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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2 0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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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澳)迈克尔·罗伯森,车家媛、鲁锡华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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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

碎裂试读:

第一章

巴斯大学

现在是九月下旬,上午十一点整,外面大雨滂沱,母牛漂浮在河面上,顺流而下,鸟儿站在它们肿胀的尸体上休憩。

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在观众席两侧的台阶之间,分层的座位缓缓升高,消失在黑暗中。我的观众们顶着一张张苍白的面孔,年轻而热切,宿醉未醒。现在正值新生周,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坐在这里,都是进行了心理斗争——权衡是去上课还是回床上睡觉。一年前,他们还在看青春片,吃爆米花。此刻,他们都远离家乡,喝着廉价酒水,等着学点东西。

我走到讲台中央,双手紧紧地抓着讲桌,仿佛害怕摔倒。“我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将带着大家学习行为心理学的入门课程。”

我顿了顿,抬头看了看灯光。我之前没想到再次讲课会紧张,可现在我突然怀疑自己是否有什么值得传授的知识。我依然能听到布鲁诺·考夫曼的建议。(布鲁诺是巴斯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他那日耳曼姓氏倒很适合这个角色。)他告诉我:“我们教给他们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老伙计。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屁话仪。”“一个什么?”“如果他们好好努力且学到了点东西,当有人满口屁话的时候,他们就能侦测出来。”

说完,布鲁诺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对他们宽容点,”他补充说,“他们纯净,活泼快乐,还没吃过什么苦呢。一年之后,他们就会直呼你的大名,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我们怎么对他们宽容点呢,我此刻就想问他。我在这方面也是个新手。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一名著名大学的城市维护专业毕业生为什么会驾驶一架客机撞上摩天大楼,杀死数千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为什么会用枪扫射校园?一个少女妈妈为什么会在洗手间里分娩,然后把孩子丢弃在废纸篓里?”

沉默。“一种没有毛发的灵长类动物是如何进化成一个能够制造核武器、观看《名人老大哥》并且提出各种问题的物种的?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哭泣?有些笑话为什么好笑?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或者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我们很难记住一些东西,而布兰妮·斯皮尔斯那首讨厌的歌曲却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是什么使我们去爱或者恨?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如此不同?”

我看着前排的面孔。我已经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至少暂时如此。“我们人类已经研究自己几千年了,产生了无数的理论和哲学思想,令人惊叹的艺术、工程和创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只了解了这么多。”我举起手,大拇指和食指略微分开。“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心理学——心灵的科学,一门关于认知、信仰、情绪和欲望的科学,一门最不为人所理解的科学。”

我的左臂在身体一侧发抖。“你们看到了吗?”我抬起那条令人不快的手臂,问道,“它偶尔会这样。有时我觉得它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当然不可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存在于手臂或者腿上。”“我问你们所有人一个问题。一个女人走进一间诊所。她人到中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口齿伶俐,衣着考究。突然,她的左手抬到喉咙处,掐住了气管。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珠凸出。她快要窒息了。这时,她的右手来救她了。它掰开了左手的手指,把左手拽到身体一侧。我该怎么办?”

沉默。

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她留着淡红色的短发,成缕的头发沿着后颈的凹陷处像羽毛一样分散开来。“详细查看她的病史?”“已经看过了。她没有精神疾病患病史。”

另一人举起了手。“这是一种自我伤害行为。”“很显然是,不过她并没有选择扼死自己。这不是她想要的,也令人感到不安。她想要得到帮助。”

一个眼妆厚重的女孩把头发抚到耳后。“她可能有自杀倾向。”[1]“她的左手有。但右手显然并不同意这一点。就像巨蟒组的短剧一样。有时候她不得不坐在左手上才能控制住它。”“她抑郁吗?”一个打着吉卜赛人耳钉、头上涂着发胶的年轻人问。“不。她很害怕,但也能看到她窘迫但有趣的那面。她觉得很可笑。但最糟糕的时候,她也考虑过截肢。万一她的左手在夜里趁右手睡着扼死了她呢?”“是大脑损伤?”“没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陷——没有麻痹或是过度反射。”

沉默扩散开来,充满了他们头顶上方,像网一样飘荡在温暖的空气中。

从暗处传来的一句话填补了真空。“她中风了。”

我听出了这个声音。布鲁诺来看我第一天上课的情况了。我看不到他在阴影里的面孔,但我知道他在微笑。“给这个人一支雪茄。”我大声说。

第一排那个热心的女孩嘟着嘴说:“可是您说没有大脑损伤。”“我说的是没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陷。这个女人的右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发生了轻微的中风。正常情况下,我们大脑的两个半脑会进行交流并达成一致,但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发生,所以她的大脑用两侧的身体打了一架。”“这个案例已经发生五十年了,是大脑研究领域的著名案例之一。它帮助一位名叫库尔特·戈尔茨坦的神经学家创立了大脑分区的早期理论之一。”

我的左臂又颤抖起来,但这次却让我很安心。“忘掉别人告诉你的关于心理学的一切。它不会让你打牌打得更好,也不会帮你泡妞或者更好地理解她们。我家里有三个女人,她们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这无关梦的解释、超感官知觉、多重人格、读心术、罗夏墨迹测验、恐怖症、恢复记忆或压抑。最重要的是——它无关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讨。如果这是你的目标,我建议你买本色情杂志,然后找个安静的角落。”

下面传来阵阵笑声。“我还不认识你们,但我了解你们。你们有些人想脱颖而出,其他人则想融入。你可能看着妈妈给你打包的衣服,却盘算着明天去H[2]&M买点用机器故意磨损的衣服。这些衣服通过让你看上去跟校园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来表达你的个性。“其他人可能会想喝一晚上的酒会不会伤肝,今天凌晨三点是谁拉响了宿舍里的火灾警报。你们想知道我是不是给分很低,会不会让你们延期交作业,或者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学政治学而不是心理学。继续留在这个课上,你们会得到一些答案——但不是今天。”

我走回到讲台的中央,脚步稍微有些蹒跚。“我给你们讲一个概念。一粒沙子大小的大脑中含有十万个神经元,两百万个神经轴突,十亿个突触,且互相连通。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活动,其排列和组合理论上超过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数量。”

我顿了顿,让他们接受这些数字的冲击。“欢迎来到伟大的未知世界。”“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老伙计,你在他们心里植入了对上帝的敬畏,”我收拾文件的时候,布鲁诺说道,“挖苦讽刺,热情激昂,又引人发笑。你鼓舞了他们。”[3]“可比不上奇普斯先生。”“别这么谦虚。这些年轻的门外汉没人听说过奇普斯先生。他们是读着《哈利·波特与魔法师》长大的。”“我觉得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管它呢。加上一点装模作样的神态,约瑟夫,你一定会被他们爱死的。”“装模作样?”“你的帕金森症。”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我把破旧的公文包夹到腋下,朝教室的侧门走去。“至少我很高兴你觉得他们在听。”我说。“哦,他们从不会听,”布鲁诺说,“这是一个渗透过程。偶尔会有东西从酒精的迷雾中渗出来。但你确保了他们会回来。”“怎么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你撒谎。”

布鲁诺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穿的裤子没有口袋。出于某种原因,我从不相信一个不需要口袋的人。他该把手放在哪里?

