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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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那些事（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不可预料的人和事
士大夫胡秋原：左联是某些人的文化专制
1988年9月15日，邓颖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台湾“立法委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的胡秋原。邓颖超说：“我能与您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胡秋原说：“到北京来，特别想看看邓大姐。”邓颖超说，“您赞成统一、反对‘台独’，对‘台独’会造成的破坏看得很透彻，和我们有着共同的见解。”胡秋原每逢中华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均能与祖国同呼吸并不惜牺牲个人名利，1988年他曾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首访大陆，被誉为“海峡破冰第一人”。
——编者按
在胡先生百岁年之际，我们缅怀他，回首他一生的事业和精神，真是令人不胜感念。不过需要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在于他是一位在文化多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更因为他的人格高尚，出类拔萃。特别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他是中国罕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所谓现代知识分子，我认为，首先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利的诱惑，真正担当起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和责任。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社会良知的代表。而胡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以前，皆被称之为“士大夫”。在这个阶层里，除了甘愿充当统治者奴仆的一部分人外，也存在刚正不阿从而能坚守独立人格的义士，并形成了一种前仆后继的优秀传统。这种独立人格的主要表现，就是在涉及国家民族兴亡，涉及公平正义等重大原则问题时，能不畏权贵的强暴，敢于献身，能真情直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我们看到，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已经出现这种流芳千古的精神。孔夫子虽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但内心深处也怀有人格独立的思想。他有时情之所至，甚至不能抑制这种心怀，如他所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至于，在孟子那里则更加具体化和强化了这种人格。那就是他所倡导的：人之为人，要有“浩然之气”和“大丈夫”精神，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革”时批判的《海瑞罢官》，其中的海瑞，就是明代恪守独立人格的杰出代表。他为了真情直言，为民请命，曾经让人抬着棺材去进谏，表现出哪怕死也要向皇帝进忠言的可贵精神。
可以说，胡秋原先生完全继承了中国士大夫这种优秀传统。我认为，他称自己为儒，应当理解为，就是要继承这样的传统。具体领会胡先生的人格魅力，我想从他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作一点分析。
他的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时期。那时他很年轻，对马克思主义，怀抱真诚接受的态度。就文艺思想而言，对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他都研究和理解得相当深透。因为，他是经过阅读原著和独立思考所作的把握，而非咀嚼苏俄的“二手货”。这一时期，他获得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豪情满怀。
但是，后来他感到，在上海“左联”中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人，实际上是在实行一种文化专制和独裁，不准谈创作自由。其言行表现得很专横，只能按照他们的指示做事。他在与这些人论战中，以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思想，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取消文艺创作的自由，就是阉割文艺的灵魂，其结果只能把文艺创作引入歧路，使文艺降低为艺术性淡薄的宣传品。今天，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理解，中国文艺所走的弯路和在低水平上回旋，完全证明了胡先生当年批判的正确。正是经过这场论战，胡先生的思想进入了他的第二个时期，即“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这时他提出了作“自由人”的主张，从此以后，“自由人”也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在这里，我想对“自由人”多说几句。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很长时间里，胡先生的“自由人”，或被称作“第三种人”，都是屡遭批判的靶子。那么要问，为什么要一再批判“自由人”呢？很明显，仅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所谓“自由人”就是不接受任何强制束缚的人、不听从任何专制摆布的人。而就胡先生“自由人”主张来看，他实质上所坚守的，乃是不容侵犯的“独立人格”。专制和文化专制最痛恨、最不能允许其存在的人，就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再就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关系来看，可以说，它们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甘愿依附于一种人、一种势力，人格不独立，总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能够产生自由思想吗？他能有任何创新吗？显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匈牙利诗人裴得菲的著名诗篇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知，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自由是何等神圣！因为，正是自由使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
胡先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他提出“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的时期。这是胡先生一生中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变。应当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还栖身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思潮中，并借以寻求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出路。但是，他在访问苏俄时所看到的一切，使他绝望。在那里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残暴，即他所谓“大审”那种大清洗运动。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对不听话者，大开杀戒和大规模流放，同时推行个人崇拜，以及那种继续沙皇俄国侵略和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例如，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苏俄出版的地图上，已经把外蒙划到中国版图之外，如此等等。这一切，都使他不能忍受，怒不可遏。他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绝望，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率先的觉醒。经过游历西方诸国，在中西比较中，他重新找回了对中国文明的自信，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伟大。中国的复兴，特别需要振兴和发展中国文化。同时在比较中，他还醒悟到，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绝不亚于西方人，只不过由于教育落后，致使在智力平均水平上不如西方，还有政府的能力不如西方。所有这些见解，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今天听起来，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新鲜感。多么难能可贵！胡先生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卓见，说明他在60多年前，就率先从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而我们这里的情况，至今还有不少人自戳民族文化，唯西方文化是从，例如叫嚷取消中医等等。对比之下，胡先生开风气之先的高见，真是太远见卓识，太为中华民族长志气了。
胡先生的独立人格，值得感念的，还表现在他那种为公平正义和维护真理而特立独行的超越精神。无论什么党派、官职、事职，都不能限制他为公平正义为真理而无畏地特立独行。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一切现实的名利都可以放弃，唯有坚持真理和正义立场的独立人格不能舍弃。我想，这就是胡秋原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中国第一个鼓吹社会主义的人战时为何成大汉奸
曾经有一部风行一时的电影《大浪淘沙》，电影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原本志趣相投，但经过时代大潮的淘洗，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终于走上了迥异的道路，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大结局。这部意识形态色彩强烈、艺术上也远非出色的电影曾给少年时代的笔者以极大的惊悚之感。稍长之后，鲁迅关于新文化运动先贤的一段话，“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沉沦”云云，同样也给了我深深的刺激。那还是一个张扬理想的时代，在当时的语境下，一个信念自然扎下根来：大丈夫立身行事，不可不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里，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之因缘际会不同而命运各殊的事也见惯不惊了。不过，现代史上的一个人，却由于其前后角色对比过于强烈，越来越引起我浓厚的情趣。这个人，前半身是时代的弄潮儿，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栽了跟头，沦为一个可耻的落水者。这个人就是在中国第一个鼓吹社会主义，抗战中投身敌伪担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抗战后以“汉奸罪”受到国民政府审判的江亢虎。
江亢虎现在是越来越不被人注意了。邓云乡先生曾有感于江氏“知者已少”，特撰《江亢虎其人》一文。他似乎也深觉其人其事难以常理揣度，说其落水是“糊里糊涂送命”，又感叹曰：“‘读书越多越蠢’，过去我常常怀疑这句话。近日看闲书，看到了江亢虎的资料，不禁哑然失笑。这位老先生真有点像是个‘读书越多越蠢’的典型人物。”
从弄潮儿到落水者，江亢虎究竟是不是“读书越多越蠢”，乃至“糊里糊涂送命”？历史不会如此简单，江亢虎也绝不会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物。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如果不是时代剧变，他只能是重复走一条旧士子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但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许多人认识到了这种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江亢虎的舅父、后来的岳丈刘干卿。长期在官场沉沦的刘干卿远非人杰，对社会的理解当然不能和梁启超等人同日而语，但他仅凭经验和直觉就知道，即将来临的剧变中既潜伏巨大风险，也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机遇。1910年初，时年27岁的江亢虎赴欧洲留学途中，转道长沙时，与刘干卿同去观戏。散场后，刘对江说：“人世如剧场，纷纷者皆备节目砌末之用，所谓正角者，全幕仅一二人而已。今海内多事，中国且为新剧场之中心，汝宜勉为正角，否则宁勿登台也。”江亢虎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当时“闻言汗下，期期不能作一语”。其实看他后来一生之行事，就会明白，刘干卿的一席话是有深刻影响的。“汝宜勉为正角”，时世的进一步发展果然给了江亢虎当正角的机会。因其家庭背景，加上多次出国游历，且积极投身于新闻和教育界，又勤于作文宣传鼓动，青年江亢虎虽只被清廷赏了一个“四品衔”，但却已经是京城瞩目的新派人物了。1910年，江亢虎更因卷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件而名噪一时。江亢虎究竟与此案有没有直接关系，文献不足征。不过，这倒是他和汪精卫的名字第一次连在一起，而这一关系后来竟然决定了江亢虎下半生的命运。
