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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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4-01
ISBN：978780740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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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许倬云先生（1930—） 造访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留影。
自序
这本小书是我在匹城对中国朋友们的谈话记录，主题是中国朝代的兴废，也兼及世界历史上大国的盛衰。因为不是正式的讨论，不免口语化，行文啰唆一点。为了存真，因此也没有作太多的修整，这一点，盼望读者们的原谅。
无论是国家还是朝代，都是政治的共同体，也可以看做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将其与生物学的复杂系统相比，其实也还有相当的类似性。生物学上的复杂体，比如说，人类自己的身体，其基本的构造成分，就是许多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器官，可以有不同的细胞。整体而论，凡此都是人体之内的细胞。政治共同体的复杂系统内，神经中枢是文化与政治的领导层，应当可以当做人体之内的脑细胞。呼吸系统是人体内吸收营养的维生系统之一，消化系统也是维生系统之一；血管、淋巴管等，则都是运输管道；而神经系统主要是信息传播的管道；免疫系统就等于国防军和警察。
人体之内，不同器官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任何器官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器官的功能不平衡，人就会有疾病，甚至于因为器官丧失功能而造成衰退和死亡。同时，细胞本身有新陈代谢，各个部分的细胞，其新陈代谢的速度也因为器官功能的不同，而有迅速和缓慢之分。各种不同器官的新陈代谢，就等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内的人员更换。
因此，在本书讨论的大国存亡、朝代兴衰，我们都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复杂系统，它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调和失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是一些年龄壮盛的人员组成的共同体。经过年代的更换，有些领导分子换成年轻的一代。两代之间衔接是不是很顺畅，就是一个需要面临的挑战。老一代如果活得太长，把持权力太久，就会使得中枢系统的功能衰退。因为老一代的体能已经衰弱，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应对挑战。同样地，如果“细胞”更换，换上来的是同一个模型的翻版，形态固定，也就未必有应变的能力。在政治体或社会体内，当权得势的阶层，长期封闭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思考习惯中，不容易理解这一共同体的其他部分或是基层“细胞”成长的需求，则共同体就可能逐渐趋于僵化，最后趋于澌灭。这些都是一个朝代或者大国，因有机性失调的缘故而造成的由盛转衰。
人体之内的细胞，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大体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同步，由幼儿、少年，到青年、老年，缓慢地进行。社会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其中的成员也就相当于各种人体细胞。然而，由于个人体力和禀赋的差异，不容易真正有同步的新陈代谢；共同体也常常无法避免各部分步调不一致，而造成失调。这个自然现象，是共同体内部无法避免的缺憾。
人类政治和社会共同体，也是更大有机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地球的生态，就是更大的系统。人类在大的生态系统内，必须与自然环境及其他生物寻求适当的共存。自从人类有了复杂的组织，也发展了生产食物的能力，人类加速地扩张自己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到今天，人类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和程度，都已经远超过这个大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地步。人类逾越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侵占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人类毁伤了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自然大环境也转过来反扑，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遂因此反扑而有萎缩的可能性。大系统的萎缩，最终会使世界人类共同体本身，在寄托的母体毁坏后，自己也无法延续。历史上，因为毁损环境而造成大国和朝代的衰微甚至覆亡，也有不少例证。而今天，由于人类自己发挥的影响力比过去更为强大，将来人类的复杂系统难以面对迅速萎缩的大系统，可能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濒临衰败的主要原因。
佛教有“生、老、病、死”或者“成、住、坏、空”的说法，“生、老、病、死”指的是生物体，“成、住、坏、空”指的是一切个体。大国和朝代也始终不能躲开“成、住、坏、空”的规律。学历史的人，摊开史料，眼看着人类走过的途径，其间有多少次的衰亡？多少次的覆灭？但是人类从来无法从前面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海滩的浪潮，有涨潮和退潮。涨潮时卷上来的是有用的养料，退潮时卷走的也是有用的养料。潮来潮去，终于在海滩上留下了沙粒——只是沙粒，不是土壤。浪淘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眼看着大自然浪涛汹涌，如果我们不从过去吸取经验，发展一些知所约束、知所节制的智慧；如果我们也没有领悟一些不要强求、不要执著的智慧，也许人类在世界上就难以存留更长的时间。将来的历史，将不再是大国的兴衰，也不是朝代的存亡，而是人类全体的毁灭和消失。
杜甫的《阆山歌》有一句话，“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在松树底下仰望天空的白云，一朵一朵飘过去，看上去是连续的，又似乎是不连续的。历史上的大国和朝代，正如一朵一朵的白云，连续起来就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前面已经飘过去很多的白云，后面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云气，会形成一朵一朵的白云？在长江岸边上，眼看着江水冲击，危岸崩石，有些岩石正在将崩未崩之际，有些岩石终于崩落江中，随波而去。整个江岸，数千年间，有多少的巨岩已经崩到江中化作泥沙？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共同体在时间的长流之间，也在不断地崩落？许倬云2011年9月29日序于匹兹堡
上篇 古代中国
第一章 王朝的盛衰周期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一种周期。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种周期，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
