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恒存,张成华,谭成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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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的数字审美之维试读：
绪论
我们并不忌讳在开篇就指出，“数据库里的囚徒”这个花边新闻式的称呼首先源自詹姆逊“语言的牢笼”，二者事实上也的确具有相似的隐喻意义。无独有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这样表述：“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因此，熟悉詹姆逊或麦克卢汉这个隐喻的读者可以稍稍提前进入我们论述的预设和主题中。
人们或许能从武侠小说及影视剧的回忆中轻松开启一个经典桥段：一名疾恶如仇而身怀绝技的侠客往往在用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兵器或武功如梅花镖、一阳指等进行惩恶除奸、赏善罚恶、劫富济贫后都必然会留下标示侠客身份的犯罪记录，伴随着悬念的故事情节就从这些犯罪记录的开始被娓娓道来。数字审美的全媒体时代，文艺消费如同犯罪，人们进行的各色消费如同上面侠客的犯罪一样，都留下了可资查证的密密麻麻而又条分缕析的消费记录。这些文艺消费记录被自动备案后存储在数据库中，数据库开始监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这使身处其中的消费者变成了超级全景监狱里的罪犯，抑或数据库里的囚徒。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由此产生的恐惧不是因为身处数据库监狱中，而是来自这么一个简单的疑问：如果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数据库在监视大众，那谁来负责监视数据库呢？虽然“监视语言”是德里达早已提出的命题，但这并未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而这个命题在文艺研究的数字审美维度中又显得格外醒目，成为当今亟需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此这般，商场购物、网络交易、刷卡转账、观看电视节目、浏览网页地址（包括网络新闻、网络博客、空间日志）、点击网络视频等诸如此类已经因日常化而被人们习惯的消费行为就不应该再被看作理所应当而遭到理性沉思的放逐。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大众话题的反复出现或许暗示了对这些消费行为和美学范式进行思考的时机已然迫近。
在本书中，我们首先评述了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然后我们期许在数据库理论的烛照下，对那些被人们日益熟悉化和自动化的文艺消费行为建立和重构一种什克洛夫斯基所言的“陌生化”或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化”的认识和理解，随后深入探讨数据库里文艺消费的新质、消费主体的隐私、数据库的管理问题，并在具体的案例中讨论由其引发的一些新的社会伦理问题。数据库里文艺消费的美学范式是数字审美。数据库里的数字审美论述了数字审美范式的崛起、文艺的全媒体消费、电影的微电影转向和数字电影的三层分节。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我们主要探讨了视觉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艺术革命、元观看、生控复制和生物数字图像问题。元观看是对超级全景监狱中观看与被观看在艺术史中的应用和拓展，生控复制范式下生物数字图像的生产标刻了数字审美时代的局限——当代社会不仅仅是数字时代，更是克隆时代。这些构成了我们论述的理论场域，同时也是我们的行文逻辑。第一章数据库里的囚徒一、语言和数据库（一）媒介运动和信息方式
评述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应该从对卡尔·马克思的致敬开始。很多从事生产、消费和传媒研究的学者都对马克思怀有一种绅士般的敬意，马克·波斯特也不例外。这是因为马克思贡献了一个可以让这些学者作为思考起点而被反复征引的思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这里，马克思的“媒介运动”是就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而言的，即生产是消费的媒介，而消费是生产的媒介，“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消费生产着生产，生产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消费一方面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另一方面为生产提供了想象的对象。近几年在中国一线、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诸多商品房因房价的居高不下而使居民无力购买被迫大量闲置，这些没有被居住使用的闲置商品房不能称为现实的房屋。而消费者寄予房屋别墅豪宅式、居家生活式的想象为生产提供了乡村别墅、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等生产对象。生产生产着消费，消费是通过生产来实现的。生产提供了消费的外在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主体动力需要。保障房、廉租房等房屋如果不被建造装修就没有这类消费对象，人们只能望房价如楼高的商品房摇头叹气。别墅豪宅的房屋生产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尊贵典雅或豪华奢侈的消费方式外，同时也为消费提供了一批王孙贵族、资产阶级暴发户和贪污腐败官员，当然，贫民窟和棚户区为消费提供的是一批底层大众或弱势群体。马克思将这个“媒介运动”放在分配和交换中来完成。分配和交换使生产和消费彼此互为媒介且各自又处于对方之外。马克思的“媒介运动”过于黏合在生产和消费的环节上，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使媒介运动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我们愿意指出，不仅生产作为媒介影响了消费或消费作为媒介影响了生产，而且作为独立于生产和消费的媒介本身在传播层面也深深影响了生产和消费。
马克·波斯特以“信息方式”向前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致敬。马克·波斯特将马克思的“媒介运动”从其生产和消费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并在“第二媒介时代”以“信息方式”的思维考察了电子媒介与主体构建、社会批判的关系，这无疑是马克·波斯特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氛围下启动的思考。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媒介因其电子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经验。数字编码、信息转换、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电子脉冲、物质/非物质性等一系列的电子语言的DNA图谱强烈震撼着马克·波斯特的神经。马克·波斯特认为，口语是在戏剧化行动的时/空坐标中开展的，而书写则是在书籍与纸张的时/空坐标中蔓延。但是，电子语言则不适宜上述两种时空框架。它既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既永远存在又从未存在，是物质/非物质的统一体。马克·波斯特透过这些新奇的DNA代码敏锐地察觉到，新的语言形式至关重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改变着社会关系网络，并重新组装它们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及主体。