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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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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古今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谈古论今

清朝被处分官员如何复出：只要没死就有机会

对被问责的清代官员来讲，只要没死，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受到行政处分的官员，常以各种手段谋求开复。如果不获开复，官员就没有升迁机会。

对被问责的清代官员来讲，只要没死，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牛创平统计，在清代268年当中，涉及一、二品官员（大约也就是今日部级以上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有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员共有157人，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绞监候也即死缓的47人，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

因经济问题获刑事处分之外，还有大量官员因各种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而受到行政处分。清代的行政处分，大约可分为罚俸、降级、革职三种基本类别。罚俸，即对责任官员扣发俸饷（应得正俸），分为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等。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都曾因自己推举的武状元在年度测试时臂力没过关而承担连带责任，被罚俸六个月，以致曾国藩无力给家人汇款，多次在信中叫苦。降级则分降级留任与降级调用两种。降级留任是照所降之级食俸，仍留任；降级调用则是实降调任。凡降调而级不足以及无级可降，则议革职，又有革职留任、革职、革职永不叙用三种。革职永不叙用最为严厉，基本上宣判了官员的仕途死刑。革职留任与革职的处分则比较有弹性，官员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去“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传统中国的制度，常常是太极的形状，有阴有阳。问责制度若是阳，则开复制度可视作阴。“开复”是清代政制的专门术语，简单说即是官员复出。更准确地说，则指对受到罚俸、降级或革职处分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俸禄、级别和官职。

受到行政处分的官员，常以各种手段谋求开复。如果不获开复，官员就没有升迁机会。学者闫文博发现，开复可使官员重新获得“升转迁”的权利，而未获开复的官员则没有这种资格。乾隆二年（1737年），原任四川巡抚的杨馝疏请以中江县知县铁景曾升补眉州知州，但吏部审查发现，铁景曾在任内被降职二级，尚未开复，因此不准其提升。

某种意义上，受罚官员获得开复，即是迎来其政治生命的第二春。既然如此，受罚官员自会千方百计去谋求开复。有趣的是，他们甚至会采用向皇帝老儿行贿的方式。学者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论清王朝富盛时期的内帑》两文，就细致地揭发了此种现象。官员秘密交罚款赎罪，盛于乾隆时期。他们私下交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夺俸的性质不一样。交罚款赎罪是私人向皇帝的秘密行贿，而夺俸是公开的行政处罚。

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自己在浙江巡抚任内未能参奏某位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2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万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万-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质颖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他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成为常捐，“捐复一项，几等恒河沙数，人皆视作固然，不以为耻矣。”

行贿或捐复之外，有些官员还能因为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复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工部尚书王鸿绪开浚京城河道，因经费动用问题遭到部议，被革职留任。但河道工程一结束，康熙就赐他官复原职，理由是他治河有功。这看上去有点诡异，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关系就可以理解了。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鸿绪家，亲笔御书匾额、诗扇、楹联，并称“此地以金丝桃胜于他处”。此外，王鸿绪还常常密折奏事，双方讨论的话题有时相当私人，甚至包括苏州美女被骗一类的事儿。

更令人称奇的是，不但活的官员能开复，死的官员也能开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水师提督叶相德在军营病故，乾隆想起叶相德的诸种功劳，深为轸惜，就下旨将他“在福建提督任内革职之处，著加恩开复，并加赠太子少保”。

从皇帝的角度看，允许官员复出，也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乾隆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既然可用，就算它有时偷主人的鱼吃或跟邻居的猫眉来眼去，也是可以容忍的——不妨薄施惩戒，做做样子，风头过了，再让他低调复出，继续效命。

但官员复出也是把双刃剑，如果犯事官员都可以轻松复出，那么其行为很可能将更无廉耻，问责制度也将形同虚设。所以乾隆又皱着眉头说：“（官员）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后，审明复职，而靦然不以为耻，则后此之荡检踰闲，恐不可问。”

要之，清代官员复出，几乎都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很多时候还是袖子中的交易，并没有严格的程序，也缺乏外部的监督。官员们既可以在制度弹性允许范围内依靠“陋规”谋财，一旦其贪腐行为超出制度弹性范围之外，只要不被斩立决，还大可以靠与皇帝的私人关系、秘密行贿或公开捐复来取得复出的机会。其贪腐成本，可谓相当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极为巨大。章学诚对此曾浩叹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

被假太监戴绿帽还惨遭谋杀的唐朝皇帝

刘克明觉得玩宫女档次太低，就把手伸向了李湛的妻子董淑妃。董淑妃年轻漂亮，却被贪玩的李湛时常晾在后宫里，时间一长，寂寞总是难免的。刘克明的到来可谓久旱逢甘露，两人很快就合伙给李湛造了一顶绿帽子。

太监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职业，没有一定的奉献精神是不能胜任的。在古代的皇宫里，为了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太监入宫前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防伪认证，弄虚作假十分困难。不过，这是一般情况，虽然占据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占据剩余很少部分的二般情况下，太监进宫时弄虚作假就变得相当容易。譬如在唐朝中后期，太监势力过于膨胀，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皇帝们对他们恨得要命，也怕得要命，对太监的有效管理就更谈不上了。尤其是在唐敬宗、唐文宗时期，很多身体健全的人未经“验收”，就冒充太监混进了宫里，在天子眼皮底下混吃混喝、大行违法之事。其中个别胆大者还打起了皇帝女人的主意，给皇帝大人戴绿帽子。而本文的主人公唐敬宗李湛就是因为一顶绿帽子而丧命的。

古代人结婚一般比较早，李湛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爹遂王李宥（后来的唐穆宗李恒）才十四岁，也就青春期刚起步的样子。见到这个小生命降生，李宥非常有成就感，第一时间通知了爹妈。言外之意就是：我是个男人了，可以当皇帝了！宪宗李纯知道后，也很高兴，亲自捉刀给这个小孙子起名字——湛。李湛是个很邪气的人。唐朝中期之后的皇帝有改名字的传统，一般他们出生时有一个名，登基之后马上改成另外一个名，个别的临死前还有一个名字（比如唐武宗李炎）。李湛属于异类，他出生的时候叫李湛，到死的时候还叫李湛，算是破坏了唐朝的“潜规则”。

身体可以早熟，但是心理不经过一定的历练却无法早熟。李宥本身还是半大的孩子，让他有模有样地教育儿子，是不可能的。他本人正值青春鼎盛，十四五岁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期，不抓紧时间多生一两个子女，对不起自己的皇子身份。而且他本人生性贪玩，斗猫斗狗斗蛐蛐样样精通，总是想着法子享受生活，唯独不想着自己还有个儿子。李湛就这样被爹放羊了，整天被一帮不干正事、专干歪事的太监们围着团团转，生活那真叫个自在。

这个时候的唐朝政局有些微妙。自安史之乱开始膨胀的宦官和藩政两股势力在宪宗的铁腕治理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如果宪宗及其继任者能够再接再厉，唐朝再来个贞观之治不是不可能。但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可能被改变了。就在李湛出生后两年，他的大伯父太子李宁死了，享年十九岁。太子的废立从来都是引发朝臣斗争最好的药引，这一次也不例外。李宥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个老二澧王李恽，这两人是仅有的太子候选人。当时，宫里的宦官、朝廷的大臣、宪宗的老婆三股势力纷纷卷入二人的竞选中，使得选情异常激烈。其实就智商、人品、学识等多项指标相比，李恽比起李宥要稍微突出一点，当选后没准能把宪宗一手创立的“元和中兴”延续下去。但是，事情坏就坏在宪宗的一个怪癖上。宪宗大概出于阻止后宫干政的目的，一辈子都没有册立皇后，偌大的皇宫、成千的美女，也只有一个女人被封为妃子，此人就是李宥的生母郭妃（名将郭子仪的孙女）。由此造成无人能看出宪宗最宠爱的人是谁，让后宫之中谁都不敢妄自尊大，伸手揽权。在这种情况下，李恽生母的身份就相对郭妃矮了一大截。一些宦官和大臣们看重这一点，就赶忙联名推荐李宥，天花乱坠的话说了一大堆。

这时的宪宗李纯正忙于炼丹求仙，想着某天背后长出两只翅膀，扑腾两下飞上天。丹药富含多种金、银、汞等多种重金属及有毒元素，长期服用之后，造成宪宗脾气大变，喜怒无常，对事情判断没有以前那么英明。他听到候选人李宥一方阵营的嗓门大了点，竞选广告精彩了一些，就一时糊涂，做了此生最糊涂的决定。元和七年（公元八一二年），李宥正才脱掉遂王的小斗笠，戴上了大唐太子的大檐帽，风风光光搬进东宫住了（此后改名李恒）。老子吃肉，儿子喝汤，李湛也跟着当上了鄂王，正式享受国家财政津贴。

李湛的钱包鼓了，房子大了，身边的太监多了，玩得也就更起劲儿了。这一点，他倒是很虚心地向父亲学习。他爹翘课，他也翘课，他爹看马球，他也看马球，他爹戏宫女，他就和宫女做游戏……总之，他爹一身的缺点都被原封不动地拷贝走。而他爹这时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懂得为父之道了，但是总觉得自己头上的大檐帽是偷来的，没准哪天就被老哥李恽抢去玩了。李恒整天如履薄冰，和身边的太监王守澄等人商量怎么保住饭碗，对于几个儿子，包括李湛，依旧采取放羊的态度。至于李湛那位跟仙丹死磕的爷爷宪宗，就更没时间答理他了。