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不一样。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富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政府保持南北两直[1]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隋朝大运河 隋朝建立大运河，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其主要目的就是沟通南北，实现南北经济的交流、融合。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它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
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族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作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中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小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2]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的百姓解决问题。
政权的核心应该开放
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以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吃亏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个政府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地面对新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节。百姓聚合而成的社会力，也可以不断地和公权力对话，将百姓的需要回馈到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为大多数百姓求安定、谋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说的兴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长，甚至于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能够不断地更新政府，也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业界，大企业的共同力量，足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实际上，美国最近多少年来，由于大企业图利之心太切，对于社会公益已经不太关心。于是，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力和政治力的结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对僵化的状况，即使换了政党，也很难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因此，盛衰兴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会发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长一点。就比如说美国，从开国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现，我们只盼望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里，可以出现新的社会力，以制衡金钱和政府权力的结合。
强人政治的不稳定性
秦汉到隋唐之间，常有强人政治出现，甚至于强人篡位，创立新的朝代。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每个朝代都是强人建立的，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中央执政者的改变，一般老百姓一睁眼，忽然发现有了新皇帝。这种改变构成的朝代，国祚不会长，老百姓受到的惊扰倒也不算多。可是这样的改朝换代，往往只在中央换一些新人，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需求，有些人却只是因为人在权力中心，顺手牵羊，窃取了政权，并没有改变僵化的中央政权的意愿。宋代以后，篡窃现象几乎不再出现，无论权力核心如何腐败和无效，却没有强人取而代之。这种现象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宋代以后，君臣伦理的思想变成儒家的正宗，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换日。只有老百姓实在穷而无告，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慈禧太后（1835—1908年） 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至西安，令李鸿章等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谈判。[3]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都不[4]敢有胁迫中央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罪魁祸首慈禧太后[5]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自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改革维新的政权。这两个例子，正是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注释[1]南北两直隶 直隶指直接隶属于京师的地区，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明太祖建都南京，以应天府（今南京）为直隶。明成祖移都北京后，又称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2]抚字 对子女的爱护、养育，旧时亦用以称颂官吏治理民政。[3]湘军 咸丰三年（185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举办团练，在此基础上扩编而成。因将领士兵多系湖南人，故名。[4]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也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5]东南自保 即东南互保，指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数省及山东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第二章 秦汉帝国的扩张与崩溃
自从秦始皇一统中国，中国就进入了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就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还是有不属于它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少被纳入中原的管辖体系，更常见他们向中原挑战，侵入、征服甚至统治了中原。[6]著名的五胡乱华和金、元王朝，就是较为显著的例证。
秦和两汉是一个连续体
直到秦帝国的出现，才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为中原，可是中原的范围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移。不过，以中国和欧洲的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有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之地都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则很难挑战核心的地位。
