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要(翻译专业必读书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陶嘉炜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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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要(翻译专业必读书系)试读：

翻译和翻译研究在我国应该说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有人根据《册府元龟》里的一则记载，推测中国的翻译活动距今已经有4300年(1)左右的历史。还有人把三国时期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推作中国翻译研究第一篇，据此声称中国见诸文字的翻译研究至今已有超过(2)1700年的历史了。这些事实，自然让我们感到自豪。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却一直比较缓慢。其中原因，我们以为恐怕与我们长期以来对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性质认识不足有关。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院校里，翻译和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一门“毫无争议的独立学科”，然而在我们中国内地的高等院校里，翻译更多地是作为外语教学或学习的手段，所以它的位置也就更多地放在相应的外语学科之下。而翻译研究往往只是作为某一外语学科下面的一个“方向”，譬如在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有一个“翻译方向”，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可以研究翻译，撰写关于翻译的学位论文，但他们得到的学位仍然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短暂的一两年时间，在我国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见诸少数几所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中曾经出现过“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硕士学位点，但后来很快就消失了。再后来，翻译就作为应用语言学下面的三级学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我国学界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对它的定位。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自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界的理论意识空前高涨，学科意识也日益觉醒，于80年代后期译学界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口号，至90年代译学界的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翻译学之在国际上成为一门独立‘学科’（discipline）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加强与国际译坛的对话，借鉴引进国外最新的翻译理论，结合中国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加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潮流，为国际翻译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终于，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相继建立了独立的翻译学硕、博士学位点。此事不光是从学科体制上对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认，它更为我国内地高校的外语院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学术生长点。紧接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年1月正式通过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同年包括北大、上外、广外在内的15所院校获准开始招收MTI硕士生，从此拉开了我国翻译专业教学的帷幕。

翻译学硕、博士点和MTI学位点的建立，对翻译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对翻译专业教学的理念探讨，以及对翻译专业教材的编写等，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翻译和翻译研究视作外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附庸，如今我们要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来发展，那么就必须从理论上深入阐释它与传统外语学科中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实质性的区别。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语学科的大发展，各个语种、各个层次的翻译教材层出不穷，成百上千，那么我们今天编写的翻译教材又该怎样体现翻译学的学科特性呢？为此，我们邀集了国内翻译学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一个编委班子，策划推出一套“翻译专业必读书系”，以期对国内刚刚起步的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一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本“书系”由两个开放的系列组成。第一个系列是与MTI课程设置相配套，可作为MTI教学选用的教材系列。这套系列同时也能为广大报考翻译专业（方向）研究生学位的考生作为考研参考书，或作为进入正式MTI教学训练学习的教学用书。目前正在编写的有：MTI专业笔译教材（一套四册），MTI专业口译教材（一套四册），《简明中国翻译思想史》，《简明西方翻译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要》和《西方文化概要》。第二个系列是与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相关的译学理论专著，拟成熟一本推出一本。

无论是MTI的教材编写，还是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探讨，都是充满挑战的全新事业。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本“书系”肯定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我们殷切期望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师生读者不吝指正。————————————————————

(1) 《册府元龟》里的《外臣部朝贡》有一条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页。

(2) 参见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载《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页。绪　　论第一节　文 化 概 说一、文化的含义

大文化的概念不同于具体的文化，诸如文化教育、文化娱乐、文化知识、文化事业等。大文化即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考古文化、文化遗址、史前文化等概念，即使当时还没有文字，谈不上审美娱乐，更不可能有什么文化事业，但人类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即使以非语言文字的物质形态存在，也无疑凝聚了当时先民们生活的信息，当然应该视为文化，不过这些属于大文化。跟大文化对应的是狭义的文化，指的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也就是“文化”的通常内涵。二、文化的结构层面

一般认为，文化可分为四个结构层面。

第一是物态文化层，这是最浅表的文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形态稍加比较就能感觉其中的差异。比如建筑文化，欧洲的哥特式、中国的四合院、阿拉伯世界的清真寺，三者风格明显不同；再如服饰文化，一百年前的长衫马褂瓜皮帽，跟今天的男装也明显不同，各民族的传统服装也各不相同。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凭直观就能辨别出来。

第二是制度文化层，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虽然制度文化不像物质文化那样一看便知，但制度的强制性让人一旦进入其间生活就很容易感受到。比如现行中国的教育制度跟一百年前的私塾教育完全不同，跟现今欧美实行的学分制也有所不同。

第三是行为文化层，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它们不像制度那样带有强制性，但却是社会的集体的行为方式。比如传统节日遵行的风俗，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等等，再比如婚丧喜事的礼节，西方人白色用于婚事，象征爱情的纯洁，而按中国传统是红色用于婚事，表示大喜大吉，白色是用于丧事的，但西方人丧事用黑色。

第四是心态文化层，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史、哲等意识形态。比如群体主义的价值观，历史上表现为家族主义，现今表现为集体主义，中国人的名字是姓在先，名在后，意即所属的家族群体放在前面，个人自我在其后。西方人与此不同，个人的名字领先，所属家族的姓在其后，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姓名排序上的解码。再比如审美情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大量“伤春悲秋”的情绪跟古希腊悲剧的那种拗不过命运的壮烈亦迥然不同。三、文化的内蕴因素

