纽约区域规划委员会。
而纽约区域规划委员会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下称RPA）也成为了纽约湾区百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该委员会是区域规划探索的纯粹的非政府机构，历经8年，于1929年发表了《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规划》（Regional Plan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而这个规划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都市区的全面规划”，规划不但对纽约地区交通、管理、社区系统产生了超过70年的影响，同时大力倡导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这次被称为“第一次区域规划”的规划范围包括22个县，5528平方英里，这次规划具有突出的区域视野，努力将城市和周边区域作为整体考虑，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城市爆炸式增长、物质空间建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再度繁荣。政府鼓励发展小汽车行业及在城市外围建设，1962年的《高速公路法案》加速了空前的郊区化，RPA称之为“蔓延的城市”（spread city），纽约大都市地区未能实现规划提出的“再中心化”。
1968年，RPA完成大纽约地区第二次区域规划，规划的核心是通过“再集中”，也就是将就业集中于卫星城，恢复区域公共交通体系，以解决郊区蔓延和城区衰落问题。
1990年代，纽约大都市地区经济增长缓慢而波动，区域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既包含技术和全球化竞争，也包括社会、环境等问题恶化，区域财富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世界领导地位受到威胁。
随着增长管理运动波及全国，精明增长成为引导大都市区的基本策略，RPA重新审视“财富”的内涵，提出应注重经济、社会、人文和自然的综合发展，兼顾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平衡。1996年，RPA发布第三次区域规划——《危机挑战区域发展》（A Region at Risk），规划的核心是凭借投资与政策来重建经济、公平和环境。通过整合经济、公平和环境推动区域发展，从而增加区域的全球竞争力。密布的交通联网
规划之外，城市联通才能显示其集群效应。在曼哈顿中城的东西两侧，不足两公里的方圆内至少有两个最主要的轨道交通枢纽：在西部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东部的中央车站。这两个车站链接几十条铁路，每十分钟都有开往康州和长岛的长岛铁路（LIRR）以及开往新泽西的新泽西铁路（NJ Transit）。
与规划相似，交通的协调也绝非一个地方政府可以单独实现。早在19世纪20年代，与纽约区域委员会同时应运而生的是纽约港务局（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
1921年，美国专门成立了跨州合作机构纽约港务局（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着手改善、兴建交通和海港设施，协调港区发展，加强大纽约地区的经济竞争能力。纽约港务局是得到州立法授权的跨州准政府机构，财政上自给自足，出台了有关港区发展的总体规划，为纽约大都市地区发展和公共管理提供了新模式。1972年，港务局正式定名为“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是纽约湾区一个重要的机构，我们接受两个州的财政拨款，同时我们的项目也被列为重点的联邦项目。”纽约与新泽西州港务局执行董事弗耶（Patrick Foye）4月12日在纽约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纽约港务局并列的机构为大都会运输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简称MTA，是管理纽约市公共交通的管理机构，成立于1967年，管辖着范围达4000平方英里的大纽约地区：包含纽约市五大区、纽约州12个县、新泽西和康州的部分地区内的交通运输，该机构拥有并管理纽约地铁、巴士及渡轮。
其辖下单位包括纽约市公共运输局、大都会北方铁路、长岛铁路、长岛巴士公司、桥梁暨隧道管理局以及大都会运输署公车公司。第四次规划发展
作为城市集群，纽约湾区在全球版图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绝非完美。
气候变化、基础设施落后与恶化、公共机构负债制约管理等问题仍然威胁着市民生活，环境、旅游模式和商业活动需要跨越行政边界进行区域合作，失业、住房成本、物业税和自然灾害等问题受到居民的普遍关注。
2013年4月19日，RPA宣布启动纽约大都市地区第四次规划（Fourth Regional Plan），为接下来25年的地区增长和管理提供策略。
2014年，RPA对纽约大都市地区发展发表了题为《脆弱的成功》的评估报告，指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威胁，包括州政府决策割裂、地方与区域经济结构脱节、四分之三的工薪阶层工资停滞不前、住房供给缺乏、科技发展和区域气候变化等等，必须开展新的区域规划加以应对。
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地区规划围绕目前最紧迫的气候变化、财政不确定性和经济机会下降等挑战展开，提出了“经济、包容性和宜居性”目标。预计到2040年，增加190万就业岗位和370万人口。
在交通领域，包括港务局弗耶在内的官员都在为继续优化服务而奔走。目前港务局最重要的计划是名为“门户隧道项目”（Gateway Tunnel）的铁路项目，是在连接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和纽瓦克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铁路线南侧，新建一条铁路线。
