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历史文化丛书(三)：文物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田志军,杲树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连历史文化丛书(三)：文物史话试读：

概述

文物是人类创造的或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文物是与过去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真实地反映其发展脉络。大连文物是大连历史的记录和缩影，是物化的历史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为后人认识历史，了解前人生活轨迹，留下了弥足珍贵、无可替代的“活标本”。

瓦房店古龙山洞穴出土的石器、骨器等，表明大连地区在距今1.7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活动的地域更为广阔，在黄海岛屿、黄渤海沿岸出现了广鹿岛小珠山、大长山岛上马石、黑岛北吴屯等较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特别是小珠山遗址三叠层的发现，在大连地区树立起了新石器文化的标杆。进入距今5000多年前，大连地区已开始了与山东半岛的文化交往，旅顺口区郭家村、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等遗址出土的红陶鬶、釜形鼎、觚形器、三足钵等，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完全相同，而这种文化的交往必须有人作为载体才能进行，由此证明，距今5000多年以前，两个半岛的人们就通过海峡进行交流，山东半岛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了辽东半岛。进入距今4000多年前，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交往愈加频繁，甘井子区四平山和旅顺口区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冢出土的蛋壳黑陶把杯、黑陶豆、袋足鬶等，证明山东半岛文化最终取代了大连本地的土著文化。

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大连地区的居民大多生活在沿海的小半岛或较高的山上，以甘井子区双坨子和大嘴子遗址最为著名，前者是大连地区青铜文化的标杆，后者更以发现防御石墙、发达的石兵器、青铜器和稻米而闻名于世，成为东北亚考古的热点。

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任秦开为将，大败东胡，置辽东等五郡“以拒胡”，大连即属燕辽东郡。这是大连最早有明确设治的开始。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人烟稠密，因而出现了张店、陈屯等战国、汉代

城址

唐代的大连是中原与中国东北地区联系的纽带和桥梁，鸿胪井刻石成为中原王朝连接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实物证据。辽、金、元叠兴，大连地区留下了永丰塔、梦真窟、千佛洞、望海寺摩崖造像、唐屯石塔、滕屯石塔等文物遗迹。

明洪武八年（1375年）设金州卫，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复州卫。明初倭寇屡次骚扰大连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时任辽东总兵刘江在滨海咽喉要道望海埚修筑城堡和烽火台，严阵以待，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大败倭寇，取得了著名的明初抗倭大捷，保障了辽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至今大连地区还遗留有羊官堡城和二十里堡、石河、排石烽火台等明代抗倭遗迹。

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则，鼓励汉族人进入辽东，开发辽东。现存的复州城就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最后确定的规模。这一时期的建筑还有复州清真寺、横山书院、复州衙署、复州城守尉衙署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大连地区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战场之一，饱受这两次战争劫难，先后被俄国和日本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清政府为加强大连地区的海防，于1843年移驻熊岳副都统至金州。从1880年起，开始修筑旅顺军港、船坞和旅顺口东、西海岸及陆防炮台。1887年起，又在大连湾北岸、西岸修筑了海、陆防炮台。现存的黄金山、崂嵂嘴、摸珠礁、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团山、田家屯、大连湾和尚岛等海岸炮台，旅顺口区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椅子山等陆防炮台，以及南子弹库、老虎尾练兵场等，就是这一时期建设的军事设施。

1894年11月21日，日军侵入旅顺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惨案。从11月21日～24日，近2万旅顺人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三国干涉还辽”后，清政府接收大员、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顺应民意，主持树碑建墓，亲书“万忠墓”三字刻于石碑，以志不忘。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英雄的大连人民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反侵略、反压迫的历史篇章。坐落于沙河口区黄河路658号的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等一批革命纪念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及学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

大连各个时期的文物，揭示了大连不同阶段的发展历史。走近文物，重蹈历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民族进步的呼唤。文物不言，却以自身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警示后人，勿忘历史！

古代文物

古代文物是指从人类制造的第一件工具开始，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遗迹、遗物。所谓遗迹是指不可移动文物，一般包括古文化

遗址

大连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址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大致可以分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三堂一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坨子一期文化、双坨子二期文化、双坨子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等八个时期。上述文化是指考古学文化，所谓考古学文化是指代表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具有一群有特征性的文化遗存。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地的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是考古学文化命名中最常见的做法，例如小珠山一期文化就是以长海县小珠山遗址下层遗存而命名的，与它时代相同、文化特征相同的遗址都属于小珠山一期文化。下层早于上层是考古地层学最基本的定律，所以小珠山遗址下、中、上三层就分别被命名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史前（指没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主要是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而确定的，绝对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自然科学方法，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测定年代在5万年以内的1414是放射性碳素断代（碳14、C），其原理是：碳的同位素C包含在各种生物体内，它是由宇宙射线的照射而产生的。而碳14又不断地衰变为非放射性的氮14，其半衰期为5730 ± 40年。生物在死亡之前身体中碳14的浓度与大气中的碳14的浓度保持平衡。但这些含碳的物质一旦停止与大气交换，例如生物死亡，碳14只能按衰变规律减少。因此，只要测出标本中碳14减少的程度，就可以推算出生物死亡的年代。常用的标本主要有木炭、植物种子或果实、骨头、毛发和未风化的贝壳等，尤以木炭最为理想。

大连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年代就是根据地层学和放射性碳14素断代（碳14、C）测定的年代而确定的，即小珠山一期文化距今约7000年、小珠山二期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三堂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小珠山三期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双坨子一期文化距今约4000～3600年、双坨子二期文化距今约3600～3400年、双坨子三期文化距今约3400～3100年、双房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战国前期。