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其他三个文化层面。那么民族的心态究竟又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是符号。人与动物不同，人有符号，而语言是最重要最普遍使用的符号。思维和语言好比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思维为里，语言为表，二者在人类发展史上同时合成，是人脑进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是思维产生语言还是语言产生思维的问题恰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无法选择，也毋须选择。所以，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从汉语的特点上观察出来。

但是归根结蒂，民族的心态特点还是来源于它们所主要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或者叫农业文明，特别表现在哲学上，是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经验和感悟的结晶。

在原始时代，先民主要从事何种生产活动是不容选择的，它取决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华大地上，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横贯东西，流域广大至数百万平方公里。这块土地的大部分纬度处于温带，四季分明。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十分有利于作物的栽培，在这样的环境中劳作、生存、繁衍的民族创生并发展了大陆型的农业文明。第二节　中国文化概观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1．奉行辩证逻辑

已故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道：“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形式逻辑将思维对象乃至思维本身独立出来成为可供观测的对象。它划定明确的范畴，准确界定事物的实体及性质，并使之形式化和数量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特别是其中的《范畴篇》就是对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论述。亚氏建立的形式逻辑体系源于对希腊语语言形式的思考。语言与思维的表里关系使得形式逻辑在操形式语言的民族里发展发达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形式逻辑主要用演绎的推理方法，亦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推理，在数学上，欧几里得几何就是运用此类思维的典范。

辩证逻辑不要求将思维对象乃至思维本身独立出来成为可供观测的对象，它注重人的主体能动性，始终让人参与其中，在正反两个方面，或者若干不同的类别中间进行反复比较、鉴别、综合，从而得出结论。辩证逻辑主要用归纳的推理方法，从许多个别事物中发现一般性的原理。在西方，辩证逻辑争得它应有的地位晚至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但并不等于此前的西方人不用辩证逻辑思考问题，只是没有在理论上揭示出来而已。辩证逻辑的另一特点是重视经验的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将经验神秘化的倾向。西方自古就有“知识都能用语言表达”的信条，但中国上古思想界普遍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说法。2．注重观象取类《易传》有言：“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认为认识外界事物的方法只需靠引申、归类或类比。难怪《易传》把许多今天看来不相干的东西归为一类，比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诸如此类。汉字六书中的“形声”一法是这种思维方式在语言文字上的集中表现：“声符”往往用隐喻的方法指称某一事物，“形符”表示该事物所属的类别。如“巅”，人们把山的最高处隐喻为人的头顶，即“颠”；因为此“颠”不是人体的一部分，而是山体的一部分，所以加一“山”字以示区别。传统文字学所用的“声训”以同音字或近音字来解释字义，可看作是形声法原理的反向运作，诸如“巅，颠也”，“颠，天也”，等等。

中国古代的科技以天文、物候、医学为成就最高，在这些领域内，观象取类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非常有效。通过长期观察，中国上古就画出了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黄道），并把黄道分成24等分确定节气。《大戴礼记·夏小正》对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气象和天象作了观察描写，并分列了各个月的农事活动。在中医学方面，经络不是靠解剖可发现的，也是对行气镇痛观象取类的结果。民间通常认为赤豆、红枣能补血，因为红的食物跟血归为一类。3．善于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的对立面是分析思维。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范畴篇》分析出思维规律的十大范畴，其中，第一范畴实体是主词，其余九大范畴属述词；跟思维对应的语言，也就是句子，可分析为主语和述语两部分。在语音方面，西方拼音文字把音素从完整的音节中分析出来，字母基本上是音素的记录。在绘画上，西洋画讲究人体各部分的比例，而中国画讲究形似和神似的统一，神似胜于形似。前者为分析认识，后者为整体把握。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类是天地交合的产物，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所谓“天人合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类是地球上生物发展进化到相当的程度所产生的物种。人体的摄入与排出参与了自然界的大循环，所以中医研究人的生理病理总是联系季节、气候、环境等整体因素。就个体的人本身而言，中医不把脏器作结构或成分的分析，而是注重系统。望、问、闻、切，得到的是人体的总体信息，治疗也从总体入手，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农作物的丰欠要看天气和地力一样，整体思维对于生命科学还是有点儿道理的。4．推人及物，推己及人

中国传统思维于演绎推理有所短缺，而跟归纳推理起互补作用的还有类比推理，其中突出表现为推人及物，推己及人。《易传》把天地看成是具有性别的活体，就是“近取诸身”，用人自身的标准隐喻出来的结果。正如《礼记·中庸》说破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原来他们是用夫妇之道那一套去认识自然界的！其实，西方人的祖先也有过类似天真烂漫的想法，遗留在一些语言的名词有阴阳性上，如德、法、俄等语言。不过，西方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没有朝神话的方向发展，而是脱颖出形式思维体系。西方人把人化自然的神话思维方式称为前逻辑思维，是史前存在过的，一去不复返的思维化石，不像中国的《周易》那样主宰中国思想数千年，而且至今还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儒家的整套推理都建筑在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王有怜悯之心，推广到子民身上，就能施行王道之治；号称“新儒家”的陆王心学宣称求诸内心就可认知外物。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1．血缘关系至上

血缘关系是自然的社会关系，父母兄弟姊妹，无可选择。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就是在血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建立奴隶制国家后，就制订出超越家族制的国家法律，如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制，古罗马法律对家父权力的限制。但是中国自夏商周起直至清代，“国”一直是“家”的扩大翻版。

