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靖鸣,刘建明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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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闻发布学试读：
第一章 新闻发布会的特性、功能及其分类
如今，新闻发言人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正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而新闻发言人制度必须借助新闻发布会这一方式和平台才能有效实施。那么什么是新闻发布会呢？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新闻发布会有何特点？它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如何规避？厘清这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将，使我们举办新闻发布会和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节 新闻发布会的界定和分类
一、新闻发布会的界定新闻发布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新闻发布会(press conference)：政府机关、政党团体、单位、个人邀请新闻记者参加的公开发布新闻的会。新闻发布会也称记者招待会，是新闻发布者在同一场所、同时接待众多记者采访的会议活动形式。新闻发布会既是新闻发布者主动宣传自己所代表的政府、政党、团体、单位或他本人的立场观点的场合，又是记者猎取各自所需要、感兴趣的新闻信息的机会。新闻发布会一般先由新闻发布者介绍情况，或作简单发言，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记者们提问，由新闻发布者解答。记者在现场要抢机会提问，要善于浓缩所提问题，要率先提最重要的问题，并善于从别人的提问、答问中抓取值得报道的新闻信息。某一次新闻发布会发不发新闻，怎样发新闻，由记者自己决定。某些新闻发布会是为了向记者通气，或做试探性吹风，观察各方面对某一问题的反应，记者独立判断，擅自处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企业举行新闻发布会，带有推销产品的公关活动性质，记者本着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决定是否予以报道和如何报道。
外国机构或本国涉外单位，为了联络记者感情，邀请驻在国记者或外国派驻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以交谊为主，不发布新闻。记者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也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新闻或新闻线索。
第二种新闻发布会：官方机构、各种团体的代表或知名人士等向新闻界提供情况的常用方法之一。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定期的、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由一人或数人主持。主持人先发表谈话，然后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政府官员或各方面知名人士与记者对话并回答问题，也可称为记者招待会。
第三种新闻发布会：又称记者招待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或私人公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新闻机构的记者参加。会上，一般由主持人先发布新闻或介绍情况(包括书面材料)，然后记者提出种种问题，由主持人一一作答。回答问题的时间，有时有一定的限制。我国从1983年4月起设立新闻发布制度，国家机关各部门均有专职新闻发言人。
第四种新闻发布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或个人邀请新闻记者参加的公开新闻发布会，它既为发言人(或主持人)提供了同一场所面对较多记者的机会，也为新闻界提供了获得新闻材料的一种有效而又简便的采访方式。
第五种新闻发布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代表(或以个人名义)以现场回答记者提问的形式而召开的会议。新闻发布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有关部门就某一重要工作、重大事件或热点问题而举行，一种是某人旨在与新闻媒介沟通为目的。
可见新闻发布会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公民个人，形式上都是邀请新闻记者参加的公开发布新闻的一种会，主持人或发言人要现场回答记者提问。上述定义的分歧主要在于记者招待会与新闻发布会是否等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新闻发布会的界定。
刘建明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认为新闻发布会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一般是该职能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对新闻发布会(press conference)的界定是：“各种机构向新闻界发布新闻或介绍情况的一种方式。由各单位新闻发言人主持。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关和团体，从1983年开始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首先发言，然后回答记者提问。遇有重要外宾访问或举行大型国际会议，接待或举办单位以及有关国家驻所在国的使馆也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会谈内容或会议情况。”《会议词典》认为新闻发布会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就一些重要工作、重大事件或有关热点问题向新闻单位和有关方面进行信息发布的会议”。新闻发布会重在“发布”，召集者不经记者提问而主动发布，因而带有很大的主动性。在发言人按照新闻发言稿作发布之后，记者或有关方面如对发布的内容及有关问题持有疑问，可以提出问题并请发言人或参与新闻发布的有关人员作出回答，但提问和回答不涉及与该新闻发布内容无关的问题。新闻发布会是使国家的管理活动和企业生产接受新闻监督的一种重要和有效的形式。
由此可见，新闻发布会上可以发布新闻，也可以接受记者提问。二者区别不大。美国新闻学著作中偶尔提及“新闻发布会”，也大都以记者招待会论之。《操纵圈——克林顿宣传机器内幕》一书中论及的“新闻发布会”实际上讲的就是记者招待会。所以我们按照国外的界定方法，将新闻发布会与记者招待会合而为一，把记者招待会作为新闻发布会的一种类型。二、新闻发布会的类型
关于新闻发布会的类型，目前尚无统一的划分标准。总的来说，在新闻发布会类型中，较为常见的有例行新闻发布会、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重大活动新闻发布会、宣告性新闻发布会、首脑新闻发布会和网上新闻发布会等六大类。下面对这六大类新闻发布会的特点和操作一一进行介绍，以便新闻发言人更好地掌握其特性，做好新闻发布工作。(一)例行新闻发布会
例行新闻发布会，是由政府设立相对固定的新闻发言人，定期将政府的重要决策、发生的重要事件及其评论向记者进行发布，说明政府所持的立场和采取的措施，并就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作出回答。它是国家及时发出正义声音的机会，及时、迅速地表达国家的立场，设置国内或国际议程，引导国内或国际舆论。(二)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扩大，自然灾害之外的突发事件发生率比过去增多。认真处理好突发事件，对维护改革发展的稳定局面有重大作用。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是处理这类事件的重要环节。
突发事件是超越常规突然发生的，需要立即处理。包括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自然灾害、安全事故、重大刑事案件以及社会群体事件、恐怖主义的破坏活动等，随时都可能出现，一定要通过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出来。如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自然灾害。2009年7月5日，我国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国务院新闻办和地方有关方面，都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重大活动新闻发布会
在一些重大活动中，常常要举办新闻发布会，以此来宣传活动的内容，树立组织者良好形象，争取媒体和公众的支持。新闻发布会可以迅速、广泛地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对重大活动的成功举办起到关键的作用。
重大活动新闻发布会是指在重大社会活动之前、之中或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它的特点是：有充分的准备和材料，具有宣传、动员的性质，也有树立活动组织者形象的目的。新闻发布往往和活动相配合，活动内容也是新闻发布的内容，由常任新闻发言人主持，也可由能代表活动特点、展示活动风貌的临时新闻发言人主持。成功举办重大活动新闻发布会的关键是，工作过程准备充分，真正做到“事无巨细，追求完美”。(四)宣告性新闻发布会
宣告性新闻发布会是指社会组织做出重大决定、重大人事变动，以及举行重要会议、制订重要计划或即将发生的其他重要大事变，临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具有向外界庄严声明、通告的性质。如1965年9月23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美苏超级大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陈毅的名言“如果他们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等了16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这些宣告性的话语随着300多名中外记者的新闻报道传遍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宣告性新闻发布会内容集中，时间较短；新闻发言人可以由常任者，也可由某一职务的人担任，在我国大都由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之类的人士担任。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今天，媒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必须对自身的决策和重大变动利用媒体向国内外宣告。这正是宣告性新闻发布会的意义所在。举办宣告性新闻发布会，是政府表明立场和对自身情况的公开宣示，是让外界了解自己的机会。(五)首脑新闻发布会
首脑新闻发布会是由国家元首、政党领袖作为新闻发言人，发布相关的新闻或阐述对某一问题的立场。首脑新闻发布会是对国事的重大问题发布消息或意见，不经常、不定期地举行。但涉及全局或外事方面十分重大的事务、必须由首脑发表意见的时候，就需要及时举行。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公众或他国需要了解首脑本人的态度；为了给公众或他国产生非常强烈的印象；为表明首脑的行动决心。由首脑亲自出马举行新闻发布会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由于首脑新闻发布会的新闻发言人本人身份的特殊性、权威性，从而决定了首脑新闻发布会具有权威性，是由国家首脑或政党领袖对重大的国事或外事发布消息或意见。首脑的出场给公众或他国产生非常强烈的印象，能够表明首脑本人的态度和行动决心。由于首脑身份特殊，且只针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因此首脑新闻发布会具有不定期性。那么，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举行首脑新闻发布会？通常有以下三种背景。
1.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刻
政治危机。包括政局动荡、政党或政府受到某些政治事件的巨大影响等。例如，2003年英国的凯利事件使布莱尔首相领导的工党政府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果当时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布莱尔政府的对伊政策会受到置疑，而且将会导致工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落败。正是在这种关系到政党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工党领袖、政府首相的布莱尔面对英国媒体，成功地举行了一次首脑新闻发布会，有力地证明了对伊政策的正确性以及政府在凯利案中的清白，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
战争危机。包括面临国家安全、领土完整、领土争端等危机。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公众对自身的安全性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加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在经济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使得美国公众一时间怨声载道、人心涣散。布什政府面对压力，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及时举行了首脑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将矛头直指海外的“基地”组织，并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共渡难关。这样一来不仅有效地稳定了民心，而且还树立了布什“反恐先锋”的政治形象，从而为其后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奠定了政治基础。
灾难危机。社会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严重破坏民众的正常生活。例如，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在得知情况后，我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两小时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机赶赴四川灾区指挥救灾工作，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举行了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对稳定灾区民心，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击地震灾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保证了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而且为我国政府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个人危机。主要指首脑的个人信誉面临挑战。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案中所举行的发布会，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腐败案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等等。
2.鼓舞民心士气的需要
通常是在国家、政党面临危机，或重大的运动、活动等需要稳定公众的情绪、鼓舞士气、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时，由首脑出面举行新闻发布会。这类新闻发布会既可以起到鼓舞己方士气的作用，又可以通过媒体的传播起到打击敌方士气的作用。例如，2003年爆发的美伊战争，战前、战中甚至战后双方的领导人不断地举行针锋相对的首脑新闻发布会，从现实效果上看，达到了打击敌方士气、鼓舞己方士气的目的。
宣布胜利，也是鼓舞类新闻发布会的一种。这类新闻发布会是首脑、政党、国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政治政策倾向，提升自身形象，打击现有和潜在对手，在获得阶段性或全部胜利时，举行的首脑新闻发布会。例如，2009年5月18日，斯里兰卡政府军开展对首领宣布对抗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军事行动以打死最后一名叛军并收复所有的领土而告终。至此，不仅是政府军宣布始于2006年7月斯里兰卡政府军对猛虎组织的军事胜利，而且借机向世界宣布斯里兰卡政府在对猛虎组织的反恐战争中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为下一步解决国内矛盾争取了良好的国内、国际舆论环境。
3.重大事务要求首脑出来讲话
当国家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动，可能会对公众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宣布国家的新决定、新政策，也需要首脑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解释政策变动的原因以及新政策的好处。
2008年3月18日，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记者集中针对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针、经济问题、政府机构和财政体制改革、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就业问题等焦点，向再次当选的温家宝总理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国内外诸多新闻媒体所关注的，也是广大受众关注的内容；对于政府来说，也需要借此机会向社会传达一些必要的信息，如在全球性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政府的对策、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等。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时，通过自己所思考的四个问题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政府未来五年的工作。记者的提问和总理的回答，给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们以一个确凿的信息，从而加强了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六)网上新闻发布会
网上新闻发布会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新闻发布会类型，把新闻发布与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形成一个虚拟会场，使新闻发布者同分散于不同地点的记者集中在一起，让信息在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有效传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流媒体技术的成熟，网上新闻发布会凭借它快捷、简便、传播面广等诸多优势，迅速发展起来。2000年3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北京亿百网络举办了“中国首次网上新闻发布会”。国际企业Sun全球行政总裁来中国推行“SUN ONE”计划时，一改在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做法，换之以在网上与用户交流，得到消息的记者们在网上直播间领略了一场Sun与网友的精彩对话。还有著名显示器生产商美格公司的万人试机活动、农夫山泉赞助希望工程的新闻发布会等，都采用网上新闻发布的形式。
网上新闻发布会是在一个虚拟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通过网络将无限分散的与会者组织起来，完成信息发布及交流的传播活动。从理论上说，它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基本上等同于现场直播，直播参与人数、发布信息数量也基本不受限制。在使用音视频技术以前，这种信息传播是无声的、不见面的，但随着新技术的运用与普及，它基本上可以达到与人际直接传播的效果，在许多方面还优于人际直接传播。因此，网上新闻发布会有以下特性：一是发布内容丰富，方式灵活。二是受众面广，反馈直接。三是组织工作避免繁杂，节约发布成本。
网上新闻发布会一般分“线上＋线下”和“纯线上”两种形式。所谓“线上＋线下”，就是在现场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进行网上直播，并接受网上提问。所谓“纯线上”，如联想签约F4“数码大使”的新闻发布会等则采用了“纯线上”形式，即没有实际的会场，只是通过互联网络形成一种虚拟会场，发言人和记者、公众均通过网络进行新闻发布和交流。
根据新闻发布的方式不同，又可将新闻发布会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以回答记者提问为主的新闻发布会
像一年一度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可以说主要是回答中外记者感兴趣和普遍关心的问题。2009年3月初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6日上午，全国人大外事委办公室主任、记者招待会主持人彭放，邀请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等就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中外记者直接提问。而3月4日上午，大会新闻发言人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就大会议程和有关情况先作介绍，然后一一回答记者提问。是以回答记者提问为主的新闻发布会。
(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只发布新闻，不回答记者的任何提问；另一种是以发布新闻为主，留下一定时间回答记者对有关问题的提问。1979年元旦，是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这一天，中美两个大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前一天，我国政府举行了半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仅仅是发布新闻，没有安排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2009年6月12日，武汉市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发生后，武汉市政府就此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时间仅一分钟左右，没有提问环节。这个新闻发布会仅仅是发布新闻，没有安排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这是新闻发布会的第一种形式。而新闻发布会的第二种形式，通常是有关方面的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先发布某个方面的新闻，然后留下一定的时间让记者提问。留下的时间可长可短，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记者不提问，或提不出更多的问题，主持人可适时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这种新闻发布会是大量的。如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北京奥组委有关官员举行的大型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通报了本届奥运会的报名情况，然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些企业、团体、个人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多属此类。
(三)约见记者
这是指新闻的发布者不向所有的新闻媒介发布新闻，只邀请少数新闻媒体的记者，向他们发布新闻或就某个方面重大问题发表谈话，这些记者所代表的新闻媒介通常都是和新闻发布者有某种友好的关系，或是国家、地区的权威新闻媒介、影响较大的新闻媒介，主办者一般不邀请非友好的新闻媒介的记者参加约见。如柬埔寨四方1990年9月11日在雅加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我外交部就此事专门向最具权威的官方新闻媒介新华社发表谈话，欢迎柬埔寨四方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并希望柬埔寨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新华社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谈话作了独家报道。
2007年10月，陕西林业厅公布了猎人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随后，照片真实性受到来自部分网友、华南虎专家和中科院专家等方面质疑，并引发全国性关注。2008年4月13日，《星期柒新闻周刊》“周老虎”事件再调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4月16日下午近5点，被当做“挺虎派”代表之一的关键人物朱巨龙(时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在看到记者的报道后有些话想说。这也是新闻发布会的一种形式。
(四)非正式采访
主办者邀请一个或几个新闻媒介的记者谈一些情况，并声明所说情况仅供参考，一般不予报道。如果有新闻媒介想报道的话，那么，不得透露消息来源，报道中只能说“据透露”、“据有关人士介绍”云云。有些国家或组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不愿让公众知道消息的具体来源，便采取邀请友好的、会帮忙的新闻媒介的记者，向他们透露某方面的情况。三、新闻发布会的变种
新闻发布会形式多样，有的虽不以新闻发布会名之，其实也是新闻发布会的一种形式，如吹风会、通气会、背景情况介绍会、工作午餐会等。
吹风会(briefing)是多种多样的非正式新闻发布会的统称，在华盛顿，它包括新闻发布会(如白宫、国务院每天例行的news briefing)、情况介绍会(如外国新闻中心为外国记者组织的各种报告会)和背景情况介绍会(由有关部门就某一特定问题向国内外记者介绍有关背景情况的background briefing)。所有这些会，也像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一样，有问有答，但有些特殊规定。例如，报道背景情况介绍会时，不许透露发言人的姓名、职务，而只能说是某政府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又如，在所有这些会上的发言人的讲话有时部分地，有时全部地“不得直接引用”(off the record)。