小孩子没人管，就会养成任性、放纵、不羁的性格，这种秉性的人当丐帮帮主也许没问题，但是当皇帝就非常有问题了。因为丐帮的终极目标无非是混一顿饱饭吃，敢于随性才能吃到饭，而皇帝的终极目标则是要做国家的CEO，让千千万万的人天天吃到饱饭。前者是简单的能力问题，后者则是复杂的能力加态度问题。李湛的态度已经被腐蚀了，那么他的能力如何呢？答案是很差。能力需要学习，唐太宗、唐玄宗都是从小学习刻苦的好孩子，两人后来除了是合格的政治家，还是优秀的书法家、舞蹈家、诗人等等。相反，李湛对书本有种天生的仇恨感，属于一看书就呕吐的类型。四岁时，他身边就有了一大堆的师傅，到后来做了太子，太子太傅、太子侍读更是里三层，外三层，个个肚子里都装了《论语》、《尚书》等等的海量学识等着倒给他。李湛的态度很一贯，就是翘课，不是一天一天地翘，而是整月整月地翘，优秀教师韦处厚、崔郾等人整天像带鱼一样被晾在那里。其中，崔郾格外负责一点。他在当任翰林侍讲学士期间，连续半年都没给李湛上过一堂课，却被莫名其妙地提拔为负责草拟圣旨的中书舍人。崔郾觉得心里有愧，就跑去对李湛说自己没干活，却白拿工资，实在过意不去，您还是免了我的官吧。李湛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赶紧说自己太忙了，实在没时间听课呀，哪天有空一定去听。崔郾一听有门儿，就啰里啰唆又说了一大堆，吓得李湛赶紧临时增发一大笔奖金，打发他走了。事后，崔郾连夜把《六经》浓缩了一下，摘出一些最精彩的篇章抄成小册子，送给“日理万机”的李湛当课间餐。估计李湛这个翘课大王哪天拉肚子，一定是把老先生的心血当手纸用了。

李湛一天天在变草包，宪宗却在一天天找死。晚年的李纯动不动就拿身边的人出气，好多太监的屁股都挨过板子，有时火气上来，还要砍人脑袋，搞得宫里人人自危。郭妃看到这种情绪可以利用，就偷偷去找王守澄等人商量夺权，提前让儿子上台。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〇年）正月，大太监陈弘志和王守澄经过精心密谋，在中和殿毒死了宪宗。然后，他们又联合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人拥立太子李恒登基，是为唐穆宗。老二澧王李恽和自己的铁杆粉丝吐突承璀还想赌一把，和李恒争抢皇位。王守澄等人人多势众，抢先出手包围了二人，然后一起砍掉脑袋给宪宗做祭品。

李恒大概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明知杀父仇人是谁，就是不报仇，反而大肆封赏陈弘志和王守澄等人，让宪宗一朝被打压下去的宦官势力又开始抬头。所以，穆宗一朝又基本成了太监的天下。而李恒本人也乐于把朝政交给宦官，自己则可以抽身享清闲。从前没当上皇帝前，他还只是偷偷摸摸地放纵，如今当了皇帝，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享乐了。据记载，继位大典刚刚结束，他就跑去看大戏了，“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当时还在宪宗大丧期间，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搞娱乐，着实让大臣们吃了一惊。

这时的李恒除李湛外，另外又生了李涵、李凑、李溶、李渥四个儿子，一家可谓人丁兴旺。对五个儿子，他采取了统一的态度——放羊，纯粹属于只管生、不管养的白眼狼类型。而且，他本人既不立皇后，也不封太子，专心致志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吃喝玩乐中去，由此造成了一个十分尴尬的政治现象——国无储君。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十分想知道下一任皇帝是谁，尤其是在李恒的一次中风过后，这种欲求愈发的强烈。万一哪天您老不打声招呼就驾崩了，太监们不是又要和我等为难吗？李恒总觉得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开始对这事根本不操心。后来被中书、门下、翰林院等几个部门逼急了，他才在几个儿子里挑了一番，最后选中了跟自己一样不学无术的大儿子李湛，同时册封其生母为妃。

事实证明，这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决定。在五个兄弟中，其他人虽然也处于放羊状态，但是他们好歹还看点书，认得几箩筐的字。李湛小朋友则是标准的文盲，属于学习最差、知识最贫、脑子最笨、四肢最懒的一个。他身边除了猫猫狗狗，就是刘克明这样的假太监、真小人。刘克明是太监刘光的养子，年龄和李湛相仿。此人进宫时，因为刘光的面子，没有经过检查，就当上了太监。实际上，他身上的零件和李湛一样，全乎着呢。后来他被送去伺候李湛，李湛喜欢踢球、摔跤，经常和身边的小太监玩得头破血流。刘克明投其所好，苦练足球，终于练成了“足球先生”。李湛很是喜欢，就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玩伴、最信任的心腹。不过李湛没想到，几年后正是这个铁哥们儿要了他的小命。

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李恒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可是他实在是太忙了。坐上皇位那天就在忙，忙了四年，身体上的各个零件都衰竭了。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正月，李恒终于玩死在了床上，享年三十岁。大臣们遵照遗诏，准备拥立李湛同学在灵柩前继位。可是，当这帮人拿着圣旨来到太子东宫时，却想去集体跳河了，因为李湛同学失踪了。宰相李逢吉、国舅郭钊等人急得团团转，一问宫女才知道，李湛同学因为平时太贪玩，东宫就跟他的旅店一样，想起来的时候才回来住两天，平时都是逮哪儿睡哪儿，比神仙还难找。李逢吉没办法，只好打发人满世界找这位小祖宗。当他们在西偏殿附近找到的时候，李湛同学正在和刘克明等人踢球呢。众人喊了半天，李湛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踢着脚下的皮球。郭钊只好打发一个太监上前告诉他：你爹死了，轮你当老大了。李湛眼一瞪，等老大踢完球再说。小太监又赶紧说：您舅姥爷郭钊来了！一听舅姥爷的名号，李湛才悻悻地走了。有唐一代，能做到视皇位如粪土的大概也就李湛同学一人了。

在众臣的簇拥下，李湛不情愿地接过了唐王朝的重担。由于亲爹对自己长期放羊，李湛对老爹没有多少感情。站在棺材前，李湛酝酿了半天感情，最后酝酿出一阵嬉笑声，吓得在场的大臣们都不会哭了。此后一个多月里，他把皇宫变成了欢乐谷，今天在中和殿踢足球，明天跑飞龙院开音乐会，有次怕老爹寂寞，还跑到棺材前敲锣打鼓。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帝大人娶新娘子呢。

大臣们以为李湛不过才十六岁，玩几天就没事了。没想到他越玩儿越过火，从前当学生的时候天天翘课，如今当了皇帝，天天翘班。当时还是数九寒冬，满朝文武们每天顶着寒风在早饭时间就跑到皇宫里上班，却总是到午饭时间才见到皇帝上朝。于是，大臣们空着肚子，以万分敬业的精神向皇帝说出千言万语，然后等着批示。哪知道李湛同学不学无术，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会傻乎乎地应付两句，“准奏”、“依卿所议”。大臣们疯了，纷纷抗议，李湛也不答理，掉转屁股就奔后宫踢球去了。

李湛同学其实只是贪玩，加上没啥文化，一直没搞清皇帝是干吗的。与此相对，他手下的大臣们个个满腹经纶，既有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大诗人李绅，又有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韦处厚，肚里的墨水倒出来都可以当护城河。他们的说话方式也好，所写奏章也罢，都是李湛无法理解的。李湛本来就懒得动脑，做出敷衍的举动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实际上，只要方法得当，入情入理，李湛还是很愿意接受的。譬如有一次，李湛突然想修一座新的宫殿，木材石料都准备好了。宰相李程站出来劝阻，他没有列举什么劳民伤财的大道理，只是说这些材料拿去给你老爹修坟不是更好。道理浅显，用词通俗，李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相反，如果说话引经据典，勤奋点儿的再叫上孔子、庄子一干古人出来助阵，李湛就会头疼。譬如李湛有天身上痒痒的，想去骊山泡温泉，谏官张权舆就出来劝阻。老张的话很啰嗦，一口气从古到今说了四位古人，包括周幽王、秦始皇、唐明皇和他爹李恒。说什么这些人都是因为去了趟骊山，搞得国家大乱、自个儿倒霉的，属于纯粹的利用封建迷信进行恐吓。李湛听完后不但没被吓住，反而来了精神，说啥也要去看看骊山是不是真有这么邪乎。结果骊山去了，温泉跑了，却没撞到鬼，李湛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事后，他大叫张权舆是个大骗子，但也仅此而已，不像某些暴君会来个秋后算账。

就在李湛和一干朝臣们和泥的时候，假太监刘克明开始在他的后院放起火来。后宫里美女如云，刘克明泡在其中自然忍不住想要偷偷腥。开始他还只是偷偷摸摸地找宫女们快活，后来他发现李湛整天四处找乐子，根本不管宫里的大小事务，就放心大胆地公开淫乱。被他勾搭过的宫女也由一位数变成了两位数。渐渐地，他觉得玩宫女档次太低，就把手伸向了李湛的妻子董淑妃。董淑妃年轻漂亮，却被贪玩的李湛时常晾在后宫里，时间一长，寂寞总是难免的。刘克明的到来可谓久旱逢甘露，两人很快就合伙给李湛造了一顶绿帽子。

李湛整天被人戴着绿帽子，还挺高兴，因为自从上次去骊山泡温泉，他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娱乐项目——打狐狸。骊山行宫是座老宅子，许多年没有住过人，反倒住了一群狐狸。狐狸们看到自己的窝被人占，晚上就出来捣乱，把李湛和一群妃子的好事给搅合了。李湛气得要命，就让身边的太监去杀狐狸。大概太监们头一次见狐狸，畏首畏尾都不敢动。李湛急了，亲自拿弓上阵，对着狐狸们就是一通乱射。他的箭法不错，不一会儿就消灭了十来只狐狸。射到后面，他都停不住手了，觉得打狐狸简直比踢球、摔跤还有趣。打这以后，李湛就被狐狸迷上了，一天不打个几只，浑身就不舒服。几个太监为了讨他欢心，就主动跑到长安周围的几座山上找狐狸窝。一到晚上，李湛就带着太监们组成的猎狐队，到侦察好的地点狩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但是，猎狐对太监们来说却是个苦差事，白天要蹲点，晚上要带路，活得比狐狸还难受。李湛性格急躁，打猎失手或是收获不多的时候，就会发火，把气撒到太监们身上。轻的时候挨顿鞭子，重的时候就被抄家、关大狱。早在这之前，一些太监因为别的事就已经被李湛折腾得够呛了。太监们也是人，一辈子低三下四无非就为混口饭吃。如果这碗饭不好吃，他们又不能退货，唯一能做的就是造反。宪宗在的时候，王守澄等人就是因为吃不好饭而造反的。有了前面的榜样，他们自然就会原样复制一番。这种情绪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李湛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是没有人敢于挑着个头。终于有一天，刘克明挑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李湛又去山上打狐狸。黑暗中光线不好，李湛一箭走歪，射中了刘克明。李湛本是无心，刘克明却觉得自己和董淑妃的奸情败露，小皇帝这是故意放冷箭。他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就越想造反。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身边的同事们一说，立即得到了一致支持。

