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仁钦道尔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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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口头文学论集试读：
前言
我于1960年7月毕业于蒙古国立乔巴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已从事文学研究工作50年了。即将出版的《蒙古口头文学论集》，是粉碎“四人帮”以来30年间撰写的研究论文的汇集。1962年在内蒙古巴尔虎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我收集到大量的古老英雄史诗，被神圣优雅的英雄史诗所吸引，越研究越有趣，于是投入到蒙古英雄史诗及其相关民族史诗的研究中去了。
英雄史诗是在史前时期产生的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它在人类社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代表着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成为在它之后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英雄史诗广泛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保留着在古籍中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提供无穷的信息。然而，至今保存下来的英雄史诗并不多。世界著名的四大英雄史诗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些英雄史诗起初以口头产生和流传为主，但是早在公元前后已被记录成为书面史诗，并退出民间艺人的演唱舞台，后来逐步被后期的人们淡忘了。可是，蒙古英雄史诗则不同，尽管它们的产生晚于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但至今还有几百部英雄史诗流传在各国蒙古语族民众之中，而且其中有的史诗的篇幅远远超过希腊史诗而接近于印度的两大史诗。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及蒙藏两个民族的《格斯尔》（或《格萨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被誉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此外，还有数百部篇幅较短（由数百至数千行诗所形成）的蒙古英雄史诗。研究欧洲史诗和印度史诗缺乏活的材料，不能了解到史诗的演唱和背诵活动，难以说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因此近一二百年以来，俄罗斯和西方文化发达的国家的学者对活态蒙古英雄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把这项研究看作解开希腊史诗及中世纪欧洲史诗之谜的钥匙，从中进一步探讨人类早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蒙古英雄史诗（或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分布于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人民中。笔者曾根据蒙古历史、各蒙古部落的迁徙史和史诗的特征，把现有的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体系（布利亚特体系、卫拉特体系、喀尔喀—巴尔虎体系）及七个流传中心（布利亚特、卡尔梅克、西蒙古卫拉特、我国新疆等地区卫拉特、喀尔喀、巴尔虎和扎鲁特—科尔沁）。尽管各国、各部族和地区的史诗有所不同，各自具有一定的部族特征和地域特征，但蒙古英雄史诗是一个整体，它们有共同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至今还在题材、体裁、情节、结构、人物、艺术手法和程式等主要方面都保留着一定的共性。我们认为，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在蒙古民族和国家尚未形成以前，各个分散的蒙古氏族、部落共同聚居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的时期，英雄史诗最初产生，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后来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民族及其扩张和民族大迁徙，逐渐出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三个体系及其七个中心。
蒙古英雄史诗，既丰富又古老，近200多年来引起了各国蒙古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和史诗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早已形成了国际性的蒙古史诗学。除了蒙古语族民众大量聚居的中、俄、蒙三国有数以百计的各民族学者从事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外，还有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美国、加拿大、日本、土耳其等欧、亚、美三大洲20多个国家的学者也投入到这项研究事业中。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德国瓦·海希西（W.Heissig）、卡·萨嘉斯特（K.Sagaster），英国包顿（C.R.Bawden）、哈托（A.T.Hatto），法国哈玛庸（R.Hamayon）、列维（A.Levy），意大利斯大里（G.Stary），匈牙利卡拉（G.Kara）、劳仁兹（L.Lorincz），芬兰拉姆斯特德（G.Ramstedt），美国艾伯哈德（艾伯华，W.Eberhard）、波佩（N.Poppe）、洛德（A.B.Lord）、保尔曼什诺夫（A.Bormanshinov），俄罗斯鲁德涅夫（A.Pygheb）、扎姆察拉诺（又译为策旺·扎木萨莱诺，Ц.Жамцарано）、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科津（С.Козин）、桑杰也夫（Г.Санжиев）、李福清（Б.Рифтин）、涅克留多夫（С.Ю.Неклюдов），蒙古仁亲（Б.Ринчен）、达木丁苏伦（Ц.Дамдинсурэн）、好尔劳（П.Хорлоо）、策仁索德那木（Д.Цэрэнсодном），日本莲见治雄、若松宽，中国大陆的色道尔吉、仁钦道尔吉、布林贝赫、宝音和希格以及在台湾的林修澈等教授。他们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对国际蒙古史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包括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蒙古英雄史诗浩如烟海，许多重要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我国蒙古族史诗的研究比国外同类史诗研究晚了半个多世纪。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批高层次的研究著作，诸如：自从1980年开始，瓦·海希西教授多次到中国来进行学术考察，他系统地掌握了我国蒙古英雄史诗资料，撰写出版了权威性著作《蒙古英雄史诗叙事材料》（两大卷本、近1000页）。谢·尤·涅克留多夫也在自己著作中提到了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搜集出版和研究情况。