●古龙山遗址 位于瓦房店市古龙山东坡。古龙山是一座高约60米、略呈马鞍形的丘陵，插入于一个小型山间盆地之中，属瓦房店北侧老孤山的南延突出部分，山麓南侧有小溪流过。遗址属洞穴类型，发育于古生代寒武纪石灰岩中。洞口海拔标高74.83米，高出当地河水水面约15米。1981年4月，复县（今瓦房店市）龙山村工人在开采石灰岩时发现了此洞。当时，大量的化石被扔出洞外，漏出白花花的断茬。同年秋和1982年夏，大连自然博物馆专业人员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从洞穴存留的形态和工人提供的证据，可知这里原为一较大的洞穴，但因已往长久开采石灰岩，已不复存在。发掘的是一个上宽下窄的叉洞，其最宽处1.2米，最窄处仅有0.5米，总长度62米。由于这个洞是主洞的一个叉洞，那时的人类可能居住在主洞中，而把这个叉洞当做丢弃骨渣的垃圾场，故而使叉洞内骨骼达上万件堆积在一起。

古龙山遗址出土的4件石器，都是采用硬锤直接向背面加工修理而成，其中工具都是小型器。不过，从古龙山遗址这极贫乏的石器资料，仍可以得出其接近于旧石器晚期小石器为主的技术传统，而与长石片——细石器技术传统显得远一些。这些石器的打片技术、毛坯性质、修理方式和类型均常见于海城小孤山的石器当中，两者在文化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古龙山遗址出土的骨制品依形态不同可划分为锐尖型、钝尖型、扁尖型、雕刻刀形、端刃形、单侧斜刃形等。

古龙山遗址出土的77个种属动物化石，包括鱼类2种、爬行类1种、鸟类17种、哺乳动物57种。这个动物群除鸟类、小哺乳动物、肉食类、马类外，还有鲤、黄颡鱼等鱼类；爬行类鳖；哺乳类猛犸象、披毛犀、野猪、河套大角鹿、东北马鹿、加拿大马鹿、东北斑鹿、东北狍、王氏水牛、水牛、原始牛、家牛、转角羚、普氏羚羊、羚羊等。

古龙山动物群与北京山顶洞动物群十分接近。两个动物群食肉类种类所占比例较大是共同特点，这与两者都为山地环境有关。山顶洞动物群南方种类较多，而古龙山动物群则较少，但却含有更多的喜冷环境的成员，如猛犸象、猞猁、加拿大马鹿等。两个动物群所处位置的纬度虽然相同，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而显示出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山顶洞动物群为中国南、北方动物混合的类型；而古龙山动物群为华北、东北动物群混合的类型。古龙山动物群与哈尔滨顾乡屯动物群属同种的数量达19种之多，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1.7万年前的古龙山地区与现今大不相同，年平均气温为3℃～6℃，比现在低3℃～4℃；年降雨量约400毫米，比现在少200毫米。古龙山背后，山峦起伏，密林成片，丛林中隐藏着虎、狼、熊、豹等猛兽；山脚下河流环绕，鲤鱼、黄颡鱼游来游去；岸边各种水禽时而飞起，时而落下；远处是广阔草原，成群的马、牛、羊、鹿穿梭其间。古龙山人猎取最多的是已被命名的“大连马”，至少发现200个个体。这些马绝大部分牙齿冠部都较长，属青壮年个体。这就说明它们的死亡原因不属自然淘汰，而是人类的捕杀。捕杀的手段主要是采用集体围追，把动物赶下悬崖摔死和挖陷阱等方法。另外，经进一步对马的牙齿进行切片，发现这些马的死亡时间均为夏秋季节。毫无疑问，古龙山人是中国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马人。

古龙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大连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而且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华北与东北之间动物的迁徙、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文化的交流以及古气候的演变等问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小珠山遗址 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海拔高度仅20余米，俗称“土珠子”，隔时令小河与吴家村遗址相望。遗址面积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1978年，辽宁省和旅大市（今大连市）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发掘，首次发现了小珠山下、中、上三层文化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分别被命名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从而，树立起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铜石并用文化的标杆。其中，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属于新时代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分别距今约7000年、6000～5000年、4500～4200年。

根据小珠山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大体上可以复原当时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数千年前，小珠山一带的丘陵和山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林中鹿、獐等动物不时出没；近海鱼虾成群，滩涂、礁石上贝类丰富；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沛。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走出山洞的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建房筑屋，开始了定居生活。

小珠山下层未发现房址。生产工具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磨制石器仅占不足30%。打制石器原料大多为石英岩，有用于剥制兽皮的刮削器、用于砍砸的盘状器、用于猎获动物的石球、用于捕鱼的石网坠等。磨制石器原料多样，有滑石网坠、砂岩磨盘和磨棒。生活用具陶器以含滑石粉末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含滑石粉末红褐陶，也有少量的夹砂红陶和红褐陶。纹饰以压印纹为主，约占90%，其余为刻划纹。器类单一，都是压印纹或刻划纹筒形罐。正如恩格斯在论述陶器起源时指出的那样：“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作都是由于编织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小珠山下层的陶器从纹饰接近编织物和器形单一这两方面分析，具有接近原始陶器的特征。

小珠山下层出土有石网坠等用于捕捞的渔具，兽骨以鹿骨为最多，其次是獐和狗。

小珠山下层发现了玉斧，经鉴定属于透闪石真玉。由此可见，小珠山下层时期人们在制石业发展的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开始了玉器的制作。