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十二月初八，李湛又叫上身边的一干人上山打狐狸。这天他发挥得特好，端了好几窝狐狸，心情特别地好。当夜在宫里大摆宴席，和刘克明、许文端、苏佐明等人举杯畅饮。李湛当晚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跑到更衣室里换衣服。刘克明和同伙儿趁机熄灭了大殿的灯火，在黑暗中把李湛杀死在更衣室里。大概到死李湛都不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一群绵羊原来都是伪装过的狼。

刘克明毕竟是第一次作案，没啥经验，他们原本想拥立绛王李悟为帝。当年毒死唐宪宗的老太监王守澄哪容这些小兔崽子作威作福，很快就调集兵马杀入宫中，逼得刘克明投井而死。不久，江王李涵改名李昂，继位为帝，是为唐文宗。

批林批孔：破四旧撤下关老爷换上刘胡兰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届一中全会，会议内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他是候补委员，无选举权，大会提了一个名单，由大家投票，他去了只在那儿看着。毛主席未参加大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时即入政治局，当时“四人帮”气焰已甚嚣张。1973年9月周总理主持会，1974年元旦周总理便也成为他们欲打倒的最大障碍，在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毛主席有诗批郭沫若，诗云：“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虽死功绩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于是，毛主席一首诗，中央一个批林批孔文件，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总理。大会上，江青讲话，态度骄横，周总理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一事做了自我批评，外交部长姬鹏飞作了检查。大会要各部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他微笑道：“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烈，批白××！”

白××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广东“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李强调任外贸部部长，姚依林调任第一副部长，柴树藩任第二副部长。李强30年代初期即在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赴苏联留学，学无线电等学科，抗战初返回延安，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后随迁邯郸，任新华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全国解放后，李强调外贸部任驻苏联商务参赞，返回后任外贸部副部长，越南抗美战争中，李负责对越南的军事、非军事供应。“文革”中因周总理保护才未受到冲击。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部在当时和以后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

白××被批判后即回部队，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离休。和其调升上来的广州军区陈树福也同时下去了。

批孔时六兄主讲了汉朝桑弘羊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当时《盐铁论》是被划为法家著作宣传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有进步意义，汉武帝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桑弘羊后被杀，却不是因其学术著作。他在宣讲时只是评介了桑弘羊，未联系什么实际。“四人帮”当时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图突出周总理是所谓当代“大儒”，因为周总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缓冲作用，“四人帮”视之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去，也有时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气。1974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惟恐不“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不合革命路线、政策。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去后，首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的铜材做门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见，门于是被呼之为“争气门”。之后，他们又去展览厅，一间一间屋地去看过。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是“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摆出来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便撤下来……“关老爷像撤下来，换上刘胡兰，谁去供刘胡兰？谁会买呢？”他摇摇头说：“那时憋了一肚子气，没办法发作！”

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当时“四人帮”主张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画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是影射最高领导人；山水墨画是污蔑美好现实；画家只得画梅花、桃花满纸红。

当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气”、还需认真对付的一件事。

他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然去找他。马天水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庆施赴沪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陈丕显是二把手，马天水是三把手。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过去，任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上海已在酝酿什么“大使训练班”，“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去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2时才走。

他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黄金海如真的来了怎么办？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1975年周总理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可代替总理，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来运筹帷幄，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闹矛盾。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的帮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之由来。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四人帮”无所顾忌。他感到1975年比较好过，但不久，“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了所谓“批邓反右倾”。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卫生考虑，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有矮腥黑穗病。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嚷接受了进口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薰蒸办法，美国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建一个薰蒸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薰蒸，粮食会受损失。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

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他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以不订牌子，可以改包装……“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像、印蒙娜丽莎行不行？我说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听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到2%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住在友谊医院。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当时“四人帮”挑选了一批《人民日报》记者到外采访，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的、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黑画”。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6月1日干脆离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时，伤员大量送到北戴河，医院内住满伤员，他乘吉普车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进友谊医院。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贸部宋秘书送报纸信件到医院来告知了他，毛主席停灵于人民大会堂，通知中央委员需轮流去人民大会堂守灵，一班守灵半个小时，他出院上班，也去守灵一周。

住院期间，他惟一常去的是陈云家。陈云住北长街，他有件事只可与陈云同志谈：1974年有位朋友陈其襄告诉他江青是叛徒。陈的爱人有一同学在解放前被捕时曾和江青关在一室，了解江青叛变情况。他调陈到外贸部，并请陈去沪找到那个同学写了一份材料。当时这是需冒大风险的，长春有一个和江青同狱的同志即遭杀害。那份材料一时无法送出，他也不敢保管，只好拿去给陈云同志过目，材料便保存在陈云处。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主席职，但“四人帮”阴谋夺权变本加厉，党心民心更望激浊扬清，对“四人帮”不可掉以轻心。他为此多次走访陈云，感到是个时机，应把那份材料递上去。陈云迅即将材料密交叶帅。当时陈云在家正反复筹谋如何力挽狂澜。1974年以来，形势变化急遽：周总理去世，毛主席对接班人的考虑久未解决，王洪文被老人家拉到身边，还撑不起，“四人帮”难以成器。老人家左思右想，才决定起用邓小平。

那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劳动，被召返京。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要他出来后不要和江青作对，送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矫枉匡谬，无法不和“四人帮”对立，矛盾日深。“四人帮”又通过毛远新作用于毛主席，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图重新打倒邓小平。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事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拥邓怀周、反“四人帮”的满腔积愤。“四人帮”借机镇压，又归罪于邓，把邓小平软禁在家，监视起来。1976年初毛主席起用了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他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多年在毛主席家乡任省委书记，毛主席认定华国锋是可以继承他的遗愿的。但“四人帮”岂容他人为首呢？他们居心叵测。陈云在家里琢磨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帮”的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主席刚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当时和叶帅时有来往，叶帅住在西山。他们恐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帅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

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于是叶帅亲自去找华国锋商谈，华国锋立即同意，去说服汪东兴。汪东兴见大势已成，同意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1976年10月6日晨，华国锋召集“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八三四一部队受命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去一个抓他一个，江青是从家里抓走的。同时，耿飚带领部队进驻中央电视台，飞机场也已由军队控制。

7日晨6时，玮子去医院给爸爸报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闻讯立即出院，到陈云家里去。

他现在可以公开地把上海写江青叛徒材料的同志接来北京了，并和中央负责办案的人取得了联系。江青写自首书一事后来未做大问题办理，因为她的罪恶已经远远地超过此事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他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谈了。”

我争取到两年时间和六兄的百夕谈至此结束了。

重庆谈判秘闻录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处的一天两夜

毛泽东要去陪都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一传开，就像一阵狂风刮过了黄土高原，人们的心头再也无法平静。

如何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当时已成为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泽东，以保护他平安归来。

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

毛泽东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泽东没有理会“脾气”问题又问道。“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那么还是去个武的吧。”毛泽东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很熟悉这些同志们，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人选目标。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代了这项在中国保卫工作历史上最重大、最艰巨的使命。

他将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

李克农还特意提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并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他。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心头燃起一团烈火。

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

28日下午，毛泽东率众抵渝，入住曾家岩的张治中公馆。

晚七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陈龙、龙飞虎、舒光才等人乘坐蒋介石派来迎接的几辆小汽车，前往蒋介石的官邸——林园。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林园，戒备森严，除了门岗和院内游弋的巡逻队，差不多隔十来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如果说这里是官邸，倒不如说是兵营更恰如其分。

蒋介石今晚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毛泽东，名曰“洗尘”。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电扇飞转，多少年在战场上打得难分难解的国共两党领袖，今晚奇迹般地坐在了一起。

通常，在宴会桌的一端，只有一把椅子，那是蒋介石的专座，以表示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今晚，他不得不破例再摆上一把椅子。

这些年来，为取毛泽东的首级，他曾几次发出数十万大洋的悬赏。而今晚就是这位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走进总统官邸与他肩并肩坐在一起，个中滋味大概只有蒋介石一人知道。

因为蒋介石最近正在鼓吹什么“新生活运动”，宴会的酒食饭菜安排得极为普通。就是这样的饭菜，对延安来的人也算是丰盛的。只是苦了陪坐的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蒋经国等一群达官贵人。

斟上了第一杯茅台酒，蒋介石首先站起举杯祝酒，宴会算是正式开始。

在大宴会厅的一侧还有一个小厅，陈龙、龙飞虎、舒光才、颜太龙等人被安置在那里，由蒋介石的侍卫官们陪着吃喝。

大概是为了向延安来的“土包子”显示威风和阔气，那个在机场上“照料”一切的陈希曾穿了一套新军装，还特意宣扬他的手表带、纽扣、连皮靴上的刺马针都是金的。

他低估了这些来自延安的共产党人。

看到这些人对黄金不屑一顾，陈希曾便伙同几个侍卫官连连劝酒，他们的主攻对象当然是陈龙。看到陈龙连干几杯之后，一个官阶很高的侍卫官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味普通话问道：“陈先生是哪里人？”“东北人。”陈龙答道。

陈龙的回答大出此人的意料，他又问道：“不对吧，毛泽东先生是湖南人，陈先生怎么会是东北人？”“你们几位都是浙江人吧？还可能都是奉化的。”

听到陈龙的话，几位侍卫官都连连点头。“可我们这几个人倒是天南海北，龙副官、舒副官、颜副官都是江西人，这里既没有湖南人，更没有湘潭人。”“陈先生说的未必是实情。”一位侍卫官用挑衅的口气说。“你们听我的口音，还有，我们东北人小时候要睡头，后脑勺是平的，这些毕竟都是实情。”陈龙从容地答对着。

又有几个人向陈龙敬酒，他们想把陈龙灌醉，希望他能在酒后吐真言，不然让他出点儿洋相，也可以把共产党丑化一番。

看到陈龙又喝了几杯，陈希曾又问道：“陈先生一定与毛先生沾亲带故，不然何以能担任卫士长重任？”

陈龙笑了笑：“我与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所以能担任秘书职务是因为我会炒菜。”“什么？炒菜？”陈希曾的惊讶不仅表现在脸上。“是啊，炒菜。”陈龙笑着用两手比划挥动菜勺的姿势。“那毛先生喜欢吃什么菜？”陈希曾立即追问，大概他想打陈龙一个措手不及。“他喜欢吃的……”陈龙扫视了一下桌面，“这里没有，他喜欢吃辣椒炒苦瓜。”