马克·波斯特延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极力反对将语言工具化，在电子时代承续了“话说人”而非“人说话”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奇幻认识。马克·波斯特带着不无揶揄的口吻打趣秉持语言工具论者，认为语言在构建主体自我和重组社会关系方面具有能动性，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自然就被重新构型。因此，马克·波斯特以近乎呼吁的语气说，对新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势在必行，但是，科学地描述这种新的语言形式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要想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便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作为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一步，我在此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概念，‘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这一术语借用了马克思的 ‘生产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以两方面的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组合）; （2）作为对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作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 ‘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按照生产方式划分历史时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波斯特依照信息方式的不同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符号的交换特点是符号的互应，印刷的书写媒介则是意符的再现，而电子媒介是信息的模拟。第一阶段是口头传播阶段，自我处于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第二阶段是印刷传播阶段，自我处于自律性的中心；第三阶段是电子传播阶段，自我被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乔纳森·卡勒这样理解“去中心化”:“如果思维和行动的可能性是主体不能控制的，甚至不能理解的一系列机制决定的，那么这个主体从它不能在解释事件时成为可以引证的根源或中心这个意义上说就是 ‘失去了中心地位’。”可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性和消费性的经济形态挂钩，而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则与传播媒介相连。在马克·波斯特媒介运动的理论认识中，人类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思考前提自然而然地从生产方式升级换代到信息方式。（二）语言形式和数据库
在整个20世纪里，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形式在纸质印刷书写时代获得了最为辉煌的发展和成就。但随着“作者死了”和“人死了”的来临，作为“人类存在之家”的语言又该何去何从？令人不无悲哀的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把语言变成一种永不稳定的符号游戏，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因生产过剩而又无力消费导致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市场崩溃的话，那么在德里达这里因能指的过剩而使所指无限延宕导致的表征危机则产生了语言的崩溃。此时，马克·波斯特毅然冲向这个被德里达的理论炮火所狂轰滥炸过的语言废墟，信念和勇气使他发现了在电子时代一直被人类使用但却被人们忽视的语言形式——电子语言。在马克·波斯特那里，这种电子语言形式包括电视广告、数据库、电子书写等等。
马克·波斯特认为，在信息方式的思维下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语言形式都必然重新获得再思考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恰当理解此前的语言形式和新的语言形式间的迥异，突出语言经验的新质。当然，马克·波斯特的这番论述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掩护下进行的攻城略地。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波斯特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佐证下大胆宣言：“信息方式开始了对以前的所有语言形式的再思考。就如同在马克思看来，猿的解剖只有在人类进化演变之后才可理解一样，语言的回溯性重构要从信息方式这个制高点进行。”因此，解剖电子化信息方式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和印刷传播的解剖更加容易被人理解。如此，在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的标尺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意义非凡的文学和文化事件将会得到全新的测量数据和刻度：语言并未随着作者和人的“死”去而消亡，面临消亡的是旧有的语言形式即印刷语言，具有机器人性质的电子语言以超强的流行势头正畅销市场。因德里达的具有恶作剧性质的解构理论，印刷书写时代的语言形式在电子媒介时代正从理论家的视角中迅速消失。而雪上加霜的是，印刷语言不仅从理论家那里失宠，而且面临着急剧恶化的生存困境。面对电子语言的挑战，印刷语言倍感压力但仍然拼死挣扎。但是，基于印刷语言所形成的现存社会体制和法律机制暂时地维护着印刷语言的权利，这使新旧两种语言形式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互抗衡并存，大众面对这种拉锯战式的反复对抗早已失去耐心，自觉地以一种焦躁式公共辩论纷纷加入这场相持不下的对抗。在文学领域，大众的这种焦躁情绪在一种激进思潮的鼓舞下更是屡屡冒进，而争论亦是热闹非凡。网络文学与纸质作品、电子书写与印刷书写等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不断，两家的战火升级也一再印证了大众的担心和焦虑并非空穴来风，由此引发的新闻报道也时常占据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文学作品的这种纠结在理论作品上也丝毫不差地被复制。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除了把文章投寄给约稿的杂志社外，还把投寄的文章上传到自己的博客。这位学者开始并未注意两个刊发平台的矛盾。为了教学目的和满足广大忠实读者的要求，他一般都会把即将刊发在纸质期刊上的文章先放到博客上，但这遭到了刊发这些文章的纸质期刊编辑的不满，这些编辑请求这位学者迟些时候再把文章放到博客上，否则读者都去博客阅读文章会影响期刊的销售量。在现有的大学学术科研工作量的计算标准、稿费版权制度甚至单位的奖金奖励机制等体制面前，这位学者深得马克思的教诲，不得不向那些编辑迂回妥协，而没有进入这场潜在的口舌之争。他在课堂上为学生解释为什么有些文章不能及时放到博客上时表露了这种无奈的尴尬。此时，重温马克思的教诲或许可以使我们少安勿躁：“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这里接着说，构建这种社会形态的语言形式亦是需要历史的积聚和成长。某种意义上，法国巴士底狱的推翻是从那些暴动者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开始的，新中国的缔造也是从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襁褓中起步的，电子语言这种新兴的语言形式此时正在破土抽芽。