由此推断，小珠山下层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烧制陶器，使用磨制石器。农业、渔猎是主要生业。鹿、獐骨骼数量多，证明它们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

小珠山中层发现有房址居住面、柱洞等遗迹，为半地穴式建筑，可辨出为圆角方形。房址内发现夹砂红褐刻划纹陶片和彩陶片。石器以磨制石器为最多，打制石器较少，仅有5件。磨制石器有斧、锛、刀、镞、磨盘、磨棒等。生活用具陶器绝大多数含云母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约占66.7%；夹砂黑褐陶约占20.9%；还有夹砂红陶和少量泥质红陶；含滑石陶较少，约占4.8%。陶器纹饰一改小珠山下层的特点，以刻划纹为最多，约占88%，发现有16片红地黑彩涡纹彩陶片。陶器种类较小珠山下层增多，以刻划纹筒形罐为主，还有壶、钵、鼎、器盖和三足觚形器以及纺轮等。

小珠山中层出土动物遗骸有鹿、獐、狗、猪等，以鹿为最多，其次是猪。

据此可知，小珠山中层时期磨制石器是人们的主要生产工具。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开始了猪的饲养，渔猎经济仍占有重要地位。出土的红地黑彩彩陶片和鼎、钵、三足觚形杯等，是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小珠山上层未发现房址。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较少，有斧、锛、刀、杵、磨棒、网坠、镞等。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褐陶，以及少量的夹砂红陶、夹砂黑陶和泥质红陶。个别器物口沿使用了慢轮修整。纹饰主要是附加堆纹，多饰于口沿，其次是刻划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罐、壶、钵、豆、鼎等。小珠山上层出土动物遗骸有鹿、獐、狗、猪等，以猪为最多。

由此可见，小珠山上层时期磨制石器几乎完全取代了打制石器。农业和饲养业成为主要生业。出土的陶罐、壶、钵、豆、鼎等，有力地证明了山东龙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的影响越来越强烈。

小珠山一期文化的直接来源是下辽河流域的沈阳新乐文化，往前追溯，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是其渊源。相对山东半岛来说，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一期文化属于土著文化，并对山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微弱的影响，可以称为“输出式”的。到了小珠山二期文化时期，这种文化影响发生了巨变，由原来的“输出式”转变为“输入式”，而且这种势头不断加强。到了小珠山三期文化时期，来自山东半岛的文化因素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因素，直至山东半岛的原始文化完全取代了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

●上马石遗址 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三官庙村上马石耕地中。早在1942年，日本学者就在此进行考古发掘，1978年，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对遗址又进行了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上马石遗址贝壳堆积普遍在60厘米以上，最厚达3～4米。发掘资料表明，上马石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文化，距今约7000年；第二期属于铜石并用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第三期属于青铜时代双坨子一期文化，距今约3600～3400年；第四期属于青铜时代双房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战国前期；第五期为战国后期遗存。

第一期发现房址一座，属于半地穴式建筑，东西长3.3米、南北宽2.7米。居住面上有炭灰及火烧过的兽骨、牡蛎壳和石磨棒、石磨盘、打制石器、磨制石刀、陶罐等，东南角有一具作卧伏状的完整小狗骨架，是大连地区最早驯养狗的实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与小珠山下层基本相同。

第二期石器多是磨制。陶器多见三环足盘等具有浓厚山东龙山文化特点的器物。

第三期共发掘瓮棺墓17座，均为小孩和未成年人的墓，以单个大壶作为葬具，瓮口向上者盖有石板，瓮口向下者则有意打掉底部，以给死者灵魂留一个出入的地方。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陶冥器，与隔海相望的普兰店市单坨子第一、二号墓及A种陶器相同。

第四期石器几乎都是磨制，镞、矛、棍棒头等兵器较多。陶器多见甗和带有各种器耳的壶、罐等。

第五期共发掘10座曲刃青铜短剑墓，其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件，由T字形柄、剑身、加重器和包护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柄与剑首空隙处塞满麻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马石遗址是长海县，乃至大连地区早期历史的缩影，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北吴屯遗址 位于庄河市东约30千米、黑岛镇西阳宫村北吴屯黄海岸边的台地上，面积1万余平方米。1981年发现该遗址。1990年4～8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旅顺博物馆、庄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组成考古队，对北吴屯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8座、围栅基址2道，出土各类器物近600件。

北吴屯遗址分为两期。第一期文化（下层文化）发现5座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在4～5米，大者达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向南，门道较短。房内有石砌方形灶址，有的旁边还附砌小灶。房址分布密集，但排列有序。在居住区边缘有木围栅基址，显然是一处聚落址。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多含有滑石颗粒和粉末。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其次是压印编织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斜线纹、波浪纹，以及由两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也有少量刻划纹，特点是以单一纹饰为主，施纹均不到底。器形以筒形罐为最多，其次是鼓腹罐、矮领壶及钵、碗、杯和无底筒形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磨盘、磨棒、网坠，还有玉凿；打制石器较少，有刮削器、尖状器、锄、球等。其他器物有骨针、骨锥、陶片网坠、陶片纺轮等。

第一期文化（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6470 ± 185年（树轮校正值）。

第二期文化（上层文化）发现3座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一般长约4米，大者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朝南，门道较短且开在西南角，房内有圆形土灶址。

陶器仍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黑陶，含滑石较少。纹饰以各种刻划纹为主，其次是压印之字纹、编织纹、网格纹、点纹和乳钉，出现了刻划“弓”字纹。器形以侈口筒形罐为主，其次是鼓腹罐、小平沿罐、高领壶、折腹碗及杯等。磨制石器有斧、磨盘、磨棒。特别要提出的是出土了玉鸟、玉凿等。打制石器和其他器物与一期文化（下层文化）相同。

