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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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主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典籍与典籍的产生

典籍的概念

典籍之“典”，甲骨文作（《殷契拾粹》四五〇）、（《殷契释编》七八四），会意造字，作双手或单手捧册之状。金文的（见“召伯虎敦”）与《说文解字》中的小篆比较相似，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丌是放书几案，将册置于几案上或以手捧册，皆有尊奉之意。《尚书》中有《尧典》，记述了古代君王尧训示臣民的言论和治国的法度，可知“典”是指记载法则、制度的重要文献。“籍”字出现较晚，未见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的小篆作，曰：“籍，簿也，从竹耤耩声。”即簿册、书册之意。

典籍两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国家法则。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宣传》称崔宴“少沈静，好典籍”。《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好学，以读书为乐，“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这里所说的“典籍”，便与当今泛指一切图书的意义相同了。

典籍仅仅依靠辞义的诠释自然是远远不足的。要揭示典籍的实质，还必须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文献中，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具体构成；认识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典籍这一文化产品所具备的特征。

典籍的构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而文化载体是多样的，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都是形态与内涵各异的文化载体。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构成必然具备若干基本要素。

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记事、图画记事、符号记事、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正义》引东汉郑玄的注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些记载说明远古初民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史事，传递信息。近代民族调查报告也表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倮倮族、哈尼族等，仍保留下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了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伏羲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1987年以来，我国考古学者在西北贺兰山东麓发现了岩画一万多幅，刻画上限定在商周时期，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贺兰山游牧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前运用图画记载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的情况。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

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开始简化，出现了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的八千年前的龟甲，其上有契刻的符号；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批六千年前的土陶器，表面刻划有几何形符号；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的一批四千年以前的土陶器，则刻划有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表意，但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的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起初，文字写刻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之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一片龟甲上锲刻的卜辞说：“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牠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牠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由于它仅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在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积累，通过有目的地总结，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册”在甲骨文中作，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识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形式。

特定的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编连成册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单片的甲骨文献与典籍的差别，不仅可以在内容体系上区分，也可在载体形式上区分。

典籍的本质

典籍的本质特征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

对于典籍物质属性的规定，来自于记录知识内容的物质载体。文字记录需要能够承载文字的物质，系统的知识存贮、固化在物质载体上以后，再经过编连成册的加工，才能形成典籍。典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的知识，其物质属性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产品，中国典籍的生产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典籍的载体材料由最初的龟甲兽骨发展到竹木材料、缣帛材料，再由于纸的发明，大大丰富了典籍的生产；典籍的记录方式由锲刻到书写，再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典籍生产有了新的飞跃；典籍的装帧方式也由简单编连到卷轴装，继而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方式的相递演变。典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其生产与保藏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促进典籍的生产、保藏与流传；动乱、分裂的社会环境，必然要影响破坏典籍的生产，造成典籍的流失。

典籍所记录的思想和知识，是人脑存贮的外化，因此典籍又具有精神属性的一面，也是精神产品。典籍精神属性的规定，来自于典籍的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我国早期的典籍，大多是“记言”、“记事”一类档案材料，随着古代先民认识自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典籍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典籍的学科性和专业性也更为明显，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无不一一反映在典籍的内容中，影响着各类典籍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诸子书的出现，到儒学著作上升为经学典籍，到史学典籍从经学典籍中分离出来；从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兴起，到佛道宗教

典籍的产生

然而，典籍作为精神产品，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的是典籍内容相对实践活动的超前和滞后特征。其超前性表现在有些典籍中记录了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预测或幻想，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是不能实现的，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典籍中也有大量滞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表现在对于自然现象的幼稚或错误的认识，以及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思想和认识，虽然被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证明是谬误的，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这些谬误仍随着典籍被保留下来。

典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本质特征表明，典籍是人类思想认识与物质载体的统一，是人们将系统的思想和认识用文字着附于一定形式材料的产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的结晶，典籍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典籍的物质属性看，它可以将人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提供客观的视觉对象；可以将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凝固在物质载体上，长期保存；可以通过抄写或印刷，不断再现人脑思维的成就，扩大保存和交流的时空余地。从典籍的精神属性看，典籍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扬主张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典籍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互相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娱乐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后人来说，典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向他们提供了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获得新发展的借鉴。因此，典籍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典籍的产生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久远而已。

我国典籍的产生是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贤的独创，更不是天赐神书，而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它的产生是一个过程。由于远古文明初创，记载缺乏，这一过程的具体史实尚不清晰，因此，探寻我国典籍产生的轨迹，还有待于对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

