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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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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人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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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主体性：“我”自身的失落

孤独，无奈，疏离，寻找与失落的周而复始，这是村上文学的主题之一。处女作《且听风吟》（1979）曾这样形容过失落和失落感“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 样。十五年来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身上几乎一无所有”，就是说，失落的几乎全是身外之物，而自己本身毕竟还在。但若自己本身也失落、也被“甩掉”，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和感受呢？这就是村上第六部短篇集《

电视人

短篇集收有六个短篇，用作书名的《电视人》为第一篇。小说是村上在梵蒂冈附近的一座公寓里，坐在沙发上看美国音乐电视（MTV），看到两个男人抱着大箱子满街走来走去的场面时，有什么触动脑袋里的“某个开关”，当即起身走去书桌写的。对着电子文字处理机啪嗒啪嗒敲击键盘，几乎自动地一敲而就。主人公“我”和《象的失踪》（收于《再袭面包店》）中的主人公大概是同一人，同在一家家电公司的广告宣传部工作，平时喜欢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和听音乐，和在一家小出版社编杂志的妻子安安静静地生活。安静的生活随着“电视人”（TV People）的出现而不再安静了。一个周日傍晚，三个比正常人大约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的电视人抱着电视机闯进“我”的房间。电视人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擅自在地柜上调试电视，不料哪个频道都白惨惨没有图像，但电视人毫不介意，扔下原本放在地柜上的满地杂志扬长而去。下班回来的妻子却对电视机的出现和房间的杂乱熟视无睹。第二天上班时电视人又抱着电视大模大样走进公司会议室，而公司同事同样熟视无睹。于是“我”怀疑单单自己被排除在有关电视人的信息之外。晚间“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开会发言时周围人变成了石头。醒来一看，发现电视荧屏里出现了电视人。电视人指着像是他到处兜售的榨汁机样式的机械装置告诉他“我们在制造飞机”，并宣布他太太不回来了。“我”尽管难以置信，但在注视电视人堪称无懈可击的工作情形的时间里，恍惚觉得那东西可能真是飞机，自己的太太可能真不回来了。故事至此结束。

故事从头到尾都在追问“我”是否存在，展示主体性（identity）失落的荒谬过程。一般认为，人自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他者为参照系的。好比一个人照镜子，如果四周所有镜子都照不出自己，那么自己就有可能陷入“我”是否存在的困惑以至恐慌之中。就此短篇而言，镜子即是电视人，即是妻子，即是公司同事——电视人进来时我明明歪在房间最显眼位置的沙发上眼望天花板，然而在电视人看来“仿佛我根本不在此处”，离开时也对“我”不理不睬仿佛压根儿就没我这个人”。在公司走碰头，电视人也同样无视我的存在，“眼睛显然没有我这个人”。妻子回来时，“我”本来想就电视人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这一异常事态加以解释，“不料她什么也没说”；公司同事在“我”提起本应有目共睹的电视人时默不作声，“看都没看我一眼”——电视人漠视“我”的存在，妻子和公司同事漠视“我”拥有的信息。换言之，存在被拒绝，交流被拒绝，愿望被拒绝，所有镜子都照不出自己。这使得“我”对自身是否存在产生疑念，甚至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体。惟其“透明”，镜子才照不出自己。“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据土崩瓦解，主体性失落殆尽。

失落的直接原因是电视人的人侵。关于这点，日本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教授栗坪良树的看法颇有意味。其一，他认为这是个“‘活字人’被‘电视人’侵略的故事。因为主人公‘我’家里原本没有电视，是个典型的读书人，以面对‘活字’为乐，其二，‘电视人’预告了‘网络人’（Internet People）时代的即将到来。在这篇寓言性故事写完十年后的现在，我们已经面对了作为‘电视人’之子的‘网络人’。网络人决不采用‘闯入者’这一形式，而是甚为合法地敲门进来，绅士般寒暄着入住我们居住的空间。”（栗坪良树、拓植光彦编《村上春树STUDIES》，若草书房，1999年8月版）而这未尝不可以说是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噩梦——虚拟世界使现实世界沦为其殖民地，进而威胁个人主体性，使之陷入失落的危机。作家三浦雅士则认为这一短篇的主题是对于现实的乖离感，“这里展示的是始于村上春树创作初期的一贯主题：任何人都会觉得现实恍若梦幻，都会难以相信自身的存在”。（三浦雅士《乖离于现实的五个世界》，载于《周刊朝日》1990年2月9日）《眠》是村上继《电视人》之后在一个失眠之夜写的关于失眠的故事。但不是一般性失眠——一两个晚上睡不着任何人都会有——而是十七天没合眼，整整失眠十七个昼夜。而且失眠者并非学习压力大或工作压力大之人，而是一位三十岁的全职家庭主妇，丈夫是高收入牙科医师，一个儿子上小学二年级，家庭生活风平浪静。失眠起因于一场梦，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老人举起水壶往她脚下倒水。失眠期间，她喝白兰地，嚼着巧克力看《安娜·卡列尼娜》，深更半夜开车上街兜风，觉得自己的人生因失眠而扩大了三分之一。她没有把失眠的事告诉家人，家人也丝毫没有察觉，“谁也没注意到我的变化，我彻底睡不着觉也好，我日以继夜看书也好，我脑袋离现实几百年几万公里也好，都没有人注意到”。失眠的夜晚她反省了过去的生活，“惊诧自己留下的足迹没等确认便被风倏然抹去的事实”。照镜子时——这回真是镜子——感觉自己的脸渐渐离开自己本身，“作为单纯同时存在的东西离开”。有一次想把丈夫的脸画在纸上，却怎么也记不得丈夫是怎样一副“尊容”。自己不记得他人，他人也意识不到自己，甚至自己记不得自己。小说进而以三个“哪里”作为关键词诉说这种无可救药的失落感：“看书的我究竟跑去哪里了呢？/我的人生……岂非哪里也觅不到归宿？/我一个人闷在这小箱子里，哪里也去不得”——自己与他人的隔绝，他人与自己的隔绝，自己与自己的隔绝，意识与肉体的隔绝……村上以冷静而诡异的笔触对游走在夜幕下的现代都市的孤独灵魂进行了步步紧逼的审视和跟踪，精确地扫描出了普通个体生命的尴尬处境和失重状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恐怖和暴力参与了这一进程，如梦中的黑衣服老人，如半夜摇晃女主人公小汽车的两个黑影。这不妨视为作者对置身于现代都市、置身于网络游戏中的个人心理危机的一种暗示和警觉。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认为《眠》是村上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此前村上的作品中也一直不乏大量的黑暗想象——比如东京地底下出没的夜鬼，等着吞噬误入它们领地的人身——但这些一直都安全地停留在幻想的领域。如今村上则正在进入某种真正令人不安的领域，因为它离家越来越近。这种新的因素在村上首次尝试从一位女性视角讲述的故事中现身并非偶然，其中的主题是重新意识到自身、重获自主和独立，以经典的村上风格略微逾越了常识的界限。《眠》是个真正的转折点，一个新层次的标志，几乎完全丧失了旧有的冷静和疏离感，是转向恐怖和暴力的清楚标志，这种因素看来已逐渐成为村上作品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内容，他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这是身为一位日本作家必须恪尽的职责。另一种使他感到兴趣的极端精神状态的侧面就是肉体与思维的剥离……达到如此极端程度的自我疏离后来还将在《奇鸟行状录》中予以更加显著的描绘。（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村上本人也很看重《眠》和《电视人》，他在《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3卷“解题”中写道：“即使在过去所写的短篇小说之中，《电视人》和《眠》也是我最中意的两篇。如果把之于我的最佳短篇集为一册，我绝对把这两篇收入其中。尽管作为故事的质感哪一篇都令人不寒而栗，但我觉得其中又含有事情开始朝某个方向推进的温暖预感。”