第二期文化（上层文化）年代当距今6000～5500年。

北吴屯遗址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石锄，据检测，可翻松7厘米深的土，表明北吴屯人们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同时还从事渔猎等生产活动。

北吴屯遗址第一期文化（下层文化）和第二期文化（上层文化）分别属于丹东东港后洼第一期文化（下层文化）和第二期文化（上层文化）。

●吴家村遗址 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西与小珠山遗址相邻，面积约1万平方米。1978年，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等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吴家村遗址房址

吴家村遗址文化内涵单纯，属于小珠山二期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375 ± 135年（树轮校正值）。其发现房址保存最为完整，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挖在生土层中，东西长4.97米、南北宽4.76米。这座房址因失火坍塌而被废弃，从倒塌的木质构件中了解到，房顶架有南北向的檩木，在檩木之上还有一层东西向的椽木。檩木中有的是圆木，有的则是将圆木从中间劈开的半圆木，其直径一般在13～15厘米。椽木较细，直径为5～10厘米。在椽木之上可能直接涂抹草拌泥，泥厚约20厘米。如此结实厚重的屋顶，势必要加强支撑，在房屋内发现22个柱洞，可见用于支撑的木柱之多。四周墙壁处有15个柱洞，其余柱洞大体分布在房屋中心与四壁之间的位置，许多柱洞两两相邻，小柱作为大柱的傍柱用以承重。四壁的壁柱之间还贴墙安装了类似篱笆的枝条编织物，其外再敷抹草拌泥。门道开在西北角，现存门道的地面较屋内地面高出35厘米，形成一层台阶。由于失火的原因，原来陈放在房内的陶器、石器和一头在室内饲养的小猪全部被压在屋顶泥土下。

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只有刀、镞、网坠、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最多，有斧、锛、铲、网坠、镞、杵、磨盘、磨棒等。玉器有牙璧、环、斧等。骨、角、蚌、牙器有针、锥、凿、镞、勺、刮削器等。装饰品有骨笄、蚌环、贝饰等。陶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红褐陶和少量红陶，另一类是泥质红陶和红褐陶。全部是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壁较薄。除壶、钵、碗、豆为素面外，筒形罐均施纹饰，以刻划纹为主，有网纹、三角纹、刻划纹间饰乳点纹，还有压印乳点和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纹、压印长方形纹、压印编织纹、压印三角斜线纹、锥刺乳点纹等。器形以刻划纹筒形罐为最多，房址中出土的13件陶器中，筒形罐竟占了11件，还有鬶、盉、壶、盂、钵、碗等，后者深受大汶口文化影响。其他还有骨锥、骨针、骨凿、骨镞、蚌环、蚌勺、陶刀、陶纺轮等。

需要指出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玉器，包括玉斧、玉锛、玉凿、玉牙璧、玉环等。经鉴定，均为透闪石真玉。出土的陶猪形态丰腴，属家猪的造型，是养猪业发达的标志。出土的动物遗骨以家猪为最多，鹿、獐次之。海产软体动物贝壳有牡蛎、锈凹螺、疣荔枝螺、红螺、毛蚶、青蛤、沙海螂、紫石房蛤、伊豆布目蛤、鬘螺、单齿螺、帽贝、笋螺、福氏玉螺等。可见当时的生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饲养和渔猎。

●郭家村遗址 位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郭家村北岭，东南距老铁山主峰约5千米，东北距将军山遗址1.5千米，西距于家村遗址2.5千米、距牧羊城遗址1.5千米。遗址所在北岭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约60米。岭下村南有时令小河向西经牧羊城南汉代大坞崖遗址注入渤海。遗址中心区位于顶部和南坡靠上部分，现存面积1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

郭家村遗址发现较早，旅顺博物馆藏有解放前原关东厅博物馆收集的出土文物，标为“郭家疃发见遗物”。为进一步了解郭家村遗址的内涵，1973年，旅顺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首次在该遗址发现了早于龙山文化的地层和遗物。1976年10～11月、1977年3～7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辽宁大学历史系等组成考古队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发现一批房址和灰坑，出土各类遗物近2000件。

遗址分为两期，即第一期文化（下层文化）和第二期文化（上层文化）。第一期文化属于新石器文化，发现房址11座，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在4米左右。2号房址南北长4.42米、东西宽4.2米，屋内地面和墙壁发现有柱洞13个。出土物有石环、骨刀、鹿角、陶纺轮、刻划纹乳钉陶罐等，靠东北角居住面下有一个深约20厘米的不规则形坑，坑中有一具猪骨架，可能是奠基的牺牲。灰坑发现14个，其中4号灰坑是椭圆形袋状坑，坑内填有夹杂木炭的黑灰土，出土有兽骨、人头骨和夹砂红陶陶片、夹砂红褐陶陶片及骨针1枚。

第一期文化石玉器共341件，其中磨制石器266件、打制石器64件。石器质料有辉长岩、石英岩、板岩、页岩、灰岩和透闪石——阳起石软玉等。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红陶。绝大多数陶器为手制，只有泥质灰黑陶上使用了轮制技术。从陶器分析，既有地方的显著特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特点。最有地方显著特点的是各种刻划纹筒形罐；具有大汶口文化特点的是红陶实足鬶、红陶罐形鼎、红地红彩陶片、红地黑彩陶片、白地复彩陶片和釜形鼎等。其他生产工具还有陶刀、蚌刀、蚌镰、蚌镞、牙镞、陶拍、骨针、骨锥、骨梭、角锥、陶纺轮等。第一期文化碳14测定数据为距今5140 ± 120年（树轮校正值）。

