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维韦克·瓦德瓦,（美）亚历克斯·萨尔克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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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路：科技、商业和人类的选择试读：
引言
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阳光明媚，我正穿过加州山景城的市中心。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辆小型汽车，它看起来既像一辆高尔夫球车，又像动画片《杰森一家》里那种上面有一个透明圆罩的宇宙飞船，仿佛二者合二为一。滑行一段后，这辆车停在了十字路口。有人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司机的位置却是空的。“多奇怪”，我心想。随后，我意识到，这正是谷歌无人驾驶汽车。这家总部位于山景城的科技巨头正在这里实地测试公司研发的小型自动驾驶汽车。
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任何预做安排的公路上看到全自动汽车。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耐心地等待着面前的一位路人走过。有一辆车通过十字路时打了左转灯，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有先行权，于是主动加速，顺利通过了路口。我发现车里的乘客异常平静。
我既惊讶，又有所不安。我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得知，我这样的反应很正常。无人驾驶汽车会对“人优于机器”的很多假设提出质疑。
虽然我住在硅谷，但无人驾驶汽车的实现却是最令人震惊的标志，代表了我们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所要面对的未知的未来。在物质丰富的国家，学开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开车是自由的象征、力量的象征、成年的象征，也是大脑克服身体限制、跨越身体极限的明证。直到最近，开车似乎还是只有人类大脑才能掌握的技能。
开车需要不断在心里进行风险评估，还涉及感官意识和判断力，要适应极其多变的周边环境。不久前，这项任务对机器人来说似乎还过于复杂，无法掌握。如今，机器人开车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人类——至少在公路上如此。很快，人们将会谈论究竟还应不应自己开车。
这一范式的转变并非没有代价，没有争议。广泛采用无人驾驶汽车将剥夺上百万以开车为生的美国人的工作，不管他们开的是小汽车，还是卡车、公交车。最终，开飞机和轮船的人也会失业。作为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的必然延伸，我们将共享自有汽车。但是，我们如何处理造成人员伤亡的软件错误呢？要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如何给机器编程，让它在面对两难的选择时做出正确的决定？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是否应该为了让一车儿童免受伤害，而不顾车上乘客的性命开下悬崖？
当我在街道上第一眼看到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时，我惊奇于自己的复杂心情。我意识到，我的万千思绪反映了这股科技冲击波的逆流——让我们所有人都震惊的逆流：高效、及时、互通、媒体流同步，结果带来的是失业、认知不足、社交障碍、孤立、精神涣散，以及认知和情绪的超负荷。
科技曾经是一个由商业系统和酷炫装置主导的独立领域，但它无疑已悄悄潜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这种渐渐蔓延已转变为大步向前冲刺。科技正在接管一切：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每一部分，醒着的每个时刻。越来越深入的数据网络和互联设备加快了通信和信息处理的速度，从生物学、能源、媒体到政治、食品和交通，一切领域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些改变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未来。我们自然会感到不安，这理所当然。科技主要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设计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和我们的环境，只能接受科技的负面冲击。我们需要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也的确需要我们对生活有一定的掌控。
要形容我们的这种不安心情，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谷歌无人驾驶汽车了。我们欢迎更好的未来，但也担心失去控制权，丧失身份，更重要的是，失去自由。我们为科技做出了哪些让步呢？我们如何判定改变生活的科技创新值得我们做出牺牲呢？
著名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黑客和科技高手当中很受欢迎。1999年，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表示：“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得并不十分均匀。”当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想法。不到20年后，吉布森的话如今仍然适用，即便我们大多数人（包括穷人在内）都有可能参与决策，决定科技的分布，甚至决定是否禁用某些科技。
我的工作就是思考未来，并与他人讨论未来。我有幸住在大多数人眼中那个属于未来的世界。我开的是超酷的特斯拉Model S电动车。我的家在门洛帕克，离斯坦福大学很近，住的是被动式节能屋，基本不用电网的电，供热制冷也只消耗最少的能源。我的苹果手机里装着各种电子传感器，只要将其贴在胸前，就能生成详细的心电图。不管我身在何处，都可以立刻将心电图发给我的医生。
我和很多企业家和研究人员谈论过突破性技术，比如人工智能（AI）和合成生物学。它们正以极快的速度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团队仅用了三个星期就开发了一只全功能外科手术手套，可以在手术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触觉指引。还有一个团队用4个星期开发了一款可视化软件，用现成的搭载摄影机的无人机拍摄影像，告知农民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遥远的未来不再遥远。我们期待某些机构去评估或预先阻止科技风险，期待它们传播科技带来的益处，期待它们帮助我们了解并掌握科技。当这些机构被科技变化的速度所超越，它们将被淹没于变化的海洋之中。
如果我选择听之任之，这些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巨大涟漪效应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寿命长短，以及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虽然我描述的未来生活听起来似乎并不真实，但不超过10年，我们就会嘲笑现在的生活原始落后，因为科技专家现在有能力对我们的生活做出自人类诞生以来最大的改变。从使用火到农业的出现，再到轮船、内燃机和计算机的发明，和这些重大变化一样，这次变化也将源自惊人的科技进步。不过，这次改变更大，速度更快，也许对生活在这个崭新时代的我们来说，压力也更大。不了解这次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整个世界就可能会更加失控。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带你走入未来，讨论正以指数级发展的进步科技，解释这些科技可能会带来什么。你会看到，面对它们的潜力，我是多么兴奋，面对它们带来的风险，我又是多么担心。