过道和走廊里都是学生。一个女孩走过来,我认出她是我班上的学生。光洁无瑕的皮肤,沙漠靴,黑色牛仔,厚重的眼影让她看上去有点熊猫眼,同时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您相信魔鬼吗,教授?”“什么?”

她又问了一遍,胸前抱着一个笔记本。“我觉得‘魔鬼’这个词用得太频繁了,已经贬值了。”“人是天生邪恶,还是社会造就了他们?”“他们是被造就的。”“所以,没有天生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数量极少,无法量化。”“这算哪门子回答?”“是正确回答。”

她还想问其他问题,但很难鼓起勇气。“您愿意接受采访吗?”她突然问。“为了什么?”“校报。考夫曼教授说您是个名人。”“我不认为……”“他说您曾被指控谋杀一名以前的病人并逃过了刑罚。”“我是无辜的。”

身份的差别似乎对她不起作用,她还在等我答复。“我不接受采访。抱歉。”

她耸了耸肩,转过身去,准备离开,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我很喜欢您的演讲。”“谢谢。”

她消失在走廊尽头。布鲁诺胆怯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老伙计。她肯定搞错了。”“你都跟人说了些什么?”“只说好话。她叫南希·尤尔斯。年纪轻轻却很聪明。她学俄语和政治学。”“她为什么为校报供稿?”“‘知识是宝贵的,无论它对人类的贡献是多么微薄。’”“谁说的?”“A.E.豪斯曼。”“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吗?”“是同性恋。”

雨还在下。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已经持续几周了。一定有快四十个日夜了。裹挟着泥浆、杂物和污泥的洪水扫荡过西南各郡,道路堵塞,地下室变游泳池。广播报道称,马拉戈山谷、哈特克里夫路和贝德明斯特都被淹了。埃文河在伊夫舍姆决堤了,相关部门发布了针对埃文河的警告。水闸和防洪堤都受到了威胁。居民正在疏散。动物们即将溺水而亡。

方形的院子被雨水冲刷着,大雨从侧面倾泻而下。有些学生在雨衣和雨伞下面挤作一团,跑着赶去听下一场讲座或是去图书馆。其他人则逗留在原处,混杂在大厅里。布鲁诺观察着那些长相姣好的女学生,尽量不引人注目。

是他建议我来上课的——每周四节课,每节半小时,一共两小时,讲授行为心理学。这能有多难呢?“你带伞了吗?”他问。“带了。”“我们一块儿吧。”

很快,我的鞋里就灌满了水。布鲁诺撑着伞,跑的时候肩膀老是撞到我。快到心理学院时,我注意到应急停车处停着一辆警车,一名年轻的黑人警察正穿着雨衣从车上下来。他身材高大,一头短发,微弓着腰,仿佛被雨水浇弯了。“是考夫曼博士吗?”

布鲁诺朝他微微点了点头。“我们在克里夫顿桥上遇到点情况。”

布鲁诺呻吟道:“不,不,现在不行。”

警察没想到会遭到拒绝。布鲁诺从他身边经过,朝心理学院大楼的玻璃门走去,手里还撑着我的雨伞。“我们给您打了电话,”警察喊道,“我奉命过来接您。”

布鲁诺停下脚步,回过身来,低声咒骂着。“肯定能找到其他什么人。我没有时间。”

雨水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流。我问布鲁诺这是怎么回事。

他突然改变了策略,跳过一个小水洼,像传递奥运火炬一样把伞还给了我。“这就是你要找的人,”他对那位警察说,“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我受人尊敬的同事,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他是个老手,处理这类问题非常有经验。”“什么问题?”“跳桥自杀。”“什么?”“在克里夫顿悬索桥上,”布鲁诺补充道,“一个蠢到不知道躲雨的笨蛋。”

警察为我打开车门。“女性,四十岁出头。”他说。

我还是不明就里。

布鲁诺补充道:“快点,老伙计。这可是公益服务。”“那你为什么不去?”“有要事要忙。和校长开会,还有各学院院长会议,”他在撒谎,“不用假谦虚,老伙计。你不是在伦敦救过一个小伙子吗?当之无愧得到喝彩。你比我有资格得多。别担心。她很可能在你到之前就跳下去了。”

有时,我在想他有没有听到自己在说什么。“你们得快点。祝你好运。”他推开玻璃门,消失在了大楼里。

那位警察依然开着车门。“他们已经封锁了大桥,”他解释道,“我们真的要抓紧了,先生。”

雨刷不停地摆动着,警笛叫个没完。从车里听上去,警笛声出奇地小,我不停地回头,希望看到一辆驶近的警车,过了好一阵才发现,这警笛声是从近处发出的,在发动机罩下面。

天际线上出现了石塔,那是布鲁奈尔的杰作。克里夫顿悬索桥,蒸汽时代的一项工程奇迹。[4]

汽车尾灯发着红光。前方的车流绵延了一英里多。我们贴着路肩,驶过停止不前的车辆,在一个路障边停下车,穿着荧光背心的警察正控制着围观者和郁闷的驾驶员。

那位警察替我打开车门,并把雨伞递给我。大雨从侧面浇过来,差点把伞从我手里冲掉。面前的大桥看上去空无一人。石塔支撑着的大量钢缆彼此相连,从一端优雅地弯向桥面,然后又缓缓升起,一直延伸到河对岸。

桥梁的属性之一就是为有人上桥而不过桥提供了可能。对这个人来说,桥是虚拟的,是一扇打开的窗,可供他们不断地经过或者爬过。

克里夫顿悬索桥是一个地标性建筑,一个旅游景点,同时也是个一跳式自杀场所。好用,常被选用,也许“受欢迎”并不是最合适的词。有人说这座桥上有之前自杀者的鬼魂出没。有人看到过怪异的影子飘过桥面。

今天并没有影子。桥上唯一的鬼魂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女人,全身赤裸,站在安全护栏外面,背靠着金属格栅和钢缆。她那双红鞋的鞋跟在桥面的边缘摇摆不定。

就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中的人物,她的赤裸并不特别令人震惊,或不合时宜。她直直地站在那里,透着一丝僵硬的优雅,眼睛盯着河水,一副超脱尘世的模样。

负责该案的警官自报家门——阿伯内西警长,身着制服。我没有听清他的名字。一名下级警员为他撑着伞。雨水从黑色的尼龙伞顶流下来,浇到了我的鞋上。“你需要些什么?”阿伯内西问道。“她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她不跟我们交谈。”“她说过什么话吗?”“没有。”“她可能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她的衣服在哪儿?”“没有找到。”

我沿着人行道看去,道路被围栏隔离起来了,围栏上有五道铁丝网,人很难翻越。雨势很大,我几乎看不到桥的另一端。“她在这里多久了?”“大半个钟头了。”“你们找到汽车了吗?”“我们还在找。”

她很可能是从东侧上的桥,那里林木茂盛。如果她是在人行道上脱的衣服,一定有几十个人看到她。为什么没人拦下她?