自然的血缘关系这么牢固地占据社会关系的首位，是跟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传统观念中生命的泛化引出生殖的泛化，天地生万物，老子的道据称是“先天地生”，宇宙间生生不已。这样，生命的给予者就拥有天生的受尊重权，“孝”的概念由此而生。在家国同构的古代，忠是孝的引申。生命的给予者甚至拥有生命的剥夺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原因之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规则意识，这与所操语言的非形态化互为表里。规则是人制定的，是人的需要的对象化，又反过来约束人的行为。中国人往往用主体参与的柔性的经验代替刚性的规则，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不易产生，柔性的血缘感情、情感化的忠，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准则。

在父权社会里，父系亲属高于母系亲属，因此二者有着不同的称呼以示区别。汉语亲属称呼的繁多为西方语言所无法比拟。2．经验崇拜

经验崇拜是跟生命崇拜、年龄崇拜一致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已经有占卜的习俗流行了，到了商朝，王室基本上每日必占。占卜是向龟询问未来的吉凶，而周人兴起的筮占用的工具由龟改为蓍草。刘向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茎。”《太平御览》卷九九七引《洪范五行传》说：“蓍百年一本，生百茎，同本以老，此草木之寿知吉凶者也，圣人以间鬼神焉。”龟和蓍草都有长寿的特点，所以知道的事多；同时二者多子多孙，引得古人的敬重。近代的严复概括说：“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倚老卖老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由此又发展为崇古。儒家推尧舜为圣人，据说他们身处夏代以前，老子主张回到结绳纪事的时代去，法家虽然有向前看的气魄，但还是把自己的主张依托在黄老身上。适应于崇古的心理，历史上不断有人伪造古代的文章。《尚书》里的“虞书”、“夏书”，以及“商书”的一部分经发现是后人的伪作。3．“顺应自然”的生存原则

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在人们头脑里形成顺应自然的思想观念。农耕一定要按照农时来做，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不误农时，老天和大地就会给人以丰硕的回报。在中国传统眼光里，自然是善的，可以靠天吃饭。这一点不同于上古的西亚、埃及、希腊等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像西方文明起源地的希腊，多是山地，雅典的粮食依靠进口。海上贸易要冒极大的风浪危险，自然界的风云说变就变，诡谲莫测，因此在西方传统眼光里，自然是恶的，是人要努力征服的对象。犹太民族的《圣经》在“创世记”中叙述上帝造天，造地，造海，造日月，造人，体现一种“创造”的认识哲学，跟中国传统“生”的认识哲学不同；前者注重人为，后者注重自然。“造”的哲学跟当时他们的生产活动——造船不无关系。

于是，中国人把顺应自然又发展为效法自然。上古的衣着效法天玄地黄，来个衣玄裳黄；盖房子效法天圆地方，来个顶圆基方；认为跟自然界协调同步有利于生长繁衍，吉祥如意。4．实用理性，实践理性

西方在上古就确立了以求知为最终目的的认识价值观，“哲学”一词在西方是“爱”、“智慧”的复合。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纷纷讨论世界的“本原”（一译“始基”），中国只有道家的老庄对此类问题略有关心，其余各家各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治天下、救乱世的实际问题上。对宇宙，对语言，对逻辑，对宗教，即使有所触及，也未能成为一时的中心话题，未能作充分的展开。孔子对语言的态度是“辞达而已矣”，没有人想到要对语言的结构进行研究；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国的原始宗教未能发展出一个成熟的彼岸世界来。

中国没有体系神话，也没有人为宗教；实际上，体系神话是人类早期对世界同一性的一种隐喻式思考，而人为宗教是本体论解释的对象化，借神的名义用外力提供一个精神寄托，并规范信徒。宗教神话在创设时是不含功利性的，中国人倾向于考虑日用伦常。我们的宗教情绪倾注在血缘方面：我们不祭祀某个至上神，而祭祀家族的祖先；我们不为自身赎罪而修行，但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奉献自己的一切。

关于实践理性，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提出一些概念，如“仁”、“义”、“虚”、“静”，目的一般不仅仅停留在解释上，而是要付诸实践的。宗教方面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道教和中国佛教对世界对人生的解释比较简单，把关心的重点落到崇拜的礼仪或伦理的约束等可实践的问题上。5．主观参验的内省修养“人”的宇宙主体地位，在上古，中国比西方确立较早。《易传》提出天、地、人“三才”的观点，对于人类可能自觉地顺应自然抱乐观态度。相比之下，西方人更多地感受到外在势力对人的制约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对自然抱有一种敌对的有待征服的态度。人和物相对立的泛化，最终变成人的自身修养也得依赖外在的规则。“法律所未加禁止的事都能做”，西方人奉行的这个信条甚至抹杀了自我修养的必要。儒家推崇的远古首领尧与舜是如何成为圣人的？按孟子的说法，圣人的相貌跟常人相比并没有特殊之处，只是他们保存并发扬了人与生俱来的“善心”而已。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其途径应如孔门弟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后来中国化的佛教宣扬不必参经拜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出于同样的道理，道教原先认丹砂（硫化汞）为神奇之物，因为经烧炼可把汞分离出来，变成黑色，再使汞和硫磺化合升华为红色的硫化汞结晶，所谓的炼金丹就是上述化学反应过程；道教认为服用后会产生返老还童的奇迹。结果不少人服后汞中毒而死。道教又运用“人人皆有佛性”的原理，说金丹也不必外求，人身上就有“丹田”，变炼外丹为炼内丹，气功因此而发明。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语言文字上就有体现：解读非形式化的语言需要接受者作一定的“意合”，句子主语位置上的名词在动词不变的情况下可能是动作的施事者，也可能是动作的受事者，相信听者或读者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正确辨别。中文书写时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也相信读者能自觉解读，古文甚至连标点也没有，“句读”成为阅读的一项基本功。三、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中国人的智慧创造了无数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其中四大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是中国曾经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1．指南针

