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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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一样的中国（一）试读：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慨慷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就象谜一样牵动史学家……
第一章 七大未解谜案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慨慷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就象谜一样牵动史学家和大家的兴趣，至今仍有很多人为此废寝忘食的进行考证和研究。现在本人经过认真筛选，特列出七大谜一样的悬案。也请各位历史爱好者和网友给予补充和指正。
1.老子的出关之谜
有史实记载，老子曾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而著书，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五千言《道德经》。而后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则没了消息。这个引起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则至今没有得出很确凿的证据。有人说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此说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而有人说晚年的老子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而又有人胡乱猜测，说那时治安差，有可能被人半路打劫，导致意外身亡。
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天道篇》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室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问礼”。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在儒家著作《礼记·曾子问》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
2.西施的生死之谜
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做为越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的结局如何，则众说纷纭。有人说被勾践沉江，《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在后人的诗歌里，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李商隐的《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这说明在唐代，人们是认可了西施被沉水的说法的。
这与上述记载相同。而民间传说较多的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走。《越绝书》却如此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而在《史记》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尽管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找不到有关西施的只言片语，难解的谜团让人倍感缺憾。又有人说被仇恨的吴国人民乱棍打死，至今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
3.徐福的东渡之谜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全国后，位高权重，而最盼望的就是长生长寿，后来听人说东海上有蓬莱仙鸟，那里有服后可以长生的灵芝草，就派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和三千工匠，东渡大海，后来秦始皇至死也没盼来徐福的消息。徐福到底去了那里呢？有人说那时航海技术差，碰到大风浪，全部覆没。而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
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遒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而徐松石在《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是其中一队，“徐福入海东行，必定真有其事。”香港卫挺生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仲田玄，并认为他是颛顼之后徐驹王29世孙。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卫挺生的观点。
至今日本保存着不少徐福活动的遗迹，如和歌山县徐福和他的传员七人墓、徐福宫，九洲岛佐贺县“徐福上陆地”纪念碑、徐福的石家、徐福祠，另外又有奉祀徐福的金立神社等等。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回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而日本与中国大陆相距甚近，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数年才能抵达。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4.杨贵妃生死之谜
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她那传奇的一生曾触发无数骚客文人的才情，为之吟诗作赋。然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其爱妾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
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或许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烈要求赐杨玉环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后只得下令。
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一些人称，杨贵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马嵬行》一诗。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蕴含着另一种意思。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但其生死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
5.宋太祖暴死之谜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一种意见是，宋太宗“弑兄夺位”。持此说的人以《续湘山野录》所载为依据，认为宋太祖是在烛影斧声中突然死去的，而宋太宗当晚又留宿于禁中，次日便在灵柩前即位，实难脱弑兄之嫌。
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李逸侯《宋宫十八朝演义》都沿袭了上述说法，并加以渲染，增添了许多宋太宗“弑兄”的细节。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宋太宗无关，持此说的人引用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为宋太宗辩解开脱。据《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驾崩后，已是四鼓时分，孝章宋后派人召太祖的四子秦王赵德芳人宫，但使者却径趋开封府召赵光义。赵光义大惊，犹豫不敢前行，经使者催促，才于雪下步行进宫。据此，太祖死时，太宗并不在寝殿，因而不可能“弑兄”。毕沅《续资治通鉴》即力主这一说法。还有一种意见，虽没有肯定宋太宗就是弑兄的凶手，但认为他无法开脱抢先夺位的嫌疑。在赵光义即位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即据《涑水纪闻》所载，宋后召的是秦王赵德芳，而赵光义却抢先进宫，造成既成事实。宋后女流，见无回天之力，只得向他口呼“官家”了。《宋史·太宗本纪》也曾提出一串疑问：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照嗣统继位次年改元的惯例，急急忙忙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既然杜太后有“皇位传弟”的遗诏，太宗为何要一再迫害自己的弟弟赵廷美，使他郁郁而死？太宗即位后，太祖的次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何自杀？太宗曾加封皇嫂宋后为“开宝皇后”，但她死后，为什么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
上述迹象表明，宋太宗即位是非正常继统，后人怎么会不提出疑义呢？近世学术界基本上肯定宋太祖确实死于非命，但有关具体的死因，则又有一些新的说法。一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燥狂忧郁症。一说承认太祖与太宗之间有较深的矛盾，但认为“烛影斧声”事件只是一次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起因是太宗趁太祖熟睡之际，调戏其宠姬花蕊夫人费氏，被太祖发觉而怒斥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胞兄谅宥，便下了毒手。纵观古今诸说，似乎都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然而有关宋太祖之死，目前仍未找到确凿无疑的材料。
6.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颇多，明成祖对此总是不放心，这件事也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是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焚死”说和“逃亡”说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
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13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进入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谅而遽至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仁宗朱高炽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祖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只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在什么地方，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死后葬于京郊西山。
朱棣登位后，感到生死未卜的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不少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20余年。
民间传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先逃到云贵地区，后来又辗转到了南洋一带，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7.李自成的生死之谜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他家境贫寒，但有勇有谋，大仁大义。他当过驿卒，当过边兵，最后加入了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断壮大，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终于推翻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但因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李自成领兵退出北京，转战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有人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明史》的结论是，自成已死，尸朽莫辨。
它的根据是，当时追击李自成的清朝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给朝廷的报告说，李自成兵尽力尽，仅带亲信20人，窜入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缢而死。
他派人前去验尸，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了。还有一个根据是，南明王朝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报告称，他的部众已将李自成斩于九宫山下，只是丢了首级。但是，这个“遇难”说却难以令人相信。因为李自成雄才大略，骁勇非常，一直是官府的死敌。
无疑，他是清王朝或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大患，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浮夸不实，清王朝怎能相信？何腾蛟的报告简直就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也不会相信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况且，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的几十万大军岂能善罢甘休？九宫山能平静吗？
然而，事实上，当时九宫山很平静，那几十万大军也很平静。那么，为什么有“遇难”说，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据推测，这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一方面，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下一步可能联合抗清；另一方面，使清王朝以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可东山再起。也有人说李自成在夹山寺隐居。据说，清朝初年，即将上任的云南同知张琼伯在赴任途中，游访石门夹山寺，与寺中方丈谈古论今，颇为投缘，相见恨晚，视为知己。几年后，他又重访夹山寺，方丈已死。
悼念之中，方丈的徒弟告诉他：那方丈就是威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在九宫山替死的是他的部将孙某。乾隆初年，澧州知州何某亲赴夹山寺调查李自成的下落，在寺中他亲眼见过一幅李自成的画像，据称，叫“奉天玉和尚”。1981年，在石门夹山寺发现了奉天玉大和尚墓。据考查，在一个瓷坛中盛的遗骨，与李自成身材相近。墓中陪葬物与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县的习俗相同。但这一说法仍有不同意见。
有人说，奉天玉大和尚墓等的发现，只能说明石门夹山寺确实有奉天玉大和尚这个人，并不能证明奉天玉大和尚就是李自成。又有人说，李自成生前左眼曾受箭伤失明，但李自成画像却双目炯炯有神，以此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因而，李自成隐居于夹山寺一说，也成不了定论。李自成的生死之谜至今仍成为史学家探讨不休的事。
第二章 十大未解之谜
中国十大未解之谜，宇宙之大，中国之阔，人心之广，关于“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版本甚多，却一直未有官方说法。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未解之谜。关于“中国十大未解之谜”有人文历史的、有自然的、有愤青的、有怀疑的，还有调侃的。相同的现象，人者见仁，智者见智。