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从事蒙古英雄史诗研究，这本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发表的系列论文。我的学术著作曾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欧美、前苏联和蒙古国以英文、德文、俄文以及蒙古文发表，受到各国蒙古学家、民族学家和民间文学家的正面评价。可以说，这本书里的多数论文是为国内外蒙古学家和史诗学者所熟悉的，尤其是得到了瓦·海希西和谢·尤·涅克留多夫等一批著名的蒙古英雄史诗专家们的承认和引用。这是一本系统地研究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著作，以国内外整个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及其研究为背景，对我国蒙古英雄史诗进行探讨，并针对许多重要的史诗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这本书与普通论文集有所不同。虽然这些论文所探讨的角度和层次不同，但都是研究同一种对象（蒙古英雄史诗体裁）的系列论文，因而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和自己的体系。它与专著也有区别，每篇论文都有相对独立性，发表的时间不同，针对的问题也不同。
本书是近30年来先后在中央一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集合。早在1978～1979年间撰写的论文《评〈江格尔〉里的洪古尔形象》，发表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复刊后的第2期上；我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大力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登载在《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一书里。因为刚刚脱离“文化大革命”，这些文章难免有些缺点，但在当时拨乱反正、恢复民间文学事业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中所提到的蒙古英雄史诗研究情况，尤其是史诗数量和《江格尔》的章数反映的是当时的状况，与后来发表的论文不同，应以后来的提法为准。
英雄史诗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问题，笔者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但本人的看法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中外老前辈和同行们提出批评和指正。2010年1月10日
一 蒙古英雄史诗总论
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至今仍在中国、苏联和蒙古国境内居住的蒙古语族人民中普遍流传着。近200年来，各国蒙古学家对国外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中国境内的史诗却很少了解。当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国一些学者开始记录和出版了我国蒙古族的英雄史诗。如波塔宁（1893年）、扎姆察拉诺（1900～1910年）、别尼克森（1912年）和格伦别克（1938年）等人曾发表了察哈尔、阿巴嘎、鄂尔多斯、卫拉特等部的10多部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大量的英雄史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从各地蒙古族人民中发掘的。目前，我们记录的中国境内的英雄史诗及有关作品超过120部。一 流传中心及其作品特征
在内蒙古的巴尔虎、布利亚特、扎鲁特、科尔沁、阿巴嘎、察哈尔、乌拉特、鄂尔多斯以及新疆、青海、甘肃等地蒙古族人民中都发现了古老的英雄史诗，但在各地流传情况不同。我曾指出，目前在我国境内存在着蒙古英雄史诗流传最广的三大中心，即呼伦贝尔的巴尔虎部、哲里木一带的扎鲁特—科尔沁部和新疆一带卫拉特部。
前苏联的卡尔梅克部、布利亚特部及蒙古国的喀尔喀部、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卫拉特部被外国学者认为是蒙古英雄史诗流传的四大中心。现在我们在国外四大中心上加上我国三大中心，这样就可以说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蒙古英雄史诗七大中心。
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七大中心里，记录出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作品总数超过了300部。各国学者报道的尚未出版的同类作品也有几百部。在中、苏、蒙三国的辽阔土地上分布的这七大中心地区蒙古语族人民的各类英雄史诗，在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和母题等主要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和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现象并不是近几百年来各地英雄史诗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而是关系到各地各部蒙古英雄史诗的共同起源问题。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蒙古民族及其汗国形成以前各蒙古语族部落在中央亚细亚和南西伯利亚共同聚居的原始时期。当时只有唯一的原始蒙古英雄史诗中心，随着各蒙古部落的多次迁徙，由原有的一个大中心分离出来了现代这七个中心。现有七个中心的史诗是同源异流的作品。
根据各蒙古部落的迁徙史和上述七个中心史诗的特征，我们可以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系统。
1.布利亚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它包括俄国布利亚特史诗、蒙古国境内布利亚特人的史诗以及我国呼伦贝尔地区布利亚特人和一些鄂温克人讲唱的英雄史诗。
2.卫拉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其中除了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卫拉特人的史诗外，还包括俄罗斯卡尔梅克史诗和蒙古国西部各省的卫拉特史诗。世界蒙古史诗七个中心里的三个属于这一系统。
3.喀尔喀—巴尔虎体系的英雄史诗，其中包括喀尔喀、巴尔虎、扎鲁特一科尔沁三个中心的英雄史诗。它们的分支察哈尔、阿巴嘎、乌拉特、鄂尔多斯等部的史诗也属于此体系。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青海除了卫拉特体系的史诗外，还有过巴尔虎史诗《三岁小勇士古纳罕》等作品。
关于我国三个中心的英雄史诗特征，我曾简单提到过，现在做一些较详细的论述。（一）巴尔虎英雄史诗
巴尔虎人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和新巴尔虎左旗和右旗内。从20世纪50年代起，甘珠尔扎布、仁钦道尔吉、道荣尕、陶格陶胡等人在巴尔虎地区前后记录了近20部史诗的40多种异文。其中有本人搜集出版的《阿拉坦嘎鲁夫》（别人记录的叫《阿拉坦嘎鲁》）、《珠盖米吉德夫》、《巴彦宝力德老人》、《阿布拉尔图汗》、《希林嘎拉珠巴托尔》、《陶干希尔门汗》和《阿拉坦僧布莫尔根夫》等史诗和其他人记录的《三岁小勇士古纳罕》、《喜热图莫尔根汗》、《阿莱莫尔根汗》和《骑金黄马的安达乃夫》。此外，在内蒙古阿巴嘎、乌兰察布、乌拉特、鄂尔多斯等地区发现了少数几部史诗。20世纪初，蒙古著名学者扎姆察拉诺记录出版了几部察哈尔史诗，但这些地区不能成为独立的史诗流传中心，属于巴尔虎这一史诗中心。
巴尔虎英雄史诗的特征可概括如下：巴尔虎史诗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原始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特征。与卫拉特、布利亚特史诗相比较，巴尔虎史诗的变化可能很少，它更接近于原始史诗。巴尔虎史诗反映了氏族社会的族外婚姻现象和氏族部落之间的征战。其情节简单，没有多少曲折的发展过程。史诗的结构严密，通常由一二十个主要母题组成。其篇幅也不太长，一般情况下诗行不超过2000行。人物不多，主人公往往是单枪匹马出场，或者一个勇士和一两个助手，其敌人也常常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多头蟒古思（恶魔）。史诗中不出现许多兵卒和大型战场，主要描写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搏斗或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斗争。其形式以诗为主，有的段落以散文连接。