考察清末江亢虎的言行，以当时之眼光视之，说其骇人听闻是不夸张的：1903年，他独揭“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1911年，发表《忠告女同胞》，疾呼中国妇女要赶快从“淑女、良妻、贤母”和“社会的附属品、补助品”，变为“世界上一完全个人”；1911年发起成立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江亢虎如此喜好耸动视听、标新立异，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虽然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言论实在稀松平常，如关于教育、女权的自然源于他在异国游历的经验，“三无主义”也不过拾当时世界风行之无政府主义之余绪，但江氏的活跃总难免给人“好出风头”的观感。梁漱溟先生一家在北京与江亢虎“夙有来往”，晚年著《我的自学小史》，提到江亢虎时，就认为江氏种种立异鸣高的言行“完全出于投机心理”。一个少负不羁之才、长有乡曲之誉的人，有一点出风头、投机的心理，是毫不足怪的，但如果完全将艰难时世对一个青年俊彦的刺激忽略不计也并不公平。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庚子事变之后，前面已有“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惨剧，而江亢虎居然准备趁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京城的机会，拦驾上书请求变法。事虽为其舅父所阻而未成，但从中也可看出，江亢虎和当时大多数旁搜异域求新知的读书人一样，未必就全无一份热烫烫的爱国情怀。毋宁说，济世之心和功名之心在江亢虎这儿是相伴相生的，他不愿意做社会的配角，要做随着民国的肇建，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政党政治勃兴，建党办报一时蔚然成风。
如果说江亢虎至今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政党史上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因为他不仅是在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而且身体力行，组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根本主张的中国社会党。考察他的思想之旅，自然和他的出洋游历密切相关：1910年他第四次出国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欧洲正呈云蒸霞蔚之势，而从无政府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又是当年中国不少思想前驱大致相同的轨迹。
鼓吹“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这“三无主义”的江亢虎，在清王朝崩溃前夕遇到了麻烦，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革职逮捕”，而到了民国，他的建党活动也并不顺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党的理论不仅和当时的制度，更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
中国社会党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江亢虎被推举为该党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采定党纲八条：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纲领是江亢虎编制的，即使在当时也可能看不出有特别强烈的色彩，实际上是一个调和折衷的产物。江亢虎后来也承认为适应大多数人的心理，“不能尽与纯正社会主义所主张者相符，亦不能尽与各国社会党所主张者相符，并不能与鄙人个人夙昔所主张者相符”。这反映出江亢虎作为党魁的智慧，即使个人极具锋芒，但组党则不能不顾及现实。
尽管如此，上述纲领中的第四条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应。当时中国社会党申请立案，北洋政府内务部就以“规章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等语，核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三款，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之规定相抵触。盖临时约法既明定保护私有财产制度，而该会党乃欲破除私有财产制度，若竟听其见诸实行，不惟约法精神因而破坏，抑且安宁秩序大有所妨”为理由，宣布“该会党所请立案之处，应不准行。”对此，江亢虎回应：“不知此乃学理的断案，尚未著手于实行，即使实行，不过本党党员以其志愿著之遗嘱，自将身后财产捐入公共机关，其与保有财产之自由，亦属毫无抵触……”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和党员回应：个人对自己财产“有自由支配之权……既为其人之自由，是为约法所公许。遗产归公是自由也，非强迫也。”可以看出，面对这个棘手难题，江亢虎及中国社会党颇有应对的策略，一方面是辩解“遗产问题”纯属学理的探讨，另一方面则辩称只在党内宣传，所以是党员个人自由。但官方的敏感大大超出了想象，内务部在发给各省的批文中对这些辩解未予认可，认为“若招集多数人民主张破除现制，即属事关公共秩序，本部即碍难准予立案。”意思是一经成为党纲，就已经是一个公共问题，不仅仅是该党和党员自己的私事。
从以上各执一词中可以发现北洋政府中不乏能员，即使江亢虎力图使中国社会党的面目温和，但内务部官员还是从“遗产处置”这样一个貌似很个人化的问题中，看到了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
虽然不能立案，但看来中国社会党的正常活动并未受到更多限制，相反发展极为迅速。至1911年底，据中国社会党宣传传单说，已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党员达“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当然是和江亢虎的影响力和活动分不开的。叶圣陶日记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成立，少年叶圣陶和朋友顾颉刚、王伯祥等人赴会参观。叶氏日记中记载：“江君亢虎素抱社会主义，曾周游各国，专为考察此主义，归国后竭力鼓吹……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晰，不愧为此主义之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同月18日，叶氏又记：“颉刚谓‘社会主义我深赞成’，挽余及伯祥共入社会党。”当月21日，叶圣陶等人即赴社会党支部谈话会，参加社会党。叶氏并在日记中慨叹，“闻此间党员已有二百人之多。社会主义之流行乃速于置邮，可喜也。”
中国社会党声势很大，但考察其实际影响力则不能太受表面因素左右。和当时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党派一样，中国社会党党员很多不明党义，有些人是一度签名了事，叶圣陶所在的苏州支部是一个缩影。顾颉刚就曾经回忆：“每天踏进支部一似踏进了茶馆，大家尽说些闲谈笑话来消遣时间，早把社会主义丢向脑后，有些人竟放手同女党员们打情骂俏”。
中国社会党因江亢虎而受人嘱目，但该党渐渐衰落同样与江氏有莫大关系。在江亢虎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党注重理论探讨和推动社会变革，不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动有力的政党，乃至党员因是否要参加实际政治运作而产生分歧，直至分裂。宋教仁案发，袁世凯和孙黄摊牌，夹缝中的中国社会党处境尴尬，而江亢虎的得力助手陈翼龙被捕杀，更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停止，江亢虎也再一次赴外游历。
中国为何“汉奸”多：以义之名行不义成常态
罗芙芸写了一本《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讲的是天津如何在西方医疗入侵下实现城市功能转变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的不是书里讲了多少国人如何接受西医和防疫的奇闻轶事，而是国人对洋人态度的变化。其实，近世国人对高鼻梁蓝眼睛的纯种洋人虽也积存着又爱又恨的情绪，恨的是落后的大刀长矛败给了洋枪大炮，爱的是洋货西物满足了消费欲望。但“蓝眼蛮夷”肤色长相如此怪异，毕竟离我们过于遥远，最受刺激的还是藩属国日本，仅凭甲午一战，靠着穿梭如箭的小型炮艇轻易击毁了大清帝国的庞然巨舰，当年康有为频频上书光绪，吵吵嚷嚷着要大变祖宗成法，理由就是心理最受不了原属儒家辐射圈的“蕞尔小夷”日本骑到了当年主子的头上作威作福，深层意思还是大清毕竟没有直接做过“蓝眼睛”的主子，做西洋人的奴才固然不好受，但毕竟是异国异种，犹如“外星人”来袭，即使打输了也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可日本人欺负我们就如奴才翻身，乾坤颠倒，是万万不可的。
不过，国人对日本的欣慕一直如影随形，好像要远高过对西人憧憬，这种对日人又爱又恨的情绪完全不同于因鸦片开战之后与西人交战后的心境，也许因为都是黄种人，可日人在西化的程度和时效上却总能领先一步的缘故，国人过去文化优越的自傲与近代全面落伍的自卑混合发酵，酿成了如今的心理变态。罗芙芸讲天津，曾举例子言道，国人对日本租界统治的记忆就很特别，当瘟疫来临时，日人在天津租界打防疫针，先是遭到剧烈抵抗，可数年后新中国建立时防疫部门暂时未及打针治疗，就遭到国人普遍抗议，此时人们似乎完全忘了当年甲午战败之耻。针对国人的“健忘症”，王朔曾发狠说，中国抗战熬了八年，就是因为“汉奸”太多。这话放到现实中加以检验也不能说错，联想到前些年反日游行队伍中情侣相互依偎调笑的镜头，以及国人优先选择日本电器产品鄙视国货的窘况，就知国人反日的“民族主义”经常不乏表演的色彩，不必当真的。曾看到一条消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有一次和客人聊天，说到当年抗日的悲烈与现今日货肆意倾销的盛况时曾有一句评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轻描淡写地把八年抗战的意义全给消解了，这条评语与韩国人事隔多年后仍咬牙切齿地不许“二战”日本老兵入境，坚持拒用日本货的决绝相比，颇让人有天壤之别之慨。那么，“汉奸”特多的现象应该从何解释呢？
李零曾经写过一篇《汉奸发生学》，表面上是写给吴三桂的辩护词，其实是想深究“汉奸”发生的原因。吴三桂叛服无常，不在于己身的懦弱，而在于外力的制约。他当年在满人的万军丛中左冲右突，单骑救父，其胆气过人不亚于当年赵子龙，却因李自成擅杀其父，使之进退无据导致屈降满人，境遇无奈的逼使远胜于所谓恪守民族大义的空说。由此可知，“民族大义”呼喊音量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历史语境下的具体状态，而不是一种空洞的真理化表述，我曾不只一次地听台湾人情绪激动地咒骂国民党的腐败和苛酷，怀念日人统治秩序的清明和制度的完善，其中不乏知识界精英，这也可以称之为“二二八情结”，因为他们的记忆总是停留在国民党当年以抗战胜利之师登陆台湾后的腐败与日人相对七十年的平稳治理，两相比较他不骂国民党那才叫怪呢。
遥想当年，日人统治台湾和攻击大陆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台湾是通过签订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因此日本把它当作自家的一个省来进行治理，除登陆之初发生极短暂的战事外，日人在台湾基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而是把台湾人当作了日人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台湾人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记忆可以和大陆人分享，反而台湾相当一部分现代化格局均由日人打下基础。自甲午战败条约签订后，台湾人享受了七十年日本现代化的治理成果，对于他们来说，大陆的战争记忆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日本战败后，台湾人虽表面上和大陆人都认同“光复”的说法，但显然心底里对“光复”的理解大有不同。所以说利益积淀造就的历史情境决定了其对“民族大义”认知的相对淡薄当属自然。如果把这些赞许日人治理优秀的议论汇集起来，足以句句都被定性为“汉奸”言论，但这丝毫无助于给我们早已习惯的“民族大义”的激愤表达增添多少正当性。“汉奸”言论的产生往往与对日人“汉化”渊源的误解纠结不清。日人号称秉承唐代文明的滋养，其实早已不认中国这个“文化奶妈”，只有咱们自己还煞有其事地把日本当成了嗷嗷待哺的“儿子”，好像中国这个妈还有吸不尽的“文化奶水”。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力日渐衰落，日人早已不把自己归结为中国藩属，而是自承取代中国成为了东亚文明的真正主导者，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华夷变异”，也就是“中国”与“日本”作为文明和野蛮的位置从此被颠倒过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没有错，如果你去过京都，就知道中国古代意境中的小桥流水和日常俗世中真正细微处的优雅，可以完全不经意地点缀散布在京都的任何一个角落，深刻昭示着其崇尚自然传统的民族气质。
按台湾作家舒国治在《门外汉的京都》里所说，你甚至可以寻找梦里依稀望见的轻掩柴扉和深深庭院。有人骂日本人平日行事拘谨虚伪，刻薄寡恩，却难以否认其维系生态与文明环境品质的卓异细心。更可怕的是，连韩国人都有“华夷变异”之心，不过他们这样想是有理由的，就拿传统儒教礼仪来说，韩国首尔的成均馆大学中附设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必定要礼服祭拜，严格仪轨之道。据说国内孔子家乡曲阜有一次举办祭孔典礼，祭服设计却是混乱不堪，颇被韩国人所讥。那就难怪人家有“华夷变异”的叛逆之心和秉持儒教正统的咄咄自信了。