说到恐怖与暴力，《加纳克里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字都带有血腥味。《加纳克里他》中的女主人公加纳克里他“认为自己确实漂亮，体形也极好，胸部硕大，腰肢苗条，自己照镜子都觉得性感”，以致上街时所有男人无不张大嘴巴看她，禁不住大动干戈，“迄今为止我被所有种类的男人强奸过了”。于是克里他不再出门，躲在地下室里帮姐姐马尔他照料水罐，但仍逃不脱被强奸的命运，一个前来“搞什么调查”的警察一进门就把克里他按倒在地，正要施暴时，被姐姐马尔他用撬棍打昏，又用菜刀割开喉管。不久，房间出现了幽灵，警察幽灵一张一合着开裂的喉管走来走去，但对克里他已无能为力。克里他后来走到外面设计火力发电厂——她是这方面的设计师——并大获成功，过上了优雅而幸福的生活，但最后还是被一个高大男子破门强奸后用刀割开她的喉管。而这一切不幸，主要并非由于她的性感，而是因为她体内有一种不适合她的水，男人为那种水迷得魂不守舍。

看过《奇鸟行状录》的读者想必记得，那里边也出现了加纳马尔他、加纳克里他姐妹。只是，克里他是作为肉体娼妇和意识娼妇出现的。与此同时，水、血等意象也被纳入这部随后创作的长篇中。应该说，这个短篇本身并没有多么高明，它的价值在于它在《奇鸟行状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行尸》（Zombie）同样怪异和恐怖。预定下月举行婚礼的一对情侣行走之间，男子突然指责女子走路罗圈腿、耳孔有三颗黑痣、身上有狐臭，甚至骂她是“猪”。忽然，男子双手抱头喊痛。女子去摸男子的脸，结果男子脸皮整个剥落下来，作为血肉模糊的行尸从后面追她。睁眼醒来，才知是一场噩梦。女子问男子“我耳朵里可有黑痣？”“你莫不是说右耳里边那三颗俗里俗气的痣？”——梦仍在继续。也就是说，梦中的恐怖漫延到现实中来，现实同样恐怖。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川村凑认为：《加纳克里他》中被割开喉管的警察幽灵、《眠》中往睡觉女子脚下倒水的手持水壶的黑衣服老人——对这些‘异人”，即使视之为作为“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日本的民间传说（Folklore）的主人公，恐怕也丝毫不足为奇。村上活灵活现描绘出这种栖居于都市一角的“异人”，将我们的疲劳、失眠、无奈、恐怖、绝望、孤独感折射在他们身上。无须说，这一现实性（Reality）源于我们对于都市“黑暗”的“惊惧”。同时村上的小说也告诉我们这种“惊惧”中含有几分难以言喻的释然。

[川村凑《如何阅读村上春树》（村上春樹をどう読むか），作品社2006年12月版]

是的，那些“异人”未必不是怪诞与残酷、割裂与错乱所在皆是的现代都市的隐喻，未必不是都市人隐秘而真实的生存感受的象征。现代都市催生人的惊惧，惊惧导致恐怖，恐怖造成失落感。只是，在这个短篇中，不但灵魂失落了’肉体也一并分崩离析——不难看出，村上在诉说失落时，不仅有温情脉脉的抚慰，也有令人战栗的惊怵。《飞机》中没有飞机，更没从飞机上扔东西，但仍同失落感有关。二十岁的主人公经常同一个年长七岁的已婚女子做爱。女子好哭，哭后必主动同他做爱。而他每次就此思考时都深感困惑。一天她又哭了，做爱后问他过去是否有自言自语的毛病。他“反问”自言自语的内容。女子回答说是关于飞机的自言自语，他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一般说来，做爱是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交流形式，足以消解各自的失落感。然而主人公“弄不清同她睡觉究竟意味什么。一种无可言喻的失落感——仿佛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被人拉长从而变得极其简单的失落感朝他袭来。他想，长此以往自己恐怕哪里也抵达不了。这么一想，他怕得不行，觉得自己这一存在即将融化消失”。失落感既然能够侵蚀做爱，那么还有什么不能侵蚀呢？男人通常希望在女性这一“他乡”寻回自己失落的部分——此前村上小说中主人公也力图藉此填补自己身上的空洞——但在这里适得其反，而被告知自己“哪里也抵达不了”。至此，失落感已彻底融化了“我”这一存在的主体性’而且并不悲怆，也不缠绵和凄美。

相比之下，《我们时代的民间传说》是最为轻松好玩的一篇，的确有几分“民间传说”意味。小说的时代背景为上个世纪60年代，作者称之为“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发展史”。故事围绕性和处女性展开。作为情侣的他和她是高中同学，都是无可挑剔的优等生，而且她是全校屈指可数的美人。交往当中，他为了寻求“肉体上的一体感”而向她提出性爱要求，但她摇头拒绝，理由是婚前想一直是处女。上大学后他再次提出同样要求，她仍旧摇头，“不能把我的初次给你”，但许诺等到和别人结婚后再和他睡，“不骗你，一言为定”。十年后他二十八岁时——他仍独身——她半夜打来电话，说丈夫不在家，希望他去其住处让她履行当时的诺言。