弗耶介绍，原来的铁路线建于一百多年前，在桑迪飓风（Hurricane Sandy）中受到重创。旧铁路属于美国东部“东北走廊”的重要一段。东北走廊每天负担着超过75万人的通勤，但因为检修，乘客时常遭遇延误停运的困扰。
港务局正在期待总统特朗普的1万亿基建项目的出台。弗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门户隧道项目”计划利用公私合营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作者：张涵发布时间：2017-5-8东京湾镜鉴：产业逐步升级 要素自由流动【导读：“距离不是问题，硬件设施也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体制要如何整合，生产要素如何实现自由地流动，同时还要解决市场竞争和行政干预之间的问题。”】
作为目前全球GDP规模最大的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可谓无限繁华。据海通证券4月1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该湾区GDP总量达1.8万亿美元，常住人口达4347万。东京湾区聚集了日本1/3人口、2/3经济总量、3/4工业产值。日本年销售额在100亿元以上的大企业半数都聚集于此，如三菱、丰田、索尼等。
据广州地理研究所《环珠江口与环东京湾地区产业发展及环境比较》论文指出，东京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当时的江户（东京）已是政治中心，不过那时候的江户海岸地区还只是物流中心和渔场。19世纪下半期以后，东京湾发展开始加速。随着产业现代化的推进，东京湾周边不断进行移土填海，沿岸出现了一个港口联合体，包括川崎港、东京港、千叶港和木更津港。二战之后，在东京以西形成了京滨工业地带；向东、北扩展，形成了京叶工业地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联合体，同时，横滨港、川崎港、东京港、千叶港也不断发展，成为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的大规模物流港，于是从横须贺到千叶的90%以上的自然海滨变成了人工海岸线，并出现了很多人工岛屿。
总结来看，东京湾区经济发展形态演变主要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四个阶段，既有日本政府的规划引导，更有产业和市场的自然发展。深入分析其发展历程，可以给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镜鉴。经验：政策引导，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
日本政府在1951年颁布《港湾法》，规定由政府对整个国家港口发展的数量、规模和政策进行统一规划部署。1967年，颁布的《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建议把东京湾沿岸各港口整合为一个分工不同的有机群体，形成一个“广域港湾”。其特点为各地方港口管理机构拥有对港口的基本管理权，各地方政府组建运输省，共同协商管理对港口群进行规划协调，内部联合，以整体利益为目标，提高整体知名度，港口运输错位分工，协调发展，费用统一定价以消除各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实现港口群最大利益。“一是东京湾区有自己的资源条件，自然独特的海湾，拥有滨海城市发展的优势。二是经济基础，以东京为代表的城市群。很早有制造业的基础，后来发展为高科技产业。早期制造业的发展，再加上港口，同时东京本来就是日本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才形成了这样的发展条件。制造业方面，早期是发展重化工业，后来是发展高端制造业。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制定过《港湾法》，指导全国港口发展，60年代颁布了东京湾的基本发展思路，包括对东京港等7个港口进行整合分工、形成港湾的港口竞争力等。”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陈广汉续称，上述政策引导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学习，政策提供指导性的方向，可以避免区域内的同质竞争；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制定一些法律，对港口的分工、土地与城市的功能政府有一些调节作用，但同时也要让市场发挥作用。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也强调了市场化机制在东京湾区各港口分工形成中的重要性。“该湾区内的港口分工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实现的，港口和港口之间通过市场化竞争形成了差别化发展。日本的港口独立于当地的行政管理，所以竞争和合作起来都比较顺畅。”他说。
据东京湾航路事务所官网的信息显示，日本的油气等能源，铁矿石等工业原料，小麦和大豆等食物都是依赖海外进口的，另一方面出口汽车和电子产品等。东京湾区内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占到了日本的四成，原油进口量占到了三成，液化天然气占到了五成，可以说是日本经济的大动脉。
具体来看，东京港定位是国际集装箱战略港湾，其中国内的集装箱吞吐量占到二成，国内运往欧美主要国家的集装箱数占到了四分之一，蔬果输入量占到了该国的24%。
与东京港相邻的川崎港同样定位是国际集装箱战略港湾，港口背后是能源相关企业的聚集地，该港口原油的进口量占到了日本全国的7%，液化天然气的占比达9%。
横滨港定位是国际集装箱战略港湾，其中外贸集装箱的吞吐量为日本第二，还是东日本最大的汽车吞吐点，整车的出口量占到了该国的14%。
东京港另一侧的千叶港主要是能源化工港口，是石化工业、钢铁业原材料的供给据点，原油进口量占到了该国的13%，液化天然气占到了15%。
而横滨港对面的木更津港，其铁矿石的进口量占到了该国的10%，钢材的出口量占到了9%。此外，横须贺港主要是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出口，还是冷冻金枪鱼进口的据点。教训：发展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环境