讽刺的是，京都这牧歌式的庭院氛围据说还是拜一个中国人——梁思成所赐，他在地图上标明了主要建筑的位置，避免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最近有新闻说京都要立梁氏的铜像，听到这个消息我不但没觉得高兴，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因为在我看来，梁氏当年极力想保护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犹如一块凄惨的文化沙漠。去了京都后，你会憎恨自己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成了“哈日一族”？也由此理解了当年周作人成为“汉奸”的一种悲苦和无奈，他笔底的文采深深染有日式的气息，可又如中国文化品位的残留物。我想那种无奈一定是寒彻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自己源远流长的文明不断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的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振兴”的标准据说是因为某个国力指标超过日本。可在我看来，“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个败家子把自家房子拆了，搭了一个劣质的仿造品，还硬说是文明的再造和“进步”。
说到这里我们还似乎只指明了“汉奸”发生的外力渊源，即过度的文化摧毁导致了莫名的文化自卑，但还未涉及“汉奸”成群发生的主体动因。此点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破，如果用最简捷的表述，可以说中国人行为具有内在于骨子里的利益导向，即在行动中往往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方面，表明利益合法性的一些“正名”原则其实并不具有实质的制约作用，所谓“义利之辨”不过是个说法，很难真正构成内在的心理紧张。《三国》的再度流行就约略可以印证此点。《三国》里的人物行动均是以利益为导向，唯一的合法性符号就是“汉室正统”，似乎代表“义”的一方，曹操不敢私自篡位，即受此限，但除此毫无实质约束力的符号之外，故事展现的全是勾心斗角的权诈之术。刘备以“义”为标尺，行为却诡诈异常，其实，争正统的结果延缓了历史走向合理的进程。故有人认为赤壁之战使曹操无法一统天下，实乃历史悲剧。以“义”之名行不义之事是历史的常态，在这种常态教育下，国人中常出“汉奸”倒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第二章 细数那些汉奸
细数中国历史上的汉奸：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奸究竟是
1995年7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平反。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10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
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
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5000对抗匈奴主力80000、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
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96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3万余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余秋雨语）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子。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们当汉奸的“机制”。
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道义，一是迫于无奈。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至于其他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着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400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于融入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气节争议：抗战时期的汉奸和政治运动时期的卖友
这篇文章，拟谈一点自今溯古或自古至今关于气节问题几件往事，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名言格调，也写几句开场白：这是一个最讲气节的时代，又是一个最讲不清气节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讲民族气节、革命气节和做人气节的时代，又是一个最讲不清这些气节的时代。这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代，又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可分离地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时代。
一、关于气节问题争议之由来
这几年，也可说改革开放以来吧，关于气节问题的争议，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原本在气节问题上已成历史“论定”的某些人和事，转眼之间往往成了质疑或翻案的对象，而且这一类对象的名单，越来越长了。远的暂不说，只说现当代人们记忆尚新的三大历史阶段发生的一些人和事：1927-1936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7-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做叛徒，这是革命气节。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中国人首先要求的是民族气节，爱不爱国就看你做不做汉奸。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时期，考验的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做人的底线，不卖友（师）求荣，不落井下石，成为做人的气节问题。
从目前争议的情况看，这三大气节问题，各有争议的人和事；但争议最多的，集中在抗战时期的汉奸问题和政治运动时期的卖友（师）求荣问题上面。既有争议，必有正反两方，而这次正方的两位主将，恰好是我的朋友兼同事何满子和陈福康二位先生。
满子年长于我，为当代杂文一大家，生平疾恶如仇，我常说他是当代“汉贼不两立”论的坚定拥护者，对沦为汉奸之流的文人自然不屑稍假以颜色。就在他去世前一两年，写过一篇关于胡兰成、张爱玲的汉奸身份文章，称之为“一对狗男女”，在报上引起围攻。有的文章讥讽道：“都这把年纪了，火气还这么大！”（大意）我觉得，满子用词虽似过严，但这位批评者以年龄来嘲笑对方，潜台词所含轻侮之意，跃然纸上。以满子的辩才与笔力，立即回敬一文，应轻而易举。但我认为这种离开了主题的笔仗，实不值一打。当与满子通电话谈及此事，他沉吟一下，说：“元化也是这个意思。”元化指王元化先生，朋友或同事们平时都这样当面叫他，他做了部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未改变。我素知元化是经历并参与过抗战时上海租界地下党领导的文化战线对敌斗争的，对于当年文化汉奸之流活动情况清清楚楚。我几次见他对着朋友和弟子们，谈及当年敌我斗争时对汉奸的激愤之情，至少其中有一次也曾当众大发一通“火气”。
如众所知，满子同时也是对“胡风案”主角之一的舒芜交信行为，曾有穷追不放的系列批评文章。如今满子与舒芜虽已先后逝去，但争议并未停息。就在今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登出了一组为舒芜辩护的文章，有“时代环境说”，有“历史责任说”、“被动交信说”，还有“总督犹大说”，等等。可惜满子以及一些已逝同案受难者如梅志、绿原等人，都已看不到这些辩护文章了。
这次气节问题争议中另一位正方主将陈福康，也是我出版社朋友，虽仅一度同事，年逊于我，相识也近三十年，是知名研究鲁迅、郑振铎和南宋爱国学者郑思肖专家。他在张爱玲的《小团圆》受人大炒大热之际，却写了一篇《张爱玲的文品和人品》，投稿一家报纸。编辑请两位“懂行的”专家评审，一位专家审稿意见说：“我最讨厌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另一位专家意见说，他“极讨厌”“所谓的‘民族大义’”了，评语最后的结论是“强烈建议不登”。最后幸得《博览群书》大度收容发表了这篇文章。（以上引语均见于2009年10月《博览群书》所载作者此文后记）
事实上，这两位“懂行的”专家意见，倒是具体反映了当前在气节问题上的反方观点，很有代表性，即“民族主义”或“民族大义”亦即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气节，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不值一提了。延伸开去，是不是也意味着历史上所有的反侵略抵抗（自然也包括尚在人们耳目中的八年抗战）全都是咋呼出来的事儿呢？
看来关于“民族主义”或“民族大义”，亦即民族气节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这场争议中的正方，显然已处于下风，因他们的文章已不受某些报刊欢迎，不大容易登载出来。这原因其实并非今日方有，而是其来有自，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了。这源头，还得从奉为国学经典的《论语》说起。
二、关于《论语》论气节“气节”一词，据通行的《辞海》释义为：志气和节操，如：革命气节；民族气节。《史记 汲郑列传》：“[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见《辞海》1999年版第1762页）《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79页）。此词正式出现较晚，《论语》中谈到气节的事或人的时候，用的是“大节”或“大德”。大节，如载曾子的话：“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 泰伯》）这是说勇于受临终托付幼君并代理国务的人，是有气节的君子人。大德，如载子夏说：“大德不逾闲。”（《论语 子张》）闲，围干，此指道德规范。
另一位儒家圣人孟子，则用“大丈夫”代替曾子所说有气节的“君子人”，并加上具体的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滕文文下》）
毛泽东曾用“骨气”这个词来称呼相当于孟子说的大丈夫这样的气节之士，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举闻一多、朱自清为例（见《别了，司徒雷登》）。当然，当代有骨气的中国人不止闻、朱二位，谁都知道，像早于此文写作时间之前从容就义的瞿秋白，晚于此文之后犯颜争“雅量”的梁漱溟，坚持“新人口论”的马寅初等，都有资格称为“有骨气的”中国人，这些人当然也就是有气节的中国人了。
由此可见，自古至今，人们尊崇的是有气节如曾子所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君子，或如孟子说的“大丈夫”，毛泽东说的“有骨气的人”。
然而曾子只说大节，未提小节；孟子倒是提过小丈夫，但意指眼界胸襟不够广阔之人。可与小节同论的，是子夏说的小德。子夏紧接“大德不逾闲”这句话，跟着就说“小德出入可也”，就是说可以做点与大节有出入的事。出入，后人有注疏为“行权”的，遇上困难不妨权宜行事，这空间就大了，启发了对小节、小德的理解与回旋余地。魏晋风度的名士们，以放诞自外于礼法，人称“不拘小节”，尚有赞许意；但到明朝，恪守礼法行为已被称为“匹夫之小节”（张居正“夺情”语），归入贬词了。
再说大节、大德。《论语 宪问》载孔子一段话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涉及民族气节的事，这里的管仲便成了民族英雄。春秋时四夷习俗，披头散发，服装前襟向左，这样就是受夷族统治了。这段话重点在“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句，所说直指民族气节问题。孔子这里意思很明确，倘若不是管仲挽救了中国，我早就成为夷狄统治下的子民了。但他没有说明，他假若真的“披发左衽”了（后来的历史证明完全有此可能，辽、金、元、清等即是），面临民族存亡关头，将采取什么样态度：顺从还是抗争？《论语 八佾》又载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春秋》大义解释此语是“不以中国从夷狄也”（《谷梁传》襄公十年）。这都说明孔子重视大节大德，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观念，尊王攘夷，严守华夷之防，坚持民族气节；但“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段话，还是留下了一个含义模糊的表述。连孔子都不愿明白交代的问题，引起后世对气节问题许多争议，就不足为奇了。
三、关于司马迁为李陵辩解
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最重节义。《史记》列传第一篇就是写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兄弟。《太史公自序》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与己述作之旨。”节指气节，其含义较广，合理、道理、情义、善义都有，姜太公称伯夷为“义人”，当时人称他“善人”。司马迁以此为后来二千多年历代王朝兴替、内祸外患中的臣民，树立了求仁取义、坚持气节的榜样。
但是，在写成这篇《伯夷列传》的第七年，已任朝廷太史令的司马迁，遇上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群臣纷纷置罪李陵。汉武帝问他意见，他从实回答了自己的看法，为李陵作无罪辩护。这篇辩护词，司马迁写在他的《报任安书》中，真正是文情并茂的好文章，后世传诵，至今还被选入各种古文读本，仍值得再次一读。今节录有关李陵一段：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盃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音拳，弓弩），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汉武帝听了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阻挠征讨之师，为李陵游说，下法司问罪，处以腐刑（宫刑）。李陵则满门抄斩，断了他“欲得其当而报于汉”的归路。后人读了这篇充满悲愤情义的辩护书，结合他的不幸遭遇，无不把同情投向司马迁；因而又把同情同时也投向了遭灭族之祸的李陵；对汉武帝则给与了残忍刻薄少恩的谴责。