吹风会在国际交往活动中也是对记者发布新闻的常见的一种形式。在国际会议或国际谈判过程中，各方为了争取主动，派其发言人或代表团团长本人出其不意地在会场外会见记者，透露会议、会谈内容，阐明自己一方的观点。吹风会往往是三言两语，说完就走。记者往往围挤在发言人周围，猎取新闻。必要时也提问，但提问与回答均甚简短。记者必须事先有思想准备，头脑敏锐，动作迅速，稍有迟缓即错过良机。有些多边国际会议，有关各方同时派发言人吹风，记者可分头采访；如记者人数不够，可选择最重要的有关方面围堵其发言人，事后再同参加其他吹风会的记者交换情况。
此外，有关各方为照顾本国记者，还举行内部吹风会。内部吹风会内容不完全供发表。发言人可能会较详细提供会谈内容和分歧所在，使本国记者心里有底，并要求记者遵循指导方针进行报道。记者为了保持其参加内部吹风会的资格和信誉，一般要接受发言人的指导，不乱捅娄子。
新闻通气会，主要是在我国常用的概念，是指在报道敏感问题时，应该向媒体说明一些报道的宣传纪律和注意事项，希望记者怎么报道、哪些问题可以多报、哪些问题可以少报、哪些问题最好不要报，在感觉自己的威力不够的情况下，可以请上级宣传领导部门出面，予以说明。
工作午餐会(press luncheon， working lunch)是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的一种变通形式。其优点在于：既节省双方时间，又能创造较为亲切、随和的气氛。工作午餐会可由政府新闻部、外交部新闻司或政府其他部门组织；其他各种机关(企事业单位、国际机构、国际会议活动的新闻官员，或记协、记者俱乐部等)也可以举行工作午餐会。记协、记者俱乐部举办的工作午餐会往往需记者付费。主持人的讲话及答问一般在用餐后上咖啡时开始，或边讲话边用餐。午餐会前后或讲话开始时，可能散发书面讲话稿，会上则作补充或发挥，记者对两者都不可忽略。对工作午餐会的采访有不同规定：①允许记录、录音及发表；②允许记录及发表，但不准录音或不准直接引语；③基本上可发表，但某一部分或个别语句仅供参考，不供发表。主持人宣布的有关规定，记者不得违反。记者还可在会前、会后抓住时机，作简要的单独采访，或递上名片，争取建立联系。有些主讲人是身份较高的政府要人(包括首脑)，记者要注意自己的衣着仪表。
第二节 新闻发布会的特性
一、新闻发布会的特性新闻发布会是宣传公关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它通常由权威机构举行，由权威人士就当前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国际国内瞩目的重要问题、重大事件，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回答记者提问，阐明党和政府的立场、观点、态度，介绍情况，提供新闻信息，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工具向社会广为宣传，扩大影响。是一种迅速、直接、简便、灵活、受到群众欢迎、运用日益普遍的对内对外宣传方式。当然，军队、政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也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对新闻发布方、会议举办方和记者来说，无疑是三全其美、皆大欢喜的事情。它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进步，受众越来越需要及时、准确、权威、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关系到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这样，只有国家领导人、政党和组织的领袖、部门或地区的行政长官才能予以告知。面对众多的新闻媒介，对于一个国家和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来说，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那么，召集众多的记者在一个场合发布新闻或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提问)就成为必然。现代社会的官方机构都善于运用新闻发布会这一宣传公关形式，向媒体及时发布有关新闻。我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议和党代会期间都举行多次新闻发布会，及时披露新闻，回答记者的问题。近年来，新闻发布会与人民群众关系越来越密切，除中央有关部门外，许多政府和部门也都积极尝试、运用这一形式发布新闻，宣传自我。无论是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肆虐我国之时，从卫生部到各地卫生部门每天按规定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国内外报告我国或当地“非典”的最新疫情，还是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之后，从国新办到四川省新闻办每天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将最新的灾情、救援的新情况及时地对外发布，都让人们进一步领略了新闻发布会的特殊的新闻宣传作用。那么，新闻发布会有哪些独有的特性呢？(一)新闻发布会具有权威性
新闻发布会的举办者，在中国而言，都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的一般都是在有关方面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负责人或能够代表一级组织讲话的人士，甚至是党和国家、单位、部门、社会团体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代表着一级组织，为社会所公认。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代表着群众共同的想法意愿，而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情况，答问的内容也是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答问者是代表“官方”的立场、观点、态度发言的，而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二)新闻发布会具有开放性
新闻发布会大都是公开举行，且有多家媒体参与报道，有关方面所论及的政策、立场、观点、态度，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经过、细节等，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为千百万人所了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且，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是社会注目的“热点”、“焦点”、“尖端”问题。对此，答问者必须立即作出回答，这是其他任何宣传方式都办不到的。对增强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相互信任，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激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其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有重大的作用。(三)新闻发布会是宣传与新闻最佳结合样态
新闻发布会一问一答，有问必答，记者主要代表受众提问，所提问题受众关注度高，新闻性强，答问方代表官方，及时、权威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让广大群众明了相关信息，需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宣传中，由于宣传者的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容易出现“失真”和递减的现象。这就是群众常说的上面(中央)下“大雨”，中间下“小雨”，基层下“毛毛雨”。通过答记者问，由领导亲自出面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本身就是路线方针的决策者、制定者，掌握的情况多，总览全局。思想水平相对较高，就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最正确的解释。减少了宣传的中转环节，使广大群众一下子直接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实现最佳传播效果，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二、新闻发布会是现代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手段
现代政府与民众经常互通信息，及时把决策告知给大众，是取信于民、顺利执政的重要前提。一切奉行民主制度、具有执政能力的政府，都采用新闻发布的方式把自己融入民众之中。这是现代政府同封建集权制政府、明智的政府同愚钝的政府、谦恭勤政的政府同傲慢的政府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新闻发布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放眼当今世界，信息时代挟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政府顺应执政的规律，开放执政活动，成为政治改革的重要成果。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拒绝社会开放和政治民主，实现小康社会是难以想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主动、全方位地参加社会沟通，使各界人民同政府相互理解、相互合作，才能实行文明执政。
1.是政府公共权力的体现
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政府的社会管理除了运用法律、道德和行政手段外，还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方式。为适应当代社会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政府的管理必须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官员和民众不断开展平等对话，让执政行为贯穿公共关系活动。新闻发言人代表政府对外发布政务信息，解释重大决策，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做出回答，才能营造更加开放、透明的信息环境，推行公共政策。为媒体提供及时规范的新闻服务，不用大动干戈就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也是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也是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新闻发布工作，尤其需要同新闻媒体积极配合，再通过媒体调动社会舆论。新闻发言人是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通过媒体将公众的呼声反馈给政府，政府的信息公开又把社会真实状况和管理决策向人民交代，在相互平等的关系中履行一种责任和义务。这使公众和政府在平等公正和互尊协作中，将国家的内外政策转化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政府这一公共权力始终应按照人民的意志，公开自己的执政行为，随时为人民提供信息服务。在文明的政治制度下，任何一位公民都有看到除法律特别禁止的国家机密以外的信息，了解政府的执政行为和社会状况。新闻媒体了解国家事务要比公民更早、更及时，媒体获得重要的必须公开的信息，应当及时向人民转达和解释，体现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如果政府拒绝向媒体公布政务和某些公众性事件，将直接违背宪法及相关法律。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原则已经被数十个国家在立法时采纳，体现了文明政治对人民的高度责任。
2.是文明执政的重要途径
政府通过新闻界与公众沟通，规避有害信息的干扰，需要采取积极的引导方式。现代政府不是消极听取公众的一切意见，由于社会事务日趋复杂，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一般公众常常看不清方向，政府有责任通过媒体发表正确的意见，引导公众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正确解释重大事件和社会政策，赢得公众的赞誉，是一种文明的执政方式。
现代政府在掌握公共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人民信赖政府，总是希望从它那里得到真实的消息和正确的时事见解，新闻发布制度就成为国内外公众全面了解社会情况和政府立场的最权威的渠道。由新闻发言人统一发布新闻口径，使政府告知的公共信息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这种价值极高的信息源，在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时，通过议程设置进而隐蔽地引导舆论。在多数情况下，新闻发布会有效地影响公众的意见，引导舆论按照政府和正确主张发生变化，使政府的管理工作顺利而有成效。
3.是政治光明磊落的表现
自有阶级以来，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社会里，统治权的使用基本是在密室里策划的。这是政治黑暗和龌龊的标志。现代政治文明追求公开政治和透明政治，政府还政于民，决策于民，需要建立贴近群众的有效沟通机制。究竟从事的是公开政治还是秘密政治，是现代文明政府区别于黑暗政府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公开自己、约束自己说真话的制度，而要说真话必须自律、自检，以防来自社会的指责，表现出政治上的光明磊落。新闻发布会上的全面信息架构下进行的内外整合，有利于展示政府官员的自信、务实、开放和负责任的形象。信息的透明和畅通是现代文明政治的核心，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掌握的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能尽快引导群众从错误信息中摆脱出来，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政府权威。(二)新闻发布会是现代政府的执政手段
面对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复杂情况，政府开放、主动积极地处理各种矛盾，必须随时听取媒体和公众的建议，及时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一些涉及国家、民族和公共安全的事件，通过发布新闻如实地向民众说明情况，动员和组织人民完成紧迫的任务，成为现代政府执政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制定和颁布重要政策时，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讲解和引导民众正确理解和执行政策，政府的大政方针才能贯彻。
1.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新闻发言人对重要的方针政策、改革方案和重大工程进展的情况公布于众，让公众心中有数、心里有底，工作和生活才会安心，社会才会呈现出和谐有序的状态。新闻发布会协调大众和政府的关系，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人民民主政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建设和发展各项事业的主要力量。现代政府的主要标志就是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关心人民的命运，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亲民、爱民，人民才能和政府密切合作，形成社会和谐的局面。政府通过公开政务，取得人民的监督，吸引各个利益集团参与社会管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就能得到根本治理。实行新闻发布制度，调动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蕴藏在广大人民中的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政府的决策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族人民的支持，赢得国内外一切进步舆论的赞赏，最终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
2.能塑造国家的软实力
我国政府经常发布对外关系、政策解读、经济成就，使媒体和国内外公众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赢得国内外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新闻发言人把政府的措施宣告于人民，大众逐渐形成倾听政府声音的习惯，官员的政治亲和力和正面形象大放异彩，提高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影响国内和国际民心的力量，提高国家政权的向心力，是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称作软实力。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影响国内而且能够左右各国公众的民心所向，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发布使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同国际接轨，一扫封闭执政的陈腐观念，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我们如实地向世界公告我国的施政方针，让世界更多的人化解偏见，可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针对国际舆论的批评，新闻发布会可以澄清某些误解，回击反华势力的诽谤，可以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国家的软实力就是掌握和运用真理影响海内外民心的力量，新闻发言人阐述我国政府对待国际问题的态度，驳斥对我国的污蔑，是参与国际交往与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
新闻发言人不能封锁消息，但也不能把关于国计民生的一切重大信息都毫无保留地向各国记者披露。在保证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前提下，披露或回避某些信息，要有严格的界限。对于那些一旦公布于世，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信息，要保守机密或巧妙地加以回避。任何国家的新闻发布会，都不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决策和国家机密告诉记者，政府的这种管理权力和管理纪律恰恰是不能松懈和怠慢的。公布应当公开的信息，隐匿重大的不适于公开的信息，是政府维护国家舆论安全的重要措施，也是软实力不可缺少的要素。(三)是现代政府履行社会责任的举措
新闻发言人面对闪光灯和摄像机，总是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刊醒目的位置，他们的形象和话语都应表明对人民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诚恳庄重的谈吐说出事实的真相，使媒体和民众相信政府的立场，表明对事实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1.是责任政府的深刻体现
社会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危机事件，政府有澄清事实、安抚百姓的责任。如果在这类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新闻发言人及时、主动向社会发布事件真相并说明相应的措施，表明政府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到了责任。
责任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府，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就是履行这种责任的表现。政府把自己的决策和社会情况告诉媒体，借助媒体和大众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是政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应有的态度。政府管理社会的任务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及时发现社会问题和采取正确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这时把社会问题和政府将采取的措施告诉民众，促进公共认识，提高政府和公众解决社会问题的自觉性与合力。二是让公众知道社会的危机，防范有害事件可能在自己身边出现。只有坚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政务公之于众的政府才是一个负责的政府和值得公众信赖的政府。
2.是展示政府责任意识
政府应该在资讯披露方面建立对称的责任制。所谓责任制是指不管新闻发言人披露何种资讯，相关的责任都应该由他来承担。这时他就会有一个权衡：如果不披露，引起的负面效果和损失，他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责任。政府隐瞒信息而造成损失，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政府新闻发言人讲真话，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是政府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针对新闻发言人，制定发言人规章，保障政府对人民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才能建立一个高度负责的政府。
从根本上说，现代政府的价值就在于随时为社会公共利益担起责任，在制定公共政策和实施公共管理时坚持公共利益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通过新闻发布坚持信息真实和公开的原则，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的安全运转。政府对涉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危的重大事件，只有及时、迅速地把应当注意的情况告诉人民，才能避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使民众了解事情真相并尽早采取措施防范，体现政府对人民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三、新闻发布会的其他特点
如果说前面所述主要针对的是我国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话，那么对于所有的新闻发布会举办的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文化娱乐界等，新闻发布会还具有如下特点：
(1)以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其形式比较正规、隆重而且规格较高。
(2)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可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以及所侧重的角度进行提问，能更好地发掘新闻消息。
(3)新闻发布会比其他新闻发布的方式占用记者和组织者更多的时间。
(4)新闻发布会所耗成本较高。
(5)新闻发布会对发言人和主持人的要求很高，如发言人和主持人需要十分敏感、反应迅速等。
第三节 新闻发布会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
新闻发布会是民主政治和信息公开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如今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业组织等与公众进行双向信息沟通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
新闻发布会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紧密相连。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和制度建设。它更有利于新闻发布会步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确保新闻发布会朝着健康、有序、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新闻发布会尤其是政府机构建立的新闻发布制度对各国政治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新闻发布会可以保障政治民主化，促进政务公开透明
就世界范围而言，政府新闻发言人和发布会制度早已是“国际惯例”。自觉运用新闻发布制度也是现代民主政府的重要形象标志。政治民主离不开政治参与，而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它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政治表达、政治选举、政治结社等。它们赖以发生的前提就是公众首先要获得参政、议政所需的有关政府运作的相关信息。在美国《情报自由法》说明书序言中，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克拉克写道：“如果一个政府真正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话，人民必须能够详细地知道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民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是否以及怎样赋予公民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本质和政治的文明程度。“政府机构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基于这种观点，哈兰德·科勒尔兰德写道：‘政府就是信息的集合体。政府雇员几乎全是信息工作者，政府的原材料是输入的信息，然后转换成政策，而政策又是权威形式的信息。因此，狭义地讲，考量政府的信息政策就接近于考量政府的本质。’”