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东京湾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曾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大批工厂排放的“三废”，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大气遭受污染，海水水质变坏，赤潮频繁发生，海洋生物资源退化，传统海洋水产业一落千丈。据广州地理研究所的论文指出，据统计，1973年日本钢产量将近1.2亿吨，铁产量9亿吨，仅排出的高炉废渣就达2700万吨以上，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东京湾区。大规模的填海造地，严重破坏了东京湾的生态环境，纳潮量减少，海水的自净能力减弱。二战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东京一带地价飞涨，填海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环东京湾各港口、城市临海工业区、大工厂、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迪斯尼乐园等都在填海土地上建设。
另据东京湾环境情报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起，东京湾赤潮的高峰期出现在1982年左右，当年出现了69次赤潮，到了2013年该数字下降到了27次。“湾区的海洋资源是最脆弱的方面，环境污染处理难度较大。早期日本也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治理十分严厉，因此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东京湾区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得比较多。他们会有一些细分的产业政策，比如在某一地方禁止某个行业。环境保护和产业政策优惠同时推进。其环境保护方面力度较大，依法治理做得比较好。这点我们可以学习，环境保护情况要达到标准就要执行，不能流于形式。”陈广汉说。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发布的报告显示，1991年，在东京湾区人工海岸线上，制造业从事者占到了30%，到1996年，该比例下降到了23%，到2001年，下降到了20%。与此同时，该地区第三产业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多。据海通证券报告，到2012年，第二产业占东京湾区的GDP不到20%，其余为第三产业。“东京湾的发展阶段比我们高，早期的东京湾重工石化后来都转移出去了，发展服务业，经历了产业的升级。东京这个城市大部分是服务业，周边的城市也有制造业。跟旧金山不一样，旧金山是信息产业为主，而目前东京是高端制造业为主。东京有新的金融中心，为高端制造业提供金融服务，促进贸易和港口的发展。”陈广汉说。
但也有观点认为，东京湾水质改善至今没有“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流域的水资源环境管理缺乏政策协调。“流入东京湾的河水，在治理、疏通、利用、排放等方面，各行政部门各行其是，管理分散。可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确立宏观‘流域水资源环境管理’机制，为此，就必须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研究和实践。当然日本也不是没有相关的行动。在东京湾治理方面，2000年日本组织了‘东京湾再生推进会议’，参加的行政机构包括国土交通省、环境省、农林水产省、海上保安厅、内阁府都市再生本部，还有埼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横滨市、川崎市等。但这仅仅是一个相关部门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平台，没有任何管理权限，所以实际上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寺西俊一在《战后日本的环境公害及其历史教训》论文中指出。
在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看来，东京湾区的基建经验也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该湾区拥有成熟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系统，比如，其理念是与其建造一条十车道的高速公路，不如建两条六车道的道路，因为后者能更好缓解交通堵塞。这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他说。“另外，世界大都会如伦敦、纽约地铁的规划都不超过500公里，国际大都会选择进城是地铁，城郊为轻轨。东京也是这么安排的，相较之下轻轨建设成本为地铁的五六分之一，没有必要全部建设为地铁，且地铁没有观光游览价值。而国内当下却一窝蜂地建设地铁，如佛山一号线，我曾建议其进城为地铁，出城为轻轨，但最终未获采纳。而东京都，其郊县三首县就采用这种模式，轻轨线路长于地铁。这一点是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借鉴学习的。”郑天祥说。关键：体制对接，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虽然东京湾区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经验，但两个湾区经济圈的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与粤港澳湾区不一样的是，东京湾都是一个国家内的，不是一国两制。东京湾区域内的要素流通自由，而香港澳门因为关税和边界受到限制。珠三角地区现在也没有完全打通，广州和深圳户口养老就不一样，港澳更是如此。由此，港澳湾区有个劣势就是人员、信息往来管理都不一样。”陈广汉说，“这就涉及到体制如何创新，让区域内尽量做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自由流动，自由流动才能优化资源配置。要做到流动，第一体制要对接，完全对接很难，但可以尽量减少摩擦。第二是基础设施要对接，基础设施使空间压缩，在空间之内更容易交流。如果通关更便利，资金融通更便利，经济学上讲效率会变高。”