上述特征说明巴尔虎史诗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史诗的原始形态。它们在氏族社会时已经产生，在其后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中当然有所发展变化，但没有受到重大冲击，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这与史诗演唱人的情况密切相关。在扎鲁特—科尔沁地区有职业的民间艺人胡尔奇和朝尔奇，他们受过一定的训练，以演唱说书故事（本子故事）和英雄史诗为生。他们会对自己演唱的作品进行艺术加工。卫拉特地区也有专门的史诗说唱艺人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他们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而在巴尔虎地区却没有职业艺人，演唱史诗的是普通牧民，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从没有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民间故事讲述者一样，他们全凭自己的记忆说唱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史诗。他们的演唱不用马头琴、四胡和陶布舒尔琴伴奏，但许多人说唱史诗都有一定的曲调，不像民间故事那样从头到尾讲述下去。演唱者的主要目的是复述古老的史诗给乡亲们听，而不是企图把古老史诗同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因此在巴尔虎英雄史诗的流传中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变化。（二）卫拉特英雄史诗
我国卫拉特史诗广泛流传于新疆的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察哈尔等部族人民当中。当然，在青海和甘肃的蒙古族中也有流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学者波塔宁等人曾记录出版过几部新疆、青海的卫拉特史诗的内容，但绝大多数英雄史诗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德玛、贾木措、仁钦道尔吉、台白等人记录出版的。目前，除了已搜集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外，还搜集出版了篇幅较短的其他史诗数十部。其中有笔者本人发表的史诗，《那仁汗胡布恩》、《骑布拉尔马的额尔古古南哈尔》、《钢哈尔特勃赫》、《胡德尔阿尔泰汗》以及其他人出版的《祖乐阿拉达尔罕传》、《汗哈冉贵》、《策日根查干汗》、《那仁达赉汗和他的两个儿子》、《十五岁的阿尔勒莫尔根》、《艾尔色尔巴托尔》、《哈尔查莫尔根》、《班巴勒汗》和《永远活着的乌热土布根汗》等。1923年，著名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布利亚特史诗、伏尔加河卡尔梅克—准噶尔、天山的卫拉特史诗、西北蒙古卫拉特史诗三个中心，并对这三个中心的史诗进行比较，指出了它们的特点。但在当时，已经发表的新疆卫拉特史诗非常少，在卡尔梅克人中也只发现了《江格尔》的10多部作品，因此无法看到中、俄、蒙三国卫拉特英雄史诗的全貌。据我们研究，三国的卫拉特史诗不仅有共同起源，而且至今它们还保留着各种相似现象和共性：第一，新疆发现的《江格尔》和其他史诗都有相同的模式和风格，并且在情节、结构、人物、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第二，在新疆和俄罗斯卡尔梅克人中搜集的《江格尔》是同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同内容的10多部。尽管在新疆发现的《江格尔》较之卡尔梅克流传的要多出150多部，但它们在体例上一致，都是以相同的模式和风格创作的作品。第三，在我国新疆、青海和甘肃发掘的各种短篇史诗与蒙古国西部各省记录的卫拉特史诗在各方面基本一致。尤其是《汗哈冉贵》、《那仁汗胡布恩》、《祖乐阿拉达尔罕传》和《汗青格勒》等史诗，中、蒙两国都有。因此，我们可以说，卡尔梅克、蒙古国西部各省和我国新疆这三个中心里的卫拉特英雄史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有起源上的共性。当然也有它们的地域特点和部族特征。
据我们分析，我国卫拉特史诗有以下基本特征。（1）卫拉特英雄史诗与巴尔虎英雄史诗相比较，虽然这两个部族史诗都最初产生于原始时期，有它们的共同起源，但在后来的史诗发展过程中，卫拉特史诗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充实，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正如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卫拉特英雄史诗很像“文学”加工的作品，其结构严谨和谐，与布利亚特史诗相比，它顺着史诗发展道路向前多走了一步。然而它却没有像扎鲁特—科尔沁地区的某些作品那样演变成为胡尔奇故事等其他样式作品，卫拉特史诗还始终保持着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固有特征。（2）卫拉特史诗与巴尔虎史诗一样反映了氏族社会的族外婚现象和氏族部落征战，此外，卫拉特史诗还描绘了封建割据时期各小汗之间的混战。（3）卫拉特史诗的情节比巴尔虎史诗更为复杂曲折。除了史诗基本情节外，其中还有派生情节和各种插曲。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针对蒙古国西北部卫拉特史诗讲的话也适合于我国卫拉特史诗。他指出：“……情节极为复杂，因为史诗叙述英雄的大半生，常常从出生开始，然后把他们引向其他领地和汗国，到外界经受各种考验，去克服各种艰险，让他们对付所遇到的各种人……有时会遇到超自然的神奇的恶势力，或者在主要情节中插进去一些辅助的母题，并把他们描[1]写得相当细腻。”（4）随着史诗情节的复杂化，卫拉特史诗的结构也比巴尔虎史诗复杂多了。巴尔虎史诗一般由一个母题系列（征战母题系列或婚事斗争母题系列）或两个母题系列（婚事斗争母题系列加征战母题系列，或者两种不同的征战母题系列）构成。卫拉特史诗的一个基本母题系列中却出现了其他史诗母题系列和各种插曲。如同中国的“园中之园”那样，这种母题系列中插入别的母题系列的方法，使史诗的表现力更为丰富。同时，卫拉特史诗的结构又十分严密，每一部分之间，都有内在逻辑关系，使整部史诗成为有机的整体。尤其是《江格尔》的结构方式更为突出，它丰富和发展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情节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并列复合型情节结构的史诗。（5）卫拉特史诗基本上每部都有一个勇士，有时一个勇士带一两个安达（结拜兄弟）出场。同时，在卫拉特史诗中存在着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斗争才能战胜同一个敌人的现象，也就是第一代英雄失败了，第二代、第三代子孙继续同这一敌人战斗。每次出场的尽管是一个人，但先后出场的人数就比巴尔虎史诗要多。在卫拉特史诗里描绘了较大的战争场面，尤其在《江格尔》中出现了各汗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6）卫拉特史诗的篇幅比东蒙古史诗长。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篇幅只有几百至两千左右的诗行，卫拉特史诗一般都超过千行，有的达数千行。《江格尔》长达20多万诗行。（7）如前所述，卫拉特地区有专门演唱英雄史诗的职业民间艺人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因此这一地区的英雄史诗在艺术上更趋成熟，达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高峰。（三）扎鲁特—科尔沁史诗
在内蒙古扎鲁特、科尔沁部族中先后发现的英雄史诗及其有关的诗体胡尔奇故事（说书）有近20部。主要演唱者是内蒙古著名民间艺人琶杰、毛依罕以及巴拉吉民玛、朝鲁、那顺铁木耳、色楞等职业说唱艺人。