宽泛地说，我们将一起从两种可能出现的未来中做出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星际迷航》中乌托邦式的未来，我们的欲望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我们生活的重心是获取知识、提升福祉。另一个选择是《疯狂的麦克斯》中反乌托邦式的未来，这是一个令人恐惧、人们彼此疏远的未来，人类文明将自我毁灭。
这两个世界都源自好莱坞创作的科幻作品，但任何一个都可能成真。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做出三录仪、复制机，发明非凡的运输技术，保证大众健康，提供足够的食物、水和能源。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能步入这样一个未来：没有工作、失去隐私、入侵医疗记录、提倡优生学、越发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些可能创造一个不安定的、奥威尔式的或是暴力的未来，可能破坏我们殷切期盼的科技进步。我们知道，文明进步很可能在无意中退步，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就是如此，人类进入黑暗时代，罗马人千辛万苦积累的大量知识和技术就此从地球上消失。要想让我们拥有的辉煌文明倒退，只需来场灾难性的动乱即可。
决定最终结果的是我们所有人的选择。科技无疑会制造动乱，破坏产业和就业。它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好处，也会带来坏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分享我们所创造的繁荣，减轻负面影响，保证益处高过风险，越来越独立而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科技，那么我们的未来就可以是《星际迷航》中的世界。
你会发现，科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同样的技术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这仅仅取决于我们一起做出的抉择。分界线要划在哪里，应该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决定。
最后，你会知道，我内心是乐观的。我坚信，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会不断学习、进步，团结一致，创造美好的未来。
记住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起航了。第一篇此时此刻如果答案永远是变化，那么问题是什么？/ 1.尝尝反乌托邦的苦果 /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让每个人都感到愤愤不平。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因为支持种族主义的共和党人以及充斥着权钱交易的政治制度而怒火中烧，希拉里·克林顿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的一大受益者。让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愤恨的是美国的腐败和衰落，以及两党如何离弃他们，留下了一堆背弃的诺言。让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感到恼火的是，主流媒体未能在与特朗普有关的“性侵案”上发挥什么作用。
同样的愤怒也出现在了英国，绝大多数不住在繁华伦敦的英国公民投票脱离欧盟。德国以排外著称的极右翼政党获得重要席位，进入联邦议院。全球繁荣国家的愤怒正在酝酿，而失落感和收入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愤怒。几十年来，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但是，在耀眼的金融大厦里，在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摆放着康普茶的科技园中，投身华尔街和科技领域的富人仍拿着巨额薪酬。
在我看来，愤怒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无力感。自从微处理器和电脑进入我们的生活以来，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与日俱增。起初，我们觉得电脑很神奇。电子表格、文字处理软件、可以和游乐场的电子游戏机相媲美的视频游戏，这些简单的小东西竟然可以在我们客厅里的“小箱子”上运行！
随后，科技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中。电子邮件取代了传统书信，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将不会再手写一封完整的信。社交网络恢复了我们曾失去的联系，不断传递着好消息，讨论也热络起来。地图不再放在杂物箱里，而是装在了智能手机里。慢慢地，我们开车的方向感被GPS卫星定位系统）取代，电脑生成的左转右转的指令极具预见性，我和很多朋友都不记得上次把去舞会或餐馆的路线打印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新的电子系统更加智能化，它们开始逐渐取代许多人类活动。单调的语音菜单取代了客服代表。机器人稳步进入工厂，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队伍因此变得越来越少，效率急剧提高，产品价格随之大幅下降。不仅美国如此，中国以及其他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市场也是一样。机器人在上海、斯图加特或芝加哥的价钱没什么差别。
电脑面世之初，我们便开始了顽固的停滞状态。中产阶级的薪水似乎一直低于一般水准。随着工业中心被掏空，婴儿潮时代的乐观情绪让位于悲观主义，即使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也并不怎么体谅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开始经历失业式复苏。在这一令人沮丧的阶段，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就业和工资仍然低于历史水平。
美国人担心“自己的生活一定胜过父母那辈”的承诺将无法兑现，这种恐惧一代比一代强烈。与此同时，计算机和系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前进——越来越快，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算法甚至开始取代律师，我们开始担心计算机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抢走我们的工作——等着瞧吧。
随着收入不平等的鸿沟不断加剧，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归给了全球前5%的人。前1%的人获得了最大的回报，与他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
这一切并不是说美国人的物质生活不如四十年前。今天，我们拥有更多的汽车，我们的房子更大，我们的食物更丰盛、更便宜。超级计算机，比如苹果手机或最新的安卓手机，就装在我们的后裤兜里。但是，人们不理睬这种绝对益处，而是把焦点放在相对变化上。基于此，反乌托邦的世界观合情合理，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机器中的幽灵成为罪魁祸首。政治人物因为无法把时间倒转到更好的年代（实际上是更穷、更危险、寿命更短的时期）而令我们失望。银行和其他大企业把人当作棋子。
所以，夺走我们工作和尊严的正是这冷漠无情的技术。但是，我们作为个人可以对技术施加控制和影响。美国国会因为《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而遭遇的公开抗议和海量邮件就是例证。这些法案力图给在线分享音乐和电影设置障碍。一场由数百万普通公民发起的运动，一夜之间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轰炸华盛顿特区，从而改变了政界人士的立场，击败了娱乐业数百万美元的游说资金。