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做三个朝代来看待。正所谓“汉承秦制”，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扩散的。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整体而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7]
秦王朝筑长城、开直道、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时，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可以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国之后裔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农民在内的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兴盛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这并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体系，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汉代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史记》和《汉书》都很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的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的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这套讯息传递系统至少在西汉大半的时间里面，能为中央的种种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使这么庞大的帝国基本上能够稳定地运作。
西汉的崩溃，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内乱。那是因为王莽这个书呆子，他并没有理解汉代设计这套讯息内馈系统的功能，以为只要中央不断地下命令，就可以将一个设计好的“新政”，落实成儒家思想向往的理想国家。有人以为王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不然，他至多是一个以皇帝身份来抚育子民的专制帝王。王莽得到皇位并不合法，所以他和拥护他的人发动或制造大规模的舆论，以此来支持他的政权。由于舆论是经过制造的，中央从此不能得到真实的回馈讯息。王莽的种种措施，调动了许多资源，使得天下骚然，许多农民脱产投入变乱，而政府的反应既不恰当也不够快。于是，王莽接手的一个庞大的汉帝国，就因为大规模的民变而瓦解了。
西汉帝国的扩张策略
从西汉的对外关系来看，中国最大的挑战者是草原上的匈奴，这个部落集团可说是历史上罕见的游牧帝国。匈奴骑兵部队来去如风的速度，使得汉代的长城沿线必须处处设防，这是以少击多的战略。汉代费尽心思要制伏匈奴，最后是以取得良马马种，训练了可以跟匈奴对抗的骑兵部队才最终取胜。霍去病号称骠骑将军，他所采用的战略就是以快速行动的马队千里奔袭，深入匈奴腹地，再由卫青统领大量的步兵部队，沿着长城各路并进，从而一举把匈奴打垮。
中原和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是用大量的资源来抵消匈奴灵活机动的战略。从那以后，中国北方的战争都是依靠钱粮和补给取胜，这种战略也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如果因此引发内部资源不足而发生民变，王朝也许就会垮台。西汉的胜利，就是因为内部的资源可以用到相当紧张的地步，而政府能够随时应变，才不至于蹈秦代的覆辙。
汉帝国在西南一带的扩张，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展过程。其基本形态是先打通道路，建立若干据点；汉人用贸易和移民一步一步渗透，直至填满南方和西南各地本来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中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规模并不大，而帝国的扩张却是持续和稳步地推进，最终西南和南部大体上都与中原核心地区联结为一。这一扩张策略和罗马帝国不同。罗马是先用军队征服一个地区，然后将罗马兵团留在当地，与当地的旧有势力共同执掌政权，自己的核心地区常常因此被掏空；而罗马兵团驻守的各处新领土，并没有和中央融合的机制，结果就是边缘逐渐脱离于核心地区，最终独立。
因此，西汉帝国的对外扩充，是建立在有充实的核心，而且有一个相当顺畅的信息回馈制度之上的。汉画像石《胡汉征战图》 从上到下依次为追敌、杀敌、纳降、问讯，反映了汉代中国北方地区汉族与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冲突。
东汉地方势力的膨胀
东汉是西汉王朝贵族的复辟，可是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改变。这个王朝的核心地区和西汉王朝的核心地区，基本上是一样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制度，经过西汉的发展，构成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这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以此来调动资源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这种制度建立在完善的道路系统上。灵活的市场交换，施行察举制度的文官系统，在东汉发挥了更灵活的讯息回馈作用。
汉代的地方层次，因此有相当大的自治空间。可相对而言，这并不是民主制度意义上的自治，必然造成地方势力集团的膨胀。汉代地方的巨室大族，就是这种地方势力集团，可能延续好几代。于是，本来可以有助于中央地方平衡的机制，却转变为地方力量的坐大。再加上中央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郡的上面添上了一层监督郡县的“州部”，可是“州部”权力的制度化，反而使每一个州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分割中央的权力。发展到后来，十三个州就不再是代表中央来控制地方，而是挟制地方，挑战中央。
东汉的外患也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留在草原的南匈奴，本来和汉朝相当友好，可是在西部又出现新的力量。在河西走廊一带一直到青海大草原，出现了一些不太大的部落，当时称为羌人，他们正好扼住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对汉朝的国际贸易及汉朝与西域的交通都形成威胁。这一批人数不多的羌人，并没有很严密的组织，却为汉朝增加了不少困扰。
可能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包括匈奴）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时中国东方和中南部出现长期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疾病现在已经不清楚，至少可以判断的是天花和某种从中亚传入的不知名的疾病，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疾病共同作用。这些疾病在气候比较温和与潮湿的地区蔓延很广，维持很长时间，造成人口的大量变动，少数民族地区最受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的汉人地区，可能因为死亡的威胁，人们都想逃避，于是侵入今天湖南、江西直到广东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造成许多纠纷。汉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武装力量，一方面企图制伏羌人，另一方面也想打开南方。帝国的资源，因为这两项持续很久的战事，也颇为紧张。