这一地区史诗与巴尔虎史诗基本上相似，都属于喀尔喀—巴尔虎体系的史诗，但扎鲁特—科尔沁史诗处于蒙古英雄史诗的衰弱和演变过程之中，存在着三种形态。
第一，初步演变形态的史诗。琶杰演唱的《阿拉坦格日勒图汗的阿布拉古朝伦勇士》、《镇压蟒古思的故事》，毛依罕说唱的《杰出的好汉阿日亚夫》等都属于这种形态的史诗。在这类史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类似于喀尔喀—巴尔虎史诗所固有的那种古老的主题、情节、结构和人物等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它们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在这种形态的史诗中出现了许多与近几百年来封建社会和佛教有关的事物及其描写，借用了近一二百年以来产生的蒙古族民间文学新体裁，如好来宝、胡尔奇故事（蒙语说书）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固定诗句。诸如史诗主人公及其坐骑的变化、蟒古思统治地区、蟒古思及其妻女的外貌、被蟒古思吞进去的动物、勇士与蟒古思的搏斗等方面的描写，扎鲁特—科尔沁史诗都有一种共同的模式和固定的诗句，它们的描写方法与古老的史诗不同。
第二，重大演变形态的史诗。这种形态的史诗也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古老史诗的共同主题、情节、结构和人物等因素，但它的变化比前一种形态的史诗还要大，其中增加了古老史诗中尚未出现的新情节和新人物。以朝鲁和那顺铁木耳演唱的史诗《阿斯尔查干海青》为例，其中不仅存在着古老史诗的基本因素，而且可以看到它运用了在喀尔喀、巴尔虎、阿巴嘎等地区广泛流传着的史诗《希林嘎拉珠巴托尔》的素材。在这两部史诗中有如下相似之处：都有宝迪嘎拉巴、宝尔玛央金二人的名字，可是他们与主人公的关系不同。在《希林嘎拉珠巴托尔》中，他们是主人公的弟弟和妹妹，在《阿斯尔查干海青》中宝尔玛央金仍是英雄的妹妹，宝迪嘎拉巴则变成了主人公的父名。《希林嘎拉珠巴托尔》里说，为了预防蟒古思的进攻，在英雄的宫帐天窗上布着铁网。在《阿斯尔查干海青》中也有同样的情节。在这两部史诗里，蟒古思为了俘获宝尔玛央金前后变成了多种禽兽，并把她抓入魔网飞走了。
在《阿斯尔查干海青》中出现了不少新情节和新人物形象。例如，它的开端与其他蒙古史诗不同，讲到了日、月、星、天狗等的形成问题，这种说法与印度、中国西藏佛经的影响有关。再如史诗中有一种人物，即蟒古思的助手穆麦蟒古思，他被打败，向英雄投降后，成为忠实的奴仆。他帮助勇士从山洞里救出宝尔玛央金，并把她送到勇士的家乡。由此可知，《阿斯尔查干海青》是在古老英雄史诗的基础上有较大改变而形成的作品。因为其中保留着古老史诗的基本面目，它属于晚期形成的模拟英雄史诗，或者称之为重大演变形态的英雄史诗。
第三，运用英雄史诗素材和手法创作的诗体说书故事。在通常被人们称作扎鲁特—科尔沁史诗的作品中有一批胡尔奇说唱的诗体故事。例如在琶杰演唱的《孤儿灭魔记》中把英雄史诗中常见到的那种勇士与蟒古思的搏斗同封建社会的斗争结合起来，揭露了封建汗王的狰狞面目。作品描写了残暴的可汗与蟒古思相勾结，蟒古思协助可汗同勇士打仗的故事情节。这部作品已不是英雄史诗，而是反映封建社会斗争的诗体说书故事。这种现象说明，古老英雄史诗可以成为另一种文学样式——胡尔奇故事——的土壤和素材。
扎鲁特—科尔沁地区流传的《道喜巴拉图》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作品。其中不但运用了古老史诗的材料，尤其是借用了《希林嘎拉珠巴托尔》和《阿斯尔查干海青》的一些人物和情节，而且还有《格斯尔》、西藏故事和印度作品的影响。它不属于蒙古英雄史诗，是在16～17世纪佛教广泛传入蒙古地区后，把蒙古英雄史诗和其他民族的一些作品结合起来而创作的蟒古思故事。
像卫拉特地区的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那样，扎鲁特—科尔沁等地也有职业艺人胡尔奇、朝尔奇，他们在马头琴和四胡的伴奏下演唱上述作品。在这些部族史诗的演变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二 史诗类型及其关系
蒙古英雄史诗有数百部，其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因而难以将这些作品分类，但史诗的内容有主要和次要之别，情节有基本情节和派生情节之别，其中，主要内容和基本情节是史诗的栋梁，是决定性的部分。我曾据此将蒙古英雄史诗分为三大类型：
单篇史诗；
串联复合型史诗；
并列复合型史诗。
史诗的内容反映勇士一次重大的斗争，基本情节由一个史诗母题系列所组成的史诗为单篇史诗。单篇史诗又可分为婚姻型单篇史诗和征战型单篇史诗两大类型。在我国发现的婚姻型单篇史诗有笔者在巴尔虎地区记录的《巴彦宝力德老人》（扎哈塔、道尔吉昭都巴演唱的两种异文）、《阿吉格特努克》（罕达讲述）、《不会劳动的十来户人家》（僧德玛讲述）以及《阿莱莫尔根汗》（陶格陶胡记录）、《阿拉坦乃夫》（陶格陶胡记录），卫拉特史诗《钢哈尔特勃赫》（本人记录）和乌兰察布史诗《喜热图莫尔根汗的儿子》（达兰古尔巴搜集）等。征战型单篇史诗有笔者记录的巴尔虎《陶干希尔门汗》、《阿贵乌兰汗》、《希林嘎拉珠巴托尔》、《巴彦宝力德老人》（图布岱、宝尼演唱的两种异文）以及《三岁小勇士古纳罕》（甘珠尔扎布记录），扎鲁特—科尔沁地区的《阿拉坦格日勒图汗的阿布拉古朝伦勇士》和卫拉特史诗《那仁汗胡布恩》（笔者记录）。
史诗的内容反映勇士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大斗争，基本情节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史诗母题系列所构成的史诗被称为复合型史诗。笔者根据复合型史诗几个部分的组合形式的不同，把它们分为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两大类型。
串联复合型史诗也有两种类型，一是由婚事斗争加征战两个部分前后串联而成的史诗，另一种是由两次征战型串联而形成的史诗。前一种类型史诗在我国较多。诸如巴尔虎史诗《珠盖米吉德夫》、《阿拉坦僧布莫尔根夫》、《喜热图莫尔根汗》（甘珠尔扎布搜集），毛依罕演唱的《杰出的好汗阿日亚夫》，卫拉特史诗《骑布拉尔马的额尔古古南哈尔》、《胡德尔阿尔泰汗》，和布利亚特史诗《聘娶道多布金汗的女儿》。这类史诗两大部分的内容比单篇史诗更为复杂，它们的产生时代也比单篇史诗晚。
我国巴尔虎史诗《阿拉坦嘎鲁夫》（本人记录）、《三岁小勇士古纳罕》（道荣尕、仁钦道尔吉、陶格陶胡先后发现的三种异文），卫拉特史诗《祖乐阿拉达尔罕传》、《策日根查干汗》、《永远活着的乌热土布根汗》等是串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征战母题系列而组成的史诗。巴尔虎史诗描写一位勇士的先后两次征战，而卫拉特史诗里却出现了几代人的多次征战。
蒙古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的代表作是《江格尔》这部长篇史诗。当然，《格斯尔》也属于这一类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的内容反映了许多英雄人物的数十次重大斗争，其情节结构由更多的母题系列所形成。《江格尔》由一二百部长诗所组成，每部长诗都像一部单篇史诗或串联复合型史诗，但这些长诗不是以前后串联的方式组合的，而是共同并列为整部史诗之中的有机成分。因此，我们称它为并列复合型史诗。
笔者曾多次论述单篇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是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上形成的作品。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原始氏族社会里产生了反映族外婚姻斗争的单篇史诗和反映氏族战争的单篇史诗。它们是蒙古史诗发展的第一阶段的产物。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为了表现自己时代较复杂的社会斗争，将原有两种类型的单篇史诗串联在一起，创作了复合型史诗类型。因而蒙古英雄史诗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江格尔》的各部长篇都是以单篇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的模式创作的，而且由它们组成了并列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的产生表明了蒙古英雄史诗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开始了。《江格尔》是反映蒙古封建割据时代小汗国之间斗争的作品。它的成熟标志着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结束。此后蒙古史诗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反而进入了衰弱阶段和演变过程。三 史诗反映的社会现实