早在战国时，名叫“司南”的指南工具已被普遍使用。人们把天然磁铁打造为长柄勺，起指针的作用。把勺放在底盘的中心，底盘边沿360度分为24等分，相当于现代指南针的刻度盘。勺底底突是长柄勺的支点，勺子可以以此为圆心进行转动。转停时长柄所指的方向为南。相传为战国时王诩在他写的《鬼谷子》中记载道：“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大约西汉时，人们在战车上设立一个木人，其下安装着磁石，使得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称为指南车，据说黄帝在战蚩尤时就用它指方向了。唐代为了测风水的需要，司南加工完善为罗盘，11世纪末用于船只航行。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2．造纸术

在纸发明之前，各古老民族就地取材使用各种书写材料：古埃及人把字写在当地生长的一种草上，我们管它叫“纸草”；西亚两河流域把字写在湿的河泥块上，泥干后文字就凝固了，人们按这种字的形状称之为“楔形文字”，这种文辞就成为“泥板文书”。此法传入埃及、希腊，写有希腊语线形文字的泥板文书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派罗斯，中部希腊的忒拜等地的王宫遗址中都有发现。在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此后有文字刻在石上和铸在铜器上的做法，但毕竟不属日常书写行为。春秋战国时普遍用竹木当纸，竹为“简”（或称“策”），木为“牍”。另外，丝织品的帛也可作书写用，不过价格昂贵，较少使用。

西汉人在剥茧制丝绵时受到启发，把锤打湿蚕茧后留在席箔上的丝絮晒干揭下，上面可以写字。东汉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制纸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原料作了重大改进，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捣烂做纸浆，由于改用植物纤维，成本大大降低，纸就不再是奢侈品，给它从宫廷走向民间铺平了道路。当时人们称那种新型的纸为“蔡伦纸”。东汉末年的左伯，字子邑，他又进一步改进了工艺技术，造出的纸富有光泽，人称“左伯纸”、“子邑纸”。

公元4世纪，造纸术传入中国的近邻朝鲜、日本，8世纪传入阿拉伯，后来传入欧洲，欧洲人方才不再在兽皮上写字了。纸的发明开创了知识积累和传播的新纪元，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3．火药

发明火药的功劳应该算在道教的头上。道教兴起于东汉末年，当时连年天灾，瘟疫流行，道教声称能画符念咒替人治病祛灾，从而收罗信徒。道士在纸上写一种似字非字的东西，叫做符箓；把画有符箓的纸烧了以后留下的灰烬冲水喝下，辅之以道士在旁念诵咒语，据说能驱赶病魔。为了真能奏效，道教徒对中草药有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中药材除了植物外，还包括动物、矿物等，特别是炼丹术的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实验的发展。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思想，认为肉体可以不死，所以他们重视医学，而医学和化学的密切关系为人所共知的事；火药，就是道教烧炼长生不老之丹时偶尔发现的副产品。

隋唐时的道士孙思邈是一位医药学家，他也是第一位记载火药制造法的人。他的“丹经内伏硫磺法”用硝、硫磺和木炭相混合而成。唐中期的道教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把硫磺、雄黄、硝石，拌蜜，点燃，其火焰会烧灼人的手、脸，会将屋舍化为灰烬。

火药发明出来后，首先用于军事，给予武器以革命性的升级。火药武器成倍扩大了杀伤的距离和力度。宋代，火箭、火球、火蒺藜、火炮、霹雳炮、火枪等武器被一一制造出来。宋元之际造出的火药箭，利用尾部燃烧喷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力做推进动能，跟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差不多；说火箭是由中国发明的并不为过。元代开始制造铜质或铁质的筒形火炮，当时取名“火铳”，因威力巨大，又称为“铜将军”。

大约在公元13世纪左右，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然后欧洲人学会了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方法。中世纪骑士的装备：长矛、剑，盔甲、盾牌，在火器面前灰飞烟灭，封建的精神风度为之动摇，为资本主义的登台轰响了开山炮。4．印刷术

印刷的技术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

雕版印刷受先秦时就有的印玺的启发而来。在竹木简牍的时代，印章盖在封口处的泥层上，留下凹凸印记，作为封存行为人的证据并防止他人私拆。东汉纸张发明后，印章才沾上颜色盖用。受此启发，如要复制较多的文字，也可刻写大“印章”。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里记载当时有道教徒把120个符号的符咒刻在一枚印章上。此外，石碑拓印的做法也开创了雕版印刷的先河。拓，这里念tà，通“搨”，“捶打”的意思，把纸铺平在石碑上轻轻捶打，就能把碑面上的墨汁印到纸上。维摩经变相图（五代，敦煌98窟东壁）

在石碑上刻字要把字的笔画刻掉，因此字呈凹的状态，称为“阴文”，字为正常的正写，拓印出来的碑文黑底白字；刻印章则把不是字的地方去掉，因此字呈凸的状态，称为“阳文”，而且字为反写，盖在纸上的样子是白底黑字。雕版印刷的刻字法取后者，印的时候把纸铺上，用干净的刷子刷一遍，涂在凸字上的墨就会均匀地印到白纸上。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卷尾注有“咸通九年”的字样，属晚唐时期，时为公元868年。