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打断了我们,她留着一头染成了黑色的短发,肩膀浑圆,双手从她及膝的防雨夹克口袋里凸出来。她人高马大,虎背熊腰,还穿着一双男鞋。[5]

阿伯内西绷直了身体。“您怎么来了,长官?”“回家的路上顺便来看看,警长。另外,不要叫我‘夫人’。我可不是那位女王。”

她瞥了一眼聚集在草地上的电视台摄制组和报社摄影师,他们正忙着竖起三脚架和灯光。最后,她转向我。“你在抖什么,亲爱的?我没那么可怕。”“抱歉,我患有帕金森症。”“运气不佳。这意味着你有个贴纸吗?”“贴纸?”“残疾人停车处。能让你在几乎任何地方停车。待遇跟警察差不多,只不过我们还可以朝人开枪和超速。”

显然,她的警衔比阿伯内西高。

她朝大桥看去。“你可以的,博士,别紧张。”“我是个教授,不是博士。”“太遗憾了。你本可以是神秘博士,这样我就可以当你的女助[6]手。跟我说说,那些戴立克人连台阶都上不了,他们是如何征服宇宙那么多区域的?”“我猜这是生活的一大未解之谜。”“我这里的谜可多着呢。”

我的外套下面缠上了一个对讲机,一根发射线束从我的肩膀上绕过,别在衣服前襟上。女警察点着一支烟,然后从舌尖上将一缕烟丝捏起。尽管不负责这次行动,但她自带强大气场,穿着制服的警察们都更愿意听命于她。“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吗?”她问道。“不用。”“好吧,你去告诉‘消瘦的明妮’,如果她走到护栏这一侧,我就给她买一份低脂松饼。”“我会跟她说的。”

临时路障阻断了大桥两个方向的车流,桥上只有两辆救护车和待命的医护人员。驾驶员和围观者,或撑着雨伞,或穿着雨衣,聚在一起。还有些人爬到了长满青草的河岸上,以占据更为有利的观察位置。

雨滴落在柏油路面上,爆成一朵朵微型蘑菇云,然后顺着排水沟从桥沿上泼下去,像瀑布一样。

我弯腰穿过路障,朝桥对面走去。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的左臂拒绝摆动。它偶尔会这样——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能看到前方的女人了。从远处看去,她的皮肤完美无瑕,但现在我注意到,她的大腿上布满了擦伤的痕迹,还沾着泥污。她的阴毛呈三角形,黑色,比她头发的颜色更深。头发被编成了一根松松的发辫,从后颈上垂下。不仅如此,她的肚子上还有字母。一个词。当她转向我时,我就能看到。荡妇。

为什么要自虐?为什么一丝不挂?这是当众羞辱。也许她搞婚外情,失去了自己的爱人。现在她想通过自我惩罚以示忏悔。或者这是一种威胁——边缘策略的最后通牒——“离开我,我就自杀。”

不,这太极端了。太危险了。小年轻们有时会在恋情告吹的时候以自我伤害互相威胁。这是一种情绪欠成熟的表现。这个女人已经三四十岁了,大腿丰满,臀部已经有脂肪团形成的浅坑。我注意到了一道伤疤。剖宫产。她有孩子。

现在我离她很近。咫尺之遥。

她的臀部和背部紧靠着护栏。左臂揽住上方的一根钢缆。另一只手在耳边举着一部手机。“你好,我叫乔。你叫什么?”

她没有回答。一阵强风吹来,她仿佛失去了平衡,身体前倾。钢缆勒进她的臂弯。她把自己拽了回来。

她的嘴唇在动。她在跟谁打电话。我需要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告诉我你叫什么。这没那么难。你可以叫我乔,那我该叫你……”

风吹得头发遮住了她的右眼。我只能看到她的左眼。

折磨人的疑问阵阵袭来。为什么要穿高跟鞋?她去了夜店吗?这个点才出来可太晚了。她喝醉了?嗑药了?致幻药可能引发精神错乱。LSD。也可能是冰毒。

我断断续续听到她说的话。“不……不……求求你……不要……”“电话那头是谁?”我问。“我会的……我保证……我什么都做了……求你不要让我……”“听我说。你不会想这样的。”[7]

我往下看去。下面两百多英尺的地方,有一艘大肚子的轮船,在引擎的驱动下逆流而上。水位高涨的河水吞噬着河岸低处的金雀花和山楂树。颜色各异的垃圾在水面上打转:书、树枝和塑料瓶。“你一定冻坏了。我有毯子。”

她依然没有回应。我需要确认她听到了我说的话。只需要一个点头或是一个表示确认的词。我需要知道她在听我说话。“也许我可以把毯子给你裹上——只是为了帮你保暖。”

她突然朝我扭过头来,身体前倾,仿佛要跳下去。我停下了步子。“好的,我不会再靠近了。我就待在这里。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仰脸看向天空,像一个站在活动场地上的囚犯,在雨中眨着眼睛,享受着片刻的自由。“无论有什么问题,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伤心事,我们都可以谈谈。我不会强迫你。我只想知道其中的缘由。”

她的脚趾在往下滑,她不得不把重心移到脚跟上才能保持平衡。她肌肉中的乳酸正慢慢积聚。她的小腿一定非常痛苦。“我见过人们从高处跳下,”我告诉她,“你不应该觉得这是一种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我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不到三秒你就会触到河水。那时,你降落的时速将接近七十五英里。你的肋骨会折断,锯齿状的边缘会刺入内脏。有时,心脏被撞击的力量压扁,从主动脉上脱落,然后你的胸腔里会充满血液。”

她死死地盯着河水。我知道她在听。“你的手臂和腿能免受损伤,但你的颈椎间盘或腰椎间盘很可能会断裂。死相不会好看,也并不是毫无痛苦。有人会把你捞起来。有人会鉴定你的尸体。亲人会被你抛弃在人世。”