蒙古英雄史诗主要描写的是婚事斗争和征战两件大事。史诗反映的婚姻可分为抢婚和考验女婿型婚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形式，诸如群婚、对偶婚、专一婚（一夫一妻制）。随着对偶婚，尤其是一夫一妻制的发展，在社会上盛行起抢夺女子的现象。一夫一妻制开始于野蛮时期的中、高级阶段，到文明时期得到了发展。虽然抢婚习俗产生于野蛮时期，但从那时起，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它还继续存在着。据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论述，在11～13世纪蒙古社会中有过如下现象：第一，实行族外婚制。任何一个氏族的男子不能与同一氏族出身的女子通婚。男子为了寻找妻子要到远方氏族中去同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子结婚。第二，当时人们利用各种机会去拐骗或者用武力抢夺女子。第三，兄弟几人可以娶一个女子为妻。这种抢婚习俗在巴尔虎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阿吉格特努克》和鄂尔多斯史诗《阿拉坦舒胡尔图汗》中有所反映。
在一些史诗中，女子的父亲对未来的女婿进行考验，让他们参加“好汉三项比赛”或者完成三项艰巨任务。英雄史诗中的考验女婿现象是古代氏族、部落联合而建立部落联盟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意识的一种反映。这是在抢婚盛行时代过去以后出现的一种比较文明的现象。女子的父亲选择女婿的方法与古代选拔男子汉的现象一样，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女儿的前途，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婚姻来联系其他氏族和部落，同强有力的集团建立军事联盟，进而巩固和加强自己部落的势力。在《胡德尔阿尔泰汗》等史诗中岳父带着自己百姓迁徙到女婿部落附近地带去生活。这是实行氏族联合和形成部落联盟的一种方式。
在蒙古英雄史诗里反映了另外一种建立部落联盟的形式。譬如在卫拉特史诗里常见到一位勇士在远征途中遇到另一位不相识的勇士，起初两人打斗，经过多次回合胜负难分，这时他们互相羡慕对方，便和好并相互交换戒指或耳环等礼物，誓作结拜兄弟（安达）。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共同战胜来犯之敌，巩固了两个部落的利益和地位；直到11～13世纪在各蒙古部落中仍普遍存在着结拜现象。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说过，二人宣誓和好，互换礼物结拜为安达，他们也有可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必须是两个不同氏族的人。也正如海希西教授所指出，蒙古英雄史诗反映了这种部落联盟和民族的形成过程。
在古老英雄史诗中出现某一英雄（或可汗）与多头恶魔蟒古思的征战。这里也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现实斗争。据史诗描写来看，可汗和蟒古思同样是两个敌对氏族的首领，他们代表全体氏族成员的利益而争斗，通过他们的争斗表现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复仇战争以及争夺财产和妇女现象。不仅在正面人物（可汗、英雄）形象上有着古代氏族酋长的影子，尽管蟒古思是由神话进入史诗中的，并且有传奇色彩形象，但它同样还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而产生的。蟒古思有几个主要特征。第一，这是一个人格比的形象。它有与人类同样的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只是它与人为敌。蟒古思代表了社会中那种害人的黑暗势力。第二，它与文明时代人不同，它要食人和活吞人。在现代社会当然没有食人现象，但在人类历史上，约从蒙昧期中级阶段起，由于人数众多，食物匮乏，曾发生过人吃人现象。到野蛮期中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食人现象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宗教习俗后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继续存在过。史诗里反映了这一现象。当然，在史诗产生以前，传说中已有了蟒古思食人母题。史诗里说蟒古思多头，这种多头蟒古思的产生也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据一些研究者说，古代北方民族一些部落联盟的首领戴的战盔上插有象征他们势力的标志，插的东西多少表明他们势力的大小。
总之，在中国存在着蒙古族英雄史诗广泛流传的三大中心，这些中心流传的史诗是同源异流的作品。中国有三大类型的蒙古英雄史诗，即单篇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蒙古英雄史诗最早在原始社会产生，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尽管现有史诗受到了后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生活的影响，但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原始时代的遗迹。它们可以成为研究人类古代文化和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注解：[1] 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彼得堡—莫斯科，1923，第28～29页。
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
自20世纪始，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各国学者日益重视对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学者已经作过介绍。如1978年联邦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海希西教授在波恩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蒙古英雄史诗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尼·波佩（1937年）、特·布尔查诺娃（1978年）和阿·科契克夫（1978年）对蒙古史[1]诗情节结构的分类。后来，苏联蒙古学家谢·尤·涅克留多夫提到了拉姆斯特德（1902年）、班巴耶夫（1929年）、劳·图都布（1975年）、尼·波佩（1979年）的研究，尤其是阐述了瓦·海希西（1979年）[2]对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和母题的分类。此外，还有苏联学者鄂·[3][4]奥瓦洛夫（1981年）和尼·比特克耶夫（1978年）等研究了《江格尔》的情节结构。众所周知，瓦·海希西创造性地运用世界民间故事研究中常用的“AT分类法”，把蒙古英雄史诗或阿尔泰英雄史诗的情节结构分为14个大类型，300多个母题和事项，因而海希西建立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情节结构和母题类型分类体系。进行结构和母题类型分类的同时，欧美学者瓦·海希西、尼·波佩、查·包顿、卡·萨嘉斯特、维·法依特、拉·劳仁兹以及苏联学者格·米海依洛夫、鲍·李福清、谢·尤·涅克留多夫和阿·科契克夫探讨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数十种母题，说明了它们的产生、流传和发展问题。