然而，在如何对待科技上，如果朝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则会导致最糟糕的反技术冲动。旧金山市中心的抗议者朝谷歌班车扔粪便，发泄自己对这座海湾城市正被富有的科技人员所控制的不满。但这场抗议是缺乏逻辑的。这些班车正在为减少路上的私家车、降低污染、缓解交通拥堵、抵御全球变暖发挥作用。往谷歌班车上扔粪便能让时间倒流吗？能把房价降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水平吗？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相当于谷歌班车抗议活动的全国版。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和老年人，希望把时间倒退到智能手机时代以前，那时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会更稳定，收入也会稳步上升。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但也以白人为主（虽然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他们想把时钟倒退到人民而不是大公司控制政府的时代。我们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也看到了反对优步司机的暴力抗议活动。当优步汽车不再需要司机，人们的愤怒只能发泄在机器身上时，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抗议活动呢？
我们太容易把不满的焦点转移到技术和系统上，这些技术和系统承诺带给我们一种极为舒适和自由的生活。与此同时，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的，做出这一承诺的技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死亡。人工智能既是现代计算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也是人类创造的最危险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类似时期，人类在时代更迭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走过这些艰难的旅程。过渡并非没有挣扎、冲突、失误，但总的来说，一旦人们接受了未来，并试图控制它或者说至少对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他们就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让公众参与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最好的未来，同时要找到方法，应对肯定会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混乱。/ 2.欢迎来到摩尔世界 /
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停机坪上停着一架航空迷钟爱的时尚客机——协和式客机。这是第一架能够以超音速飞行的客机。从纽约到伦敦，仅需要不到三个小时，投资银行家和有实力的商人对这几近神奇的飞行之旅大加赞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协和式客机曾是，现在也依旧是航空业的未来。
不幸的是，所有的协和式客机都停飞了，因为航空公司发现这项服务运营成本过高，没有利润可赚。协和式客机产生的音爆激怒了社区。这种飞机与众不同，外形美观，但维护成本很高。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贵了，而且没有显而易见的办法可以让它惠及更多的人。埃隆·马斯克开发特斯拉时的一部分聪明之处便在于此。他的高端汽车公司正迅速向下游发展，成为大众市场的一员。显然，就协和式客机来说，颠覆未来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就位，虽然现在有些人正在尝试，包括马斯克和他的“超级高铁”项目（Hyperloop）在内，但情况依然如此。
再举一个伦敦的例子。1990年，一家名为艾迪生·李（Addison Lee）的汽车服务公司开始从萧条的出租车市场中获取巨额利润。公司提供发短信叫车的服务，由软件驱动的电脑调度系统可以确保驾驶员在几分钟内接到在市内任何地方叫车的人。当然，这和优步采取的是同样的商业模式，但艾迪生·李的服务仅限于伦敦，公司管理层从未试图将业务拓展到其他城市。
艾迪生·李最近以3亿英镑的价格被卖给了私募股权公司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2016年年末，优步的市值大约为700亿美元，预计不久将会达到1 000亿美元，是艾迪生·李的200~300倍。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使用同一个优步应用程序叫车，用同一张信用卡支付。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将会享受高质量的服务。优步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的雄心壮志。艾迪生·李虽然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从未放眼全球市场。
优步的雄心远远超越了汽车领域，公司员工已经在考虑优步平台的其他可能性。他们并不把优步看成一个打车软件，而是视其为一个把买家和卖家联系在一起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测试市场的努力，比如那些滑稽的营销策略，用优步叫一辆冰激凌卡车或墨西哥街头乐队（mariachi）。此外，还有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比如让优步送来一位护士给办公室所有人打上一针流感疫苗。优步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公开表示，一旦无人驾驶汽车成为主流，公司的服务将完全取代汽车拥有权。这将对现在的优步司机有什么影响，仍有待讨论。
那么，在某一特定的经济领域或服务类型中，什么才是我们立足未来的成熟条件呢？答案虽有很多变数，但有几个条件通常会预示这一飞跃。首先，对现状必须有广泛的不满情绪，不论这种情绪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讨厌出租车行业（即使我们往往会喜欢某个司机），大多数人很多时候也都讨厌在市内或周边驾车的经历。没有人对教育体系完全满意。虽然我们也许很喜欢给我们看病的医生，但很少有人认为医疗系统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令人恐惧的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一观点——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医疗过失是第三大死亡杀手。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像喜欢苹果手机和本杰瑞冰激凌那样喜欢我们的电力公司、手机供应商以及宽带公司。在所有这些不受欢迎的机构和部门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令人沮丧的一幕：烦琐的规章制度、近似于垄断的特权（通常是政府批准的）、稀缺不动产（无线电频谱、奖章、许可证等）的拥有权，以及在政界有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这种不满是系统性的必要条件，接下来是技术上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重大变化（而且，我敢说是颠覆性变化），它们的发生和不可避免都可以追溯到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准则：半导体芯片单位面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便会翻一番。摩尔定律解释了为什么你手里拿着的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比几十年前的超级计算机速度还快得多，为什么它们比阿波罗计划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送人上月球时使用的计算机还要快上几个数量级。