早期典籍的产生

典籍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成熟的文字。在汉字产生的各种说法中，“仓颉造字”说在古代比较流行。《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这里的“书”，指的是文字。东汉许慎进一步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序）也只是传说而已，并不一定可信，文字绝不会是由个别人创造出来的，文字产生也有一个过程。当然，不能否认会有个别人在文字产生中起较重要的作用。《荀子·解蔽》中说：“古之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壹也。”荀子认为古来喜好文字的人很多，但都没有传下来。仓颉的字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他对文字进行了统一。这恐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我国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前2800～前2500）出现的一些象形符号，可能已是原始文字的先驱。根据这种推测，公元前2500年我国的汉字便进入了形成阶段，但还是不成熟的原始汉字。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定型的汉字，是从河南安阳发现的大批甲骨文字。

河南安阳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指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有时也用羊、猪或鹿的肩胛骨。这些甲骨多是殷人占卜的遗物。殷商时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殷人有疑难事情或进行重大活动都要占卜求神，烧灼龟甲、兽骨以卜事件的凶吉。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对占卜的记载，这些甲骨卜辞为后人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则几个或几十个，多则达一百余字。这些卜辞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征伐、狩猎、畜牧、农耕、祭祀及灾害、疾病、气象、地理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商代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科学史面貌。从实地发掘的情况看，殷人对于某些甲骨的存储是堆置有序的，有的是以一个朝代的卜辞存于一个窖穴，这说明当时从事记言记事的丞、史在记录占卜情况后，是将卜辞作为档案进行保存以备查检的。这些累积保存的甲骨卜辞可以提供系列的商代祭祀狩猎的牛骨卜辞档案材料。

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记载卜辞的甲骨数版编连的情况。例如，在安阳小屯村YHl27坑出土的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腹甲上，记有“三册，册凡三”一辞，说明这批龟甲原来是有九版集合在一起的。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中说，有一次他在整理发掘的甲骨时，发现有两块龟版粘在一起，揭而视之，见龟版的尾右角处，有“册六”两字，甲尾的梢上断处有孔，孔已断缺。据此发现，董氏推知此甲是全册的一版，其孔正是为贯穿编连所用。

甲骨文书的记录内容与编连痕迹表明，这些档案材料已经基本具备了典籍构成的三要素。这说明在商代的中后期，我国早期的典籍已经产生了。

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殷朝遗民强行迁移到洛阳附近的成周进行监管，《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对殷民的训话。在这篇诰词中，周公向殷民解释西周灭殷是秉承天命，就像当初殷商灭夏一样，所以殷民不必怨忿反抗。其中有一句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商灭夏的事迹。按照这段材料推测，商代前期已有典籍，且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典”、“册”两字，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材料可作确证。商朝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为公元前1250年。既然商朝前期便“有典有册”，武丁时的甲骨文又有编连成册的痕迹，据此可把早期典籍的产生定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250年之间。

正式典籍的产生

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从载体材料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292片。除甲骨刻字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开始增多，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从文字形态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已进入大篆字体的阶段，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说文》中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自然受到甲骨文、青铜文字的影响。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记载的内容上看，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15篇。其中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时已建立起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这是有关周成王命令史官将祭祀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此外，《洛诰》中还有关于周成王对周公后代封赐，由史官“作册逸诰”，进行记录的内容。《顾命》篇中也有“命作册度”之说。《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具体分工。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这些记述虽然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的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另外，从有关史料中还可看到西周已有专门负责收藏典籍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提到籍谈的九世祖孙伯迆是掌管晋国典籍的史官，以九世一百八十年推算，孙伯迆当是西周后期的人物。《史记》称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谓守藏室之史，也即负责保管周王室典籍的史官。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我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频繁，原来集中在周王室的文化中心开始下移，通过各诸侯国逐渐传递到士阶层之中。日益扩散、活跃的学术文化空气推动了典籍从形式到内容的进步。从孔子整理典籍的事实可以推断，被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重要典籍的主体内容，至少在春秋前期已经形成。