陈建军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距离不是问题，硬件设施也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体制要如何整合，生产要素如何实现自由地流动，同时还要解决市场竞争和行政干预之间的问题。东京湾区的分工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那么中国是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是否可能成立一个大湾区委员会，来协调粤港澳之间的联结、产业分工和区域合作呢？”他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作者：姚瑶，邓敏发布时间：2017-5-6一个时代的崛起：旧金山湾区溯源
在全球的投资低迷期中，旧金山湾区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实力：最新报道显示，全球有101家独角兽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23家位于纽约，33家在中国，欧洲的独角兽公司只有13家，主要在德国和英国。印度5家，新加坡2家。
尽管地价飚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竞争激化、商业环境周期性恶化，孕育着创业精神的硅谷却始终在信息技术的滚滚大潮中领先群雄。
旧金山湾区是怎样发展的？硅谷是如何崛起的？与之密切先关的斯坦福又是如何从一个区域大学逆袭成为全球名校乃至创新孵化器的？本组报道将深入探究，并希望为粤港澳湾区提供镜鉴。【导读：“信息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由一家在湾区诞生成长的公司来领导：集成电路、个人电脑（苹果）、工作站、三维图像、数据库软件，还有网络计算器。”一位投资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在目前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风口下，错失机会的风险担当不起。”】
天气好的时候，在从奥克兰开往旧金山的大桥上可能会产生错觉，仿佛在从皇岗口岸到香港大屿山机场的桥上飞驰。桥下的海湾宽阔，成群的集装箱和船只停泊在海滩间。金门大桥另一侧的山峦在不远处起伏，像极了香港的碧海蓝天。
而一旦过了大桥，氛围开始不同。在略显破旧的旧金山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范围内，是全世界最密集的高估值企业中心：像Lyft这样估值50亿美金的科技公司有大约30余家，再往南开一点，就是Uber、Airbnb这些真正过100亿美元的独角兽。
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统计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风投市场的总体趋势依旧沿袭了资本寒冬，交易宗数持续走低，关闭交易的创业项目持续减少，平均单笔交期额走高并趋稳。
但在全球的投资低迷其中，湾区又再一次证明了其实力：最新报道显示，全球有101家独角兽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州，23家位于纽约，33家在中国，欧洲的独角兽公司只有13家，主要在德国和英国。印度有5家，新加坡有2家。
尽管地价飚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竞争激化、商业环境周期性恶化，孕育着创业精神的硅谷却始终在信息技术的滚滚大潮中领先群雄。追逐独角兽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科技股一反此前的预计，持续上涨了将近10%。亚马逊、谷歌、苹果以及英伟达的市值均在过去几个月中涨幅超过想象。
更没有人敢于错过湾区。
一位国内主流科技公司的投资部门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过去的24个月中，负责全球并购的他飞来加州不下10次，每次要待上小半个月。
与中国资本一样，许多主权投资机构正在将更多资金投到科技初创企业，并在硅谷开设办事处。
据调研公司PitchBook统计数据显示，主权财富基金去年在美国初创企业做了12笔投资，价值124亿美元，远超过2012年的四笔投资，即2.02亿美元的规模。
据马德里IE商学院Sovereign Wealth Lab研究中心称，去年全球涉及主权财富基金与初创企业的交易有42宗，总价值约为162亿美元。
侧重科技产业、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Vision Fund成立，显示上述数字还将增加。Vision Fund是由日本软银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的合资设立的。向美国叫车服务企业优步（Uber）提供35亿美元融资后，沙特PIF这种投资兴趣被激发出来。
去年主权财富基金参与的交易包括China Internet Plus和阿里巴巴关联金融公司——蚂蚁金融服务数以10亿美元计的融资。“信息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由一家在湾区诞生成长的公司来领导：集成电路、个人电脑（苹果）、工作站、三维图像、数据库软件，还有网络计算器。”一位投资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在目前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风口下，错失机会的风险担当不起。”簇群效应凸显