可是他也清楚现阶段同她睡有多大危险。它所带来的伤害将远远不止一宗。他不想在此重新摇醒自己业已悄然丢在往日幽暗中的东西，觉得那不是自己应有的行为。那里边显然掺杂着某种非现实性因素，而那同自己是格格不入的。

问题是他无法拒绝。怎么好拒绝呢？那是永远的童话，是他一生中大约仅此一次的美好的仙境奇遇。和他共同度过的人生最为脆弱时期的漂亮女友在说“想和你睡的，马上过来吧！”并且近在咫尺。更何况那是遥远的往昔在密林深处悄声许下的传奇式承诺。

永远的童话要失落，仙境奇遇要失落，美好的记忆要失落——在村上笔下，人活着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不断失落的过程。作者本人也说他在这个短篇中想描写的是“类似失落的时间和价值那样的东西”。死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失落作为寻找的一部分相伴。人的内涵在失落的过程中流失，或者莫如说人的内涵本来就是失落物之一。最后主体性被淘空，灵魂被淘空，甚至肉体也被淘空，成为在城市上空飘移的幽灵或夜幕下徘徊的空壳。香港学者岑朗天就此有一段富于个性的表述：

村上春树作品的主角大多是这种囚徒（指时空和命运的囚徒——笔者注）。他们不可能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更不可能是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特拉。他们不是那些英雄圣人至人，他们连冒险家也不是。他们空空如也，在他们的路途中走着走着，不断失落，直至不再遗下什么……他们有时也拥抱影子。但他们其实连影子也不是，他们只是影子的影子。（岑朗天《村上春树与后虚无年代》，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版）

那么，为什么村上集中写出这几个具有“相互共振性格”（村上语）的短篇来诉说如此深切而汹涌的失落感呢？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有关。村上1987年9月和1988年10月分别推出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两部长篇小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精神一蹶不振。《挪威的森林》的意外畅销固然让他高兴和自豪，但他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他一直十分珍惜的“惬意的匿名性”便是其中之一。《挪威的森林》成为超级畅销书、成为一种社会性现象时，我依然住在罗马。因为不在日本，几乎接触不到日本的报刊，所以不太清楚那方面的“现象”具体是怎么回事。但书每次重印时出版社责任编辑都寄来“重印通知”，每次接得“重印通知”的我高兴当然高兴，但同时也感到有些不安和心惊，我陷入一种摇晃之中——说不定我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身穿愜意的匿名性外衣了……不用说，我的预感命中了。惊涛骇浪朝我袭来。袭来时带来了许多东西，撤去又卷走了许多东西。无论我多么想在这剧烈的来去过程中维持自己以往的生存方式，周围的环境也轻易不肯认可。其结果，我失去了——直接也好间接也好——若干宝贵的东西。（《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1卷解题，讲谈社2002年11月版）

在旅游随笔集《远方的鼓声》（1990）中村上也强调了当时糟糕的心情：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于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现在回头看才明白过来——说到底，自己怕是不适于处于那样的立场的。不是那样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块料。

村上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写这部短篇集的。那是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来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心像掉进了冰窖”，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实际上村上也说1988年是“空白年”——加之旅居的罗马冷彻骨髓，租一辆本田雅阁练习开车时又撞在停车场柱子上，把右侧尾灯撞得粉碎。不过相比之下，对他打击更大的是“失去了若干宝贵的东西”。如此情形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他笔下产生了这六个短篇——也就不能理解为何作为“相互共振性格”而以失落感贯穿其间。自不待言，人只有在失去了至为宝贵的东西之后才能真正体味失落感为何物，作为作家才能切实将失落感诉诸文字、诉诸小说。

当然，远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村上对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生活的观察、感悟和思考。村上总是把触须探入现代都市的边边角角，敏锐地捕捉各种隐秘的存在状态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或者像夜鸟一样盘旋在高度发达的城市上空，以高清晰度镜头展示五光十色的夜幕下灵肉剥离的痛楚，为被放逐的灵魂、为失落的主体性进行一种或冷静或残酷的祭奠性表达。毫无疑问，主体性的失落是最根本的致命的失落。通观在此之前的村上短篇作品，较之主体性的失落，似乎更侧重于对个体主体性的确认、犒劳和抚摸。这意味着，村上由此开始了主体性剥离作业，进而追索致使主体性剥离或失落的社会体制层面、历史认识层面的原因。村上自己也对这部短篇集格外看重。他说从位置上看，《电视人》对于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短篇集。比之内容上的（内容方面我基本不处于做出判断的立场），更是位置上的，个人角度的。在创作收在这里的作品过程中我得以恢复，得以找回自己原来的步调，得以为登上下一台阶做好准备。”（《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1卷解题）其下一台阶，即是堪称宏篇巨制的《奇鸟行状录》（或译“拧发条鸟年代纪”），那是村上创作“年代纪”中一座寒芒四射的里程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加纳克里他》和《行尸》作为短篇小说是不够完美的，突兀，随意性强，较之短篇，更近乎小品。而六个短篇共同的遗憾是：其中只有灵魂失去归依的怅惘，只有主体性失落的焦虑和惊悸，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安顿漂泊的灵魂’如何找回迷失的主体性，如何返回温馨的秩序和堪可栖息的家园。也许村上会说没有告诉即是告诉，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总是希望门在应该关合的时候仍然敞开着。2009年2月2日灯下于窥海斋时青岛夜雾迷濛如梦如幻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071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电视人1

电视人来到我房间是在周日的傍晚。

季节是春天。大概是春天，我想。反正是不太热也不很冷的时节。

不过坦率说来，季节在这里并不关键，关键是周日傍晚这点。

我不喜欢周日傍晚这一时分，或者说不喜欢它所附带的一切——总之不喜欢带有周日傍晚意味的状况。每当周日傍晚姗姗而至，我的脑袋必定开始作痛。痛的程度每次固然轻重有别，但终究是痛。两侧太阳穴一至一点五厘米左右的深处，柔软白嫩的肉块无端地绷得很紧，俨然肉块中间伸出无数条细线，而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握住那线头悄悄拉曳。不是特别痛。本来痛也无妨，却偏偏不很痛，不可思议。就像有根长针一下子刺进深度麻醉的部位一样。

