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耀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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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以江西省为例试读：
内容提要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一项具有伟大时代意义的经济社会建设综合系统工程。十八大报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政治实践和政策导向上已提升至新的高度。江西省生态环境优良，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早、基础好。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奋斗目标，江西省有责任、有条件承担起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历史任务，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优势转化积累经验。第一，本研究在对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生态优势转化内涵把握的基础上，以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眼光，总结了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优势转化的经典模式和经验。第二，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状况出发，明确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的地位，建立SWOT-NPEST分析框架，分析江西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条件，并建立指标体系定量分析江西省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人居环境、生态制度等方面具备的优势。第三，根据生态足迹方法构建了生态效益综合变动系数模型，利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耦合的概念定义了生态效益转化率，并从需求（生态足迹）、供给（生态承载力）和供需平衡（生态赤字）三个维度对江西省2007～2012年的生态效益转化率进行了时间序列动态分析，并研究了影响生态效益转化率的经济水平、生态足迹/承载力、生态指数等因素。第四，从转变发展理念、调整产业结构、编制总体规划、健全体制机制、转变生活方式五个方面提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思路，从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培养生态文明文化五个方面提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进而从功能导向、产业导向、园区建设、示范创建、文化创建和制度导向六个方面提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文化、生态补偿和涵养四个方面提出江西省生态优势转化的实现途径。第五，从建立协调机构、调整考核办法、健全法律法规、创建环境交易市场、健全控制型和激励性政策、提高生态转化效率六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 生态优势 实现途径 生态转化率模型第一章引言第一节研究背景和意义一 研究背景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在400多年的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人类全面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超过过去几千年总和的巨量社会财富，并且从根本上完成了社会的重大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然而，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在大规模排放污染物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矿产和淡水等自然资源。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进程，全球能源、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国际舆论开始高度关注“能源危机”问题。自1973年开始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放慢。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再次引发了西方工业国的经济衰退。由于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据估计，按照1995年世界石油的开采量，当前全球石油储量将在2050年左右宣告枯竭。与此同时，淡水危机日益严峻。80多个国家的约15亿人口面临淡水不足的问题，其中26个国家的3亿人口完全生活在缺水状态，30亿人缺乏用水卫生设施，每年有300万～400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到2025年，全球将有35亿人为水所困。随着水资源日益紧缺，水的争夺战将越演越烈。淡水危机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重大全球性问题之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据观测，地球温度的升高（见图1-1）与二氧化碳浓度增长曲线（见图1-2）是一致的。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未来100年还可能上升1.1℃～6.4℃（见图1-3）。世界银行2012年11月公布的报告指出，到21世纪末，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全球气温将上升4℃，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人类将面临这样的局面：沿海城市被淹没，食品短缺，干旱加剧，洪涝增多，很多地方尤其是热带地区将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很多地区缺水程度加剧，热带气旋强度增强，生物多样性丧失，珊瑚体系丧失且无法逆转。任何国家对全球变暖都没有免疫力，而其带来的食品短缺、海平面上升、飓风、干旱等问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甚。图1-1 地球大气层平均温度曲线（1860～1990年）图1-2 工业革命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基林曲线）图1-3 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高度变化（1850～2000年）
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到20世纪中叶，大规模的污染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导致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冲突越演越烈，并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人们开始向工业文明的“向自然宣战”“控制自然”等传统理念发起挑战，敲响了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警钟，并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寻找“另外的道路”。经过近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实践和艰苦谈判，2012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多哈大会上完成了巴厘路线图谈判，也形成了只有绿色低碳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共赢的共识。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逐步深入，世界各国开始大力倡导和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和科技竞争的新领域。同时，各国都通过发展绿色科技、节能减排、使用绿色清洁可再生资源与能源、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等手段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大规模的工业化给中国带来了全面的资源环境压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成为中国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状态、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沿袭传统的、粗放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快速发展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为支撑，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物的高排放，导致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①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浙闽区河流水质为轻度污染，西北诸河水质为优，西南诸河水质良好，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见图1-4）。②全国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在被监测的477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52个，占52.8%；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的城市有164个，占34.4%；酸雨发生频率在75%以上的城市有55个，占11.5%（见图1-5）。