但这里存在一个法与情的问题。专制帝王虽说可凭一己喜怒好恶任意处置臣下，但形式上还得走一下法律程序。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不合武帝心意，欲治其罪，仍得“遂下于理”，“卒从吏议”，治以“诬上”之罪，处以腐刑。所谓“吏议”，当然只是法官秉承上意做出的判词。李陵投降匈奴，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是兵败被俘还是兵败投降，有待事实的证明与区别，但都同气节有关。当两个民族生死搏斗之际，能不提民族气节吗？司马迁《报任安书》，以情代法，与此前所写《伯夷列传》，节义兼顾，在气节问题上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
李陵投降匈奴后情况，班固《汉书》李陵、苏武传有较详记载。匈奴王单于厚待李陵，但另一降将李绪座位在李陵之上，陵“使人刺杀绪”。可见，李陵在匈奴已有一定权势，还很难说有没有争宠情绪。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与另一汉使降者卫律（本胡人）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匈奴爱卫律，常在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议”。大事中总免不了与汉的和战之事吧。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当政，与李陵友善，派使者出使匈奴，打算迎陵归汉。在单于和卫律的酒会中，汉使数次以目示意或以言动之，“陵墨不应，熟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使者说：“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说：“归易耳，恐再辱奈何。丈夫不能再辱！”《苏武传》则记载李陵几次为单于说降苏武，虽多有自怨自叹言辞，但不难看出，这时的李陵已从当时的假投降，逐渐变成真投降了。
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写得太动人了，影响一直流传下去。后人根据司马迁的这篇辩护词和《汉书》所记李陵与匈奴之战的场景，伪造了一篇《李陵答苏武书》，并被编入唐初的《文选》之中，受到广泛传诵。《文选》又编有李陵与苏武各五言诗三首和四首，未知真伪，杜甫有诗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尊之为五言诗之祖。这是肯定其文品。怀李白诗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句，对李陵人品，想有同样感情。
延至现当代，对李陵的评价，基本上以惋惜同情怜才为主，顶多说他“兵败投降”，或“功大罪小”，无一字关涉气节问题了。
四、关于韩愈《伯夷颂》受批评
司马迁写《伯夷列传》，表彰节义之士，作为后世臣民的气节楷模。唐朝韩愈作《伯夷颂》，进一步发挥，称伯夷、叔齐为“特立独行”、“传道笃而自知明”、“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杰之士；他们的气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这是最高的赞语。这篇文章的关键，是文末一句：“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这明显是仿自孔子评管仲的话。但孔子说的是尚无答案的未定词，韩愈说的是已有答案的判定词，进了一大步。后世论者大都忽视了韩文这句关键词。
宋朝王安石写了一篇《伯夷论》，与韩愈相反，他说伯夷原是跟太公同时投奔周的，“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岂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王安石好发与众不同之论，这是一例。与王安石同时的程颐说：“《伯夷颂》只说得伯夷介处，要说得伯夷心，须是圣人语：不念旧恶，怨是同希。”（以上王、程语，均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但他们都不提节义或气节，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韩愈写此文用意，当然也不能进而理解司马迁写《伯夷传》列为《史记》列传首篇用意。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有次偶然看了《伯夷颂》，大为不满，写了一篇《驳韩愈颂伯夷文》，说：“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过天地、小日月是也。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为何物，此果诬耶妄耶？”朱元璋站在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立场，自然不喜欢伯夷、叔齐这样坚持气节、不为我用、宁死不屈的人物。但他不懂得，臣民的讲不讲气节，对他大明王朝的兴亡，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清朝人看文章，着重文笔气势。姚鼐说：此文“用意反侧荡漾，颇似太史公论赞。”曾国藩说：“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概。”张裕钊说：“含蓄深妙，随手转换，运掉自如。”（以上亦见《韩昌黎文集校注》所引）他们不大理会这篇文章主旨是什么。
跨过清朝，历史车轮滚滚，瞬间转到1949年8月1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乘“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威的豪气，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长文，其中有一段点名批评《伯夷颂》，真是气势万丈，掷地有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一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一句“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讲的都是民族气节。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历史，利用《伯夷颂》做反面教材，教育人民，正好说明韩愈此文尚有一读价值。而因受韩愈颂非其人批评的影响，韩愈这篇文章长期备遭冷落，各种古文选本不敢入选，眼光与器度就显得狭小了。
五、关于岳飞、秦桧
到杭州旅游的人，西湖是一定要去的；到了西湖，岳王庙又是一定要去瞻仰的；而瞻仰岳王庙，岳王墓前跪着的秦桧夫妇铜像，又是一定会受游客唾骂的。几百年来，岳飞的大忠臣形象与秦桧的大奸臣形象，以及岳飞是被秦桧夫妇定谋东窗害死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已成历史的铁案，深深印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脑海之中。
但是，1923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吕思勉著的《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其中的第三篇近古史（下）的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却彻底颠覆了这一已成铁案、深入人心的忠奸形象，为秦桧做翻案，为岳飞做辨别。从前也有认为岳飞之死，首犯应属宋高宗赵构，秦桧不过是从犯的论点，在明朝人的诗文中都曾有所流露。对岳飞也曾有过微词，如孝宗时人熊克著《中兴小记》载岳飞以武将上疏言建储事，认为拥兵自重，越职干政。但直接为秦桧翻案的尚不一见。何况这还不是一篇文章的论点，而是一部用作自修课本的大众通俗化教科书，这影响就大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片哗然之声。
现将本节引起争议的部分，摘列（不加引号）如下：
一、秦桧非金朝奸细，主和为一大功
二帝北徙，桧亦从行。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挞懒（金国王子）。前782年，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渡海南归。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39-4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引本书，仅注页码）
二、岳飞战绩夸大，南宋无力抗金《文献通考》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按指境内群盗），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希奇。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
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肯负责任的了。所以秦桧不能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牌，把他召回。前711年，和议成。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第411-414页）
据本书2005年新版前署名李永圻、张耕华的《前言》，引用作者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中，自评《白话本国史》说：“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可知此书论点，不仅受到一些人批评与反对，还被告上法庭，诉以“危害民国罪”。但作者未见立案判罪，书亦照常发行，数十年来多次重版，即使打过官司，还是归入了学术讨论，允许自由发表言论和出版书籍。那时人们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仍尊重他“详考史事，求其真相”的学术探讨精神，为后来人留下一份处理政治与学术问题的经典范本。
如今去杭州西湖边岳王庙的游客，仍照样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这位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跪在岳坟前的秦桧夫妇，也照样受到游客们的唾骂，表示对奸臣、卖国贼的憎恨。这些都一点没有变化，充分证明民间信仰与学术考证，同样受到人们尊重。
附带二事一说：
一、为此学术问题以“危害民国罪”上法院告状的龚德柏，号称“日本通”。抗日战争发生后，常为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撰稿，好大言，人称“龚大炮”。
二、多年前，学术界有过一次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讨论，词学家夏承焘主张此系伪作，后无定论。我看这与后人为同情李陵，而造出《李陵答苏武书》一样，出于对岳飞的崇敬爱慕之情。我是赞同夏老考证的，虽然很爱听盛家伦的此词谱唱，唱出了抗日时期全民同仇敌忾的心声；甚至联带想到，流传甚广的“还我河山”那幅岳飞题字，也可能有问题。但即使如此，一点也影响不了对岳飞民族气节的崇高敬意，太深入人心了。民间传说、小说戏曲、评弹说唱，口耳相传，岳飞已成为民族气节最为人崇拜的英雄。然而又不能否认，诸如李陵、岳飞或秦桧等问题的存在与出现，使得后人如何评价这些争议人物，在气节特别是民族气节上，如何看待情、义、理与法的关系，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不免顾此失彼，左右为难。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原则与底线不容逾越。
六、关于别国的情况
气节问题是不是仅为中国独有，是中国特色呢？看看别国情况如何。下面一些资料，全是从媒体的公开新闻报道中看来的，查阅的话很方便。这里列举美国的两个案例：
第一个，原驻韩国的美国陆军士官詹金斯，于1965年1月5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人民军投诚。1984年，与一位被绑架至朝鲜的日本女子曾我瞳结婚，育有二女。2002年，曾我瞳获释，返回日本。两年后，詹金斯亦获释，携带二女来到日本，与曾我瞳团聚。美国国防部知詹金斯离开朝鲜，开始追究其叛逃罪行，并设法要引渡回美国审判，按军法敌前叛逃属于唯一死刑。在日方的斡旋安排下，2004年9月，詹金斯前往驻日美军基地报到自首。美国国防部“从轻发落”，判处拘役30天，军阶降为二等兵。随后詹金斯一家回日定居于日本新泻县。2008年，詹金斯的94岁老母中风病逝，他曾返回美国探望奔丧。
这个案例，说明美国人也是讲气节的，气节就包含在法律之内。对待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的逃兵，军法是以极刑论处的。但同时又讲人情：詹金斯有日本妻子，有两个女儿，又有自首情节，还有日本政府的人性化协商，故而“从轻发落”。但是，还得通过法庭审判，处以象征性的惩罚，决不含糊了之，或是我们常说的“蒙混过关”。
第二个，朝鲜战争后自愿选择留在中国的美军战俘，有21人。据一份调查报告说：“开始的新奇感过后，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中有的人开始想家，并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美国”。中国政府根据人道关怀自愿原则，陆续放行。其中除一人一直留在中国外，有20人全部返回了美国。他们一回到美国，就被陆军逮捕，作为叛国罪，被审问关押；虽然时间不长，最后被无罪释放，但背着叛国者的恶名生活，拒绝接受采访，担心他们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们的过去，不想再被人叫叛国者。其实知耻感也是一种做人气节的真实表现。
这个案例说明，美国战俘虽有选择权，但一回到本国，仍得按法律接受叛国罪审查；而在无罪释放后，道德层面的歧视和谴责并未消除，使他们不敢接受采访，谈论过去的事。有人偶尔上电视，电视台主持人就会问他是不是个间谍。这都说明民族气节问题，在一般美国人那里也是同爱国主义组合在一起的，虽然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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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上，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第三章 走进汉奸
为什么汉奸们明知是被利用依然与蒋介石合作？