因此，为了突出数据库这种电子语言形式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在分析数据库之前以信息方式的思维回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形式。马克·波斯特说：“要在信息方式下对数据库进行分析，便要对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的讨论中一些极其关键的论题有所理解。如果要求社会理论及历史从此认真对待数据库的扩散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必须质疑对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所做的刻板区分。口头/书面这种二分法把电子语言纳入书写范畴，从而模糊了电子语言的独特性。”或许，“电子书写”这个曾经时髦的术语词汇印证了马克·波斯特不无原因的顾虑。吉登斯以“言谈”（talk）代替“言说”（speech），认为书写缺乏具体情境下的言谈所具有的复杂性。而德里达以“延异”（différance）代替“差异”（difference），批判了语音中心主义。马克·波斯特继而指出“言谈学家”和“书写学家”两派争论的缺憾。两派争论在选择语言经验的关键层面时都严重偏离目标。而电子介入的新型语言经验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发达社会的特点，电子语言形式不会与言说或书写的特征相吻合。马克·波斯特以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例论述了言谈学家的落伍：“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其特殊的性质表明了信息方式的力量，表明了电子媒介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抑制了社会变革语境中，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 ‘公众领域’中的集体交谈。……工厂及其众多的贫苦工人已不能再为革命性言谈带来什么机会。如果竞争性语言要在今天出现的话，它也肯定出现在电视广告和数据库的语境中，出现在电脑和通信卫星的语境中，而不会出现在共同在场的言谈或为了共识进行辩论这样的文化中。”马克·波斯特对书写学家的批判结论是：“后结构主义奇怪的地方是，在印刷正被电子语言所取代或起码被它所补充的时代，它还维护一种植根于书写的阐释形式，并且以非线性、非同一性的术语对阐释进行定性，而促成这些术语的是电子语言而非印刷媒介。……与后结构主义观点的长处相对应的，并不是书写压倒言说的力量，而是电子媒介语言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因此，在信息方式下对语言形式的新的考量，能使我们认清当代作为电子语言形式之一的数据库所带来的新经验。这里，我们乐意分享、梳理和补充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下的一种后结构主义理论图景中的电子语言形式——数据库。
马克·波斯特基于语言形式赋予数据库各式各样的定义。毋庸置疑，马克·波斯特在信息传媒时代继承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形式的衣钵，提出作为电子语言形式的数据库理论，把语言形式理论从印刷书写时代推向当下电子媒介时代。概言之，马克·波斯特将数据库定义为三种形式：语言符号形式、话语形式、监狱形式。首先，数据库是一种语言符号形式。数据库具有符号的表征作用和语言的社会效果，同时还是一种非物质的虚拟符码，是收集日常生活某方面数据的信息贮存库。马克·波斯特说：“数据库是由符号组成的；它们首先是某种东西的表征。人们不会吃它们，不会拿它们，不会踢它们，起码人们希望如此，数据库是语言的不同构型；如果要对它们加以探讨，任何理论姿态都必须起码考虑到这一总体论事实。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数据库产生的社会效果必将与语言所产生的效果相应，尽管它们肯定还会与不同的行动形式有不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库不过是信息的贮存仓库。数据库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与书写的最早用途很相像——都是日常生活某方面数据的收集。其次，数据库是一种话语形式。数据库作为话语形式可以进行主体构建，因此它被权力机构当作私人财产，而这种私人财产反过来又强化了拥有者的权力。“数据库首先是话语，因为它们导致一种主体构建。……数据库不是任何人的却又是每个人的，但它还是属于某人，属于把它作为财产拥有的社会机构，属于公司、国家、军队、医院、图书馆和大学。数据库是纯书写的话语，直接增强其所有人/使用人的权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波斯特在正文后面的注释中提醒我们，他所关注的数据库将只限于有个人域的数据库而非所有数据库，如编目数据库就被排除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外。何谓“有个人域的数据库”？按照这个注释所解释的原文来看，马克·波斯特是指作为话语可以构建主体的数据库。注释的原文为：“我在本章将着重探讨电脑数据库以何种方式发挥着福柯所说的话语这一术语的作用，亦即数据库是如何在意识直接范围之外构建主体的。”最后，数据库是一种监狱形式。数据库的这种监狱形式是指作为话语/实践和权力形式的超级全景监狱，而非由围墙、电网、塔楼、狱卒等组成的实体性监狱，这里如同“数据库里的囚徒”般是一种隐喻性指涉。今天的信息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这是一套没有钢筋水泥、警察电网的监督系统。（三）数据库的结构和存取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数据库”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术语。因此，懂得计算机语言程序（如VFP程序、Access程序、C语言等软件程序）的读者对数据库是一种结构性语言的阐述不难接受。或许我们的阐述对那些熟悉者来说是多此一举，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回溯这些知识。数据库显然依靠一些软件程序如VFP程序、Excel表格等在计算机上进行驱动、显示、编码、转换、存储、复制等操作，而数据库本身及其操作的背后都是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当声音、图像及语言文字被数字编码时，它们就被从物质存在域中抽取出来。惯性法则和能量守恒定律不再有效而被弃置一边。信息转换的方式从仿真模拟转变为数字编码，这就使信息转换的载体从自然实物转化为可控电子。此时，语言文字、图像照片、音频视频等都被缩约为一套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自然实物的限制对数据库这种语言形式不再有效。因此，数据库的驱动及其二进制代码的存取必然要依靠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程序来实现。