新技术颠覆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故事已是老生常谈。农业、火药、钢铁、汽车、蒸汽机、内燃机和载人飞行迫使人们改变生活、饮食和赚钱的方式，迫使人们为了控制资源而互相争斗。不过这一次，摩尔定律正在引领变革和创新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在我们讨论的所有这些关键领域，包括健康、交通、能源、食品、安全和隐私、工作和政府，计算机成本的迅速下降正推动受科技影响的每一个领域发生惊人的变化。没错，是每一个领域。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成本已然降低的传感器领域，这些传感器正成为物联网的支柱，成为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新网络。软件、数据连接和手持计算设备对我们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有了这个组合，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将会实现。
这种转变还有另外一个影响，任何可能转换成网络数字化的离散模拟任务都会成功转换，包括许多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机器人或计算机永远无法解决的任务。机器人看起来将像人一样，也会做人类才能做的事情。
很多人工智能专家认为，机器的这种智能行为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还有经常被一些专家提到的发明家雷·库兹韦尔所写的一本书，库兹韦尔可以说是最乐观的一位技术专家。他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揭示人类思维的奥秘》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的根本措施是可预测的，呈指数曲线发展。”他把这个假设称为“加速回报定律”。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曲线中最受认可的摩尔定律，但我们对于有生之年出现的另一个呈指数增长的关键曲线却不甚了解：互联网以及现在物联网上可以获取的数字信息量。库兹韦尔以“在互联网上传输的每秒比特数”来衡量这一曲线。按照他的测量标准（以及其他标准，比如思科系统等），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大概每1.25年翻一番。作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跟踪所有这些信息，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现在我们一天创造的信息内容，比数字时代之前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总和还要多。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理解这样一个关键的必然结论：因为信息技术（即计算机），任何科技都可以寻址，也都符合加速回报定律。举个例子，现在人类基因组已经被翻译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二进制编码，基因组学事实上已归于信息技术，加速回报定律也因此适用。当生物化学家和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带领的研究团队宣布1%的人类基因组已成功解码时，许多怀疑者谴责他们进展缓慢。库兹韦尔表示，文特尔的团队实际上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按照指数曲线，从0.01%到1%所需的时间和从1%到100%所需的时间是相同的。
将这条定律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和任务往往比看起来的更直接。很多人曾说，计算机永远无法击败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象棋大师。库兹韦尔通过计算得出，计算机需要计算棋局中100 000步走法的可能组合，这一过程十分迅速，仅需几秒钟即可重复完成。一旦跨越这个门槛，计算机就会击败人类棋手。库兹韦尔将这一门槛与摩尔定律联系起来，坚信这一节点大约会出现在1998年。他是对的。
我们要清楚一点，人工智能要想实现飞跃，使计算机在一般智力方面超越人类，这与击败人类棋手这样的确定性任务截然不同，也更为复杂。所以，要过多久计算机才能超越人类的智力尚不确定。
然而，科技领域这些新的加速变化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工业革命发展了近百年。个人电脑的崛起跨越了45年，至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全面普及。智能手机正在走向全面普及，所用时间仅是前者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我发现平板电脑在发达国家的广泛普及比智能手机还要快。
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已经普遍达成共识，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每个人的世界。
之所以能达成共识，原因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末，任何一种手机都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更不用说智能手机了。如今，非洲和印度的贫穷农民都把智能手机当作查看市场价格和与买方及托运方沟通的常用工具。智能手机把丰富的信息来源引入他们的生活。除了像早先那样用手机给远方的亲戚打电话，他们现在还可以用智能手机接收远方医生的医疗建议，在选择市场之前查看邻村的价格，还可以汇款给朋友。在肯尼亚，支持手机的M–Pesa网络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的银行系统，为数百万肯尼亚人创造了一个几乎零摩擦的交易和支付系统，这些用户此前除了以物易物之外，无法参与任何经济活动。
随着摩尔定律的下降曲线，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幅下滑，在拉各斯等贫穷落后但充满活力的非洲国家的首都几乎无处不在。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在《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一书中指出，这些装置为丛林中的马赛勇士所提供的信息比20年前美国总统获得的信息更多。这一趋势现在才刚刚起步。5年内，与我们2017年在美国使用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功能一样强大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将降至不到30美元，到时候，即便最穷的人也可以用得起联网的超级计算机。到2023年，智能手机将拥有比我们自己的大脑更强的计算能力。（我可没有敲错字，按照计算机的进化速度，第11或12代苹果手机的计算能力将强于我们的大脑。）
计算能力的加速为自身提供了动力，这一过程永无止境。有了价钱更低、速度更快的芯片，价格也随之降低，速度随之加快，从而带来了更好的研究工具和生产技术。所有这些进一步加速了计算机的发展。但是，正如我在前文中讨论过的，现在，摩尔定律不仅适用于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还适用于所有的一切。变化一直是常态，始终如此。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变化，这么快的变化，领域如此众多的变化：能源领域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健康领域向数字健康记录和药品开发的转变。在银行业，区块链和分布式分类账系统向过时的金融体系的不透明程序提出了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定律已经提出50年了，我们正走向可以缩小晶体管的极限。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比原子还小。但英特尔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都表示，它们还可以坚持摩尔定律5~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笔记本电脑中的硅基计算机芯片在21世纪20年代初肯定能赶上人脑，但此后摩尔定律可能不再适用。