在传统社会，官方的文件、记录等都为官方所独有，普通百姓或公民没有接近、知晓官方信息的权利和机会。官方垄断所有信息，歪曲事实真相，在黑幕之中进行暗箱操作，民众受到愚弄和欺骗。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对政府信息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讲，信息就像清洁的空气一样，是一种公共物品。”“正如政府的土地和建筑因为归公众所有而称为‘公共’土地和建筑，政府信息也属于‘公共’信息。公共官员出于公共目的，用纳税人的钱，将这些信息加以收集、编辑、维护和利用。”政府信息由私人物品变成公共物品，由用于私人目的到用于公共目的，充分体现了民主社会对公民知情权的认可与尊重。在当代社会，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于对公民知晓权的尊重而把它写入了法律。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以及新闻发言人制度使政府直接面对公众，提供信息、沟通联系，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为公民积极地参政议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政务的公开透明。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公民知晓权的满足和政务的公开透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政府活动由于体制的原因和“人治”的因素，曾一度处于半封闭状态，国家政务活动成了少数人的事，一项重大决策是怎样制定的、政策执行的结果怎样、执行机关成员的政绩如何、领导者的产生要经过哪些程序，这些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几乎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模型一样是一个“暗箱”，公众无从了解其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同时，信息封闭又增强了决策者和决策过程的神秘性，而神秘性则加深了公众对政府的隔膜感，强化了公众对政府的盲从，随之而来的便是政府和决策者自身的专断和随意性。当前，我国在经济上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传统的政府模式也开始向管理型、开放型政府转变；在政治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政党的转变，党的十三大就提出：“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进一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200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2004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则，而且还把这些原则具体化、公开化，同时建立起以新闻发言人为标志的民众与社会的有效监督机制，其中包括民众的有效申诉渠道、大众媒体的公开报道制度等。加快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举行政府新闻发布会进行沟通已成为增加工作透明度的一项重大举措。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定了“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基本原则，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也将促使新闻发言人制度朝着更为健全和完善的方向发展。它使公众加深对政府运作过程的了解，调动起广大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同时它还可以使公众对政府意图、政府决策过程有比较真切的了解，对问题和困难及其解决办法也有比较充分的理解和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承受力，减少公众中可能出现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二、新闻发布会可以促进廉政建设，提高政府效率
由新闻发布会等为基石建立的信息公开制度是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因为改变权力行使的方式，使其过程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方式之一。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败主要是权力腐败，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现实中，行政管理行为的非公开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腐败者秘密交易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因此，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物质性的强制力，更需要抗腐蚀的能力，而这种抗腐蚀的能力，只有在权力的公开行使中，在社会的公开知晓、讨论、评判、监督中才能获得。腐败总是与秘密为伍，廉洁总是与公开同行，我们不能把腐败的责任仅仅归咎于官员的道德沦丧，而是应该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良好的制度能够隐恶扬善。当政府实现了“金鱼缸”式的管理，让全社会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有效监督时，腐败现象自然会消除。美国学者爱默生曾经尖锐地指出：政府所做的坏事、所参与的邪恶的事情，大部分是秘密干的……倘若事先让公众知道并交付讨论，它们大概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从一切事情都应该公开而不应该保密这一前提出发，然后才有必要产生某些例外。
新闻发布制度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对于行政机关来说，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之间可以实现信息共享，真实全面的信息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保证了行政行为的统一和连续。同时避免了信息的重复搜集整理，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对于行政相对方来说，知道行政决策的依据和理由，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公民的配合而不是行政的强制来真正保证行政行为的顺利施行。在暗箱操作的情况下，即使做出正确的决策，公民不清楚决策的原因和依据，也可能对行政决定产生抵触情绪。要么不接受行政处理后果，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么消极履行义务。这两种情况都加重了行政机关的负担，降低了行政效率。另外，公民对行政信息的充分了解，可以形成理性的心理预期，按照行政机关的规定指导将来的行为。可见行政信息公开有助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协调，有助于公民对行政决定的理解和贯彻，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从政府管理职能发挥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政府处于社会系统的中枢地位，为保证社会系统的有序、稳定的运转，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管理职能。现代社会的政府属于管理型、开放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强调沟通、协调、服务；开放型政府则讲究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得到增强，政府管理的事务日益广泛复杂，工作机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在客观上妨碍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协调和了解。显然，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较好地弥补政府运行机制中出现的缺陷。三、新闻发布会可以提升国际形象，引导国际舆论
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面对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各国政府需要正确地引导国际舆论，增进别国对本国真实情况的了解，维护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对中国各方面的进展高度关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传媒的焦点，我们需要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向世界展示自己。加入WTO以后，向世界各国公布我们的政策、法规，更是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招商引资，需要国外的资金、技术，需要国际的参与，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把自己的情况、项目、软环境等宣介出去，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新闻发布工作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好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
我们的对外宣传必须要着眼于全球意识和全球影响力，只有主动、积极地参与，建构和利用国际大众传播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确保自己的国际利益。目前，我们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处于劣势。据权威国际传媒机构统计，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而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却由美国和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国际有线新闻网等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信息总量的100倍。在新兴媒体国际互联网上，估计网上的中文信息不足1，而英文信息中，不受西方控制的信息，也是不足1。必须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竞争具有长期性。“软权力”即文化利益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新亮点，我们必须针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反应。由于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利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进行煽动蛊惑，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仅据2002年9月11日，在“9·11”事件一周年的日子，美国发表的一项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不友好”的。西方人这种对中国形象的误判，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印象。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普遍推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精选、准确、公开、适时地向国内外媒体传播信息，巧妙设置对我有利的“议程”，从而可能将过去的被动应对改变为今日的主动谋划，同时依托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惯例，更加充分地与国际各大主流媒体建立沟通关系，有效地减少或消除因信息不透明而造成彼此间的误解和隔阂。引导国际社会正确地建构中国的发展不仅不具任何威胁，而且还是—个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开放稳定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09年7月，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各国新闻界，如及时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情况、给予中外记者到新疆现场采访的自由等，不仅成功地争取了全球舆论的主动权，而且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民主、开放的一面。四、新闻发布会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毋庸置疑，各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信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掌握的信息甚至达到全社会信息总量的80％。如果这些信息大部分得不到利用，势必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必严重制约经济发展，难以适应WTO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新闻发布会可以增加政府运作的透明度，而政府信息公开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几乎所有的WTO法律文件都规定和贯彻了政府透明度原则。具体体现在WTO的有关贸易和服务条款的四个原则之中：非歧视贸易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即是为了保证在促进各国经贸发展时不至于受到政治环境的掣肘。
新闻发布会并不仅限于政治层面的意义，它也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生活。有些新闻发布会可以直接传达经济政策、经济信息、经济知识，为经济发展服务。当组织或企业等遭受危机期间，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可以使其免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这已为不少公司企业的经验教训所验证。个人的生活和发展也离不开新闻发布会提供的信息。现代社会对行政信息充分知情，才能更好地安排生活和工作。比如，知道国家金融政策，可以决定理财方式；知道市政规划方案，可以决定投资地点；知道交通管制路线，就可以选择其他路线出行。这些信息都需要各个相关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信息公开。现在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代，新技术、新名词层出不穷，要么掌握新知识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么知识陈旧被社会淘汰。作为最大的信息资源中心的政府，有义务通过新闻发布会告诉公众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信息，其他团体、组织、个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当然也提供形形色色的信息，这有助于公民了解周围所处的环境。公民只有了解这个世界，才能把握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第四节 新闻发布会的功能和作用
与其他各类会议不同的是，新闻发布会是专门为记者了解有关情况而举行的，它的与会者就是新闻的采集者，换个角度看，新闻发布会就是记者在一个地方对官员、权威人士进行的集体采访。正因为新闻发布会这一特殊的会议形式，我们对其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发布会本身，还应从举办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新闻发布会的类型及报道传播等方面来加以探讨和研究。由此，新闻发布会的功能和作用就应是会议本身的作用与新闻发布会新闻传播的作用的有机叠加。基于此，我们认为，新闻发布会包括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具有以下一些功能和作用。一、具有提供信息和沟通协调的功能
新闻发布会是主办者就某方面重大问题予以公布或作出解释或接受记者集体采访专为记者而举行的会议，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因而新闻发布会也是信息的集散地。新闻发布会提供信息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同类型、种类的新闻发布会如政治类、经济类、军事类、外交类、教育类、体育类、文化娱乐类等的新闻发布会可以提供内容不同、形式多样的信息；二是在某一个单一的新闻发布会(专题性新闻发布会除外)上，由于会议的议题一般是分散的、模糊的，记者们通过提出不同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回答各异的信息。
所谓新闻发布会的沟通协调功能，主要是指新闻发布会为主办方和公众构筑了一个交流联系的平台，通过新闻发布会，公众可以了解到主办方发布或澄清的信息，而主办方亦可迅速接收到公众的反馈，更好地做好工作。如前所述，就中国而言，新闻发布会的举办主体主要是人大、政协、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答记者问的一般都是有关方面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负责人或能够代表一级组织讲话的人士，甚至是党和国家、单位、部门、社会团体的最高领导人。如此，新闻发布会一定程度上便成了宣传与新闻的最佳结合样态。新闻发布会一问一答，有问必答。记者主要代表受众提问，所提问题受众关注度高，新闻性强；答问方代表官方，及时、权威地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其为广大群众所明了、掌握。传统的宣传中，由于宣传者的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或信息量递减的现象。而通过答记者问，领导同志亲自出面阐释路线、方针、政策，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路线方针的决策者、制定者，掌握的情况多，总览全局，思想水平相对较高，就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最正确的解释，减少了宣传的中转环节，使广大群众一下子直接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实现了最佳的传播效果，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
2009年3月13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的邀请，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此次“两会”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因此记者主要就与经济相关的、为广大民众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向总理提问。
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奥组委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作为对外信息沟通协调的平台，从2007年7月10日到2008年8月26日，共举行了162次新闻发布会。以奥运为主题，就奥运会、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交通建设等涉及人民群众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的方方面面，为所有关心北京奥运会的民众提供了信息，为扩大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力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二、具有解疑释惑和稳定社会的功能
新闻发布会还具有解疑释惑和稳定社会的功能。这一点在政府运用新闻发布会处理突发事件时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种舆论、声音通过不同的渠道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展开交锋。这个时候，如果权威部门“集体失音”，那么，大道不通，小道横行，各种流言、谣言就会乘机兴风作浪，占领“观点市场”阵地，误导大众舆论。由于此类谣言完全是传谣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一种负向猜测的结果，因此，辟谣的关键即是以最广泛、最权威、最及时的方式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新闻发布会作为一种直接与受众见面的权威发言，它通过权威机构举行，由权威人士就当前瞩目的重要问题、重大事件，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回答记者提问，阐明政府的立场、观点、态度，介绍情况，提供新闻信息，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工具向社会广为宣传，扩大影响，在排除受众疑虑、消除谣言传播、稳定社会方面具有其他传播形态无法替代的作用。
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为例，新闻发布会同样发挥了其安定社会、解疑释惑、以正视听的作用。2009年5月11日上午，四川省卫生厅发布了“我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的消息，下午卫生部就举行了“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首例确诊病例情况新闻通气会”，除了说明首例确诊病例的相关情况外，还向公众介绍了国家对控制“甲型H1N1流感”传播采取的措施。此外，还邀请相关的医学等方面的专家从专业的角度提供一些科学预防知识，对民众清晰地认识“甲型H1N1流感”，积极预防和减少心理恐慌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举行此类新闻发布会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增强民众对成功防控流感的信心，树立了政府公信力，使政府工作赢得更多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三、具有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功能
知情权指的是民众享有通过大众传媒了解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的法定权利。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政治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公民知情权的有无和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自由程度和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了解政府决策、施政及各种工作情况的信息，了解立法和司法机关立法和执法情况的信息，了解与其利益相关的各种社会公共信息，构成公民知情权的内涵和本质所在。公民的知情权如何保障、维护？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确保政府信息公开、透明。
事实证明，如果行政事务和公共信息失去“透明度”，普通公民便如盲人摸象，不知所措，无法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这种损失在政府公开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例如，2002年年初的天津市连续发生“艾滋病人街头扎针”事件，闹得人心惶惶，却迟迟不见有关部门公布案情信息。结果人们以讹传讹，流言波及南北好多城市。与此相反，2003年2月25日清华、北大相继发生爆炸案，警方新闻发言人当即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相关情况，稳定了人心，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样是突发事件，但做法迥异，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新闻发布体系、机构、制度和程序。如美国无论政府机构、半官方组织还是私人公司，都非常重视新闻发布。总统府(白宫)和政府各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办公室，设有新闻发言人，负责同新闻媒体联络和发布新闻。其中活动最多的有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布新闻一般有三种形式：定期发布(三个重要部门几乎每天都有)、不定期发布、随时发布。不定期发布和随时发布，一般都是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或即将发生时，有关部门对定期新闻发布形式作出的补充。“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当时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把知道的尽快告知民众，从而最大限度赢得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全国上下形成合力，共度危机。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并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增加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这可以看做是中国在维护民众知情权方面的一种认知和承诺。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方面跨出了很大的一步。1991年到1995年，五年间中国记协组织各部门新闻发布会256次。平均每年51次。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国务院新闻办举办220多场新闻发布会，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等各方面。新闻发布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因2003年春的SARS之祸，得以登台亮相。2003年6月3日，上海市政府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我国第一个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地方政府。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杜家毫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在于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为中外记者提供规范的新闻服务。同时，这也是上海市政府更充分地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的一项具体举措。紧接着，北京、重庆、河南、山东等省市政府部门也相继以文件的形式规定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浦兴祖教授认为：“作为公开披露政府信息的规范化程序，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升温’说明中国新一轮政府‘透明工程’的开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举措，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加强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社会责任感，是形成公民社会的润滑剂。四、具有社会监督与环境监测的功能
新闻发布会的传播具有开放性，新闻发布会大都是公开举行，且有多种媒体参与报道，有关方面所论及的政策、立场、观点、态度、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经过、细节等，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为千百万人所了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且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是社会注目的“热点”、“焦点”、“尖端”问题。对此，答问者必须立即作出回答，这对增强民众与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的相互信任，加强公众对政府部门、机构官员、社会集团、知名人士的监督都有重大的作用。