数据库的结构包括列表、记录、域、信息环路等要素。数据库由“列表”组成。简单的数据库可以由几个列表组成，而复杂的则需要成千上万个列表组成。含有一个Sheet的简单的Excel表格即为一个列表。列表通常由“域”和“记录”组成。“域”是纵向分隔列表的结果，“记录”是横向分隔列表的结果。在Excel表格中，水平的 A、B、C、D、E 等每一个即为一个“域”，垂直的1、2、3、4、5等每一个即为一条“记录”。马克·波斯特说：“纵向分隔这些列表就生成不同的 ‘域’，具有诸如名字、地址、年龄和性别等项，横向分隔就成为 ‘记录’，标注着每一条目。”“域”中的“级别值”与材料对象本身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二者间的关联涉及数字编码和信息转换。马克·波斯特说：“正如字母K与联系着它的英语声音之间的关系只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数字编码与它的材料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书刊的名称也收入这个域，那书刊的名称就会被编码为数字作为级别值填入域中，例如《红楼梦》可以被标为“0”, 《文学评论》可以被标为“1”。这里，书刊与级别值的关系虽然是任意的，但数据库中这个域里的数字却毫不含糊地指向固定单一的书刊。在书刊没有被预先编码的情形中，录入该域中值的变化将由录入人员的意志而定。无疑，“域”中的“级别值”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对材料对象本身进行数字编码和信息转换会大大提高存取级别值的效率。而且，除了文字之外，现代科技使得语音、图像也能轻松实现数字的编码和转换。数据库除了范围变得更广外，还增加了一些能力，图文记录的数据编码发展迅速。现在的数据库可以兼容彩色图片和文字内容，因此更加容易辨别人和事物。这些以数据库为形式的数字编码可以转换、刻录、复制到永久存储的磁盘、光盘和移动硬盘中。数字编码和电子操作使信息准确、迅速、恒久地存储于数据库中：“语言、图像及声音的数字编码及电子操作使得交流的时空限制失效了。信息的复制精确无误，传输瞬间即得，贮存持久永恒，提取易如反掌。……人类历史新的一天无疑已经破晓，但这一天所预示的是什么还远未清晰。”因此，正是数字编码和信息转换使得数据库可以轻而易举地存取全民信息，数据库成为阳间的一本生死簿，因此手拿这本生死簿的人将通过判官笔的勾画来裁夺他人的生命。被编码和转换的数据库通过信息环路使输入者和输出者即使在天涯海角仅是挥洒指尖就能存取数据信息，在信息环路下数据库可以根据列表中具有相同级别值的域或记录实现链接，建立某种信息关系：“如果两个数据库有一个相同的域，那么这两个域的功能也就一致。……关系数据库已经在它们的结构中内置了与其他数据库结合的能力，它们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储量，几乎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构建成一个对象，并且原则上能够包括该个体的几乎所有信息。”因此，一方面，庞大的数据库让消费者在家里就能方便地获得信息；另一方面，消费者每订购一次日常生活用品就会为相应的公司提供该消费者的详细个人信息，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数据库。“家庭联网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图文化信息，并且使得人们能够只通过电脑就能订购那些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就有了这些服务，而美国正在开发。……90年代开始之初，电脑仍然还没在美国家庭广泛使用。然而，在法国，电话公司给装了电话的家庭提供的不是电话号码簿而是电脑，从而解决了电脑不普及这个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种政策是经济实惠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它因此能够为别人提供消费者信息或家庭联网这一极其有利可图的服务。”在家庭联网的信息环路中，含有产品信息的数据库产生了含有消费者信息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又产生了一个需求信息的数据库，而此数据库则为生产过程提供馈给。可见，数据库就是在信息环路中实现了无限链接和超强繁殖。
如今，数据库的复制、存取大多涉及以下几种硬件设备和软件程序：计算机、复印机、打印机、扫描仪、媒体播放器、录像机、刻录机、数码相机、视频音频和图像制作软件等。数据库中信息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消费对象从信息本身转向制作形式。从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论是衣服、家具、轿车，还是印刷品、音像制品，消费者都无法进行自产自销。印刷书写时代，购买报纸杂志主要是进行信息和意义消费，当然，这也存在制作形式的消费，而且仅当你能在公共图书馆或马路报刊阅读栏里获得信息但依然去购买书籍报刊时才会出现。但是，在电子媒介时代，制作形式的消费空前高涨。“书籍本应是与某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相关的一种产品，如今这层意义丧失了。……例如，当《圣经》被电子编码后，它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被复制成软盘中的文件肉身或阴极射线管上的像素肉身；那些曾经使一页页上等纸为之增辉的字母符号，如今虽然顺序依旧，却在新媒介的化身中失去了一层意义。”电子媒介下，书籍丧失的一层意义即为信息的意义本身。特别是当我们可以独立自足地进行生产、制作甚至包装印刷品、音像制品时，我们去书店购买书籍杂志、去大剧院听音乐会、去电影院看美国大片主要是在消费信息的方式而非信息的意义本身。如今，消费者付钱购买的是书籍的制作而非书中的信息。其实，书中的信息不必花钱消费便可在公共图书馆里获取。打印机、复印机、录音录像机、光盘驱动器以及卫星接收器等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制作人。任何人都能复制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商业包装。“在信息方式下，消费者往往以最少的花费，制作出比生产者制造的产品还要好。于是，信息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实践。”因此，电子信息时代，购买纸质书籍、分发课堂讲义、拍摄艺术照片等消费行为将会重新得到理解和观照。数据库的存储设备和技术无疑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既可控制信息的再生产又可控制其分配。当一个人第一次观看他录在录像带上的电视节目时，他（她）被自己对节目的控制所迷惑。复录到录像带上的节目可以随观看者的方便，停止、快进、倒放、重放、满放、剪辑。每当此时，该消费者便会意识到他或她过去多么依赖节目播放时间表。……这一诉讼揭示，资本家不仅想控制电波以及电波所发送的内容，而且还要控制观众，控制他或她何时观看，观看什么，观看的顺序，以及所看图像的速度。录像机并没有真正改变所观看的内容，它们只是从根本上瓦解了播放者对观众的控制及约束。”马克·波斯特给予录像机这种新兴媒介设备以革命力量的使命，认为它改变了大众传媒对消费者的控制，使受众从法西斯式的舆论控制中得到解放。于是，新的消费方式承担了新的革命形式的解放任务。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暴力革命和游行示威或许已经过时，对新的革命形式的探索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道首要的又不可避免的命题，许多致力于这方面的学者信心饱满地转向了网络领域，尽管网络中的乌烟瘴气和众声喧哗并未使得新的革命形式趋于明朗化。政府对网络不断升级的有效监管、主席和总理的网上问政、多位政府官员因网络曝光贪污腐败而落马等等无不显示着网络中潜在的力量正润物细无声般悄悄发生作用。