龙应台先生有一篇谈《色·戒》中丁默邨的文章，主要段落如下：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邨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邨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部长、福利部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做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邨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邨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邨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地强词夺理，对丁默邨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作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看到这里，不禁狐疑，不知道龙应台先生是否真的全部看过这些东西？如果看过，应该知道丁默邨等人出示这些证据的时候，法庭出示的另一方面说法军统对此的说明是，从1941年开始的是“以奸治奸”行动。而对于他们出示的五花八门的表功，国民政府曾清楚说明，一切都是“纯属对汉奸的利用”。
所以，这一切，没有一样被法庭采纳作为证据，为汉奸辩论的律师们也只能底气不足地争吵两句你利用，你能利用天下人于永远吗？
跟“我贪，比我贪得多的有的是你怎么不抓”一样苍白无力。
丁默邨等人和重庆的联络，真的是幡然悔悟吗？事实上，到抗战后期汪伪政权的各级官员投靠重庆几乎近于疯狂，原因也十分清楚。自从美国参战后，聪明的大小汉奸们比日本主子更感到失败的危机，而且他们是没有必要为日本殉葬的，于是，重新和重庆联络，脚踩两只船就成了他们的选择（当然最初他们还不能确定日本会战败，日本战败，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日本战胜，我们可以成为抢先拉重庆方面下水的功臣），而国民政府方面显然也是看透了他们的心理，一方面自己需要他们的情报，另一方面不拢住了这帮人投了共产党不是更可怕汉奸的确有选择投共的，比如郝鹏举。
所以，利用他们，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做法。
对汉奸心态的分析，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说他们脚踩两只船很清楚，你看哪个汉奸不是日本越危急，与重庆的合作就越深入？那么，他们难道不明白被利用的危险？周佛海和周幼海的谈话说明他们都是明白人，不过，没有其他选择。与日本人殉葬那肯定死路一条，不这样走只能投蒋或者投共。抗战胜利前汉奸们投共的不多，一来是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二来也不认为将来争天下共产党能够争得过国民党。这样，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获得重庆的原谅了。怎么做呢？卖过中国的汉奸们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出卖同类和日本人了。他们也明白。
蒋介石那边不稳妥，所以索要BlackandWrite就成了精神支柱。
但是，他们怎么就没有想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审判书也是，一句“纯属对汉奸的利用”就可以把一切推得一干二净。没有了筹码，什么证据都和当年的“丹书铁券”一样毫无用处。其实他们也许是想明白的，但又有什么选择呢？
强词夺理吗？不过普通中国人要拍手称快为那些因为这些汉奸们而死的另一些普通中国人，郑苹如、郁华、茅丽英，等等。
都是从蒋介石政府里面叛变出去的，给老蒋带来的损失何等深重？于公于私，哪边都不会给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
其实，汉奸中真正幡然悔悟的不是没有，立功后也不是不能得到原谅，这和脚踩两只船不一样。比如陶希圣和高宗武，带着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密约回归，就得到了原谅，陶后来还做了蒋介石的文胆。
倒是一面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一面给自己留后路的丁默邨之流，若不给他个将计就计，“利用汉奸”，个人觉得戴笠都对不起祖宗。
抗战后，汉奸中没有被惩处的，主要是带兵将领，如孙殿英、吴化文等，因为他们依然有利用价值。这也造成了这部分人员军心不稳，和蒋军嫡系关系恶化，在此后的战争中不是被轻易消灭就是部分或全部投共。
汉奸中唯一作为文官又逃脱死刑的大汉奸是周佛海，他是个明白人，在法庭上坚决大讲抗战结束后自己怎么维护京沪秩序，避免被共产党占领云云，就是不敢提抗战期间怎么和军统合作的事情。
明白人啊。
我是看龙先生的文章长大的，很钦佩她的文笔和当年的刚正不阿。看罢此文，我有点不明白龙先生了，为了反蒋，汉奸也可以爱护一下了。窃为龙先生不值。
汪精卫也曾经写过“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叹。
日前，看到一则为胡兰成辩护的文章，主要是给胡兰成“汉奸”加上了引号，提出了什么叫汉奸的问题，认为胡兰成没有亲手杀人，“热爱中华文化”，假如认为他是汉奸，那今天到了国外生活、用了日本货、送孩子到美国上学的，都是汉奸。
于是争论纷起，有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和国内的朋友吵了起来，说自己做了十几年汉奸了，做得悠然自得。
这纯粹是被气糊涂了。你干了什么了就成了汉奸了？骂的不走脑子，听的奋起反击。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一招百试不爽。
一位朋友的回答，我觉得十分精彩，所以特意放在这里，给龙先生，也给同情胡兰成、丁默邨的人们简单的事儿，大约只有把它搞复杂了，水才会浑吧。
The definition of a traitor is simple and clear.When another country invade your country and you choose to work for the invader，you are a traitor.When you work as a high level offical for the false government that the invader created，you are a traitor that should be punished。（翻译：奸贼的定义是简单和清楚的。当另一个国家侵略你的国家时，你选择为侵略者工作，（那么）你是奸贼。当你为侵略者创造的伪政府工作并作为一位高级官员时，你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奸贼。）
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的大汉奸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一大代表、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公博在会上表现得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会议期间，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为安全起见，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带着老婆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
事后，中共中央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的严重错误言行，而且难以挽救，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就在这一年11月，陈公博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帮助。1925年4月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陈公博先紧紧追随汪精卫，后又与蒋介石打得火热。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十分尖锐，陈公博反复权衡，还是选择到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在武汉期间，陈公博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在演绎了宁、汉分裂与合流的丑剧与恶剧之后，蒋介石东山再起，派军队去抓陈公博，吓得他只身逃往香港。
陈公博于1928年冬又卷土重来，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抗战开始后，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面，并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卖国《艳电》。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公开组织卖国政府，并派老婆陈壁君赴香港请陈公博出山“匡政”。陈公博“忸怩”一阵以后，终于回到上海，并向汪精卫表白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分扰了”，一付十足的汉奸嘴脸。
1941年3月30日，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鉴于陈公博卖国投敌，成了民族败类，在全国人民声讨的怒潮中，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按照他生前的安排，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五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十天后，陈公博、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军委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陈公博情妇）等七人逃到日本。
8月28日，国民党派人去搜查陈公馆，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日方无奈，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诡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逃往日本躲藏了三十八天的陈公博，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
翌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时年五十五岁的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从英雄到汉奸：不怕子弹 但怕糖衣的汪精卫
中国近代史上的汪精卫的前半生的作为可以说是个激进的爱国者，后来怎么成为汉奸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原本是爱国者的人后来成为汉奸，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这也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汉奸，从历史上看早期的汪精卫，却很象一个思想解放、追求民主、推进共和的热血青年。他的最终蜕变，好是历史人物中最大的一个玩笑，一个根本笑不起来的玩笑。
盖棺定论——汪精卫是汉奸，而且是个大汉奸！但是说一个汉奸还有能够让人称道的地方，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然而汪曾作为孙中山的接班人，清廷出10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一个孙中山同盟会的坚定追随者，如果没有救国之才，也不会受到孙的器重。在国民党内，不抵抗的首先是蒋介石，而汪精卫则是对日主战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1935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汉奸的道路，这也许与他对抗战结果过于悲观不无关系。
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这一点到有些象谭嗣同）。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场面，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且汪不吸烟，不饮酒，不近女色，不贪财，不恋权，不搞帮派，不拉拢权贵，由于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指定接班人，而汪事实上是因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被推举上了主席的位置，然而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於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於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於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麽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於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15岁投身辛亥革命：热血青年缘何踏上汉奸路
戏剧变脸
最大汉奸曾是抗日先锋
寓居汉口劳动街养老院的万澄中老人清晰记得70年前，他见到叶蓬的情景。“那是1940年，武汉陷沦后的第三个年头，当时16岁的我正在汉口高级职业学校读高一。伪汉口政府组织我们学生到王家墩机场去欢迎一个重要人物。”这位重要人物就是已投靠日本人的叶蓬。
万老回忆，叶蓬是个比较魁梧的中年男人，说一口地道“黄陂腔”。他在机场的演讲只有两句话：“看见各位同学很高兴。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交流。”
这是叶蓬首次赴任日伪武汉绥靖主任之职。当时的万澄中回忆起五年前发生在武汉官场的一场“大地震”。