高空中传来隆隆声。惊雷滚滚,空气为之震动,大地仿佛都在颤抖。有事要发生。

她的视线转向了我。“你不明白。”她放下手机,低声对我说。有那么一刻,手机在她指尖摇晃,仿佛在努力抓住她,然后翻落下去,消失在空中。

天色暗下来,一个尚未完全成形的画面跳上心头——一个目瞪口呆的伤心人绝望地尖叫着。她的臀部不再靠着金属护栏。她的手臂不再揽着钢缆。

她没有对抗重力,手臂和双腿没有在空中乱抓乱蹬。她走了,悄无声息地,从我的视野中掉落。

仿佛一切都静止了,仿佛世界失去了心跳或没有了脉搏。然后一切又恢复了移动。医护人员和警察从我身边冲了过去。人们在尖叫,哭泣。我转过身朝路障走去,疑惑这是不是一个梦。

他们盯着她掉落的地方,问着同一个问题,或在心底思考着:为什么我没有救下她?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我的轻视。我无法直视他们。

我的左腿僵住了,我双手双膝着地,注视着一个黑色的水洼。我站起来,从人群中挤过,弯腰穿过路障。

我沿着路边蹒跚前行,蹚过一道浅浅的排水沟,驱赶着雨滴。光秃秃的树木伸向天空,责难地朝我伸过来。沟渠里的水哗啦啦作响,泛着白沫。汽车排成了长龙,一动不动。我听到司机们的交谈。一个人对我大喊:“她跳下去了吗?发生了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开放道路?”

我继续往前走,眼睛凝视前方,左臂不再摆动。血液在我耳朵里嗡嗡作响。也许是我这张脸让她跳下去的。帕金森症面具,就像正在冷却的青铜。她看到了什么或是没看到什么吗?

我蹒跚着朝排水沟走去,身体探过安全护栏,一直吐到胃里空空如也。桥上有个家伙正跪在那里大吐特吐,还对着一摊水说话,仿佛它在听。早餐。午餐。晚餐。全吐了出来。如果有个毛茸茸的棕色圆东西呕上来了,我希望他能使劲往下咽。人们拥过桥面,从桥边往下看。他们看着我的天使掉落。她像一个被剪断了提线的木偶,在空中翻滚着,松散的四肢和身体,像她出生时一样一丝不挂。我为他们献上了一场表演;一场高空钢索表演;一个女人从桥沿上跨到空中。你听到了她理智碎裂的声音吗?你看到了树木在她身后虚化成的绿色瀑布吗?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我把手伸到牛仔裤的后兜里,掏出一把钢梳。梳子从头发中掠过,留下了从前到后间隙均匀的轨迹。我的眼睛没有离开大桥。我额头贴着窗户,看着那些陡斜的钢缆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变成了蓝色。雨滴在阵风的吹拂下敲击着玻璃,窗框格格作响。天色渐暗。我希望能从这里看到水面。她是浮着呢,还是直接沉入了河底?断了多少根骨头?她咽气之前失禁了吗?这个角楼房间在一栋乔治王朝风格的房子里,房子的主人是个阿拉伯人,他外出过冬去了。一个浸在油里的有钱下流坯子。这房子曾经是一间寄宿旅馆,直到他把它重新装饰一番。埃文河谷就在两条街之外,我能从这个房间越过房顶看到河谷。我疑惑那是谁——桥上的那个男人?他跟那名高个子警察一块儿来的,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一条胳膊摆动,另一条却不动。可能是个谈判专家。一名心理学家。看起来有点恐高。他试图劝阻她,但她没有听。她在听我说话。这就是专业人士和他妈的外行之间的差别。我知道如何撬开一个人的理智。我可以让它屈服或者折断。我可以让它进入冬眠模式。我可以用一千种方法折磨它。我曾经跟一个叫霍珀的家伙共事,一个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乡巴佬,一见到血就呕吐。他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老是跟我们说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就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的步枪。当然,他呕吐的时候除外。霍珀对电影很着迷,总是引用《全金属外壳》里枪炮军士哈特曼的台词,朝新兵大吼大叫,骂他们是蛆虫、浑蛋和两栖动物的粪便。霍珀不善于观察,做不了审问者。他就爱欺凌弱小,但这不够。你必须机敏过人。你得了解他们——他们恐惧什么,他们如何思考,困境中他们会对什么紧握不放。你要眼观耳听。人们显露内心的方式千差万别。他们穿的衣服、鞋子,他们的双手、说话的声音、停顿和迟疑、下意识的动作和手势。用心听,仔细看。我的视线移到大桥上方珠灰色的云层上,云层依然在为我的天使哭泣。她落下时看上去的确很美丽,就像一只折翼的白鸽或是被气枪射伤了的丰满鸽子。我小时候常用枪射鸽子玩。我们的邻居休伊特老头有一个鸽舍,常常带它们出去飞。它们都是正统的信鸽,他外出时就带上它们,然后放飞。我就坐在卧室的窗户边,等着它们飞回家。那个愚蠢的老浑蛋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鸽子没有飞回家。我今晚能睡个安稳觉了。我已经摆平了一个荡妇,并给其他的发出了讯息。还有那一个……她会像信鸽一样飞回来的。我会等她。[1]英国的一个超现实幽默表演团体。[2]海恩斯-莫里斯,著名时尚品牌。[3]出自1939年上映的电影《万世师表》,讲述了一个叫奇普斯的年轻人入校成为老师后虽默默无闻但桃李满天下的一生,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教师形象。[4]1英里合1.6093公里。[5]在英语里,女性高级警官的称呼ma'am(madam),亦有“夫人”之意。[6]电视剧《神秘博士》中极具侵略性的强大种族之一,将基因改造后的身体置于由特殊金属制造的外壳中。[7]1英尺合0.3048米。

第二章

一辆沾满泥污的路虎打着滑停在了路边松散的碎石上。我在桥上见过的那个女警察探身打开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铰链嘎吱作响以示抗议。我全身都湿透了。鞋子上都是呕吐物。她告诉我不用担心。

她重新开上马路,用力扳动僵硬的变速器,费力地开着这辆路虎在街道上穿梭。在之后的几英里中,我们都一言未发。“我是探长韦罗妮卡·克雷(Cray)。朋友们都叫我罗妮。”

她顿了顿,看我是否明白这名字所暗含的讽刺意味。罗尼和雷吉·克雷(Kray)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伦敦东区的悍匪。“我的姓是C开头,不是K,”她补充说,“我的祖父改变了姓氏的拼写方式,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我们跟一个暴力精神病家族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们两家是有关系的?”我问。“远房堂兄弟之类的关系。”

雨刷狠狠地抽打着风挡玻璃的底部边缘。车里有股淡淡的马粪和湿干草的味道。“我见过罗尼一次,”我对她说,“在他死前不久。我当时在为英国内政部做一项研究。”“那时他在哪里?”“布罗德莫尔。”“那所精神病院监狱。”“是那个地方。”“他人怎么样?”“保守派,彬彬有礼。”“是,我知道这种人——对他的母亲非常好。”她笑了。