1.千古遗恨《兰亭序》。《兰亭序》，被誉为“千古第一行书”，是书圣王羲之巅峰之作，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失传千年，让人怀念！史书记载，在唐太宗遗诏中，明确要求《兰亭序》陪葬。换句话说，这件宝贝应在昭陵。五代温韬灭绝人性，已将昭陵挖掘一空，发现钟繇和王羲之书法真迹，让其流传于世，并未提到《兰亭序》，致使成为无头公案。有人说，《兰亭序》还在昭陵，可能藏在更为隐秘之处，温韬形迹匆匆，并未发现真迹；有人说《兰亭序》在乾陵，唐高宗和武则天酷爱字画，更何况民间早有《兰亭序》陪葬乾陵一说。乾陵尚未被盗，相信有朝一日乾陵开启必将真相大白，一定水落石出！
2.战国和氏璧流向何方？和氏璧流传千年，奇货可居，价值连城，“完璧归赵”更传为千古佳话！和氏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唯一肯定的是，这块宝玉尚在人间，因能耐1300摄氏度高温，一般火无法焚化。秦灭六国，嬴政终获至宝。有人说秦王破和氏璧，上雕“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就是传世玉玺，历经刘邦、王莽、司马炎之手，一直传到后唐，石敬瑭灭后唐，后唐李从珂人玉共焚，从此下落不明。按理说，真金不怕火炼，石敬瑭应是得到宝物，极有可能与石敬瑭陪葬；有人说，和氏璧被作为陪葬品埋在秦陵，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于世。如果真是这样，将来发觉秦陵地宫，和氏璧必将重见天日，我们还有机会一睹宝物风采。
3.明朝《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永乐大典》，算得上千古奇书！据说有三千人参与编纂，历时三年，全书两万两千卷，明成祖甚是满意，亲自作序赐名。令人遗憾的是，自《永乐大典》问世，直到明末清初，正本去向成为公案。一种说法认为，明英宗将此书殉葬于永陵，明朝有殉葬书籍传统，从明英宗酷爱大典来看，极有可能“生死相连”；另一种说法认为，正本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失火，正本可能毁于一旦。由于史籍没有记载正本去向，要弄清正本到底所在，看来只能借助考古发现。
4.西周“九鼎”遗失古今憾。九鼎，是镇国神器，属于古代至宝！相传夏启收集珍禽异兽、奇异之物，绘画成图，让工匠将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九鼎象征九州，反映全国统一和王权集中，作为夏、商、周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多年。九鼎是否仍然存在？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根据《史记》记载，秦穆公把九鼎掠到秦国都城，但《汉书》却说，九鼎沉没于彭城泗水之中，一直未能找到。如果司马迁所说属实，九鼎应该落入秦始皇手中，何况杜牧有“始皇东游出周鼎”之说！秦始皇对九鼎十分珍爱，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九鼎极有可能陪葬入秦始皇陵，这也成为目前一些考古学家鼓动开掘秦陵动机所在。
5.秦朝十二铜人今何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为后世留下太多谜案，十二铜人就是其中之一！为何要铸十二铜人？原因已不是那么重要，十二铜人不翼而飞，让后世百思不得其解！关于十二铜人下落，有三种猜测：有人说，西楚霸王攻克咸阳，火烧阿房宫，十二铜人一并烧毁；有人说，十二铜人毁于东汉末年，董卓铸造铜钱用掉十个，另外两个被苻坚销毁；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据史料记载，十二铜人并未销毁，十二铜人是秦始皇最爱之物，在陵墓营造好后，随同其它珠宝一起陪葬。由于一些技术因素，秦陵挖掘暂时不能开展，因此十二铜人下落，至今无人能说清楚。
6.青铜剑千年不锈之谜。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随同兵马俑一道，同时出土一批青铜剑，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地下沉睡两千多年，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无独有偶，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意外发现一把越王勾践剑，做工精细，削铁如泥，两大考古发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更大奇迹还在后面，经过科研人员检测，宝剑锋面有一层铬盐化合物，此为千年不锈之故。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专利。众所周知，铬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高达4000摄氏度，提取甚为不易。现代科学发明，竟然出现在公元前两百多年前？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手中之剑，竟然是现代科学结晶？层层谜团，孰是孰非，只能成为千古之谜。
7.古墓“长明灯”不熄之谜。古墓“长明灯”，最早见于神话传说，据说不熄之火是天宫之火，是普罗木修斯把它偷偷带回人间。在世界各地，盗墓者费尽心机，到古墓窃取珠宝，古墓往往与世隔绝，宝物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初。按照常理，古墓终年不见天日，本应伸手不见五指，但在一些古墓拱顶挂着“长明灯”，阴光很是逼人，令人毛骨悚然。如此神奇之灯，为何长明千年不灭？为何无氧依然燃烧？能量从何而来？若是油灯，千年不灭，燃料如何供给？显然不是人力所为；若是电灯，灯碗液体可能是用来导电之汞，问题是电能如何产生？难道某个角落有发电装置？要做到如此一劳永逸发电，必须太阳能发电方可。凡此种种，只是凭空臆测，真相到底如何？还需科学验证。
8.《洛神赋》到底为谁而作？位列“三曹”，曹植素以文采见长，除七步诗之外，首推《洛神赋》有名。在《洛神赋》中，曹植所写洛水女神到底是谁？成为历史难以破解之谜！一种推测是甄后，曹丕之妃。作为小叔子，竟然爱上亲嫂，就兄弟而言，为其不义；就君臣而言，为其不忠，成何体统？顾恺之代表作《洛神赋图》，公然就指甄后，李商隐亦有“宓妃留枕魏王才”诗句，乱世桃花逐水流，千百年来，招来文人骂声一片；另一种推测是，曹植塑造一个洛神形象，美丽痴情，但被猜忌，用以自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无力回天之境。如果不是感甄所作，那么曹植为何要写《洛神赋》？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兄迫害，怎么会产生洛神女子那般真情？似乎亦不可能，所有一切，只能成为历史悬疑。
9.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树碑立传，自古就是惯例，但武则天是一例外！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武则天为了夸耀自己，显示功高德重不能用文字表达；一种说法是，武则天有自知之明，是聪明举动，“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左右为难，想到死后与高宗合葬，不论自称皇帝还是皇后，都是很难落笔，所以干脆“一字不名”，让后人盖棺定论。武则天立“无字碑”为后世出了难解之谜，有碑无文，不如说无文胜有文，成为趣谈。
10.太平天国宝藏在哪里？太平天国失败令人叹息，太平天国巨额珠宝失踪同样令人遗憾。天京失陷，全军覆没，大批珠宝从人间蒸发。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更多财物被藏地下。李秀成被擒后，曾国藩威逼利诱，多次追问金银所在，这也是忠王被处死较晚之故。威武不能屈，忠王倒也忠诚，始终未曾吐露珠宝下落。有人甚至将天王府后花园湖水放干，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如此窖藏珠宝，甚吊世人胃口，对于宝藏追踪，始终没个消停！下落如何？各种版本，各执一词，依然一团迷雾。
第三章 中国人口变迁之谜
历史上的中国经过历代战乱，真正的炎黄子孙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由百越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戎狄集团融合而来的。（也既现代科学证明的四大基因集团）。华夏集团在历史上最残烈的一次灭绝是蒙元帝国的大屠杀，除了当时的一些叛将，顺民能活下来，真正的汉人除了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南宋遗民），已经几近绝迹。
华夏集团的人口的特征是黑眼睛，单眼皮。三绺胡子。A型血。而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深褐色眼瞳了。
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环境的污染和痢特灵的使用，人们的眼瞳都多被黄染了。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炎黄子孙身上有三项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有的生理印记。一是铲形门齿。上颌两颗中门齿的两边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像一把铲子。我国绝大多数人是这种门齿，二是青斑。新生婴儿的尾骶部或其他部位常有淡灰色或青灰色的斑块，既“蒙古斑”。我国新生婴儿几乎都有这种特征，一般一二岁时褪去。三是内眦褶。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旧名“蒙古褶”。我国大部分人有这种褶，而外国人却无此褶。人类学家判断，这三项印记，是由炎黄祖先遗传而来的，其中铲形门齿可追踪到旧石器时代的远祖。
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锐减、有赤壁大战之后的人口大萧条，有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大混乱、大屠杀，元朝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历史上这几次大的战乱，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族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时称荤粥，秦时称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的单于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楚汉战争时，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又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几十万人口，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西达西域，“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奴隶制国家。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关于匈奴族西迁的历史，中国史书语焉不详，多为“向西方跑了”。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末的三国鏖战，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中国，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尚不如现在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多。“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三国鏖战是造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西晋的「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当时人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五胡乱华时期，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
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
留在北方的人命运很悲惨。凶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煌”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
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残留的汉人，为了免于屠杀，纷纷筑堡自卫，与胡人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认为的“坞堡遍地都是”，当时的北方壁堡也要相隔百里才有一个。
按鸣沙屈出土的《鸣沙石室佚书》记录：“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不过四百万左右。
大屠杀了多年之后，石勒估计也杀累了，听录了谋士要他建立“根据地”做“皇帝”的建议，改变策略，开始有了收降汉人做奴隶的政策，而不再一味搞大屠杀。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中原农业经济得到一点恢复。
在南方石勒长期与祖逖将军做战，祖将军死后，没人能有效的组织北方各堡与胡人对抗。公元320年前后，屈指可数的几个保壁大帅也最后降石赵，石赵王朝完成了对中原和关中的牢固统治。
到公元349年，冉闵屠胡之前，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相当惊人，他们是在东汉、魏、晋、石赵四个朝代因各种原因迁到中原地区来的胡人。有被当时政府强迁进来的，有主动迁进来的，有武装打进来的。
晋朝统治时期，在“南达长江，北到燕辽，西起关陇，东至东海”的广东区域，不断的有各胡酋占山为王，扰乱地方。但大都不敢公开反对东晋的统治，为害的区域只是个别郡县，不对晋朝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直到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吸桑石勒等的出现，匈奴、羯人合流，胡人铁骑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建立后赵。
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晋书》：“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以冉闵为首的汉族人们对入塞胡族的复仇行动，是汉人发起的绝地反击。
入塞胡族成份复杂：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史书称白虏）、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为黄种人。
而姜、夫余、乌桓（东胡与匈奴混血）、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
如果等他们杀尽了北方汉人，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会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种族（根据现在鲜卑后代千分之几白人血统都成显性基因的特征），会再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人杀掉，或大部分杀光小部分汉族被溶入新的种族。而不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几不到的胡人溶入北方汉族。汉族像其它的三大古国的民族一样亡族是很可能的。
公元304年，当时还是“八王之乱”。幽州刺史刺史王浚引进慕容鲜卑来对付成都王颖。慕容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幽州刺史王浚发现后，要求慕容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这是由于铺天盖地苛捐杂税的原因，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
公元329年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务除前赵积弊，实力得以迅速发展，足与东晋相抗。羯胡在河北暴孽，残害汉民，先驱有数十万汉丁修林苑甲兵，死伤遍野。后五十万人造甲，十七万人造船，死亡超过三分之二，又有夺汉女五万入后宫肆意奸淫凌杀污辱之行。
石勒死后，子石弘继位，为其侄石虎所杀，石虎自立为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石虎为人极端残暴，穷兵黩武，令许多人为筹措从军装备、被迫卖儿鬻女，许多百姓不堪苦役，自刎或投环，死者相望，而征令仍有加无减，毫无人道的残酷奴役汉人。
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石虎的养孙冉闵是汉人，最后杀死了傀儡皇帝石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公元350年前后，冉闵歼灭数十万后赵军团，推翻万恶的后赵王朝。