马克·波斯特通过福柯的话语理论，把对数据库结构的探讨引申过渡到对社会的批判和分析上。马克·波斯特参照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尤其是福柯对话语的分析，准确地揭示了数据库的结构以及数据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形式，它的结构有参与社会、构建主体的内在机制。詹姆斯·鲁尔（James B.Rule）在1974年对美国主要机构的数据库档案的研究结论是：数据库可以对任何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详细的重构。在数据库中，域通常构建群体身份，如域中的某个“邮政编码”构建出的是居住在这个地域的所有人的群体身份；而记录、列表和数据库则通常构建个体身份，如记录、列表和数据库等里面的信息可以构建出个体的逃税者、色情狂、购物狂、贪污犯等多重化身份。马克·波斯特说：“数据库在现有语言之上强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贫穷的有限的语言，这种语言利用规范来构建个体，并界定不随众的人。数据库在严格界定的范畴或领域内排列信息。……一个数据库可能以下列种种域组成：一个人的姓和名，社会保障号码，街道地址，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年龄，性别，种族，未付的违规停车费，租看成人录像次数，订阅共产主义刊物次数。为这一数据库收集信息的机构根据这些参数构建个人。”人们从超市门口出来都会手拿着已经盖着“谢谢惠顾”字样的购物收银小票。收银小票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购物日期、收银员代码、购买商品、购物金额、收款现金、刷卡银行账号、会员账号等等。购物中心通过电脑的信息环路自动收集整理这些收银小票并累积了海量的数据库。“零售商的数据库有不同的域，记录一个人每次所购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描绘出该顾客的购物习惯图，这种描绘可以立即进入并与该顾客的其他信息（如地址等）相互参照。结果，这些电子列表变成了每个人为电脑而构建的额外的社会身份，他们还会因为具体的数据库而被构建为社会行动者。我们把数据库理解为一种按照数据库的形成规则铭写主体位置性的话语生产……”因此，数据库结构能够通过创造信息关系来构建主体自我：“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创造了不同信息之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在数据库之外的原有关系中并不存在。从这意义上讲，数据库通过操纵不同信息单位之间的关系构建个体。使数据库具有效率的，不仅是它们的非歧义的语法结构，而且还有它们电子化编码方式和电脑化贮存方式。”无疑，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为其作为话语形式参与社会、构建主体的话语功能提供了有效的内在机制。至此，有必要引进话语和监狱的概念进一步认识作为一种电子语言符号形式的数据库。二、话语和监狱（一）福柯的话语理论
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以构建主体的形式参与社会，因此社会批判理论应该考察二者间的关系，而福柯的话语理论无疑是与之相匹配的分析工具。马克·波斯特说：“社会批判理论还必须探讨数据库与主体构建这一文化论题之间的关系，我还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为这种探讨提供一种最必要的指南。”由此，福柯的话语概念对马克·波斯特至关重要，因此他细致梳理了福柯的话语概念。马克·波斯特说：“而话语概念对我们批判性地探讨数据库至关重要。福柯在他的大部分著述中运用了话语这一术语，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尤为如此，如《物的秩序》（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在这两本书中，福柯对人类科学提出批判并提出一种另类的分析方法。在这些书中，话语这一术语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提出，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这些人，即他们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他们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从1970年的“论及语言的话语”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开始，“福柯将一种关联引入话语这一术语与权力之间。从那时起，福柯发展了 ‘话语’范畴的各种用法，这些与他早年著述中明显不同的用法在《规训与惩罚》与《性史》中最为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话语常常被用作 ‘话语/实践’这个双词组合，这表示福柯拒绝将话语从 ‘非话语’中分离。……其中的话语被分门别类地划为对不同类型的实践进行排列和阐发，如制度化的、规训的、抵抗性等等。在此，语言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被明显拓宽：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对权力的理解是：它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归纳起来，马克·波斯特的细致梳理揭示了福柯的话语概念，涉及话语分析、权力形式、话语/实践。
首先是话语分析，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如《词与物》（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等中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马克·波斯特认为福柯的分析方法很另类，它作为一种反论断被提出，针对的是那些坚持“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的人。因此，马克·波斯特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反对“书写是主体的表述”，主张“主体是书写的表述”，即语言构建主体而非自我表现或再现世界的工具。所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有效分析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构建主体的特质。当然，随着语言形成方式从印刷文本转变为电子编码，话语分析就有修正的必要，这必须特别引为注意。福柯的话语分析针对的是印刷语言，当具体到对电子语言进行话语分析时，应该对福柯的话语分析加以修正，“福柯式变体”的表述说明马克·波斯特早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区别。“信息方式的诸多层面，如数据库，都能以种种方式产生新的支配形式。为了使这些方式能被理解，分析家们必须从自由主义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转过头来，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变体。福柯的话语概念，尤其是他70年代在诸如《监督与惩罚》这些著作中所使用的那样，以如下假设进行构架，这些假设相当于信息方式中，尤其是数据库这种情形中所出现的形成类型。”
其次是权力形式和话语/实践，即话语与权力、实践的关系，这是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话语概念的拓展，主要体现在《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经验史》（1976,1984）两本著作中。在马克·波斯特看来，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但是话语的权力形式在构建主体的同时也隐藏了自己的这种构建功能。马克·波斯特说：“话语的权力作用的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该主体已经成为权力的受话人之后才显露出来。”电子语言时代，出现了权力的种种新形式，“语言形成”是信息方式下的一种新兴的支配形式，这种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中遍布着话语权力形式的经脉血丝。“与电子媒介语言的兴起相联系的是权力的种种新形式的出现，这些结构系统地绕开了自由主义的暴政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剥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暴政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专制权力的行使。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对劳动力进行没有补偿性价值回报的剥夺。信息方式下新兴的支配形式根本就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形成（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而且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不仅涉及权力形式而且涉及社会实践。制度化的、规训的、抵抗性等是话语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的分门别类。“福柯的观点是，只有把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来理解时，才可能辨明科学话语对实践的影响。……福柯的观点旨在集中探讨如此组构的语言的内部复杂性，以及这种语言的外部的或实践的效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这种话语中可能证实的陈述是什么，这些陈述的形成需要什么规则，以及要有怎样的体制才能使得这类陈述能在学科共同体内生效。”