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有些提问比较敏感。如在2003年3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新华社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最近我们注意到，海外一些媒体有这样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近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缓慢；另一种说法认为，我国反腐败工作，越反腐败案件越多，涉案的政府官员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我想问总理，您对这两种说法有何评价？新一届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您有何设想？”新华社记者的这一提问，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新一届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面前。
以“第四权力”自称的西方媒体利用新闻发布会实施对政府、利益集团的监督更是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状态。正如曾在里根和布什任内做了10年的新闻秘书的菲茨沃特这样描写自己与白宫记者团的关系：“白宫记者们每天早上像一群骄傲的狮子那样聚集在一起，咆哮嗥叫，或卧或爬，偶尔也相互调情，但他们没有一刻不是饥饿的。”“每个记者都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拴在你的皮带扣上，每提一个问题就好比是用那根绳子在拽你。你似乎就被捆绑在蚁冢旁边的地上，他们用轮番的问题折磨你。当他们看到你嘴干了，把你知道的每一点滴消息都挤完了，而且你已经说漏了至少一次嘴，能让白宫同人们发笑，又会使总统不悦，然后海伦才会回头去看看场内的情况，决定狮子们是否已经心满意足。”(海伦是合众国际社常驻白宫记者，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担任白宫记者团团长，每次新闻发布会都是由她，而不是新闻秘书决定什么时候该结束。)从1998年年初到1999年年初，美国媒体围绕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绯闻，以及后来国会与白宫的弹劾与反弹劾之争作了大量的报道。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管白宫举行什么内容的新闻发布会，不管有没有克林顿出现，记者们都不放过机会，总要问几个有关总统与莱温斯基性关系的问题，把个美国总统搞得毫无尊严可言。即使在1999年2月19日，国会共和党弹劾克林顿的议案被否决一周后，这件事本该告一段落了，可是来访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虽然两国元首会晤的主要议题是科索沃局势和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但美国记者还是揪住莱温斯基案不放。一记者问道：“克林顿总统先生，您从过去13个月的麻烦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您对未来的总统会提出什么样的忠告？”“你不认为美国总统这个职务的声誉被玷污了吗？”此情此景，真叫克林顿的脸面没地方放。五、具有塑造和调整形象的公关功能
就正向功能而言，新闻传播能够扩大和提升个人、团体和社会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其显著性，授予其显赫的社会地位，令受众关注，有利于报道主体意志的最终实现。新闻发布会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如此。新闻发布会自19世纪诞生以来便与公共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塑造和调整政府、集团、企业、个人的形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历届总统差不多都喜欢采取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来树立自己和所代表政府的亲民形象即可见一斑。
特别是当组织形象受损时，新闻发布会可以发挥危机公关的功能，做好善后或修整工作以挽回声誉，重塑形象。以2000年的“东芝笔记本电脑风波”为例，从5月8日媒体报道该事件，到5月22日东芝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针对东芝公司的负面报道。但5月22日记者招待会后，东芝公司实施了危机公关，新闻媒体对于东芝公司的评价开始有了变化。5月25日，法学专家评论东芝事件，呼吁理性对待依法维权。5月26日，联想科技作为东芝代理商，发表致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公开信。表示东芝笔记本电脑在过去的15年里累计销售了1500万台，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用户由FDC操作限制的原因而引起损坏。1999年11月生产的所有东芝笔记本电脑机型，已经排除了FDC造成的数据写入错误的可能性。6月3日，联想发表声明，认为东芝声明基本属实。报纸也开始出现《东芝凭什么赔我们》的报道。人们开始听到更理性的声音。东芝公司利用新闻发布会终于使这场风波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调整了自己在用户心目中的受损形象。
在当今国际传播的大趋势下，新闻发布会是在主导性、全面宣传架构下进行的内外兼顾的整合，它有利于树立国家形象，展现本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精神状态。西方各国政府深谙此道，定期或不定期地会见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各国政府、政要宣传自己政策、政见、树立自身形象的司空见惯的方法。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也是出于上述考虑。“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多年来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机器攻击、丑化中国，歪曲中国的形象，因此，许多人对中国仍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不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有疑虑。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对外宣传的特殊作用。”198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指出，要“树立、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根据中央指示，当年中国一些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开始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加强同外国驻京记者或临时来访记者的联系，向他们提供中国情况，阐明中国立场和方针、政策，并解答他们的提问。
另外，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可通过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打破西方媒介对中国的新闻封锁或歪曲报道，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胡锦涛、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就任后举行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世界各大媒体都迅速以最显著的位置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们在论述新闻发布会的正向功能和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新闻发布会的副作用，以免我们对新闻发布会的组织以及新闻采访报道陷入迷途。
第五节 新闻发布会存在的问题及其规避
近两年我国各级政府和许多部门积极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政务透明，打造阳光政府，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看到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塑造政府形象等方面的正向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其可能引发的问题。一、新闻发布会存在的问题(一)难保不被会议主体利用，为其当传声筒，也滋长了记者不深入实际做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偷懒习惯
西方理论界认为，新闻发布会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会场形势的控制掌握在主持人手中。个别记者很难透过群起提问的表层向下深挖。到场的记者越多，每个记者提问的机会就越少，狡猾的新闻发布者可能制造一种看似是开诚布公的气氛，而实际上试图尽可能少地向新闻界透露存在潜在可能的困难情况。他们发现，受其严密控制的新闻发布会，比单独接受记者的采访更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聪明的新闻发布者经常可以操纵新闻发布会，以达到尽量少泄露人们想知道的情况的目的。“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也许只是一种保护主持人的工具，而违背它作为公开讨论场所的主旨”。尤其是当举办主体是可信度很高的信源时，媒体就有可能依赖来自于新闻发言人的信息而不再去深入采访。在西方国家，“总统大都对记者的提问故意不作认真回答：他开头做出想全面回答的样子，试图给观众一种坦率的感觉，然后却用实际并不相关的话来兜圈子。所有的总统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这些策略，特别是牵涉的事情对他们政治上不利的时候”。
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入各自的现实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发布，哪些不可以发布，对哪些媒体发布，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发布，从而达到对媒体议题的左右。政府认识到，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与新闻记者同为新闻事件的形塑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消息发布者留下了“说话”空间。新闻发言人制度这种通过“代理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代理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身的利益。“没有其他机构在没有新闻的时候可以获取媒体的版面和注意，但白宫却每天都可以。总统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上几句以前都说过的话，就可以获得头版报道。”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者所获得的信息，都是信息发布者极想广泛传播的信息。美国报人理查·霍奇勒在《操控新闻》一文中说：“许多美国报纸的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阅读的‘新闻’，很多其实并非出自新闻人员本身的勤奋发掘或谨慎思考，而是来自某份由政府机构所发布、上面印有‘请勿引述来源’的新闻资料。”
新闻学界、业界通常将“代理观察”行为视为一种合理的变通方式，即他们接受这种既提供信息，又操纵信息的做法。只有在政治人物操控新闻的手法过于粗糙时，新闻界才会群起而攻之。记者们明白，新闻来源的地位越高，它的价值也就越高。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1967年3月，在一次于宾州州立大学召开的、以“新闻自由与外界政策”为题的新闻研讨会中，新闻界针对这种经过“事前消化”的信息，就曾提出过讨论。一位知名的联邦政府特派员在会上提出：如果各政府机构都能将其新闻官员加以裁减，华盛顿的新闻报道的质量将有所改善。其他与会记者大多对此持谨慎保留态度。《费城公告报》的新闻中心主任就为政府新闻幕僚提出辩护说：各政府机构所发布的新闻消息极其重要，尤其是在像华盛顿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复杂多变、新闻信息到处充斥的地方。(二)可能有损记者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实现
新闻发布会有可能成为某些机构或个人互相推诿的“挡箭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利受到损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能有效地开展。各个政府机关、行政部门掌握着大量第一手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材料，是记者发掘新闻的重要来源。政府的各种举措和各项政策对广大公众来说，是关乎其切身利益的。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记者会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揭露不良现象，把真相公之于众。但是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却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记者的采访百般阻挠，甚至对记者谩骂和殴打，记者正当权益受到侵犯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消息只由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一些存在问题的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不是积极地配合记者的工作，而是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挡箭牌”，阻止推诿记者的采访报道。“一方面，它可能会防止记者把新闻事实‘挖’出来，也有可能会在记者把真相‘挖’出来以后，以新闻发布的强有力的方式把其影响消除掉。”
如2003年采访辽宁海城3000余名小学生豆奶中毒事件的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以至于记者认为这次采访就像是在“捉迷藏”。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无论是在医院、在学校，还是在政府部门，想找到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都成为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不是对方避而不见，就是对实质性问题避而不谈。而且，对方的理由很充分——“开会去了”、“正在研究”、“不是给记者开了‘说明会’吗，那上面什么内容都有”。最近一些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省份的记者也反映，他们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去联系采访，结果被告知：所有的事情新闻发言人都讲过了，你去找新闻发言人吧!这种现象使一些人开始怀疑：我们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底是为了促进信息披露、政务公开，还是为了控制舆论、封闭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还是保障官员的职位稳定性，这是需要从根本上去考虑的”。“实际上，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是免除各级官员面对新闻机构向公众披露信息、公开政务的职责。不是说有了新闻发言人，其他官员一律都可以不接受采访了。我们的政府，包括每个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向外解释新闻发言人制度。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有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如没有好”。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在以政府的公权限制舆论监督权，是一种明显的越权行为，一种权力的本末倒置。(三)可能导致信息垄断，不利于消息报道的多样化
举办新闻发布会一个重要的原则即统一口径，不少举办方还准备了新闻通稿供记者备用。但媒体不同，记者看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若新闻发言人使新闻发布成为“独家发布”，关于某一问题只有一面说法、一种意见，或是只会见某些媒体的记者，而无视其他媒体的存在，其他媒体只能照这些媒体的说法来报道，这是否会造成“信息垄断”呢？这是否等于剥夺了记者独立判断事物的权利？一切全由新闻发言人说了算，人们凭什么相信这个“发言”是真实准确可信的呢？像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78天里，北约新闻发言人谢伊总共召开了约80次吹风会。这是美国和西方新闻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最主要信息来源，他们没有其他的第一手素材。连谢伊自己都承认他发布的军事信息都是经过军事指挥系统过滤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会不会加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呢？从新闻发言人那儿传出来的全是好消息，诸如“典型事例”、“成功经验”、“形势一片大好”、“令人振奋鼓舞”，但真实情况如何？没有新闻媒体这个社会“公器”的介入，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恐怕是难以为公众所把握的。新闻发言人于是成了某些政府或机关部门的“代言人”，成绩、进展的情况成了发布重点，而不足之处、缺点错误则如蜻蜓点水，淹没在众多的溢美之词中。
2003年12月19日，就在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地在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的时候，郑州市的前刘砖瓦场的老板当着省会众多媒体记者和郑州市邙山区劳动监察部门人员的面把窑场民工一年的工钱发放给了他们，当晚，窑场的民工还乘上了包工头为他们租的大客车，踏上了返乡的路。翌日，省会媒体纷纷对此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标题也制作得十分醒目，其中一家报纸还在头版位置刊发了“怀揣工资好返乡”的大幅彩色照片。而就在各家媒体在为“又打了一场帮民工讨要工钱的漂亮仗”窃喜之际，却收到了在砖窑场打工的几个民工的联合举报，揭露他们的老板和包工头让自己的亲属冒充民工“作秀”，欺骗媒体和劳动监管部门，而那辆送民工返乡的长途客车行至107国道新郑境内的一个无人处，真民工就被迫交出了刚发的工资，随后被连踢带打轰下了车，无奈之下，民工徒步4小时返回郑州市向媒体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他们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出了谁是包工头的舅舅，谁是包工头的哥哥和其他的亲属。事实真相着实令记者和有关部门瞠目结舌。(四)造成有偿新闻的泛滥
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为了达到统一口径、使新闻单位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报道的目的，有可能以赠送礼品、红包等优厚条件来诱惑记者乖乖就范，假若这个时候记者为了一己之利，不坚守职业道德，那么新闻发布会往往就异化成了红包会，造成有偿新闻的泛滥。我国新闻发布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度出现过多过滥的情况。有一个时期，相当一部分新闻发布会是一些地方企业为推销自己的产品，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在北京举办的。北京出现了专门承办新闻发布会的“穴头”。为此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问题曾发出《关于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问题的通知》， 1993年8月又发出补充通知，对新闻发布会的内容、申请、注意事项等问题作出规定。199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纠正新闻发布会主办单位给记者赠送礼金及有价证券等不正之风》又作出规定。所有这些，对新闻发布会有序而健康地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时至今日，新闻发布会上的有偿新闻现象仍然没有绝迹，收受红包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热衷于赴会吃点、喝点、拿点的“三点记者”也为数不少，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门参加新闻发布会以捞取钱财的假记者。(五)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时难以真正取得实效
目前我国各种形式的政府信息公开往往具有各自为政的特点，相互之间缺少统一性和协调性，对于信息时代的信息公开问题缺少全盘规划和部署，各种改革仍停留在渐进性改革的思路上。有关政府公开的具体规定散见于一大批法律、法规之中。例如，《档案法》所调整的档案涉及许多政府信息的档案管理与公开；《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国家秘密涉及许多政府信息的定密、保密与解密。这就使得各地方和各部门在改革中缺少相互协调和配合，并使某些改革措施迟迟难以出台。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根本上涉及的是公众知情权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哪些消息可以披露，哪些消息不能披露，信息披露的程序是怎样的，如何落实责任人和追究失职责任，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公开的信息越多，涉及面越广，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它可以尽最大努力将权力机关的议程纳入传媒和公众的议程中，而记者只有提问的权利，是不能与之讨论问题的。因而，这种信息的发布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信息的垄断，需要有另一种权力对这种信息发布的垄断地位予以监察和适当限制。这种监察和限权应当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而目前我国在确保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支撑。对于政府来说，公开信息还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善意”，并非法定义务。新闻发言人该在什么情况下发言，发什么言，怎么发言，对谁发言，发言的后果如何承担，对于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上的规定。有的只是不成文的要求，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具体到实施的过程中，则无法可依。像我国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纷纷建立的同时，“封杀”记者或新闻单位的事却时有发生。其中，最具影响的莫过于2003年8月份“兰州市公安局封杀16名记者”事件。2003年5月22日晚，兰州民警王建国酒后驾车撞死两人。当时，兰州6家都市类报纸的11篇涉及公安的报道“严重失实”，兰州市公安局向各报社开出16人的“黑名单”，称这16名记者“不宜到公安机关采访”，公安部门也“不予接待”。因此也就没有记者独立调查的稿件见报。珠海卖春事件发生后，因为新闻发言人迟迟不出面，记者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使事情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2009年4月22日，双汇冷鲜肉在东莞遭封杀事件升级，记者采访多个部门，多数部门仍保持缄默。可见没有一套好的信息公开制度辅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它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门面，新闻发言人制度形同虚设。
现在全国各地虽然都在陆续开展新闻发布工作，但是一些政府新闻发布的次数太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许多可以发布的政务信息没有发布，或者不是通过政府的新闻发布形式发布，或者即使发布了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对问题遮遮掩掩。有些部门发布的政务信息对公众和新闻媒体来说，价值很小，类似于部门的工作总结或者工作汇报，没有新闻点，往往使新闻发布成了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损害了新闻发布的质量。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对新闻发布工作缺乏了解，没有普遍形成通过新闻发布工作公开政务信息，回答民众要求的意识。有些部门有发布新闻的想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发布，怎么申请，也不知道准备什么材料。所以，现在也急需就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主管部门，审批程序，注意事项，准备工作，会后工作等提出明确的要求，作出详细的规定。(六)新闻发言人的选拔培育机制不健全
新闻发言人必须既熟知本部门的各项工作和业务，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具备相当的文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懂得新闻工作的规律。喻国明教授说过，“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新闻发言人不仅要知晓本单位的业务，还要熟悉媒介运作的规律，这样才能最有效地通过媒介把信息发布出去”。新闻发言人要在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向公众传递真实、可靠、明确、客观的信息，具备果断应对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新闻发言人要求有较高的政治素养、理论修养和一定的公关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政府部门可能还难以找到真正符合要求的人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另外有一些地区还没有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部门还没有新闻发言人。从整体上看，多数政府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是还有一部分新闻发言人根本没出席过新闻发布会，所以也就不了解新闻发布规律，不知道会前如何做好新闻发布准备工作。另外，一部分新闻发言人不懂得与新闻媒体进行沟通，缺乏回答记者提问的技巧。二、怎样规避新闻发布会可能存在的问题