《2006年环境统计年报》显示，“十五”期初以2来，全国废水排放总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不断增长，废气中SO排放2总量和工业SO排放数量呈现逐渐增长态势，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呈现上升趋势，酸雨在全国范围内有向东部扩延的趋势（见图1-6和图1-7）。这促使我国不断地对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积极寻找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图1-4 中国重点湖（库）营养状态指数图1-5 中国不同酸雨发生频率的城市比例年际比较图1-6 中国废水排放量年际对比2图1-7 中国SO排放量年际变化图1-8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处理及排放年际变化2图1-9 中国SO排放量的地区分布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1994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召开之后，我国政府立即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指导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规划的主要指导文件。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今后的国家发展战略，全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落实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巩固生态环境建设成果，2000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等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对策与措施。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共赢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国选择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七大正式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胡锦涛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政治报告，是对以往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生态文明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建设生态文明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从此，中国正式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征程，也开启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成为中国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
江西省生态环境优良，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早、基础好，在“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过程中，弘扬生态文明是推动江西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二五”时期将是江西省战略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使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重要进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原赣南等中央苏区”等国家级项目的立项建设，为“十二五”时期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江西省的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明显，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增长态势。但是，由于其结构不甚合理，治理设施不完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水污染、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逐年增加，全省的环境质量也呈恶化趋势。据统计，2010年该省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分别为7.25亿吨、9812万标立方米和9407万吨，均处于全国省区的平均水平，但与2000年相比，它们分别增长了39.77%、327.76%和78.19%，并且由于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差，江西省生活污水对环境的污染较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和退化（见表1-1）。表1-1 江西省污染排放变化比较（2000～2010年）
发展经济要与环境相协调，经济发达地区如此，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应该如此。江西省作为欠发达地区，现在它需要快速持续发展，既不能走别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像六七十年代那样砍伐森林、垦荒种地、拦河筑坝，而应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维护山川河湖的生态平衡，又能够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发展道路的文明形态。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八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江西省生态环境优良，建设生态文明有比较扎实的基础。江西省是革命老区，国务院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规划，出台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的意见，实现江西省生态文明既符合老一辈革命先烈的愿望，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江西省是欠发达地区，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绿色崛起、进位赶超”，推动江西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获批是中部地区推进科学发展的一个崭新机遇。然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主要表现是能耗高、污染重、技术含量低，应促进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另外，相对于沿海省区，中部地区的企业国有化程度比较高、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经济总量明显偏低。因此，要以薄弱环节为突破口，加快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完善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体系。显然，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针对中部地区的未来发展和比较优势，探讨江西省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实现进位赶超和绿色崛起是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探索和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规划批准实施一年来，江西省展开了一场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旨在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最大淡水湖区域建设一个全国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一是着眼于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二是着眼于从江西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路子；三是着眼于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积极探索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龙头的江西省生态经济发展，就是要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014年8月4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将江西省等57个地区纳入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并指出江西、云南、贵州、青海的实施方案由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实施。国家发改委文件精神指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不是搞政策洼地，而是以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推动先行示范地区围绕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机制等瓶颈制约，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力争取得重大突破，发挥对全国的示范带动效应。对江西省而言，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省情，从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探索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探索完善河湖管理与保护制度四个方面入手。