我们又沉默地走了一英里。“我听过一个故事,说罗尼死后,病理学家取出了他的大脑,因为他们打算做实验。他的家人发现了,要求病理学家把脑子还回来。他们为他的脑子单独举行了一场葬礼。我一直不知道一场脑子的葬礼是什么情形。”“小小的棺木。”“鞋盒大小。”

她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那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在桥上的时候。”

我没有回答。“瘦小的明妮在你上桥之前就打定主意要跳下去了。她不想被人救下。”

我的视线转向左侧。车窗外面,夜色渐浓,什么都看不到了。

她在大学把我放下,伸出手跟我握手。指甲很短。握手很有力。我们松开时,我的手里有张名片。“背面是我家里的电话,”她说,“有机会去喝一杯。”

我之前把手机关机了。语音信箱里有三条朱莉安娜发来的信息。她从伦敦乘坐的火车一个多小时前就到了。她的声音从愤怒转为担心,继而又变成催促。

我已经三天没见她了。她和她的上司——一个美国风险投资人——去罗马出差了。我那杰出的妻子能说四种语言,而且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业人士。

我开车进入停车场时,她正坐在行李箱上拿着掌上电脑忙活。“要搭顺风车吗?”我问。“我在等我丈夫,”她回答,“他一小时前就该来,但他没有现身。电话也没打。他没有一个好借口这会儿是不会现身的。”“对不起。”“这是道歉,不是借口。”“我应该打电话的。”“这话等于没说。可这依然不是借口。”“那我跟你解释,低声下气地道歉,外加一次脚部按摩。”“你想做爱的时候才会给我做脚部按摩。”

我想反对,但她说得没错。我下了车,透过袜子感受到了冰凉的地面。“你的鞋去哪儿了?”

我低头看看双脚。“鞋上有呕吐物。”“有人吐你身上了?”“我自己吐的。”“你湿透了。怎么回事?”我们的手在行李箱的提手上碰到一起。“一起自杀事件。我没能阻止她。她跳下去了。”

她抱住我。她身上有股味道。一股不同的味道。木头燃烧的烟味。丰盛的食物。酒。“我很抱歉,乔,一定糟透了。你知道她的什么信息吗?”

我摇了摇头。“你是怎么牵涉进去的?”“他们去了学校。我真希望自己救下了她。”“你不能责备自己。你并不了解她。你不知道她的问题。”

我避开油腻的水洼,把她的箱子放进后备厢,然后帮她打开驾驶室车门。她坐到方向盘后面,整理好裙子。最近她已经能不假思索地接过驾驶的任务了。从侧面看,当她眨眼时,睫毛从她的脸颊上轻轻掠过,她那粉色的外耳郭从头发里透了出来。天哪,她真美。

我还记得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的一个酒吧里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形。她当时在伦敦大学一年级学语言,而我是个研究生。她刚目睹了我的高光时刻之一,那是在南非大使馆外面的一场关于“种族隔离之恶”的街头演说。我确定,在军情五处内部的某个地方,一定有那个演讲的稿子,还有一张你穿着高腰牛仔裤、玩弄着八字胡的照片。

集会结束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朱莉安娜走过来自报家门。我提出请她喝一杯,努力不让自己盯着她看。她的下唇上有颗迷人的黑色雀斑……现在还在。跟她说话时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看,我们接吻时,我的嘴唇也会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移。

我不用靠烛光晚餐或鲜花向朱莉安娜求爱。是她选择了我。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发誓,千真万确,我们就一边吃着烤面包、喝着茶,一边规划我们共同的生活了。我爱她的理由有千百个,但主要还是因为她支持我、陪伴我,因为她的心大到足以容纳我们俩。她让我变得更好、更勇敢、更坚强;她允许我去梦想;她支撑着我。

我们沿着A37街,经过两侧的灌木墙、栅栏和围墙,朝弗罗姆驶去。“课上得怎么样?”“布鲁诺·考夫曼觉得很鼓舞人心。”“你会是个好老师。”“按照布鲁诺的说法,帕金森症为我加分不少。因为它造就了一副真诚的模样。”“别这么说,”她生气地说,“你是我认识的最真诚的人。”“是玩笑。”“好吧,并不好笑。这个布鲁诺听起来冷嘲热讽的。我不太喜欢他。”“他也可以很有魅力。等着瞧吧。”

她并不相信。我改变了话题。“出差怎么样?”“忙坏了。”

她开始讲述她的公司如何代表一家德国公司去洽谈有关收购一系列意大利电台的事。其中一定有很有趣的部分,但不等她讲到那里我就失去了兴趣。九个月了,我依然记不住她同事或是上司的名字。更糟的是,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记住。

汽车在韦洛一栋房子外面的停车位上停下。我决定穿上鞋。“我给洛根太太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们会迟点到。”朱莉安娜说。“她听上去语气如何?”“还是那样。”“我敢肯定她一定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差劲的父母。你是一个事业型女人,而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大笑起来。

洛根太太每周二和周五照看我们三岁的女儿,埃玛。现在我要在大学教书,我们需要一名全职保姆。我周一会面试人选。

埃玛冲到门口,一把抱住了我的腿。洛根太太站在门廊里。她那特大号的T恤从胸部垂下,盖住了下面的大肚子。我始终搞不清楚她是有了身孕还是太胖了,所以我对此避而不谈。“抱歉我们迟到了,”我解释道,“临时有点状况。以后不会了。”

她从钩子上取下埃玛的外套,把她的背包塞到我怀里。这种沉默对待很正常。我抱起埃玛,她手里抓着一幅蜡笔画——由线条和斑点构成的涂鸦。“送给你,爸爸。”“真漂亮。这是什么?”“一幅画。”“我知道。一幅什么画?”“就是一幅画。”

她会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让我出丑,这点像她妈妈。

朱莉安娜把她从我怀里接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四天不见你就长大了。”“我三岁了。”“一点没错。”“查莉呢?”“她在家里,亲爱的。”

查莉是我们的大女儿。她十二岁了,马上就二十一了。

朱莉安娜让埃玛坐到她的安全座椅上,我放上她最爱的CD,上面有四个穿着天线宝宝颜色上衣的澳大利亚中年男人。她在后排胡言乱语,扯掉了袜子,因为她喜欢入乡随俗。

我想,自从搬出伦敦以后,我们都有点入乡随俗了。这是朱莉安娜提出来的点子。她说搬出来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这倒是真的。房子更便宜,学校也很好。孩子们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都是些惯常的理由。

朋友们都觉得我们疯了。萨默塞特?你一定不是当真的。那里到处是傻将军和穿着绿色长筒靴的队伍,他们会参加小马俱乐部的集会,驾着四驱车,后面拖着热闹的马拉花车。

查莉不想离开她的朋友,但是一想到可能拥有一匹马就想通了,不过养马一事还在谈判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住在荒芜的西南部,被当地人以闯入者对待,直到四代奥洛克林家的人葬在村子的教堂墓地里,他们才会完全信任我们。

房子里亮着灯,看着像大学宿舍。查莉还没有拯救地球的愿望,所以不会在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此刻,她正叉着腰站在门口。“我看到爸爸上电视了。就是刚刚……在新闻里。”“你从来都不看新闻。”朱莉安娜说。“有时候我也看。一个女的从桥上跳下去了。”“你爸爸不想再提……”

我把埃玛从车里抱出来,她立刻像考拉抱树一样抱住了我的脖子。

查莉继续向朱莉安娜讲新闻上的事。小孩子为什么会对死亡这么着迷?死了的鸟。死了的动物。死了的昆虫。“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我试图转移话题。“很好。”“学了什么?”

