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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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艺术试读：
推荐序
余秋雨Ⅰ这本书，读得我满心喜悦。
旅人不同于常人，有一种独特的心境，他们在荒漠相遇，在街市邂逅，一抬眼就能彼此沟通。读这本书也是这样，才翻几页就知道遇上了同道，因为我也称得上是一个老资格的旅行者。
同时我也立即明白，为什么这本书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能在英语世界销售40万册。世上同道不少。
为此我要郑重地把这本书推荐给中国读者，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是旅行者，或者准备做旅行者。
这本书就是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Ⅱ
与一般中国读者的预期不同，这本书不是游记散文，不是导游手册，也不是论述旅行历史和意义的常识读本。我们读到的，很像是用小说笔法写出来的人物传记片断。但是，这些人物是那么重要，我们曾经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里仰望过他们的光辉；这些片断又是那么感性，没有记录他们的专业成就，而是留下了他们面对远行的地图、陌生的城市、异国的街道所产生的惊讶、抵拒、喜悦和深思。
这简直是一部纯粹的文学读物，怎么会起了这个书名呢？
其实正是这本书，划分出了旅行的等级。
旅行是万众的权利，每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是，不同的文化程度和人生基调，会使同样的旅途迈出不一样的脚步。我国新兴的旅游事业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时间不长，规模很大，整体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即便是已经达到的较高水平，也与国际认知有很大距离。
例如，旅行的等级并不是由所选路线和所付经费来决定的，这一点明白的人就不太多；有些人自以为明白了，追求旅行的文化含量，把文化古迹当作主要目标，结果不仅把旅行窄化了，也把文化曲解了。《旅行的艺术》展示了一种有关生命和环境厮磨的精神层面，因此也让我们看到了旅行的至高等级。任何杰出的生命都会不断地寻找环境载体，而这种寻找也就是冲撞。冲撞之处未必著名，更不必有古迹，因为既然已经有古人冲撞过，有万人冲撞过，也就很难再发生只属于自己的冲撞。但是，这种独特的冲撞仍然必须包含一定的普遍性，这也是冲撞者通向杰出和伟大的道路。因此，《旅行的艺术》撷取了这些高贵灵魂与自己所遇环境的种种对话，特别是这些对话中徘徊于自己和社会、个人和大众、景物和精神之间的思考。Ⅲ
因此，正是这些高贵灵魂与自己所遇环境的种种对话，揭示了旅行的深层意义。
这本书认为，对旅行的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幸福的体验，而这种幸福，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
何谓理性支配？首先是人对自己无法离开自然与环境而封闭生存的确认；其次是人对自己和群体所处环境的了解，以及对未知环境的向往；其三是人对外部美的发现和寻找，并从中获得自我体验。
何谓积极生活？首先是踏访已知环境的热忱；其次是探测未知环境的勇敢；其三是从自己和环境的斡旋中找到乐趣。
我想，旅行确实能够全方位地满足这种幸福感，而反过来，也只有包含着理性支配和积极生活的态度，旅行本身才能抵达完满。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行的意义已超越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论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来越显现。初一看，旅行者未免孤独、沉默，因为他们疏离了社会，但被他们疏离的社会又是什么样子呢？竟然是越来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于是，反倒是踏遍千山的脚步，看尽万象的眼睛，保留着对人类生态的整体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够的视野、体察和同情。他们成了冷漠社会中一股窜动的暖流，一种宏观的公平。这就使现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担负大道的宗教情怀。旅行，成了克服现代社会自闭症的一条命脉。
本书引述雷蒙德·威廉斯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
18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但是，这里所说的漂泊经验对于普通社会的对抗，并不一定是社会改革的呼吁，更多的还是一种主体感受。感受的拓展和审美的产生，就已经形成对抗，而当这种感受通过文学方式、艺术方式或科学方式表达出来，对抗也就成了一个凯旋式的传播。《旅行的艺术》中引述的一个个主角，都完成了这种凯旋式的传播，而这本书本身，正是这种传播的延续。Ⅳ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语言方式。
质感、细腻、随意，尽量把大感觉化解成小感觉，把理性结论隐藏在几乎看不见的地方，因此也可能根本没有这种结论。这样的文字，有一种感性的征服力。
绝不追求那种经过洗涤的纯美。深信很多艺术写生和游记笔墨都因过度的省略而走向了虚假，因此在感性的谈吐中不避真实生活的芜杂。
这两个特点，来自于旅行生活的本真。真正的旅行视角是感性的，而且不作过度省略，这就从方法论上补充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理性支配”。
这样的文字，也能调整我们在旅行中的心理习惯。我们总是太多概念、太多预设、太多追随、太多知识、太多传闻，而舍弃了本来最值得珍惜的耳目直觉和具体细节，结果，哪儿都走到了，却走得那么空洞，那么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因此，我劝拿到这本书的读者不要性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这些与自己所到景点未必有关，而且显得有点啰嗦的描述。这种从容的语气、优雅的叙述，真应该校正我们过于浮躁的步履。