摩尔定律之后会发生什么？正如雷·库兹韦尔所解释的那样，摩尔定律并非计算的全部。无论英特尔和IBM能在芯片上做出什么突破，进展都不会止步。摩尔定律本身只是5个计算范式中的一个：机电计算、继电器计算、真空管计算、分立式晶体管计算和集成电路计算。自从地球上出现进化开始，计算能力就一直呈指数级增长：从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使用的机械计算机，到破解纳粹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机器、CBS真空管计算机，再到第一次太空发射使用的晶体管计算机以及最近的集成电路计算机。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变化一开始非常缓慢，然后速度骤然加快。每种新技术都沿着S曲线发展，开始是指数级的，随着技术达到极限而趋于平稳。一项技术结束后，下一个范式将会接管。事情一直都是这么发展的，这就是为什么摩尔定律之后会出现新的计算范式。
现在，一些重大进步即将显现。以图形处理器为例，因其利用并行计算而极大地提升了性能，不仅适用于图形，还适用于构成人脑体系结构的神经网络。正在开发的3D芯片可以将电路分层包装。IBM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正在研发认知计算芯片。作为硅的替代品，砷化镓、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等新材料前景巨大。还有那最有趣也是最吓人的技术——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机不像现在的计算机那样将信息编码为0或1，而是使用量子比特，或称量子位，其状态通过叠加和纠缠的量子现象来编码整个计算范围的可能性。今天计算机需要数千年才能完成的计算，量子计算机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技术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推动技术发展的计算机处理器速度越来越快，尺寸越来越小，价钱越来越便宜。S曲线刚开始的速度可能暂时较慢，但技术的进步持续向前。这些技术进步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过山车上，路程的起起伏伏让我备感兴奋和失望，而恐惧也常常伴我左右。然而，这一趟旅程才刚刚开始，最好的（抑或最糟糕的）还在前方。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塑造和控制科技世界的力量，以获得更多的工具和选择？/ 3.变化对个人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的选择很重要？ /
让我们设想一下未来：不用工作，却仍然能过上健康而丰饶的生活。我们的家十分舒适，我们可以在家里“打印”我们需要的所有食物、电子产品和家居设施。如果要去哪儿的话，我们可以点击手机里的应用程序，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就会出现，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我所讨论的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能源、食物、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时代，那时，我们的物质需求将会完全得到满足。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来将会出现大量失业，医生、律师、服务员、会计师、建筑工人以及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工作都将由机器完成。我们不再会自由自在地开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是让机器人载我们去。开车的快感和工作的满足感将一去不复返。
有些人在看待这些潜在变化时比较积极，而其他人则胆战心惊。不管怎样，这都是不久的将来的一个侧面。
未来会有很多新的风险。隐私将不复存在（我们现在的隐私正越来越少），因为无人驾驶汽车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将记录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以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的全部生活都会被记录在数据库里，每一个清醒的瞬间都将被记录在案。我们会读到这样的新闻：黑客远程劫持了一辆汽车、飞机、直升机或医疗设备，导致政治家遇害或重伤，从而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我们认知中的学校将不复存在，因为家中配备了数字化教师。你认识的某个人（也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生物计量信息可能遭窃，包括DNA（脱氧核糖核酸）、指纹、声纹，甚至步态。人与机器将合二为一，我们将无法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
但未来也有光明的一面。你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比现在医生对你的了解要充分上千倍。所有信息都将来自你的智能手机。你的寿命将比你现在想象的要长得多，因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将延缓很多衰竭性疾病。将来，你几乎不用付电费，还可以用3D打印机来盖房子或换肾。
我们的孙辈将从机器人替身那里接受极好的教育，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儿童都会接受同样好的教育。贫困将被扫除。我们将有足够的清洁水供每个人饮用，我们将不再为石油而战。路上不再有交通灯，因为无人驾驶汽车不需要它们！当然，也没有停车罚单一说了。最重要的是，你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艺术、音乐、写作、运动、烹饪，各种各样的课程，或是单单做白日梦也可以。
由计算能力和因特网引起的早期颠覆性变革为我们提供了更快捷的工具，我们因此从电子表格、文字处理、电子邮件和手机中大大获益。但是，健康、教育、交通和工作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仍很模糊。另外，虽然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却没有提高我们的智力。例如，我可以在Kayak.com网站上为复杂路线搜索航班，但今天没有任何产品可以告诉我满足我特定需求和偏好的最佳路线。为此，我还得去找一位非常聪明的旅行社代理人，虽已过时，他的事业却依旧红火。（是的，他们现在仍然存在，还做得很好，这要归功于那些拿着高薪的高端旅行者，他们想要高度个性化的服务和真正的专业指导。）
现在，事物发展的速度更快了，新技术实现大规模应用所需的时间正在缩短。从美国第一家调幅（AM）广播电台开始运行，到全美广泛使用无线电，大约用了20年的时间。录像机也用了大约20年时间才得以广泛使用，家用电脑也一样。不过，互联网已经加快了这一推广速度。
想想YouTube视频网站，它创造了一个像录像机和收音机那样重大的范式转换。再想想视频搜索，把我们的焦点从文本和静态图形转移到视频和动态内容上。一种迎合网络视频的全新经济应运而生，从内容投放网络到广告网络，再到迎合YouTube制作的新工作室系统。此外，一种新的职业“YouTube明星”（油管红人）也应运而生，他们中的有些人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还到处巡演。
YouTube成立于2005年，并在18个月内实现了大规模应用。技术创新的惊人速度在许多其他易受数字化影响的领域激起了广泛反响。
以前的创新中缺少了某些关键环节，包括提供更聪明想法所需的原始计算速度，以及轻易将软件和硬件与我们生活连接起来的方法。总之，当时，快速计算是稀缺的、昂贵的，无线连接更是有限的、罕见的，而硬件则是奢侈品。这一切都在21世纪发生了改变。
也是在2005年前后，宽带互联网开始改变我们看待数据和通信世界的看法。语音通信迅速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服务。在互联网刚刚出现时，我们付费使用的是速度缓慢的拨号连接，那是一种捆绑电子邮件访问的服务。今天，宽带连接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很常见。