第二期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发现的4座房址，也是半地穴式建筑，有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直径在5～6米左右。1号房址为圆角方形，南北长3.9米、东西宽4.8米，从保留下来的一段墙壁上的柱洞分布分析，墙壁是木栅，里、外两面用草拌泥抹平，有椭圆形灶坑。因失火，陶、石器等都被压在烧土下，有石斧1件、石镞5件、陶罐3件、陶盆2件、陶鼎1件、陶豆1件。灰坑48个，大多是废弃的窖穴。

第二期文化石器以磨制为最多。石器质料主要有辉长岩、片岩、石英岩、变质砂岩、蛇纹岩、页岩和透闪石——阳起石软玉等，种类有斧、铲、刀、杵、磨盘、磨棒、矛、镞、网坠、锛、凿、纺轮、锥等，尤以有段锛和巨型网坠最富特征。陶器既有本地特点，更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而且特点越来越明显。这些陶器有两类，一类为夹砂褐陶，另一类是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厚仅1～3毫米的蛋壳黑陶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器形主要有折沿罐、叠唇罐、鼎、豆、盂、杯、器盖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针、骨锥和陶猪、陶兽、陶人头像等雕刻艺术品。第二期文化碳14测定数据分别为距今4020 ± 90（4430 ± 140）年；距今4230 ± 100（4690 ± 145）年；距今4180 ± 90（4630 ± 140）年；距今4110 ± 90（4540 ± 140）年；距今4080 ± 70（4505 ± 125）年。

第二期文化房址中发现的用席篓里盛装的炭化谷物，经沈阳农业大学董钻、杨守仁等教授共同鉴定为黍的籽粒。这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谷物标本。

郭家村遗址中还出土有较多的哺乳动物，包括家猪、狗、斑鹿、獐、獾、野猫、麝、狍、马鹿、豹、熊以及飞禽、鱼类的遗骸和海产软体动物贝壳等。通过出土的各类遗物，大致可以复原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景：以农业为主，同时进行狩猎、捕捞和采集等活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与郭家村遗址相望的老铁山山脊上，分布着数十处积石冢，其中大部分是郭家村遗址第二期文化人们的公共

墓地

郭家村遗址是辽南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随着20世纪70年代遗址的发掘和以后的小珠山遗址、上马石遗址的发掘，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文化编年逐步建立起来。

●三堂村遗址 位于瓦房店市长兴岛东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1982年发现。199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旅顺博物馆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三堂村遗址分为两期。

第一期文化房址均为半地穴式

建筑

第二期文化房址也是半地穴式建筑，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石器种类有斧、锛、凿、刀、剑、杵、网坠、磨盘、磨棒等；骨、角、牙器有锥、鱼卡、鱼镖、矛、刮削器等；陶器多夹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以折沿鼓腹罐为最多，还有壶、碗、钵、豆、盆、圈足盘、三足盘、环足盘和环梁器盖等。

三堂村第一期文化是新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它与新民偏堡、东高台山和沈阳肇工街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相同，年代大体在距今约5000～4500年。近年来在旅顺口区三涧堡镇蛎碴台、甘井子区文家屯、瓦房店市蛤皮地等遗址中，也发现同类遗存。三堂村第二期文化与小珠山三期文化器物相同，属于同一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

考古资料表明，长兴岛至迟在7000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到了三堂村一期文化即距今5000年前，人类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并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

●文家屯遗址 位于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四平山南麓低洼地中，东距渤海约500米。断崖和地面可见大量的海产软体动物贝壳和陶片、鹿角等。1942年，日本学者曾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工作者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采集到大量的石器、骨器和陶片。

根据发掘和采集的资料，可知文家屯遗址包括小珠山二期文化、三堂村一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等几个不同时期，从距今6000年到距今4200年，延续了近2000多年。

文家屯的采集品中，有45件小型石锛，其中包括以岫岩玉制作的。这种小型玉锛一般可作雕刻器，或直呼之玉雕刻器。在文家屯采集到用管钻法穿孔后所残留下来的圆芯部废料，从这种圆芯状玉器的数量分析，有相当多的玉石器就是在当地生产的。可知文家屯是辽东半岛玉器制作地之一。

文家屯遗址与四平山、东大山积石冢是居址和墓地的关系，日本方面对文家屯遗址未被扰乱的贝壳、骨头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其结果为距今4180 ± 90年、4180 ± 50年、4550 ± 100年，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阶段。

●双坨子遗址 位于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后牧城驿村北海滨坨子上，主要集中在靠北面的坨子南坡及东坡部分地段，约2万平方米，堆积最厚处达6米以上。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揭露面积约350余平方米。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大连地区首次进行的正式遗址发掘，发现了分属3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分别命名为双坨子一、二、三期文化。

双坨子一期文化距今约4000～3600年。房址为椭圆形双室半地穴建筑。生活用具陶器表面为纯黑色的陶衣，陶胎较厚，罐的口部常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器形主要有罐、壶、豆、碗、杯、盆等，还有用红、黄、白三种颜色绘成的三角形、方形、菱形和条状的各种几何图案的彩绘陶器。这些彩绘陶器有的用红或白色单彩涂绘，有的用红彩和黄彩间绘，也有红彩和白彩间绘。石器主要有横剖面呈椭圆形的斧和铲、刀、锛、环刃器、纺轮、砥石等。