北宋一名平头百姓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用胶泥刻字，一字一模，排列在涂有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铁板上，用铁质方框围起来制版，稍稍烤得涂物熔化后，再用一块平板把排好的字模正面按平，凝固后就能又快又好又多地印书了。毕升的创造约在11世纪中叶，直至电脑排版开始使用之前，活字印刷沿用了将近千年之久。

雕版印刷术问世不久，就随着中日、中朝文化的交流传入中国的这两个近邻，后又传到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13世纪末经由土耳其、伊朗传到埃及和欧洲。活字印刷术也是先被朝鲜和日本所学得，大约在15世纪传到欧洲。纸张和印刷给知识添上翅膀，促进全球文化的交流，使人类的文明得以飞跃发展。四、中国人的处世1．尊老爱幼

儒家倡导的孝，就含有对长辈的顺从和尊敬，尽管这种尊老是有层次的。中国人亲近血缘人群，所以习惯上用亲属称谓来称呼别人，以表示友好，诸如叔叔、阿姨、兄、妹等等。在非正式场合直呼姓名被认为不够礼貌，把亲属称谓用在社交称谓中被普遍接受，并认为是礼貌的。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近现代形成行为规范，从家庭扩大到社区、工作单位以至整个社会。2．情面观点

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参照亲属关系处理，而不是参照法律意义的契约关系。亲属间有先天血缘的关系，感情占重要地位；把它推广到朋友、同事等其他方面，待人处世同样不会靠相互承诺的约束，而是靠各人内心的把握。内心的尺度构成“情面”。如果得到熟人的帮助或收受礼物，就欠了别人的情，俗称“人情债”，就应该“投桃报李”，给予回报。所以社会上存在林林总总人情织成的关系网，往往对制度内的明文规定起负面的抵冲作用。3．自尊与自谦

中国人的自尊心不仅表现为个人的尊严，更多的还在于对自己的家族、家乡，甚至所处的单位，有着天然的自豪感。人们在交谈时往往恭维对方，正是懂得对方的自尊心理，友好地给对方以精神上的满足。自谦也是为了相对地抬高对方以示尊重。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满招损，谦受益”被奉为千年不移的古训，因此，谦虚的谈吐就成为一个人有修养的标志。所以，自谦不等于自卑，而是既尊重他人，又尊重自己的一种行为规范。4．含蓄的表情达意

中国人早就注重语言解码者主体的能动作用，懂得语言的含义永远大于它的字面意，因此说话时不必直露地把意思说破，可以让听者自己去揣摩、理解；尤其遇到某些关涉面子的场合，比如表达不满、批评、想借钱、不愿出借等等意思时，双方拐点儿弯抹点儿角，可避免正面发生冲突，提供大家都体面下台的机会。

感情的传达也是这样。例如，对成年的子女，父母没有亲吻拥抱的习惯，也不直接表达“爱你”之类的话，但中国人对子女的关爱是世上少有的。他们把爱点点滴滴化在日常的照顾上了。第一讲　阴阳五行第一节　《周易》简介“易以道阴阳。”《易》是用来说阴阳道理的。

一部《周易》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用“阴”和“阳”两个基本概念概括出宇宙间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一、“易”的含义“易”字本义为蜥蜴，“变易”是它的假借义。《说文解字》以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那是后来才有的意义，不是它的本义。“易有大极……”《周易》本名《易》，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孔子整理过留下的六部书奉为经书，《易》是其中之一，称作《易经》。

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说：“《易》一名而引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用现在的话说，所谓“变易”，指宇宙人事，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宋代杨万里说：“‘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周易》说的“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那么一个由简变繁的公式。

所谓“不易”，就是不变，有两层意思：一是宇宙万物千变万化之中存在着不变的规律，古人把它叫作“常”。二是就“变化”这一事实来讲，情况是不会改变的。换言之，如果“变化”这一事实改变了，就意味着宇宙凝固了。二、“周”的含义“周”也有两层意思：郑玄解释说：“《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意思是《周易》揭示出宇宙世界的普遍规律，覆盖面广，普适性强，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这是其一。另外，据说《易》在“三代”各有不同的版本：夏朝的书名叫《连山》，商朝的书名叫《归藏》，周朝的书名就叫《周易》。“周”正好还有“周朝”的含义，这是其二。三、八卦与重卦1．符号要素

相传伏牺作八卦。《周易·系辞下》有一段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组成八卦的基本符号要素“--”和“—”，可能取之于自然万物的象征形象，也有可能取之于人类自身的象征形象。从《周易》传文中大量的关于阴阳男女的议论来看，现代学者一般都倾向于“--”和“—”是取自性的认识；“画—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2．八卦的卦名、卦象和象征物3．重卦

三层基本符号要素可形成八种不同的组合，就是上面所列出的八个卦象，可称之为“八卦”。六层基本符号要素则可形成八八六十四种不同的组合，照经学的说法，它们不是简单的六层符号的搭建，而是两个八卦的重合，因此叫六十四卦为“重卦”。