查莉翻了个白眼。自她上幼儿园起,每个上课日的下午我都会问这个问题。她早就放弃回答了。

房子里突然热闹起来。朱莉安娜开始做饭,我给埃玛洗了澡,然后花了十分钟找她的睡衣,而她光着身子在查莉的房间里跑进跑出。

我朝楼下大喊:“我找不到埃玛的睡衣!”“在最上面的抽屉里。”“我找过了。”“枕头下面。”“没有。”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朱莉安娜会一路跑上楼来,却发现睡衣就在我面前放着。这叫“寻物眼盲症”。她大声喊查莉:“帮你爸爸找找埃玛的睡衣。”

埃玛想听睡前故事。我只好现编了一个,里面有一个公主,一个仙女,还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当你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进行创意控制的时候,就会这样做。我跟她吻安,然后半掩房门。

晚饭。一杯酒。我刷盘子。朱莉安娜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哄她上楼,给她放洗澡水,她迷迷糊糊地跟我道歉。

几天不见,再见时就是我们最好的夜晚。触摸,互相摩擦,几乎等不及查莉上床睡觉了。“你知道她为什么跳下去吗?”朱莉安娜边问边坐到水里。我坐在浴缸沿上,一直盯着她的眼睛。我的视线想往下滑,她的乳头从泡泡里露了出来。“她不跟我说话。”“她一定很伤心。”“是的,一定是这样。”

第三章

午夜。又下雨了。雨水在我们卧室窗外的下水管里汩汩作响,然后顺着山坡汇成一股,此刻已经变成一条河,淹没了堤道和石桥。

我曾经很喜欢在孩子们睡着的时候保持清醒,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守护者,照看着她们,守护着她们。但今晚不同。每次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一具歪歪斜斜的尸体,而我脚下的地面分裂开来。

朱莉安娜醒过一次,把手放到我胸口上,仿佛是要平复我的心跳。“没关系,”她低声说,“我在这儿呢。”

她没有睁开眼睛,又把手抽走了。

早上六点钟,我吞下一个白色小药片。我的腿抽搐得像一只在睡梦里追逐野兔的狗。慢慢地,这条腿恢复了平静。按照帕金森症的说法,我现在“用药”了。药起作用了。

四年前,我的左手就向我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信息不是手写的,也不是打印在漂亮的纸张上的。它是手指不自主地胡乱颤动,一次抽搐,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动作,一个变为现实的预兆。那时,我并不知道,大脑已经在秘密地准备跟心离婚。这是一起旷日持久、不涉及财产分割之类的法律纠纷的离婚案——没有“CD光盘归谁”或是“格雷丝姨妈的古董餐具柜归谁”之类的问题。

这场分离始于我的左手,进而传到右臂、腿和脑袋。现在,仿佛我的身体由另一个人掌握和操控着,他长着我的模样,却很陌生。

看着以前的家庭录像,我发现确诊前两年身体就有了变化。我在球场边看查莉踢足球,肩膀前倾,像有寒风迎面吹来。驼背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我经过了悲伤和哀恸的五个阶段。从开始的不肯承认,到痛骂上天不公,再到和上帝订立条约,然后钻进一个黑洞,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我得了逐渐加重的神经障碍。我不会使用“不可治愈”一词。肯定有治愈方法,只是还没有被人发现而已。与此同时,分离仍将继续。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比以前更快乐。我已经开始拥抱生活,结交新朋友,并感到很满足。

我们有一栋日渐破败的乡下小屋,一只猫,一只鸭子,还有两只仓鼠,名叫比尔和本,虽然它们是母的(宠物店老板看上去并不是很确定)。“这很重要。”我告诉他。“为什么?”“我家里的女人已经够多了。”

据我们的邻居努特奥太太说,我们的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女鬼,显[1]然是一位过世的女主人,她听说自己的丈夫在“伟大的战争”中牺牲后,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我一直对这个词感到惊奇:伟大的战争。一战有什么伟大的?八百万士兵在战争中丧生,还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平民死亡。相似的还有[2]“伟大的萧条”。我们就不能换个叫法吗?

我们住在一个名叫韦洛的村子里,距离巴斯大学五英里半。它是那种精巧、雅致、明信片大小的一簇建筑物,看上去都不足以容纳自己那厚重的历史。村子里的酒吧——狐狸和獾酒吧——都两百岁了,里面还住着个矮人。乡土气息多么浓厚啊。

再也没有新手司机把车倒上我们的车道,没有狗在人行道上大便,大街上也没有了刺耳的汽车警报声。现在,我们有邻居了。在伦敦,我们也有邻居,但我们装作他们不存在。在这里,他们会过来借园艺工具和面粉。他们甚至会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简直是离经叛道,除非你是个出租车司机或政客。

我不知道自己曾对萨默塞特有何期许,但这些足够了。如果我听上去太多愁善感了,请原谅我。要怪帕金森先生。有些人觉得多愁善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情感。但我不一样。我每天都在为之付出代价。

雨势减弱,变成了蒙蒙细雨。周遭已经够湿了。我把一件夹克举到头顶,打开后门,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努特奥太太在清理花园里的排水沟。她头上戴着卷发夹,脚上穿着长筒雨靴。“早上好。”我说。“去你的。”“雨可能要停了。”“去死吧。”

据狐狸和獾酒吧老板赫克托说,努特奥太太对我本人并没有成见。显然,我们房子的一位前主人曾经承诺会娶她为妻,结果却跟邮局局长的妻子跑路了。事情过去了四十五年,努特奥太太依然无法释怀。所以,谁拥有了这栋房子,谁就要背负这个骂名。