以上我们详细分析了新闻发布会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又该如何予以规避呢？(一)记者要增强独立思考能力，注意从多渠道搜集新闻
传媒不应过分依赖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信息。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第一层次是新闻发布会稿、新闻发布会、演讲、声明；第二层次是证实性材料、背景、记者观察、自发性事件；第三层次是重要性、影响、原因、结果、分析与解释。第一层次的收集表层事实等同于新闻记者在表层采矿，报道多数建立在消息来源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能见度愈高的新闻，愈可获得记者的青睐，但对新闻媒体而言，其价值却相对较低，形成‘套餐新闻’。”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拉什说：“越来越多的信息由那些试图宣传某事或某人的人制造出来，被宣传者可能是一件产品、一项事业、一位政治候选人或官员。他们既没有对宣传对象的优点说明其合理性，也没有确切地交代这是为己牟利的材料。”记者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事物的表层寻找下面隐藏的事实真相。黑幕揭发时代的伟大记者林肯·斯蒂芬斯说，记者的任务是“带来阳光与空气”；记者的工作即为不能目击或理解对其造成影响的事件的民众寻找相关的事实真相。因此，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官方新闻来源，记者们还要从多种渠道来获取信息，如记者会以外的交谈、采访相关人员等。根据获得的新情况向发言人提问，提问本身有可能形成新的公众议程。传媒应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新闻发言人发布的信息，分析他们提供信息的方式、内容的选择和使用的言辞，从中发现新的线索。假如发言人提供的信息不够真实，传媒有责任揭示真相，并向相关部门或上级权力机关反映情况。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环境监测、守望环境的功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对这一职能的实现有促进，但不代表新闻媒体可以坐等政府的发言。美国学者在对新闻人员所做的研究中指出，新闻通稿、记者会以及私下的交谈是三种基本的新闻采集方式，但是，他强调，“一位新闻特派员如果希望获得更多更深入的信息，他就必须努力培养一些个人的新闻来源”。因而记者应该注意对新闻信息的挖掘，发现社会中的问题。在面对新闻事件时，应从事件本身入手，采访相关人员，获知事实的客观真相，在此基础上再与政府进行“对话”。西安宝马彩票案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了紧急新闻通气会，原体彩中心主任以人头担保他们的员工不会作假，事件还是在记者的深入采访中曝光了。在维护人民的知情权方面，传媒应当具有主动性和社会责任感，不应主动放弃披露信息的责任。(二)记者要真正做到为民代言，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和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应反映公众的需求。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媒介除了根据政策议题设置媒介议题来影响公众议题外，还可以根据公众议题设置媒介议题来影响政策议题。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种与政府对话的机制，媒体除了听政府“说”以外，还有“问”的权利，因而媒体应该代表公众的立场向政府提问，将公众最想知道的问题提出来，这是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途径，也是传媒发挥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和监测环境、行使舆论监督职能的体现。在这方面，我国媒体和西方媒体相比，尚有很大的距离。
这里以国务院新闻办、卫生部、北京防“非典”工作组在2003年4月～5月举行的11场新闻发布会为例。11次防“非典”新闻发布会，提问的中外记者人数总计84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提问的48位外国记者中，有26位记者提问涉及“非典”疫情统计数据信息问题，占提问人数的54％。而36位中国记者中涉及以上内容的提问人数只有4人，占提问人数的11％。在北京召开的这些新闻发布会上，外国记者对疫情信息发布的透明度、疫情统计数字真实性、准确性的提问，直白而尖锐；一系列有关“非典”发病、死亡人数及构成、数据信息收集以及有无疫情统计曲线图表、死亡率计算等涉及疫情数字信息方面的提问，令发布人始料不及。而国内媒体记者占九成的提问涉及政府和部门行为及其内容。我们国家的媒体更多的是作为上情下达的中介者的角色出现的，而以“第四权力”自诩的西方媒体更倾向于为民众代言的使命感来行使舆论监督权利。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价值不仅在于其突发性，而且在于突发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及其后果。伤亡数字是受众最关心的。一项包括北京15个区582人的社会心理测验也指出：在最能引起其民众风险认知的三种信息中，只有关于新增死亡人数、医护人员患病人数，是市民在两次不同的时间调查中都强调的，并且认为是对他们最有影响的疫情信息。西方媒体以受众为中心，注意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的做法，值得我国媒体和记者借鉴。(三)记者要加强自律，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发布会上的有偿新闻实际上是某些新闻从业人员将国家法律赋予新闻机构传播新闻的权利作为个人的私有商品非法出卖给了举办主体。在这里，权利和金钱进行了非法交易，受惠的是参与这种交易的个别人，损害的则是国家、媒介和受众的利益。它有可能破坏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为了达到举办方宣传的目的，不惜夸大、歪曲事实，偷梁换柱，混淆黑白，误导受众，降低了新闻的严肃性和报道的质量。要克服这种有偿新闻现象，除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新闻发布会审批登记制度外，还必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使新闻从业人员对所从事的工作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选择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自觉维护新闻从业人员的声誉，珍惜手中的笔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允许被当做一般商品进行交换，不能拿新闻报道做交易。(四)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端正观念
新闻发布、政府信息公开的阻力，首先来自行政机关的思想观念障碍。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封建思想的影响，有些行政工作人员仍热衷于“暗箱操作”。有些人受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影响较深，不愿主动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行政官员，有如下错误观念需要纠正：
一是将新闻发布等同于并曲解舆论宣传。新闻发布和舆论宣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二者也存在很大差别。新闻强调客观公正性，舆论宣传更强调导向性。而在我们一些行政官员的眼中，新闻发布和舆论宣传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新闻发布就等于舆论宣传。在面对人民群众关心的信息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划分正确的舆论和错误的舆论。在他们看来，正确的舆论就是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就是有利于自己开展工作的信息，就是有利于明哲保身的信息。一旦要求发布的信息对于他们“有害”而群众却热切希望了解的就隐而不报或蜻蜓点水地敷衍一下。广州是全国第一个制定并实施《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城市，然而在2003年年初当“非典”肆虐时，官员并没有及时公布关系到市民生命安全的“非典”疫情。同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发生井喷毒气事故，一下子夺去近200条人命，新闻发言人用没有预见、没有经验这些托词轻描淡写地掩埋了那些死在睡梦中的农民。总之是倾向于千方百计地“捂住”，形成“报喜不报忧”或为政府部门(官员)辩解以减轻其过失的局面。在这种心态下推出新闻发布就不由人暗生疑问，这到底是为了开展行政工作，还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际上，正面的信息如重要政策措施、改革方案、重大工程进展等内容当然有必要公布，同时一些负面的而老百姓迫切需要了解且可以公布的内容也应当披露，凡是老百姓普遍关注且公布后并不违背国家保密法规的都应当及时公布，要敢于直面热点问题，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对新闻记者和公众坦诚相待。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底，才能对政府放心，工作生活安心。
二是新闻发布的出发点是为了统一口径，树立良好对外形象。有的省级行政地方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后，在本级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配备了新闻发言人，但强调这是为了统一宣传口径，以免影响政府的良好形象。信息公开与宣传口径的统一，两者的定位是不同的：比如做饭，“公开”就是把生米提供给厨师，厨师可以根据食客的口味、爱好来做成什么饭；而“统一”则是在供米的同时，还规定了这些米只能用来做干米饭，或者稀粥，或者其他，而厨师只能照办。很显然，他们的区别，一个在于“放手”，一个在于“限制”。事实上，当主管部门更多地考虑新闻宣传对外在形象的影响时，一种“限制”已经不言而喻。我们的官员要意识到，披露信息不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作为人民公仆的义务，人民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人。新闻发言人制度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而不是保障官员的乌纱帽。毛泽东说：“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再好的“经”也会被念歪了。公开发布信息，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论发布者有多大的信息垄断权，一旦发布就形成信息权利的社会分享。既然我们天天在讲“三个代表”，那么就应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信息分享程度的最高标尺。
三是突发事件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要等事情调查清楚后再予以公布。我们传统上把各种突发事件(危机)看做坏事，认为立即发布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倾向于等情况调查清楚后再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些地方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官本位思想，更是千方百计地遮盖，不让民众和媒体知道。在当代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概率较高，应当把这类事件视为一种常态来处理，把处理危机看做政府正常职能的一部分。封锁消息的做法只会把危机推向更糟糕的境地。现代社会随着通信技术的日益发达，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变得越来越简单和快捷。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媒体正通过技术更新，不断增强时效性，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几乎将信息传播的迅速便捷推向了极致。权威性的权力机关不在第一时间出面讲真话实情，很容易造成信息多级传播中的扭曲和衰变，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必然来临。
四是新闻发言人制度意味着免除了各级官员接受传媒采访和回答问题的责任。有的文章谈到，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权力机关就有了信息公布的归口部门。对这样的表述，应理解为权力机关有了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机构，但这不是唯一的对外发布信息的途径。在许多情形下，各种权力机关的领导人仍然有责任在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提问。政务公开是所有权力机关官员的责任，这种责任不能只由该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来承担，他们也难以单独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不论在我国还是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的国家，都没有将新闻发言人制度解释为如下的现象：因为有了新闻发言人，其他官员可以以此作为理由拒绝传媒采访。新闻发言人只是权力机关设立的一个专门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五)出台相关法律，保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
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离不开法律保障和监督制度，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从根本上涉及的是公众知情权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首先，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具有原则性和严肃性，哪些信息可以发布，哪些信息不能发布，新闻的发布如何具体操作都应该作出相关的规定；其次，如前所述，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强调归责问题，如何落实责任人和追究失职责任，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再次，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起步较晚，强调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督制度，可以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落实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法律保障制度和监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目前，我国很多地市纷纷制定了有关新闻发布方面的规章政策，对新闻发言人员的确立、信息内容的发布要求等都作出了规定，但我们还缺少一套明确的法律来规范政府新闻发布及其相关的事宜，这样容易导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无法可依，可能会导致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形同虚设，或是在实践中让这种制度异化。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成熟机制。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1966年以前，政府是否公开其文件完全取决于自由裁量权，没有直接规定政府公开制度的法律。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版权法可以防止联邦政府机关封锁消息或借消息牟利。1966年，美国制定了《信息自由法》，该法案建立了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材料的制度，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众的请求作出决定。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它必须说明理由。任何政府决定都可以被提起复议和司法审查。该法案还规定了信息公开和不公开的标准。1976年，美国又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要求合议制的政府机关的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除非有九种例外的情况。199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并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要求每一个政府机关以电子数据方式为公众提供索引材料或本机关指南，以便利公众提出信息申请。这些对健全我国的新闻发布立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力求做到在法律的规范下，让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更加成熟。
现在我国的这种制度存在着一个较明显的问题，即对不及时发布信息、发布不完全真实的信息、不该保密的信息以保密作为理由不予透露等的行为，没有对应的问责制，更没有惩处的法律法规的依据。喻国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长期以来，在信息披露方面，我们国家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责任不对称的情况。表现在：作为某一级主管的官员，不披露某类信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一旦他披露了，却可能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全部后果。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责任不对称使官员倾向于沉默，倾向于不披露，倾向于不跟媒体接触。这是体制的问题。我认为在信息披露问题上应该建立对称的责任制。责任制的内涵就是，不管他披露信息还是不披露信息，相关的责任都应该由他承担。这时他就会有一个权衡：如果不披露，引起的负面效果和损失，他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责任。这个责任是对称的，而不是说我不披露我就不负责任。”关于对信息保密的法律法规，我国很多年前就已经十分完备，对于泄密者有详尽的惩处条款。现在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考虑以法的形式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追究没有尽责的新闻发言人及其领导机关的责任。(六)培养合格的新闻发言人
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离不开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从1983年开始建立的，虽然经历了20多年，但其实新闻发言人在中国还算是新生事物，各单位对于新闻发言人的确定，大都是因工作需要而指定的，大部分新闻发言人可能原来长期在业务部门或行政部门工作，对于新闻的发布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训练。应该说，对于新闻发言人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在政治上，要求他们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熟悉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的情况，“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具体的素养要求，如语言、心理素质、说话技巧、行为规范，甚至手势等，都要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基于这些对新闻发言人的高要求，我们应该加大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发言人的综合素质。
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虽然属于权力机关的成员，但是既然被称为“新闻发言人”，就应遵循新闻传播的职业规范，具备一些新闻学知识。例如，发布的新闻事实必须有较强的时效性，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客观叙述事实等等。政府部门是繁多而枯燥的行政信息的天然垄断者，从中整理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及时发布，是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它要求发言人一方面熟知本部门的各种最新情况，熟悉政策；另一方面还要懂得较多的新闻学知识，以新闻的眼光和智慧来处理行政机关的信息，更好地实现与传媒的沟通。诸如“无可奉告”之类的词句，是新闻发言人的忌语。主动积极地在上级授权的范围内发布人民关注的信息，是新闻发言人的义务，不应死板地等待指示，按部就班地发布枯燥的日常信息。其实，现代社会的政府官员应当个个是出色的新闻发言人，要习惯于同传媒打交道。“9·11”事件发生后，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的首要反应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传递纽约危机中的一切有序信息。这使得他当天成为比总统还权威的人物。他这样做并非有出风头的嗜好，而是历任市长都这样做，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如果我们的官员对记者能回避就回避，甚至反过来质问记者为什么提某个问题，各种传闻不出现才怪呢!当然，这些官员说服公众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的官衔大小，而在于说的是真话。美国蒙哥马利县的警长摩斯，由于本县发生连环杀人案而频频上电视，他不善于讲话，但说的话句句实在。案件告破，举行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时，他赢得了记者们由衷的长时间掌声(记者为官员鼓掌在美国是极少见的场面)。我们的官员，不论职位大小，以实情面对社会，这才是立位之本。
本章思考题
1.何谓记者招待会？它与新闻发布会是什么关系？
2.新闻发布会有哪几种类型？
3.新闻发布会的特性是什么？
4.新闻发布会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5.谈谈你对新闻发布会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
6.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规避这些问题？
第二章 西方新闻发布会的沿革及其组织组织运作
任何一个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那么起源于西方的新闻发布会的源头又在何方呢？在历史的河道中，它们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前进呢？本章将来研究探讨西方新闻发布会的出现和历史沿革。
第一节 西方新闻发布会的由来、发展与成因
一、新闻发布会的由来和发展新闻发布会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新闻发布会具体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可考，但有一段史实，可以说明它与新闻发布会的渊源关系。有一天，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白宫波多瑙河里游泳。女记者安妮·罗耶尔要求采访总统，总统不同意。女记者不但不走开，反而坐在总统的衣服上，并且对总统说，你不接受采访，我就永远不离开。就这样，双方僵持了较长的时间。可是河水太凉，怎么能够久待呢？亚当斯被迫接受了采访。这之后，亚当斯想：“与其迫不得已被人采访，何不举行新闻发布会呢？”亚当斯总结了这一教训，决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美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始于第六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这算不算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发布会呢？
据《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和《美国新闻史》显示的材料，美国总统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大致如下：美国白宫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大概是从总统接见记者脱胎而来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任期1789年4月30日～1797年3月3日)就称这种接见为“招待会”。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时期(1913年3月4日～1921年3月3日)，新闻发布会已形成制度。美国总统重视新闻发布会，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利用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的大政方针、重大举措，以及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反应，以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广为传播。第二，通过新闻发布会，可以了解舆论民情，并控制、“引导”舆论。第三，新闻发布会也是展览美国式民主和新闻自由的一个橱窗。所以，自罗斯福以来，完全不重视新闻发布会的总统几乎是没有的，只有新闻发布会开多开少的区别而已。罗斯福总统在任12年间，一共会见记者998次，其中第一任期内举行了340次记者招待会，几乎每天1次；总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广播，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炉边谈话”平均每年不超过2次。杜鲁门的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年42次。艾森豪威尔年均24次。肯尼迪担任总统的3年间，年平均举办新闻发布会22次；他从白宫发表电视谈话的次数，却达9次之多，是罗斯福的战前平均次数的1.5倍。他还将总统的电视记者会带入了“实况转播”的时代。自尼克松总统上任以来，记者会这种公共制度几近废止，年平均只有7次。如“美联新闻编辑主管协会”所属的“华盛顿新闻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尼克松总统1971年内总计举行了9次新闻发布会。里根就任总统以后，新闻发布会的次数大减，但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却经常举行。尼克松之前的约翰逊总统沿用了一种广为所用、也广被误用的新闻手法——提供“背景说明”的新闻发布会。“背景说明会”的运用和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形成一样，至少可以上溯至1913年上任的威尔逊总统。美国新闻学者评论说，“背景说明”是一种隐藏消息来源的做法，可以免除麻烦和困扰。同时，有关消息是由某位非直接相关者所描述的，而不是直接出自总统本人之口，必然显得更真实、更有说服力。它常被政府官员用来与记者讨论敏感的军事、外交问题，或提出政府对某项计划的构想。它是新闻界最容易被政府所操纵的方式。它对政府的好处是很明显的。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它来打击政治对手、测试公众对事态的反应，甚至以此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从白宫的流水记录来看，自1933年以来，平均每月举行两次以上新闻发布会的总统有富兰克林·罗斯福(6.9次)、杜鲁门(3.4次)、克林顿(3.1次)、布什(3次)、约翰逊(2.2次)、艾森豪威尔(2次)。平均每月在两次以下的总统有肯尼迪(1.9次)、福特(1.3次)、卡特(1.2次)、尼克松(0.6次)、里根(0.5次)。这里不包括非例行的总统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开多开少，与总统个人的风格也有关系。像罗斯福那样与记者保持密切联系的总统，在罗斯福逝世后，还找不到第二位。