1935年，日寇在华北步步紧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时，时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在汉口刘祥药园举办“防空演习展览”。在演习场悬挂“东北失地图”，大书“还我河山”，并以象征倭寇的半截人形和红圆心（影射日本国旗）作为射靶，进行实弹射击。此事为日领事馆侦知，提出抗议，要求对其撤职查办。当时的蒋介石怕惹恼日本人，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全权处理。叶蓬因此被撤职，宣布“永不录用”。“叶蓬搞防空演习时，我还是防空团员呢。没想到，5年前的‘宣传抗日’急先锋，一转身成了武汉最大的汉奸。”
汉奸生活
聚敛家财 纵情声色 喜欢算命
翻开叶蓬的汉奸履历，非常“显赫”。
1939年初，在香港经周佛海介绍，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以“唯一将才”的身份成为汪伪国民党10个中央监委之一。同年12月，汪精卫开办汪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叶任教育长，次年，任汪伪武汉绥靖主任。1942年，任汪伪军委会参谋本部部长，继而改任汪伪陆军编练总监。1943年，叶任汪伪陆军部长后，以军事考察团团长之名赴日考察，在日期间，发表了“矢忠日本”的认贼作父、臭名昭著的广播讲话。1945年，叶蓬再次由南京回到汉口，接任伪湖北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和武汉绥靖主任。
万老还记得，当时的叶公馆位于今天汉口青岛路路口，景明大楼对面。叶的这个“老巢”于1944年年底被美军飞机炸毁。此后，叶住进了岳飞街圣德里四号。“当时的圣德叶蓬公馆，雇有中西厨师4人、女工8人，另外还有两个保镖。”武汉民间青年收藏家葛亮曾对此处旧址进行过踏访，据披露：这个时期的叶蓬，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在政治上经历了数度打压，又背负着千夫所指的“汉奸”骂名，所以一向标榜清正的他也开始聚敛家财，纵情声色。他垄断了全湖北省食盐的运销大权，转手攫取暴利；他还利用烟土大王李和卿、戒烟局长刘权，组织地下公司私贩烟土；此外，他还以重建洪山宝塔的名义，向手下伪军的头头脑脑、各个县的伪县长募捐100万元储币，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
叶蓬不仅有多房姨太太，与汉口名妓“三元”的绯闻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万老回忆说，叶蓬非常喜欢算命。当时汉口有个叫“一清秋”的算命先生在保华街开了家高级算命馆。日本人投降前，叶蓬是这里的常客，每次算完命就丢下十块大洋。这些钱对当时的寻常人家而言，不是个小数目。
败类下场
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被枪决
据武汉文史资料披露：日本投降前，叶蓬还掌握一部分汉奸武装，蒋介石勾结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1945年8月11日给叶发了一份电报，委任他为“新编第七路军总司令”。当时，叶尚在南京，无法立即执行蒋的命令。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19日，叶蓬电告蒋介石，表示他正在“间道入鄂”，将“统率所部，遵令办理”。回汉后，叶蓬就任新编第七路军总司令，但所部伪军将领，各自投靠了新主子，不听叶的指挥。蒋介石看叶蓬已无利用价值，毫不客气地下令将叶蓬逮捕。“当时执行逮捕任务的是宪兵十二团，具体执行任务的有一位姓王的班长。”三年前，万老和葛亮一起在杨汊湖找到了当年亲自参加逮捕任务的这位班长。据这位80多岁的王班长回忆：
他们当时是开着两辆吉普车从武昌出发，坐汽渡过江。此时，叶蓬已由圣德里搬至汉润里，宪兵冲进去时，叶显得很平静，什么也没说，只是回里屋换了一身衣服。也许他早就料到这一天会到来。倒是叶的原配夫人很紧张，连忙拿出金条，欲塞给宪兵，但谁也没敢接。
叶蓬被逮是1945年秋天的事，据说先后关押在武昌、汉口。1946年冬，经蒋介石批准，叶蓬被枪决，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被惩办的大汉奸。
热血青年缘何踏上汉奸不归路“坏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坏，汉奸也不可能生下来就是汉奸。叶蓬早年也曾是一个热血的革命青年。”根据记者采访的资料及网友在“汉网论坛”上披露的细节，叶蓬的人生心路昭然若揭。
15岁参加学生军，曾是热血的革命青年叶蓬于1896年生于黄陂南丰菏山下叶家湾。早岁就读于黄陂望鲁高等小学。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年仅15岁的叶蓬加入学生军，怀着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理想，开始了自己长达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1912年南北议和后，叶蓬被送入湖北陆军小学，然后经陆军中学、入伍生一步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军校毕业后的第二年，能文、善书法，多才多艺的叶蓬被派为军事裁判所监狱长。1923年，夏斗寅招揽鄂籍保定生整训队伍，叶蓬经夏的参谋长万耀煌引见进入夏部，当了一名营长。
此后，叶在夏部八年沉浮，职务始终超不出团长级别。1931年，叶蓬终于赢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机，这年2月蒋介石为了奖励夏斗寅在中原大战中率部卖命的“苦劳”，让其兼任了武汉警备司令，夏将时任团长的叶蓬调到司令部担任参谋长。因为夏还兼任13军军长，所以司令部的日常事务便由叶蓬负责。
任参谋长的叶蓬，结识了汉口的巨商富贾、过往的军政要员，为日后的发迹奠定了基础。1932年，夏斗寅升湖北省主席，叶蓬见机行事，重贿军政部长何应钦，接任了警备司令一职。一年前还是上校团长的叶蓬，至此步入高级将领行列。
然而，正当其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一桩发生在武昌的奇案，彻底改变了叶蓬的人生轨迹。
因为反日而被撤职，却最终沦为日寇走狗
76年前，发生于武昌的一起掘金案，把当时身为警备司令的叶蓬卷入。此案被盗方、国民党元老孔庚在省主席张群的欢迎酒会上，公开指责叶在掘金案中受贿，叶不甘示弱，当场骂孔庚倚老卖老。两人唇枪舌剑，把个新主席的就职仪式闹得不可开交。“张群赴任湖北，本就有竭制地方势力的使命，见叶蓬竟敢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与人对骂，不由大怒，面斥叶蓬狂妄，令其退席。”
二人由此生怨。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更令叶对张恨之入骨：1935年，江洪暴溢。当时省主席张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叶指挥防汛抢险，叶在督阵抢险过程中，以挑土不力的罪名枪毙一民工。张闻讯，怒斥叶未经上报擅自处决，目无长官。于是以“贪图已功，草菅人命”为由，将叶调离堤防前线。接下来发生的“防空演习展览”，则是让他彻底丢了官帽。
此后，叶蓬跑到南京，加入属于国民党少壮派的“复兴社”，并密谋刺杀张群。事情败露后，由于有特务组织和何应钦作后台，此事未得到深究，后改名叶一忠，任铁道部路警总局局长，并曾调回武汉再次重操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旧业。武汉沦陷后，叶蓬跑到香港。
1939年初，经周佛海的介绍，权利熏心的叶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以“唯一将才”的身份成为汪伪国民党10个中央监委之一，由此沦为日寇的忠实走狗，踏上背叛民族的不归路。
他们算汉奸吗？八国联军中竟有“华人雇佣军”
1898年7月1日，英国政府迫使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租威海卫专条》。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清楚地认识到，光靠一纸空文难以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要想在威海卫站住脚，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何况，租占威海卫的目的，是想将威海卫建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军事基地的防御更需要大量的防御部队。但是，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兵力匮乏时期，一是当时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迫使英国不断向南非增派兵力，二是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旨在维护威海卫租借地统治秩序的部队，便不可能从本土上增派。于是，英国政府便决定在华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到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
英国这种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租威海卫专条》的有关规定，立即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政府狡辩称，在威海卫招兵组建军队，是为了维护租借地的安全，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该部队。
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一支由300多中国流民组成的雇佣军于1899年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由于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又因这支部队的士兵全是华人，又称“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的北大营、寨子和南、北竹岛等地，担负威海卫界内治安和对外防卫任务。
中国军团组建后不久，就成为英国殖民当局镇压威海人民的得力工具。特别是1900年威海人民掀起武装抗英斗争的时候，殖民当局就是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对从事抗英斗争的中国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中国军团不仅在威海卫镇压抗英斗争中，而且还在天津围攻义和团的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奋力抗击。西摩尔为了补充军源，及早消灭义和团，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
在与清军和义和团早期作战中，中国军团是八国联军中唯一一支代表英军的参战部队。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当年随军团参加战争的下级指挥官巴恩斯（Barnes）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赤裸裸地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它军团参加。”
为了表彰这支部队攻克天津的战绩，战役结束之后，英国陆军便特意设计了一种以天津城门为图案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为了纪念阵亡的官兵，殖民政府在威海卫特意竖了一座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作为对这支部队的褒奖；1902年又挑选了12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中国军团是作为刘公岛海军基地陆防规划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的，当英国确定将威海卫作为一处不设防的军港后，英国政府部分官员即以降低防务费用为由提议解散该军团。而此时，中国军团的表现也开始令殖民当局感到难堪，到了1903年，1300多人的队伍一下陡减至500人，约800人开了小差。
开小差现象令殖民当局头痛，而留在军团里的士兵，打架斗殴和涣散的军纪更令殖民当局恼火。据威海卫殖民政府1903年年度报告记载，租借地内全年有270人被判一天到一年的监禁，其中就有100人是中国军团的士兵或退役士兵。他们中有40名是因违犯军纪而被处罚的，如站岗睡觉，不守纪律，赌博等；其余大部分是因打架、敲诈等行为被罚。到了1904年，兵源就更成问题了。到刚开业的威海卫金矿做工或去海参崴、南非等地卖苦力，对当地的青年人有着更大的诱惑力。殖民政府为了招募新兵，又是张贴告示，又是召集村董作动员工作。尽管把中国军团的作用说成是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租借地的安全，但最终还是未能奏效。
此时华北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旅大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至此，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同时界内秩序也逐步稳定，治安压力得到缓解。内外防范压力的减弱，使中国军团也失去了存留价值，解散军团的建议再次被提出。到1906年6月，这支横极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被解散。军团解散之后，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
第四章 挑剔的江青
工作人员忆江青：她是个内行 在艺术上要求高
“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离样板戏最近的人”张雅心自述当年出身贫农被选中
我1933年阴历四月初九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香屯乡，家里很穷，后来举家搬到了县城生活。
1960年，我报考了刚刚成立的长春电影学院。我考上了摄影系。我是学员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在长春电影学院期间，我是团总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毕业了，我在内有五人被要到了新华社。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就是县、市、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组织上之所以让我拍样板戏，主要是看中我出身好——贫农、技术过硬。石少华是新华社的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是他推荐了我拍摄样板戏。当时他是文革时期文化组的副组长，江青是组长。当时我从上海拍摄回来，石少华找我谈话，说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保密，不能对外说。