我绕过水洼,沿着人行道走到村子里的商店,尽量不把水滴到门里面成摞的报纸上。我一页页地浏览报纸,先从大报开始,寻找对昨天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报上有图片,但文字报道只有几段话。自杀事件不适合做头条,因为编辑们担心会被竞相模仿。“你如果想在这里看,我去给你找把舒服的椅子,倒一杯茶。”商店老板埃里克·韦尔抬眼说道,他正在看一份摊在他带文身的前臂下方的《每日镜报》。“我在找东西。”我带着歉意解释道。“是你的钱包吧。”

埃里克看上去开的是一家码头酒吧,而不是一间乡村商店。他的妻子吉娜从储藏室里出来了。她天生有些神经质,埃里克一有突然的动作,她就畏缩不前。她用托盘端着碳酸饮料,身体几乎要被压弯了。埃里克后退一步,让她过去,然后又把胳膊肘放到柜台上。“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他低声说,“我该早点告诉你她会跳的。我看出来了。”

我没有回答。说不说都一样,他还没打算停下。“你跟我说说,如果有人非要自杀,为什么不能去个私密的地方,非要堵塞交通,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她看上去显然很不安。”我含糊地说。“你的意思是,怯懦。”“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从桥上跳下去。”“勇气。”他嘲弄地说道。

我看了一眼吉娜。“向人求助则需要更大的勇气。”

她别过脸去。

十点钟左右,我给布里斯托尔警察局打电话,找阿伯内西警长。雨终于停了。在树梢上方,我看到一片湛蓝中有一道淡淡的彩虹。

电话那头一阵嘈杂声:“找我干吗,教授?”“我为昨天的事道歉——我离开得太突然了。我当时感觉不太舒服。”“一定是有急事。”

阿伯内西并不喜欢我。他觉得我不够专业或者不称职。我之前见过他这样的警察——勇士类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且在大众之上。“我们需要录口供,”他说,“会有一场讯问。”“你们已经确定她的身份了?”“还没有。”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的沉默激怒了他。“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教授,她当时没有穿任何衣服,这意味着她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当然,我理解。只是——”“什么?”“我原以为现在该有人报告她失踪了。她精心打扮过:头发、眉毛、比基尼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舍得为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她可能有朋友,有工作,有在乎她的人。”

阿伯内西一定在记录,我听到了他写字的声音。“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她有妊娠纹,这意味着她有孩子。按照她的年龄,孩子很可能都上学了,小学或者初中。”“她跟你说什么了吗?”“她在用手机跟一个人通话——恳求他。”“恳求什么?”“我不知道。”“她就说了这么多?”“她说我不明白。”“好吧,这点她倒说对了。”

这个案子让阿伯内西恼火,因为它并不一目了然。除非他查到了她的名字,否则他就无法出具必要的口供,然后将其交给法医。“你想让我什么时候过去?”“今天。”“不能等等吗?”“如果我周六要上班,那你也可以。”

埃文和萨默塞特警察局总部位于塞汶河口的波蒂斯黑德,在布里斯托尔以西九英里处。总部大楼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可能错误地认为,如果他们把大楼建在远离犯罪猖獗的布里斯托尔市中心,行凶者也许会离开市中心,来找他们。只要我们建了大楼——他们就会来。

天空放晴了,但田野依然被淹没在水下,栅栏像沉船的桅杆一样,从令人作呕的水里伸出来。在索尔特福德郊区的巴斯路上,我看到十来头牛挤在一块被洪水围困的草地上。它们的蹄子下面散落着一捆散开了的干草。

在其他地方,裹挟着烂泥、碎屑的洪水被栏杆、树木和桥梁困住了。成千上万只牲畜溺水而亡,被人丢弃的机械设备散落在低洼处,上面盖满了泥污,仿佛生锈了的青铜雕塑。

阿伯内西有一个文职秘书,一个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的女人,衣服的颜色比她的个性还要丰富。她不情愿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

这位身材壮硕、一脸雀斑的警长正坐在一张办公桌边。他的衣袖扣得整整齐齐,浆得很硬挺,一道明显的折痕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肩部。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你可以自己写声明吧。”他说着把一个大号书写簿推向我。

我低头看着他的桌子,注意到一打文件夹和一捆照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做了这么多文书工作,真了不起。其中一个文件夹上写着“死后”。“我可以看一下吗?”

阿伯内西看了我一眼,仿佛我鼻子出血了,然后把它滑了过来。埃文和萨默塞特警察总部法医室尸检报告编号:DX-56 312死亡时间:2007/09/28 17:07姓名:未知出生日期:未知性别:女体重:58.52kg身高:168cm眼睛颜色:棕色这是一具发育良好、营养充分的白人女性尸体。虹膜为棕色。角膜清澈。瞳孔静止,扩大。尸体触感冰凉,背部呈青黑色,局部僵硬。身上没有文身、[3]畸形,尸身完整。受害者下腹部的比基尼线上有一长五英寸的线状伤疤,意味着死者生前接受过剖宫产手术。双耳均被穿刺。头发长约十六英寸,棕色,烫过。牙齿为自然状态,完好无损。指甲短而圆滑,上有指甲油。趾甲上也留有粉色指甲油。下腹部和背部有钝力损伤所致的严重的软组织擦伤和淤斑。以上伤痕符合高处坠落的撞击效果。外部及内部生殖器均无遭受性侵的痕迹。

这些资料透着赤裸裸的残酷。一个有着一生经历的人竟然像商品目录中的一件家具一样,被贴上了种种标签。病理学家称了她器官的重量,检查了她的胃内容物,获取了组织样本,并且检验了她的血液。人死了,便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那毒理学报告呢?”我问。“报告周一才能出来,”他说,“你觉得她吸毒了?”“有这个可能。”

阿伯内西正要说什么,然后改变了主意。他从一个硬纸筒中取出一张卫星地图,摊开在桌面上。地图中央是克里夫顿悬索桥,从平面图上看,它仿佛就躺在水面之上,而不是在上方七十五米的地方。“这是利伍兹公园,”他指着埃文峡谷西侧的一片深绿色区域说,“周五下午一点四十分,一名在阿什顿自然保护区里遛狗的男子看到过一个穿着黄色雨衣、几近赤裸的女人。当他靠近她时,她跑开了。她在用手机打电话,他以为是什么电视节目的噱头。“第二次目击发生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一名干洗公司的送货司机看到一个完全赤裸的女人走在圣玛丽路附近的罗恩汉姆山路上。“大桥西端的一个监控探头在下午四点零二分拍到了她。她一定是一路从利伍兹公园沿着大桥路走过去的。”

这些细节就像时间线上的标记点,把那个下午分成了几个无法解释的片段。第一次和第二次目击之间相差两小时,距离相隔半英里。

警长快速地翻动视频画面,那个女人仿佛在以颤动的慢动作前进。雨水模糊了镜片,每张照片的边缘都有些模糊不清,但她全身赤裸这一点却再清楚不过。

最后几张照片显示,她躺在一条平底船的甲板上,像白化病人一样白。臀部和扁平的乳房周围泛着铁青色。唯一可辨别的颜色是她红色的口红和肚子上涂着的字母。“你们找到她的手机了吗?”“手机掉在河里不见了。”“那她的鞋呢?”“周仰杰牌的,鞋子很贵,但换过鞋跟。”

照片被扔到一旁。警长几乎毫不同情这个女人。她是个待解决的问题,他想要一个解释——不是为了内心的平静,也不是出于职业好奇心,而是因为此案的某个方面困扰着他。“我不理解的是,”他说,眼睛并没有看我,“她为什么走进森林里?如果她想自杀,为什么不直接去桥上,然后跳下去?”“她可能在做思想斗争。”“全身赤裸着?”