看待重卦要用自下而上的眼光，以下面那个八卦为本；并把下卦叫做内卦，上卦叫做外卦。

把八卦重叠为重卦的，相传为文王所创；另有伏牺、神农、夏禹三说。四、卦辞与爻辞

六十四卦一层叫一爻，阳爻叫做九，阴爻叫做六。由最下一爻依次向上，最下一爻叫做“初”，最上一爻叫做“上”。“初”为阴爻，表达为“初六”，如为阳爻则说“初九”；同样，“上”为阴爻，表达为“上六”，如为阳爻则说“上九”。除了头尾两爻之外，第二爻至第五爻的阴阳表达法依次为“（六／九）二”、“（六／九）三”、“（六／九）四”、“（六／九）五”。

六十四卦每一卦都配有一句话，就是卦辞；而其中的每一爻也都配有一句话，就是爻辞。以《周易》的第一卦“乾”为例，其卦辞是“元亨利贞”。“元者，善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斡）也。”四个字都是吉利的。

六句爻辞依次如下：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大意如下：

自下而上第一爻是阳，龙还潜伏着，我们暂且不要用事。

第二爻是阳，龙出现在田里了，现在可以活动了，可以去拜见重要人物了。

第三爻是阳，有道德修养的人整日整夜谨慎警惕，即使遇到危险，也免遭祸患。

第四爻是阳，龙有时跳在深水潭里，没有灾祸。

第五爻是阳，龙在天上飞了，可以去拜见重要人物了。

第六爻是阳，龙飞得太高了，要反思，要调整了。）

传说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五、《周易》的经和传《易》有64卦，总计384爻，加上卦辞爻辞，这是《易》的“经”的部分。相传孔子作了十篇解释《易经》的文字，它们就是《易》的“传”。《易传》十篇为：一）彖辞上，二）彖辞下，三）象辞上，四）象辞下，五）系辞上，六）系辞下，七）文言，八）说卦，九）序卦，十）杂卦。《周易》本来是一部筮占用的书，自从十篇传文问世，它就变成一部推究宇宙人生哲理的书了。阴阳观念在原先的《易经》里没有，两种基本符号要素以“九”“六”相称，也不叫“阴”“阳”。六、写作的时代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一个玉刻原始八卦图形，看来，《系辞》的作者把八卦的创制归功于远古传说人物、原始氏族社会的首领伏牺，意为出现于原始氏族社会，是真有道理的。《易经》的卦辞爻辞有许多语句很像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也有许多短歌韵语；因此有学者据此考证出：《易经》编成于“卜辞时期”和“诗经时期”之间的一段时期，大致在西周的中后期。

至于十篇《易传》，照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是孔子所作。他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宋代欧阳修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十篇东西“众说淆乱，非一人之言”。现一般认为出于秦汉间，非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称《周易》这部书的编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真是说对了。古者庖牺——文王、周公——春秋孔子，三代圣者世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时期。七、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1．八卦象征系统——天人合一

八卦所象征的事物的范围，到了战国中后期有所扩大。除了自然现象之外，还扩大到动物、社会伦理关系：

这种理论只是创制者个人的主观类比而已。郭沫若说：“杜鹃的叫声本没有意义，在好事者听来可以成为‘不如归去’。由这‘不如归去’的牵强更可生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传说。这种牵强附会在不懂中国话的外国人，乃至不懂中国文言的中国人都会不懂，不消说完全与鸟无涉。……《周易》卦象示意图“《易经》的卦名次第，那简单的程度也不过如像杜鹃的叫声一样。然而在推测者的心中可以生出那样一篇议论来。我们可以说《易传》的观念是传《易》的人自己的观念，他以自己的观念输入那卦序里面，就如像诗人以自己的感情输入杜鹃的叫声里面一样。”

八卦也好，六十四卦也好，它们的先后排序，以及代表什么意思等等，只能当朦胧诗来读，绝对不是讲究逻辑的哲学著作。但从八卦象征系统里面自然人事相杂的特点，可以见得古人是把天和人合在一块儿思考的。2．朴素的辩证法

阴阳二字的字义，《说文》解释道：“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从阜，侌声。”“陽（阳），高明也。从阜，易声。”“阜”意思是山，“易”意思是日光。阴阳二字的本义原来是山坡向日与背日的明暗对立。《易传》各篇所提到的阴阳对立物共有十组，它们是：

这种思维不是中国特有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拟定世界的十个“始基”（’αρχ’η）是：

真是无独有偶，二者如出一辙。

左为双鱼合抱图。图中阴阳各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设想如果此圆以圆心为支点旋转起来，那么一边从小到大，另一边从大到小，此消彼长，任何一方从大到小进而化入另一方。它的原始文化含义来自昼夜交替，四季循环，流转无穷。

如果设—为0，--为1，八卦运行方式为乾一（000），兑二（001），离三（010），震四（011），巽五（100），坎六（101），艮七（110），坤八（111）。这就是现代的二进制记数法，是电子计算机所用的符号。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设计并制造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他说曾看过《周易》这部书。位的奇偶规律是辩证法的数码语言。3．生机主义《周易·系辞》说：“生生谓之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被奉为“群经之首”，说明中国文化在观念中将宇宙看成一个活体，天地是父母，养育出世间万物。《周易·系辞》又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意思是说，养育的方式如男女间的交媾。泰卦之所以为吉卦，是因为天地交流了，乾由上而下，坤由下而上；否卦之所以为凶卦，是因为天地不交流，乾和坤一上一下原地不动，不合规律。《周易》用它自己的语言表达出一个道理：事物的运动和事物间的联系是宇宙“生生不已”，充满生机的原因。4．二元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把一元论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学尊阳贬阴，但从未否定过阴的存在；同样，道学尊阴贬阳，但也无法否定阳的存在。魏晋玄学虽然将宇宙起源归因于“无”，似乎“无”是一元的本体；但“无”也是作为“有”的对立物被提出来的，其实是在“有”、“无”两极中间取其一极而已。