前面说过，十三州部的逐渐独立，使中央能够运用的资源相对减少，以至于西面和南面本来规模不大的战争，却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奔命。两汉对比，制度上一点小改变，就可以使得帝国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五胡乱华”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
西汉是儒家思想由成熟走向正统的一个阶段，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也已经被融合在儒家的体系之内，从此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扰。东汉开始，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取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仰。在人民生活困难或者对于不可知的命运有所畏惧的时候，新进入的佛教向他们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心灵安慰。和佛教思想相当接近的道家，在这种环境下也忽然有了复兴的动力。尤其是在翻译佛[8]家经典时，道家的名词，作为“格义”被佛家借用，佛道两家因此成为既对抗又联盟的思想系统，足以挑战长久独尊的儒家。
从此之后，中国不仅仅只有儒家这一家意识形态，而是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是有社会阶级性的，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群一般都信奉儒家，处于权力圈边缘或以外的人则常常站在佛道一边。这种核心和边缘分裂的现象与罗马帝国崩溃前夕[9]的状况极为相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出现，首先也是在边缘人群中得到传播，从而削弱了罗马本身的传统理念。
大概从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之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东汉中期几次大规模打击匈奴的时候，恰逢北方温度剧降，以至于匈奴人大批的牛羊死于大雪，连牛犊、羔羊都接不上明年的春天。同样寒冷的西北地区，羌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大量渗透进入汉族地区，甚至取代了当地居民，其根本原因也是气候变化。所以在东汉末年，西部边防军董卓跋扈，启动了东汉的崩溃；而中原东部，在今天山东、河南和苏北地区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却是宗教教派发动的大规模变乱。这一地区，在中国也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稍微南部一点的百姓可以向更南移动，而这些华北的老百姓，后面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前面无路可走，又有宗教信仰作为结合的动力，于是“黄巾之乱”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整体而言，秦代和两汉三个阶段可当做一个大帝国来看，它延续了四百多年。到三国以后，中国长期扰攘三百多年，局面才逐渐澄清，开始隋唐帝国的时代。“五胡乱华”的几百年，也正是世界气候史上中古的大寒冷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引发了所谓“蛮族大入侵”，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其实都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气象学专家，例如竺可桢先生等人，根据冰川遗迹、格陵兰冰层、加州红木年轮等各种资料，都认为这一段时期是北半球最寒冷的时期，也是中国动乱最剧烈的时期。注释[6]五胡乱华 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趁中原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形成持续达数百年的南北政权对峙，“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非汉族的游牧部落联盟。[7]直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命大将蒙恬主持开筑，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是联结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由于道路较直，故名直道。[8]格义 魏晋时期解释佛经的一种方法，其时佛经传入中国不久，一些佛教学者为了使它们易于传播，往往用中国哲学（主要为老庄哲学）中固有的概念和词汇进行比附和解释。[9]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主要记述自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末年（180年）至东罗马帝国灭亡（1453年）间的史事。该书是启蒙时期的史学代表作之一。
第三章 征服王朝与胡汉双轨制
公元二百年到约公元六百年，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北方的族群都受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骨牌效应使得后面的族群推动前面的族群，一波一波地往南推。到了气候温暖地区，人口众多，新来的北方族群侵入了南方，也可能往东、往西蔓延出去。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大入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样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持续三四百年之久，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胡乱华”。一般历史书上说，“五胡乱华”是中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族群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的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征服王朝都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三国时期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大帝国。“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10]六个小国，大多数也不能算是帝国——至多前秦可以算一个，它曾经统一了几乎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不过，这些小国却有值得注意之[11]处：他们的领袖都拥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
[12]朝”，包括采用“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混合采用两种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五胡乱华”后期，北方的局面逐渐澄清，鲜卑人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13]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涵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沿边地带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央派到那里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与胡化之间摇摆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过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先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再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14]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嘉峪关四号墓魏晋砖画 从上到下依次为耕地、蒸馍、牧马、仕女，反映了魏晋时期西部地区胡汉融合的情况。