当然，英雄史诗的最小情节单位是母题，但我认为除母题外，还有一种比母题大的情节单位可以使用。因此，本文不拟以母题为单位去分类和研究史诗的情节结构，而以瓦·海希西教授的母题分类法为指导，用比母题大的一种情节单位，即用一种特殊的母题系列为单位去解剖各类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组成和发展，并探讨每个母题系列内部的发展变化。笔者所指的这种特殊母题系列是英雄史诗所独有的核心，英雄史诗的基本故事情节都是由不同数量不同内容的这种母题系列所构成的，因此，可以称它为史诗母题系列。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现的蒙古语族各种类型的英雄史诗的数量已超过300部，它们的基本情节是英雄婚姻和英勇征战两件大事。前一种情节描绘了青年男子克服种种困难，到遥远的异部落中，通过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得到美丽的妻子的英雄事迹。它是由以英雄婚姻为内容的母题系列（简称婚姻母题系列）所组成。后一种情节反映了英雄人物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战胜凶恶的敌人或蟒古思（恶魔）的英勇斗争，它由以征战为内容的母题系列（简称征战母题系列）所组成。在蒙古英雄史诗里有这样两种基本母题系列，这两种史诗母题系列可以作为分析和划分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单位。史诗母题系列与一般母题群不同。上述两种母题系列各有自己的结构模式，都有一批固定的基本母题，而且那些母题有着有机联系和排列顺序。本文将在下一个部分涉及这个问题。
各类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的构造不同，即它们所组成的母题系列的内容不同、数量不同、各个母题系列的组合方式也不同。根据这种情况，我把自己所利用的150多部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以下三大类型：
单一情节结构的史诗（单篇史诗）；
串联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
并列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一 单篇史诗的基本情节结构及其发展
蒙古英雄史诗一般都由抒情序诗和叙事故事两大部分所组成。在叙事故事里有作为整个史诗框架的基本情节，还有派生情节和各种插曲。史诗的基本情节都是由史诗母题系列所形成的，但其余叙事部分同民间故事一样复杂，无法以史诗母题系列分类。所以，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的共同性和规律性表现在其基本情节之中。
基本情节只以一种史诗母题系列为核心组成的史诗，叫做单一情节结构的史诗（单篇史诗）。单篇史诗形式是蒙古英雄史诗的最初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情节形式。如前所述，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是婚姻母题系列和征战母题系列。因此，单篇史诗也有婚姻型单篇史诗（A）和征战型单篇史诗（B）两大类型。婚姻和征战都是抽象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婚姻和征战的内容各不相同，它们在史诗中的反映也不可能没有区别。我们根据史诗母题系列的内容，把婚姻型史诗分为三种：抢婚型史诗（A），考验女婿型史诗1（A），包办婚姻型史诗（A）。征战型史诗也可以分为两种：部落23（氏族）复仇型史诗（B）和财产争夺型史诗（B）。12
蒙古英雄史诗是在古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上述各类不同内容的史诗反映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生活。无论从史诗理论角度，或从史诗本身的内容看，抢婚型史诗和氏族复仇型史诗，无疑是最古老的形式。前者取材于原始社会的抢婚风俗，后者通过勇士与蟒古思（恶魔）的斗争，反映了氏族社会的复仇现象。前者从目前已发现的蒙古史诗中典型的抢婚型史诗很难找到，但新中国成立后在内蒙古巴尔虎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记录的一些史诗中却保留着抢婚的痕迹。例如，笔者于1962年在陈巴尔虎旗记录了扎哈塔（异文1）和道尔吉昭都巴（异文2）演唱的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在西新巴尔虎旗记录了僧德玛演唱的史诗《不会劳动的十来户人家》[5]（异文3）。1983年陶格陶胡又在巴尔虎地区搜集了后一部史诗的[6]另一种异文（异文4）。这四种作品原来都是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的异文，其中都有抢婚情节，即某英雄人物到远方另一部落去，或者威胁，或者使用武力征服的方式，使某一姑娘的父亲不得不把女儿嫁给勇士。在上述四种异文中都有同样的婚姻母题系列，而且在各个异文中母题的数量和排列顺序也相差不大。这种抢婚型单篇史诗的母题系列的构造如下：时间、地点、老两口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当了可汗、修建了汗宫、听到未婚妻（未来汗后）的信息、准备寻找未来的汗后、卦师劝告、准备坐骑和武器、出征、途中遇到小蟒古思、小蟒古思逃窜、大蟒古思来打仗、杀死大蟒古思、碰见未婚妻之父、父亲拒绝嫁女儿、威胁或战胜对方、举行婚礼、勇士携带妻子返回家乡。此外，道荣尕同志于1960年在鄂尔多斯地区记录的史诗《阿拉[7]坦舒胡尔图汗》（异文5）和后来郭永明在鄂尔多斯搜集的同名史诗[8]（异文6），也属于《巴彦宝力德老人》的异文，这两种异文基本上同上述四种异文相似，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威胁的方式。如果说在前四种异文中描述的是勇士把未婚妻的父亲压倒在地上，逼着他答应嫁女儿的话，在后两种异文里则是老人看到勇士一口气喝下去一大槽水后吓得不得不嫁女儿，并举办了婚礼。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抢婚，而是原始抢婚现象在史诗流传过程中演变的痕迹。
随着蒙古社会发展，婚姻和家庭制度起了变化，在古老的婚姻型史诗里出现了描写考验女婿的内容，也就是产生了考验女婿型史诗。这种题材的产生显示出蒙古社会的进步，它反映了人们新的社会意识和婚姻观。当时婚姻关系已成为联合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一种手段。因此，考验女婿不仅仅是为了女儿的个人前途，而是女方氏族和部落通过考验选择一位英武非凡的女婿，并进而与其氏族和部落联合，从而加强自己的力量。有些史诗描绘了岳父率领自己的氏族，赶着牛马群迁徙到女婿部落附近去生活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考验女婿型史诗的产生与蒙古历史上的氏族联合、部落联盟的形成有密切联系。考验女婿型史诗也和抢婚型史诗一样运用了婚姻母题系列形式。当然，由于内容的变化，其中出现了一批新母题。我们以达兰古尔巴同志记录的乌兰察布史诗《喜热图莫尔根汗的儿子》为例说明这种史诗母题系列的结构。其中的主要母题有：古老时代、两个汗为儿女订婚约、小勇士梦见未婚妻、向父母打听到未婚妻的消息、准备武器和坐骑、出征、途中遇到二男二女称赞勇士及其未婚妻，碰见未婚妻家的牧童、勇士变身为秃头乞儿到未婚妻家、让女方猜谜语、大臣们不会猜、牧童猜着、秃头乞儿（勇士）说明是来求婚、举行赛马、射箭和摔跤比赛（好汉三项比赛）、秃头乞儿获胜并恢复原貌、举办婚礼以及勇士携妻返乡。显然，在这部史诗里有了一些晚期因素。在古老史诗里勇士在远征途中常常遇到自然障碍、飞禽猛兽和恶魔，这里却出现好人（二男二女和牧童），还有猜谜等情节。
抢婚型史诗与考验女婿型史诗之间，尽管有区别，但还有不少共同之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抢婚情节，后者则有考验情节。除这种情节及其有关一批母题不同外，这两种史诗的其他母题几乎相似，都有一种相同的母题系列。这种母题系列由下列基本母题所组成：时间、小勇士的生长、听到未婚妻消息、提出要娶妻、遭到劝告、准备坐骑和武器、出征、途中之遇、见到未婚妻的父亲、父亲拒绝嫁女儿或者提出嫁女的条件、通过英勇斗争征服对方、举行婚礼以及携带美丽妻子返回家乡。