开始石少华只告诉我去北影厂拍，吃住都要在那里。后来听狄福才说，当时江青搞样板戏搞不成，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吧，我给你派一个认真负责有能力的人，8341的副政委狄福才。狄福才跟张思德是一个班的，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狄福才也是文化小组的副组长，他是军代表。
从1969年——1976年，8年的时间，八部样板戏我拍摄了六部。
江青提出要有“出绿”和“隔离光”
从开始拍摄那天起，我就在电影厂里跟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当时让我随意选择住剧团还是住电影厂，我选择了电影厂。剧团当时是江青的宠儿，吃和住的待遇都好，但是我怕那样会脱离群众，还是选择了在电影厂。每天打水、扫地、跟工人们一起干活，他们对我都很好。
我每周两次回新华社跟石少华社长汇报工作进程和拍摄情况。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出绿”和“隔离光”都是她提出来的。她有时会跟我们一起看片子。
八部样板戏不惜成本。胶片用的是最好的，摄影是大摄影师钱江，导演是大导演谢铁骊，演员也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唱腔是张君秋和于会泳一起设计的，作曲是于会泳和军词一块搞的，武打是上海京剧院沈晓婉设计的，台词是北京人艺的朱琳、焦安指导的。
我拍过六部样板戏。第二年，1971年，我到了长影厂拍《奇袭白虎团》。同一时间，《沙家浜》也在长影厂开拍，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新华社就又派了孟庆彪去拍。1973年，开始在北影厂拍《龙江颂》，同时《红灯记》在八一厂开拍，新华社增派了陈娟美去拍。他们两个拍了两部。
传说“用车拉彩色胶卷”
当时很多新闻单位都想去拍样板戏。最初新华社派我去拍摄是很保密的，后来拍完照片回新华社冲洗，渐渐地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在拍。我成了香饽饽，大家都很羡慕我。别人用彩色胶卷一年才三个，我却可以大书包一背，一包一包的，每次一二百个地拿。那时候大家一看到我就跟我要样板戏的票。
样板戏拍摄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拍摄时的消音，因为我的快门声不能干扰同期录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影厂的木工师傅帮我做了一个木头盒子，把相机放在里面，上面留出一个窟窿对焦，内壁上贴上海绵吸音，手从两侧伸进去，袖口有松紧带拴着，防止声音出来。有点像过去卖烟的小孩子那样把盒子挂在脖子上。如果不是用这种办法根本抢不下来，不可能再为你重演一遍让你拍摄。再说，每天晚上排戏，今天拍不上，第二天布景又换了，拍另一场戏了。
器材方面，当时用的是最好的。全国只有三台哈苏相机，江青一台、石少华一台、我一台。胶卷用的是柯达。我除了用哈苏，还用莱卡。一个镜头拍两张：彩色一张，黑白一张。拍摄时我以哈苏为主。
每部戏开拍之前，我都要先研究剧本，找导演谈，找演员谈，列出拍摄计划，了解哪些是重点。拍摄《红色娘子军》时，演员起跳讲开、绷、直。但是当时选照片时他们选了一张脚是勾着的，那样不对，要绷直了才行。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张雅心拍样板戏用车拉胶卷。”的确，《智取威虎山》拍了三次，每次都要拍几十个胶卷。
特批家眷都调到北京
拍样板戏的时候我很年轻，30多岁。一个人住一间屋，年轻的女演员们天天围在我身边，我的家眷在黑山老家，我常年不回家，确实是个考验。那时候价值观不同，舆论上把所谓的生活作风看得很重。所以无论怎样都必须克服自己，不敢犯错误。
拍摄了8年样板戏，几乎天天都在拍摄现场，江青催得紧，连回家探亲都不能。我爱人在黑山老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很辛苦，受不了了，写信给我让我回去。我跟组织上说了，石少华就跟狄福才一起出面找当时北京市长吴德，要求特批我的家眷都调到北京来。那时候调到北京非常难。当时我爱人正在黑山组织部帮忙，辽宁组织部打电话给黑山组织部问有没有张桂兰这个人，回答说：有。人家又问：她是什么人物，中央打电话来调人。就这样，我们一家七口人：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三个孩子，一下子都调进北京了。那是1972年。
现在的戏不如样板戏讲究
样板戏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创新。它集中了全国最好的编剧、唱腔、台词、舞蹈、音乐，把古典音乐和西洋交响乐融合在了一起，演员也是最棒的，童祥龄、杨春霞、李秉叔、薛清华、刘长瑜、高玉倩等都是非常棒的演员，所以样板戏可以说是经典的。现在的戏跟样板戏比起来显得粗糙，没有能超越的。
现在回想起来，样板戏的拍摄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1.在意志上更坚强了。2.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总结出了一套如何用慢速度抓拍快动作的方法，为此我写了一本书，专门介绍怎样把拍摄电影的手法用在拍照片上。3.艺术欣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我调入人民日报社。2002年，我68岁的时候从人民日报退休。
样板戏史记：江青文艺眼光好过如今的“小资”
帝王将相VS现代戏
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这是1963年末，毛泽东写下的一个批示。
毛泽东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后来证明这种判断言过其实。此后一段时间，“牛鬼蛇神”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在各种会议和讲话中，这个词频繁的出现着。此年冬天，京剧演员李和曾冒着大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排演京剧现代戏《千万不要忘记》的情况，还清唱了几段剧情。毛泽东听了以后很感动，并鼓励李和曾说：“你们在演出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同时，还要多演京剧现代戏。”
1963年11月，他两次批评《戏剧报》和文化部。说：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而的问题。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
帝王将相和现代戏之间，面临着怎样的生死鸿沟。“帝王将相”者，《关汉卿》、《谢瑶环》（京剧）、《海瑞罢官》（京剧）、《李慧娘》，这些戏后来很快将会有专有名称：“牛鬼蛇神”。
现代戏者，当时称颂一时的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对八零后一代来说，毫无概念。但是却是“六零后”生人深刻的记忆，南京路上的好八连们，面对上海滩的灯红酒绿，有着怎样的机智而坚决的斗争。这戏的确够现代，甚至后现代。放到现时，多半会体现欲望的攀升，人心的挣扎。但在当时，则是十个大字足以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对于1950年代前期的话剧创作，剧作家刘川曾有过一个概括：“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岂只话剧，连同京剧，加入现代戏者不外如此。
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毛泽东感到满意，这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对陈旧的审美有着十足的厌烦感。现在翻开历史记录，可以听到1964年到1965年的毛泽东的声音里的不满和斥责。“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干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
戏外之言，闻者有心。江青在此时的出现绝非偶然，毛泽东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曾志在回忆录里亦记载了毛泽东和她的一次闲谈，毛泽东说道：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政治上的敏锐，这是文艺处长江青的一大特长。
很快，她将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很难说最初江青有什么样的野心，但显然天生对于文艺的敏感，更是对自己的自负，让江青觉得自己也可以在这方面一展身手。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江青初试身手。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其时身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
显然，正是由于江青在文艺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政治嗅觉，让毛泽东对江青有着更多的政治信任。1963年，毛泽东对文艺方面猛击一掌：“文联各协会15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次年毛泽东又说“整个文化系统都不在我们手里。”
这样的“最高评价”显然让文艺界不知所措，这一年先后展开了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兵临城下》以及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等的批判。
不破不立，旧戏新戏都已经被“批掉了”，能站起来表达新中国文艺的又将是什么呢。
此时，江青做出了回答。
流行的革命
最初被捧为国剧的绝不仅是京剧。
在1930年代，京剧就已经被称为旧剧，或者旧戏。新文艺派的人士们反对把戏曲尊为国剧，甚至认为它落后，不配称戏剧。他们把话剧看作是中国真正的国剧。在1930年代，潮流青年们大都左倾，并以演出“话剧”而自得。
新旧戏争论的第一波热潮中，江青正在成为一名出色的话剧演员。易卜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新剧”、“真戏剧”的象征。《新青年》曾经介绍过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几乎红遍整个中国。洪深决心学习易卜生，多多创造一些“社会问题剧”，让戏剧教育、鼓舞人，让人们自觉去投身于社会的变革。1935年成为“娜拉年”，江青与金山搭挡出演此剧后，一时成为上海红人，江青亦撰文称“我就是娜拉”。
潮流之下，连京剧名角程砚秋都感慨地说：“我们从事旧的乐剧的人们，对于新兴的话剧形态，应当要竭诚地表示欢迎，并根据自身过去的经验，尽忠实之贡献，帮助其发展。”当时京剧新编戏里的“探索”和“创新”也都挖空心思，从剧照上可以看到，梅兰芳在《黛玉葬花》里用了实景，《天女散花》和《洛神》里也融入了大制作布景和科技效果；除谭鑫培、梅兰芳外，谭富英、雪艳琴、言菊朋等名家也纷纷“触电”，把表演从舞台延展到银幕；在《纣王与妲姬》等新编剧目中，演妲姬的男旦干脆在舞台上袒胸露背来诱惑“纣王”，当然更是为诱惑观众和票房，不可谓不前卫了。这时候的话剧，京剧都以推出新戏而吸引观众。戏剧改革是共识，但是怎样改，则是众说纷纭。
革命思潮，现代话剧，电影文化，左倾思潮，三十年代浓重的时代气息无一例外的在江青身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江青的艺术审美也形成于斯，她在1935年后接受报章的采访时，曾坦承自己的欣赏口味。“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江青的眼光，放在今日的“小资”们当中，毫不逊色。在国产片中，江青坦言：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劫》、《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
在中外艺术大片中，江青的审美趣味还是相当高。但此时的她，更多的从演技角度来评价演员的好坏，尚未与政治挂沟。
北上延安，江青的人生之路有了重大的转折。在与毛泽东婚后的生活中，江青一度远离文艺舞台，但却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在此期间写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文章，延安整风后事实上成为中国真正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对江青的影响，直接的使这位年青的党员，领略到了政治角力的精髓。
只不过，在毛泽东身边服侍多年的李银桥说“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气候时陆续暴露了出来。”
时间匆匆而过，到了“大跃进”时代，肇始于延安时代的现代戏创作形成了不成文的通例，题材主要集中于“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两个方面，对这两类题材的处理也有一定之规。在处理“革命史”题材时，创作者可以而且必须毫无顾忌地按照当时的政治取向主动地设法扭曲史实；处理现实题材时，除了广义的“歌颂大跃进”，也对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进行歌颂。这样一批作品，已经渐渐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的艺术语言，政治的艺术化或者说艺术的政治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连梅兰芳都在当年的风潮之下，说道“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在这个阶段里，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喜欢看戏的毛泽东则有自己的想法，1962年12月他在与华东的省市委书记们谈话时，说道：“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毛泽东呼唤的东风，自然是潮流的革命。