双坨子二期文化距今约3600～3400年。陶器表面施一层光亮的黑衣，泥质陶占多数，颈部起棱和器壁下部折成棱角，器盖多，3个矮板足是二期文化的特点，石器与第一期文化相近。

双坨子三期文化距今约3400～3100年。内涵最为丰富，房址分布密集，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共发现14座，都是方形半地穴式的单室建筑，保存比较完整，结构和建筑方法基本相同，都是利用天然石块依半地穴壁砌筑石墙，上部略向外倾斜，内壁较平整。14座房址中大部分室内都有陶器、石器。有的陶器还保持着当时的位置，从1件到10余件不等。由于是以木为房屋骨架，四周和房顶围（苫）干草，一遇大风，极易引起连环火灾。这说明房屋被烧毁时，留在室内的日用陶器尚未来得及搬出，就被烈火吞没，故而完整地保持下来。陶器种类和数量较多，有罐、壶、豆、碗、杯、盆等。石器多见扁平斜刃斧，以及刀、锛、凿、矛、镞、网坠、砥石、纺轮等。

属于双坨子三期文化的17号房址地面灰堆下发现一堆完整的鱼骨，百余条，鱼骨长10～15厘米。用草木灰埋鱼可能是贮藏鱼的一种方法。

双坨子遗址三叠层的发现，为大连地区青铜文化树立了标杆，是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大嘴子遗址 位于甘井子区大连湾黄海北岸的尖端台地上。最早发现于1959年。1987年3～6月，为配合振兴路建设，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全市文物干部，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

根据考古发掘和分析研究，大嘴子遗址分为三期，距今约4000～3100年，延续了约1000年。

第一期文化发现了青铜戈，据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研究，这件青铜戈是当地部族制造的，具有北方部族的特点。

第二期文化遗迹和遗物发现较少。第三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大致可以复原先民们从事农业、渔业捕捞、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情景。渔业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业，从遗址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陶、石网坠可以窥见一斑。其37号房址整个居住面上堆满了盛装鱼骨的大型陶壶、陶罐，大部分陶壶、陶罐内壁都有盐碱状物质，而凡有这种盐碱状物质的陶壶、陶罐内壁和表面都有层层脱落的现象。这种将食用剩余的鱼贮藏起来的现象，一方面证实了当时人们不仅平时食鱼，而且有了富余；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海盐，因为只有用盐腌渍后的鱼经晒干方可贮藏在陶器内。

第三期文化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发现的刀数量达172件，而且形式齐全。特别是在3号房址中发现有装满谷物的陶壶、陶罐6件，谷物先后经沈阳农业大学董钻和杨守仁等教授、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等鉴定，一致认为其中一种为粳稻，另一种则意见不一致，为高粱或粟。

大嘴子粳稻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空白，属于首次发现，成为迄今中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发现的意义更在于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据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研究，这条传播路线应当是从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由于这条传播路线的前几站都是朝北的，较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气候都较温凉，雨量也不十分充沛，水稻难以成为主要农作物。人们有时种植，有时不种植，所以传播速度很慢。又因气候关系使籼稻难于生长，从而使稻种日趋变成单一的粳稻。等到后来从朝鲜半岛北部往南再到日本，方向转而朝向东南，气温渐趋上升，雨量更加丰富，水稻很快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农作物，传播速度自然大为加快。这五站除辽东半岛外，其他四站过去都有稻米标本发现，这次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补上了这一缺环，大嘴子遗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栽培稻东传朝鲜、日本的中转站。

大嘴子遗址发现的石墙，在辽东半岛是首次发现，在社会形态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石墙和铜镞、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石棍棒头等发达的兵器的出现与使用，表明当时战争已很频繁，并有相当规模。

大嘴子遗址以其粳稻的发现，引起了东北亚各国的高度关注，成为东北亚考古研究的热点。

●于家村遗址 位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牧羊城村于家屯西南平缓地带，面积约5000平方米，因修梯田将遗址分成了3层，故上层破坏较严重，地表可采集到大量遗物。1977年4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对遗址和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揭露出房址7座、灰坑4个，出土各类器物260余件。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遗址分为两期。

第一期文化揭露房址6座，其中3～7号房址互相叠压，时间不会相差太远。5号房址保存较为完整，平面呈不规则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坚硬，四周现存10个柱洞，南面埋有利用大陶壶口部制成的灶圈。遗物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有陶壶、陶罐、陶碗、陶杯、陶豆、石斧、石锛、石矛等。

第一期文化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网坠、镞、环刃器、矛等，除个别网坠为打制外，其余都是磨制。石器质料有辉绿岩、辉长岩、辉石角闪岩、泥灰板岩和砂岩等。陶器一般羼有大量的细砂，胎较厚，以黑褐陶为主，黑皮陶次之。多为手制，壶和罐的口部有的经慢轮修整。绝大部分陶器表面磨光，个别纹饰为弦纹、弦纹乳点、刻划纹和镂孔等。器形有罐、壶、豆、杯、盆、钵、碗、灶圈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锥、骨铲、骨凿、骨针、骨鱼卡等。

第二期文化仅揭露出1号房址1座，已被修梯田时破坏掉一半。墙壁是泥土堆筑，地穴上部西侧有一排不规则石块，可能是石墙。残存房址周围有柱洞23个，基本上是按内外两排排列。灶坑在西北，是两个深浅不一相连的火塘，用3块扁平石板铺就，中间有一保存火种的矮圈足豆。