而且可以听见声响。不，与其说是声响，莫如说类似厚重的沉默在黑暗中隐约发出的呻吟：哎哟哎哟哟，哎哟哎哟哟，哎哟哎哟哟。声声入耳。这是最初征兆，随即痛感出现，继而视野开始一点点扭曲变形。预感引发记忆，记忆引发预感，犹如流向紊乱的潮水。空中浮现出半轮崭新的剃刀样的白月，将疑问之根植入黑魆魆的大地。人们仿佛奚落我似的故意大声从走廊走过：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惟其如此，电视人才选在周日傍晚来我房间。恰如一场无声降落的抑郁而不无神秘意味的雨，轻手轻脚地在这苍茫暮色中潜入房间。2

先描述一下电视人的外形。

电视人身体的尺寸比你我小一些。不是明显地小，而是小一些。对了，大约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而且各部位均衡地小。所以在措词上，与其是小，莫如说缩小更为准确。

也许你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电视人，只是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相形见小。不过即使如此，恐怕他们也会给你留下某种奇异的印象，或许可以说是不快之感。有点奇怪呀——你肯定这样想，并且势必再次定定地注视他们。初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自然的地方，但这反而显得不自然。就是说，电视人的小同小孩和小人的小全然不同。看到小孩和小人，我们是会感到他们小，但这种感觉大多是其体形的不谐调所引发的。他们小固然小，但不是一切均衡地小，比如手小脑袋大。这是一般情况。然而电视人的小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活像是被缩小复印出来的，所有部位都小得机械而有规则。如果身高缩小为○·七，肩宽也缩小为○·七，脚、头、耳朵和手指的大小长短统统缩小为○·七，犹如略小于实物的精密塑料组合模型。

也可以说他们看上去好像用透视法画出的模特。虽说近在眼前，却似远在天边。又如一幅幻灯片，平面扭曲、腾跃，本应伸手可触，然而无法触及。触及的是无可触及的物体。

这便是电视人。这便是电视人。这便是电视人。这便是电视人。3

他们一共三人。

他们既不敲门，又不按门铃，也不问声你好，只管悄然进屋，亦不闻足音。一人开门，另两人抱着电视机。电视机不很大，索尼彩电，极其普通。门我想该是锁上的，记不确切，忘记锁也未可知。当时本没注意什么门锁，说不准锁与没锁，只是觉得大概是锁上的。

他们进来时，我正歪在沙发上怅怅地看着天花板。家里仅我一人。下午妻子去会同伴了，几个高中同学相聚畅谈一番，然后去某处的饭店吃晚饭。“你就随便吃点什么好么？”妻子临出门时说，“冰箱里有好多蔬菜和冷冻食品，自然可以做一点吧？另外可别忘了天黑前把洗的衣服收回来。”“好的。”我说。

无非是做晚饭，无非是收衣服，鸡毛蒜皮，何足挂齿，举手之劳罢了。哎哟哎哟哟，哎哟哎哟哟。“你说什么了？”妻子问。“没说什么呀。”我回答。

这么着，整个下午我都一个人歪在沙发上愣愣地发呆，此外无事可干。看了一会书——马尔克斯新出的小说。听了一段音乐。喝了一点啤酒。但对哪样都神思恍惚。也想上床睡一觉，可是对睡觉也集中不起精神来，因而只好歪在沙发上眼望天花板。

就我来说，星期天的下午有很多事情便是这样一点点滑过的。无论干什么都半途而废，都无法投入全副身心。我觉得若是上午恐怕一切都会遂心如意。本打算今天看这本书，听这张唱片，写这封回信，本打算今天要整理一下抽屉，买几样必需的东西，冲一冲久未冲洗的车身。然而随着时针转过两点转过三点，随着黄昏的逐渐临近，哪一样也未能落在实处，最终还是在沙发上迎来日暮。时钟的声音直冲耳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其声如雨帘一般将四周物件一点一点削去。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在星期天的下午，一切看上去都在一点点磨损，一层层缩小，如同电视人本身。4

电视人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从三个人的表情看来，仿佛我根本不在此处。他们打开门，把电视搬入房间。两个把电视放在地柜上面，另一个把插头按进插座。地柜上放着座钟和一大堆杂志。钟是结婚时朋友们送的贺礼，非常之大非常之重，大得重得俨然时间本身。声音也响，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传遍整个房间。电视人把它从地柜移到地板。老婆定会发怒无疑，我想。她最讨厌别人乱动房间里的什物。况且把钟摆在地板上面，半夜里肯定会撞在我脚上。两点一过我准保醒来上厕所，加之睡得晕晕乎乎，每次都碰上或撞上什么。

接着，电视人把杂志堆到茶几上。全是妻子的杂志（我几乎不看杂志，非书不看。对我来说，世间所有的杂志统统报废消失才好）。杂志有《自我》、《婚事》、《家庭画报》，一丘之貉。便是这些货色齐整整地堆在地柜上来着。妻子不喜欢别人碰自己的杂志，一旦堆放的顺序出现变化，难免来一阵咆哮。所以我索性不靠近妻子的杂志，一页都没翻。岂料电视人全然无所顾忌，一古脑儿把杂志撤得干干净净。他们丝毫没有爱护的意思，弄得杂志上下颠倒。《自我》跑到《婚事》上边，《家庭画报》钻在《安安》下面，简直一塌糊涂。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妻子夹在杂志中的书签折腾得遍地都是。夹书签的地方，对于妻子来说是载有重要信息的位置，至于是何信息重要到何种程度，我自是不得而知。或许与其工作有关，或许纯属私人性质，但不管怎样，对她无疑是重要信息。我猜想这回她必然大发牢骚。我甚至可以排列出她要说的台词，诸如偶尔出去见次同学高高兴兴地回家，家里就闹得天翻地覆等等。我暗暗叫苦，连连摇头。5

总而言之，地柜上已空无一物。电视人随即把电视放了上去。他们把插头插进墙上的插座，按动开关。随着“滋滋”几声，荧屏变得惨白。等了好一阵子，还是没出来图像。他们用遥控器逐个变换频道，但哪个频道都白惨惨一片。我估计怕是因为没接天线，而房间某个地方应该是有天线接孔的。住进公寓之时，好像听管理员介绍过电视天线的接法，说是“接在这里就行”。可是我想不起在哪里。家里没有电视，早把那玩艺儿忘到了脑后。

不过看样子电视人对接收信号全无兴致，甚至看不出他们有寻找天线接孔的意向。荧屏上白花花也罢，没有图像也罢，他们毫不介意，似乎只消按键接通电源，就算大功告成了。

电视机是新的，虽说没放在包装箱里，但一眼即可看出是不折不扣的新货。机身一侧还用透明胶带粘着一个塑料袋，袋里装有使用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电源软线如同刚出水的活鱼一般银光熠熠。