几位轮番敬酒的人陪干了几杯之后，感到天旋地转，有些支持不住了。有人估算陈龙至少喝了七八两酒，可他依然是神清气爽，谈锋稳健。由于两颊染上了红晕，越发显得他雄姿英发，气度不凡，陈希曾不由得暗暗佩服陈龙的“海量”。当陈龙端起杯要给他们敬酒的时候，几个侍卫官不禁连声告饶。他们心里明白，论口才，论酒量，都不是这位陈卫士长的对手，如果再喝下去，出洋相的倒可能是自己。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称得上是最高层的宴席，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宣告结束。

天色已晚，主人“盛情”地留毛主席等人住在林园。

林园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三号楼。

未等毛泽东等人走进房间，陈龙等人已经把住房的一切陈设都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接着周恩来又进房间检查一次，他看了床上、床下，连枕芯也取出来看了看，嗅了嗅，又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从现在起，你们要保证这里不要离人，”周恩来严肃地作交代，“也不要让别人进来。”

陈龙对警卫工作做了认真的分工，在警卫毛泽东住处的同时，还要派人去警卫周恩来和王若飞的住所。

毛泽东来到屋中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真是深入虎穴了，看这次能不能弄点儿‘虎子’回去。”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朗声说道：“我看只要努力，总有可能。”“在老虎身边睡觉，你们怕不怕？”毛泽东环顾大家问道。

回答这句话并不难，喊一声“不怕”比什么都容易。可是要说真心话——大家都有点儿七上八下的。“我原来是有点儿怕的。”毛泽东语气轻松地说，“既然人家如此‘热情’招待，我觉得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这叫‘旅途劳顿，休息一日’，就住一两夜吧，以后还是要回红岩村去。”“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这是一句充满辩证和哲理的话，陈龙觉得心里受到鼓舞。

住就住！看看他敢怎样。陈龙看毛泽东已经上床，便把龙飞虎叫到房外，愤愤地说道。

舒光才被安排在毛泽东房间打地铺。

颜太龙、齐吉树重点照顾周恩来、王若飞住的那幢楼。陈龙和龙飞虎就在毛泽东房间外面的沙发上假寐。

假寐就是闭着眼睛，让耳朵来捕捉四周可疑的声音。

半夜时分，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几名巡逻宪兵走到楼前。

陈龙和龙飞虎微眯双眼，装着打鼾，双手都慢慢地伸到衣中，摸到了顶着子弹的枪柄。

脚步声停止了，宪兵们隔窗驻足向里面观望。偏偏这时，一群蚊子飞到陈龙和龙飞虎的脸上，尽管咬得令人难以忍受，为了表明睡得香甜，却不能用手去轰。

脚步声渐渐走远了，陈龙和龙飞虎长吁了一口气，睁开眼睛，驱赶着成群的蚊子。

天快亮的时候，又走来一队宪兵，两个人又装了一阵熟睡，直到宪兵离去。

天终于亮了，不眠之夜总算熬了过去。毛泽东走出房间，信步向院心走去。

陈龙陪着毛泽东踏着小路，向埋葬着国民党政府前主席林森的那片树林深处走去，龙飞虎、舒光才在距离十多步的后边跟随着。

刚走过林森墓，前面走来几个人，为首的是蒋介石，他也是早晨出来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的。

谁也未料到这两个人会在这条狭路上相逢。

起初，双方都因突然和意外而显得有些尴尬。但是，两位政治家很快掩饰了这种情绪，向对方伸出了手。

不远处有一个圆形石桌，几个石礅，两个人互相谦让几句便走过去坐了下来。

陈龙和跟随蒋介石的三个卫士都退到两侧，相互留神地注视着对方。他们成了国共两党领袖首次谈判的目击者。

毛泽东和蒋介石先谈天气，都说天气很好。接着又问对方起居情况，都说昨夜睡得很熟（这两个观点双方倒是完全一致）。

接着蒋介石说起今天的日程安排，上午由张治中来商谈会谈程序。下午他将率政府谈判代表与中共代表首开谈判……

因为29日下午的谈判结束得很晚，毛泽东仍然住在林园。

陈龙和警卫人员在白天没有机会合眼，夜里只能假寐，还要巡逻，只要毛泽东在这里住一天，就要坚持这样做一天，至于这样下去，身体是否能够支持得了，谁也未去考虑，因为这是保卫主席安全的需要。

吃过晚饭，毛泽东在灯下看报，陈龙坐在主席对面，从这里还可以望见楼前的院子。突然，电灯灭了，整个楼里一片漆黑。陈龙立即站到毛泽东身边，在外面警戒的龙飞虎、舒光才也疾步跑进屋中，环站在主席的周围。

来到重庆，陈龙就听说过，重庆是“天不晴、路不平、灯不明”，但是，在总统府里停电，这倒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刚刚点上蜡烛，窗外便闪过几道手电光，影影绰绰看见几个彪形大汉朝这边走来。

陈龙低声命令：“注意！”几个人同时伸手握住了腰间的枪柄。

有人在门外粗声粗气地喊了声：“报告！”

毛泽东轻轻挥了下手，陈龙应了一声：“请进。”

一个全副武装的侍卫官阔步走了进来，敬了个举手礼：“蒋主席来看望毛先生。”

毛泽东微微一笑：“欢迎！”说着站了起来。

可是这位侍卫官还不退回，他站在那里打量着陈龙等人：“毛先生在这，请其他各位回避一下。”

陈龙不满地盯了他一眼，身子却向主席靠近了一步。

毛泽东泰然地向龙飞虎和舒光才挥了一下手：“你们出去吧。”

龙飞虎和舒光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些不解，迟迟不动。

毛泽东又挥了一下手，笑着说：“你们不出去，人家可能不敢进来。”

显然，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警卫人员都是身带双枪的神枪手。

龙飞虎又望了望陈龙，陈龙暗暗地点了点头，两个人只得怏怏退出。

陈龙一直站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秘书，他是有理由留下的。

窗外、门外已经站满了警卫宪兵，几个侍卫官簇拥着蒋介石走了进来。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就像方才突然熄灭一样，电灯又突然亮了。

陈龙明白了，这是蒋介石（要不就是他手下的人）有意搞的一套鬼把戏，无非是给毛主席一个“下马威”！“卑鄙！”陈龙在心中暗骂一句。

30日早晨，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

两天一夜，警卫人员没打一个盹，他们是靠着耐力、意志和对领袖的忠诚才熬过来的。

第二章　揭秘历史

揭秘：毛泽东在党内只称哪三个人为老总？

毛泽东称贺龙为贺老总，同时，还称朱德为朱老总，称彭德怀为彭老总。在党内，毛泽东只称他们3人为老总，一方面是他们担任过红军总司令或方面军总指挥，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毛泽东与贺龙都是高个子，两人都仪表堂堂，只是毛泽东更瘦更高一些。渊博、睿智的毛泽东，浑身上下散发着领袖的气质；威猛、忠勇的贺龙，处处洋溢着帅才的干练。

毛泽东十分欣赏贺龙在威猛中带有的平和宽厚。的确，如果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幽默的好材料。喜动不喜静的他，行走动作都和他那声如洪钟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他喜欢用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

贺龙曾对毛泽东说：“我开始留胡子的时候，还是一个赶马的娃子。那时，也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我就想，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所以，我就留了胡子。”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老总留胡子都有一段反潮流的故事。”

贺龙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有着与生俱来的斗士性格。生于湘西大山的他，一方面继承了先辈们善良纯朴的特质，另一方面又把山民们强悍的个性发挥到极致。贺龙4岁学拳，5岁读书，6岁下水田，7岁会游泳，8岁打堂勇，12岁打翻武秀才，13岁当上“骡子客”，16岁参加“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18岁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20岁时，贺龙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手持两把菜刀带领乡邻20余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缴枪12支，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二是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三是到长沙与中华革命党取得联系，并正式改名贺龙，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在长沙，贺龙知道了毛泽东。有趣的是，贺龙敬佩毛泽东是从他的笔名开始的。贺龙听朋友说，在整个湖南非常著名的长沙第一师范有一个学生叫“二十八画生”，个头瘦高，仪表堂堂，精通文史哲，堪称旷世奇才。贺龙很好奇，觉得有意思，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名字。朋友让他猜这个名字的来历，贺龙怎么也猜不出来。朋友便解释，28画正好是“毛泽东（繁体）”3个字的笔画数。贺龙恍然大悟，啧啧连声道：“奇思妙想，奇思妙想，果真是旷世奇才，平常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样取名字。”贺龙对毛泽东的敬佩油然而生。

不过，毛泽东与贺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却是在1936年的冬天。此时，贺龙已由一名旧军人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

在黄土高原偏僻的保安小城的窑洞里，当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贺龙以一种倾慕已久的神情望着毛泽东。彼此用熟悉的湖南口音互致问候。激动的神情和热忱的话语溢于言表。

毛泽东微抬着头，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的大名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1916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说：“在三湾改编时，我就是以你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精神来鼓舞士气的，你是一个大英雄呢！”毛泽东接着夸赞道：“你们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噢。红二、六军团却很聪明，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统一指挥，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1.7万余人。经过历时一年的艰苦战斗和跋涉，全军尚有1.1万余人，与红一、四方面军比较，损失是最小的。红二、六军团创造的奇迹，自然离不开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贺龙的正确指挥。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进入藏区。7月初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军委立即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朱德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告诉贺龙、任弼时等人时，贺龙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随后，张国焘又散发《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逃跑主义路线》的材料。对此，贺龙明确表示：“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散发。”并立即通知红二方面军各部队：“接到小册子统统收起来。”贺龙、任弼时等通过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最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毛泽东十分佩服贺龙的用兵之道，他幽默风趣地对一同前来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等说：“贺胡子在湘滇黔闪转腾挪，可把蒋光头折腾苦口罗。”

贺龙也笑着说：“主席才是雄才大略呀，光是一个四渡赤水战役，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哈哈大笑：“我们的谋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充分信任，抗战期间屡次褒奖

毛泽东称贺龙为贺老总，同时，还称朱德为朱老总，称彭德怀为彭老总。在党内，毛泽东只称他们3人为老总，一方面是他们担任过红军总司令或方面军总指挥，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贺龙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就被党中央选为中央军委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不是中央委员的他，连续几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此可见党对他的信任，毛泽东对他的重视。贺龙对此“心里十分不安”，但更有了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93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坦荡爽快的贺龙列举了张国焘从当年阻止南昌起义，直到长征途中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言行。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博得了毛泽东等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由此表明贺龙的爱憎分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