史载：冉闵杀尽后赵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冉闵发布“杀胡令”，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疯狂屠杀胡人复仇，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甚至远在陇西的麻书收到冉闵的“讨胡檄文”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兴，因为陇西胡人太多，麻秋带领部下斩关向东出关中去投靠冉闵，中途与胡人王朗干了一仗，杀朗部胡人数千，后被氐酋蒲洪捉了去。）
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冉闵要求各胡退出中土，各还本道。公元350年到公元353公，羌、氐大量迁回陇西，以后在关中建立了前秦和后秦，一些匈奴人返回蒙古河套等地，五大石胡的那些部落甚至远迁回中亚的老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晋书》中这一时期：冉闵驱逐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各自返回自己老家去），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得到家的十止二三。——这一方式又变相的造成了数百万胡人的死亡。
至今西欧人只承认：“现在在欧洲的匈奴人，是冉闵赶过去的，不承认是汉武帝打过去的”。
冉闵灭后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中、杀了二十几万羯族，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当时一支万人的羯族部族，因为向北投降鲜卑而保留下来，后来鲜卑人帮助他们杀了冉闵，鲜卑入主中原。这支羯人在鲜卑的统治下以打仗为业。鲜卑内战时羯酋造反，压抑久了的尔朱羯疯狂地杀着鲜卑人，差点将鲜卑灭族。
在鲜卑复仇的打击下，羯人在后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好心的南方梁朝政府接纳了他们，收为雇佣军。忘恩义的后景杀死了梁武帝，对江南汉人实施血腥的种族屠杀，使原本人口众多，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建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直到后来，南梁将领陈霸先带珠江流域的两广军队，准备充分后北伐江南，花了很大代价才灭此悍族，这一种族才真正从地球上消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后景之乱，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冉闵灭后赵政权，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不是被掳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蹂躏。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到了南北朝时，拓跋鲜卑的拓跋焘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居然不带一点粮草，如果掠夺的食物不能解决需要的话，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冉闵建立的国家后期，汉族流民从各地拥入邺城及其附近。加上长年征战，农业生产欠收，城中粮食供应不足。冉闵将城中粮草分发给百姓后，带领一万兵（大部分是步兵）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原住在蒙中高原的现屯兵边界的鲜卑人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消灭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坐收渔人之利。冉闵却对鲜卑兵的行动却浑然不知，在常山被鲜卑人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包围。不料鲜卑人却被个个奋勇争先的冉军、再加上天神下凡般的冉闵，打得十战十败！
史称冉闵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伦，攻战无前。冉闵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骑朱龙马，每战冲锋在前，杀敌数百人。在占绝对优势的众胡联军兵力围攻中，创造了很多军事奇迹，与鲜卑的决战，他以一万汉军敌鲜卑十四万铁骑，十战十捷。
冉魏国虽然一度基本扫清了常山以南的中原地区，但他的民族报复政策，导致各胡族的空前大联合，在攻襄国时被众胡联军击败，军民死十余万，不久为鲜卑所灭。据说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的）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
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等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没有冉闵，我们汉族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冉闵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英雄。
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北魏时期，长江以北地区都属鲜卑人，至今有些年老妇女的头饰后仍然留有小纂，就是鲜卑人的遗迹。还有“爸爸、妈妈、哥哥”的称呼，也都来自鲜卑人。五胡乱华时时期，也是中华人口大融和时期，长江以北地区的人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开裂较小，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口的特征是眼睛开裂较大，是因为百越集团融入中华的原因。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后，其民都饰汉服，习汉话，取汉姓，与汉人无异。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莫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历三代至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魏书）。
北朝的东、西魏战争，使胡人人口枯竭，两国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不足，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西凉地区的汉军得到北周起用，正是在这一时期，鲜卑国主们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汉军的起用为后来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北史）。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北史）南朝人称“索虏”，就是他们。当时的中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唐王朝（618——907）年，唐王朝长达289年。安史之乱爆发在唐朝中前期755年。就算安史之乱前都是富强的，也只有137年，衰败堕落有152年。更何况靠出卖隋朝利益，对突厥称臣而篡位夺得江山李渊的统治时期，屡次给突厥人朝贡，屡次被突厥人打击，都差点迁都了，后来李靖把突厥人打走，历史上突厥人有了一次大的西迁，他们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苏丹，沙特人。武则天时期被契丹人打得大败，契丹人都深入河北腹地。司马光《资治通鉴》：突厥汗国衰亡西迁后，一些部落图瓦人由于战争等原因陆续向南向西迁徙，进入今天的中国新疆南部以及中亚等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塞人，他们和塞人发生混血以后，体质上发生变化，呈现出高鼻深目的一些特点，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他们又放弃了原先的宗教萨满教，进一步被伊斯兰化，逐步演化发展成一些现代民族，比如说维吾尔、哈萨克等等。
而图瓦部落后来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过程，主要和蒙古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仍然保留了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点，并接受了喇嘛教。这就是为什么图瓦和同样从突厥部落发展而来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在语言上相近，但人种和风俗上却有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于年。唐给中国造成的祸害难以估计。横征暴敛使人民苦不堪言（为避税逃跑到深山，被吃或吃人现象家常便饭。）大批的华北人民往当时的国外契丹跑，这些人正是以后辽、金、蒙古对付中国的骨干力量。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椐民间传说，最乱时期的长安城内，集贸市场上的人肉的价格甚至比猪肉价格还低。
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Re:腌人肉做军粮——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灭绝之迷[2005-12-30 23：45：22]现在中国北方这片土地上，真正炎黄的后代可能所剩无几，据范文澜通史所述，唐末十六国后，中国北方当地人几乎死绝，全靠蒙古高原的人南下所补充，先后有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各民族南下，使中国北方重新人丁兴旺。）如当时移居中原的蒙古人，多以他们的蒙古包的“包”为姓，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姓宇文的等。如姓慕容的是鲜卑人的后裔。
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90%人口在蒙古入侵时死于非命。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四川是抵抗蒙古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最近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一千三百万减少到六十万。
蒙古人对当时金朝政权下的北京城也进行了残酷的洗劫，每次攻下城后烧杀达几个月之久，完全抢劫破坏后才撤离。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
在元代以前，中国大的民族在中原有一大分支是羌族，羌族最大的一支党项族作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是在西夏时被蒙古人灭绝的。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将西夏境内的居民系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从此羌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再有影响力。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整个中亚一片废墟。1258年，旭列兀（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古巴比伦人惨遭灭绝。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这场屠杀是如此的酷烈，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的湮灭于人类空前的兵凶中，典籍上对他们只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记忆。
1279年，元军与宋军在崖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混战几天后，宋军不支，张世杰与陆秀夫决定撤退。只是，宋军的船队被元军冲散，陆秀夫不愿被俘虏，眼含泪水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此后，残余的宋军、官员及家眷也纷纷跳海殉国（史载：有数万之众殉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蒙古兵所到之处想尽一些办法把当地人口杀干净。除了直接屠杀，还焚烧所有的粮仓和房屋，使得逃走的百姓在冬天冻死，践踏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使得当地人以后完全没有食物来源而饿死。用腐烂的尸体去污染水源，使得大量人口饮水后染上疾病而死亡。有些地方有幸存者，但那是因为蒙古军队人少，一时找不到，或者着急要出征别处，一点不说明那些人有半点残余的良心。即使没有来的及杀完就出征了，被屠杀城市的幸存者也住不满城市一角。根据蒙古征服前和征服后人口数量推测蒙古人至少杀了多杀人。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80%人口在蒙古入侵时死于非命。成吉思汗的有句名言：“男子汉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以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在这种淫威下，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汉民族的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汉人之中……
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四川的钓鱼城之战，元朝的元气大伤，淮河以北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又重创了元朝，后来才有了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说。
明朝初年，投机窃国得手的朱元璋为了戍边，把大屠杀后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好多不愿意离开家园的百姓，被绳子绑在一起，用士兵押着离开家园。当时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我要方便”一词，由于被绳子绑在一起，要上厕所只能用“解手”一词了。所以要上厕所用的是“方便”一词就由此改成了“解手”一词了，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所以，后人多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下。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去山西旅游，导游会问你的左脚的小脚指有无分岔，据说有分岔的人，都是从山西迁徙出去的。
1988年版《蓬莱县志》中记载的珍贵史料：“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据考证，明初中原已经统一，云贵高原仍被元朝占据，不但屡招不降，而且屠杀使者，朱元璋决计讨伐，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命傅友德为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步兵30万讨伐云南，分遣都督胡海统兵3万，趋乌撒，自将大军趋贵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傅友德自曲靖直捣乌撒，元军暂时退却。傅友德下令在乌撒筑城，建筑材料和工具刚一备好，元军引兵复至，由此展开一场惨烈的”乌撒之战“可见”小云南“先祖缘于全国各地军丁加盟的明朝征元30万大军。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山东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小云南”先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由国内各地汇聚云贵，再行迁至山东。可见山东人口也不是当时的齐鲁子弟了。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满清人又称女真人，古之肃慎，与商同源。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就是满清人入关后学说的汉话，又叫官话和京白。真正的汉语又叫南音、只有福建一带的南宋遗民、既闽南客家人才有保留，而广东的方言更接近古汉语）。