三个电视人分别从房间不同的地方检验似的凝视电视白色的画面，其中一个来到我身旁，确认从我坐的位置如何才能看清画面。电视机正好安放在我的正面，距离也远近恰到好处，他们仿佛对此心满意足。看情形作业已告一段落，一个电视人（来我身旁确认画面的那个）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

这时间里，电视人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只是正确地按顺序操作，无须特意交换语言。三个人分别卓有成效地圆满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心灵手巧，动作麻利，作业所用时间也短。最后，一个电视人拿起一直放在地板上的座钟，满房间物色合适的摆放位置，但半天也没物色出来，最终又放回地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钟在地板吃力地拖着时间的脚步。我住的这间公寓相当窄小，加上堆有我的书和妻子的资料，几乎连落脚处也没有。我迟早非给这钟绊倒不可。想着，叹了口气。毫无疑问，绝对绊倒，我敢打赌。

三个电视人一律身穿藏青色上衣，不知是何布料，反正像是滑溜溜的。下身是蓝牛仔裤，脚上是网球鞋。服装和鞋都被缩小了一些。看他们忙这忙那看了良久，我竟开始怀疑自己认为其小的看法存在问题，觉得好像自己是戴一副高度数的眼镜倒坐在冲浪船上。景物前后变形，从中可以认识到自己迄今无意识置身其间的世界的平衡并非绝对的，而使我产生如此心情的便是电视人。

直到最后，电视人也一言未发。他们三人再次检查了一遍电视画面，再次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关上了电视。白色画面立时消失，“滋滋”的低音也随之逝去。荧屏恢复到原来冷漠的深灰色。窗外已开始发黑，传来某人叫某人的声音。公寓走廊里有人缓缓走过，一如往常地故意发出一阵很大的皮鞋声：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周日的傍晚。

电视人再次巡视似的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开门出去了。同进来时一样，对我根本不理不睬，仿佛压根儿就没我这个人。6

从电视人进来到其出门离去，我身体一动未动，一声未吭，始终倒在沙发上观看他们作业。或许你会说这不自然——房间里突然闯进生人且是三个生人，又自作主张地放下一台电视机，居然不声不响地只是默默观看，未免有点荒唐！

不过我确实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注视情况的发展。这恐怕是因为他们彻底无视我的存在所使然，我想。你如果处于我这个位置，想必也是同样做法。不是自我辩解，任何人假如被近在眼前的他人如此彻头彻尾地不放在眼里，想必连自己都对自身是否存在产生疑念。蓦然看自己的手，甚至觉得手是透明的。这属于某种虚脱感，某种着魔状态。自己的身体自身的存在迅速变得透明，随后我动弹不得，言语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电视人将电视放在房间里扬长而去。没有办法开口，害怕听见自己的声音。

电视人离开后，又剩我孤身一人，于是存在感卷土重来，手失而复得。一看，原来暮色早已被夜色整个吞没。我打开房间电灯，闭上眼睛。电视仍在那里。座钟继续走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7

也真是不可思议，妻子对电视机出现在房间中居然未置一词，居然毫无反应，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好像没有察觉。这实在奇妙至极。因为——前面也已交代过——妻子这个人对家具等物件的位置安排十分神经兮兮，哪怕自己不在时房间里某件东西有一点点移动或变化，她都会一瞬间看在眼里，她就有这个本事。随即她会蹙起眉头，毫不含糊地矫正过来。和我不同。对我来说，《家庭画报》压在《安安》下面也罢，铅笔插里混进圆珠笔也罢，全都不以为意，恐怕注意都没注意到。我猜想，她那种活法一定活得很辛苦。但那是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概不说三道四，悉听尊便。这也是我的主导思想。她则不然，动辄大发雷霆，说我的神经迟钝，简直受不了。于是2我说，即使是我，也受不了重力、圆周率以及E＝mc的神经迟钝。实际上也是如此。我如此一说，她顿时缄口不语。或许她以为这是对其个人的侮辱，但并非如此，我没有那种对她进行个人侮辱的念头，而仅仅是直言自己所感。

这天夜里她也是一回来就首先巡视一圈房间。我早已准备好了解释性的词句：电视人来了，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向她说明电视人是十分困难的，很可能不信，但我还是打算一一如实相告。

不料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房间里转圈巡视。地柜上有电视机。杂志颠三倒四地堆在茶几上。座钟移至地板。然而妻子什么也没说，我自然无须做任何说明。“晚饭真的吃了？”她边脱连衣裙边问。“没吃。”我说。“为什么？”“肚子不怎么饿。”

妻子把连衣裙脱至一半，沉吟片刻，又盯了一会我的脸，似乎不知说什么好。座钟以滞重的声响分割着沉默：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我不想听这声音，不想使其入耳，但那声音还是那么大那么重，径自入耳，无可救药。她看上去也像对那声音耿耿于怀，摇摇头，问：“简单做点什么？”“也好。”我说。虽不特别想吃，但如果有什么可吃，吃也未尝不可，我觉得。

妻子换上便于活动的衣服，一边在厨房里做凉拌菜和煎蛋，一边向我叙述同学聚会的情景：谁在做什么，谁说了什么，谁换发型变漂亮了，谁同交往的男子分手了，等等。她们的事我也大致晓得，便喝着啤酒随声附和，其实几乎充耳不闻。我一直在考虑电视人，推想她何以对电视机的出现默不作声。是没注意到？不至于，她不可能对突然出现的电视机视而不见。那么为什么保持沉默呢？真是怪事，奇事！是有什么出了错，可我又不知如何改错。

凉拌菜做好后，我坐在厨房餐桌前吃了。又吃了煎蛋，吃了梅干饭。

吃罢饭，妻子收拾餐具，我接着喝啤酒。她也喝了几口。蓦地，我抬眼往地柜上看了看，电视机仍在上面，电源已拔掉。茶几上放着遥控器。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将遥控器拿在手里，按下启动键。荧屏倏地变白，响起“滋滋”的声响，依然没出来任何图像，惟有白光浮现于显像管。我按键加大音量，得到的无非是“嘎——”一声大大的噪音。我注视了二十至三十秒白光，按下关闭键，噪音与白光即刻消失。这时间里妻子坐在地毯上啪啦啪啦翻动《自我》杂志。至于电视机的启动关闭，她一概没有兴致，似乎意识都没意识到。

我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又坐回沙发。我打算接着看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我总是在晚饭后看书，有时看三十分钟即扔在一边，也有时连看两个钟头，总之每天必看，但这天连一页的一半也看不下去。无论怎么往书上集中精力，思路还是马上回到电视上去，终于抬起眼睛盯着电视不动。荧屏同我面面相觑。8