毛泽东多次说过，“贺龙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这个褒奖的分量很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龙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立即向党中央请缨出征。8月22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二方面军代表贺龙和关向应奉命出席。会上，他们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赞成毛泽东关于“联蒋抗日”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政治主张及我军“独立自主坚持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批准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贺龙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会上，根据“联蒋抗日”的协定，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师长。一二〇师下辖三五八旅、三五九旅，计4个团，由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毛泽东就我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初期作战形式等问题与大家交换了意见。当毛泽东提出是否留些部队保卫陕甘宁时，贺龙主动说将红二方面军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后来，红二方面军的七一八团和4个独立营共5000余人留在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与贺龙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来改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贺龙是委员之一，并担任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9月上旬，贺龙率三五八旅进入管涔山区迎战步步进逼的日寇，将部队化整为零，成立第一、二支队和独立支队，开展游击战争。10月中旬，贺龙指挥部队在雁门关南侧黑石头沟周围设伏迎敌。18日10时许，雁门关方向开来了敌人的百余辆汽车，在黑石头沟地带会车。正当两个车队并排交错时，八路军突然发起进攻，经过3小时激战，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数十辆，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一二〇师的雁门关伏击战与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伏击战、一二九师的七亘村伏击战，并称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3次著名伏击战，大振了我军的声威。

由于贺龙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在抗战初期不到1年的时间里，从北起大同泉口，南至汾阳，沿同蒲铁路与日寇争夺农村阵地，先后进行大小战斗500多次，击毙日伪军2万余人。同时，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使一二〇师很快由8000多人发展到近3万人。毛泽东闻知高兴地说：“贺老总真是‘撒豆成兵’啊！”

1938年12月下旬，贺龙奉毛泽东之命，率部队冒雪开进到冀中根据地。贺龙先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晤面，后与西北局书记彭真会商。接着，又率部跨越敌人控制的平汉铁路。1939年1月，贺龙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会合。随即，贺龙担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投入到平原抗日游击作战中。

在河间齐会村的反“扫荡”作战中，贺龙先以一个营的兵力正面迎敌，尔后，亲率主力进入前线，并将近千名敌人包围。这时，日寇困兽犹斗，放火烧毁村庄，并大面积施放毒气弹，致使贺龙和大批指战员中毒。但我军用人尿打湿手巾洗脸消毒，尔后吃大蒜解毒，继续坚守阵地围困敌人。解毒后的贺龙，不顾个人安危，命令部队采取“白天围困，夜间攻击”的战术，经过两天的包围和三个晚上的激战，终于歼敌700多人，取得了齐会战斗的决定性胜利。

齐会之战，是一二〇师在冀中平原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贺龙致慰问电说：“你亲临前线，冲锋杀敌，致中毒负伤，其他指挥员同志并诸多中毒者，我们无限系念，尚望悉心治疗，为革命保重。”延安《新中华报》为此也发表社论称颂“贺龙和他率领的一二〇师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

1939年12月，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制造了“晋西事变”，毛泽东急令在冀中的“贺龙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斗”。

晋西北是中央联络各根据地的纽带，也是西北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在关键时刻让贺龙回防晋西北，足见对他的信任。

1940年1月下旬，贺龙赶到晋西岚县后，当即致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则回电指示，晋西北党政军民由贺龙统一领导。接着，贺龙致函阎锡山，并经中央派人斡旋，与阎锡山达成分界协议，两军互不干扰。与此同时，贺龙命令部队迅速肃清了西北顽军，并协调了与友军的关系，使晋西北的局势平静下来。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让贺龙细心经营晋西北及其周边地区。贺龙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从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山脉，把整个晋西北和绥远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与华北具有战略枢纽作用的晋绥根据地。

1940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从此，贺龙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2年春，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后，贺龙奉命到达延安，受到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盛大欢迎。毛泽东、朱德亲自到会。贺龙很激动，在一片掌声中说：“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接着，他生动活泼地汇报了晋西北前线反“扫荡”和根据地建设情况，又赢得了阵阵掌声。

毛泽东和朱德坐在主席台上，听着贺龙的讲话，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和赞许的眼光。

会后，毛泽东与贺龙谈话，说：“我是轻易不让你贺老总回来的。既然又让你回来，就是要交给你重任。中央准备让你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贺龙谦逊地说：“主席委我以重任，是对我的信任。我深恐挑不起这副重担。”

毛泽东笑道：“觉哉老都夸赞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也奈何不了。有你这条龙镇守陕甘宁晋绥，我们就踏实了。”

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高度评价，政治运动中二保贺龙

1938年秋，贺龙参加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临汾会议，听取1937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主要内容是王明所作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报告。贺龙听后非常反感。会下，他对关向应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蒋介石把我们搞掉嘛，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实践证明，一年来我们在晋西北执行独立自主原则，成果不小嘛。作为师政委，关向应赞同贺龙的看法，但劝贺龙注意策略。

但是，贺龙流露出来的不满情绪，还是让支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的人抓住了辫子。他们向党中央写告状信，说贺龙坚持独立自主，其实是损害统一战线；喜欢闹独立性，是军阀残余作风在作怪。并提出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不要留在晋西北部队。

关向应听说这件事后，表示反对，但为时已晚，告状信已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看了这封告状信后，对信中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并高度评价贺龙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党忠诚，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这一评价，给予贺龙莫大的鼓舞，也恰到好处地保护了他，使他在一二〇师的地位更稳固。

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53人。此时，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的贺龙，作为各方面负责干部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的指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批评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还强调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从而澄清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一度造成的混乱。

贺龙听完毛泽东的报告，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感慨地说：“还是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在苏区扩红，在晋西北发展抗日根据地，就是按主席的战略决策执行的，从结果来看，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这就是对的。”从此，贺龙更加深信不疑毛泽东的领导。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贺龙又奉毛泽东之命率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发展一二〇师本身的三大任务。

1942年春，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贺龙参加了这次运动。在毛泽东、任弼时支持下，贺龙召集一二〇师原二方面军的部分干部，讨论了“湘鄂西肃反”、陕北时期的“反军阀主义”和“开创晋西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说：“红军时期的肃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哪个苏区都有。湘鄂西肃反的错误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责任几乎都在夏曦身上。贺龙同志当时只能带兵打仗，不准过问政治上的事情，而且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救了不少同志。”

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又与他谈话，说：“老总，有3项任务交给你。这回我们要讲统一了。”

贺龙爽朗地笑了：“主席讲的统一与王明讲的统一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也笑了：“是啊，具体来说，就是请你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军区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你老总可是大权在握哟。”

贺龙回答：“坚决听从中央和主席指挥。”

贺龙到任后，首先将一二〇师留在陕甘宁的部队和留守兵团合编为两个警备旅，同晋西北部队一样，同属于联防军统一指挥，并且调整了军分区，实行一元化领导，使边区军队建设出现了新面貌。

这时，我变敌也变。贺龙通过视察各军分区，敏锐地发现国民党在我边区周围集结了50万部队，有企图封锁我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于是，他向毛泽东报告了敌情，并建议将一二〇师主力调往陕北保卫边区。毛泽东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整风运动经过半年时间，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出了小结材料，并向中央军委汇报。甘泗淇在汇报材料中写道：“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龙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认识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不足和错误，直到“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几个干部会，现已解决了”。

这是慧眼识英雄的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第二次保护贺龙。毛泽东认为贺龙每临大节不糊涂，尤其是他从南昌起义直到延安，对党忠心耿耿，别无二心。在军事上更有一套经验，走到哪里，队伍就壮大到那里。在湘鄂西是如此，在晋西北也是如此。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贺龙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贺龙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建立起来，毛泽东与贺龙的革命友谊也更加牢固。

揭秘：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帝王抢走儿子的老婆

其实，抢儿子的老婆这种事，并不是唐玄宗的专利，而是早有先例。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平王弃疾，也抢过儿子的老婆。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楚平王也不是第一个抢走儿子老婆的帝王。比他早200年的卫宣公，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说起抢走儿子老婆的帝王，大家马上会想到唐玄宗李隆基，杨贵妃本来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尽管后来白居易老先生在《长恨歌》中把这事加工成了一个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甚至还将他们比喻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却依然掩饰不了其乱伦的本质。

其实，抢儿子的老婆这种事，并不是唐玄宗的专利，而是早有先例。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平王弃疾，也抢过儿子的老婆。弃疾年轻时就无视礼法。他未当国王之前，曾在楚国的属国——蔡国做过大夫。他在蔡国与一位女子拍拖，没结婚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弃疾当上楚王后，便把这个没经过明媒正娶的蔡国女子接到楚国，并将她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即太子建。太子建长到15岁时，楚平王为他聘下秦国国王的妹妹孟赢为妻，并派太子少师费无极前往秦国迎亲。费无极到了秦国之后，发现孟赢居然是个天姿国色的美女。费无极一回到楚国，马上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楚平王，并建议楚平王将孟赢据为己有。楚平王欣然接受了这个无耻的建议。于是，费无极对秦国护送人员说，按照楚国的风俗，新娘要先到皇宫拜见公婆，才能正式举行婚礼。孟赢就这样被送进了王宫，成了楚平王的囊中物。随后，楚平王将一位陪嫁的少女，冒充孟嬴嫁给了太子建。一年后，孟嬴生下一个儿子，这桩丑闻才开始泄露。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楚平王也不是第一个抢走儿子老婆的帝王。比他早200年的卫宣公，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卫宣公年轻时就淫纵不检，曾与他老爸的小老婆夷姜私通，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卫急子。由于卫急子是乱伦的结果，小时候只好寄养在了民间。卫宣公当上国王后，与夷姜的暧昧关系便公开化了，卫急子也被立为太子。卫急子长到16岁时，卫宣公想让他娶齐国国王齐僖公的长女宣姜为妻。派去齐国求亲的使者回来后说，宣姜有倾国倾城之貌。卫宣公一听顿时心旌荡漾，打起了歪主意。他下令在淇河之滨修筑了一座豪华宫殿，取名为新台。然后让卫急子出使宋国。卫急子一走，卫宣公就派人去齐国迎亲，把宣姜直接迎到新台，纳为妃子。等到卫急子从宋国回来时，卫宣公让卫急子以庶母之礼拜见宣姜。老爸已经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卫急子也只有认命了。