故事当然不仅是估值。“从最根本的程度上说，湾区的生态系统仍然是全球无法比拟的。”一位投资人在硅谷一个增强现实的活动中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下面的比较可以说明硅谷今日的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10％，是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1999年，硅谷雇员的人均创造价值达到11.5万美元，而同年美国平均数字为7.8万美元。1999年，硅谷首次公开上市的企业数已创纪录地达到了72家。1999年，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向这一地区，占全美总额的三分之一。
硅谷的特色在于它孕育了许多企业。换句话说，尽管很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在此产生，但硅谷的故事却不应仅仅局限在取得的科学进步或技术突破上。
其中包括：在电子领域，瓦里安兄弟发明了真空电子管；在硅片方面，仙童半导体公司发明了制造晶体管的平面工艺，同时它也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英特尔的工程师们发明了微处理器。在计算机领域，斯坦福研究中心的道格拉斯·恩格巴特于1968年首次提出将电脑用于提高个人生产率的概念；施乐公司PARC研究所实现了一些重大突破，包括了图形用户界面；苹果公司推出第一台成功的微型计算机；IBM阿尔梅登实验室发明了磁盘储存信息的随机存取和相关型数据库；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RISC芯片和相关型数据库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硅谷的实力建立在上述这些闻名世界的发明基础之上，但也有许多重大技术进步产生在别处：像晶体管、包交换、国际互联网、浏览技术等都是在其他地区取得的。信息技术的每一个突破已经迅速传播到全美国乃至全世界。
令硅谷与众不同的不是这里发明的技术，而是把这些技术进行开发、利用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在当地创建的企业。换句话说，硅谷的故事是企业尤其是创业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市场应用的历史。结论是：新公司专注于新技术，并创造新财富。
硅谷栖息地如同动植物的自然栖息地，硅谷是高技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所有高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已经在这里随时间得到有机的发展。硅谷栖息地包含了人员、企业与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网络与互动模式。与自然栖息地一样，硅谷具有复杂、动态、相互依存关系的特征。
这里又是一片“产业聚集地”。这一定义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它是指由于某地技术外溢造成同一产业的企业聚集于某一地区的现象。
而这一汇聚过程一旦开始，技术（创意）外溢、技能的积累、生产所需的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一系列反馈都有助于保持竞争优势。硅谷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它由电子企业起家，此后领导着信息技术的每一次潮流。
这些簇群显示了邻近性和本地资源的重要性。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更加立足于本地资源——知识、关系、原动力——这些是遥远的对手无法匹敌的。”湾区就是一个发挥本地知识和关系簇群优势的典范。（编辑：赵海建）作者：张涵发布时间：2017-6-5二、广东广深珠市长详解大湾区建设落地思路：规则衔接先行 科创协同推进
广东团开放日：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的审议，他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的工作，要求广东的同志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
一年后的3月6日，又逢两会广东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东风，经济大省广东正在科技创新上大做文章，深耕“智造”，持续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谋求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在审议发言时说，携手港澳抓住大机遇、建好大湾区，牵引带动广东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导读：大湾区的规则衔接和科技创新正被视为推进重点，如广州将探索推进穗港澳三地单一窗口系统对接合作，深圳将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创新要素流动最便捷、创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几乎没有疑问，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词。
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多位人大代表在进行发言或回答提问时都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展开。
这在意料之中。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3次提及粤港澳大湾区，这也是大湾区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的两会记者会、代表通道上，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有关方面，也释放了诸多信息。