深夜两点半醒来，电视机仍在那里。我下了床，期待电视机转瞬消失，但它依然好端端地位于原处。我去卫生间小便，然后坐在沙发上，把脚搭上茶几，接着又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依旧故伎重演：白光，噪音，如此而已。我观望了一会，按键关掉，消去光与音。

我折回床准备入睡。困得厉害，却偏偏睡不着。一闭上眼睛，电视人便浮现出来——搬电视机的电视人，撤掉座钟的电视人，把杂志转移到茶几的电视人，把插头插进插座的电视人，检查图像的电视人，默然开门走出的电视人。他们始终在我的脑海里，在脑海里走来窜去。我再次下床，走进厨房，往洗涤槽边上的咖啡杯里倒上两份白兰地喝了，喝完重新歪倒在沙发上打开马尔克斯的那一页，但还是一行也进不到脑袋里去，根本搞不清所云何物。

无奈，我只好扔开马尔克斯，翻阅《自我》。偶尔看一下《自我》怕也并不碍事。可《自我》没有刊载任何吸引我的内容，上面不外乎是新发型啦，高档白绸衬衣啦，可以吃到美味炖牛排的小食店啦，看歌剧时穿什么服装合适啦等等，不一而足。我对这些百分之百感到索然无味，便抛开《自我》，端详地柜上的电视机。

结果我一事无成地一直坐到天亮。六点钟我用壶烧了开水，冲咖啡喝了。由于无所事事，就在妻子起床前做好了三明治。“起床可真够早的。”妻子没睡醒似的说。

我“噢”了一声。

我们寡言少语地用完餐，一起走出家门，去各自的单位上班。妻子在一家小出版社工作，编一种关于天然食品方面的专业杂志，主要介绍香菇有利于预防关节红肿、有机农业技术展望等等。杂志内容的专业性很强，销量不大，但由于几乎不花制作费，又有热心得近乎教徒的固定读者，因此不至于关门大吉。我在电视公司的广告宣传部供职，制作电烤箱、洗衣机、微波炉等电器的广告。9

上班时，在公司楼梯同一个电视人擦肩而过。我想是昨天搬来电视机的电视人中的一个，大概是最先开门进屋、没扛电视机的家伙。他们脸上没有明显特征，要分辨出每一个人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过十有八九不至认错。他仍穿着和昨天同样的上衣，两手空空，只是在迈步下楼梯。我则上楼梯。我不喜欢乘电梯，总是步行上下。我的办公室在九楼，因此这并非轻易之举，有特殊急事时便累得大汗淋漓。但作为我，大汗淋漓也比乘电梯惬意得多。众人因此开我的玩笑，我一无电视机二无录像机，又不乘电梯，他们都认定我是个怪人，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处于未成熟的阶段。莫名其妙！我不大理解他们何以有如此想法。

不管怎样，此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步行上楼。步行上楼者舍我无他。几乎无人利用楼梯，在四五楼之间的楼梯我同一个电视人擦肩而过。由于太事出突然，我不知如何应付，本想打声招呼来着。

但终归什么也没说。一来一时想不起说什么合适，二来电视人看样子很难容人打招呼。他非常机械地步行下楼，以同样的频率精确而有规则地移动脚步，仍像昨天那样根本无视我的存在，眼睛里全然没有我这个人。我便是如此不知所措地同其擦肩而过，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周围的重力都倏然一晃。

这天，公司一上班就开会。会很重要，研究新产品的推销战略。几个职员宣读了报告。黑板上排列着数字，电脑荧屏推出图表。讨论气氛热烈。我也参加了，但我在会议上的立场无足轻重，因为我不直接参与这项计划。开会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别的。但我还是发了一次言。无所谓的发言，讲的不过是作为出席者的极为常识性的意见。毕竟我不能一言不发。我这人虽说工作热情不是很高，但终究要在这里拿工资，还是感到肩负一定责任的。我将前面的意见大致归纳一下，甚至讲了句活跃会场气氛的笑话。有几个人笑了。一旦发过一次言，往下我只管装作看材料的样子，继续思考电视人，至于为新生产的微波炉取什么名字，与我毫不相关。我头脑里有的只是电视人，时刻念念不忘。那台电视机到底有何含义呢？为何故意把它搬进我的房间呢？为什么妻子对电视机的出现不置一词呢？为什么电视人潜入我们公司来呢？

会议开得没完没了。十二点因吃午饭才短时休会，短得没有时间去外面吃饭，便每人发了一份三明治。会议室烟味呛人，我拿回自己办公桌来吃。正吃着，科长走到我身边。说实在话，我不大喜欢这小子。若问何以不喜欢，原因我也说不明白。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令人反感之处，风度翩翩，显得富有教养，脑袋瓜也不笨，领带的情趣也还可以，又从不洋洋自得，对部下也不吆五喝六，对我甚至高看一眼，还不时邀我吃饭。然而我对他就是看不顺眼，这大概因为他过于亲昵地触摸谈话对象的身体所致，我想。无论是男是女，交谈当中他总是轻轻触摸对方的身体。虽说是触摸，但并不使人特别生厌，触摸方式十分潇洒十分自然，以致几乎所有的人恐怕都不会有被触摸的感觉。可不知什么缘故，我却是非常耿耿于怀，所以我一瞧见他的身影，便本能地感到紧张。如果说此事微不足道倒也微不足道，但反正我是耿耿于怀。

他弓下身子，把手搭在我肩上。“刚才你在会上的发言，发得不错。”科长亲切地说，“非常简明扼要，我都心悦诚服。一针见血，满座皆惊。时机也选择得正是火候。以后也这样发扬下去！”

说罢，科长迅速转身不见，大概找地方吃自己的午饭去了。当场我是真心道谢来着，不过坦率说来，他完全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会场上说了什么我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不过是由于不便一言不发而顺口敷衍几句而已。科长何苦为这点事特意跑来我身旁赞赏一番呢？发言更堂而皇之的人本来有的是！莫名其妙！我继续吞食午饭。忽然，我想起妻子。她现在做什么呢？到街上吃午饭去了不成？我很想给她单位打个电话，很想聊上三言两语，聊什么都好。我拨动开头的三位数字，转而作罢。没有什么事值得特意打电话。我固然觉得这世界有点扭曲变形，但又没有必要就在此午休时间里往妻子单位打电话——我能说什么呢？况且她不大喜欢我往单位打电话。我放下话筒，喟叹一声，喝干剩下的咖啡，把塑料杯投进垃圾箱。10