这些帝王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所欲为。不过，在世人眼里，老子抢了儿子的老婆，始终是个笑谈。

揭开蒋经国家族寡妇的秘密生活

1991年7月，蒋孝武突然病逝，蔡惠媚时年仅32岁，此后她一直守寡。现在，蔡惠媚只有在公公与丈夫的忌日到来时，才会在谒灵时短暂地露一下面。

曾经统治台湾地区40多年的蒋家，其昔日的辉煌已逐渐逝去。与蒋家有真正血缘的第二、第三代男性除了蒋孝严外已全部作古，只留下了几位曾显赫一时的寡妇，在风烛残年的孤寂中度过余生。

徐乃锦名门之后青梅竹马

蒋孝文是蒋经国的长子，他的夫人徐乃锦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孙女，是位中德混血儿。蒋孝文与徐乃锦一起长大，情投意合，后来两人先后赴美国留学，更加亲密，很快成婚，婚后生一女蒋友梅。蒋孝文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恩爱。1971年，蒋孝文突然病魔缠身，此后10多年来，徐乃锦对蒋孝文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直至丈夫1989年4月14日在台北去世。

蔡惠媚地下情人成二太太

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汪长诗长得娇小玲珑，蒋、汪相识半年后就“闪电”结婚。汪长诗婚后不到两年，就为蒋家生了友兰、友松一对儿女。然而汪长诗因忍受不了蒋孝武的花心，恨别蒋家，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经过一段时间后，汪长诗结识了一位画家，另行改嫁。

1975年，汪长诗从众多的应征者中，选中了18岁的蔡惠媚担任孩子的家庭教师。蒋孝武据说花了近10年的时间，才让蔡惠媚逐渐打开心扉，接受了蒋的感情并嫁给了他。1986年，蒋孝武和蔡惠媚在新加坡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蒋经国派蒋孝勇代表家庭参加了婚礼。为了更好地照顾汪长诗的两个孩子，她在婚前就决定不要孩子，蔡惠媚和友兰、友松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代沟。蔡惠媚是蒋孝武的第二任妻子，她是第一位嫁入蒋家的台湾本地媳妇，也是蒋家最年轻的寡妇。她和蒋孝武的相恋属于“婚外情”，但婚后却也恩爱多年。

1991年7月，蒋孝武突然病逝，蔡惠媚时年仅32岁，此后她一直守寡。现在，蔡惠媚只有在公公与丈夫的忌日到来时，才会在谒灵时短暂地露一下面。

方智怡天之娇女自有福

方智怡生于1949年，是前台湾国道高速公路工程局局长方恩绪最小的女儿。方智怡和蒋孝勇的相识过程十分有趣，蒋孝勇在念“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的时候，一位同学在高中毕业后，想通过海外留学来逃避兵役，于是很郑重地将自己的女友托付给蒋孝勇代为“照顾”，这位女友就是方智怡。蒋孝勇对朋友的托付十分“认真”，结果赢得了佳人芳心。

在亲友的祝福下，蒋孝勇与方智怡在1973年顺利步入结婚的礼堂。方智怡嫁入蒋家后过着少奶奶的富贵生活，并为蒋孝勇生了蒋友柏、蒋友常和蒋友青3个儿子。

1996年，蒋孝勇在与癌症搏斗了多年后离世。方智怡现定居美国，如今拥有两座购物中心和一栋豪宅。她目前仍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担任国民党中常委一职，手头还在整理着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

邱爱伦现在辈分最高的女人

蒋纬国的第二任妻子邱爱伦是一位中德混血儿，她是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副处长邱秉敏的女儿。蒋纬国是蒋介石的过继儿子，早年曾与西北富豪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但石静宜因难产于1952年去世。1955年，蒋纬国在孤独中结识了邱爱伦，一见倾心，很快就和她订下终身。1962年蒋纬国与邱爱伦生下一子蒋孝刚。

邱爱伦长年在美国定居。1997年蒋纬国病重期间，她曾回台北悉心照料，蒋纬国病逝后，邱爱伦料理完丧事后再度飞赴纽约。她有时会去陪伴百岁高龄的宋美龄，使同样孤独的婆婆消除片刻寂寞。自从宋美龄去世后，原本生活低调的邱爱伦就主动消失于公众的视线之中了。

盘点文革“开后门”现象：有人伪造毛泽东像章牟利

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上海“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猪肉票？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让“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

生于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今年已经62岁。像他这一代的研究者，会认为“文革是‘集体犯罪’还是‘人类遗产’”这样的争论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者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都是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框架内得出结论。”“文革”二字，对金大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不过，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比如细小如猪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陆的“文革”研究《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出了厚厚上、下两册，用丰富、扎实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描绘了一幅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文革’研究不仅应该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应该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文革”运动初期，因上海没有发生类似西安、兰州、长沙、天津等地学生与当地部门的直接冲突（上海9.4冲击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发动的），也就没有一批批学生为上访取经而外出串联。所以，尽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学生趁势流散在外，但作为集体行动，上海的大串联是发生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这即是说，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在原初形态上，缺乏内在的‘造反性质’的动因，它是被触动和被召唤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观摩’和‘周游’的特征。”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为何不转交派出所”

外出串联，见闻不断。在学者金大陆的个人记忆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件事蹊跷地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1966年年底，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走的是水路。当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晚会是在底舱举行，串联的师生中有许多文艺高手，独唱、吹奏乐器、跳舞，热闹的气氛让大家都十分高兴。

晚会结束后，金大陆回到自己的舱房，却发现他的铺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我起先以为他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致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陆说，这个男子身上黏着些泥，像是刚从田间来，长得相当壮实，有一个抵俩的感觉。他一言不发，后来实在没法，终于叫来了背枪的乘警。“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乘警也脸色发白，有人怀疑这是个疯子，立刻叫来船医。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开始愤愤骂人。后来，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长与乘警来了，与男子交谈了几句后，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这段蹊跷的遭遇，让金大陆至今想来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确定当时遭遇的是否真是国民党特务，或许仅是个疯子。

但在整个“文革”研究过程中，的确有官方资料证实了当时特务活动的存在：从1966年到1975年，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公安部门都曾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和外籍特务案。如1966年8月，国民党特务邓某进入上海，与潜伏特务接头被抓获；1968年，国民党特务李某进入上海，发展人员，搜集情报被抓获等。

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在金大陆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补充材料中，他这样提到：

据我们采访上海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所知，这属于上级培植的红卫兵组织，因当时上海有不明来路的地下电台，所以“大抄家”时，就有化装成红卫兵的公安人员与红卫兵一起进入居民区中的嫌疑人家。那位当年的负责人说，他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坐在一吉普车里，用步话机呼号指挥。还有江青为清扫上世纪30年代留在上海演艺界的劣迹，通过叶群指派驻沪空军的战士冒充红卫兵，与上海复兴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抄了赵丹、郑君里等人的家，片纸不留，打包封存，最后空运北京当着江青的面焚毁。当时，上海曾办过红卫兵“大抄家”展览会，包括旗帜、文件等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东西，也有枪支和电台。

不过，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真假”，而在于船长和乘警对该“国民党特务”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那位复旦学生的确发出了“为何不转交派出所”的质疑，并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这样做的人只有他一个。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当时船上服务员的话：“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

这种处理手段和考量，与未曾经历过“红色年代”的人的想象，不是没有出入。

革命不能解决冒犯“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现代人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是实情的写照。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收藏、交换毛泽东像章是“文革”时期的“时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材质的不同、类别的差异，以及后来形状、标语的多样化，都吸引人们去追逐。”金大陆说。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指出了“像章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

在当时查获的案子中，交换环节的“投机倒把”例如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产线上的腐败则更为严重。根据金大陆披露的一些“审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9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900元。机动车间工会原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8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据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12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1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276只，用去黄金14克。

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要黄金4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停止。而部队之前用去的黄金，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这证实，非常态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金大陆说。

对话金大陆：研究“文革”需要技巧、智慧和勇气

时代周报：书名是“非常与正常”，整个研究也是以“非常与正常”作为理论范式。怎么来理解这个上海“文革”中的“非常与正常”？

金大陆：“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比如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大批判等，以至于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失措了。但事实和问题往往是复杂的，“文革”研究现在呈现出简单化的取向，这是今天令人担忧的事实和问题。即便身处在运动高潮的激荡和颠簸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甚至还得筹谋着、掂量着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正常”态：第一，我把它称为“顺应之中的正常”，也就是顺应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第二，我把它称为应对之中的正常，也就是应对这“非常”而产生的正常。这两个方面交汇起来，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也在本质上证明了生活的逻辑是不容篡改的，我不是说我这个框架能解释一切，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时代周报：研究“文革”，在资料搜集上是否会遇到困难？

金大陆：会，当然会。困难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政治上，人家看你去的次数多了，就怀疑你是有企图的，有政治目的。有人曾经大声地呵斥我，你干吗要这样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是当时我在档案馆的时候，有一个女的管理员，那一天忽然大声吼起来。当然同样一个档案馆里面也有不同意见的，结果另外一个男管理员帮着我说话，“怎么就不能让人家看，现在这种资料还有谁来看？人家做这样的事，多么宝贵……”第二种，是学术上的。我们一开始在上海图书馆，我们托了人进去，做它的报刊资料。复印非常贵，复印要加资料使用费，但我们当时也咬着牙要做下来。现在我们有大批的资料，但在当时能找到一本、一张是很不容易的。结果一拿到复印师傅那里，马上他进去汇报，因为从来没碰到有人要这么个资料。结果领导出来了，他不是从政治角度，他从学术角度，不让我们复印。“这种资料我们自己都还没做，怎么能让你来做？”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他有资料，很欢迎你来看，但每一趟来阅读费要多少钱，复印费要多少钱。

时代周报：你为何选取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文革”？

金大陆：比照“文革”运动史、政治史或者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会史关涉人口、环境、习俗、集体心态，以及衣食住行等内容，在视域方面因落实底层而更宽泛，也因为观察直接而显得更真实。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至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搅在意识形态中。我认为，“文革”研究的未来，应是以严肃的姿态进入史学学术之中，所以自觉地剥离意识形态，坚持以“史料为本”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历史学研究，不是政治学研究。