随着江西省的生态经济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推进，如何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将是考验江西省科学发展能力的“试金石”。研究如何采取科学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将江西省既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取得经济上的成效与收益，是江西省生态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建设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本书着重研究的内容。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推进江西省全面、科学地发展。
江西省推进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有着其自有的需求和现实基础，具体表现为目前江西省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
目前，江西省的森林覆盖率已由60.05%上升到63%，“五河一2湖”断面Ⅲ类以上水质达标率由76.3%上升到80.3%，SO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和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为进一步推进绿色崛起与赶超，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江西省将以鄱阳湖湖体保护、滨湖控制、生态廊道建设为重点，建设绿色屏障、增强环境容量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到2015年，江西省将在鄱阳湖区恢复湿地植被60万亩，治理五大河流入湖口湿地30万亩，建设20个国家级湿地公园、60个省级湿地公园，鄱阳湖天然湿地面积保持3100平方公里。
在生态农业方面，江西省着力打响“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截至2012年，绿色、有机和无公害农产品由1752个增加到2166个，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示范基地数量居全国第2位，“猪-沼-果”等生态农业模式得到广泛推行。同时，2012年粮食总产量突破205亿公斤，达205.28亿公斤，再创历史新高。在新型工业方面，两年来实施循环经济、节能工程、清洁生产等重大项目500个以上，总投资超过450亿元，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形成了以新能源、新材料、光电、航空制造、生物医药等为重点的新兴产业发展格局。
在有着这些生态优势的同时，江西省作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后发优势的省份，是可以在未来的建设中大有所为的，是可以在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方面有所突破、值得其他省份借鉴的。对江西省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发展路线进行探索研究，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二 研究意义
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是推进国家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促进江西省率先崛起的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分析省情、发挥优势，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为载体，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为江西省进位赶超和绿色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江西省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面临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显然，只有积极主动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充分利用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生态资源优势的绿色发展道路，才是江西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确选择。
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是落实“两个规划”、建设美丽江西的重要使命。江西省跨江临湖，青山叠翠，平原辽阔，水网密布，具有良好的自然禀赋和生态条件。同时，江西省又是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出台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并将正式批复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实现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江西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是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目前，江西省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加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节能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刻不容缓。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把生态环境作为最稀缺的发展要素，有利于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是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是与造福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文明工程相一致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放心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必须顺应群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新期盼、新要求，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做到既有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又有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加快实现江西省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为欠发达地区丰富和深化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特色发展道路的内涵建设提供理论素材。二战后，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西方学者在传统的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和框架内，研究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并建立模型，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第二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一大批出生于不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始提出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依附论”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目前是第三阶段，与同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相适应，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在其研究立场、方法、视角、内容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江西省是中国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研究其在新经济背景下如何做大经济总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国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特色发展道路的内涵。第二节国内外文献综述一 国内外研究进展（一）国外生态文明的研究进展
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森林退化、臭氧层破坏、资源枯竭、环境激素泛滥等为特征的生态危机凸显，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以《寂静的春天》揭示了自然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事实，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观做出了较全面的论述。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成为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实践，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强调和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