此时的江青，亦已经悄悄复出。“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曾志的描述大致还原了江青此时的角色，她的文艺观即将成为政治气候的红绿灯。
样板戏已经呼之欲出，只不过当年江青没有再选择话剧，而是选择了京剧。
1964年，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场面宏大。29个剧团，二千多人参加汇演。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全数出席观看了演出。为此次演出定调的则是江青。在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中，江青亮明了自己对京剧革命的观点：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事实上，江青由数字而得出两个重要判断的话并非独创。“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人们应该记得，此话的独创权出自毛泽东。而“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则更可以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出的结论。
当年《戏剧报》的一篇社论则直接点出了“样板戏”的意义所在：“大家把京剧是不是演革命的现代戏，是不是努力演好革命的现代戏，不仅作为一个艺术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不仅作为一个题材问题，首先是作为方向问题来对待”。
样板戏+革命。这是文艺与政治的结合，这是方向。事实上，在江青讲这番话之前，毛泽东即看到了此发言纪要，他在上边批道：已阅，讲得好。听不懂这一点的人迟早会付出代价。
自从1937年进入延安后，江青从未如此风光过。这位昔日的演艺明星籍京剧革命重登舞台，不过不是艺术的舞台，而是政治的舞台。之后，样板戏全部出台，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一次汇演中直截了当的说：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唯一对此发出相反声音的则是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的他认为“样板戏”就像“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但不久，这个孩子的主人将证明，这绝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而是一个“革命”的高峰。
第一块样板“红灯年”，1963年可以打上这样的标注。
可怕的三年饥荒过后，这一年再度迎来了丰收。此时，一家三口却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正在当时的流行读物《电影文学》上刊载，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们经常会写信到编辑部阐述自己的想法，这一次则有上万人提出了同样的修改要求。
写信的人们要求剧本中的主人公李铁梅不能死，《电影文学》的编辑们将这一意见转告了作者沈默君，后者随即将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游击队汇合，并且彻底消灭前来追赶的日寇的光明结局。有记载证实，后来毛泽东也比较欣赏改后的结尾，他在看完此戏的最初演出时，曾说：“我原想李玉和一家三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那时的情况又确实如此，敌人对我们太惨，很厉害，都改掉了可能不行。”后来的改动中，李铁梅传承革命火炬就水到渠成。
此剧本在这一年被长影厂拍成了电影，导演于彦夫觉得剧本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过于直露，于是大笔一挥，去掉“革命”二字，改为《自有后来人》。不过，这两个字总有一天又会重新回到这部戏的前面。
在1963年，这样的故事是新鲜的，此戏一炮而红，成为1963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那时候尚无知识产权一说，于是各地文艺团体、剧种本着革命无先后的态度，纷纷改编此剧。长春电影演员剧团近水楼台，先改编成话剧，取名《红灯志》，上海沪剧和中国京剧院改编本都叫《红灯记》，也有的取名叫《红灯传》、《三代人》和《一份密电码》的等等。
京剧版本在哈尔滨公演后，又恢复原名《革命自有后来人》，此剧演出时轰动一时，每当夜晚降临，位于道外小六道街的剧场，人头涌动，天天爆满。此后，国家总理周恩来也在巡访时看过了这出现代京剧。而曾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剧本提出了一个改动：根据当地铁路工人的住房结构，李铁梅是不能从火炕炕洞到邻居家的，于是被改为从后屋的小窗户钻到邻居家院子里。这个细节可以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一部与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都会引起下至百姓，上至最高领导的关注。
哈尔滨京剧院的成功演出，使得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他们迅速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于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正在此地疗养的江青看到了沪剧本，这位颇具艺术细胞的演员当即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江青就是在1963年2月于上海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开始进行“京剧现代戏”的改革的。
1963年国庆节后，江青将《红灯记》的改编任务交给了林默涵虑，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他随即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确定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不过林默涵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里却这样写道：“《红灯记》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由艺术家们通力合作所产生的心血结晶，其中编导阿甲同志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而关于这点，阿甲亦在文革后审判江青的法庭上，揭露真相时，“江青哑口无言”。
回到1964年，在戏曲观摩大会上，却有两部《红灯记》同台竞技。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一团的《红灯记》，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而由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则甚至在1965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杂志上。
但是，此类同题竞争好景不长。有一天，江青突然将两个剧团的演职人员召集在一起，下达了“三停”决定，即：“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巡回演出，唱片要停止发行，对外要停止辅导”。她还说：“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要共同改编这个戏，剧本也只能叫《红灯记》。并强调要去上海，专门去观摩、学习、改编沪剧《红灯记》。她在与云燕铭谈话时说：“你（指剧中铁梅）只能是二号人物，要给一号人物李玉和让路”。《红灯记》按着江青的意思，再度改编后，已经是大动干戈了。到了1970年的演出本，地域、关系、部分台词都做了重大改动，如：发生地“东北改成华北”，“东北抗联改成八路军”，“龙潭改成龙滩”，“北山游戏队改成八路军柏山游戏队”，最明显的改动是将“北满机关的交通员改成共产党的交通员”，其原因是刘少奇曾任过中共满州省委书记。
红灯是怎样亮起来的
在成为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李玉和”之前。电影《自有后来人》中赵联演绎的李玉和就如同一个普通铁路工人，跟身边的人没有两样，而且，他还有个平常人的毛病——好喝上两口。银幕形象则是胡子拉杂，不修边幅，有时还常挨母亲的训。“电影版”的李玉和颇似真实生活中工人的身份，但这样的李玉和远远没有高于生活。
高大、刚健、挺拔，没有一丝缺点的李玉和是如何诞生的呢，修改就成了关键。“修改”是样板戏的一个重要特色，某些样板戏的重新修改甚至导致作品的整体结构发生逆转。样板戏虽然是作为一次京剧“革命”，对传统京剧的形式做了相当大的创新与改造，但这种改造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种修改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修改后李玉和完美无缺，类似的还有高大的杨子荣，真实的杨子荣瘦高，留着八字胡，如果把头发弄乱，确实不用化妆就可混入匪帮，因为他太像是一个土匪了。但为了艺术，杨子荣也得光荣献身，改头换面，英气逼人。
在1967年前上演的《红灯记》中，送信给李玉和的跳车人中弹受伤死在他家，所以李铁梅原来的唱词是：“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我看到，爹爹不怕担风险，表叔甘愿流血牺牲”。但在之后的修改本中，跳车人只是摔晕了，到李家后就清醒过来走了，免去了李家如何处理尸体的难题，并把那唱词改为“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红灯记》前后改动达两百余次之多，在样板戏的修改过程中，还发动了群众参与。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红灯记〉的两处修改》的启事，称根据一些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对《红灯记》作了两处修改。其中之一是将原来“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改成了“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文章还写道：“广大劳动人民”认为，这一修改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使李玉和行为的目的由“救孤儿”的稍嫌狭隘飞跃至“为革命”的崇高境界，而且使他的形象由“东奔西藏”的近乎狼狈一变而成为“东奔西忙”的高大英勇。
据刘长瑜的回忆，郭沫若也曾经亲自为剧本改词，他把原来一句‘不许泪水腮边洒’改成了‘不许泪水腮边挂’，一字之易，但念唱就显得更加铿锵更加有韵味了。正因为如此，刘长瑜一直坚持《红灯记》是集体的智慧。周恩来也经常来看，刘长瑜记得排练时总理经常过来看一看，发表一些意见，原来剧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总理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
从一份时间为1967年8月2日的“审查京剧《红灯记》时的指示”，则能具体看出江青和康生、周恩来以及钱浩梁（剧中李玉和扮演者）讨论修改意见的过程，他们的话题涉及到细节的剧情，以及某些很有意思的政治考虑，不妨把最后一节原样抄录如下：
康生：《红灯记》有一个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解决，跳车人死了李玉和怎么处理的？
江青：观众不会追问这些的。
康生：没有看见出葬，埋在屋子里了吧。（总理和江青同志都笑了，众笑）
总理：有人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还有个问题，过去我给你们这里一个人说过，现在再说一下，那边娃娃哭了，这边铁梅叫一声：“大娘，我给你们送东西”。这样就合理了，也可以敲一下墙，表现李家邻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江青：有些地方是不合理，铁梅放风应该到屋子外面去。
总理：有个小院才好，东北都是小院子的。
江青：现在在屋子里说话我总感觉外边都听见了，景应该考虑重新设计，那样舞台上的东西就挤满了。困难，细推敲，什么戏都事多了。鸠山的音乐不搞好就先不要改。
钱浩梁：第四场我们有个想法，把鸠山的四句唱去掉，叛徒不打当场招供，就更暴露了叛徒嘴脸。
江青：叛徒当场招供，可以考虑。
总理：没打就招了，和后边李玉和被打，宁死不屈是个明显对照，这样好。
江青：六场乱，要恢复原来的，减掉一些鸠山的东西，一下子不容易解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几句就请康老想了……《红灯记》的修改一直延续到1970年，在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在这个演出版本里，增加了政治意味，如最后两场《伏击歼敌》和《胜利前进》中，正面表现武装斗争的武打和舞蹈的戏份增加了许多。不过除了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哪个对中国革命更有贡献的表现之外，样板戏的修改还有多重的考虑。剧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亦曾谈起过该剧的修改：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粥棚脱险》一场的去留，当时许多人认为这场戏“没戏”，主张删去，其经过则由李玉和的唱念加以交代。但这种过分考虑戏曲的剧场艺术效果的意见最终被否定了，《粥棚脱险》一场仍然得以保留。
其原因浩亮说得很明白，这场戏是本剧中“描写李玉和从事地下工作，同群众接触的仅有的一场戏。这场戏正面展示了李玉和与劳苦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亲密无间的情景”。中国向来注重同群众的关系，因而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便成为重要内容。如果《红灯记》缺少了这一点，至少是一种不足。而这场戏中安排的群众对日寇的愤怒指斥，正可与《刑场斗争》中李玉和“抗日的烽火已燎原”的唱词相呼应。因此《粥棚脱险》或许可以说“没戏”，却具有很大的意义。
江青在样板戏创作过程中所作的指示，曾被汇总成一本名为《江青同志论文艺》的小册子。日本学者竹内实1976年曾这样诙谐地谈到他对此书的读后感：“如果从这些资料来看江青的指示，让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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