征战型史诗是在原始社会的勇士与蟒古思（恶魔）斗争的各种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一方面包含了史诗前期的神奇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早期史诗通过勇士与蟒古思的斗争，反映了氏族或部落复仇战，这种内容的史诗即氏族复仇型史诗。它的产生早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氏族所有制和私有制，同时，出现了争夺财产的现象。这样就在征战型史诗里增加了描写争夺财产的新内容，也就逐步形成了财产争夺型史诗。如果说在前一种史诗里蟒古思作为氏族代表出现的话，在后一种史诗里它具备了一些奴隶主的特征。在后一种史诗里，除蟒古思以外，还有各种残暴的可汗和勇士，他们掠夺牲畜和其他财产，并抓去勇士的父母和百姓做奴隶。到11～12世纪蒙古社会，氏族复仇制走向衰落。当时，私有制占据统治地位，有了明显的贫富之别。这就说明，部落复仇型史诗时代已过去，财产争夺型史诗的社会基础也已产生。
史诗内容发展的同时，形式也不断发展和变化，但上述两种征战型史诗都有一种相似或相近的基本母题系列。这种母题系列由如下母题所组成：时间、地点、勇士、敌人（蟒古思）来犯、勇士准备坐骑和武器、出征、途中之遇、休息吸烟、与蟒古思相遇、打仗、蟒古思失败、求饶、杀蟒古思和胜利归来。我们不能说征战型史诗一定都有这些母题，例如，在有些史诗里没有途中之遇和休息吸烟等母题。有些史诗里敌人不是多头恶魔蟒古思，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汗、巴托尔或莫尔根），勇士也不杀他们，饶恕他们，并让他们做自己的奴隶或属民。虽然有这种情况，但多数母题是征战型史诗的母题系列所不可缺少的核心部分。这些母题有着有机联系，成为征战型史诗的情节结构模式。
婚姻型史诗和征战型史诗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单篇型史诗，但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的情节和母题，诸如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勇士的生长、坐骑、武器、对手、勇士的英雄事迹及其胜利，等等，并且它们都有各自的艺术表现手法，固定的诗段和形容词。这些都是英雄史诗所独有的情节结构特征。
总之，单篇型史诗的基本情节都有统一的模式，是由一种固定的母题系列所构成。在这种母题系列内部有一批共同的母题，它们有严格的排列顺序和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那么，单篇型史诗是怎样发展的呢？
第一，史诗母题系列内在的那些共同性母题之间嵌入新的母题。嵌入的母题数量越多，史诗的内容便会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其篇幅会更长。如果我们对同一部史诗的多种异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种现象。
第二，在史诗母题系列的前后增加新母题，形成各种不同的序诗、故事前奏和结尾。例如，在上述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的六种异文中，在异文2和异文4的史诗母题系列前多了三个母题，即无儿无女的老两口的马群中新生了一匹金胸银背马驹，老两口请卦师占卜会不会生男孩，这是其他四种异文所缺少的部分，它们成了史诗的故事前奏。再如许多征战型史诗里只有一个杀死来犯者蟒古思的母题，可是在其他一些史诗中除了有这一母题外，还出现了杀死蟒古思的父母、妻子（大肚女魔）及其肚子里跳出来与勇士搏斗的小蟒古思的母题。这就使史诗的结尾复杂化和引人入胜。
第三，在一个史诗母题系列内不但可以嵌入个别母题，而且同样可以嵌入其他史诗母题系列和母题群。史诗的派生情节和插曲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一部史诗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史诗母题系列，但这与复合型史诗不同。在复合型史诗里几个不同的母题系列以串联或并列的方式相结合而成为其基本情节。在这里只有一个史诗母题系列作为基本情节和整体框架连接史诗的始终，其他母题系列和母题群被夹在当中成为附加成分（派生情节和插[9]曲）。以史诗《那仁汗胡布恩》为例，它的基本情节由一个征战母题系列所组成，其内容是那仁汗与来犯之敌特克希·沙拉宝东（简称沙拉宝东）之间的战斗。基本情节由那仁汗与沙拉宝东的矛盾开始，以那仁汗对沙拉宝东的胜利而告终，可是在当中嵌入了三种派生情节。第一是那仁汗的弟弟伊尔盖后来去找哥哥，他活捉了敌人沙拉宝东的帮手巴拉巴斯乌兰。第二是那仁汗以敌为友，与沙拉宝东结拜为弟兄，唆使他去打死弟弟。伊尔盖逃跑途中碰见勇士胡吉孟根图拉嘎，他们通过一场战斗后结拜为兄弟，胡为伊尔盖给伊尔盖娶了媳妇。第三是伊尔盖为了救那仁汗返回家乡，叛变投敌的嫂子给伊尔盖和那仁汗服毒致死。胡吉孟根图拉嘎去救活了弟兄二人，他们三人一起战胜了沙拉宝东。
第四，母题内部展开、扩充以及母题内部引入新母题，从而使各个母题发展和变化。也就是每个母题由粗到细、由简到繁、由小到大，有时从一个母题内派生出其他母题来。我们以“蟒古思”这一母题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勇士的敌人蟒古思，在史诗《陶干希尔门汗》里只有一句话，说“十五头的安达赉沙拉蟒古思”。在达木丁苏伦演唱的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异文2）里却增加了对它那戳人的爪子的描写：“它手上长着尖尖的指甲，向外弯曲得像铁耙，它脚上长着长长的趾盖，往外弯曲得像钢钩”。在另一部史诗《阿布拉尔图汗》中不仅有这些部分，而且进一步展开描绘道：
十五头的安达赉沙拉蟒古思，
气势汹汹地走在队伍前头，
它手上长着尖尖的指甲，
向外弯曲得像铁耙，
它脚上长着长长的趾盖，
往外弯曲得像钢钩。
顶人的两只犄角，
长在它的胸脯上，
戳人的两只犄角，
长在它的背脊当间，
撞人的两只犄角，
长在它的左右两肩。
它骑着黑鬃黄骡，
坐在木头鞍子上边。
骡背上驮有大包的鲜人肉，
骡背上驮有整袋的人肉干。
在这里除了对蟒古思的头、手、脚、角等外形描写外，还提到了它骑的怪骡及其背上驮的人肉。在复合型史诗中更详细地刻画了蟒古[10]思的狰狞面目，如在《阿拉坦嘎鲁》里进一步描绘它的嘴、蹄、鼻、眼以及脖子上缠着蛇、手里拿着沾满血污的红棍子等，从各个方面形容它丑恶的外形，暴露了它凶残的特征。这样古老史诗中关于蟒古思的一句话或几行诗，后来发展成像瓦·海希西教授所指出的有关蟒古思的众多母题：蟒古思的出身、动机、外貌、伴随现象（风暴、闪电）、家庭、帮凶、坐骑、魔性（化身）、灵魂（动物、无机物）、卜卦、暴行、喇嘛、妖婆（大肚女魔）及其肚子里出来的小恶魔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史诗的一个母题如何展开和扩充以及从中派生出众多母题，从而使史诗得到发展的规律。
第五，不同类型的单篇英雄史诗可以相互转化，有时由一种类型的史诗中脱胎出其他类型的史诗。笔者手中有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的13种异文，它们可以被分为4种类型。在这部史诗的异文1～6中都有抢婚痕迹，它们属于抢婚型史诗。可是，1962年道荣尕记录[11]了另一种异文（异文7），它的其他部分与这6种异文相似，只有强迫姑娘的父亲嫁女儿的情节不存在，它被通过好汉三项比赛选女婿的情节所代替了。如此，异文7成为考验女婿型史诗，它脱胎于抢婚型史诗。上述7种异文（异文1～7）都属于婚姻型史诗，可是后6种异文（异文8～13）却变成了征战型史诗，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共同性，即后6种异文的头7个母题与前几种异文相同。后6种异文又被分为2种类型，其中达木丁苏伦演唱的异文（异文8）反映勇士与蟒古[12]思搏斗的传统情节，其他5种却有了近几百年出现的新内容，它们描写了勇士同安本诺谚（清代的官衔）的斗争。由此可知，同一部史诗的多种异文及不同史诗的相同情节和母题是如何产生的。二 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情节结构
基本情节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母题系列为核心组成的英雄史诗，我们称作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根据史诗母题系列之间的组合形式的区别，可以把复合型史诗分为串联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和并列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