满清入关前只有十万军队，入关后清军急剧增加到一百万人，这是汉族的一些叛军和蒙古人加入了清军，故现在的满人多是B型血。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新中国成立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老百姓是无辜的，真正的罪行是那些统治者一手操纵的。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隐瞒历史的真相就是包庇战争罪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把屠夫们的屠杀国人的劣行当成英雄事迹拍成辫子剧，而把真正的民族英雄反而当成民贼而贻笑大方。
前不久，一群东北学者和尚可喜后裔多人，在海城、鞍山开会吃喝，然后“与会学者对平南王尚可喜一致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能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明哲自保，急流勇退。这是一位在历史转折关头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人物。学者们还考察了位于海城市郊区的尚氏陵园和新落成的尚可喜纪念馆。这一陵一馆是海城市的重要历史文物。——会议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等所谓的白吃人民粮食的学者召集并主持。一些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名人’，扬言：尚可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尚可喜是立下千古大功的”。（你尚可喜帮过清遗的祖宗杀中国人，所以我帮你的后裔愚弄中国人！）
这帮所谓的“历史学家、研究员、专家”，居然勾搭汉奸子孙，毫无廉耻地参拜吃人恶魔的神社，良心让狗吃了吧，居然颠倒黑白，歌颂汉奸精神！这伙人渣教育中国人，都应该“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努力去“认清”一个可靠主子。当年拿屠刀的汪精卫！南京大屠杀害了30万同胞，但还没杀完嘛，汪精卫干嘛不再杀一些，你们也好也开个神社参拜他！
更可笑的是：沈阳市在市区广场公然为清国十二帝建立铜像（包括战犯溥仪，金独分裂分子奴而哈赤，诈骗犯皇太极，蛊惑崽顺治，阴谋家康熙，变态狂雍正，老流氓乾隆等），是不是对全国人民的宣战！
我们老百姓要问的是：在东北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立下大功的那么多的英雄、如杨靖宇将军、女英雄赵一曼，冯玉祥将军、吉鸿昌将军、袁崇焕——不立铜像，反而把一些战犯，民族败类，双手沾满中华民族老百姓鲜血的屠夫们立雕塑铜，意欲何为？仅仅是为了旅游创汇吗？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民族特征，如突厥人，脸腮上胡子较多。鲜卑人和契丹人，鼻梁上端较长。女真人，下巴较小，有些人的胡子连到胸上。匈奴人，头型较圆，与蒙古人相似。欧罗巴人则以颧骨下倾，嘴离颧骨的上下距离较近为主。以食用牛羊肉的游牧民族，多以络腮胡子为主。以食用牛羊肉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脸腮上胡子较多？这是由于肉中所含激素的原因，肉中所含的激素可以刺激脸腮上的胡子增多。而蒙古人的起源是唐代东北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室韦人，追本朔源，他们的远祖是鲜卑之后的柔然人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人的特征是小手指上还分有一个小指甲盖，颧骨上凸，眼角尾内陷，离脸颊较远，眼角有鱼尾纹，身上几乎没有臭汗腺，上唇胡子上翘，下唇胡子只有一小撮硬撮。脸型较圆。眼瞳栗黄色，眼睛内有内呲褶。游牧民族血型，以B型为主。RH阴性血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特有血型。华夏集团的农耕民族血型、以A型为主。东夷人是狩猎民族血型，以O型为主，早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了。
历尽劫难的中国，战乱使人口几灭，中国几易其民。现在的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种说法再不能成立。真正炎皇子孙的特征应该是：脸型较长，三绺胡子，上唇胡子下弯，黑眼珠，单眼皮，（这是国外考古学家根据中国的历史古画上的人物肖像特征都是单眼皮判定的）。血型以A型为主。A型血的人不适应大量饮用牛奶羊奶马奶，喝多了不消化容易闹肚子，这是祖先的长期农业习惯造成的血液抗原不同；B型人相对喜欢奶制品和肉食，也是受到祖先的一定影响。O型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相对较强，也许与原始祖先的遗传有一定关系？
民族大融合后的汉人的脚指头，小拇指的指甲盖，通常分裂为两半。不过两半不成比例，一半大得多，一半很少，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而且男左女右。异民族的脚趾的小拇指头，则是完整光滑的一块。
所以民间留传下来的是只有福建的客家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才是炎黄子孙的后裔。
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周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恆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率兵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护，骄黠凭陵。和亲结约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北史）
朝鲜人的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也都有记载。《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始有朝鲜一词。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显然，这里说明了朝鲜的由来。秦始皇灭燕，燕国人逃到了朝鲜。汉朝时，华北人民为了躲避匈奴的战争和徭役，去的也不少。
日本人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周厉王无后，周厉王弟弟的两支后裔，一支让晋国给灭掉了，一支去了日本。
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这是因为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而这些历史之迷，历代统治者都是避而不谈的，教科书上也很少看到的。
第四章 揭秘白莲教特殊教规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的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第五章 中国十大骑兵战专家
一、李牧（战国）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的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还好赵国拥有了李牧，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正处于童年成长时代的汉家骑兵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胜利之花，直到公元前244年，一个叫李牧的赵国将军亲手在雁门关外摘下那灿艳如血的果实。在这之前，他是赵国支撑国家安危的柱石，在这之前，他的赵国骑兵队是如日中天秦国也惧怕三分的王者之师，在这之后，东西线到北线，他似一个不知疲倦的救火队员一样，奔波在赵国边境每一寸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北上雁门，是这位一生未尝一败的将军军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场挑战，他将面对一个之前中原骑兵未曾战胜过的强敌，绵延数十年的北地烽火与杀戮，注定将在他的手中完成一个凝血的终点。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原骑兵并不具备与马背民族在大草原上争锋的实力，主动出击的结果势必是一场驱羊入虎口的自杀式攻击。于是李牧出人意料的选择了沉默与忍耐。匈奴肆虐侵扰的时候他在忍，举国攻击他胆小怯懦的时候他也在忍，将士们满怀激昂的求战的时候他依然在忍，“不抵抗将军”的耻辱骂名仿佛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一度长久压在他坚如钢铁的脊梁上。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李牧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漫长的忍耐不是怯懦的退缩，却是沉默中爆发的固有前奏。
反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公元244年的春天，大举南下的匈奴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汉家刀锋掠过脖颈的痛苦滋味。诱敌深入，疲敌劳顿，重兵合围，在沉默中忍耐太久的李牧似计算精密的电脑程序一般完成了这孙子兵法式的三部曲。步兵集团居中阻击，战车弩兵集团的远程射杀，骑兵军团两翼合围，训练有素的赵军仿佛是一架运转严整的机器，在转瞬间扼住10万匈奴骑兵命运的咽喉。两路包抄的一万三千名赵军骑手仿佛两把在青石上磨砺了太久的锋利砍刀，轻松的撕开匈奴人看似不可战胜的骑兵军阵。骄横的匈奴单于第一次体会到了为人鱼肉的痛苦滋味，一整天的会战很快演变成一场绝望的追歼屠杀。十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匈奴单于仅带了十几名随从仓皇逃窜。“胡人不敢南下牧马”，贾谊笔下统一的秦王朝倾国之力谋取的惨胜，在李牧的手中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神奇方式实现了。他也以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洗刷了公众舆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屈辱骂名，遗憾的是，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无力逃脱暗箭的打击，秦国人的反间计让这位纵横沙场的名将最终死在了他所誓死保卫的祖国君臣的手中，而在他的身后，李牧悲情的结局仿佛是一个宿命一般的剧本，轮回似的上演在无数中华名将的人生路程里。
在战国群雄逐鹿的舞台上，有更多的将军留下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威名，他们在歼敌数目等军人硬性指标上远远超过了李牧，却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比李牧更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也许成功的保卫了自己所身处的国家，李牧却捍卫了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
二、卫青（汉朝）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心态做祟。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正如今天具备现代战争观念与高科技战争思想的青年才俊能够取代那些观念陈腐的老将军一样，卫青的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唯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以莫大的耐心执行稳守反击的战略，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刻打出最迅猛的拳头，最终击溃了匈奴单于主力，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卫青稳中求胜的作战风格，是匈奴人胸膛里挥不去的痛。
可是卫青又是不幸的，无论是身前还是身后，他始终生活在伪道德家的指责里，他谦虚的品质使他躲过了汉武帝的猜忌，却躲不过世俗的风言议论，这是中国官场政治固有的悲剧：干活最多的人恰恰是挨骂最多的人。气人有笑人无的心态在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李广的死更是让卫青落下了一生的心灵负担。但即使我们以今天的道德与法律观念来看待那段史实，也会发现卫青所做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李广迷失道路，未能按时到达战场，身为李广的上司，卫青对他的处罚是公正的。是李广自己狭窄的心胸气量断送了他，造成了横刀自杀的结局。之后李广儿子李敢对卫青的所谓“寻仇。”更属于没事找抽型的无理取闹。这样一段是非分明的公案，却因为司马迁的生花妙笔而发生了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变化。本是罪将的李广博得了后世的同情，本无错误的卫青却无端承受了无数道德上的指责。这种悲剧不仅发生在卫青个人身上，更发生在历史无数阶段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的命运上。卫青的错误在于：他的出身太低微，他的才能太优秀，而他与皇家的亲戚关系在成为他政治挡箭牌的同时，也成为小人攻击他的标靶，更不幸的是，他没有外甥霍去病那样天马行空的品格，他的低调与谦虚更容易让他承受无端的非议。位高权重的位置也令他不得不时时打起精神，应对汉武帝时刻而来的猜忌。战场上的卫青是纵横草原的头狼，官场上的卫青，却是一个夹在权力斗争夹缝中的沉默者。
如果我们透过那些不负责任的指责，面对一个真实的卫青，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尊重，卫青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绝非简单是一个穷小子靠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的故事。而是一个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少年人把握住命运机遇的励志故事。每个平凡的人在一生里都会遇到难得的机会，也都会遭遇到如卫青这样的指责与批判，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缔造奇迹，成为自己奋斗领域中的卫青，只要我们有着一颗或许沉默却坚韧顽强的心，有着一个或许并不博大却足够宽容的胸怀。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勇气与永不放弃的个性。
三、霍去病（汉朝）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他曾经对汉武帝说，他自己的头脑就是一部兵书，受不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无论为人处事还是打仗，他都仿佛是一只草原上自由的苍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可以大大咧咧的和皇帝说话，肆无忌惮的顶撞领导，他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与自己舅舅作对的李敢，可以口无遮拦的嘲笑思想古板守旧的大臣将军们，他甚至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余还不忘记享受生活，带上自己专职的厨师和球童上前线。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承受了不少诟病，但他的身上却同样有着中国军人最古朴的品质：忠与孝，义与勇，他对于情如生父的舅舅卫青的孝，他对于有知遇之恩的大汉帝国的忠，他力冠三分威震敌胆的勇，他在酒泉与战士们齐享美酒，同甘共苦的侠义情怀，即使经历千万年的时光，依然让人心向往之。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以他天马行空的人品处事，与他美如神话一般的沙场功绩，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英雄形象，即使经过无数岁月浪花的跌荡，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的心中，澎湃着壮阔的波澜。《大宅门》里的白景奇有言：“我天生是个逆子，别人越不叫我干什么，我却偏要干什么。”霍去病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叛逆者，他大胆的启用匈奴族出身的众多将领，将匈奴骑兵的狼性精神融化入汉家军人激荡不息的血液中，杂糅相合，自成一家，打造出一支兼有匈奴人长途奔袭能力和汉家军队纪律性的王者骑兵军团。匈奴人赖以生存的战术法宝，却成为了他克敌制胜的不二利器。他狂飙突进式的攻击作风是对中国传统用兵之道的一场颠覆，却似一根最坚硬的铁棒，一次又一次打在匈奴这条漠北顽蛇痛入骨髓的七寸之处。河西会战，在两路汉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他以莫大的勇气率领一万汉家男儿横穿祁连山，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让狼性的匈奴人品尝到了如羔羊一般待宰的滋味。甘肃大地从此纳入中华版图，从此绵延而出的丝绸之路横穿欧亚，惠泽千年。漠北会战上，他抛弃辎重部队，以五万汉家骑兵横挑强胡，缔造下歼敌七万的不世之功。此战过后，数万汉家男儿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从那以后，“封狼居胥”成为了无数华夏军人倾一生去追求的盛典，而在无数山河破碎的时代里，这场远去的辉煌在仁人志士们的心中，更多了一份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热血理想。