即使这样，似乎也无法令人满意。如今，4G / LTE（长期演进）网络远远超过了5年前的无线网络，我们发现3G无线连接很让人受不了，甚至4G / LTE似乎也异常缓慢，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我们很眼红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社区，谷歌光纤已经为那里成千上万的家庭安装了价钱可以接受的高速网络。
一个数据连接几乎无处不在的时代正以较快的速度向我们走来。在物质生活比较舒适的世界，Wi-Fi（无线保真）几乎随处可见，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谷歌高空气球计划（Project Loon）等新项目可以利用在全球各地安放的气球覆盖更快的网络，气球利用不断喷射的气流升空并搭载无线网络设备。这些项目有望填补网络空白，惠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还没有宽带可用的数十亿人。
数据连接、廉价的掌上电脑以及功能强大的软件，这三者的联合将进一步升级能够联网或数字化的其他任何事物。它们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是以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科技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从火药到钢铁，再到内燃机和电力的兴起，科技领域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需要人们信心的飞跃以及与过去的决裂。想象一下人们第一次乘坐摇摇晃晃的汽车进行长途旅行时的恐惧，汽车可是燃烧着一种爆炸性易燃液体，靠充气的黑色橡胶轮胎行驶的。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可怎么办！然而，人们很快就克服了对汽车的恐惧，转而关注如何提高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我现在已经不再看电视，因为我想看的所有节目都可以在YouTube或Netflix（网飞）上看到，我想了解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在视频或网页上找到。取消有线电视对我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因为我担心错过了新闻，但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网连接，我发现了更好的信息来源。我完成了信心的飞跃，没有再回头。
的确，热情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甚或仅仅是迟疑不决地迎接，这种信心的飞跃从心理上都是很伟大的。这不像取消有线电视那样容易做出决定。让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送你的孩子上学？让手术机器人来做癌症手术或提供重要的诊断？让医生永久改变你的DNA以治愈疾病？让电脑教育你的孩子，并教他们弹钢琴？让机器人搀扶年迈的父母迈进湿滑的浴缸？类似的决定在一二十年内将会司空见惯。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随着世界从模拟转向数字，从湿件（即人脑）到软件，从自然到超生物和超自然，一切事物的变化速度都越来越快。这才是真正的重大转变，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作为个人，我们必须准备好扪心自问，我们将接受、影响、加快、减缓或彻底停止哪些变化。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与以前相比，允许你做出决定的时间将会越来越短。我们知道，如果变化是意想不到或者不请自来的，那么它会极具颠覆性。
适应变化并不容易，有时似乎令人痛苦。但我的希望是，大家对未来加以思考，不要成为环境的受害者，而是要成为在混乱的民主国家引导技术变革的投票公民。我也希望你会成为做出选择和引领潮流的人，而不是一位过客。 为什么我们的个人选择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担心人类的命运？这本应该是其他人的工作，比如政府和商界领袖。原因是他们并不担心人类的命运——至少他们的担心是不够的，也不在正确的轨道上。
科技公司正试图为物联网制定标准，科学家正努力制定编辑人类基因组的道德标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决策者正在起草有关无人机的规定。他们的目光都很狭隘，很少有人有大局观，因为大局较为杂乱，简单的模型不适用。这么多的技术同时呈指数级增长，会导致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您在阅读本书时所发现的那样，每一项技术本身都可能势不可当。
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是挑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的毛病。毕竟，法律就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一个社会达成的共识，往往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些新问题上，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还没有形成什么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法律、治理和道德框架的不足也在日益扩大。如何界定无人机操作员是个偷窥狂，还是只是个意外的入侵者？如何界定研究人类DNA的科学家在从事治疗学，还是转向了优生学？我们需要专家来告诉决策者。但是，责任最终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我们要告诉决策者应该制定什么法律，以及在这个呈指数级变化的新世界里，我们认为什么才是道德的。/ 4.你准备好了吗？ / 科技寻求的是社会的原谅，而非许可
现在的变革和过去的变革有一个重要区别，如今，法律、监管以及政策的应对能力滞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摩尔定律适用的世界，我们就住在这样的世界中。
颠覆性技术并非全新的概念。早在强盗贵族时代，美国早期的无情资本家在没有征求政治许可的情况下就建起了铁路。往近点儿说，在个人电脑革命期间，员工没有告诉IT（信息技术）部门就把自己的电脑带到公司。而在如今这场技术革命中，最前沿的公司所引发的监管和系统性颠覆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公司正利用数据连接、廉价的掌上电脑以及功能强大的软件吸引客户，在有人能告诉它们停手之前不断造势。
2010年，优步的出租车服务在美国国会以及议员当中毫无影响力可言。但到了2014年，尽管这项服务在许多选区仍不合法，但优步却在美国国会获得了超过60%的支持率。这让我想起了“规制俘虏”。不过，优步、爱彼迎（Airbnb）和通信软件公司Skype等采取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让传统的利益集团几乎不可能驱逐或取缔新事物。
事实上，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医疗保健应用程序和附件都以某种方式绕过了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烦琐的审批流程。只要应用程序和传感器是卖给患者做参考工具，而不是卖给医生使用的，就不需要获得批准。但是，这些应用程序和附件取代真正医疗意见和测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创新者的市场之路并非完全无障碍。FDA能够迅速且轻而易举地禁止新兴公司23andMe向公众出售家用遗传学试剂盒，尽管后来FDA稍微修改了这一决定。优步在德国和其他地方一直在与监管部门斗智斗勇，主要是迫于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但是，这两家公司提供的服务现在几乎不可取缔，因为它们在特定领域为公众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从而得到了公众极大的支持。
巧妙的是，公司利用呈指数级增长的用户来发起草根政治运动，即使是根基稳固的政客也难以抵制。在华盛顿特区，当市议会试图禁止优步时，优步请用户站出来说话。顷刻间，数以万计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堵塞了交换机和服务器，让政客明白禁止优步可能要付出严重的政治代价。