鲜卑人建立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起相当程度上自治的小区，国家其实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在几百年里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分裂中寻求整合。
文化的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的文化冲突和重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限于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原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原也是在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逐渐改变、丰富汉人的文化性质。
单以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都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这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要更为积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15]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侵占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信仰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相反，但深层的心理动因却是相同的。云冈石窟·《太子乘象》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迅速扩张，始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即为此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代表作。
唐代的胡汉双轨制与文武分途
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被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16]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唐代的府兵制并不是全面征兵，而是将北魏军人集团按家户分散在各地，他们拥有土地，也有农奴，是由民间维持的军人世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胡人集团的后代。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可以在今天的新疆地区找到其存在的证据，但在广义的南方，我们至今还没找到同样的痕迹。[17]
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除了汉人之外，还有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有很多是外邦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
[18]方兵里也有很多回鹘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是回鹘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一直到东北这一带，不听中央号令也不读孔孟之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的，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的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南方的道教传统也是占了上风——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在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的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出文武分途的局面——唐代的节度使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很受政府的节制；而中央政府的官僚，不是北方汉人就是南方人士，他们对于中央讯息的回馈，反映的是文治地区的百姓生活，往往不能够反映胡化军[19]人地区的实况。“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中央并不很清楚北方已经起了乱事，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国忠蒙蔽圣听，当时的朝士们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北方已经离心离德。大乱之时，战争几乎都在中原发生，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安史之乱”几可说将一个中国分成两半。
唐代的官僚系统和汉代不太一样，汉代的察举是全国性的，唐代选士却是由各地的士人群集首都，再由中央政府选出一些贤才。这一批文官，往往集中在一些官僚派系的大家族，或者是他们垂青的才子，他们并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不能带来各地的讯息，而各地也没有人替中央作倡导和解释政府政策。唐初情形还好，“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当局有权力自己以中央的名义委任官员，甚至于以中央官员的名称留在当地。例如，杜甫是经过四川的地方长官委任为中央工部员外[20]郎的，但他根本没有在中央担任职务，只是在四川听差遣而已。这样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正按照唐初设计的中央体制执行政令。相对来说，唐代地方政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很多事情不用请示中央，就在当地自己决定了。他们也有权力调动当地的资源，做一些地方的建设，不必获得中央的许可。
唐代治理外族的策略
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不得不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自西方往东方扩张使得中亚一片混乱，这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朝在中亚一带总共拥有二百多[21]个羁縻州府，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朝的官号，唐朝不过派一[22][23]个都督，表面上监督而已。唐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战于怛罗斯河，唐军大败，中国从此丧失在中亚的霸权。那许多被打败的部落大批奔来中国，中国必须给他们一个安置，只能安插他们在广大的北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到山西、山东，都有这些中亚部落的后代居住。这是“天可汗”头衔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领袖。中国人的血统之中，因此增加[24]了许多中亚和内亚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有中亚胡人的基因。