他说得对。确实匪夷所思。她的人体艺术也同样令人不解。自杀是终极的自我厌恶,但通常,没有进行公开自虐和自我羞辱的特征。

我的眼睛还在浏览照片。我的视线停在了一张照片上。我看到自己站在桥上。从拍摄的角度看去,我好像能触碰到她,能在她跳下去之前伸手抓住她。

阿伯内西也注意到了这张照片。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打开门,我也站了起来。“这真是糟糕的一天,教授。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做个声明,然后你就能回家了。”

他桌子上的电话响了。他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门口。我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你确定?她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好的……那她之后再没有她的消息?对……她现在在家吗……“派人去那所房子,把她接过来。别忘了让他们带上照片。我可不想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去辨认尸体,除非我们完全确定那是她妈。”

我的心头一沉。女儿。十六岁。自杀不是一个自我决定或者自由意志的问题。身后总有人被抛弃。[1]Great War,即第一次世界大战。[2]Great Depression,即经济大萧条。[3]1英寸合2.54厘米。

第四章

从伊斯特维尔公园的船库走到斯泰普尔顿路,需要十分钟。我避开了工业区和被烂泥覆盖的运河,走水泥浇筑的M32立交桥。塑料购物袋勒进我的手指。我把它们放在人行道上,休息一下。现在离家不远了。我有补给了:塑料盘装的饭菜、一提六罐装啤酒、一块装在三角形塑料盒里的芝士蛋糕——周六晚上犒劳自己一下——都是从一个巴基斯坦食品商那里买的,他在柜台下面藏了一把枪,柜台旁边是用塑料包装袋装着的色情杂志。狭窄的街道纵横交错,两侧是露台和门面平整的店铺。一家酒行。一家博彩公司。在兜售二手衣服的救世军。禁止沿街召妓、随地小便以及——我超爱这个——张贴海报的海报。没有人注意这些。这就是布里斯托尔——谎言、贪婪和腐败政客之城。右手总是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抢掠。我爸会这么说。他一直在控诉别人偷窃他的东西。风雨剥落了鱼塘路两旁树上的叶子,落叶填满了排水沟。一台装着旋转轮的清扫机在停着的汽车之间来回穿梭。真遗憾它不能捡起人类的垃圾——吸毒成瘾的贫民区孩子,不是想让我上她们,就是想让我从她们那儿买毒品。其中一个娼妓站在街角。一辆车停了下来。她讲了价钱,头往后一仰,像匹马一样笑了。吸了毒的马。不要骑她,伙计,你不知道她去过哪里。在格伦公园和鱼塘路街角的一间咖啡厅里,我把雨衣挂在门口的钩子上,帽子挂在旁边,还有我的橙色围巾。里面很温暖,有股煮沸的牛奶和烤面包的味道。我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然后花点时间梳梳头,让金属梳齿紧贴着头皮,从额头一直梳到后颈。女服务员身材魁梧,几乎算得上好看,再过几年才会发胖。她在桌子之间走动的时候,带褶的裙子摩擦着我的大腿。她的一根手指上贴着膏药。我拿出笔记本,还有一根尖得足以使人致残的铅笔。我开始写起来。先是日期,然后列出要做的事。角落里的桌子边坐着一个顾客。一个女人。她在用手机发信息。如果她看向我,我就对她报以微笑。她不会看的,我想。是的,她会。我给她十秒钟。九……八……七……六……五……我想这个干吗?傲慢的婊子。我可以擦掉她脸上的冷笑,在她脸上涂上睫毛膏,可以让她质疑自己的姓氏。我并不期望每个女人都跟我打招呼。但是如果我跟她们问好,微笑,或是寒暄,她们至少应该礼貌地报以回应。图书馆里的那个印度女人,红褐色的手,眼睛里透着失望,她就总是微笑。其他的图书管理员又老又疲惫,把所有人都当偷书贼看待。那个印度女人有一双细长的腿。她应该穿短裙,好好利用它们,而不是把它们捂起来。当她在桌子边交叉双腿时,我只能看到她的脚踝。她经常交叉腿。我觉得她知道我在看她。我的咖啡到了。牛奶应该再热点。我不会拿去换。那个几乎算得上好看的女服务员会沮丧的。我下次再跟她说。清单差不多列好了。左侧一栏是人名、联系人、利益相关者。找到她们后我就把她们挨个划去。我把硬币放在桌子上,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围上围巾。那个女服务员没看到我离开。我应该把钱递给她的,那样,她就得看我了。提着购物袋,我没法走快。雨水流入眼眶,在排水管里哗啦啦作响。我到了伯恩巷的尽头,一个带大门的前院外面。院子用栅栏围着,栅栏顶上绕着带刺的铁丝网。这曾是一个附带房子的钣金工厂之类的车间。门上有三把锁——一把丘博保险锁,一把五销韦泽锁,还有一把是利普斯8362C型锁。我从底部开始,仔细听钢制锁销在锁芯里伸缩。我从早上送来的邮件上跨过去。门厅里没有灯。我把灯泡摘了下来。这栋房子有两层,空荡荡的,被封起来了。暖气片冷冰冰的。我签署租约的时候,房东斯温格勒先生还问我是不是家里人口很多。“不。”“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我的心很大。”我说。斯温格勒先生是犹太人,但看着像个暴戾的光头党。他在特鲁罗还有家旅馆,在圣保罗斯有栋公寓楼,都离这儿不远。他跟我要推荐信。我没有。“你有工作吗?”“有。”“不准带毒品。不准开派对。不准纵欲(orgies)。”他可能说的是“养狗”(corgis),我听不懂他的口音,但我还是预付了三个月的租金,这才堵住他的嘴。我从冰箱顶上拿起一个手电筒,回到门厅里,把邮件捡起来:一张煤气账单、一份比萨菜单,还有一个左上角印着校徽的白色大信封。我把信封拿到厨房,放到桌子上,然后把买的东西放好,打开一罐啤酒。我坐了下来,一根手指伸到信封口下面,撕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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