总之，马克·波斯特通过对福柯话语概念的梳理得出一个结论——把数据库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分析可以有效阐释数据库的主体构建功能。话语分析主张研究语言的构建功能，话语的权力形式则揭示了话语构建主体的隐秘性，而话语/实践将话语的主体构建引向具体的社会实践。无疑，话语的主体构建性、主体构建的隐秘性、主体构建的社会实践性等思想分析可以应用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数据库中。（二）数据库的话语性
为了消除读者对起于印刷语言的话语分析是否可以用于电子语言的疑惑或忧虑，马克·波斯特从三个方面着力论述了数据库的话语性：数据库的分类性、数据库的统治性和数据库的构建性。首先，数据库具有话语的分类性。“数据库还确实包含话语的关键特征，尽管它们缺少散文的标准特征。数据库完全是福柯所谓的 ‘规格的格栅’，是三种话语 ‘形成规则’之一。……它们是纯粹的格栅，其纵向的域和横向的记录极其精确地把客体分开并分类。”其次，数据库具有话语的统治性。“另一种理解数据库话语性质的方式是把它们与福柯所谓的统治性联系起来考察。……如果没有数据库，便无法设想统治性，或说无法设想20世纪晚期发达工业社会福利国家的权力形式。如果没有数据库，很可能就无法统治这些社会中的庞大人口。数据库为当今政府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关于其所有人民的可利用的信息量，这有助于制订各种维持稳定的政策。由于数据库撒播到我们的社会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影响就是它们提升了权力的 ‘统治’形式，并使得每个层面上的强制机构都能获得关于所有人口的知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存储有关国民的大量数据那该如何发布政策政令来管理自己的子民。银行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人口统计数字、GDP、GNP、CPI等无不显示着数据库的统治效能。最后，数据库具有话语的构建性。在马克·波斯特看来，数据库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或者说对数据库进行话语分析主要是从二者具有一致的构建功能而言的。这是马克·波斯特数据库理论的聚焦点。概括而言，数据库具有话语的构建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质询模式、述行作用、表征形式。其中，马克·波斯特主要论述了质询模式，认为数据库主要以质询模式参与主体构建。
首先，数据库的质询模式。质询（interpellation），又译作“询唤”，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再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术语的延展。通常看来，质询是个体的主体构建和身份的自我认同的基本形式，语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话语权力等一般充当着质询活动的主语，个体和自我则是这个活动的宾语。显然，在福柯的理论范畴中，话语具有一种质询功能。马克·波斯特则通过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主体的关系来论证数据库的质询模式。后结构主义学者一般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自我表现或再现世界的工具，而是一种构建主体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实践。语言介入构建主体的活动称为质询模式，即语言把个体质询为主体。马克·波斯特从演绎的逻辑思维出发，以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理解作为大前提，以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为小前提，从而得出数据库具有质询模式的结论。“数据库是一种工具，一个技术窍门，它完美地复制了印刷信息。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在塑造意义和实践中的生产作用。”因此，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不是表现自我和再现世界的工具，而是质询主体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实践。
数据库的质询模式迥异于书写的质询或话语的质询，因为数据库是一种电子化质询。这种电子化质询呈现出多重化、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等特点。尽管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的质询接近书写的质询，都是读者主体被一个缺席的作者所招呼或质询，但是两种质询模式具有重大差别：“从被质询者的观点看，作者尽管只是一个作者，但仍然为人所知，是一个个体或一组个体。读者被某个特定的作者质询往往是有意选择的结果，而在我们所列举的电脑数据库中，即便如此也很难得。……数据库的质询都是一种复杂的构型，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且心不在焉。要想具体说明不同类型数据库中的质询的构型，要想回答这些情形中主体的中心化或分散化程度以及这种分散或多重化有何特点，人们还要进行更多研究。电脑数据库开创了质询的新纪元，与基于印刷话语和手写档案系统的现代性的质询迥然不同。”数据库质询模式的多重化是指数据库对主体的质询总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充满空白的和重新构型的，因而主体就会处于不同的位置，显示不同的身份。“语言中的主体构建不同于对物质客体世界的牛顿式理解，在物质客体世界中，事物被不可抗拒的不变法则推动或牵引到确定的位置。在最琐碎平凡的情形中，主体也总是多重的，总被质询为不同的位置：一个小学生还是一个孩子、朋友、宠儿、主人。”
马克·波斯特并未详细论述数据库质询模式的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的特点。根据马克·波斯特的思想，我们认为数据库质询模式的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的特点指向数据库质询模式的隐秘性。因此，当数据库把个体质询为多重化的主体时，个体并未意识到这个质询活动，同时对质询出的主体身份也不得而知。“数据库的话语是一种运作于主体构建机制之中的文化力量，该机制对抗着把主体视为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那种霸权原则。因为现在只要通过数据库，主体就能被多重化和去中心化；电脑能从许多社会场合对主体产生作用，而涉及的个体却毫不知情，与此同时，似乎该个体又确实在场，似乎就在电脑里什么地方。”总之，个体总是在缺席的状态下被数据库构建，而证实着该主体构建事件的只是一些诸如垃圾邮件、垃圾短信、营销电话等非直接的证据。“这种具有坚实特征和特殊重量的绝对价值的 ‘人’，这种被整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组织神话的、具有其热情、愿望、性格……或平原的 ‘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功用宇宙中缺席了、死亡了、被删除了。而要进行 ‘个性化’的正是这个缺席的人、这种丧失的恳请。正是这种丧失了的存在要通过符号的力量抽象地重构。”