第二期文化石器有斧、锛、刀、网坠、纺轮、棍棒头、矛、镞等，石斧趋向扁平斜刃。石器质料与第一期文化基本相同。陶器可复原的很少，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很少，陶胎较薄，以黑褐陶为主。多为手制，个别有轮修。素面居多，表面磨光。纹饰有刻划纹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矮足镂孔豆、簋、杯、壶、罐、钵等。大多数器物为圈足器，有的圈足有三个缺口。其他器物有骨锥、骨针、骨鱼卡等。

于家村遗址第一、二期文化都属青铜时代，分别与双坨子第一、三期文化相对应，属于双坨子第一、三期文化。第一期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4510 ± 145年，3975 ± 100年，推定其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期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555 ± 135年，推定其距今3200年左右。

●大坨子遗址 位于旅顺口区北海街道北海村东南三面临海的坨子上，高出海面10余米，北高南低，仅西南有狭窄地带与陆地相连，当地又称东海坨子。遗址遍布整个坨子，面积约3万平方米。1980年10月发现，后因建筑施工遗址遭到数次破坏，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于1996年10月和1998年3～4月，两次对遗址部分地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530平方米，揭露出房址8座，灰坑4个，出土各类遗物240余件。

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已发掘地段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期遗存距今约3600～3400年，未揭露出房址，仅发现灰坑3个。石器有磨制斧、锛、刀、铲、杵、研磨器、有刃器、磨石、球、纺轮等石器，具有双坨子二期文化的特点。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多为轮制，器表磨光，陶色较纯正；夹砂黑灰陶和黑褐陶多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器形主要有罐、盂、碗、器盖、豆、杯等。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和折棱，底部下接三个弧形矮足，是第一期遗存陶器的重要特点。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匕、牙饰件等。第一期遗存属于双坨子二期文化。

第二期遗存距今约3300～3100年，揭露出房址8座，灰坑1个。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其中4号房址呈圆角方形，南北长5.5米、东西宽5米，门在西南，呈半圆形向外伸出。地穴南壁呈缓坡状，放有石块作台阶，地面分布柱洞11个，共有器物18件，其中陶壶7件、陶罐5件、陶碗1件、陶簋1件、陶甗足1件、石斧3件。房址的堆积物较复杂，上面是较硬的红烧土，下面是较松软的黑灰土。从堆积物分析，房屋是因失火而倒塌，屋顶是由较粗的木头作檩、椽，涂以草拌泥，其中较大的一块红烧土有加工痕迹清晰的四根并列木棍，其加工痕迹宽度与出土的同期小石锛刃宽恰好吻合。

第二期遗存石器共142件，有斧、锛、刀、铲、钺、剑、镞、球、磨石、网坠、有刃器、纺轮等。石器质料大致与第一期遗存相同。石斧多扁平斜刃；石刀为弧背弧刃；石钺、石棍棒头、石镞等兵器数量较多。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锥、角匕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大部分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大型陶器器壁往往做成斜茬，以便再加泥条盘筑时容易黏连，增强附着力。器形主要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大型陶壶、陶罐是第二期遗存的重要陶器。圈足、假圈足和刀削三瓣圈足，以及弦纹刺点和外贴泥条形成的凸棱纹等装饰，是第二期遗存陶器的重要特点。这些重要特点与双坨子三期文化，尤其是羊头洼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也与之相当。

大坨子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骨有猪、狗、鹿等，海产软体动物介壳有牡蛎、海螺、蛤仔等。根据发现的较多粗壮鹿角等分析，当时大坨子遗址附近山上有茂密的森林，适宜大型野生动物生活。大坨子先民们从事着农业、渔猎和采集等多种经济活动。

●小黑石坨子遗址 位于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小黑石村西北一个三面临海的坨子上。1980年10月发现。遗址发现时保存完好。同年11月当地建渔港时遭到严重破坏。1981年3～4月，旅顺博物馆对遗址已破坏地段和边缘部分进行了清理。

根据地层堆积、出土遗物，以及采集遗物综合分析，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文化包括7座房址和6个灰坑。其中6号灰坑内有一瓮棺，系以夹砂黑皮陶大罐作为葬具，内葬一婴儿，上口盖有薄石板。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也有少量黑皮陶。器形有罐、碗、杯、壶、豆等。

第二期文化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为主，还有因火候所致的泥质黄褐陶，以及少量的夹砂黑褐陶。泥质陶多轮制，素面占大数，纹饰主要有弦纹。器形有罐、尊、盂、豆、碗、器盖等。

第三期文化陶器标本较少，有夹砂褐陶罐口部和底部残片、夹砂褐陶豆柄等。石器大多是采集品，当分属第一、二、三期文化，主要有斧、锛、凿、刀、钺、矛、镞、球、棍棒头、网坠、纺轮等。石钺选料考究，以白色蛇纹石精细加工而成，通体磨光，弧刃，上端中央有规整的对钻圆孔，因被火烧，孔部周围留有明显的捆绑痕迹，厚仅0.6厘米。骨器有锥、匕等。

小黑石坨子遗址第一、二、三期文化分别与双坨子第一、二、三期文化相对应。

●庙山遗址 位于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北庙山南坡和山顶。庙山海拔175米，与土龙积石冢连为一体。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80年代以来，金州博物馆又对该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并清理了山顶积石冢。1991年春、秋两季，吉林大学考古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旅顺博物馆、金州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庙山遗址主要属于双坨子三期文化，只有少量遗物属于双坨子一、二期文化。两次试掘共揭露出房址12座，均为双坨子三期文化房址。除1座为地面石筑建筑外，其余都是半地穴式沿穴壁筑石墙的建筑，形状有近方、长方和不规则形三种，面积一般为8～12平方米不等，石墙大致是依山坡地势而建，北高南低，东、西、南三壁较直，北部则略向外弧曲。门均向南，且伸出壁外，使门与南壁之间形成一段门道，门道内侧多铺一大石板。室内皆未见灶址。室内有柱洞的房址仅有一座。