这些公司所做的其实就是引导和动员用户，让他们告诉政治人物自己想要什么。这种做法应该会起作用的。“结果必然如此，因为用甘地的话说，最好的、最合理的法律就是‘成文的道德’。”白宫前首席法律顾问普雷塔·班萨尔（Preeta Bansal）如是说。法律和道德规范是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指导方针，需要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以版权法的发展为例，版权法出现于印刷机的发明之后。15世纪初，印刷机的面世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实验结果的分享，给政治和宗教精英带来很大打击。它通过新教的传播加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由于文化自觉的提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最终引发了文艺复兴。在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之前，关于思想所有权的争论持续了大约300年。
同样，18世纪和19世纪的蒸汽机、钢铁的大规模生产和铁路建设促进了无形产权和合同法的发展。无形产权和合同法建立在案例的基础上，比如铁路问题、伤害畜牛和雇员的侵权责任以及土地征用权（国家为公用设施强制征用土地的权力）等。
几百年来，我们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不断发展。今天，技术呈指数曲线前进，几乎影响着全球各地的每一个人。原来要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发生的巨变，现在只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只需要几年。不久前，Facebook（脸书）还只是个寝室约会网站，手机是超级富豪的专享，无人机是耗资数百万美元的战争机器，超级计算机仅用于秘密的政府研究。如今，业余爱好者可以建造无人机，印度贫穷的村民可以用智能手机上Facebook，甚至他们的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超过了以往的超级计算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介入的原因。唯有我们集体的力量，唯有把聪明智慧聚集在一起，才能帮助立法者制定指导变革的合理政策。描述问题和制订解决方案的方法有很多，我将提出三个问题，可以帮助你对即将要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做出判断。 问自己三个问题
去年，我在墨西哥奇瓦瓦州的蒙特雷科技大学主持过一个创新研习班。当时，我问班上的人，如果允许医生为了让孩子跑得更快、记忆力更好而改变他们的DNA，这样做是否道德。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不道德。然后，我又问他们，如果医生为了治病而改变绝症患儿的DNA，这样做是否可以。班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是件好事。实际上，以上两种情况在行为上是一样的，虽然意图不同。
我教这门课时强调，先进技术既会被用在我们支持的方面，也会被用在我们认为不道德的方面，这两方面的潜力总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挑战是，弄清楚好的可能性是否超过了坏的可能性，得到的好处是否值得我们冒这个险。我与我信任的朋友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讨论，找到了一个“镜片”或者说“过滤器”，在评估新技术对社会和人类的价值时可以派上用场。
我将其归结为三个问题，事关平等、风险和自主：1.每个人都可能从这项科技中平等受益吗？2.这项科技的风险和益处分别是什么？3.这项科技更多地提高了自主权还是依赖性？
思考这三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涵盖权衡新技术好坏时应该考虑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无人驾驶汽车的驾驶者”（我们所有的汽车很快都会变为无人驾驶汽车），如果我们要超越并摆脱过载的数据，从而获得清晰的视野，就要限制和简化我们在做决策和形成想法时所考虑的信息量。
为什么是这三个问题呢？首先，想一想我们前面讨论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那些愤怒的选民，再展望一下技术将要引发的失业前景。如果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就可以处理失业引起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至少我们不会出于迫切的需要和绝望而行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拥有新的价值观的社会，也许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教别人和帮助他人来获得满足，或是通过音乐和艺术等领域的成就获得满足。
接下来是技术的风险问题。正如我在蒙特雷科技大学所问的问题一样，消除使人虚弱的遗传疾病没有什么争议。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在这一领域是有建设性意义的。但是，如果用它来提高人类的智力水平、外貌和力量呢？如果用同样的成本，可以完成多项提升，那有什么理由只做一项呢？我们不知道界限在哪里，风险也因此大幅增加。这项技术毕竟是新的，我们不知道它的副作用和长期后果。如果我们搞砸了，造出了怪物，或者在编辑基因的过程中去掉了我们人类本该有的不完善之处，怎么办？
最后是自主权问题。我们真的不希望技术变成我们所依赖的消遣性毒品。我们希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我们要自由选择我们想过的生活，发挥我们的潜力。
这三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我们都必须理解这些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为案例研究，我们将把这些问题应用到正在开发或是已经流行的相关技术中。
你准备好了吗？第二篇翻转与颠覆科技能使每个人都平等受益吗？/ 5.人工智能的崛起：神奇而可怕 /
很多使用苹果手机的人都会和手机里的人工智能助手Siri对话。Siri可以回答用简单语言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她”或“他”（可选）会告诉你今天的日期、下一次旧金山巨人队棒球比赛的时间，以及最近的比萨店在哪儿。虽然Siri看起来很聪明，但也有明显的弱点。除非你告诉她你妈妈的名字，或者在苹果的联系人程序中明确设置好关系，否则Siri不会知道你的妈妈是谁，也就不能回应你“给妈妈打电话”的要求。这对一个能够阅读、可能还能理解我发送的每封电子邮件、打的每一个电话以及发送的每一条短信的人来说，可算不上聪明了。此外，Siri也不能告诉我最好的回家路线，帮助我避开拥堵，早点儿到家。
这倒也没关系。尽管有局限性，但Siri无疑很有用。我不再需要敲键盘去找最近的服务站或是查询母亲节是哪天。Siri能够记住奥克兰的所有比萨店，记住昨晚棒球比赛中胜负双方的投手，告诉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播出下一集。
Siri就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所说的狭义人工智能的一个例子。狭义人工智能是指一个有用的系统，可以与人类互动，具有某些智力特征，但不会被误认为是人。在技术行业，狭义人工智能也被称为软人工智能。一般来说，狭义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会比人类做得更好，例如，我就记不住前一天晚上美国棒球大联盟每场比赛中的胜队投手和负队投手。
狭义人工智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亚马逊和声破天（Spotify）的推荐引擎，以及把来电转到航空公司服务台的语音菜单，都属于狭义人工智能。谷歌地图巧妙的路线建议（以及为避开拥堵路段而进行的中途修改）就是经典的狭义人工智能。在访问复杂数据库所存储的信息方面，狭义的人工智能系统要比人类强得多，但是它们的能力是特定的、有限的，没有创造性思维。如果你让Siri在情人节为你找件完美的礼物送给母亲，“她”可能会发表一句尖刻的评论，但不会根据经验做出某些猜测。如果你让“她”帮你写一篇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学期论文，“她”也爱莫能助。