下午会场里，我又见到了电视人。这回人数增加了两人。他们仍像昨天那样抬着索尼彩电横穿会议室，但电视机尺寸比昨天的大了一圈。我心里叫苦：索尼是我们公司买卖上的敌手。无论出于何种缘由，把这种产品带进公司都非同小可。当然，为了做产品比较，偶尔也会把其他公司的产品带进公司，不过那种时候必定把公司商标揭掉，因为给外人撞见多少会引出麻烦。然而他们全然肆无忌惮，示威似的把“SONY”商标对准我们。他们推门走进会议室，绕场一周，似乎在物色适合放电视机的位置，结果未能如愿，便径直抬着电视机从后门退出。问题是房间里这么多人，任何人对电视机都毫无反应。他们并非没有看见电视人，肯定看在眼里，当电视人抬着电视机进来时旁边的人闪开为其让路便是明证。可是他们对电视人再无更多的反应，这种反应同他们在附近咖啡馆时对女侍送来预订咖啡的反应相差无几。原则上他们是将电视人作为不存在之人加以对待的。明明知道存在于此，却待之为不存在之人。

我感到蹊跷。莫非他们全都知道电视人，而惟独我自己被排除于有关电视人的情报之外不成？说不定妻子也对电视人的情况了然于心，我想。大有可能。惟其如此，她才对房间里突如其来的电视机无动于衷，缄口不语。此外找不出第二种解释。我头脑里乱成一团。电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总搬电视机？

一个同事离座去厕所小便时，我也跟踪追击似的钻进厕所。此人和我同期进入公司，关系颇佳，下班后两人还偶尔去喝几杯。我并非同任何人都吃吃喝喝的。我们并肩站着小便。他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说：真是见鬼，看这样子非开到晚上不可，开会开会老是开会！我也表示赞同。两人洗了洗手。他也夸奖我在上午会议上的发言，我说谢谢。“不过，刚才搬电视机进来的那两人……”我若无其事似的提起话头。

他默不作声，使劲拧紧水龙头，从纸箱里抽出两张纸巾擦手，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不紧不慢地擦罢手，把纸巾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或许没听见我的话也未可知，这点无从判断。不过从气氛看来，我觉得还是不要问下去为好，所以我也默默用纸巾擦了手。空气似乎一时凝固起来。我们不声不响地从走廊返回会议室。往下的会议时间里，我感到他在躲避我的视线。11

从公司回来，房间里黑幽幽的。外面开始下雨了，从阳台窗口可以望见低垂的乌云。房间里充满雨的气息，天也开始黑了。妻子还没下班。我解下领带，按平皱纹搭在领带架上，用衣刷刷去西服的灰尘，衬衣扔进脏衣篓。头发沾上了香烟味儿，便打开淋浴冲了冲。经常如此。每次开罢长会，身上就熏得满是烟味儿。妻子最厌恶这气味。婚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我禁烟。已是四年前的事了。

淋浴出来，坐在沙发上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一边喝易拉罐啤酒。电视人搬来的电视机仍在地柜上。我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按下启动键，按了好几次也没有接通电源。完全无动于衷，荧屏一片黑暗。我仔细看了看电源软线，插头端端正正地接在插座上。我拔下插头，重新用力插入。无济于事。任凭怎么按启动键画面也不变白。为慎重起见，我打开遥控器后盖，取出电池，用简易电笔检查一下。电池是新的。我无可奈何地扔开遥控器，把啤酒倒进喉咙深处。

为什么如此执著呢？不可思议。纵使接通电源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只能见到白光，只能听到“嘎嘎”的噪音！因此启动也罢不启动也罢，何必计较呢！

但我偏偏觉得是个问题。昨晚本来可以好好启动来着，而那以后又没动它一手指头。岂有此理。

我又一次拿起遥控器试了试，慢慢往指尖用力，结果如出一辙，毫无反应。荧屏彻底呜呼哀哉，彻底僵化。

彻底僵化。

我从冰箱里取出第二听啤酒，打开盖喝着，又吃了塑料容器里的土豆色拉。时针已过六点。我在沙发上浏览了一遍晚报。报纸比往常还无聊，几乎没有值得一读的报道，连篇累牍全是哗众取宠的消息，可是又想不出其他可干之事，便花了很长时间细细阅读起来。读罢，还是要干点别的事才行，但我懒得就此思考，又像故意拖延时间似的继续读报。对了，写封回信如何？表妹寄来了婚礼请柬，对此我必须写信谢绝。她结婚那天我要同妻子两人外出旅行，去冲绳，这是早就定好了的，两人为此同时休假。事到如今，不可能变更。如果变更，下次能否同时请下长时间休假，只有神仙晓得。再说我和表妹也没什么亲密交往，差不多有十年没见面了。不管怎样，我想得尽早回信才是。人家还要考虑预订婚礼场所。然而硬是不成。现在根本写不了信，怎么也没这份情绪。

我又端起报纸，看第二遍同样的报道。蓦地，我想起该做晚饭了。可是妻子由于工作关系很可能吃过晚饭才回来，那一来，做好的那份势必剩下浪费。而我一个人的饭，怎么都能对付一顿，无须大动干戈。倘若她还什么也没吃，两人一起到外面吃就是。

我觉得不大对头。我们回家可能迟于六点的时候，必定事先取得联系。这是常规。也可使用录音电话留下口信，这样对方便可以依此调整行动——或者自己一个人先吃，或者把对方那份做好留下，或者先上床就寝。由于工作性质方面的原因，我难免晚归，她也因商谈事情或校对清样而有时姗姗归迟。双方的工作均不属于早上九点准时上班傍晚五点准时下班那种类型，两人都忙起来，甚至三天五日不怎么说话的事也是有的。别无他法，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总是注意坚守常规，尽量不给对方增加现实性的麻烦，一察觉可能晚归，即用电话通知对方。时不时地也会忘掉，但她是一次也没有忘过的。

然而录音电话没留下口信。

我松开报纸，歪倒在沙发上，闭起双眼。12

梦见开会：我站起来发言，自己都不知所云，徒然摇唇鼓舌而已。话一中断我就要死去，所以不能住口，只能永远不知所云地喋喋不休。周围人尽皆死去，化为石头，化为硬邦邦的石像。风在吹。窗上的玻璃七零八乱，风从空中吹入室内。电视人出现，增加到三个，一如当初。他们仍在搬运索尼彩电。荧屏上映出电视人。我正在失去语言，手指也随之渐次变硬。我将慢慢变成石头。