21世纪初，人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同时，涌现了大量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为理论的深化和升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联合国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要求各国更好地执行《21世纪议程》的量化指标。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内容的探讨表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共识已经确立和形成，生态文明的发展状况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二）我国生态文明的研究进展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文明史，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这与现代环境的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中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中国历朝历代都主张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自然，如孟子提出“仁民爱物”，董仲舒认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把生态的平衡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的持续发展相统一，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资源，如孟子不仅主张“爱物”，而且提出了“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些比较具体的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荀子提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起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尽管古代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等思想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是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但是对维护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我国发展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从古代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蒙昧存在，到近代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生态环境学科群的初步形成，是生态文明理论的渊源所在。1985年，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或许是国内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提及。随后在关于北京市环境保护十五年回顾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以及后来对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一书的译介，都可以认为是生态文明理论的萌芽。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生态文明的专门研究和论述主要集中在理念辨析层面。李绍东较早关注到从生态意识觉醒跨越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趋势，并赋予生态文明以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内涵。随后，沈孝辉、谢光前、石中元、谢艳红、孙彦泉等分别对生态文明做了一系列论述。其中，申曙光先后在《求索》《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其生态文明观点，形成较大反响。随后，邱耕田等对其观点进行了商榷和进一步讨论。这些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生态文明的两类观点：以申曙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更高阶文明形态，其基础是“人-自然”共生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以邱耕田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人类强调生态文明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危及人类自身，生态文明的基础是相对主义的人类中心价值观，应该走多种文明并行的道路。而傅先庆则认为生态文明指向包括自然、社会在内的一切人类生存环境，因而生态文明是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文明”。邹爱兵对这个阶段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2000年以后，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和论述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进一步推进。部分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特征、重要性及实现途径进行论述，还有部分学者从系统论、科学发展观、多种文明关系、环境立法等角度进行研究，是丽娜等则在述评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还有许多结合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林业建设、文化环境、旅游发展、道德教育、水泥工业、农业发展、公民权利等，跨领域的讨论反映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泛化倾向。此前两类观点的分歧在这个阶段逐渐模糊，反映人们更倾向于接受生态文明理念的导向，而并不介意生态文明本身的内涵是否得到严格的界定。
2007年12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首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提出《苏州宣言》，对工业文明导致生态危机进行预警，对建设生态文明进行号召，但是没有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化的建构。具有更大影响的是国家层面的积极号召。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首次在国家发展核心纲领中出现了生态文明的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这是首次将“生态文明”理念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践都形成了明显的推动效应。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将“生态文明”列为“五位一体”“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是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二 现有观点综述
我国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态文明的概念、内涵；生态文明建设途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支持；生态优势转化。（一）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内涵的研究
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生态文明就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王如松认为，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自然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天人关系的文明。邱耕田指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邵超峰等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善和优化，在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高长江从发展哲学的角度，提出生态文明是一种人与物和生共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明。第二，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许多学者持此观点：生态文明要有系统观，要从整体上把握生态文明，而不是仅对自然生态进行保护。如姬振海指出，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其行为和后果的负面效应的认识，不断调整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郭静利和郭燕枝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来理解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刘智峰和黄雪松进一步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对生态文明究竟是单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包含了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学者们有较大争议，但是学术界普遍赞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完整体系。