孔子是生活在春秋后期的文化名人，史载孔子创立私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了编写教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对当时已有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番搜集和整理。以“六经”中的《诗》、《书》、《易》、《春秋》来说，《诗》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等篇多作于西周，反映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状况。墨子见过《诗》，他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论语》中，孔子也常提到“《诗》三百”，认为《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生》）。《尚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对《尚书》的整理是“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易》的内容也很古老，相传经的部分是春秋以前产生，传的部分为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录、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春秋》经，则是周室和诸侯国史书的汇编，它虽按鲁国的历史年代编年记事，但却涉及当时周王室与许多诸侯国的历史。孔子之前，周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史书，这些史书常称为《春秋》，与孔子同时的墨子曾见到百国《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墨子·明鬼》）。晋国的大夫韩起到鲁国见到了《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国语·晋语七》曰：“羊舌肿习《春秋》。”《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提议对太子要“教之以《春秋》”。至于“礼”、“乐”，也是在孔子前就已有所记载的。《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比较了夏、商、周三代之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比较了舜的《韶》乐和周的《武》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

以上事实表明，在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之前，古代正式典籍已经产生。如果西周时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过渡的阶段，那么正式典籍应产生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570年之间。所谓正式典籍，除文字、内容、编连方式三要素比早期典籍更为进步之外，主要是指典籍在社会功用上已经脱离了早期典籍简单记录的档案性质，而充分体现了典籍在精神属性上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积累和传播知识的作用。

在春秋前期产生的正式典籍，由于文字内容的增多，其载体已不再是早期典籍所用的甲骨材料。《礼记·王制》称：“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忌。”《周礼·司民》称：“司民掌登易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仪礼·聘礼》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这些记载都间接说明，产生于春秋前期的正式典籍的书写材料是竹质的简、策和木质的版、方。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看，当时正式典籍的载体材料当是编连的竹木简。

二、百家争鸣与典籍初兴

学在官府与学在四夷

他认为古代自从文字和书契产生以后，延自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学术发展史存在一个学术官守，官师合一，私人无著述的特殊阶段。当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同的职官掌握不同类别的典籍，因而官守的区分便是各种典籍的自然分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多处阐明了以上的观点，他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下》）这些分析虽然缺乏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角度作多方考察，推理颇为简单，但其立论却是大致正确的。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看，“学在官府”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当时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是私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以奴隶主“国有”形式出现的。以天子为首，诸侯、卿、大夫逐级层递的统治集团垄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为了支配劳动力生产，调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者需要有一定的法规和典章，这便是“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宫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的由来。从掌握国家档案、法典法规这些最初的典籍，到占有其他的社会的精神文化资料，垄断文化教育。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形态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社会文化还不甚发达，所以奴隶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官守的局面。

春秋以前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状况，也大大限制了学术文化的流传，影响了私人著述的创造。由于“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故在官者以肄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昧，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礼乐器具的缺乏，限制了私家学术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策”、“简”、“牍”、“版”等典籍繁重的制作工艺也使民间不敢问津，而“惟官有书，而民无书”“的状况，则必然窒息民间私学的萌生。”

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也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不断延续提供了维系的纽带。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掩盖下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谓“明等级以导之以礼”（《国语·楚语上》），实际上是为了明等级、别贵贱，确立和维护奴隶主贵族集团世代相袭的尊贵地位，以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宗法制度导致在政治上为官者世代为官，世卿世禄；在学术上，官守学业，子就父学，依然学术官守。至于其他阶层的平民，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世代劳力，无由问学仕进。

从典籍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学在官府”的症结，在于“官守其书”，典籍为官方所垄断而不能流传于民间。章学诚依据《周礼》的记载，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进一步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书的具体情况。他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我国最早的典籍已出现，并为官府所掌，因此“六经”非孔子所作，而是“官司失守”以后孔子对周官旧典的整理和传述。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削弱，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地位已形同诸侯小国，《国语·吴语》记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时，各国诸侯纷纷超越礼的规范，称王称霸，甚至掠夺周天子的土地和人口，拒绝纳贡。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下移，学术中心也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诸侯公室，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此期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控制了学术和教育。“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读《易象》和《鲁春秋》，不禁感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给鲁昭公讲少妳氏以鸟命官的典故，于是，孔子向郯子请教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虽然来自附属鲁国的一个小国，可他却深谙古代典礼。从郯子身上，孔子深切感受到周王室的学术官守终于被破坏，而学术礼制已经流散于四方。

由春秋以前的“学在官府”到春秋中后期的“学在四夷”，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经历了一次变迁。从这一阶段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由于学术中心下移，不仅典籍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官守典籍的封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藏书开始对他国贵族和学者开放。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推动学术下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昭示着我国学术文化繁荣和典籍初兴时期的到来。