其次，数据库的述行作用。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解释，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在区别两种言语时提出述愿言语和述行言语：“述愿言语，如 ‘乔治答应要来’，它发表一个声明，描述一种状况，它有真实与否的区别；述行言语，或者述行语没有真实与否，而是切实完成它所指的行为。如果说：‘我保证付你钱’，这不是描述一种状况的言语，而是在完成许诺的行为，即言语本身即行为。”马克·波斯特说：“对福柯而言，话语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构建了自己的客体。……他所强调的是语言的述行层面，语言的所作所为而非语言的本义和内涵。电脑化的数据库只不过是述行机器而已，是生产可挽救身份的引擎。许多数据库有一个能标明它们 ‘实践’地位的特征，即它们的 ‘理性’能力。”显然，马克·波斯特认为，福柯对话语的理解是强调语言的述行层面，即语言本身的所作所为，而非语言描述的意义内涵。而数据库对马克·波斯特而言就是一种述行机器，是生产主体身份的机器引擎。
最后，数据库的表征形式。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而是通过语言的表征系统被建构和表征出来的。福柯话语的表征途径突出强调知识、权力和肉体在现代社会的关系，“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 ‘俗世的’运作语境”。数据库中的各种域以其系统的区别特征构建了个体的身份表征，形成了某种意义或主体。“正如电视、音乐复制、电脑写作和录像艺术一样，数据库通过对现实——用波德里亚的术语更确切地说则是，超现实——的拟仿，产生话语效应。组成数据库的各种域构筑了对个体的表征。这些域往往由固定的字符量组成，极大地受制于技术规定，亦即受制于福柯意义上的 ‘它的形成规则’，也就是存取速度。……近乎全部的覆盖率和瞬间获取性是一个好数据库的特征。”但是，在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下，语言的表征作用不堪一击。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词与物的关系始终处于滑动状态。当词丧失了与物的关联并逐渐取代物的位置时，意义越来越靠自我指涉的种种机制来维持。“对置身电子媒介交流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本身，而不会变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能指流背后的真实存在已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可见，数据库的表征作用使其构建的主体身份呈现多重化特征。
马克·波斯特对数据库的话语性赋予文化转型和主体定位的理论总结。数据库的话语效应使其迥异于现代性的文化基础，成为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一旦人们理解了数据库中体现的表征形式，就可以把它与信息方式中的其他区域加以比较，如看电视、电脑写作、打电话、录音录像等。这些文化技术的每一种都具有话语效应，可以认为这些效应的总和正在慢慢地建立一种与现代性迥异的文化基础。无论是何情形，连贯、稳定、理性中心的主体都受到异质性、分散、不稳定性、多重化的对抗。数据库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这种文化转型把主体定位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可以获得的可见性框架之外。”（三）超级全景监狱
全景监狱（Panopticon），又译作“圆形监狱”或“敞视监狱”，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Bentham）在1791年为执行自由刑罚设计的建筑场所。全景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中央塔楼的环形落地窗正对环形囚室，使囚徒具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监视塔楼的窗户都有百叶窗，使囚徒不具有逆向监视的能力。所有的环形囚室都对着中央塔楼，每一个囚室有前后两扇窗户，前窗朝着中央塔楼以便监视，后窗背对中央塔楼以便通光。每个囚室都是隔离封闭的，囚室和囚徒之间采取一对一的映射安置，使囚徒具有“横向的不可见性”。总之，建筑的环形结构、窗户逆光效果的设计、百叶窗的遮蔽、囚室囚徒的映射安置等使得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对囚徒的所有行动都了如指掌，还避免了监视者与囚徒的直接身体接触。与此同时，囚徒能被塔楼监视，但不能监视塔楼，并非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如此囚徒的不可见性（横向的左邻右舍和纵向的中央塔楼）和塔楼的全景视角成为规训秩序和惩罚身体的保证。因此，囚徒在隐匿监视的眼睛下惶惶不可终日，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胡乱造次，时时刻刻迫使自己保持安静，接受规训，此时“监视”无所不在地留驻囚徒的内心深处，实现了一种内心的“自我监视”。人们可以回忆起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中令囚徒高度紧张的画面：蹲在小车旁系鞋带的犹太女人丝毫没有察觉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军官阿曼·歌德在高高的阳台上正端着长枪瞄准她，这声枪响后，整个集中营的囚徒高速运转地进行劳动而纳粹军官则伸伸懒腰忙别的去了。这是全景监狱期望达到的效果。“对边沁而言，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这样的一种设计，它使罪犯的心智从犯法这种不理性转向规范这种理性。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总体的方式将社会权威施加在囚犯身上。囚犯的行动可能时刻受到狱卒的监视，而他根本就不知道。用卢梭的话说就是，囚犯将会被迫自由。”如此，在现代社会，国民学校、培训机构、精神病院、工厂车间、军队营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全景监狱，以其达到那种规训和监督效果。某种意义上说，军营更接近全景监狱，因此，如学校、培训机构等单位都以实行军事化管理为目标，甚至将其作为招生的法宝。这里，军事化管理就是全景监狱式规训的代名词。人们在这样的组织机构中可以学到以社会这个全景监狱的规训为底色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这样的组织机构醉心于把全景监狱规训出的游戏规则全部挖出，然后精雕细琢并无限放大，从而让每一位学员都烂熟于心。因此，一位从公务员培训机构毕业的学员可以将往日演练无数次的机械性重复动作（不管是笔试中的提笔选择，还是面试中的莞尔一笑）在公务员考试中再重复一遍，最终成为全景监狱规训的合格对象或产品。毕竟，为人民服务的部分岗位也需要那种耐心的机械性重复动作，无论是抬手盖章还是玉手一招说“下一位”。