刘延春、郑志国、潘岳等学者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二）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途径的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我国学者关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法制保障型。如马凤娟认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环境法治作保障，环境法治有利于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郭强也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各个方面，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环境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变革，迫切需要在上层建筑的法律领域也进行一次重大的变革，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刘延春进一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要在各种经济立法中突出生态环保型经济的内涵，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法中得到充分体现。谢青松提出要充分重视法律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将生态伦理的理念转化为制约和影响人们决策和行为的制度结构和法律规范。首先，要以生态伦理的理念为指导，将生态伦理的精神渗入环境立法之中；其次，要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要规范环境立法的程序，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第二，资源环境型。如冯之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整合生态伦理观念，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钱俊生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模式转变；从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重物轻人的发展理念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转变。宋言奇提出要改革社会经济评价体系，引入绿色GDP体系，改变“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不合理状况，从而引导企业向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生产方式转变，引导人们向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转变。第三，结构调整型。如张俊杰等人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目前重要的战略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陈学明提出要推行“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把工业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道路。赵兵从生态理念、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和制度安排四个方面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选择。曹旭和霍昭妃提出要采用绿色的生产方式和进行绿色文明消费，实施绿色生产、采用绿色技术、进行绿色管理、选择绿色消费、提供绿色服务。第四，政策引导型。如陈池波认为，任何生态经济问题，都是缘于利益关系的支配，是经济利益作用的结果。因此，要发挥政策的调控作用，贯彻经济利益原则，促使人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态环境保护。宋言奇也提出，要通过合理的税费改革，产生激励机制，促进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发展。同时通过押金制度、补贴制度、税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使环境成本真实化，对生产与生活领域产生激励，从而鼓励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郭静利、郭燕枝主张加大政策推动力度，构建多元投入体系，综合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开辟多种渠道，保障资金投入，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融资体系，采用多种经济形式和投资渠道共同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任勇提出，要综合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手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第五，科技推动型。很多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黄星君、杨杰提出科技创新生态化是调节人类社会活动与生态承载能力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王文芳认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在于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走向，在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确立生态文明观，走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牛桂敏则从企业层面指出传统企业技术创新是单纯效益取向的，存在生态缺陷。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循环经济，必然要求企业从技术创新观、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创新模式、技术选择原则以及技术体系等方面，全面实现由效益型向生态型的转化，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生态化，使技术创新能够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保障。第六，生态消费模式。如吴晓青等提出要以绿色消费为突破口进行生态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绿色文明，绿化市场体系，使用绿色产品。俞建国、王小广通过对现代消费方式、政府干预、未来消费模式等的研究，提出我国未来的消费模式应该是一种“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资源供给及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相协调、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不断扩大的消费模式”。樊小贤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挑战进行批判和反思，提出人类社会必须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创建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并在社会全方位倡导生态文明。纪玉山则独辟蹊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在对凯恩斯的消费理论的批判性认识的基础上，探索更具一般意义的生产、消费和自然的一般均衡的实现过程。这种广义的一般均衡意义下的消费观是以自然和谐为前提的人际消费和谐理念，即积极的消费观、友好的消费观、公平的消费观。（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实践
2008年7月，中央编译局在北京发布了国内首个“生态文明建设（城镇）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资源节约、生态安全、环境友好和制度保障四个子系统构成，共包含30个具体评价指标。贵阳市于2008年构建了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生态文化、廉洁高效6方面共33项指标的评价体系，这是国内首部最完整、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对西部乃至全国很多城市具有示范和先导作用。厦门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力图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和制度保障四大系统，包括30个具体指标。浙江省统计局针对本省构建了一套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态效率指数、生态行为指数、生态协调指数、生态保护指数4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宋马林等从经济发展效率、金融生态环境、科技教育水平、人力资源利用、生态产业聚集、环境保护状况、区域节能消耗、社会秩序稳定8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包含3层评价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层次分析法得出了各个指标的权重。（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支持