传统的中华帝国是天下国家，应当只有远近、没有界线，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实也是源于它是一个天下国家。中唐以后，中国以西有许多强邦，西藏的吐蕃在唐初就忽然兴起，同时青海大草原上的吐谷浑也忽然强盛。这两个大部族的兴起，可能是因为天然气候的改变使青海西北一带水草丰美，也可能因为从隋唐开始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丝绸之路旁边的部族都得到了过路财神的利益。唐初花了不少气力才平定了吐谷浑，唐军损失也不小。杜甫的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就是描写唐军曾经在讨伐吐谷浑的时候损失十几万。
吐谷浑平定了，吐蕃没有旁边的对手就开始迅速扩张，唐代不得不下嫁文成公主，以此换取和平。唐蕃会盟碑文表现的是两个平等政权之间的约定——吐蕃不是“天可汗”的属下。在今天的新疆，突厥的后人分散为许多族群，在中亚一带忽分忽合，他们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羁縻州府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面对新兴的回鹘和伊斯兰教派的大军，他们大批迁入中国，于是西方至少有吐蕃、回鹘和伊斯兰教派的大食三个大邦。
到中唐以后，中国在西方的事务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应对[25]了。面对这些强权，唐朝干臣李泌的政策是远交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邦之间，联结两个打一个，联结一个打两个，采用的是十足的国际政治手腕，不再是以大帝国的姿态君临天下。[26]
唐代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陆路有许多说粟特语的商人经过丝绸之路往返贩卖，他们也有不少在中国落户生根。唐政府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委派他们自己选举的“萨宝”管理内部事务，有点像今天外国侨民的领事官，只不过是他们自己选举的领袖而已。这种处理外朝事务的方式，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同样地，经由海道出入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唐政府也是让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大批外商人户。这些制度又一次说明了一国多制的管理形态和传统的天下国家相当不同。安伽墓·《宾主相会》 屏风摹本安伽曾任北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萨宝一职，此图上半部分为两队首领相会图，下半部分为两人博弈图。
贵族社会的终结
唐朝的覆亡，是个漫长的过程。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没有安定过，不过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在“黄巢之乱”前后，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及农民叛乱，通常是因为农民活不下去了。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前面我们讲到汉朝统治结构的中央神经系统和末梢神经的对应关系，唐朝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制，吸收了大批民间的才智之士进入政府，但是唐朝终究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二十四史》只有唐史部分有所谓的《宰相世系表》，这说明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唐朝的制度并不是一条鞭到底的中央集权，对于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法，甚至于不同的容忍方式。同时，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唐初似乎是统一了，但是实质上“南北朝”的划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南北都在一个政府的法理统治之下，但南北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其实相当不同。这个南北的差异，在中国的后世历史上延续不断，只是程度的强弱不同而已。我们一直以唐代和汉代相比，我个人曾经说过，汉代厚重，唐代宏大，“厚重”可以说是充实的一块，“宏大”却是松弛的一片，汉唐的发展，终究是不一样的。注释[10]前秦 十六国之一。352年苻健称帝，定都长安。盛时疆域东至大海，西抵葱岭，南控江淮，北极大漠，东南以淮、汉与东晋为界。394年为后秦所灭。[11]大单于 本为匈奴最高首领的尊号，但在西晋末年、南北朝时期，又被一些少数民族官员采用为一种虚衔，一般有大单于封号就有权力号令少数民族。[12]征服王朝 美国汉学家魏特夫（Karl A. Wittzogel）提出的历史学名词，意指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国本土建立的朝代。[13]涵化 指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而引起的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14]六镇 北魏初为防御柔然，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北，阴山以南，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15]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337年） 即君士坦丁大帝，古罗马皇帝，306年—337年在位。313年曾与李锡尼共颁《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16]府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17]天可汗 “天可汗”是唐代少数民族首领对唐太宗的尊称，太宗皇帝成为当时天下的共主。[18]朔方兵 朔方，唐方镇名，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玄宗时边防十节度使之一。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率军队即为朔方兵。[19]渔阳鼙鼓动地来 语出唐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时安禄山驻军在渔阳（今天津蓟县），鼙鼓指军中用的小鼓，渔阳郡响起了战鼓，指安禄山举兵叛唐事。[20]工部员外郎 工部为隋唐六部之一，掌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长官为工部尚书。于各部之下诸司设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21]羁縻州府 唐、宋、明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由中央任命各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县令，世袭，受都护府、边州都督或节镇统辖。[22]黑衣大食 “大食”本阿拉伯一部族名，波斯人用以泛称阿拉伯人。自唐代起，中国史籍常以大食称阿拉伯帝国。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23]怛（dá）罗斯河 怛罗斯，古城名，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唐时为西域交通中心之一，天宝十年（751年）唐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战于此，史称“怛罗斯之战”，自此唐朝逐渐丧失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24]内亚（Inner Asia） 欧亚大陆的内流河区域，历史上与中亚、蒙古、西藏文明相对。[25]李泌（722—789年） 唐代大臣，位至宰相，多谋略，曾为肃宗筹划平定安史叛乱。[26]粟特 中亚细亚古地区名，其居民经营农牧业及商业活动，往返于丝绸之路两端。粟特语是当时中亚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