遗憾的是霍去病只活了24岁，民国历史学家蔡东藩因此幸灾乐祸的嘲笑说：“好杀之人，往往短命”。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不能不感慨老天的无眼。霍去病所进行的战争，其意义不并非仅仅是攻城掠地，更是为了救赎无数在铁蹄下呻吟的华夏子民，洗雪沉积似海的汉家国耻。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位史学家是一派胡言，以我最善良的愿望：天道是长存不灭的。
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恰是老天对他一种另类的眷顾，如黑夜里灿烂消逝的流星，如荒野上傲然吐芳的昙花，如雪地上灿艳如火的北极光，那怒放的生命是隐藏在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岩浆，埋着破土而出的欲望，涌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铁血军魂。
四、陈庆之（南北朝，粱）
多年以前，联想电脑集团有句广告语：“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如果一个叫陈庆之的南北朝将军能够活到今天，他最有资格做联想集团这句广告语的代言人。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没人能够想到的事，以至于一代伟人毛主席在读到他的传记时，慨然批示道：“千载之下，心向往之。”
南北朝是一个让人不愿回首的朝代，漫长的长江分界线两端，百多年来，无数热血男儿怀着光复山河的伟大梦想，一次又一次渡江而上，兴师北伐，却在胡人骑兵军团的冲锋下屡战屡败，在那个骑兵决定战斗成败的时代里，南朝汉族政权在北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只能凭借长江这条天然的障碍勉强维持。骑兵，是南朝军人心中解不开的疙瘩，如梗在喉，积郁在胸。就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叫陈庆之的将军脱颖而出，写下了一段让南朝汉人扬眉吐气的不老神话。
公元529年，北魏发生内乱，粱朝将军陈庆之受命率领七千骑兵护送叛逃南朝的北魏北海王元颢回洛阳争王位，或许是粱武帝佛经读多了，相信真有天神相帮，所以才做出了这么一个疯子一般的决定，要知道七千粱军过了长江，面对的将是北魏雄视天下的数十万骑兵军团，幸运的是，虽然天神没有，战神却有一个，陈庆之就在这样荒唐的决定下开始了他作为战神的传奇人生。首战睢阳，七千粱军将北魏七万大军打的全军覆没，次战考城，又打得两万北魏军溃逃，两仗下来，北魏便报销了九万精兵。北魏的实际掌权者尔朱荣慌了，亲率三十万大军前来迎战，却又被陈庆之打得溃逃，于是鲜卑骑兵彻底崩溃了，虎牢关，荣城，洛阳，北魏经营数十年的几大坚城相继落到了陈庆之手中，陈庆之和他的子弟兵仿佛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在中原大地突驰着，在经历了五胡大动乱的纷争以后，汉人军队又一次踏上了这片梦寐以求的失地。而完成这一奇迹的，仅仅是陈庆之手中的七千骑兵！如果说霍去病的胜利还是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方略的话，那么陈庆之的胜利却是战场上硬碰硬的奇迹。
你更想不到的时候，这位创造下中国古代冷兵器奇迹的大将，却是一个连弓都拉不动的读书人，骑术也糟糕的可以，在成为方面大将之前，他几乎是以宫廷侍卫的身份陪着粱武帝下了二十年棋。他的生活做派更象是一个艰苦朴素的模范干部，不喜欢奢华用品，从不与人吵闹红脸，工作勤勤恳恳，学习手不释卷。然而在他隐忍与谦让的背后，是军队铁一般的纪律与一往无强的精神，在他满腹的经纶里面，有陷之死地而后生的谋略与战则必胜的大智慧。公元529年那一系列的奇迹并非是一场偶然，而是一个儒将几十年苦心经营与精心谋划的结晶。在南北朝时代南强北弱的大历史背景下，陈庆之的胜利仿佛是罗丹巴尔扎克雕象下那只近乎于完美的右手，或许与历史的“潮流”不和谐，却即使在被斩断以后，依然傲然的张着胜利的姿态，透着英雄的信念与铮铮的铁骨。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公元529年的春天，一个读书人以千万胡掳的鲜血为墨汁，为我们写下了这个血淋淋的誓言。
五、李靖（唐朝）
在李唐开国以前，汉家军队在胡掳铁骑的冲锋面前输了太多次。在李唐开国以后，中国北方在突厥的马蹄声下也呻吟了太久。而李靖注定是为洗雪百年华夏积郁之耻而生的。公元629年的定襄会战，他率领三千汉家精骑爬兵卧血，以一次精彩的大迂回穿插直捣突厥人的阴山老巢。赫赫强悍的突厥帝国竟然一败而亡，那位梦想逐鹿中原的颉利可汗，只能无奈的迎接以阶下囚的身份在长安聊度残生的悲惨命运。古往今来，只有汉家的君主在胡掳的朝堂上青衣行酒，李靖破突厥，俘可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下前无古人的辉煌奇功。晋朝两位末帝倘若泉下有知，必当举杯同庆，含笑于酒泉。
如果霍去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刀手，那么李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阴狠毒辣的刺客，刺客与刀手的区别在于：对比刀手狂飙突进式的冲锋，刺客往往选择沉默。刺客以沉默洞悉敌人的弱点，在漫长的忍耐中寻找攻击的方向，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必杀的追魂一刺，李靖是那个年代里最高明的刺客，骑兵是李靖刺穿敌人心脏的宝刀匕首。他的骑兵奔袭战重在一击致胜，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第一时间摧毁敌人的指挥中枢，象武侠小说里许多剑客对决的固定情节一样，突厥这个横行草原百年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在惊愕间倒在李靖的刀锋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靖这样的将领只有在唐朝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唐朝这样一个强盛的朝代，才能为李靖的成功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唐朝的军工体系仿佛是一家技术尖端的冶炼厂，为李靖打磨出最锋利的匕首。唐朝的战马储备量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最雄厚的，唐朝的骑兵装备也是冷兵器时代汉家骑兵最好的。府兵制更是为唐朝训练了大批素质优良的沙场骑手。然而神兵利器只有在高手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从辅公佑到萧铣，从突厥到吐谷浑，从为唐王朝开国马踏川蜀，到为保国安邦追亡逐北，李靖的刀下倒了了太多的挑战者。无论对手的武功是何家路数，无论对手的战法变换了何种方式，李靖的致命一刺永远让人防不胜防，仿佛古龙笔下三少爷不可战胜的最后一剑，遇神杀神，战无不胜。经历了数百年分裂与苦难的中华民族，也在这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中，拉开了又一个黄金盛世的起点。
与这位刺客的沉默相对应的，是他缜密如丝的心计，他用兵的慎重与谨慎，和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敢与决绝，是后世兵家叹为观止的妙笔。他的细致更贯穿于他的官场生存之道上，他可以从细微的小事身上体察到君王态度的变化，寻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安身之道。平灭突厥后，他主动交出了兵权，唐太宗派候君集向他学兵法时，他从细微的小事身上觉察到候君集的祸事，因此刻意保持与候君集的距离，避开了候君集后来祸乱遭株的株连。面对朝堂御史在他一次次打胜仗以后吹毛求疵一般的责难非议，他以莫大的胸怀选择了忍耐退让，甚至在一度不得不归家休养的时候，也从未有任何怨言。正是这种处事的机敏让他在功高震主的风口浪尖上全身而退。然而透过这种被岁月风浪磨砺出的圆滑，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颗忠诚的心，当吐谷浑作乱的时候，已经被解除兵权的他再次临危受命，慨然出征。当高句丽肆虐东北边境时，已是生命最后一息的他依然主动请樱。一个人的处事方式和保身手段，或许会因为过于油滑而遭到道德家的责备。然而李靖，无论年龄如何的累积，无论性情如何的改变，灵魂内里却依然不改热血军人的情怀，在他圆滑的处事方事背后，是一个军人铁肩担安危的傲然风骨。
善良的民间艺人为李靖编写了无数美丽的传说，比如与红拂女的爱情故事，比如除暴安良的游侠传记。演义中的李靖是一匹脱缰不羁的野马，更多的寄托了民间百姓对于英雄的渴望。而真实的李靖却是一个沉默隐忍的人，拥着热血澎湃的心。仿佛是一潭沉默的水，在平静的时候柔软无比，却在惊涛骇浪中喷薄而出，呼啸着击穿任何顽石强大的力量。
六、王忠嗣（唐朝）
民间有句老话，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王忠嗣就是大唐王朝最沉重的一贴后悔药，是他以一个老军事家敏锐的目光觉察到安禄山谋反的祸心，也是他以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将大唐王朝的盛世推向了顶点，更是他怀着一颗忠诚的心，为保国安民的执着理想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开罪于一直提拔赏识他的唐玄宗，付出了一个忠臣最沉重的代价。如果，仅仅是如果，王忠嗣在天宝初年对安禄山的弹劾可以获得李唐王朝的认同，再如果，755年渔阳烽火时，率兵平叛的是王忠嗣将军，那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遗憾的是，历史永远没有假设。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历史永远记下了李光弼等人的姓名，而英年早逝的王忠嗣将军，却是大唐盛世顶峰时代最闪耀的将星。
王忠嗣的人生沉浮注定是与大唐盛世的兴衰血肉相连的。8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于反击吐蕃的松洲会战，痛惜爱将的唐玄宗将王忠嗣收养于宫中，与皇子一起长大。那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开始，18岁那年，王忠嗣打了一生里的第一次战斗，在河西以300骑兵奇袭吐蕃，斩杀千人，而当时的大唐王朝，正如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王将军一样，喷吐着勃勃的青春生命。从37岁开始，王忠嗣以方面大将的身份南征北战，漠北会战击灭契丹，萨河内山会战击灭突厥，强大的突厥帝国从此以后彻底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积石山会战大败吐蕃，唐朝掌握了河西地区所有的战略要地，形成了对吐蕃军事对峙的主动权。大唐黄金时代的赫赫武功，也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走向颠峰。40岁那年，王忠嗣挂四镇节度使将印，手握唐朝三十万精锐军队，达到了个人戎马生涯的权力顶峰，而与李林甫等权臣的矛盾也日益逼近，官场斗争里的明枪暗箭也把他推入了你死我活的旋涡中，恰如此时的大唐，在盛世的外面下，也早已经潜伏了深深的危机。
在盛唐的诸多武将里，王忠嗣是一个擅长充分发挥集中机动兵力打歼灭战的天才，他的战争第一原则并非是攻城掠地，而是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的骑兵军团是公元八世纪战场上最剧烈的龙卷风，无论是突厥人还是契丹人，或是吐蕃人，都曾经深深体会到他风卷残云式的攻击方式。对于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来说，与王忠嗣的作战是不折不扣的噩梦，但是身为一个名将，王忠嗣并不好战，他不贪求杀敌赏功的荣耀，身为封疆大吏，他更多的是一个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无论在漠北还是在河西，他都确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选拔制度与边疆建设制度，将大唐王朝的边境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当与他同品级的将领都争着在边境出击，甚至主动挑衅敌人谋求战功的时候，他却敏锐的看到了穷兵黩武对于国家的危害。他用细致与耐心的经营打造边防，却从不主动挑起战争。他告诫自己的部将们：军人的职责在于守卫国土，而不是无端挑起战端。他牵挂的不是个人的军功奖章，却是国防建设的百年大计。这正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强令王忠嗣发动石堡城会战时，素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王忠嗣选择了拒绝，当部将李光弼为他的前程担忧时，他却坦然告诉所有人：这一仗对于国家的边境安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徒增士兵的伤亡，造成无谓的牺牲，而我王忠嗣绝不会用士兵的鲜血去染红自身的官袍。透过这震撼千古的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越了历史与阶级概念的大写的人，不仅仅为他赫赫的军功与长远的战略眼光，更为他对于生命价值的无私尊重。
悲剧终于到来了，在石堡城事件之后，王忠嗣因李林甫的陷害蒙冤入狱，是部下哥舒瀚抱着唐玄宗的腿苦苦哀求，才保下了他一条命，公元749年，这位功勋卓著的唐朝名帅病逝于湖北汉阳，享年43岁。就在同一年，大唐帝国以巨大代价夺取了石堡城，却终究因为无法守御而放弃，如王忠嗣所料，这是一场白白牺牲数万军人生命的无谓战争。六年后，素来以边功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举兵叛乱，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彻底断送了唐王朝的黄金时代。当狼狈出逃的唐玄宗回望长安漫天的烽火时，他会想起王忠嗣吗？
2003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有句台词，曾被影迷们骂得底朝天：“剑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那就是不杀，那就是和平。”没有人知道，这句无聊台词里所包含的深刻愿望，是一千多年前一个叫王忠嗣的将军以生命为代价寻求的梦想。
七、狄青（北宋）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里，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身份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却带来了中华民族刚烈民风的衰退与中国文化知识阶层道德的沦丧。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指挥处处掣肘，功大时时遭忌，真个是“打仗他们来，黑锅自己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餐。
还好北宋拥有狄青，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漫长的帝国边境正是靠这群身份低贱却毫无怨言的军人苦苦支撑。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他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
他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因战功官至宰相，脸上依然留着做士兵时刻着的兵印，他却拒绝除掉这个耻辱的印记，并对皇帝说，这样可以鼓舞后来人奋发向上。而事实上，在军旅生涯中，他仿佛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烙铁，烧热了身边所有的人，将屡战屡败疲惫不堪的北宋军队，锤炼成死战不屈的精锐之旅。之后的南征依智高之战，他在昆仑关以步兵部队诱使敌人主力部队集中，再亲率骑兵部队做闪电式战略大迂回，从侧面发动闪击，将骄横的依智高族彻底铲平，对比成吉思汗引以为傲的骑兵战略大迂回战术，狄青的这一相同的创举早了上百年。