新闻发布会最早可以追溯到总统新闻发言人。19世纪20年代，美国普通民众获得了选举权；30年代，便士报诞生。新闻发言人正是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改革、经济增长、传播大众化的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总统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但是杰克逊以及后面几位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以私人秘书身份出现，不属于政府系统，政府并不提供资助，直到1857年，麦金利总统上台，他的6名助理才开始领取政府薪水，其中包括负责新闻宣传的科特柳。在麦金利任总统的第二年(1898年)，总统府的秘书和办事人员增加到30人左右，白宫才有了每天同媒体打交道的专门人手。白宫正式建立了定期会见记者制度后，又添置了给记者们专用的设施。驻白宫记者与总统打交道的不成文规矩也逐渐成型。麦金利的秘书每天中午和下午4时举行两次正式的吹风会。到晚上10点钟左右，他还会选择一天里值得讨论的事件与记者们进行随意的交谈。至于1901年麦金利被暗杀前，白宫已经确立了这样一些新闻制度：负责总统新闻事务的高级助理定期向媒体散发总统的演讲和其他书面材料，每天举行一次新闻吹风会，无论材料和吹风会都很适合媒体的使用要求，并给记者留足写稿的时间。塔夫脱是第一个安排每周两次定期新闻发布会的总统。从此，虽然有反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还是维持下来，于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就相对固定了。二、新闻发布会形成的原因
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制度普遍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除了政府对新闻传播控制的需要外，还得益于两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的应用从企业界向政府部门渗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界对公众利益的无视激起一些正直的新闻记者的愤慨，新闻界掀起了一场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在舆论的谴责面前，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为改善与新闻媒介以及公众的关系，企业广泛地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良好的沟通效果。现代西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常常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把政府的职能活动视为公共关系活动，有效地开展这种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能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政府的公共关系活动必须包含公共信息的传播活动。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努力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成为现代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四万名政府传播者。
其次，新闻媒介积极争取知情权的斗争也促使了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广播电视新闻部主任协会和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共同开展了争取信息自由和公开记录的运动。通过不懈的努力，《信息自由法》在1966年颁布，它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公布详细规章，保证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规定对拒绝提供情况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对任意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实行罚款等手段，来杜绝来自官方机构的拖延和阻挠。另外，《阳光下的政府法》(即“阳光普照法案”)规定，50多个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联邦部门举行会议要公开。到1970年，除了五个州，其余都立法规定要公开涉及公共事务的记录和会议。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履行这两个法案的责任，不得不指定专人对新闻界接触信息和参加会议的要求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反应。从这个角度上说，新闻发言人往往作为调解人，调停政府机构想要在相对保密环境下进行工作的要求和新闻记者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间的冲突。三、西方新闻发布制度的特点
西方新闻发布制度成为推动政务公开、增进执政部门与民众之间联系的重要手段。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活动必须包括公共信息的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必须包含公共信息的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提供重要信息。
新闻发言人要遵守五大原则：其一，政治立场要站稳；其二，对机密性的信息要绝对保密；其三，对该了解的事情要十分熟悉、倒背如流；其四，讲话滴水不漏，不给反对派抓到把柄；其五，永远保持微笑，不能得罪“无冕之王”。
白宫前任发言人弗莱舍为了正确把握动态，每天都要参加一堆会议，查找资料，思考表述的口径。在“9·11”事件后，有一次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你们以后说话得小心一些，在开腔前先回头看看背后有没有美籍阿拉伯人。”话一出口，立即引起白宫记者的不满，弗莱舍不得不为此正式道歉。出于职业要求，他始终坚定执行新闻发言人的五大原则。
新闻发言人成为美国政策的解说员和守口如瓶的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华盛顿邮报》曾批评美军发言人布鲁克斯对战争初美军遇到的失利和伊拉克平民的伤亡人数绝口不提。有记者抱怨说，每天等在这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新闻中心毫无意义。布鲁克斯心里很清楚，如果替伊拉克人说话，他岂不成了萨达姆的新闻发言人？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新闻发言人麦克莱伦在就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数名记者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发问，回答只有一句话：“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有人数了数，他竟然把这句话说了九次，没有透露任何对美国政府不利的信息。
第二节 国外新闻发布会组织运作概况
一、美国新闻发布会概况(一)美国政府发布新闻的习惯做法美国新闻事业很发达，无论政府机构、半官方机构或私人公司，都无一例外地重视新闻的发布。但就政府而言，在新闻发布方面已形成了一套习惯做法。
美国白宫和政府各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办公室，设新闻发言人，负责同新闻单位联络和向媒体发布新闻，其中活动最多的有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一些大的新闻组织几乎在这三个地方都有办公室和专派记者，随时采写有关消息。
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布新闻一般有三种形式：定期发布、不定期发布、随时发布。这三个重要部门一般每天都有记者吹风会(周末除外)，大多在午后举行。部门新闻发言人负责向记者吹风，如发言人不在，副发言人临时接替。这是定期新闻发布会，也叫定期记者吹风会。定期吹风会如因故取消，需事先通知新闻单位。
不定期新闻发布一般是在重大事件发生或即将发生时，有关部门对定期新闻发布形式做出的一种补充。比如，克林顿访华前，白宫举行背景吹风会，请有关官员和专家向记者吹风，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定期新闻发布会一般会有较高级官员出面向记者吹风。比如1998年夏，美国驻坦桑尼亚、肯尼亚大使馆突遭汽车炸弹袭击，副国务卿在当天的吹风会上向记者介绍情况并回答提问，以加强新闻发布的权威性。之后，又请国际反恐怖专家同记者见面，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随时新闻发布即在不确定的时间内通过接受记者电话或书面采访形式发布新闻。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电话是公开的，甚至宅第的电话也不对专派记者保密，记者可随时通过电话对他们进行采访。这三个部门的新闻办公室还设有新闻信息发布系统，由电脑自动发布新闻，内容包括部门首长的日程安排等。如有需要，记者可打电话索要书面资料，该新闻信息发布系统会根据要求自动通过文传系统传输有关资料和所需文件。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部分研究机构重要专家的重要讲话全文和记者吹风会的整个过程，一般都由联邦抄报有线网及时传播。
尽管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布新闻的形式基本相同，但在发布新闻的内容上却有明显的界定。比如，记者在国务院提问关于总统出访日程，国务院发言人会说，那不是他发布的范围，得去问白宫发言人。但遇到重大国际问题，三个部门之间有密切协调，有统一的表态口径。比如，海湾危机期间，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对外表态基本一致。
无论哪种形式，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都是有备而来的，发言人发布新闻时，手里总是不离开一个卷宗，卷宗里有活页纸，不同问题和内容有分类，查阅时答案唾手可得。比如，国务院发言人的卷宗是按国家分类的，里面有对不同国家和不同问题的正式表态口径。如记者问到一个发言人不太熟悉的问题，这位发言人会说，“请让我查查”。有时答案查不到，发言人会说，“我授权有限，不能多说，请原谅”。外国记者往往千方百计使发言人脱离他那死板的表态口径，但往往难以成功。
发言人不希望记者搞突然袭击，如有疑难问题要问，希望能提前告知。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多次恳求记者将疑难或少闻的问题提前一小时电话通知他的办公室，以便有时间准备答案。一般情况下，国务院新闻发布前一小时，由工作人员信息汇总，统一口径。新闻发布后，新闻发言人和其助手们要用半小时时间作总结，且十分注意收集各方有关反应和报道。
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颁发不同的记者证，记者证发放量有一定的限制。要得到这些部门的专门记者证，需首先提出申请。白宫记者证申请得到初步批准后申请人要受到安全部门的审查，审查一般历时两个月，除填报表格外，还要留下十个指印。国务院记者证也不易得到，申请人需三个月不间断地出席国务院的记者吹风会，方有希望获得成功。国防部记者证的发放也有严格限制。没有专门记者证，记者要出席吹风会，需在入口处登记，出示有照片的证件，甚至需要提前申报。
美国新闻署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官方机构，而外国记者中心又是美国新闻署的一个专门对外国记者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官方机构。外国记者中心经常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为外国记者举行专场吹风会，还时常组织外国记者参观采访。(二)美国国会的新闻发布室
对于435位美国众议员(还有参议员)来说，国会新闻发布室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地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希望能够接到邀请到这里，向记者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公众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形象。
小小的国会新闻发布室只有40多平方米大小，约1/4面积被讲台占领，讲台前搁置了21个座位。过去每个座位都为固定的媒体记者占有。没有固定座位的一些媒体记者为此颇有抱怨，以后便修改成“先来先坐”。
只有CNN、NBC、ABC、CBS和“美国之音”等大媒体中的广播电视记者拥有邀请采访众议员的权利。报社的文字记者只能借广电记者的光。室内的五部电话机也是几大广播电视传媒的专用“包机”。文字记者只能共用一部专用电话。
各大传媒专事国会采访的记者都是通过阅读随身携带的BP机的呼叫信号知道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小小的新闻发布室有时在一天的每个小时都有活动。负责活动的10名职员都是众议长招募而来，一般都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但是他们并不为议员工作，而主要是为记者服务。每次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有专人记录在案，并向有索稿要求的记者提供。后来的记者可以不必担心遗失内容。但是广播电视记者在这里所作的现场直播常令文字记者扼腕叫痛。此外，这里的工作人员还负责向记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新闻背景资料。
全美国共有2500位记者得到了特别许可证，可以旁听参众两院的会议。他们在设有新闻发布室的国会大厦二楼可以自由活动观察。但是走访大楼的其他地方则要事先得到准许。没有可能走进新闻发布室的记者可以在其他播音室，通过同步电视图像观看发布情况，如认为有必要还可以通过图像与正在发布室中的议员进行谈话。国会大厦中只有四个“众议员广播电视旁听室”，供有许可证的记者进入使用。
国会大厦二楼夹层中设有美国各大传媒的广播室，每个广播室仅有4～5平方米，空间非常狭小。即使这样的小地方也并非每个媒体都有。NBC曾抱怨它的广电机构没有这样的一块地方可供办公，为此还向国会递交了请愿书，以后才如愿以偿。究竟是因为国会吝啬还是真的办公空间拥挤？已经负责新闻发布室11年历史的沃格女士认为，主要是国会并不喜欢新闻界，他们认为，如果给新闻界更大的空间，他们会惹出更多的麻烦。二、英国新闻发布会概况
英国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对新闻官及其所担负的新闻沟通职能十分重视。唐宁街十号每天早上都会召开一个首相与其内阁核心成员之间通气的会议，副首相都不一定参加，新闻官却一定被邀请参加。
首相府新闻办公室每天都有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它们一般召开紧急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以免给人一种事态严重或政府在某事上惊慌失措的感觉，产生负面影响。即使要紧急宣布重要新闻，首相府也尽量显得平静，淡化处理发布会的程序，不给记者制造紧张气氛。在有重大紧急事件需要宣布时，首相府的一般做法是通知在议会蹲点的记者。在英国，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均在议会派有专门的政治记者，他们在议会大楼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发稿设备。唐宁街需要发表紧急声明时，就通过内部有线广播通知在议会的记者到指定地点参加新闻发布会。
英国发布紧急新闻奉行主流媒体优先原则。在有紧要新闻需要发布时，他们首先通知的是英国几家大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英国新闻社(PA)和几家主要报社。如果与某些国家有关，他们还会通知有关国家驻英国的新闻单位。
一般来说，发生突发事件时，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间不长，以把事情说清楚为要，而且只回答2～4个问题。这种新闻发布会的目的就是发表声明和表态，不回答记者提出的与此无关的任何问题。地点也因具体情况而临时确定，有时在外交部大楼，有时在首相府。如果与重要人物在某国使馆或饭店举行会谈并要发表重要声明，那么就通知记者赶到某国大使馆门口或饭店的会议中心。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方便程度、天气和安全等因素而定，灵活掌握。由于时间紧迫，外交部新闻司一般是确保主要的通讯社和电视台参加，通过它们来传播信息，其他媒体不予考虑。三、法国新闻发布会概况
法国是新闻发布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从外交到国防，从新闻发布到各类突发事件，有关部门都能快速发布消息。法国总统府、政府各部门都有新闻发言人或新闻司，负责发布各自部门的消息。
法国总统府发言人负责关于总统活动的吹风，通常在总统会见活动后立即进行，总统出访前也都有吹风会。法新社在总统府设有分社，总统府发言人可随时通过分社发布消息。
法国外交部每周五定时在中午12点30分举行新闻发布会，而吹风会几乎每天都有。外交部新闻司每天上午根据新闻报道确定当天国际要闻，预测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与地区司主管外交官联系后写出表态口径，难以把握的问题上报外交部部长确定口径，外交部部长对其没有把握时则请示总统府，最后由发言人在每日吹风会上根据口径发布新闻或表态。前往外交部听吹风会的记者并不多，通常在10人左右，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有听吹风的专职记者。法国的外交表态都在吹风会上宣布。
法国国防部从1997年起建立了周四吹风会制度，主要介绍国防和军队等方面的消息。国防部近年建立了新闻司，取代了原三军情报与公共关系处，负责每周吹风会。法国军队在海外驻军和采取军事行动时都有国防部现役军人新闻官随行，负责在当地发布有关军事行动的消息。
法国政府其他部门主要通过传真向主要新闻机构以发送新闻公报的形式发布本部门消息，同时经常举行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发布国内重要消息。
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法国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事件发生后尽快由主管部门迅速通过新闻界发布官方准确消息，以避免各种猜测和流言飞语。他们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由各主管部门发布消息。属于总统职权的外交或国防等重大问题，经常由总统本人在晚间新闻中用直播形式宣布；宣布参加海外的战争行动，由国防部长宣布；外交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除在外交部每日吹风会宣布之外，随时通过法新社发布消息；发生劫机事件，由负责处置的宪兵或警察部门宣布；发生爆炸事件和社会治安事件，由当地省政府宣布，若在巴黎则由警察总署宣布；突发自然灾害由内政部民防局安全部门宣布或当地省政府宣布；政府高级官员或领导人遇刺由内政部宣布；政府要员患病住院或名人车祸等由医院根据病人家属要求宣布。
突发事件发生后，法国和外国记者一般等候在有关部门的门前以随时听候有关部门吹风，有关部门也向记者通报下次吹风的时间。在报道突发事件新闻过程中，法新社发挥着主要作用。四、德国新闻发布会概况
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同新闻媒体的沟通与新闻发布工作。德国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局直属联邦总理府，局长兼总理府发言人。政府发言人每周一、三、五举行新闻发布会(多数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内政部、经济部的发言人也同时出席)发布新闻、阐述政府政策、提供背景资料等。有的内容是供发表的，有的内容则明确规定“不供发表”。在首都工作的700名德国各报刊和广播、电视记者均可参加并提问；常驻的500名外国记者也可出席并提问。而重大消息的公布，多半由总理、外交部部长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的第一把手亲自出马举行记者招待会。
德国政府各部门都自觉遵守“当局有提供信息的责任”这一自律约束。记者向有关部门打一个电话或发一份文传，就会免费收到上百页的政府报告、法律草案等。政府部门和各公共机构都经常保持同新闻记者的沟通，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或文传通告紧急事件。通知抬头用醒目的大字写道：“注意!请立即送到首席记者桌上!”但在特殊情况下，政府有权封锁新闻，拒绝回答细节和尚属保密阶段的问题。五、意大利新闻发布会概况
意大利的总理府、参众两院、政府各部、司法机构、警宪机关等均设有新闻发布厅(室)，通讯社、广播电视公司、各大小报纸的记者们也经常前往这样的新闻发布厅(室)，听取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尤其是通讯社和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们，由于几乎经常出入总理府、议会和各部的新闻发布厅(室)，同新闻发言人混得很熟，能随时打探消息。
在突发事件发布方面，意大利政府和新闻界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配合的关系。政府需要新闻界提供更多的情况，新闻界一方面从政府方面得到一些情况，另一方面自己也进一步发现新情况，以丰富自己的报道，提高知名度。
政府一般通过自己的各级下属机构和新闻界两条渠道来搜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突发事件也通过这两条渠道反映上来，使政府能够及时掌握。意大利的行政机构分为四级，总理府及各部为中央机构，下面是大区和省，最下面一级是市镇。大区和省均有议会，前者的议会有立法权，省议会没有立法权，但省政府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力。因此，中央政府向省派驻省督，省督领导省督府，对省政府进行全面监督。大区、省、市镇三级行政机构和省督府均有义务将本地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突发事件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央政府。因此，各种情况和突发事件实际是通过行政及中央派驻的代表两条渠道向上反映的，因此更及时、更全面。
在收集各方面情况方面，新闻界也负有重要责任。意大利全国最大的记者网安莎社网和广播电视公司网在各大区都设有分社或记者站，在省和大市镇驻有记者。两个网的记者们各有分工，各自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各界人士和机构联系密切，以尽量多地捕捉到新闻。这样，两个记者网基本上覆盖了全国，能将各地的各种情况报道出来。另外，他们的分社或记者站也经常收到一些小市镇业余写作人员的投稿，保证了小地方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能及时掌握。六、瑞典新闻发布会概况
瑞典政府各部门平时同新闻界关系密切。政府办公厅下设新闻处，其办公地点设在首相府。涉及全国的重大事件的新闻公报一般以办公厅名义发布。政府各部门分别设新闻司，涉及专题性事件的新闻公报分别由有关部门负责发布。有些事件因涉及面广，有关的新闻公报也常常由不同部门联合发布。
瑞典政府各部门负责新闻工作的人员都有瑞典通讯社、报社和外国驻瑞典记者的通信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平时发布的新闻公报一般以传真方式发给各新闻媒体，方便而快捷。近年来他们还在互联网上设立电子信箱，其发布的新闻全部储存在里面。因打开其电子信箱的口令是公开的，各新闻媒体随时可以调阅这些公报，公众也可调阅。瑞典较大新闻单位都有专门负责报道政府事务的记者，他们同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官关系密切，随时都能联络。遇有突发事件发生，政府办公厅或各部新闻司都会立即行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通知一般会用传真发给各新闻媒体，有时也用电话通知。
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瑞典政府有关部门都会立即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新闻发布工作。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虽然发生在别国，但距瑞典较近，会引起瑞典人的恐慌，因此，瑞典政府十分重视，事故发生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由首相府、环境部、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的新闻中心，专门负责新闻发布和回答新闻媒体与公众的提问。新闻中心一方面同苏联当局及有关科技部门保持联系，密切注意事态发展；另一方面又同瑞典新闻界保持联系，随时把有关情况通过新闻媒体传达给惶惑不安的公众。
瑞典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坚实而独到的宪法保障和法律基础：非法截留信息就是剥夺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违宪
瑞典是一个高度重视言论、出版和信息自由的国家。在瑞典的现有的四个宪法性法律文件中，有三个(《政府宪章》《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法》)都是瑞典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重要渊源。1766年产生的《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宪法层面确认公民出版自由和政府信息公开(公民信息自由)的法律。经多次修改后，目前，是瑞典宪法第二章的内容。该法除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序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外，还规定：政府文件须向社会公开，公民享有查阅政府所持有的官方文件的权利；对于公民查阅文件的请求，除非法律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否则不得拒绝；限制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国会法律必须是明确而具体的。此外，还需符合宪法规定的其他条件。《政府宪章》对信息公开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表达自由法》对《出版自由法》的未尽事项(如广播、电视、录音录像、计算机互联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表达自由)作了补充规定。另外，1980年制定的《保密法》对信息公开的例外作了详细的列举，有效地限制了行政机关在保密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了把新闻发布制度的执行完全放在人治的环境下而带来权力的无限扩大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了信息垄断或失语症，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有效公开程度。