第四章 无效率的宋代
从本质上看，宋代只不过是残唐五代的延续。之所以没有短命而亡，只是因为宋太祖断绝了武人专政的传统，才建立了一个国祚长久的宋代。宋代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确和唐代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又有许多可见的延续性。因此，中国近古的历史究竟是延续还是断裂，就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课题了。我们有时候拿宋代当做近代中国的开始，[27]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第一个正面提出宋代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在许多学术讨论会上辩论不休。
列国体制下的宋代
所谓现代性包括：城市化、贵族的消失和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宋代中国看做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天下国家，甚至于后来接上去的明清也不是和汉唐一样的天下国家了。这些改变，使宋以后的中国呈现另一个形态，但究竟这形态是不是可以和欧洲近代史上的特色完全等同看待，却还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
在宋代中国的外围，有辽金元，有吐蕃、南诏、西夏、高丽，还有南方许多小国家和海外的日本，这许多政治共同体并不归属于一个大的天下系统，宋代皇帝并不是天子，也不是“天可汗”。在列国环伺之中生活，宋代中国必须尊重一定的国际关系以及规律。当然，中国人自己以为是天下的共主，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想而已。反而，中国必须不断地向辽人、金人进贡，甚至于也必须向疆域很小的西夏年年送上丝帛。
宋代的经济却是十分地发达。东方和南方的海外贸易为宋人赚取无数的财富，甚至于中国和北方的西夏、辽国之间，也有转口贸易的利润——将南方海外的香料转运给北方，让它们再进一步转运到欧洲。海外贸易的兴盛刺激了中国的内部生产，宋代的冶铁数量在当时整个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其他如制造瓷器、丝绸、茶叶、酒类以及各种工艺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也是惊人的。也因为这些缘故，宋代面对强大的北方敌国可以用金钱和丝帛换取和平。而在完全失去北方以后，偏安在南边的南宋，地方小了，人口少了，生活条件居然比过去还好。
宋代政府无效率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宋代整体讲起来，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宋代的士大夫都出自民间，可是，政府的决策却不一定反映民间的实际情形。因此，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政治体制的神经中枢和回馈系统的问题，在宋代一样存在。只是问题的所在，不是回馈和交流的断裂，而是在多种回馈之间神经中枢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这样的现象是相当奇特的。相对而言，宋代的地方层次，包括州县甚至于乡里和家族，都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一权力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士大夫或地方豪强手里。毋宁说，宋代是一个复合体，[28]包括许多较小的自主单位。陈寅恪曾经说“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我想他所谓的自由，毋宁说是在这小单位层次的自主性。可是在小单位之内，不论是士大夫或地方豪强，都还是一种专断的权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民主自由。《注东坡先生诗》 宋嘉定六年（1213年）刻本。宋代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但他们大多陷于党争之中，苏轼就曾卷入元党争。
相对于汉唐两个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贫，而是无效率。小民百姓在他们所属的单位之中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可是他们可能享有小群体对个人的照顾。比如说，家族有族规，小区有社约，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给小区或社群的成员一定的约束，也有一定的保护。
从唐代体制转变到宋代的确有断裂的现象，但也是经历了一段过程，才逐渐蜕变而成的。残唐五代，虽然中国解体，可是许多地方单位和族群单位却是小民百姓能够在乱世生存的依靠。五代时候，南方的小国家最多不过今天一个省份那么大，甚至还有更小的，但他们在保境护民的口号下也确实发展了经济，使这个小地区的老百姓有存活的机会。而当时南方海路的开通，使东南地区的小国都可以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也许就使得宋代的散漫，居然变成了它的另一种优势。注释[27]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即内藤湖南，“湖南”为其号，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第一代教授，亦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28]天水一朝 宋朝的代称。历史上赵姓宗族最著名的聚居地是秦汉时期的天水郡（今甘肃天水）。
第五章 辽金元：没有管理体系的征服王朝
在一般中国历史谱系上，说完了唐代接着就会说宋代，这是中国的正统历史观所决定的。但如果按照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来看，从辽金元开始讲则更为合理，因为它们是有延续性的。它们不仅据有中国领土的一半左右，辽国的出现时间甚至比宋代还早。
辽国是一国两制的二元体制
辽金元都是从北方攻入中原的边疆民族建立的国家，建立辽国的契丹人早就渗透了中国的北方。在“安史之乱”以后，原来边防驻军的地区，契丹人已经充满了中国军队，但后续的契丹民族还是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原。在唐代分裂的时候，契丹人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以至于根据地在北方的五代，都要联络契丹人，甚至向契丹臣服。石敬[29]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于是契丹人建立的辽国间跨中国和塞外的土地。
正如以前讲过南北朝的情形，辽国也是一国两制的二元体制。国内分成南北两部分，北方是以胡法治理，南方是以汉法治理，两个政府平行存在。北方是部落，南方是州郡，不过州郡之中，穿插了许多以北方胡人军队驻防的地区，称为“投下”或者“头下”。辽国的皇室，世世代代是耶律氏和萧氏通婚。京剧里面的萧太后，就是许多萧氏后族之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上下之间的隔绝是在所难免的。下层的信息回馈可以说完全没有，不过正因为是征服王朝，本来就是用武力统治，也就说不上上下沟通了。
辽国被东北的后来者女真征服。女真反叛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整个征服王朝对于非我族类的其他异族都横征暴敛，本来是契丹人同一族类的女真人，也受不了契丹人的统治。另一方面，一半契丹人和一半汉人构成的辽国，终究躲不开汉文化的影响，几百年的统治，大多数的辽国上层人士也逐渐丧失当年的勇武之气。面对忽然崛起的女真，辽国的王朝体制完全无法处理突发的危机。只有一些没有离开北边的[30]契丹人，在辽国覆亡之后逃往中亚，在那里建立了西辽，居然也维持了近百年时间，号为强国。这一个西辽，在中亚族群的心目中却是[31]另外一个中国，号为四个“桃花石”之一。因此，辽国的兴亡，真是一部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的故事，也许辽国两边都没有顾全，但也许他们在两边都搭上了边。辽·张匡正墓《备茶图》 图中契丹族仆人正在为主人煮茶，女性着汉式服装，说明辽代官员的生活已经相当汉化。[32]