战场上的狄青是百战百胜的猛虎，官场上的狄青却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他的武将出身成为了他官场悲剧所在，从他建功立业的第一天起，他就生活在北宋王朝怀疑的眼光里，号称刚直为国的北宋士大夫阶层，却视狄青为不相容的异类，从欧阳修到文彦博，从贾黯到李兑，这些文臣或忠或奸，却在对待狄青的问题上结成了惊人的同盟。当狄青南征立大功，荣任枢秘史后，这种集体性的陷害活动达到了高潮，中国知识阶层的偏侠与阴诈，在这个过程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高尚的说辞，比如“武将擅权，非国家之福。”而真实的原因是，在北宋政治阶层里占据主流的文官士大夫阶层，是不允许武将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好不容易谋取到的主流政治地位。在这样的情景下，武将狄青成为了最惨重的牺牲品，他可以在战场上多次以弱胜强，但是出身决定了官场是他永远打不赢的战争。比较搞笑的是，欧阳修弹劾狄青的奏折写得如此荒唐，居然称狄青的提拔与阴阳五行犯冲，因此必须贬罢，对比秦烩陷害岳飞时的“莫须有”说辞，这位一向被评价为名臣的北宋大儒可谓无耻十倍。
于是仅仅当了四年枢秘史的狄青黯然外放，他曾经用尽一切方式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他谦虚，低调，身上没有武将骄横的做派，相反却有草根精英的沉默与朴实。他行事公正，赏罚分明，为官廉洁奉公，可他越是把一切作的完美，悲剧就越进一步的加速度。这是北宋文官治国时代特殊的悲剧。即使在贬罢陈州之后，那些文官们依然不肯放过已是落毛凤凰的狄青，在朝廷特务的监视与谣言的中伤中，离京不到半年的狄青郁郁而终，而处心积虑要除掉他的北宋文官集团，也终于可以轻松的吐了一口气了。
而在狄青的身后，在欧阳修们弹冠相庆的阴诈笑容里，北宋的国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以国家稳定的名义肆意摧毁中华民族刚烈之气与尚武精神的王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毁长城的古老故事，最终在靖康之耻的兵火里，品尝到了忘战必亡的痛苦果实。
八、岳飞（南宋）
武穆庙被清朝人拆了，《满江红》依旧唱在热血青年的心中，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许可以抹去他“民族英雄”的名分，却永远无法取代历史给他的证明，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天地之间有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宋金战争血肉相搏的大背景下，岳飞本有可能成为那颗定盘的星。
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化为说书先生的演义话本，数百年来在民间大地上流传不衰，以至让无知者怀疑岳家军的真实性。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可这却是历史真实的事实。无论《金史》还是《宋史》都真实记录了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图的辉煌武功。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的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鬼骑兵粉碎了这个无聊的谎言。从偃城到颖昌，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
南宋抗金名将多多，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唯独岳飞是唯一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宋朝骑兵之孱弱，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另一面，僵化的军事机制使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恰恰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符合的。岳飞的成功正在于打破了这僵化的平衡，与南宋诸将显赫的家世相比，岳飞是一个真正出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他的岳家军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如虎狼一样凶猛。在成为正规军以前，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磨砺期，正如人民解放军一样，他们也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大。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的缴获，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背鬼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却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与不和适宜，却真正的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战郾城，破金国王牌骑兵部队铁浮图，战颍昌，破女真人十三万大军，兵锋直逼故都汴梁，大好的战局因为宋高宗痛心疾首的十二道金牌化为乌有。赐死风波亭的悲剧让宋朝失去了最后一位改写帝国命运的帅才，而这个悲剧从岳家军成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忌恨岳飞的不仅仅是宋朝的皇帝与奸臣，更包括了当时宋朝占统治主流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平民出身的将军获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更何况岳飞襟怀坦荡的性格更加刺伤了他们气量偏狭的心胸。岳飞期待“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那是民间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占社会主流的知识阶层，土壤却早已经盐碱化了。从狄青的无辜遭逐到岳飞的蒙冤身死，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在一次次卑鄙的陷害中走向道德的沦丧。后人总把岳飞要求“迎还二帝”的政治主张作为他被杀的理由，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岳家军的建军方式与军事制度，纵然能够打造出一支天下无敌的虎师，然而他的辉煌放在整个宋朝集权式的军事体系下，却恰似一个不和适宜的怪胎，这个悲剧从岳家军建军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之死绝非是秦烩等宵小之徒可以谋划的权谋，西湖之畔跪着的四个罪人不过是可怜的替罪羊而已。陷害岳飞，治死岳飞，是当时宋朝君臣武将的集体行为，于统治者而言，岳飞是威胁帝王宝座的一把匕首，于敌人金国而言，岳飞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利克斯之剑，而对于张浚，王贵等武将们来说，岳飞是仿佛是一颗闪耀的恒星，早已经遮挡住了他们的光芒，永远把他们笼罩在光环的背后。于是，在这个偏安而不思进取的朝廷里，岳飞不得不死。如果岳飞真的有罪的话，他的罪过绝非是莫须有，他的罪过在于太优秀，他的优秀是致他于死地的催命符，在那个悲剧性的年代里，岳家军的美丽是一种不可赦免的罪过。
在抗战时期，有一句豪言却激荡了千百万中国人抗敌报国的心：我们要以无数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誓与我们的国家共存亡，同生死，无论环境困难到如何地步，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尽忠报国的决心。
九、徐达（明朝）
从小他就是个喜欢听战争故事的孩子，尤其喜欢听村里老人讲述岳飞抗金的故事，在小伙伴们做游戏的时候，他高出别人一筹的智谋总能让他成为游戏的赢家。那个时候没有人回想到，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这个复杂的战争游戏里，几十年后的徐达会成为最出色的玩家，他将陈友谅玩进了绝路，将张士诚玩进了牢房，将赫赫无敌的蒙古骑兵玩出了漠北。中国历史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的固定剧本，却在徐达的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368年的明朝北伐开了中国历史南方统一北方的先河，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从此敲响了分裂与灭亡的丧钟。
骑兵是蒙古人横扫欧亚的最大本钱，也是末代蒙古元王朝安身立命的最后法宝。蒙古骑兵曾骄傲的相信，只要跨上战马，他们永远是最优秀的战士。刘福通的北伐被蒙古骑兵击灭了，韩山童的宋政权被蒙古骑兵击灭了，当元帝国最后的猛将们正陶醉于这如夕阳余辉一般的最后胜利时，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叫徐达的汉人和他的骑兵部队将在中华大地横空出世，在公元1368年的北伐战争里彻底终结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徐达为主将，率25万大军两路北伐，先取山东，再取河南，最终攻陷元大都，新生的明帝国版图在徐达的马鞭下如滚雪球一般的膨胀着，元顺帝如丧家犬一般仓皇出逃，统治中国九十七年的元王朝彻底宣告灭亡。然而在徐达眼里，这些还远远不够，这些胜利大多只打疼了元帝国的汉人部队，对元帝国的精锐蒙古骑兵并未造成直接打击。真正的决战在太原开始了，面对蒙古第一猛将扩敦帖木儿的十万蒙古精骑和围点打援的战法，徐达以夜袭战的方式将蒙古军打得全军覆没。在之后的定西兰儿峪会战中，徐达再次以中央突破的战法击败扩敦帖木儿，打得这位蒙古第一猛将扔下部队带着老婆孩子仓皇逃窜，这是两场明蒙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徐达先后消灭了蒙古近二十万精锐部队，是对苟延残喘的蒙古帝国最沉重的打击。
公元14世纪是一个值得中国历史纪念的世纪，不仅仅在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在宋朝三百年士大夫阶层道德日益沦丧的大局面下，在宋朝精英知识分子于崖山集体跳海殉葬的悲哀绝唱里，在元朝九十七年统治时代中国知识阶层全面遭到打压甚至陷入信仰危机的大环境里，生活在最底层的草根们终于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走上了反抗的最前台。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与农民的儿子徐达正是这其中优秀的代表，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与残酷的民族清洗政策不仅没有熄灭中华大地抗暴的火焰，相反成了促其早死的催命毒药。以平民阶层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为第一代统治班底的明王朝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光复与救赎，也印证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老诗句。在那场北逐胡掳的伟大战役中，徐达与他的大明虎师仿佛一群出身贫贱却不知疲倦的登山者，从中原到西北，征服着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战胜的障碍，将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们送上了逃亡与分裂的不归路。元明战争的结局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属于民间力量的胜利，“群众中孕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句阶级斗争时代的口号语录，却是元末明初王朝兴衰鲜血淋漓的事实。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曾戏称徐达得到了岳飞的《武穆遗书》，从此以后百战百胜。这只是小说家的演绎，然而综观徐达的用兵履历，我们却完全可以看到徐达与百多年前的岳飞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出身寒微的草根将军，他们的部队也都是由民间义军组成的子弟兵，在长期抗击游牧民族铁骑的战斗与失败中发展壮大。他们的部队也都有着让游牧骑兵闻风丧胆的强大战斗力。在用兵方面，徐达是一个谋勇结合的儒将，习惯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百多年来，汉族军队面对蒙古骑兵的冲锋，往往只能凭借水域天险和城池防御战战而胜之，徐达却做到了在战场硬碰硬的野战中彻底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这样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媲美汉唐盛世时代。如岳飞拥有背鬼骑兵这样的王牌部队一样，徐达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王牌骑兵军团，他的“火龙骑兵”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装备火枪武器的骑兵军团，他第一次创造性的将骑兵的快速机动冲锋与火枪的迅猛射杀完美结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骑兵对冲战里，蒙古人赖以取胜的复合弓在火龙骑兵的枪林弹雨下成为了可怜的烧火棍。而徐达比岳飞要幸运得多，他效力于勃勃初生的明王朝，而非苟延残喘的宋帝国。历史给予了他机会和使命，给予了他一展抱负的平台。这是多少生不逢时的名将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
十、李成粱（明朝）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吴三桂意味深长的说：“寇是咱的衣食父母。”那是因为他深味了功臣兔死狗烹的固有结局。身为一条恶狗，想避免被主人杀害的办法无非有两种，第一种是捉完了兔子以后装兔子，把自己的真性情紧紧埋藏起来，保身的同时势必也要承认无尽的猜忌与耻辱。另一种方法则简单而有效，那就是不把兔子斩尽杀光，永远保留自己的利用价值。吴三桂虽是这么说，但这招他还是玩的不好，最后落得身败国灭的结局，比较起来，他的辽东铁骑老祖宗李成粱却将这招玩的炉火纯青，在明朝中后期由盛转衰的大背景下，李成粱玩寇之术骗倒了狡猾的士大夫阶层与懒惰的万历皇帝，也把天下一统的明王朝从天堂骗进了地狱。
李成粱确实能打仗，史书上说他的赫赫武功“二百年未有”，虽有夸大之辞，却足见他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他是一个深味官场钻营之道的沙场名将，但这不能抹杀他在军事上的独特造诣。他的辽东骑兵是大明王朝后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与戚继光等人靠制度建军的方式不同，李成梁用树立私恩和丰厚赏赐的办法培养着属于个人的私家势力，虽同样打造出一支作风凶悍的强军，却也让他成了威震一方的土军阀。若没有当时土蛮蒙古与女真肆虐辽东的事实，估计李成粱足够死上两三回了。但李成粱的部队着实能打，当明朝其他的边地将领普遍采用防御式的作战方法时，李成粱则主动出击，率领骑兵军团在辽东平原上与游牧民族硬碰硬的较量，屡战屡胜，几乎年年都能打出个捷报来，成为万历皇帝每年祭天时必备的喜庆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成粱的骑兵部队和骑兵战法，是中国近代化骑兵作战理念的先驱。他的骑兵普遍装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连发火枪与五连发火枪，火器射杀与骑兵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构成了他近乎完美的进攻体系。而由百战精锐死士组成的李府家兵骑兵队，则是这支虎师中精锐里的精锐，抗倭战争中的碧麟馆战役，正是这支王牌军以三千之众力战倭寇数万大军，打得横暴的丰臣秀吉军团胆战心惊。不过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赫赫武功中，李家军也把养寇自重的功夫玩到了极致，对比与李成梁同时代的名将戚继光，我们不难发现，戚继光倾向于一次性解决问题，靠稳固边疆的防御与对敌人毁灭性的打击，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李成粱则喜欢凡事留后路，对敌人很少赶尽杀绝，在立下战功的同时，总是保证自己还能有下一次仗打，甚至为了谋求封赏不惜杀良冒功。不同的作战方式换来的不同的结果，万历十年，李成粱的朝中后台张居正病逝，因为边境安定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戚继光很快遭到了罢黜，而同为张居正亲信的李成梁却因为辽东大地不息的战火而继续得到重用。对于戚继光郁郁而终的下场，李成粱终生富贵的结局告诉了所有明朝武将最好的谋身之道。在明朝末年的大动荡中，身负守土之责的明朝方面大将们把养寇玩寇的招数玩到了极致，最终玩出了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悲惨结局。