时代周报：但这样的视角来研究“文革”，会有人说：不过瘾。

金大陆：我出去开会有人说，真不知道你这本书怎么让你出来的？因为“文革”研究在国内还是有禁忌的。前段时间在上海作协做茶座，也有老先生觉得我怎么好像在说“文革”的好话，“文革”有许多地方蛮“正常”嘛！我只能说，我以“材料为本”，坚持“学术至上”的立场，这种说法实在是误读。其实文革作为人类史这么重大的事件，盖着捂着不研究，是不明智的。将来总是要研究的。而且实际上西方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现在国内的民间研究也呈现“涌动”之势。你看，大量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更重要的是复旦、华师大校门口到处都是此类盗版书的三轮车，流传的情况比国内出版还要广泛。

那么，你说我做社会史，是不是一种技巧，是不是当下的一种智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但是即便是技巧、是智慧，也不是没有勇气在里面的。何况做社会史，不像做运动史那样，事件、人物等时空情况都很确切。社会史涉及面广，难度很大，资料在那里，很分散，要花很多工夫去寻找和梳理。再说，难道我们真的“避重就轻”，就不做运动史了吗？我们仍然在做，只不过现在都在抽屉里。我在本书后记《心心念念》中都交代了。

第三章　历史秘闻

南京大屠杀施暴日军士兵自述：杀人感觉好似杀猪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幸存者梁廷芳：“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鲜为人知：美军在越战中的“性攻势”

性心理战被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广泛运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就“武装到牙齿”了，发展到越南战争时期，他们已经武装到了性。越战期间，美军专门设有“心理战行动小组”这样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北越武装力量的心理战行动。

上图为当时美军第四心理战行动小组制作的传单，编号为4-133-68。图片上有位身着三点式泳装的“有魅力的”越南姑娘，上面的越文大意为：别克制自己，做个真正的男人！传单背面印着这样一段话：只要放下武器，你马上就可以拥有你一直渴望的东西。别克制自己，做个真正的男人。回到你的福生活和私人自由中去。越南政府欢迎你们回来。

美军一直重视不同地域的文化区别，著名的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人类学报告《菊花与刀》，就是二战后期为军方服务的研究成果，这本书后来指导了美军的对日政策。如上图这般露骨的性诱惑能否在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越南取得效果呢？

罗伯特·钱德勒对越战期间的美军传单进了研究。他曾提及1981年美国新闻署曾作过调查，“半裸美人照按西方的标准是可以接受的，但却冒犯了当地人民的道德规范”。钱氏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话说，“美国人常常散发这种刺激感官的照片，却很少利用穿衣的女人。美国人以为这些图片可以让他们的越南敌人想家。可是，对于大多数越南而言，这样的女人对他们并不具诱惑。这是美军心理战的悲哀。”钱氏所云，是正确的，这类图片传单大体上失败了。北越士兵认为让一个姑娘如此这般穿着三点泳衣，是对越南女性的污辱，他们认为那个照片上的姑娘是一个妓女或者酒吧女郎。

詹森·查普特在2000年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历史系的荣誉论文中检讨了这段历史。他指出当年的美军顾问们并不理解越南的情况，儒家思想使越南人民奉行中庸之道。赤裸裸的性诉求传单，根本达不到美军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可以适得其反。他还认为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相关经验，在越南不再有效。我想，查普特也许没有深入了解朝鲜战争中的情况，因为儒家精神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比越南更深远。

其实美军在越南的性宣传策略并不单一，也许他们当时就意识到了赤裸裸的西方式的性诉求不起用，第四小组马上就制作了另一种修正后的传单（上图，传单编号4——132——68）。图片上是一位身着越南传统服装的端庄女性，越文大意为：何必拒绝你的美好生活呢？传单背面这样写着：

生活中充满逸乐。一旦你回到从前，生活将是多么美好呢？

你在越南武装力量中过着丛林野兽般的日子，你没有希望、爱情，也没有天伦之乐。你们天天盼着改变这种绝望的情形。越南共和国现在张开双臂欢迎你回归。

建国初小商贩发死人财：斯大林去世哄抬花圈价格

那年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然逝世，全中国也一下子陷入了悲哀之中，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北京的花圈自然一下子脱销、紧俏起来。就在这“全世界劳动人民无限悲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有一个”康乐食堂“，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食堂突然贴出了一纸”告示，宣布所卖菜品全部降价（笔者注：以下为旧币）：炖鸡块，原价12000元，降为8000元；回锅肉，原价4000元，降为3000元；卤面，原价3000元，降为2500元；鸡肉面，原价5500元，降为50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津包子每个两分钱

康乐食堂为什么要降价？当然不会是主动的，是因为受到了工商联的批评，批评他们之前抬高物价、破坏了稳定物价的政策。经过了“三反五反”，一纸批评代表着强大的压力，不许涨就不能涨，要你降价，就得降，不降不行，当年有“令行禁止”之效。像康乐食堂这样无奈降价的，绝不仅此一家，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稳定物价的一个普通例子。要知道，当年工商界“调整经济”的意义，对于民生来说，不是涨价，而是降价。请看看那时候的北京小吃多少钱？有一份1954年“质量价格标准”为证（价格为旧人民币，一万元为新币1元，一百元为新币1分）：

2两一个的烧饼价格300元；火烧每个2两2，价格300元；油饼每个2两6，价格500元；糖饼每个1两5，价格500元；香油家常饼每个4两，价格500元；大饼每斤1800元；天津包子（香油、酱油、葱、姜）每个9钱，价格200元；馒头每斤1800元；花卷每斤1800元；切面每斤1800元。

从此以后，全国物价稳定了七八年，有力地保证了工农业建设的稳定发展。这一切成绩，除了归功于“三反、五反打老虎”以外，还要归功于1951年、1952年和1953年工商界的“稳定物价、保证供应运动”，否则哪有后来几年的物价稳定、民生安定？就像1953年北京工商联宣武区分会的《迎接五一物价检查委员会宣传提纲》写道：稳定物价，保证供应是我们工商界的神圣责任，也是我们工商界的爱国表现……居奇暴利，减质减量，是旧社会的恶习，是违法的行为，是人民的公敌，旧社会一日三涨的物价，奸商的居奇暴利，是我们受够了的，是人民所仇视的，是今天所不容许的。

哄抬花圈价格受到严厉处罚

当年教育工商业者，为了警醒许多小商贩，还经常提起一个著名的例子：“斯大林逝世时，一些小店的花圈抬高价出售，曾受到处分……”

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签订停战协议，和平出现曙光，建设面临高潮，保证物资供应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仍然是经济战线的头等大事。那年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然逝世，全中国也一下子陷入了悲哀之中，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北京的花圈自然一下子脱销、紧俏起来。就在这“全世界劳动人民无限悲哀的日子”里，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事情，崇文门外上四条及西单几家花店趁机“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顶风作案。照说商家投机，历来如此。可是在新中国、新社会就不可以！别说这些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小商人，就是许多大人物也完全想象不到！抬高价格者，立即受到了严厉的惩处，除了接受罚款之外，还要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要说商人厚起脸皮，罚款不在话下。可是要交“检讨书”，在那个时候可是“最要命”的。经过了“三反五反”，最怕沾上“奸商”二字，要公开书面检讨，以后还怎么混呢！那时的观念是不怕罚钱，就怕开会作检讨！于是，有几张几十年前的“检讨书”，把几家商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例如“和记花店”的王某某痛写检讨书，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今日将我所做的对不起人民的劣迹坦白，求大家谅解，只因斯大林大元帅逝世引起各界同志哀切追悼所用的花圈，在那时所买的所定的均是争先恐后，致使吾们应不敷求之际，吾亦未体会到哀切，尚且趁此机会将价提高到四倍之多，牟取非法利润……”

1953年的这起“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事件，其实金额并不大，但是发生在“三反五反”以后，引起特别重视，影响不小。当时的北京市工商联几乎具有绝对权威，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理，从教育与惩罚并重，走向了以政治教育为主。犯错误作检讨成了最普遍的办法，而且极为有效，这在今天看来，真是无法想象的。

哀的日子里，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事情，崇文门外上四条及西单几家花店趁机“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顶风作案。

包吃包住包高薪：日本新女性为美军提供慰安纪实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儿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胸中可还有心在？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末日预测：气候变化突破2℃地球便会崩溃

随着人类不断的工业化进程，地球正在因为人类活动而改变着原有的活动规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的活动导致地球温室效应日益明显，人们也认识到了——地球正在慢慢变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地球温度上升了0.6摄氏度，对于地球生态系统而言，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它直接导致了地球上由风暴、洪水、干旱等引起的各种天灾成倍增加。阿尔卑斯山的永久冻结带的溶化，使瑞士的一些城镇和村庄时刻面临泥石流的威胁。据统计，2000年发生的地球天灾数是1996年的两倍，科学家预测，在21世纪，这些灾难数将以6倍的比率增加。地球两极的冰块正在大量融化，这是温室效应的结果，而它又将反过来加速地球气候变暖，使未来的人类在温室效应的热浪中“渐渐死亡”。据科学家们分析，全球变暖将在2050年消灭地球上四分之一的植物与动物，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将是自恐龙灭绝以来全球的最大一次物种灭绝。

这是一个让人寒心的结论——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乎危及业已建筑的文明。

那么，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地球正在变暖，以及它将带来的危害。我们又该如何去避免这种危害呢？而又是因为什么人类的活动导致地球产生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又是怎样一回事呢？请您接着看下面章节的内容，我相信您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地球在变暖

每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1989年的主题便是“警惕，全球要变暖”。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的1991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气候的变化确实已经成为限制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全球所关注的话题。然而，地球是否真的在变暖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科学家们说，人类在同大自然玩轻率的纸牌游戏；谁输谁赢，结果虽有疑问，但地球温度升高却是肯定的。

杰里·马尔曼（Jerry Mahlman）是个乐意打赌的人。这位气候研究者认为，地球变暖不仅肯定在发生，而且日益显著的所谓工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应对此负责。他说：“地球升温是一定的。我将反对那些称地球变暖是夸大其词的人。而且我将利用他们乐意提供的全部资金。”