古代思想史上发展到极至的一元论思想当数王阳明的心学，但这一学说在其先前的理学阶段，还持理、气二元论观点。中国思想界很少走入极端化的形而上学，恐怕和二元思维模式不无关系。王阳明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第二讲　先秦诸子第一节　儒家，道家，法家一、儒家1．儒家代表人物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他是殷人后裔，远祖弗父何是宋愍公的长子，厉公的长兄，曾让位于厉公。其近祖正考夫是个学者，做过“商颂”十二篇（今存五篇）。这个家族后来逃难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衰。儒，原为丧事赞礼的帮手，据说孔子曾干过这一行。孔子是大教育家，大学问家，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私人教育之盛，前所未有。他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论语》里，《论语》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纂而成。

孔子以后儒家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他继承孔子的嫡孙子思一派的学术思想。《孟子》一书相传是孟子和他的学生万章等共同编著的。孔子像（宋代马远作）

战国时期儒家另外有一位重要思想家是荀子。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号卿，战国后期赵国人。他曾去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并考察过秦国的政治。著有《荀子》一书。2．儒家重要主张“仁”是儒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由孔子提出，是他的人格理想。所谓“仁”，就是要具有“爱人”的品德；但儒家对他人的爱心是有等级的，第一位是对父亲，就是说，不能对别人超过对自己父亲的爱。“仁”引申到政治上，就要办好本国的事，吸引别国的人民归顺自己，而不是武力征服。“礼”是孔子提出的政治理想，亦即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符合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种人都像样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孔子的“礼”不仅仅表现在礼节行为上，其实质是等级秩序。

此外，重视现实人世，不愿谈论鬼神，中庸之道，以及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给“仁”补充了一个“义”的概念。“仁”是爱人之心，“义”是为人之道。在行仁政方面，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称之为“王道”。

孔子所讲的“性”主要指“才性”、才能，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告子之辈把“性”用作“善恶之心”的意思了。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有四种善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持性善论观点。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生来只有动物性，不可能具备社会性；善性是后天教育培养之所得。所以他“劝学”，鼓励人们学习。

孔子提出“正名”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就是要给名称、概念以正确的界定，其中包括等级名称和刑罚名称。荀子把“名”和它的对立物“实”对举，赋予逻辑学的意义。他说：“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反对“舍后王而道上古”。他将“法”提升到与“礼”同等重要的地位，法家的李斯、韩非曾是他的弟子；所以荀子不是一般的“俗儒”。二、道家1．道家代表人物

这一家的学说认为有一个先于世界而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道”。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历史上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春秋时人，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也有人怀疑其真实存在。一般认为老子长于孔子，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00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也有称他老聃的。据《史记》记载，他是楚国人，当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亦即中央图书馆管理员。见周王室衰微，就出走西方。出关时，应关令（相当于关长）所求，留给他两篇著作《道经》和《德经》，合起来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现代学者考证《老子》应编成于战国晚期。

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庄子。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宋国人，曾在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当过漆园吏。《庄子》一书中“内篇”相传为庄周自著，“外篇”和“杂篇”为他的门人和后学所作。老子像（明代张路作）2．道家的重要观点

诸子百家争鸣的焦点都集中在政治人伦上面，中国很少有哲学家像古希腊那样探讨世界的本原一类问题的；道家的可贵就在于他们提出了这个似乎并不实用的命题。老子拟定一个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的抽象性用老子的话说，就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听其自然，不刻意人为，结果什么都能做到。他把“无为”列作一种另类的“为”，变成“为无为”；并主张治国安邦“为无为，则无不治”。他要天下人都无所作为，“使民无知无欲”，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因此，他理想社会的政治方案是“小国寡民”，什么器具也不要用，大家去结绳纪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要让人民倒退到母系氏族社会去。《老子》明刻本

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道无始终，物有死生”，引导人们向道学习，得到超脱。他否定人的作为，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把人为和天然完全对立起来，把一切人为看成多余，或者看成添乱。

庄子还发展出一套相对主义的理论——齐物论。他的眼里万物划一，统统没有区别：是非无区别，物我无区别，梦醒无区别，生死也无区别。所以，一切争辩或计较都不必要，都没有意义。

自我和道也可同体合一，为此，庄子创出一套实践的方案：“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这也就是“心斋”、“坐忘”的方法。

庄子的人可长生的假想以及随之而生的实践法，后来被宗教所利用，形成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道教奉老子为“太上老君”，奉庄子为“南华真人”；同时，《庄子》一书也被叫做“《南华真经》”了。3．儒道互补

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和道家的观点是对立的：前者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犬马奔走，鞠躬尽瘁；后者则弃圣绝智，归乎原始。然而，儒道两家都推崇《周易》这部书，他们的思考都没能越出阴阳观的范畴；只是儒家强调“阳”一面，道家强调“阴”一面而已。在哲学上，阴和阳互为依存，也就决定了儒和道两家学说的互补性。《周易》解释乾卦的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教导人们要像天一样，运动不息，更新万物。而道家认为植物生于土，动物生于母，在八卦中都对应坤。坤的属性是顺；跟阳为刚、为动不同，阴为柔、为静，所以无为。老子玄想宇宙出生于一个硕大无比的母体：“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没。”老子举例说活人是软的，死人才是僵硬的呢，以此证明柔优于刚；又举例说牙齿是硬的，舌头是软的，牙会掉落，没听说舌头会掉，以此证明柔足以克刚。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大多被统治者奉为治国的纲领；但暗地里，将道家的阴用于权术则从来没有放弃过。老子尊阴，也是“阴谋”的发明人。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胜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微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阴谋。对待臣民，教化和阴谋并用，儒道就这样地互补！