更要命的是，李成粱把被打败的敌人当成温顺的猫，却殊不知温顺的猫中也藏着野心勃勃的老虎。在平灭女真的战斗中，李成粱以一贯的玩寇手段宽容了作乱被俘的努尔哈赤，后者和他的建州女真部落在李成粱的养寇策略下一天天长大，最终成为了一只凶悍的猛虎，吞噬掉了大明朝的万里江山。而曾经赫赫威名的李家军，在李成粱病逝后，由于继任者的无能与朝局的变化也日益走向堕落和沦丧，私家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快，腐化堕落的速度却更快，辽东铁骑赫赫的武功终于无法阻挡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在明亡清兴这纷乱的六十年中，正是李成粱无意中被女真人提供了掘墓的铲子，最终拉开了一出又一出血火大戏的序幕。
可我们似乎不该因此指责李成粱什么，崇高的理想与高尚的品德或许是人人都梦想与追求的，可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人间的凡夫俗子，都有对于个人利益的维护与追求，李成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武将在黑暗的官场倾轧中一点可怜的谋身手段而已。谋国还是谋身，这本事一致的问题在明朝时代却发生了可笑的对立，不得不说是中国官场政治的悲剧。
是什么样的原因逼迫那些战功卓著的武将们需要采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才可以换取一个可怜的善终？这或许才是后人应当反思的。与宋朝的沦亡一样，明朝的灭亡同样是尚武精神的沦丧与军人集团地位低下的结果。不一样的是，在经过了千百次的猜忌与前车之鉴之后，明朝的武将们只是多了一点点自保的狡诈而已，却成为了王朝灭亡的催化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第六章 中国古代名剑谱
万仞：
古代名剑。郭于章《剑记》：“西晋寮有旌阳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投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项渔人网得一石匣，鸣击之声数十里，唐朝道王为洪州否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
龙剑：
古代名剑。刘禹锡《武陵观火》：“晋库走龙剑，吴室荡燕雏。”柳宗元《闻歌》诗曰：“翠帷双卷出顷城，龙剑破匣双月明。”
照胆：
古代剑名。南朝。梁。陶弘景《刀剑录》载：“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岁次午铸一剑，长三尺，铭曰‘照胆’，古文篆书。”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金剑：
古剑的一种。《刀剑录》：“章帝建初八年，铸金剑令投于伊水中，以压人膝之怪。”
王氏剑：
古代名剑。《五代史·冯晖传》：“吾闻王氏剑，天下利器也。”
大剑：
古代剑名。《五代史·史弘肇传》：“周太祖出镇魏州，弘肇议带枢密以行，苏逢吉场邻以为不可，弘肇恨之，明日会饮窦贞固第，弘肇曰：‘安朝庭定祸乱，直须长剑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
大梁氏剑：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命陶弘景所造神剑13口，称大梁氏剑。《剑记》：“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剑十三口，以象闰月。”又引《水经注》：“梁国多沼，时池中出神剑，至令其民像而作之，号大梁氏剑。”
隋刃：
亦名浪剑。剑身用毒药炼铸，伤人即死。《新唐书·南诏传》：“隋刃，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曜如星者，凡十年用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注：浪人，指行踪不定之人）。
浪人剑：
古代名剑。为浪人（行踪无定者）所铸。《会要》：“贞观元十年九月辛卯，南诏献锋槊、浪人剑。”亦名“浪剑”。
玉柄龙：
古代名剑。《事物异名录·武器·剑》：“汾阳王（郭子仪）诞日，裨将以父所宝玉柄龙奉之。”
青龙剑：
唐代名剑。唐·殷成式《酉阳杂俎》：“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每阵，常运剑大呼……吐蕃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谓为神助将军也。”
疥痨宾：
古代剑名。《唐书·顾彦辉传》：“养子瑶，尤亲信，彦辉以所佩剑号疥痨宾佩之。”
青霜：
古代名剑。此剑之剑光青凛若霜雪，故名。唐·王勃《腾王阁序》：“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
鸦九剑：
唐代铸剑师张鸦九所造之剑。唐。白居易《鸦九剑》诗：“欧治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
灵宝剑：
古代名剑。宋·沈括《梦溪笔谈》：“钱塘闻人绍，一剑削十大钉皆截，剑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锵有声，复直如弦。古之所谓灵宝剑也。”
裴旻剑：
古代利剑。宋·文同：“交柯挥电裴旻剑，乱蔓漓张晓笑。”
鞘剑：
古代剑名。《元史·何实传》：“实来归，大将木华黎与论兵事，奇变百出。遂引见太祖，献军民之数帝大悦，赐鞘剑。命从木华黎选弃前锋。”
破山剑：
古代剑。《珊瑚钩诗话》：“有农夫耕地得剑，磨洗适市，值贾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万，约来日取之。夜归语妻子，此何异而价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剑指之，立碎。诘旦，胡人载镪呈，则叹叱曰：剑光已尽，不复买。农夫苦问之。曰：是破山剑，唯一可用，吾欲持之破宝山耳。”
青蛇：
古代剑名。《万花谷》载：“龟文、龙藻、白虹、青蛇……皆剑名也。”
火精：
古代名剑。《杜阳杂编》：“火精剑，建中二年大林国所贡。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瘅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则自流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如泥。以朽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唐德宗时，上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内殿，研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乃乘舆夜，待从皆见上仗数尺光明，即剑光也。”
折铁宝剑：
古代名剑。状似刀，仅一侧有刃，另一侧是背，上有一窄凹槽。剑身中间印有宽凹槽，长3尺4寸3分，重仅1斤4两。《拳剑指南》谓：“状极古雅，有刚柔力，能弯曲自如。单双手持之，无往不利。此是古大将所用折铁宝剑。”
干将：
古代名剑名。干将，本人名，相传他与其妻莫邪铸有名剑二枚，因以名其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请干将作名剑二枝。干将者，吴人也；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金铁之精不流，于是干将夫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一说干将、莫邪铸剑，铁汁不流，莫邪投身于炉而成剑。参见“莫邪”。
吴干：
指春秋时期吴国名剑“干将”。《战国策·赵策》：“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金试则截盘义。”《吕氏春秋·疑似》高诱注：“吴干，吴之干将者也。”参见“干将”条干胜：
古代名剑。《广雅·释器》：“断蛇、鱼肠、纯钩、燕支、蔡愉、属镂、干胜、墨阳，并称名剑。”
雌雄剑：
①古代名剑。晋·王嘉《拾遗记》载：昔吴国武库之中，兵刃铁器，俱被物食尽，而封署依然。王令检其库穴，猎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方知兵之铁为兔所食。王乃召其剑工，令铸其胆肾为剑，一雌一雄。号‘干将’者雄，号‘莫邪’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王深宝之，遂霸其国。②指插于一鞘之双剑，二剑把扁平，剑身一边平，另一边有脊，相合成一剑之形。
莫邪：
古代宝剑名。或作“镆邪”、“镆铘”、“莫铘”。唐。陆广微《吴地记·院门》载：吴王阖闾使干将铸剑，铁汁不流。干将妻莫邪问该如何办，干将说：从前先师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子配炉神，即得。莫邪闻言即投身炉中，铁汁出，铸成二剑。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邪”。一说莫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而后剑成。参见“干将”。
墨阳：
古代名剑。参见“干胜”条。
龙渊：
古代宝剑名。相传春秋时楚王令欧冶子、干将师徒铸铁剑。欧冶子、干将作成铁剑三支：一名龙渊、二名太阿、三名工布，献给楚王。楚王见后非常高兴，问道：“何谓龙渊、太阿、工布？”答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太阿，观其（纹），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纹）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纹）”即刃上碎锦式花纹。唐人为避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泉”，因称“龙泉”。又相传晋代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于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见《晋书·张华传》）。
龙泉：
古代名剑。亦称“龙渊剑”。出自河南西平县。取当地龙泉水淬剑而得名。《东观汉记》：“章帝赐尚书剑，韩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泉剑”。又，浙江龙泉县所铸之剑，亦称“龙泉剑”。
丰城剑：
古代名剑。即龙泉、太阿剑。《晋书·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太阿：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欧冶子、干将所铸。也作“泰阿”。《战国策·韩策一》：“韩卒之剑戟……龙渊、太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史记·李斯列传》：“服大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参见“龙渊”。
太哥：“太阿剑”之异名。敦煌遗书《王陵变文》：“不可别物，请大王腰间太哥宝剑。”
泰阿：
春秋时期名剑之一。这作宝剑的通称。为铸剑名师欧冶子、干将所铸。见《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史记·李斯列传》：“今陛十……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一作“太阿”。参见“太阿剑”条。
胜邪：
春秋时期越国冶师欧冶子所铸五大名剑之一。参见“湛卢”条。
工布：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汇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参见“龙渊”。
磐郢：
古代名剑。《吴越春秋》：“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一曰鱼肠，二曰磐郢，三曰湛泸。”一作“豪曹”。
湛卢：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人欧冶子所铸。《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欧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吴王阖庐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卢。”杜甫《大历三年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
另：春秋时期越国冶师欧冶子所铸五大名剑之一。晋·左太冲《吴都赋》：“吴钩越棘，纯钧湛泸。”相传欧冶子所铸五大名剑为三大二小。其大者有湛卢、纯钧、胜邪；其小者有鱼肠、世阙。湛泸宝剑因通体“湛湛然黑色也”（宋。沈括《梦溪笔谈·器用》）而得名。一作“冗卢”。
鱼肠：
春秋时期越国冶师欧冶子所铸五大剑之一。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阖闾以鱼肠之剑刺吴王僚。”参见“湛卢”条。
蟠钢：“鱼肠”剑之别名。宋·沈括《梦溪笔谈》：“鱼肠即蟠钢剑也。”亦称松纹剑。参见“鱼肠”条。
松纹：
古代名剑“鱼肠”之别称。《梦溪笔谈》：“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经纬度。”
巨阙：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人欧冶子所铸。《荀子·性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皆古之良剑也。”参见“湛卢”。
纯钧：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人欧冶子所铸。《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问之，（客曰）……扬其华，（揪）如芙蓉始出，观其（纹）（花纹〉，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钩耶。”参见“湛卢”。
纯钩：
古代宝剑。“纯钧”之异名。《淮南子·修务》：“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砥砺，摩其锋鄂，则水断龙舟，陆团犀甲。”参阅“纯钧”条。
淳钧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欧冶子所炼。《淮南子》：“山崩而落洛之水涸，欧治子而淳钧之剑成。”亦名纯钧剑。
燕支：
古代名剑。《广雅·释器》：“断蛇、鱼肠、纯钩、燕支、蔡愉、属镂、干胜、墨阳，并称名剑。”
蔡愉：
古代名剑。参见“干胜”条。
画影：
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颛顼所用的宝剑。《名剑记》曰：“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虎啸吟。”
腾空：
传说中古代部族道领颛顼所用的宝剑。《名剑记》曰：“瑞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参见“画影剑”条。
轩辕剑：
古代名剑。《名剑记》：“轩辕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之古字题名。”
启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夏禹之了启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对庚戍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秦塑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月日月。”
夹剑：
古代名剑。传说殷帝孔甲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岁次甲辰，采牛首山铁，铸一剑，铭名曰‘夹’，古文篆书，长四尺一雨。”
太康：
古代名剑。以此剑造于殷帝太康在位时，故名。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启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岁在三月辛卯春，铸一铜剑，上有八方面，长三尺三寸头，头方。”
定光：
古代剑名。传说殷帝太甲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长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书。”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含光：
古代名剑。春秋时卫人孔周藏有殷代留下来的三把宝剑：含光、承影、宵练。《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一曰含光，视不可见，运之不知其所触，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
承影：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二曰承影，味爽之交，日夕昏有之际，北面察之，淡炎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状。其触物也，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见’。”《文苑英华·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铭》：“蛟分承影，雁落忘归。”