一个现实背景是，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出炉，大湾区建设正式进入全面实施和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随着顶层设计明朗，人们开始关注以“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粤港澳大湾区，现阶段具体将从何着手，率先要从哪些重点领域突破？尤其是广东的9个城市在定位和任务获得明确后，具体将有何动作？
对此，广州、深圳和珠海三市市长在开放日上均作出相应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大湾区的规则衔接和科技创新正被视为推进重点，如广州将探索推进穗港澳三地单一窗口系统对接合作，深圳将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创新要素流动最便捷、创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在审议发言时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携手港澳抓住大机遇、建好大湾区，牵引带动广东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规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利化。对比往年，重点清晰。
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提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时也强调，要发挥香港、澳门的开放平台与示范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
从广东来看，近期也多次强调，要以推动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要强化机制“软联通”。
开放日当天，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长温国辉介绍了下一步该市围绕大湾区将重点开展的工作，并将聚焦营商环境规则体系对接放在第一点。“广州要着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温国辉说，香港营商环境一直在全球前列，广州要对标港澳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法治保障和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具体而言，下一步，广州将探索推进穗港澳三地的单一窗口系统对接合作，推进与港澳在法律、金融、医疗、建筑等领域的规则对接，以及深化与港澳在人才培养、资格互认、标准制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
温国辉说，目前广州已认可港澳16个工种的职业资格，同时在注册建筑师、房地产估价师等六项建筑领域职业资格上与香港互认。“这将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既加快广州与港澳在制度规则方面的‘软联通’，又能更好推动广州营商环境持续得到优化。”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长陈如桂在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时也首先表示，最迫切的是要破除创新要素便捷流动的障碍。“为此，我们在深港边界规划建设了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努力在科研物质通关、科研资金流动、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先行先试。”陈如桂说，并且希望中央支持在此建设国际开放创新的先导区，探索实施特殊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和国际合作机制，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并将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加强广、深、港、澳高等教育开放合作。
此外，与此相联系的便利性方面，当前深圳还正在谋划出台一批便利港澳居民的服务措施，将在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尽可能享受市民待遇，为港澳居民，特别是港澳青年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多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3月5日“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常务副省长林少春还表示，广东将重点在规则方面推动连通、贯通和融通，“港澳的城市管理经验很好，营商环境一流，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拿到大湾区其他城市实践，这样就实现连通。港澳在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方面也有好做法、好经验，但其它城市一下子做不到的，我们将学习、细化研究、制定规则，争取贯通”。科创“1+1+1远远大于3”
科创是另一个核心主题。
粤港澳大湾区一大战略定位是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3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两会记者会上就表示，最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抓紧细化有关具体工作方案，重点有两方面：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点推进有利于港澳居民进出内地和到内地发展的便利措施。
并且，针对国际科创中心，他强调“力度要进一步加大”。
而在广东代表团开放日上，从广深珠三市市长的介绍来看，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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