女真人也是通古斯语系的民族，和鲜卑、契丹基本上是一个语系。在契丹人进入中原以后，女真人慢慢扩大，占据了今天东三省大部分地区，但还是臣服于辽国。正如前述，他们受不了契丹人的横征暴敛，终于起兵打败了契丹人。金人的战术常常是轻装骑兵远道奔袭，千百里外一群群骑兵小部队集合为大军，忽然出现在敌后，他们也没有后勤补给，因敌之粮，来去如风，不仅占领了契丹人的辽国，而且攻进宋朝的北部，占领了中原。这个王朝，也是采用一国两制的方法，[33]在占领区设立了许多驻防基地，所谓“猛安”、“谋克”都是驻防的武将，不在文官体系之内。女真人在中原待的时间不算长久，大部分很快就被汉化了。这个征服王朝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管理体系，当然也谈不到上下信息的交流。
成吉思汗大帝国的构架没有章法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金人的后面是蒙古人，蒙古人覆灭金人，就像金人覆灭契丹人一样。蒙古人的起源地在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其实是一个许多草原民族组成的混合体。他们是游牧的民族，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而辽金都是农牧混合型文化，因此蒙古人的勇武更胜于辽金。
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只不过是成吉思汗大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说，除了元朝，成吉思汗大帝国在中原之外还分别建立了钦察汗国等几个国家，这些汗国后来都分别吸收当地的文化，发展出不同的面貌。因[34]此，两代以后，蒙古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了。各部分的蒙古族人也分别为当地文化同化，接受了不同的宗教，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他[35]们最后的一个支派重新复活，成立了印度次大陆上的莫卧儿帝国，后被英国吞并。英属印度的许多土王都带汗号，大多数都是旧日蒙古王公的后代。
这个大帝国在中国的部分，我们称为元朝。元朝的统治结构是二元体制，有汉人的府县，也有蒙古驻军的万户和千户府，而且这些驻[36]军称为签军，往往并不是蒙古人，有很多是从中亚调过来的外族。比如说，云南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就是蒙古调来的中亚族群后人。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时期，蒙古终于并吞了中国剩下的一部分——南宋，将整个中国纳入蒙古大帝国体系之内。在中国的部分，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改变了元朝；同时，中国土地上的人口结构，也忽然添加了一些中亚和北方的成分，北方草原民族的风俗也又一次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这个征服王朝，也是用暴力镇压来统治，谈不上和中国底层人口的交流。因此，在元朝末年，群雄四起，都是农[37]民的叛乱。其中，朱元璋接受了红巾军的力量，终于在中国建立了又一个汉人的朝代——明朝。注释[29]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个州的总称，它们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30]西辽 1124年辽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同年（一说为1131年）在起儿漫称帝，疆域北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东至喀什噶尔、和阗，西达阿姆河，1218年为蒙古所灭。[31]桃花石 通常认为是突厥语对中国的称呼，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其语源在学术上尚无定论。[32]通古斯语系 世界语言分类中阿尔泰语系下的一个分支，包括历史上的女真语、满语、蒙古语等。[33]猛安、谋克 历史上女真族的社会组织单位，具有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特点。一猛安包括八至十个谋克。[34]蒙古帝国 由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其中国的部分即元朝。元朝之外，蒙古帝国还包括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35]莫卧儿帝国 1526年兴起于印度半岛北部的伊斯兰教国家，最盛时征服了整个德干高原。1857年其末代统治者为英国废黜，王朝终结。[36]签军 金代每遇战争或边事，签发汉人当兵的制度，谓之签军。元初签军的范围则不限汉人，许多中亚外族也被签发当兵，后发展成为对驻军的称谓。[37]红巾军 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组成的起义军，以红巾包头和红旗为号，当时亦称红军或香军。
第六章 明清：最专制的中枢神经
朱元璋击败群雄后兴师北伐，从蒙古人手里取回了中国的本部，又建立了汉人王朝。明太祖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起家取得天下，他自己觉得像汉高祖，因此，明代的体制有不少是仿照汉制，可是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像锦衣卫这种以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就是汉代没有的。
重建文官系统
明代重新建立一个文官系统，仿照汉代的察举制在各处罗致国子[38]监监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第一批的文官其实并没经过考试，直接在职务上实习。很快明代恢复了科举制度，从秀才一直到进士，三个阶段连续考试，晋用考生中成绩最好的考生。可明代科举制和汉唐甚至宋代的制度都不太一样，它有明文规定各地的配额，尤其是划分南榜、北榜的政策，使得南方考生不会超过北方太多。各个州县也有一定的配额，即使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也会有人才被录取。这个安排，显然是为了取得各地的代表在政府之中担任职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政府的效率高低，既取决于神经中枢的效率，也取决于地方回馈给中央的讯息周全和准确与否。明代设计的这种科举制度，相当于今天民主制度选民意代表，普遍地能在全国各处都有替当地发言的人物。
明代的中央政府，本来也是有内阁和各部，上面一个宰相，皇帝只是委任宰相办事而已。可是朱元璋不太信任人，同时并起的伙伴，不管文臣武将，到了晚年几乎被诛杀一空。当然，朱元璋也废除了宰相，自己直接管辖六部。这种制度，神经中枢必定相当空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顾全所有的国事。到了明成祖时代，用了一批官职不高的读书人担任他的内阁学士，用今天的话讲是组建了一套秘书班子。这些人有起草诏书、替他先阅读奏章以及做摘要的任务，但决定权在皇[39]帝自己。于是，内阁首辅慢慢成了真正的宰相。此外，从明成祖开始，皇帝信任宦官，任命他们担任内外的特使职务，在外监军的都是宦官，他们也管理各种属于皇室的财政单位。对内，慢慢地皇帝不太信任已经成为宰相的内阁学士，在宫内就设立了任用宦官的内廷秘书处，也就是所谓的司礼监，由司礼监的太监在内廷替皇帝读奏章、写诏书。这两批人基本上都没有制度上的权力，但是他们代表了皇权。明代皇权独尊，超越过去的汉唐和宋代。明廷的臣子，皇帝要杀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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