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支持研究一般基于某一特定地区的成功案例，或是针对某一地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意见，或是从制度层面进行研究。如李梅和苗润莲针对北京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因地制宜地提出了5点对策建议：第一，制定山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第二，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方案；第三，发展沟域经济；第四，提高农民生态意识，制定山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第五，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山区生态文明建设。如杨鹏和陈禹静等对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创新。从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创新和机制保障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政策创新包括：分区制定产业准入制度，开展污染排放权试点工作，建立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区，创新生态环境有效监管制度，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路线图研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投融资体系；机制保障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机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先导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考核机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城乡统筹机制。李中建则论证了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第一，完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第二，建立稳定的生态环保资金投入机制；第三，以完善市场价格体制为途径，将环境资源成本内化在经济主体的决策框架中；第四，以优惠政策和公共平台建设为补充，弥补市场失灵。刘尚荣探索了金融服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机制。他认为金融业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可以发挥宏观引导和控制信贷闸门的作用，主张：第一，致力于打造“绿色信贷”银行，实行“绿色信贷”；第二，积极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支持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第三，加大金融对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第四，把上市公司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第五，大力发展电子银行服务。（五）关于生态优势转化
自1987年布伦兰特夫人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客观度量展开了众多研究，当今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探索已经扩展到了生态效益指标的范围。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及其博士生Wackernagel提出并完善的生态足迹理论，已经成为应用广泛的量化测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和目前研究区域生态承载力的有效工具之一。
对生态足迹的研究已经拓展到了不同尺度、不同领域和不同应用层面。除了Wackernagel，麦克唐纳等对新西兰的生态足迹进行了研究，厄尔布等对澳大利亚的生态足迹进行了研究。我国徐中民率先对中国生态足迹进行评估，陈成忠对1961～2001年的中国人均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把生态足迹的方法引入我国学术界。福尔克等对欧洲波罗的海流域29个大城市生态足迹的研究把生态足迹的方法扩展到了区域范畴内。我国学者也在区域范畴内对生态足迹展开了众多研究，如张颖等对湖南省1996～2008年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的分析、邓砾和杨顺等对四川省2001年生态足迹的研究，王琳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区域承载力进行了综合预测与评价。生态足迹的理论方法不断演进，很快发展到微观尺度的研究，如Chambers等将生态足迹方法用于企业的评价研究及企业生态足迹测量，李兵等对企业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对学校足迹、个人足迹展开测度与研究，不过目前对微观尺度的研究较少。生态足迹在不同行业的研究内容与扩展主要体现在产品、产业等的应用方面。如海尔瓦等以西班牙纺织业为例，具体介绍生态足迹计算和评价方法在产业和企业中的应用；Beynon等把生态足迹用于乳制品生态足迹评估；张桂宾和章锦河等学者分别对农产品生态足迹和旅游业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生态足迹在应用层面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学者将之应用在不同生态组分或对象的研究上，如能量足迹、水足迹、碳足迹、交通运输足迹等。目前对碳足迹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多数学者对碳足迹的研究等同于二氧化碳排放中的碳重量，英国标准协会（BSI）于2008年制定了《PAS 2050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PAS 2050：2008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为碳足迹的计算和评价奠定了基础范式。2009年，日本以PAS 2050为基础制定了碳足迹标准TS Q0010来评估企业和产品的碳足迹。国内外学术界对水足迹的研究比较成熟，沙佩盖恩、胡克斯特拉对国家水足迹账户的建立及计算方法做了研究，邓晓军等系统地介绍了水足迹分析理论与方法，卞羽等对福建水资源进行了生态足迹分析，耿涌等根据水资源的流域划分，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模型。
学术界对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内在关系的研究成果丰硕。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自然资源经济学等学科均对环境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为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生态效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评价研究和对城市绿化植物的生态效益研究。森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如M.Claw-son提出了关于城郊森林游憩价值的评价方法；对生态效益的经济价值评估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国外生态效益评价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学派，以Costanza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派”认为生态功能价值可以计算“总”价值，市场价格法和替代成本法是计算生态功能价值恰当的计量方法；以Pearce等人为代表的“环境经济学派”认为生态功能价值难以计算“总”价值，而支付意愿是恰当的计量方法。我国学者对森林综合效益的综合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孔繁文等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森林资源核算问题，大体形成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的整体框架，侯元兆等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中国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评估，周冰冰、李忠魁对北京市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评估。之后，学术界又展开了对单项生态功能的研究，具体有对森林涵养水源效益、森林水土保持效益、森林防护效益、森林固持二氧化碳效益、森林净化大气效益、森林游憩效益、森林野生生物保护效益等。国外对城市绿化树种生态效益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50年代，苏联进行了绿色植物改善热环境的研究，日本对大阪市内40多种树木的含硫量进行了分析。70年代后期，我国对城市绿化的作用、绿化与城市生态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80年代以来，对绿化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大体上分为两类：对城市植物生态效益进行的在单一生态功能、多种生态功能方面的研究。广州通过实测得出了市内8种常见树木的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强度及叶面积指数，北京、江苏、云南、杭州等地进行2了污染现场树木的实测和人工模拟熏气实验，对不同树种吸收SO的能力进行测定。陈智中、陈俊等系统研究了河南省主要园林草坪植物的绿化生态功能性和生态适应性。陈自新等对60～80种北京主要园林植物及其人工群落进行生态功能性和生态适应性的系列化研究。