宵练：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期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不见光，方夜则见方而不见形。其触物也，骜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一作“霄练”。
夏禹剑：
古代名剑。传说为夏朝大禹时所铸。《名剑录》：“夏禹铸一剑，藏会稽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文为日月星辰，背记山川。”
铜剑：
古代剑名。以铜铸成。《刀剑录》：“夏君在位，以庚茂八铸一铜剑。”
锟鋙：
古代名剑。《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之剑……切玉如泥。亦作昆吾。”注：“昆吾，龙剑也。”
轻吕：
古代名剑。《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镇岳尚方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西周时期昭王瑕在位时所铸的宝剑。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名五岳，铭曰：‘镇岳尚书’，古文篆书，长五尺。”
掩日：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一。
转魄：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三。
悬翦：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造的八把长剑之四。
惊鲵：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五。
灭魂：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六。
却邪：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七。参见“八剑”条。
真刚：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八。
光剑：
古代名剑。春秋时吴王夫差所用之物，长约一尺五寸，茎为圆柱形，有两道箍棱。剑身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玉王光自（乍）用剑以战茂人。”为安徽省南陵县出土文物。
吴王剑：
古代名剑。《项奎虎丘山诗》：“当时吴王剑，砺光裂岩幽。”
吴王夫差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夫差所用。河南辉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9.1厘米，剑身宽厘米。剑身上有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其之用。”
吴王光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安徽南陵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0厘米，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吴越剑：
古代名剑。《周礼·冬官》：“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手其他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永用剑：
古代名剑。《拳剑指南》：“永用剑是铜质铸，为古吴季子之子逞之佩剑……此剑式样颇小，度为古代佩持之手剑。”此刻全长一尺五寸六分，重为一斤六两，剑柄较短。
伍子胥剑：
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所带宝剑。清·俞越《茶香室三钞·伍子胥剑》：“伍子剑，在澹台潮中，长五尺许，有伍子胥，时浮水面，人取之必病，弃之好安。”
必卢：
古代名剑。《吴越春秋》：“越王赐文种属卢之剑。”一作“属镂”。参见“属镂”条。
属镂：
古代名剑。《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有：“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自刎”事。《吴越春秋》作“属卢”；《广雅·释器》作“属鹿”；扬雄《太玄赋》作“属娄”；《荀子·成相》作“独鹿”。参见“干胜”条。
独鹿：
古代剑名。《荀子·成相》：“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注》：“独鹿与属镂同”。“属镂”系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名。
越王勾践剑：
古剑名。为春秋越国君主勾践所用。湖北江陵县望北一号墓出土。剑通体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上有铭文，曰：“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
越州勾剑：
指春秋时越王朱勾之宝剑。湖北省荆门市子陵岗发掘出五百多件东周至东汉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越王州勾剑尤为珍贵，是继越王勾践剑之后出土的又一件兵器国宝。这把剑通体长56.2厘米，以篆文铸成的铭文“越王州勾自作用剑”清晰而精美，可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媲美。
步光：
春秒时期越国名剑。《史记》：越使大夫种言于吴王，曰：“闻大王将兴丈义，因奉屈虏之矛，步光之剑。”
扁诸：
古代剑名。《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还师临晋与定公争长。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注：“阖闾既铸成干将、莫邪二剑，余铸得三千，并号扁诸之剑。”
时耗：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记》：“扁诸之剑三斤，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
长扬剑：
春秋时代晚期的钢剑。因1976年4月考古者发掘长沙“长扬六十五号”墓时出土，故得名。为我国被发现的第一柄古代钢剑。此剑茎长7.8厘米，身长30.6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
太康：
古代名剑。以此剑造于殷帝太康在位时，故名。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启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岁在三月辛卯春，铸一铜剑，上有八方面，长三尺三寸头，头方。”
定光：
古代剑名。传说殷帝太甲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长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书。”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含光：
古代名剑。春秋时卫人孔周藏有殷代留下来的三把宝剑：含光、承影、宵练。《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一曰含光，视不可见，运之不知其所触，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
承影：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二曰承影，味爽之交，日夕昏有之际，北面察之，淡炎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状。其触物也，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见’。”《文苑英华·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铭》：“蛟分承影，雁落忘归。”
宵练：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期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不见光，方夜则见方而不见形。其触物也，骜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一作“霄练”。
夏禹剑：
古代名剑。传说为夏朝大禹时所铸。《名剑录》：“夏禹铸一剑，藏会稽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文为日月星辰，背记山川。”
铜剑：
古代剑名。以铜铸成。《刀剑录》：“夏君在位，以庚茂八铸一铜剑。”
锟鋙：
古代名剑。《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之剑……切玉如泥。亦作昆吾。”注：“昆吾，龙剑也。”
轻吕：
古代名剑。《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镇岳尚方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西周时期昭王瑕在位时所铸的宝剑。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名五岳，铭曰：‘镇岳尚书’，古文篆书，长五尺。”
掩日：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一。
转魄：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三。
悬翦：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造的八把长剑之四。
惊鲵：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五。
灭魂：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六。
却邪：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七。参见“八剑”条。
真刚：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八。
光剑：
古代名剑。春秋时吴王夫差所用之物，长约一尺五寸，茎为圆柱形，有两道箍棱。剑身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玉王光自（乍）用剑以战茂人。”为安徽省南陵县出土文物。
吴王剑：
古代名剑。《项奎虎丘山诗》：“当时吴王剑，砺光裂岩幽。”
吴王夫差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夫差所用。河南辉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9.1厘米，剑身宽厘米。剑身上有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其之用。”
吴王光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安徽南陵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0厘米，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吴越剑：
古代名剑。《周礼·冬官》：“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手其他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永用剑：
古代名剑。《拳剑指南》：“永用剑是铜质铸，为古吴季子之子逞之佩剑……此剑式样颇小，度为古代佩持之手剑。”此刻全长一尺五寸六分，重为一斤六两，剑柄较短。
伍子胥剑：
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所带宝剑。清·俞越《茶香室三钞·伍子胥剑》：“伍子剑，在澹台潮中，长五尺许，有伍子胥，时浮水面，人取之必病，弃之好安。”
必卢：
古代名剑。《吴越春秋》：“越王赐文种属卢之剑。”一作“属镂”。参见“属镂”条。
属镂：
古代名剑。《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有：“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自刎”事。《吴越春秋》作“属卢”；《广雅·释器》作“属鹿”；扬雄《太玄赋》作“属娄”；《荀子·成相》作“独鹿”。参见“干胜”条。
独鹿：
古代剑名。《荀子·成相》：“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注》：“独鹿与属镂同”。“属镂”系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名。
越王勾践剑：
古剑名。为春秋越国君主勾践所用。湖北江陵县望北一号墓出土。剑通体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上有铭文，曰：“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
越州勾剑：
指春秋时越王朱勾之宝剑。湖北省荆门市子陵岗发掘出五百多件东周至东汉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越王州勾剑尤为珍贵，是继越王勾践剑之后出土的又一件兵器国宝。这把剑通体长56.2厘米，以篆文铸成的铭文“越王州勾自作用剑”清晰而精美，可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媲美。
步光：
春秒时期越国名剑。《史记》：“越使大夫种言于吴王，曰：‘闻大王将兴丈义，因奉屈虏之矛，步光之剑。’”
扁诸：
古代剑名。《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还师临晋与定公争长。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注：“阖闾既铸成干将、莫邪二剑，余铸得三千，并号扁诸之剑。”
时耗：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记》：“扁诸之剑三斤，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长扬剑：
春秋时代晚期的钢剑。因1976年4月考古者发掘长沙“长扬六十五号”墓时出土，故得名。为我国被发现的第一柄古代钢剑。此剑茎长7.8厘米，身长30.6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
第七章 纯钧
纯均是一把尊贵无双之剑。春秋时期，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经过数年卧薪尝胆终于击败吴国的越王勾践，睡了一个甜美的午觉醒了过来，心情非常舒畅。饮了一壶上好的龙井新茶后，勾践兴致勃勃地派手下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薛烛。薛烛是秦国人，此时正在越国游历。薛烛虽然年纪轻轻，但却已经名动列国，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相剑大师。不大一会儿，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薛烛就赶来了。宾主一番客套寒暄之后，就带着随从来到室外宽阔的露台之上。越王勾践酷爱刀剑，这个露台高达数丈，气势舒张，光线充沛，专门用来看剑赏刀。落座之后，勾剑扫了一眼身边的薛烛，心想这个年轻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却阅剑无数，一般刀剑肯定难入他的法眼，于是，勾践一开口就叫手下取来了自己颇为得意的两把宝剑：毫曹和巨阙。
哪知，薛烛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随便地说了一句：“这两把剑都有缺点，毫曹光华散淡，巨阙质地趋粗，不能算宝剑。”说完他还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勾践颇感意外，觉得很没面子，他想了一想，一咬牙，俯在一个贴身侍从耳边吩咐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侍从率领几百个铁甲武士护送一把宝剑来到台下。薛烛感到好笑，问道：“大王这么兴师动众，拿来的是什么剑啊？”勾践对薛烛的态度有一丝不快，他没好气地吐出了两个字：“纯均”。只听见“咣啷”一声，薛烛从座位上仰面摔倒，束发的金钗掉在地上，一头长发披散下来，面色突然凝住、呆滞。好大一会儿，才突然惊醒，只见他脚尖点地几个纵跃掠下台阶，来到剑前，深深一躬，然后又表情肃然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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