士阶层的形成与百家争鸣

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只是由周王室下移诸侯公室，尚未彻底摆脱官守学术的格局，还没有引起当时学术文化和教育的突变。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学术下移进入突破性的第二阶段，“礼下于庶人”，学术文化从王室公侯彻底解放出来，为士阶层所掌握、推广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变迁中，士阶层既充当“学术下移”的先锋，又是百家之学兴盛繁荣的社会基础。“士”原是西周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他们没有丰厚的家产，但却受过“六艺”的良好教育，他们有的依靠武艺充当军队的下级军官，有的依靠知识作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之际，由于奴隶制度的逐步瓦解，士原来的地位也被动摇，他们失去了“食田”和原来的职守。《论语·微子》记载当时鲁国一批宫廷乐官流散四方的情况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这些丧失世袭特权、流入平民阶层的士，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有的参加政治活动，投靠新的主人，谋得一官半职；有的凭借六艺知识兴办学校，成为私学的教师。在齐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便是由贵族没落为土，在“贫困”的情况下投靠齐桓公的。齐国在春秋时期最早选士用士，齐桓公采用“三选”之法，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他养“游士八十人”（《国语·齐语》），充分利用士的智慧和才谋，成为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参政从政，这是春秋时期士阶层谋求出路的一条途径。

另一方面，一些经过“六艺”熏陶的士，则利用自己的知识，聚众讲学，成为一代名师，他们直接推动了官府学术下移和私家学术的兴起。孔子就是这批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生活于春秋后期，祖先本是宋国贵族，曾祖父因避难，从宋国逃到鲁国定居，至孔子的父亲孔纥，已没落为士阶层，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他虽然没有资格进入官学，却到处寻师求教，通晓了诗、书、礼、乐等一整套文化知识，在私学——包括私家学术和私人教育这两个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三十岁左右开始讲学，中途虽然也寻找机会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甚得志，六十多岁以后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成为春秋时期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春秋后期，士阶层中兴办私学的人不止孔子一个，例如当时郑国的邓析，据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他写了一本叫《竹刑》的法律书，专门教人“学讼”。还有鲁国的少正卯，他和孔子一样在鲁国办学，由于博学善辩，曾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以至于“孔子之门，三盈三虚”。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我国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士阶层获得了新的发展。在列强纷争的形势下，各国诸侯从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需要出发，纷纷“招贤纳士”，养士之风形成高潮。当时的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国君，都曾广招天下之士；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卿相，养士皆以千计。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已经以“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得失兴衰。特殊的历史条件，为士阶层的崛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思想解放，少有顾忌，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敢于公开表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公孙丑下》）养士用士制度，给士阶层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驰骋的机遇。于是“处士横议”，学派蜂起，诸子之学骤兴，他们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阐发各派学说，既互相辩论，又互相补充，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大大推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诸子百家”，通常指春秋战国时思想领域内代表各学术流派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五蠹篇》都曾对诸子百家进行过论述。西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墨、法、名、道、阴阳六家；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班固，则总结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除外，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便是所谓的“十家九流”，应该说，九流确实是代表春秋战国时学术文化的重要流派。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总结整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化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这些典籍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创办私学，一生四处游说，他的学生把他的言论汇集成《论语》一书。孔子的全部哲学思想体系中，有许多言论含义深刻而光辉，但其思想倾向是比较保守的。他十分向往周礼，虽然社会向前发展而使周礼崩坏，他仍主张“克己复礼”。除礼之外，他讲得较多的是“仁”，“仁”是一种道德，他谆谆告诫各阶层的人们要遵循这种道德，完成仁和礼的结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孟子一生也是在游历和教学中度过的，《孟子》一书记录了他的主要言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主张王道和仁政，抨击当时一些诸侯的暴政和霸道。孟子比较注重民众的力量和地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较晚于孟子，他的学说保存于《荀子》一书。荀子的思想已突破了孔孟思想体系，虽然仍以儒家为主，但已吸收了法家、道家的学说。他讲仁义、王道，但不反对武力和霸道；他讲礼义，但也注重法度。儒家学说是当时较大的一个流派，东汉班固承西汉刘向、刘歆之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孔盂、荀子著述及《晏子》、《曾子》、《子思》等先秦儒家著作33种。