出土石器数量较多，主要有斧、刀、锛、凿、矛、棍棒头、环刃器、网坠、球等；骨、蚌、牙器有锥、匕、冥贝、珠饰等；陶器纹饰较多，常见刻划波浪纹、网格纹、叶脉纹，以壶和罐数量最多，还有碗、豆、舟形器等。

从出土遗物分析，庙山和山下的土龙积石冢是遗址与墓地的对应关系。其年代为距今3100年，其上限可到距今4000年。城址

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迄今大连地区发现最早的城当属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张店城、牧羊城等。往前追溯，大嘴子发现的环绕聚落的石墙，已具备了城的雏形。汉代以后，城在大连地区逐渐增多，规模和设施也逐渐完备，它既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军事重镇。总的说来，元代以前的城基本上是夯筑土城，明代以后出现了石城和砖城。山城则是高句丽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

●张店城址 位于普兰店市铁西街道二道岭村张店屯北耕地中，东濒平阳河，西倚陈茔西山，北靠东北山，南临普兰店湾南海甸子。城分大、小两城。今两城之间有农田垅道隔开。大城居北，地势略低于小城。

两城同属土筑封闭式平原城。因多年平整土地，河流改道和修路等施工破坏，大城仅可见西壁和北壁部分痕迹，小城也仅可见大致轮廓，仔细观察，城壁略高出地面。

大城平面呈长方形。据西壁、北壁测得，南北长约340米、东西长约240米。门址不清。城内遗物丰富，多为战国和汉代遗物。战国遗物有铜斧、铸铜斧范、残玉虎、安阳布等；汉代遗物有卷云纹瓦当、半瓦当、“千秋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绳纹筒瓦、石磨、铜镞、铁镞、铜带钩、陶拍、铁钅矍、五铢、剪轮五铢、货泉等。

小城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长113米、东西长120米，南壁中间有门址。小城是建在大城遗址之上的，城内遗物多为辽金时期。

据此，大城始建年代当为战国后期，辽金时沿用；小城始建于辽金时期。

张店城址西部陈茔出土有“临薉丞印”封泥。因多年来从城内往山上运土，故不能排除出土于城内的可能。从“临薉丞印”封泥的十字界格分析，此封泥的年代为战国——秦。因封泥是官府之间传递公文信件的缄封印记，说明该城是县治一级。此城当始筑于战国后期，为燕国辽东郡的一个县治所在。因汉代沿袭燕秦建置，故推定张店城为燕秦辽东郡沓氏县治所。又，朝鲜平壤乐浪遗址曾出土“沓丞之印”封泥，故沓氏县又称为沓县。

张店城内除出土大量汉代遗物外，周围还分布着几个汉代墓地，其形制有贝墓、土圹墓、石室墓、砖室墓、瓮棺墓。自197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已清理了数十座汉墓，出土数百件文物。各类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随葬品十分丰富、精美。更能说明该城址地位的还属出土于城之东南约1.5公里南海甸子的2件马蹄金了。这两件马蹄金的重量均为汉代的一斤左右。作为一般用于赏赐、馈赠和贡品的马蹄金出土，也可佐证此城为燕秦汉之沓氏县治所。

●陈屯城址 位于瓦房店市太阳街道王店村陈屯耕地中，1992年发现。城址在今复州河北岸，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南隔复州河与群山相对，东接南北走向的东山，西与北面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开阔地。

城为土筑封闭式平原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00米，面积达9万平方米。东壁尚存，残长250余米，宽约10米，西、北两壁已被后世夷平。南壁因复州河改道，被1981年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今人在东城壁上增筑水坝以灌溉农田。

城内现为耕地，地表散布着大量的陶片、绳纹砖瓦、烧土、烧骨、木炭等。陶器可辨器形有罐、钵、盘、盆、瓮等。在城内一断面中发现6件铁钅矍，以及铁釜和其他铁器残片，还发现有铁印等。据调查，以往农田基本建设中曾发现过许多铁铤铜镞和五铢钱等遗物。

城周围分布有汉代贝墓、瓮（瓦）棺墓、砖室墓、砖石合筑墓和石椁墓。1994年，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东风水库工程，在此先后发现了183座墓，其中以瓮（瓦）棺墓为最多，余为石板墓、石棺墓，砖室墓也有一定数量，出土了大批器物。现已发现汉代遗址和墓地地点还有大河沿村城隍茔地、潘大村庙后地、金斗房村九天地等。

据考证，陈屯城址应为汉代文县治所。文县，新莽时称文亭，东汉以后又称汶县。从《后汉书·郡国志》文旁加“水”推断，该城当面临一水，以水得名。今复州河应为古汶水。从城址规模、出土遗物和所处地理位置分析，陈屯城址即汉代文县治所。

●牧羊城城址 位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牧羊城村刁家屯与刘家屯之间的丘陵上，西南距渤海约500米。

牧羊城，亦称木羊城。清代成书的《奉天通志》记载：“牧羊城，城（宁海县城，今金州古城）西南150米，周围250步，门一。”经实地调查和测量，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82米。城壁基部石筑，其上以土夯筑，可见清晰的夯层和夯窝。城壁高出地面约2～3米。北壁有宽约12米的缺口，与文献记载的“门一”相符，当为门址所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