那么地球为什么会越来越暖呢？这离不开温室效应。大气中的水蒸气、二氧化碳和其他微量气体，如甲烷、氟里昂等，能够吸收地球的长波辐射，阻碍地球向外空散发热量，就像在地球周围形成一个温室一样，于是科学家们把这类气体称作“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吸收地球的长波辐射再反射回地球，从而减少地球向外层空间的能量净排放，大气层和地球表面将变热，这就是温室效应。大气中能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已经发现的约30种，其中二氧化碳起主要作用，甲烷、氟里昂和氧化亚氮也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一些科学观测表明，大气中的各种温室气体都在增加。1775年之前，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基本维持在280ppm。工业革命后，每年大约上升1.8ppm，到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接近360ppm。按一些专家的测算，地球表面温度已经上升了0.3～0.6摄氏度，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10～25厘米。许多学者的预测表明，到下个世纪中叶前，世界能源的格局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将达到560ppm，地球表面温度将进一步上升。

然而，这种变化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人类无法敏锐地感知。但全球升温即使很微小也可能导致某些显著变化：海平面上升、高山冰川后退和雪盖衰退。

在过去的年代里，科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些升温信号：

1998年是美国东北部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最温暖的年份。世界各地也报道过类似的趋势。

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南极考查队的研究人员曾报道，

1，100平方英里的威尔金斯和拉森B冰架于去年破裂，其余的南极洲巨大大陆冰架则处于“完全后退中”。

慕尼黑大学的科学家报道欧洲的春季已开始较早到来，而秋季则到得较晚。根据全欧采集植物的观察，安尼特·梅泽尔（Annette Metzal）和彼得·费比恩（Peter Fabian）报道植物花、叶的形成大约比1959年早6天，而秋天树叶变色则迟5天。

近代历史上创记录的太平洋温度曾引起热带珊瑚最大的相继死亡。温暖天气使某些地区的礁生珊瑚死亡70%，促使珊瑚把海藻驱逐出它的石灰石骨架。

正在积累的证据表明，一个较温暖的行星将以附加降雨、溶雪和溶冰的形式把淡水注入海洋，淡水倾向于占据海水顶部位置，形成液体“盖”。科学家运用计算机模型证明了到下一世纪中期淡水盖可能使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下降10%～30%。那么可以采取哪种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如果气候发生变化，是突然变化，还是逐渐变化？温度逐渐升高可能给动植物的迁移、海岸群加固海堤、政治家们商定减缓这种倾向的步骤提供时间。某些气候学家担心，即使温度、降雨类型和盛行风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引起地区气候的突变和剧变，如果这些变化发生，世界社会就必须相应地改变农业和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改变可能是强制性的，像美国这样的富国可能是从容的，但可能迫使穷国对全球气候变化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杰里·马尔曼说：“这种代价已从你或我转移给了海滨地区的人，比如孟加拉国人。”而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大部分地方，即将被海水淹没，包括首都的机场及部分住宅和办公室。因此图瓦卢在国际环保会议上一向十分敢言。前总理佩鲁曾声称图瓦卢是“地球暖化的第一个受害者”。不过，受害者并非只是他们：如果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海平面会大大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纽约，上海，东京和悉尼。而非洲将受最严重的影响，森林将消失，沙漠会扩大，美国、中美洲和东南亚也会遭受旱灾。同时，恶劣的天气（包括热带旋风）可能增多，它将破坏城市，夺去许多人的生命。热带流行的疟疾和寄生虽病将向北方蔓延，并可能使欧洲也出现流行病。地中海地区由于严重的缺水将出现半沙漠化，积雪将在欧洲全部消失，亚热带植被将北迁几千米。在英国，风暴肆虐将会变得司空见惯，海岸上的防御设施将被海水淹没……

不过，这些都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真正面临燃眉之急的是生活在美国以及加拿大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他们已经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们要状告美国政府！

什么是温室效应？

地球大气层是由氮、氧、氩等多种气体组成，当太阳透过空气时太阳辐射能受到它们不同程度的削弱，形成了目前这种平衡状态的地球气候系统，人类也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的种种活动使空气中某些成分发生了变化，从而打破了这种平衡的状态。例如：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氟氯烃化合物、臭氧，这些气体对于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几乎是透明的，但对于从地面射出的长波辐射则有强烈的吸收作用，使地表辐射的热量留在了大气层内，起到类似暖房的玻璃罩或塑料大棚的作用，提高了地表的温度，通常称为“温室效应”。这种温室效应改变了地球原来的生态环境。根据科学家研究：二氧化碳加倍以后将使全球地面平均温度增加2～3℃，地球两极海冰融化，全球海面大幅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沙漠面积增大，最终导致全球生态发生剧烈变化。另外，氟氯烃化合物如氟里昂（冰箱制冷剂）不仅具有强烈增温效应，还破坏臭氧层造成所谓臭氧空洞。而臭氧是一种可以阻止太阳辐射中紫外线辐射到达地面的元素，它的减少会使地面的紫外辐射量增加，人体接受过多的紫外辐射会削弱免疫力，增加传染病患者，增加皮肤癌和白内障疾病。

温室效应是怎么来的？

温室效应主要是由于现代化工业社会过多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燃料燃烧后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进入大气造成的。

二氧化碳气体具有吸热和隔热的功能。它在大气中增多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无形的玻璃罩，使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无法向外层空间发散，其结果是地球表面变热起来。因此，二氧化碳也被称为温室气体。

人类活动和大自然还排放其他温室气体，它们是：氯氟烃（CFC）、甲烷、低空臭氧、和氮氧化物气体、地球上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的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和陆地上的森林，尤其是热带雨林。

为减少大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一方面需要人们尽量节约用电（因为发电烧煤），少开汽车。另一方面保护好森林和海洋，比如不乱砍滥伐森林，不让海洋受到污染以保护浮游生物的生存。我们还可以通过植树造林，减少使用一次性方便木筷，节约纸张（造纸用木材），不践踏草坪等等行动来保护绿色植物，使它们多吸收二氧化碳来帮助减缓温室效应。

因纽特人状告布什政府

居住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因纽特人表示，他们正在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泛美人权委员会状告美国布什政府，指控后者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绝减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为侵犯了因纽特人的人权。的确，对于在北极圈内的冰雪世界生活了数千年的因纽特人来说，由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使他们的家园遭到了无以复加的破坏。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全球变暖也在杀死因纽特人！

气候变暖破坏因纽特人家园

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就气候变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与转让、资金支持、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因纽特人将布什政府告到泛美人权委员会的消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的。他们同时邀请泛美人权委员会的官员前往因纽特人生活的北极圈地区，亲眼看看全球变暖对他们家园造成的破坏。

代表生活在北极圈内的15万因纽特人参加会议的“环极地因纽特会议”主席希拉·瓦特——克卢捷来自加拿大伊卡卢伊特地区。因纽特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以往，在一月份这里的弗罗比舍湾早已是千里冰封，因纽特人的冬季狩猎活动也已经开始，但如今，弗罗比舍湾依然是海水清澈。气候变暖使得海水温度上升，造成冰冻期的推迟和解冻期的提前。即使是结了冰，冰层也很薄，有时甚至捕猎海豹的因纽特猎人们会因踩破冰层而掉进海里，无法进行正常的冬季狩猎活动。

据希拉·瓦特——克卢捷介绍，去年圣诞节时，伊卡卢伊特地区的海水温度上升到4摄氏度，而且还下了雨，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此外，因纽特人还面临着永久冻结带开始融化的问题。他们房屋的地基因此受到破坏，海岸线逐渐向陆上推进，机场、公路和海港等基础设施被淹没，以致人们不得不向内陆地区迁移。

希拉·瓦特——克卢捷呼吁：“因纽特人的生活正在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没有冰雪，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一去不返。人们都在担心因为没有赖以生存的冰原，北极熊会在2070年灭绝，而因纽特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那就是濒于灭绝。我们和周围的环境和谐共存了数千年，而现在，这一切都离开了我们。我们想让人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坐以待毙的牺牲者。这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

控诉布什政府侵犯人权

成立于1958年的泛美人权委员会旨在促进各成员国遵守和保护人权，以及在这些方面充当美洲国家组织的咨询机构。该组织的裁定对成员国政府并没有强制力。因纽特人也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希望能借此机会，给众多对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种种恶果知之甚少的美国公众“上一课”，使人们更为关注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在受到的威胁。

他们同时希望能借助赢得这场诉讼之机，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为因纽特人赢得一席之地。北极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极不适于人类生活，但因纽特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数千年，是世界上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民族之一。他们主要依靠捕猎鱼类、鲸类、海象和海狮等为生。为了生存，他们一成不变地延续着类似原始公有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各种生活、渔猎技巧代代相传。但是现在，他们这种生存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们面临的是整个地球的变暖！然而，并非只有因纽特人处于困境，据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全球气候变暖已开始危及人类健康，全球每年超过10万人因此而死亡，到2030年可能达到30万人！

档案《京都议定书》

为了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说来，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今年3月，欧盟环境部长会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6月，日本政府也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至此，批准议定书的国家已超过55个，但批准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6%，尚不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生效。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美国曾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去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

2002年8月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中国于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该议定书。2002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基在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中国已核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温室效应”威胁人类生存

因纽特因为气候变暖冰层变薄，而无法正常进行冬季捕猎，那么在地球上其他地方就没有这种景象了吗？有，当然有，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罢了。

有科学家预言，21世纪末，地球上将没有冬天。真会这样吗？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球越来越热却是事实。

而地球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岸线60公里的范围内，经济发达，城市密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洋水体膨胀和两极冰雪融化，可能在2100年前使海平面上升50厘米，就会危及全球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可能会遭受淹没或海水侵入。同时，气候变暖还会影响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随着二氧化碳增加和气候变暖，可能会增加植物的光合作用，延长生长季节，使世界上一些地区更加适合农业生产。但全球气温和降雨的迅速变化，可能使世界更多地区的农业和自然生态环境无法适应或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变化。因而又可能遭受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而且会加剧洪涝、干旱及其他气象灾害。而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灾害增多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厄尔尼诺现象就是一例。厄尔尼诺出现时，东南太平洋高压明显减弱，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气压升高，同时，赤道太平洋上空的信风减弱，因此有时候人们也把厄尔尼诺称为暖信风。目前对厄尔尼诺的认识还很不够，要彻底解开这个谜尚待时日。但很明显，厄尔尼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严重的，最主要的就是使全球气候失调。当然，不可避免的，气候变暖将影响人类健康。气候变暖会增加疾病发生的危险和死亡率，增加传染病。在印度等地区已经出现的热浪便是很好的证明。

鉴于温室效应带来的巨大危害。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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