墨家是当时另一个大的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生活于战国初期，他的《墨子》是墨家思想的代表作。墨子和他的学生都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提倡非礼、非乐、节葬、节用、兼爱，与儒家思想形成对立。墨子还主张尚贤，选举能人管理国家；主张尚国，建立贤人统治的政权。墨子学说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和要求，他们的著作在天文、物理、数学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汉书·艺文志》保留《墨子》及《尹佚》、《田俅子》等6种先秦墨家著作。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中期的老子，反映老子思想的著作是战国时人编纂的《道德经》。老子首先提出了“道”的概念，他还认为事物矛盾对立的双方“相反相成”，可以互相转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道家学派在战国中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他的《庄子》一书发展了道家学说。道家的思想体系十分博大，但主要是“道为万物本源”的观点和“清静无为”的观点。道家的“道”是一个很玄妙的概念，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道。道家的无为观对后世也影响很大，有的用它来规劝那些好大喜功、挥霍民力的统治者，有的把它作为清高无为、孤芳自赏的精神支柱。《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老庄著作及《伊尹》、《鬻子》等先秦道家著作34种。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商鞅讲法，著有《商君书》；申不害讲术，他所著的《申子》已经失传；慎到讲势，其著作《慎子》仅存四卷；韩非著《韩非子》一书，洋洋十万余言，集法家之大成，主张法、术、势三者并用，以达到强权富国的目标。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以法为教”，“明其法禁，必其赏罚”等，主旨是要加强君主的集权统治，以便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汉书·艺文志》录入商、申、慎、韩的著述及《李子》等先秦法家著作9种。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邹衍，《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著作《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今已失传。邹衍将我国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说明事物的构成，以“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运动。阴阳五行学说中包括某些科学的思想方法，成为推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尤其是表现在中医学方面。但阴阳五行学说也有其怪诞荒谬的一面，比如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如后世不少迷信观念，也可以从阴阳五行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根源。《汉书·艺文志》中保留了先秦阴阳家的著作16种。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惠施和战国后期的公孙龙。名家强调“指名控实”，注重讨论名与实即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他们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惠施主张“合同异”，认为一切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他的著作《惠子》已经失传；而公孙龙则认为“离坚白”，强调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以区分个别与一般，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流传至今。《汉书·艺文志》中还著录了其他5种先秦名家的著作。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张仪、苏秦。纵横家多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或“连横”。流传至今的《战国策》有不少内容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掘了一批有关纵横家的材料，已编成《战国纵横家书》，集中了先秦纵横家的一些思想和言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苏子》、《张子》等5种先秦纵横家著作，都未能流传至今。

农家是战国时反映农民思想和农业生产的学派，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许行。他主张君民同耕，反对不劳而获，表达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理想。《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神农》、《野老》两种先秦农家著作久已失传。

杂家指战国末综合各家学振的一些学者，他们“兼儒墨、合名法”。杂家的出现，体现了诸子百家争鸣交汇的动向，也反映了政治上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还著录了《尸子》、《由余》等7种先秦杂家著作，但已大多亡佚。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中，士阶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胜利完成了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将紧锢于官府的贵族文化和典籍彻底解放出来，通过对原典的整理和传播以及聚徒讲学等形式，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持续发展准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对当时庶民阶层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提高，他们著书立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等各个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各门学科的雏形，他们在我国典籍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篇章。

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为典籍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知识源泉；活跃的学术气氛，诱发了士人学者著书立说的巨大热情；而典籍的不断产生和流通，又反过来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繁荣。这种不断的相互促进，势必带来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典籍的初兴。

战国时期的典籍初兴

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典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典籍的整理、编撰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跃进。

典籍从“学在官府”中解放出来之后，经过当时学者的整理和加工，得以广泛流传。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中贡献颇大，早期的《诗经》和流传至今的《诗经》相比，有不少差异。考查《墨于》书中所引的《诗》10首，不见于今本《诗经》的有四首，基本相同的有1首，其他几首各有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经》是孔子从“诗3000余篇”中“去其重”而编成的。原《诗》有三千余篇，不免夸大，但是原《诗》也确实不止现有的300余篇。《墨子·公孟》篇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墨子·非儒》）。可见原《诗》的数量本来多于三百篇，现存《诗经》是经过孔子及战国时期的儒家整理、编辑以后流传下来的。

春秋战国时的《书》，是指自古相传的历史文献总集。流传至今的《尚书》，由西汉初儒家伏生所传授。司马迁说《书》出于孔子“编次”，但是看来自孔子之后战国时期对《尚书》仍有不断的整理补充，因为其中的《尧典》、《禹贡》等篇章无疑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六经中的《礼》书，主要指《仪礼》，《仪礼》17篇，是春秋以前贵族主要礼仪的汇编。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等认为《仪礼》是周公所作，清代学者邵懿辰、皮锡瑞认为是孔子所订，而另一位清代学者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则认为是“作于战国之世”。从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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