不过，Siri和其他现成的人工智能系统不久将能帮助你的孩子写一篇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学期论文，或者随便从头开始写一篇学术论文。Siri和其他的类似系统将创作音乐、诗歌和艺术。事实上，它们已经在学习如何做了。
2011年9月，西班牙马拉加一台名叫Iamus的计算机（名字源于能够听懂鸟叫的希腊神祇）创作了一曲三重奏，名为《你好世界！》，由单簧管、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用传统的乐谱编写。Iamus是软件系统旋律组学（melomics）的化身，旋律组学与基因组学的来源类似，源自“旋律”一词。该软件系统采取引导式的渐进方法作曲。这位人工智能作曲家接触了数百年的音乐和数字乐谱，像人类作曲家那样积累音乐知识。
多年来，Iamus的程序员教给它了一些音乐创作的核心规则，比如5个音符以上的钢琴和弦不能用一只手弹。程序员使用人工编码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机器学习是计算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利用算法学习规则，并从现有数据中构建复杂的系统模型。在这里，音乐是数据，音乐家是解释器。
Iamus的程序员表示，现在大约有1 000条规则已经被进行硬编码，帮助机器创作美妙的音乐。但是，Iamus的设计者并没有把旋律组学看成人类的取代者，而是将其视为提升和加速创造力的一种工具。有了这一工具，人类作曲家就能够通过改变规则或者在新的方向上引导算法来创作音乐作品，而不是一点儿一点儿费劲地编写谱子。同样令人兴奋的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界面和计算机的引导，旋律组学能让任何人谱写出令人愉悦的音乐。
最终，功能强大的计算系统，比如Siri等系统的加强版，将创造性进行推理，解决困扰人类的数学和物理学问题。这些系统对输入信息加以综合，得到类似于原始作品的东西，或者在没有特定规则或指导的情况下解决非系统性的问题。这种更广泛的推理能力就是广义人工智能，即硬人工智能。
再进一步就是超级人工智能，这一出自科幻小说的概念现在看来还太遥远，太疯狂，我还不愿意去想它。到那个时候，计算机就比我们聪明了。我宁愿把注意力放在今天的人工智能上，即将改变我们生活的狭义但实用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无论专家怎么说，没有人真正知道人工智能的未来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夺去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从身体开始说吧。IBM沃森（Watson）在电视节目《危险边缘》中打败了人类冠军，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很快就能监测我们的健康数据，预测疾病，并就如何保持健康提出建议。IBM沃森已经了解了肿瘤学的所有进展，比人类医生更擅长诊断癌症。很快，沃森及其竞争对手们将了解所有其他医学领域的知识，提供比医生更好、更明智的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将能分析关于数百万患者的持续数据流以及他们已经服用的药物，从而确定哪些药物真的产生了积极作用；哪些产生了不良反应，并导致了新疾病；哪些两者兼有。这种能力将改变药物的测试方式和开药方式。在独立研究人员的手中，这些数据将会颠覆制药行业。制药行业使用有限的临床试验数据，有时会故意忽视不符合的信息。
对于医生而言，坏消息是我们需要的医生会越来越少。著名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估计，技术将取代80%的医生。但是，需要人类判断的几乎所有职业，或者说不怎么需要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职业，都面临着类似的失业问题。
人工智能的医学判断能力正在超越人类医生。
你可能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专业也会面临此类风险，那就是法律专业。就在几十年前的美国，法律学位还被看作一张进入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可靠的入场券。如今，年轻的律师找工作很难，薪水也停滞不前。从合同分析到披露文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已经开始迅速剥夺初级律师以前从事的工作。
例如，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有一款软件，名叫Clearwell，其功能就是“法律发现”。法律发现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要筛选成箱的文件、大量的电子邮件，以及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许多其他形式的信息。过去，这些任务需要很多初级律师完成。Clearwell做得很好，已经开始全盘取代初级律师。
巴布森学院杰出教授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题为《让自动化取代所有律师》。他指出：还有其他各种智能系统可以接管大量的法律工作。有的系统可以从合同中提取关键条款，有的可以判断知识产权案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有的可以预测司法裁决、提出税收策略、解决婚姻财产纠纷、提出死刑判决。当然，没有哪个系统能够一步到位，但是它们加在一起正逐渐取代人类在法庭和律师事务所中的角色。
但是更广泛地说，一个机器人代替律师执业的时代可能会成为社会的福音。目前，法律仍然是那些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的富人的天地。辛普森（O. J. Simpson）曾为自己的无罪释放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这一案件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辛普森的知名度及其肤色，同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富有的白人被告身上，就再平常不过了。）此外，法律通常以微妙而骇人的方式站在穷人和少数人的对立面。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携带强效纯可卡因和粉末状可卡因的判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从化学和逻辑上讲，它们属于同一物质，但后者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鉴于人类立法者存在的偏见，人工智能在执行法律时可能更加公平。
人工智能在大多数需要处理数据、做出决定的领域都能提供类似的好处，并接手人类的工作。《连线》杂志的创始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把人工智能比作电——运行在一切背后的一种廉价可靠的工业级数字智能。他说，它“将使无活动能力的物体活跃起来，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电所做的那样。我们以前实现电气化的东西，现在都将实现认知化。这种实用的人工智能还将提升我们个人（加深我们的记忆，加快我们的识别能力）以及我们整个物种。我们能够想到的任何东西，如果注入额外的智商，几乎都会经历更新，变得不同或更为有趣”。
人工智能将为我们的家庭带来语音助手，它们能管理灯光、订购食物、安排会议。此外，人工智能也会为我们带来机器人助手，就像《杰森一家》里的罗西和《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R2–D2。它们的价钱也不贵。像亚马逊Echo智能音箱和谷歌Home智能家居设备之类的产品比智能手机还便宜，而且价格会越来越便宜。其实，这些人工智能助手将来可能会成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免费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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