学术界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内在关系的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较少、较浅。朱喜安等以北京市为例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单妮娜等对桂林青狮潭水库的生态效益及经济效益一体化进行了研究，张忠国等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角度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模式进行了探索。但鲜有成果论及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问题，而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率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资源利用效率高低、经济发展质量好坏、生态环境资源能否持续利用、生态指数是否科学。
本书从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出发，利用生态足迹方法将供需弹性理论应用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内在关系分析中。供需弹性理论分析的是供给量或需求量的变动对于经济自变量的反映程度，其大小可以用两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的比值来表示；当市场需求曲线和市场供给曲线相交时被称为供需均衡，均衡点上的价格和供求数量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供需理论应用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关系时有两方面含义：其一，生态效益供给（生态承载力）或生态效益需求（生态足迹）每变化1%单位对经济变化量影响的百分比；其二，生态效益供给或需求结构每变化1%单位对经济结构变化影响的百分比。生态盈余或赤字则是从供需均衡的角度考察生态效益均衡量和结构每变化1%单位对经济变化量和结构变化影响的百分比。
本书根据生态足迹方法构建了生态效益综合变动系数模型，利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耦合的概念（即生态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弹性）定义了生态效益转化率，并从需求（生态足迹）、供给（生态承载力）和供需均衡（生态赤字）三个维度对江西省2007～2012年的生态效益转化率进行了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研究了影响生态效益转化率的经济水平、生态足迹/承载力、生态指数等因素。三 现有观点的评价（一）研究的不足
尽管我国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不过多停留在政策解读或是初步论述上，真正涉及理论内涵、推行道路探寻以及具体实施方法的文献不够，针对欠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在全球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球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如何借鉴国外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多种因素出发，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然而目前还没有出现此类文献。对江西省而言，如何在“中部崛起规划”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背景之下，紧紧抓住战略机遇，进行生产方式的调整，实现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崛起和进位赶超是江西省人民和学术界的重中之重。不仅如此，学术界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①当前对于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路径选择、政策支持欠缺，尤其在中部崛起和中共中央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的背景下，针对中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缺乏。②关于生态文明的含义，学者们在生态文明单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包含了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各执一词，导致在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和政策支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给政府提供准确的理论指导服务。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研究，各学者大多进行“独立式”“分块式”的研究，鲜有从统筹全局的高度进行“综合式”的路径研究。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长期系、复杂性和系统性，这就要求政府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长期的、全面的政策，选择综合性的政策体系，兼顾各方利益，调动各方力量，集中精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而单一的路径选择几乎难见成效。（二）研究趋向
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出现了以下几个新变化。①从生态内涵的初步论述和政策解读转移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路径选择和政策支持上，针对特定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和经验总结也日益增多。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在不断扩大和完善，且应用于指导生态文明建设。②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和理论模型日益增多，这反映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建设和理论建设的新发展。第三节研究目标和内容一 研究目标
本书试图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理清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特征，根据课题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西省及我国其他各省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展开量化分析，探索生态文明发展规律，为实现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优势转化的目标提供参考。具体来说，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梳理生态文明和生态优势转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第二，梳理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优势转化的经验并给出启示。
第三，根据已构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选择科学合理的算法，量化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状况和现状；建立生态转化率模型对江西省生态效益转化率进行了时空动态分析。
第四，基于江西省的生态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提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思路、重点领域、实现途径以及生态优势转化的具体途径。
第五，从建立协调机构、调整考核办法、健全法律法规、创建环境交易市场、健全控制型和激励性政策、提高生态转化效率六个方面提出政策支持建议和国家政策支持。二 主要内容
报告共分七章，主要包括：
第一章是引言。阐明本项目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阐述本文的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提出本文的特色和创新点。
第二章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优势转化的内涵。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更替等角度，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历史背景。在阐释十八大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基础上，吸纳了国家环保部周生贤部长的观点，界定了本课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方面，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并对生态优势转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进行阐述。
第三章是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转化的经验与启示。从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背景出发，在对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优势转化理论和实践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优势转化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以欧美、日韩、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相关省份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优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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