串联复合型史诗是以前后衔接的方式串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史诗母题系列为核心形成的。它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婚姻母题系列加征战母题系列为核心构成的（A+B），第二种则由两个不同的征战母题系列为核心形成（B+B）。除这两种基本形式外，也有由它们1延伸的以两个以上史诗母题系列为核心产生的史诗，其中比前两者增加的就是征战母题系列（A+B+B……，或B+B+B……）。当然，在112串联复合型史诗中为数众多的是以婚姻母题系列加征战母题系列为核心构成的形式（A+B），其他形式的史诗数量较少。
串联复合型英雄史诗的出现标志了蒙古史诗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它的形成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和史诗本身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产生了阶级分化现象。部落首领和奴隶主们为了掠夺财产和俘获奴隶，在社会上普遍发动了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因为蒙古古代社会发展史的许多问题至今尚未搞清楚，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蒙古社会进入这种“英雄时代”，但我们知道直到11～12世纪蒙古社会上还继续存在着部落战争。当时社会状况正如在13世纪中叶成书的历史文化名著《蒙古秘史》所记载：
星天旋转，
诸国争战，
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13]
互相抢夺、掳掠。
在这种尖锐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当然勇士们参加的不只是一次战斗。正像串联复合型史诗所描写的那样：或者乘勇士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娶妻的机会，或者利用他离家去同敌人打仗之机，其他敌人去破坏勇士的家乡，赶走他的牲畜，俘获他父母和百姓去做奴隶的现象不会不出现。勇士取得一次胜利返回家乡后也不能不再次去追击敌人。史诗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这种新的社会生活需要史诗去反映，但是原有单篇史诗形式无法容纳，人们不得不去寻找创作新的史诗形式的道路。这样他们便运用现成的原有两种单篇史诗的材料，即利用婚姻母题系列和征战母题系列，对它们进行一定的加工而创造了串联复合型史诗形式。
我们对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情节的几个组成部分（史诗母题系列）进行分析，把它们与单篇史诗作比较后便发现：串联复合型史诗的第一种类型（A+B）是由考验女婿型单篇史诗母题系列和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母题系列两个部分为核心形成的。第二种类型（B+B）1以两种不同的征战史诗母题系列为核心构成。这两大类型的串联复合型史诗的下半部分都很相似，其中都有财产争夺型史诗母题系列。
现在我们以史诗《喜热图莫尔根》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异文为例分析第一种类型的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情节结构。第一种异文是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的达兰古尔巴记录的乌兰察布史诗《喜热图莫尔根汗的儿子》。它是一部考验女婿型单篇史诗，其中有完整的婚姻母题系列，这个母题系列由10多个主要母题所组成。第二种异文是由道荣[14]尕记录的新巴尔虎右旗策日格玛演唱的《喜热图莫尔根》，这是一部完整的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它的母题系列由以下主要母题所组成：①勇士的出身；②勇士提出到远方打猎，受到妻子的劝告；③骑着马去打猎；④看见野猪未能射死，又有青铜狗扑过来时马带主人上了天；⑤天上碰见两位神奇的人，和他们一起喝酒；⑥返回家后发现阿替嘎尔哈拉蟒古思乘机破坏他的家乡，抢走他的妻子和财产；⑦勇士变身去蟒古思家见到妻子，妻子告诉他杀死蟒古思的办法；⑧勇士的妻子了解到蟒古思的灵魂所在之处，并告诉丈夫；⑨勇士杀死蟒古思的灵魂、肉体及其儿子；⑩得到失去的一切，重新过上幸福生活。这部史诗的核心是第⑥至⑩母题，前一部分（①至⑤母题）属于序诗和故事前奏。如果把甘珠尔扎布搜集的串联复合型史诗《汗特古斯的[15]儿子喜热图莫尔根汗》（第三种异文）与上述两部单篇史诗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上半部分的母题数字和母题排列顺序与第一种异文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些母题的内容和表现的诗句。第三种异文的下半部分中有下列母题：①勇士返回家乡后发现阿替嘎尔哈拉蟒古思乘机破坏他家乡，抓走他的父母和百姓；②勇士去蟒古思家见到父亲，父亲告诉他杀死蟒古思灵魂的办法；③勇士先消灭蟒古思的灵魂，后杀死它的肉体；④收回失去的一切，重新过幸福生活。这些母题基本上同第二种异文的核心母题（第⑥至⑧母题）相似，只不过少了一个母题而已。
以上的分析可以证明，串联复合型史诗《汗特古斯的儿子喜热图莫尔根汗》是利用原有两种类型的单篇史诗，即考验女婿型史诗《喜热图莫尔根汗的儿子》和财产争夺型史诗《喜热图莫尔根》的现成母题系列组合而成的。当然，在利用原有史诗材料时，难免有一定的取舍、修改和补充。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并不特殊，其他第一种类型串联复合型史诗也如此，它们都是运用考验女婿型史诗和财产争夺型史诗的素材创作的。
关于第二种类型串联复合型史诗（B+B）的基本情节的两大部1[16]分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以英雄史诗《阿拉坦嘎鲁》和《谷那罕乌兰巴托尔》为例做过分析。这些史诗都由两种[17]不同的征战母题系列为核心形成。史诗《阿拉坦嘎鲁》有5种异文，其中宝尼演唱的异文属于第二种类型的串联复合型史诗，其他4种异文的内容相似，它们都是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同时，宝尼异文的上半部分（第一个征战母题系列），基本上与其他4种异文相同，这说明了它们的共同来源。此外，史诗《谷那罕乌兰巴托尔》有4种异文[18]，其中3种异文与宝尼演唱的《阿拉坦嘎鲁》一样都是第二种类型的串联复合型史诗。另一种异文却不同，它是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但它的内容与其他3种异文的上半部分（第一个征战母题系列）相似。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第二种类型的串联复合型史诗的上半部分来自征战型单篇史诗。
如前所述，串联复合型史诗的第二种类型的下半部分与第一种类型的下半部分相似，同样都来自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
总之，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情节以两种不同的史诗母题系列为核心形成。它的各个部分的发展与单篇史诗的发展方式相同。
我们知道，国内外蒙古英雄史诗的流传中心地区有7个。串联复合型史诗是在这7个中心地区里普遍存在的史诗形式。这说明了它的产生时间很早，可能产生于蒙古民族及其国家出现以前各个蒙古部落共同聚居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时期。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串联复合型史诗形式都这样古老。我们认为，卫拉特和布利亚特的由多种史诗母题系列和母题群所组成的史诗产生得较晚。它们是许多蒙古部落远离原来的聚居区，迁徙到各地以后形成的作品。例如，在新疆记录[19]的史诗《策日根查干汗》中描绘了三代人的斗争。新疆的其他史[20]诗如《永不死的乌仁图布根汗》中出现了4次征战，尤其是《珠拉[21]阿拉达尔汗》里演唱了三代人的6次征战活动。这种复杂情节的英雄史诗在其他史诗中心地区里比较少见，它们可能是卫拉特部落离开故乡迁徙到阿尔泰山一带以后的作品。它们显示着卫拉特英雄史诗的发展方向和卫拉特流派的出现。正因为卫拉特人有过这种史诗，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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