对于士大夫个人来说，儒和道两种思想境界使他们的精神有较为宽裕的回旋余地。在儒家看来，男儿当自强，应该胸怀一腔经世济民的大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积极入世，赢取生前身后的功名，耀祖光宗。但仕途的坎坷，官场的诡谲常让他们遭遇贬官、革职、流放、监禁。失意之时，道家学说可以成为一帖安慰剂，使他们的精神家园找到可依傍的靠山，选择乐天安命，皈依自然的“出世”之举。入世则庙堂朝廷，出世则山林泉石，非儒即道，都有思想的准备和古人的楷模。中国古代既有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训言，又有道家提供的达观主义人生观，所以士大夫很少有想不开而去自杀的例子。三、法家1．法家主要代表人物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原是战国时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又叫卫鞅。因在秦国孝公时变法有功，被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东南），称为商君。后世称他商鞅。年轻时曾在魏国求官，后入秦；其见解得到孝公的赏识，授权主持变法。从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50年的十年间，颁布了一系列变法令。《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曾与李斯受业于荀子。他多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总是不被采纳；于是写下《说难》、《孤愤》等文章共计十多万言。秦王看到韩非的文章，十分喜爱，甚至说，能跟这个人结交，死也无憾了；就大举攻打韩国。于是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入秦后，遭受李斯等人妒忌，遇害于狱中。后人把他的遗著，连同有关韩非学说的阐述，合编成《韩非子》一书。商鞅像韩非像（杨春瑞绘）2．法家思想的渊源

法家是战国时期较后起的一个学派，那些人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一批革新改制的实干家。法家思想渊源有来自道家的成分，有源于名家的成分，有吸取儒家的荀子学派的成分。

前面说到，道家有中国古代难能可贵的对于世界本原的玄想，但其争鸣的最终目的，还是给当时的乱世开救治的药方。据《史记》记载，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法家把必须执秉的那个“要本”，解释为法，认为“道生法”，法是宇宙万物最高法则的“道”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鉴于儒家言必称尧舜为圣人，早期法家就推崇比尧舜还要早的黄帝作为自己学派的偶像。尧舜教化臣民，排解纠纷，身体力行，收效甚微；不如黄帝长四张脸，大权在握，高高在上，清虚自守，天下太平。所以自稷下以来，就有黄、老相并之说。

前面也提到，荀子已经将“名”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加以研究了。他不像名家学派那样将“名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而是着眼于政治：“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法家则根据变法的需要，把“名”引申为法令、名分、言论等，纳入“法术”的范畴之内。

荀子出于人性本恶的认识，一方面劝学，一方面重法。他说：“法者，治之端也。”此外，和孔孟主张效法文王周公等“先王”的做法不同，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家的政治见解也正如此。在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是顺应历史潮流向前看的，而作为儒者的荀子有他独到的见解。3．法家的主要观点

法家推崇的东西可用三个字来概括：法、术、势。三者分别由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单独提出，韩非认为三者中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他集法家之大成，完善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

所谓“法”，指君主制定的明确成文的法令。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所谓“术”，指国君驾驭臣下的方法手段。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所谓“势”，指国君集天下权势于一身，其权力和地位至高无上。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法、术、势三者的结合，使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成为可能。4．儒法关系

在韩非的时代，儒家和墨家被并称为“显学”。其中，孟子一派儒家的观点在治国主张上跟法家存在不少针锋相对之处。孟子主张实施仁政德治，反对使用暴力；而法家只讲严刑重罚，讥笑儒家的礼义教化收效甚微。孟子一派儒家崇尚他们所描绘的尧舜时的社会，把尧舜尊为圣人，作为当代统治者学习的榜样；法家却认为时代在前进，复古是行不通的，当代统治者应该学习当今采纳法家建议，实行变法的那些国君。

法家和儒家看上去水火不相容，但也有些一致之处。且不说韩非的一些重要观点本来就来自他的老师荀子，就说在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方面，韩非甚至借助孔子的言论：“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孔子本来知孝悌忠顺之道也，……所谓忠君，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我们通常将“三纲五常”归于儒家的发明，其实“三纲”发轫于韩非的上述一段言论。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理论成为延续二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帝制的精神支柱。董仲舒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孟之道的原样，可以说是经过了大幅度修正的孔孟学说。首先，“独尊”就透出法家的那种霸气。秦始皇时期的李斯就推行过“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欲使天下只剩下法律一种学问可学；“独尊儒术”只是变“以吏为师”为“以儒为师”而已，欲使天下只剩下儒学一种学问。其次，董的儒学主张德刑并用：“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韩非也曾说过：“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恩威并重，对臣子是如此，对天下所有百姓也是如此，这是儒和法的配合运用。由于儒家的仁政德治比法家的严刑重罚说起来美妙动听，因此二者的配合取以法入儒的方式。历时二千年的儒学精神统治，实际上是儒中有法，外儒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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