(二)沟通方便、发布及时：“任何时候都面对媒体”
瑞典政府非常重视对社会与公众的服务，他们把为媒体、企业和公众服务，增加透明度，促进民主化，作为信息沟通和新闻发布的第一目标。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建立“24小时政府性保证公众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政府网站对应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不能有遗漏；为媒体、企业和公众的服务应简单易行，节省时间”。
瑞典政府各部门负责新闻工作的人员都有瑞典通讯社、报社和外国驻瑞典记者的通信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平时发布的新闻公报一般以传真方式发给各新闻媒体，方便而快捷。近年来他们还在互联网上设立电子信箱，其发布的新闻全部储存在里面。因打开其电子信箱的口令是公开的，各新闻媒体和公众随时可以调阅这些公报。并且设计了常见问题的对话和计算机软件，采用政府机构24小时电子自助方式提供信息服务。瑞典较大新闻单位都有专门负责报道政府事务的记者，他们同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官关系密切，随时都能直接联络，没有琐碎繁杂的程序。
(三)网上新闻信息发布的统筹规划：政府各类门户网站建设标准统一，信息共享，服务人性化
为充分利用互联网公布政府信息，瑞典于1997年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互联网信息处理和发布系统，由瑞典司法部统一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瑞典政府门户网站项目。首先，设立门户网站(名称为“www.Sverige Direkt.se”，中文直译为“直接联系”或“进入瑞典”)，实行“一站式”服务，即企业和居民只要进入一个政府门户网站，就能方便地访问国家各部委、市政机构和各地区的政府网站，获得相应的政府信息，而不必再通过不同的网站分别与不同机构进行联系和获取信息。这打破了由于条块分割所造成的信息搜集障碍，跨越了行业、体系、部门和地区之间形成的信息孤岛。其次，网站实行“统一式”管理，由司法部制定统一标准和格式，其他各部委、地方部门及承办机构均按统一标准和格式独立制作自己部门的网页并与“www.Sverige Direkt.se”网站链接。该网站只起引导居民到哪个网站去找信息，怎样找信息的作用，不直接发布信息，信息来自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网站。政府门户网站提供的是官方信息，不是商业性和各类媒体的信息，增强了政府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再次，网站实行“协议式”信息共享，各建库单位通过签订协议，可以共享各类数据库。考虑到公众不一定都了解政府各部门职能，门户网站还设计了按政府部门名称、分管事务、电话、传真、办公地点等各种查询渠道，开发了专门为用户服务的个人搜索引擎。当受众输入要查找的内容时就可以快速精确地找到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不需要的内容则不会出现。这就避免了在相关资料中的二次查找，体现了网站一切以受众为中心的服务方式。七、澳大利亚新闻发布会的概况
在澳大利亚，内阁部长，政界领导和其他官方发言人有重要消息时经常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分为“可记录的”(允许发表也可以追根溯源)，“有背景的”(可发表但不能追根溯源)，“不准记录的”(个人隐私不得发表)这样几种。
当然，记者在得到信息后应严格地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应当防备消息来源把某种意图强加于人。“不许记录”这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意味着记者可以从另外的途径大量地挖出新闻并自由地报道出去。
政府官员们已经懂得，某些他们不想发表但又害怕记者从其他渠道得知的消息，可以宣布：“不准记录”。当然，这种办法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那些接受了“不准记录”的消息的记者们不愿意发表它，即使他们以后能够无条件地获得这些消息。因为他们害怕被人指责为不讲信誉。
澳大利亚工党某书记在该党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上就使用过这种策略。他指出，可以让政治记者们进入会场，并一直待到会议结束，条件是只能发表该党官员宣布可以记录的东西。但只要有可能给党涂上一笔不利的色彩的东西，党的官员们肯定会宣布“不准记录”。这样，记者们只好把不成熟、不准确的东西拿给读者。记者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他们只好待在会场外面，靠休会时向出来散步的代表们搜集一些消息。
政治记者很少被分去报道内阁会议或政党的内部情况，除非他有了几年的经验，建立了各种社会联系，有了背景知识和必要的判断力。这样，他才能报道和解释那些关起门来开的会议及那些他没有亲身参加的讨论。八、日本新闻发布会概况
日本新闻发布会的特色是日本“记者俱乐部”(最初称“共同新闻俱乐部”)，它是日本的一个特有媒体组织，是为了让记者在报道时事新闻时，能够参加国会旁听以及时转达政府的声音而创建的。“记者俱乐部”由公共机关和全国众多媒体选出最好的记者而组成，被选记者必须经过“日本民间放送联盟协会”和“日本新闻协会”的批准。其成员每天上、下午聚集在日本政府的心脏地带——永田町，等待政府配置的一整套预备转达给各路记者的新闻，经由各自对口的主管部门召开所谓的新闻发布会，把当天披露的新闻发布给自己。例如，政治方面的情报由内阁府的新闻发言人负责向所属的俱乐部记者传达；总务厅、邮政省、自治省的情报由总务省的新闻发言人负责向所属的俱乐部记者传达。俱乐部还有特派成员常驻宫内厅，皇室内所有的消息都来源于内阁官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俱乐部”成立的时候，在性质上纯属民间自发的行业组织，确实为大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也迎合了当局所谓合法保护新闻媒体的需要(因为战后的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对记者的言论自由加以干涉)。“记者俱乐部”的成立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上，在日本的经济高度发达时期，五大报纸的报道角度是多层次和自由的，当时的新闻报道与当时日本的经济一样，充满活力。例如，1972年，一位旅居美国的日籍公民因涉嫌杀害自己妻子在美国被捕的事件发生后，日本五大报纸从各自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广泛邀请市民参与，大篇幅地敢于报道来自不同意见的分析。结果是把这个涉嫌谋杀案弄成了一个声势很大的救人事件，使得美国警方不得不推翻案件重新审理，弄清了事实真相，把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救了下来。
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日本法律虽然宣称保护记者报道自由，但它同时认为“仅仅有报道的自由和言论商品化常常会使事情走向另一个极端，为读者所唾弃”，因而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定，政府干预就显得堂而皇之。正如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Sandra J.BallRokeach教授所言，不论什么制度下的媒体，都不可能自由独立地存在于所在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俱乐部与全世界许多媒体一样逃脱不了多重命运的属性，一方面它作为全国媒体信息取材，交换意见的唯一场所，有着“社会公器”的属性；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舆论导向的控制，对“新闻行业协会”和“记者俱乐部”加紧控制。“新闻行业协会”充当了法人代表角色，实施了对“记者俱乐部”的取材管理，也即我们所说的“把关人”。长期以来，“永田町”是全日本的新闻源所在地，是任何媒体集团都不能替代的信息中心。“永田町”的思想影响着日本全国性媒体，控制着几乎所有的信息来源。俱乐部的记者们每天准时集中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而首相官邸则通过并非完全开放与自由的新闻发布会，指导全日本媒体报道的方向，使得俱乐部的记者们成了官方的传声筒和代言人；经由“永田町”俱乐部记者发出的信息，成为知事们斟酌过滤和筛选并统一了意见的新闻，俱乐部的记者无法再发扬各自的特色了。这种完全由政府把玩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新闻源的单一性，而这种新闻源的单一性就注定了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的个性流失。
此外，“记者俱乐部”自身经费来源于政府，加上日本社会特有的社会同质性和读者群中存在着强烈的“中央志向性”，都严重抹杀了五大全国性报纸的个性张扬的可能性。因为一旦没有了经济的支撑，报纸的生存都将成为不可能，遑论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言论。日本的全国性报纸的“媒介意志”当然没有理由与“资本意志”作对，这种屈服，使得他们在面临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时显得很是脆弱。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1月6日，日本的新闻社、电视等媒体为了抢先报道“皇太子妃决定”的消息形成了紧张激烈的竞争，各家媒体都想争发头条，最后哪家都没有抢先，由内部人把消息透给美国的《华盛顿日报》作为头版头条的消息报道出来了。为了避免以后与国外媒体在竞争过程中再次败北，避开媒体之间激烈竞争而带来的恶果，当时由全国173家媒体(新闻、放送、通讯社等)加盟组成了“日本新闻协会”。这个“新闻协会”的规章中有一条“报道自肃”的协定，即各媒体之间相互制约，对本方记者保持着严格的自我约束，统一报道口径，同人之间绝对不先越雷池一步，严守报道必须自律自肃的协约。因此，高度垄断下的信息市场所提供的信息内出现的“一元化”与“一面性”也就不奇怪了。
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控制着“记者俱乐部”，是因为它深谙“记者俱乐部”这样一个媒体特殊行业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记者俱乐部”控制着日本的全国性报纸，同时也对共同通讯社发来的消息起到把关和过滤作用。因而控制了俱乐部也就控制了整个新闻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全国性报纸媒体是被“永田町”包装起来的演员，它的个性正在流失。2003年，日本著名的新闻杂志——《新闻研究》在媒体内部，发起了一次有关日本全国性报纸新闻报道的调查。被调查的对象是51家媒体的记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性报纸新闻内容雷同的占67％；报道风格呈现“一个面孔”的占69.7％；认为新闻报道缺乏个性的占40％；报道主观和客观并存的占22.9％。这一调查结果让一向标榜自己高度自由的日本媒体陷入尴尬，由此引发的关于日本新闻自由的思考也颇具讽刺意味。九、俄罗斯政府在恐怖主义事件中的新闻发布
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手段，其中大众传媒独特而广泛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2002年10月，车臣恐怖主义分子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事件初期，一些媒体就此事发布了与俄罗斯官方不同甚至相反的新闻，增加了社会紧张气氛和不稳定因素，给反恐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调查显示，近1/5的莫斯科人认为，媒体不自觉地变成了恐怖分子的传播工具。在此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迅速采取了新闻发布和管控措施，争取各方舆论的支持，最终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一)快速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掌握舆论主导权
在“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中，俄罗斯政府允许媒体对事件的处理进行现场报道，以避免因信息封锁而导致流言四起，出现不利局面。但是，警方将所有媒体记者都控制在一定区域内，例如，进行实况转播的俄罗斯各电视台的所有转播车都被控制到距事发现场200米外的街道；电视画面的播放内容受安全单位的控制。除了现场，俄罗斯政府各有关机构如总统府、安全局、内务总局、警察局等，均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主管官员或新闻发言人向国内外媒体通报最新消息，表明政府立场态度；俄罗斯情报机构还公布了在人质事件期间监听到的恐怖分子头目与车臣派驻卡塔尔特使之间的电话交谈录音；此外，俄罗斯政府组织了一支由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特殊宣传团，带着从车臣武装分子手中夺取的录像带，从莫斯科出发，到赫尔辛基、巴黎、纽约等地进行宣传，以澄清事实。这使俄罗斯获得了世界各国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获得了舆论上的主动权。(二)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采取多种新闻发布渠道
在此次危机新闻发布中，俄罗斯政府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作用。普京数次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自述面临的形势与自己的立场，安抚社会情绪。在危机尚未结束时，俄罗斯政府充分利用俄通社、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以表明政府立场，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并对非法武装分子进行强烈谴责。危机一结束，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就开始努力平定人心，安抚公众的恐慌情绪。2002年10月26日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告人民书，表达了战胜国际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对全国人民表现出的克制和团结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了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人质的特种部队官兵和各界人士的献身精神。与此同时，各大媒体也开始了对参与人质解救行动的俄罗斯特种部队“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的密集宣传。2002年11月1日，特种部队代表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媒体讲述解救人质的过程。俄罗斯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事实与论证》在封面使用了击毙恐怖分子头目的“阿尔法”特种部队队员的蒙面照片，并大力宣传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中的英雄形象。
俄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发布新闻：一是人际传播，加强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沟通，缓解社会紧张状态。二是大众传播。普京多次发表电视讲话直接阐述面临的形势与自己的立场，安抚社会情绪。(三)危机结束后，建立并完善反恐新闻发布体系《俄罗斯联邦反恐怖主义斗争法》规定，在进行反恐行动时，关于恐怖活动信息公开的形式和内容由反恐行动小组的领导人或行动小组中负责社会联系的代表决定，不得传播暴露反恐行动中采用的技术手段和策略等不利于开展反恐行动的信息。“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政府便根据该规定，对媒体进行了相应管理，避免因失实报道而扰乱人心和激化公众情绪。2002年11月1日，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了《国家传媒法》的修正案，支持政府加强新闻控制。新的修正案严格禁止媒体散发任何不利于反恐行动的消息，如禁止透露任何反恐行动所采取的手段和参与行动的人员的情况，禁止广播或出版物妨碍政府的反恐怖行动等。并规定，根据这些修正条例，政府可以下令关闭违规的报纸、电视和网络等。此外，俄罗斯情报部也草拟了16条报道规则，禁止记者访问恐怖分子、报道恐怖分子行动、公布营救计划详情、发布未确认情报等。“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让俄罗斯吸取了恐怖分子利用媒体给政府造成被动局面的教训，也让我国借鉴到一定经验，那就是：统一信息发布渠道，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合理引导民众情绪，是政府和媒体在应对恐怖主义事件时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十、以色列如何发布国家安全和军事新闻
以色列作为世界上突发事件频发的地区之一，是世界新闻的热点聚焦地。面对纷繁复杂的突发事件，以色列政府建立起了有效公开的新闻发布制度，多角度、多渠道地在第一时间通报相关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不但便利了各国记者的采访，而且为本国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时提供了参照。但是，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危机的重大事务时，尤其是在实行战时新闻发布时，则会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外封锁消息，短时间内实行新闻发布控制，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一)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新闻发布
以色列政府1998年正式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将信息公开与新闻发布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新闻发布过程中，他们充分借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信息公开传播。这些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包括电话、手机、传真机、互联网等。以色列政府为了方便与记者的沟通交流，同时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与记者建立有效联系，为一些记者专门配备现代化的通信设备，让记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当天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外交内务活动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当日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简要通报。为了使记者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状况，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还为记者开通了一种电话留言服务，通告各方的态度。这种电话留言系统方便快捷，记者只需拨通指定的电话号码，便可按照留言系统中的语音提示，进行语音操作，由此获取事件相关部门的录音新闻，以及包括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军方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等在内的最新声明。另外，以色列外交部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记者通报各国对突发事件的态度。(二)有效的战时军方新闻发布制度
作为一个时刻处于战争前沿的地区，以色列政府拥有成熟有效的军事新闻发布技巧。
为了处理战争期间的信息传播，政务公开，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军方发言人。军方发言人除了配合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工作之外，还要将其所掌握的来自军队的第一手信息进行处理发布。军事行动期间，媒体中心每天都会有以政府和军方官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的所有重要信息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及时发布给所有登记在册的外国记者。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部门，都在这个媒体中心常驻有专门的人员，随时负责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到感兴趣的记者的录音机、采访本和镜头里，以色列官方还聘请了专门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军事专家”等，为各国记者释疑解惑，帮助以色列政府阐释他们的行动。这一系列的做法都为记者在战时状态下能够迅速而全面地获得并报道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2002年3月底，以军发动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应对这场“国家危机”，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迅即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国际新闻中心，这个媒体中心包括国防军发言人室、以色列新闻局、外交部发言人室在内的相关新闻发布机构，它实行一天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一周7天全面开放。(三)严格的军方新闻检查制度
以色列是一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在对平日新闻信息的发布上一向奉行公开透明的原则。但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机密”的重大事务上，以色列政府则往往会对战时的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监控，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早在1948年，以政府、军方和新闻界就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设立新闻审查制度，目的是防止泄露国家机密。根据这一协议，审查办公室向媒体提供一份涉及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清单，任何与此有关的报道在发表前都需交审查人员过目。审查人员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删除新闻报道中的任何内容。但这种新闻审查也是有限制的审查，1989年，以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裁决，规定只有确信即将发表的新闻将危及公共安全时，才可对其进行审查。
本章思考题
1.结合新闻发布会由来和发展的历史，谈谈新闻发布会成为一种制度在美国建立起来的原因。
2.请你谈谈西方新闻发布会的一些概况及各自的特点。
第三章 我国新闻发布会的由来与发展
同传统的个别采访方式比较起来，新闻发布会这种发布新闻与采访新闻的方式，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无疑是一种新举措、新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本章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新闻发布会是怎么来的与怎么发展的。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始于西方。据有关材料，美国总统举行新闻发布会，最晚不会晚于19世纪60年代。而1904年7月日俄战争期间，日方将许多记者召集到中国长春介绍战况，则被认为是在中国本土举行得最早的新闻发布会。
中国人自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始于何时？这是一道难题，至今尚未见一本研究新闻实务的著作作出明确回答，几部新闻学词典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史料。笔者最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并向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专家请教，可以初步断定我国的新闻发布会始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一、我国新闻发布会始于民国元年北京临时政府设立“新闻记者招待所”开展的业务活动
查史料，清政府没有举行过新闻发布会。其实，这不奇怪。从西方新闻发布会起源的历史来看，新闻发布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一定阶段”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实行言论出版自由这一人类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当然这个一定阶段又与报刊有了较大发展分不开。这些都与清政府无缘。清政府滥施专制淫威，扼杀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连保皇的维新派报刊都要摧残，怎能有尊重舆论、创新闻发布会之举？即使后来慈禧也变着法唱起“变法”的调子，那只不过是为清王朝行将灭亡唱挽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就从法律上给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提供了保证。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只有三个多月，且当时实际负责舆论工作的官员在政策措施上又失当，在舆论界反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此企盼它在新闻发布会这类事上做前人未做的事，也不现实。
接下来，北京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在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令新闻界兴奋不已。“新闻记者招待所”开展的业务活动，竟成了我国新闻发布的滥觞。