睁眼醒来，房间里白雾濛濛，恰似水族馆走廊的。电视机开着。四下黑透，惟独电视荧屏发出“滋滋”低音闪着光。我在沙发上坐起身，用指尖按住太阳穴。手指依然是柔软的肉。口中残留着睡前喝的啤酒味。我咽了口唾液。喉咙深处干燥得不行，好半天才咽下去。每次做完富有现实感的梦，都必定觉得梦境比清醒时还近乎现实。但那是错觉。这才是现实。谁也没变成什么石头。几点了？我觑一眼仍在地板上的钟。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快八点了。

不料，电视荧屏竟如梦境那样映出一个电视人，就是那个同我在公司楼梯上擦肩而过的那个。一点不错，就是他，就是最先开门进来的他，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他以荧光灯那样的白光为背景，定定地站着看我的脸，仿佛窜入现实中来的梦的尾声。我闭起眼睛又睁开，恍惚觉得这场景已倏忽逝去。但是不然，荧屏上的电视人反而越来越大。整个荧屏推出一张面孔，渐渐成为特写镜头，似乎一步步由远而近。

继而，电视人跳到荧屏外面，宛如从窗口出来似的手扶边框一跃而出。于是荧屏便只剩下作为背景的白光。

他用右手指摸了一会左手，似乎想使身体适应电视外面的世界。他一点也不着急，一副悠然自得的派头，仿佛时间多得不能再多，俨然电视节目里久经沙场的主持人。他接着看我的脸。“我们在制造飞机。”电视人说。其声无远近之感，平板板的，如写在纸上一般。

随着他的话音，荧屏上出现了黑乎乎的机器。真的很像新闻节目。首先出现的是大型工厂一样的空间，其次是位于其正中的车间的特写镜头。两个电视人在摆弄那台机器，他们或用扳手拧螺栓，或调整仪表，全神贯注。那机器很是不可思议：圆筒形，上端细细长长，到处有呈流线型鼓出的部位，与其说是飞机，莫如说更像一架巨大的榨汁机，既无机翼，又无座席。“怎么也看不出是飞机。”我说。听起来不像我的声音。声音极其古怪，似乎被厚厚的过滤器彻底滤去了养分。我觉得自己已老态龙钟。“那怕是因为还没涂颜色的缘故。”电视人说，“明天就把颜色涂好。那一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飞机了。”“问题不在颜色，而在形状。形状不是飞机。”“如果不是飞机，那是什么？”电视人问我。

我也弄不明白。那么说它到底算什么呢？“所以问题在于颜色。”电视人和和气气地说，“只消涂上颜色，就是地地道道的飞机。”

我再无心思辩论下去。是什么都无所谓。是榨橘子汁的飞机也好，是在空中飞的榨汁机也好，随便它是什么，是什么都与我不相干。老婆怎么还不回来！我再次用指尖按住太阳穴。座钟继续作响：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茶几上放着遥控器，旁边堆着妇女杂志。电话始终悄无声息。电视隐隐约约的光亮照着房间。

荧屏上，两个电视人仍在一心一意忙个不停。图像比刚才清晰多了，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器仪表上的数字，其声音也能听到，尽管微乎其微。机器轰鸣不止：隆隆、轰隆隆，隆隆、轰隆隆。时而响起金属相互撞击的干涩而有节奏的声音：啊咿咿、啊咿咿。此外还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声响，我无法再一一分辨清楚。总而言之，两个电视人在荧屏中干得甚卖力气。这是图像主题。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人作业的情景。荧屏外的电视人也默默注视着荧屏中的两个同伴。那莫名其妙的黑漆漆的机器——我怎么看都不像飞机的装置浮现在白光之中。“太太不回来了。”荧屏外的电视人对我说。

我看着他的脸，一时搞不清他说了什么。我像盯视雪白的显像管一样盯住他的脸不放。“太太不回来了。”电视人以同样的语调说道。“为什么？”我问。“为什么？因为关系破裂。”电视人说。其声音仿佛宾馆里使用的卡式塑料钥匙牌。呆板的、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如刀刃一般从狭窄的缝隙钻了进去。“因为关系破裂所以不回来了。”

因为关系破裂所以不回来了——我在脑袋里复述一遍。平铺直叙，毫不生动。我无法准确把握这个句式。原因衔着结果的尾巴，试图将其吞进腹去。我起身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做了个深呼吸，取出一罐啤酒折回沙发。电视人依旧在电视机前木然伫立，看着我揪掉易拉环。他将右肘搭在电视机上。我其实并不怎么想喝啤酒，只是若不找点事干很难打发时间，只好去拿啤酒。喝了一口，啤酒索然无味。我一直把啤酒罐拿在手上。后来觉得重，便置于茶几。

接下去我开始思考电视人的声明——关于妻子不回来的声明。他声称我们已经关系破裂，并且这是她不回来的缘由。然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诚然，我们并非美满夫妻，四年时间里吵了好几次。我们之间确实有些问题，时常就此对话。既有解决的，又有未解决的。未解决的大多搁置一旁，等待合适的时机。OK，我们是有问题的夫妻，这并不错，但我们的关系并不至于因此而破裂。不对吗？哪里去找没有问题的夫妻？何况现在才刚过八点，她不过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怎么也打不成电话而已，这样的原因任凭多少都想得出来。例如……可我却一个也无从想出。我陷入极度的困惑迷乱之中。

我深深地缩进沙发靠背。

那架飞机——如果是飞机的话——到底将怎样飞行呢？动力是什么？窗口在哪里？关键是哪头是前端哪头为后尾呢？

我实在疲惫不堪，而且又非常单薄。一定要给表妹回信谢绝：因工作关系委实无法出席，不胜遗憾之至，祝贺新婚之喜。

电视中的两个电视人对我毫不理会，只管一个劲地造飞机，一刻也没有停手，仿佛为了完成飞机制造任务而有无数道工序要做。一道工序完后，马上着手下一道，连续作战。没有像样的工程进度表和图纸之类，他们对自己现在应做和往下将做的事了如指掌。摄像机迅速而准确地将其感人的作业情景捕捉下来。镜头富有概括力和说服力，明白易懂，大概是其他电视人（第四个第五个）在负责摄像和操纵控制盘。

说来奇怪，在凝神注视电视人堪称无懈可击的工作情形的时间里，我也开始一点点觉得那东西像是飞机，至少说那是飞机也没什么离奇。至于何为前端何为后尾，这点全然不在话下。既然从事的是那般精密的工作且干得那般漂亮，肯定是制造飞机无疑。即使看上去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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