根据边沁全景监狱的规训效果，全景监狱未必都是钢筋、水泥和砖石等建材所堆积成的实体建筑，话语/实践也可以实现全景监狱的规训效果。在现代社会，“权力是通过话语中的系统梳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监视、通过对个性的规范进行无穷的调适而实施的。现代社会可以被读解为一种话语，名义上的行动自由被他者无处不在的眼光所剥夺”。而且福柯式的话语/实践在现代社会成为全景监狱规训主体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全景监狱并不仅仅是塔楼上的那个狱卒，而是施加于囚犯、把他或她构成为一个罪犯的整个话语/实践。全景监狱是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即把主体构建成一个罪犯并把他或她规范化到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程序中。”我们可以从社会等级体制里上级对下级的检查监督话语来看全景监狱规训主体的积极意义。不定期检查、突击检查、抽查等词汇所带来的社会实践和体制监督相当程度上会把一部分人迅速变为全景监狱里的囚徒，取得良好的监管效果。而定期检查、预先通知等检查方式则会把这群囚徒又变成相当懒散自由的假释犯。学校餐厅饭菜的标准、低保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政府公务员的办公效率等无不随着上级通知检查的日期而天悬地隔。显然，这种积极意义应该限制在等级体制下。如在自由体制下这种意义的积极性可能会转向消极性，体现出侵犯个人隐私、掠夺廉价劳动力、压榨劳动成果等不端行为。
在马克·波斯特看来，数据库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不但是全景监狱，而且是超级全景监狱。“随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你可以把社会场当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型了主体的构建。”数据库作为超级全景监狱同边沁和福柯的全景监狱相比，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又凸显了更多的迥异性。首先，主体构建的过程不同。全景监狱的主体构建属于一种主体化过程。超级全景监狱的主体构建属于一种客体化过程。全景监狱中的囚徒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囚徒和自己犯的某一项罪名，但是超级全景监狱中的囚徒却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囚徒，而且这种囚徒身份背负着自己也不知道的多项罪名。“数据库话语中的主体形成过程与全景监狱相比，其运作方式非常不同。福柯论争说，全景监狱所构建的主体是现代的，‘内在化了的’个体，是意识到他或她自己的自我决定性的个体。主体构成过程属于一种 ‘主体化’，即通过他们的某种（虚假的）特有内在性而生产这些个体。与此相反，超级全景监狱中的主体构建采取 ‘客体化’这一相反路线，即通过分散的身份、通过连个体都没意识到的身份生产这些个体。超级全景监狱引起公愤之处也许是，它公然违背现代个体的伟大原则，违背其中心化的 ‘主体化了的’内在性这一伟大原则。”其次，规训运作的难易不同。相比全景监狱，作为超级全景监狱的数据库的规训和监视可以毫不费力地运作。消费者无意识的主动帮助和毛细血管式的信息环路无疑是数据库轻松便捷地进行规训和监视的有力保证。在购物中，消费者主动出示信用卡或使用电子转账，而经济交易所产生的一系列数据如购物时间、购物地点、购物金额、购物内容等就会自动存储进数据库中。数据库的拥有者只需要键入几个程序命令就会轻而易举地实现对消费者的规训和监视。马克·波斯特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式监视。“全景监狱的话语/实践是生物权力新形式的条件，是为了生产过程的发展而对人民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同样，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福柯没有破译主体或工具行动的意图，而是破译话语/实践的形成，他以此教会我们如何解读一种新的权力形式。但这种话语分析运用于信息方式时，便带来了这一令人不快的发现：全民都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过程，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而毛细血管式的信息环路无疑无缝隙耦合了从消费者刷卡转账到数据存储、传送和调出这个空间距离。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公司企业的电话线、有线电缆、无线网卡、宽带光纤等密密麻麻地缠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如果不是线圈上标注的文字和字符，我们绝对无法确定这些线路归属哪家公司所有、具有什么作用、链接哪个家用电器。其实，人们不会关心外面世界的线缆，而只专注于引入自家的线缆该接入何种电器。“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受到强加于人的监视，但借助受监视个体的自愿参与，那种监视变成了一种话语现实。在此情形中，权力与话语作用被独特地构型了。被监视者提供了监视所必需的信息。……在超级全景监狱中，当个人行为通过电话线与电脑化的数据库传播时，监视就开始实施，而销售人员只需键入极少量的数据。”“超级全景监狱不像全景监狱，它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运作。权力的 ‘毛细血管式的’延伸触及规训社会的整个空间，福柯所注意到的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远为完善了。电话电缆和电线线路细针密缕纵横交叉，覆盖着我们的世界，它们是超级全景监狱的极端手段，把我们的行动转化为监视的外延话语，把我们的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开布告，把我们的个人言行转化成一种集体语言。个人被接插到他们自己的全景监控的线路回路中，对诸如韦伯和自由主义者等人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因此，数据库作为超级全景监狱在主体构建上更具隐秘性、多重化、便捷化。
置身于这个数据库的社会，超级全景监狱时刻陪伴我们左右，某种意义上虚拟的数据库比实体监狱布置着更大的陷阱，等待人们无意识地进入。从实体监狱走出来或许你已经进入一个更大的虚拟监狱。“今天的 ‘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人民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准备好、并不断使用它们。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中，人们自己动手填表，他们便同时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记录器。电脑的家庭联网构成了这种现象的一体化的顶点：调制解调器与生产者的数据库相连，消费者通过这个调制解调器订购产品，便在购买行为中将自己的数据直接键入生产者的数据库。”在《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中，地牢中的唐僧隔着栅栏对牢外的徒弟三人说：“我在这监狱里跟在外面有什么分别呢？外面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马克·波斯特说：“如今大众已认识到他们一直被数据库监督，因而明显感到不自在，数据库焦虑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显著性的全国性论题，但许多人显然已对它越来越关注，而它也预示着福柯所谓的大众的规范化将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在我们看来，马克·波斯特在人们对超级全景监狱的认识方面过于乐观。身处如此便捷、迅速、享受的生活氛围中，有谁还能像《大话西游》中的唐僧那样沉思一番呢？人们毋宁醉生梦死般生活在自由享受的监视中，也不想自找麻烦和自找没趣地去戳破这层认识。但是，唐僧的这句话仍然不失为我们上述论述的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沉思，尽管有些悲怆和无奈。
总之，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在逻辑旅行后的终点显示，数据库、域、记录、列表、信息环路、主体建构、多重化、隐秘性、超级全景监狱、质询、规训等是其基本术语。数据库作为一种电子语言和话语形式，如同超级全景监狱般对主体进行多重化和隐秘化的质询和规训，无疑是马克·波斯特数据库理论的核心命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