1912年5月24日，上海《申报》“要闻报道”栏刊出一条题为“国务员与新闻记者一席谈”的消息，对当时的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作了这样的报道：“国务院于前陆军贵胄学堂内特设新闻记者招待所。18日下午2时特邀在京新闻记者在国务院开第一次谈话会，唐总理及各国务委员均出席，新闻记者共到20余人。首由唐总理宣言，每日下午2时派秘书两人于招待所接待，遇有可以发表之文件即交新闻记者带回，诸君遇有质问之事，亦随时可以质问等云。”消息中说的唐总理，指的是当时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这条消息报道的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这一新举措，著名记者黄远生在他寄自北京的通讯《政界内形记》(民国元年五月三十日)中也有记载：“国务院近设各新闻记者招待所，许京师内外各记者于每日2时至4时往问要务，以秘书长魏宸组君出席招待时最多。魏君滔滔论辩，善于躲闪要点，诚一法国交际界中出身人物，不愧外部次长之才者也。”
根据上述材料，唐绍仪倡议在国务院设的“新闻记者招待所”所开展的业务活动，就其实质而言，即新闻发布会活动，只是那时还没有用新闻发布会这一名称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构成新闻发布会有四个要素：第一，必须有召集方，或者说主办方；第二，由主办方邀请一批记者与会，以别于记者个别访问；第三，由主办方发布新闻；第四，由被邀记者当场提问，并由主办方当场答问。除这四个要素外，举行新闻发布会当然还需要场地，还需要讲究环境，对会场进行必要的布置等等，然而这些同前面的四个要素相比，都是次要的。用这四个要素来衡量“新闻记者招待所”开展的业务活动，它都具备，所以说就其实质而言，它即新闻发布会的活动，或者说它是中国早期的新闻发布会、中国新闻发布会的雏形。二、唐绍仪首倡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原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人民扬眉吐气，一时间新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有报刊500多家，仅北京一地就在100家以上，其中90多家是新办的。自然新办的报刊中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它毕竟反映出共和制度下新闻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唐绍仪首倡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是时代的要求，也正好适应了当时新闻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能起到信息公开的作用，起到满足众多记者知情权的作用，起到为众多记者采访新闻提供一条方便渠道，实行公平竞争的作用，对新闻工作的发展是有利的。特别是这一举措是尊重记者的一种表示，而在前清，记者的社会地位低微，一般是不受尊重的。
唐绍仪首倡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还和他受西方教育以及他本人的思想状况分不开。
唐绍仪，生于1863年，卒于1938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为避清帝溥仪讳，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据《辞海·唐绍仪》介绍，1874年(同治十三年)唐作为清政府第一批官费生留学美国。1881年(光绪七年)回国后曾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后历任清政府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署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等职。辛亥革命时，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3月任国务总理，6月辞职。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次年为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充南方总代表，与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上海议和。此后任国民党政府的国务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县长。1938年在上海被刺身亡。从唐绍仪一生的经历看，他在美国生活了七八年，是受美国教育长大的。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生活、新闻自由、工作方式，对他都不无影响。1881年他回国至辛亥革命的30年间，主要在税务、海关、外交、邮政、铁路部门做官任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机会也较多。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唐绍仪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多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僚，他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他的内阁的十个部长中有四个是同盟会会员。可见，他在国务院任第一任总理期间，首倡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就不是偶然的了。三、早期新闻发布会举行的情景
早期新闻发布会是怎么举行的，现场情景如何？这也是今天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当年的参与者早已作古，也没有留下图片资料，好在他们写的报道还在，透过它，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一篇报道是本节前面提到的上海《申报》刊载的《国务员与新闻记者一席谈》。报道说：谈话仅两小时，中间问答词甚多，其最紧要之事，为从前借款之报销清册及报销清册何时可以交出。此件唐总理、熊总长(笔者按：即财政总长熊希龄)前后均有答词，均极冗长，大约非推诿于自己未接手以前之事，即历述南京政府军队滥用款项之真相，至于报销清册果何时可以交出，一二言可以立决者，反始终绝无一字。唯熊总长答词隐隐含有清册不易报销之意，然亦未敢直言，姑就其中关于借款之事，分为过去借款与现在借款两种列之于左。
接着，报道详述过去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情形和现时北京政府的借款情形。
从这篇报道的记述中，我们看到：
这次新闻发布会，历时两小时，同今日政府要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相比，时间差不多，或者说略长一点。
这次新闻发布会，“中间问答词甚多”，说明记者提问踊跃，因而答词甚多。
这次新闻发布会，“其最紧要之事，为从前借款之报销清册及报销清册何时可以交出”，突出了问答中最紧要之事为前南京临时政府借款。
这次新闻发布会，答词“均极冗长……”这是对答问者的评论，其中不乏微词。
另一篇报道也是本节前面提到的黄远生写的通讯《政界内形记》通讯写道：记者于20日往招待所，正值魏君(笔者按：魏君即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雄辩滔滔之时。言国事如何紧急，中央应急宜统一，国会应急须开设，参议院不宜斤斤于琐碎问题，不宜争持意见，国且不保，政见何有？故若不以保存国家为前提，则什么同盟会，什么共和党，大家都做亡国奴隶。魏君固同盟会人而有此言，贤哉!记者既敬听之毕，乃问近日外交孤立，各国共同一致，而进行异常危险，唐总理对于外交有何作用否？魏君谓陆总长(笔者按：指陆徵祥)未来，外交部事，多系胡馨吾办，至外交作用，各国以不信用之故，共同一致，虽美国有肯最先承认之心，而不能实行，故非国家统一，临时政府取消，如何如何(此时魏君又翻入前篇议论矣)乃有办法。记者曰，适所请问，并非外交行政，乃是外交作用，当吾民军起义之初，亲交如美国，不信任吾国之共和如日本，皆欲争先承认，并非自初共同一致，所以连横合从(纵)而待我者，以吾政府及社会之败现象有以致耳。若临时政府未取消之先，而外交上遂以孤立自安，恐危机日深，将奈之何？魏君又复滔滔雄辩入于国家统一之得意问题。记者无法，乃直截了当问唐总理近日颇晤外国公使否？晤时除借款外颇及他事否？魏君莞然曰：见过，见过!昨日(19)英国公使尚来谈至两三点钟，但以经济与政治关系之深，故所谈仍关系借款事居多，此外则为中国前途深抱危险之感而已。记者以此乃知外交上并无作用之可言矣!因魏君言乃知：(一)藏事虽日急，英兵尚未入拉萨，政府饬川滇兵往援，滇未肯应，以前此入川之嫌也；(二)各省来电多关请款，山陕尤急；(三)热河兵变及蒙古事，连日无消息矣!政府与新闻记者之正式交通，以今日为权舆，特政府官员与记者诸君之言论范围及态度，尚当研究，盖有一二吾同业者所问乃似参议员之质问政府口气，固为失体，而如魏君之雄辩滔滔表述个人意见以为遁词，亦大非开诚布公之道，然如魏君态度之开明，论辩之有条理，以之对待新闻家，恰当其职矣!
这篇报道也写得较详。作者不愧为“能写”的名记者，语言生动活泼，诙谐幽默，把魏君滔滔雄辩之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纸上，令人捧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一二吾同业者所问乃似参议员之质问政府口气”，认为是“失体”。新闻发布会在当时是个新举措，无论是主办的政府官员，还是被邀请参加的新闻记者，都缺乏经验，因此作者又认为“政府官员与记者诸君之言论范围及态度，尚当研究”。这就提出一个怎样开好新闻发布会的问题，发人深省。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发布会
自1912年5月唐绍仪首倡在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每日接待记者，发布新闻，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后，新闻发布会这件事进展如何？笔者采取阶段普查和重大事件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对1949年前的《大公报》进行纵向扫描，也查了某一时期别的报纸，如以报道新闻著称的上海《申报》，发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的二十五六年间，总的看来，新闻发布会这件事进展不大，官方利用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的次数不多。这里有政局动荡、当权者更替频繁方面的原因，有新闻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当然，这一时期在新闻发布会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毫无进展。大约在30年代初期和中期，某某部门、某某官员“招待报界”、“招待新闻界”之类的标题已在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进展。
改变进展较大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发布会，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发展较快。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坚持在敌后开展根据地，领导人民抗日救亡，远离中心城市，中外记者受条件限制，到抗日根据地的机会很少，所以，在抗战时期，除了中共办事机构在南京、重庆等地举行了一些新闻发布会外，新闻发布会的较快发展主要从国民党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说发展较快，是就抗战八年总的方面来说的，具体到每一年，情况又有所不同。发展有一个过程，大体的轨迹是：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7月12日即在天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书面谈话，作出反应。但是这位1933年在长城喜峰口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宋将军，调子却很低，不敢提一句日本挑衅，更不用说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了，令全国人民大失所望。
新闻发布会在1938年抗日高潮中出现了一个好兆头。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推动下，在全国各爱国党派坚决主张抗日的促进下，国民党当局1938年对抗战的表现还是积极的。在这种形势下，这年的4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由陈诚部长讲述一周来各战区的战况。此时正是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开始告捷之际，时机选择甚好。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由国民党的中央社发布，《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等报都刊载了。一个月后的5月3日，陈诚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讲述近期的军事与政治状况，到会各国记者20多人。两次新闻发布会表明，新闻发布会发展有了一个好兆头。不知是何原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陈诚不再举行新闻发布会了，代替它的是陈诚以个人署名的《半周来战况概要》之类的文章，再后来陈诚也不署名了，而冠以“军事委员会”的大名。
1939年，国民党官方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方面后退了，几乎没有什么动作，1940年又是沉默的一年，1941年上半年也大致如此。这和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形势有关。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投降主义的积极活动，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的活动，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到1941年下半年形势才出现阴转晴的变化，国民党官方的新闻发布会这扇窗户才徐徐开启。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主要部门有：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和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英国对日宣战，世界战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新闻发布会也随着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其运作情况主要表现为：
1.称谓。抗战前举行的有限的新闻发布会，从报道看，很难看到“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这样明确的全称，一般是某某官员“招待报界”，某某官员“招待中外记者”，某某部门“招待各报记者”等。抗战后，“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这样的称谓则普遍运用了。这是一个进步。
2.地点。新闻发布会主要在武汉、重庆两地举行。南京失守后，武汉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武汉失守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定为陪都。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机关都迁到重庆，大批外省的工厂、学校、报馆也在重庆落户。各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驻中国的记者也集中到重庆。武汉、重庆也自然先后成为举行新闻发布会最多的地方；重庆同武汉相比，重庆作为陪都的时间更长，因此，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次数又远比武汉为多。
3.类型。国民党官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有三类：中国新闻发布会，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专门举行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我国有历史渊源。民国三年(1914年)1月6日，北京政府第四届内阁总理熊希龄，曾宴请驻京外国记者20多人。席间，熊希龄发表演说，宣布在国务院设一新闻处，将外国之紧要新闻译成中文，中国之紧要新闻译成西文，以期彼此可得确实消息，杜绝谣传。新闻处并有懂英文的专人负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官方在重庆设有外国记者招待所，并经常举行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这不光是为了满足外国记者新闻消息的企求，也是开展国际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为加强国际宣传，国民党还设有国际宣传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处这类机构。
4.主持。国民党官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从1941年下半年起，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出面主持召开的最多。众所周知，宣传部是管意识形态的，是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国民党中宣部的部长们亲自把住新闻发布会这个窗口，与其说他们看重有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倒不如说他们是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新闻发布会，“以便切切实实履行思想领导责任”。
5.制度。无论是为中国记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还是为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开始都是不定期的，后来发展到定期，形成制度。1943年10月，国民党中宣部新任部长走马上任，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后每隔两周逢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不过这个制度后来也没有坚持。为外国记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周期短些，一般是一周一次。
6.主题。抗战八年，国民党官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很多，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粮食、文教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但主题是抗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面临日本侵略，在各种矛盾中，中日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抗日是当时的大形势，大潮流，谁要违背这个大形势，逆这个大潮流而动，谁就要被全国人民唾弃，被全国人民打倒，谁就没有好下场，汪精卫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抗日问题上，由国民党中宣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却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作战、打击日寇、牵制日本侵略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的战绩，如实地向中外记者介绍，对陕甘宁边区的真相更采取封锁政策。对此，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首先发难，多次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却千方百计阻挠，只是在经过一次一次的舌战之后，国民党有关方面才勉强同意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去延安，但同时又提出种种条件加以限制。参观团终于在1944年5月中旬成行，总算一个不小的胜利。关于这次舌战的情形，当时参观团的成员，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他后来出版的《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和《回忆在重庆做记者的岁月》一文中，曾有较详的叙述。
7.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官员和访华人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引人注目。在这方面，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英国议会访华团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众多中外新闻记者参加。他们给记者们带来令人感兴趣的信息。
8.中国出访官员和政治名流等在国外举行新闻发布会成为一种时尚。关于这一点，这里要特别举一例。
1945年5月1日，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借退伍军人纪念大厅，破天荒地在晚间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外国记者及中国记者300多人参加，房间内挤不下，有些记者就倚在廊外边洗耳恭听。《大公报》驻伦敦特派员萧乾奉命随团采访。他报道说，这次记者招待会为旧金山大会以来最热闹的一次。代表团团长为宋子文，团员中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无党派人士胡霖(即《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萧乾写道：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举行完毕后，记者即分访由伦敦、纽约及巴黎来此的名记者，他们都一致承认，这是任何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中最满意的一个。记者再问理由，其中一位说，新闻发布之所以显赫一时，因为它又机警而又敢说话。另一位认为这是很民主的，因为宋子文氏答复每一个问题前，必征询其他代表的意见，甚至有一次说，他不过是各代表团的发言人。又有一位称赞招待会的果断与迅速，虽然遇着些极端微妙的问题，但都能很快地致答。……有一个记者问：“董先生是否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氏(指宋子文)请董氏(指董必武)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另一个问题是直接问董必武的：“这个会对于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董氏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氏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氏再高声复述一次，博得不少的掌声……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新闻发布会大发展，决定性的原因固然是抗日形势的需要和时代的进步，但和国际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也分不开。富兰克林·罗斯福自1993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入主白宫后，十分重视新闻发布会。他是美国历届总统中举行新闻发布会最多的一位总统。一个材料说，在他执政的12年中，一共会见记者998次，平均每年83次。第一届四年任期举行了340次；另一个材料说，他第一届任期召开新闻发布会337次，第二届任期召开374次，第三届任期召开279次，总计990次。这两个材料虽略有差异，但都说明罗斯福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多。如果再加上1944年11月罗斯福竞选第四届总统成功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那就更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通过三个渠道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的。第一个渠道是向参众两院的国情咨文；第二个渠道是广播讲话；第三个渠道是新闻发布会。而新闻发布会则是最经常召开的。当时我国的报纸，像《大公报》，就刊登了不少关于罗斯福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对国民党当局产生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发布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在狂欢胜利中没过几天太平日子，蒋介石又在挑动内战了。因而解放战争时期由各党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无不打上内战的烙印，在当时中国这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国民党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7年4月，国民党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主要的、经常的仍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面举行。1947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宣部改组办法”，从此由中宣部负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改由国民党行政院新设立的新闻局负责。这一变动，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国民党在结束“一党训政”。其实这是换汤不换药，不仅新闻局的大政方针要听命于国民党中宣部，而且新局长董显光就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到1948年1月底，新闻局长易人，由沈昌焕接替。沈成了国民党官方在大陆举行新闻发布会最后一位主持人。
这一时期，国民党官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涉及战后许多新问题，主要是要和平还是要内战的问题。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撕毁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决议，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调兵遣将，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而陷共产党于绝境。他们打错了算盘，十年内战他们未能达到消灭红军的可耻目的，在经过八年抗战大大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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