多少年后，如果我们的旅行队伍中少了很多扬旗吹哨的团队、匆匆追赶的人群，多了一些慢吞吞地关注各地大量零星风味、琐屑世情的陶醉者和凝思者，从而大大提升了旅行的整体品质，那么，追根溯源，也许应该感谢这本书在上海的出版。
译者序
文人与旅行的缘分，从来就是难解难分。
在中国，古人作诗为文，除了要求读万卷书，还讲求行万里路，不少文人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壮游，所以有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豪兴，有陆游“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的体悟，有诗界“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的格言。在西方，作家同时也是旅行家（writer as traveler）也是广得认同的说法。毛姆一生酷爱旅行，足迹所至遍及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中国及南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他还去过俄国和美洲。他的很多小说都和他的旅行经历相关，典型的，如《颤叶集》（The Trembling of the Leaf，1921）中的8个短篇都是根据他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漫游和见闻而写成的。D·H·劳伦斯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在英国、德国、意大利、锡兰（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法国等等国家都能找到他漫游的足迹，他的小说《迷途的姑娘》、《亚伦的藜杖》、《袋鼠》、《羽蛇》等小说就是他在国外游历的产物。其他的许多作家，如康拉德、吉卜林、奥威尔等等，在小说创作中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游历色彩。游历对作家的写作，诚有刘勰所谓的“江山之助”也。
文人与旅行的缘分，更多地体现在文人创作的游记作品。举凡稍有影响的作家，鲜有不写游记的。在中国，不仅有众多千姿百态的山水诗赋，也有缤纷粲然的山水游记。现代文人的游记，如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巴金的《海行杂记》、朱自清的《伦敦杂记》、王统照的《欧游散记》、郑振铎的《山中杂记》、《欧行日记》等等，无一不是旅行时留下的心迹。
闲扯了这么多，现在该归入正题了。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这本《旅行的艺术》（The Art of Travel）的作者，无疑是文人，而且是当今英国文坛上正迅速上升的年轻新秀。生于1969年，已有3部小说、3本哲理性散文集行世。这本《旅行的艺术》创作于2002年，毫无疑问，它记录的也正是作为现代文人的德波顿的旅行，他在旅行中的沉思默想，以及这种沉思默想中升华出的关于旅行的智慧与机智。《旅行的艺术》自问世以来，已经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欧洲、美国和澳洲，它一直摆在畅销书柜，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就卖出了四十多万册。在《时代周刊》（The Times）、《文学评论》（The Literary Review）等欧美报刊上可以读到二十多篇关于此书的评论。现今社会，各种旅行指南、各种关于旅行的感想充斥于书肆报摊，而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一书却能博得读者此般青睐，原因何在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德波顿是一个知识渊厚且富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作者。他曾经是大学的哲学讲师，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从苏格拉底、洪堡，到爱默生、尼采，他都有过系统的阅读。此外，对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他也有广泛的涉猎。因此，在论及“旅行”这一近乎陈词滥调的题材时，他不仅时时表现出理性的悟觉，而且还能结合福楼拜、波德莱尔等文学家的创作，参照凡·高、爱德华·霍珀等画家的作品，多方位地观照“旅行”、剖析“旅行”。我们不难发现，德波顿的旅程，以及他所探讨的旅程，更多的是一种哲性的思绪之旅，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他关注的主要是旅行者内心的世界，而不是外在的行程。正如他在书中指出：
旅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几乎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
德波顿倾听的是旅程中旅行者内心的声音，关注的是陌生场域里可能生发的奇思异想，或者是日常场景中的独到而用心的感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如果我们在加油站，还有汽车旅馆等地方发现了生活的诗意，如果我们为机场和火车车厢所吸引，其原因也许是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些偏僻孤立的地方，尽管它们在设计上是如何的不完美、不舒适，在色彩上是如何的不含蓄，在灯光上是如何的不柔和，但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场景，使我们能暂时摆脱因循僵滞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改易的种种自私的安逸、种种陋习和拘囿。他对飞机场的感悟、对霍珀的《自动贩卖店》中女主人公的孤独和哀婉的体认，还有他在马德里街头深得三昧的踯躅，等等，都能看出他飞扬的哲思、渊博的学识，也能看出他运笔时的匠心和敏悟。
总之，旅行，从出发时的期待和回返时的结果来看，情形可能非常吊诡，但真正的旅行，就德波顿而言，必须是哲理和文化层面上旅者的心灵与旅行地之间的共通和默契。
其次，德波顿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旅人。
谈及《旅行的艺术》一书的创作意图，德波顿曾明确表示，此书并非是一本旅行指南，他也无意涉及旅行的各个方面或者着意于探讨旅行之深义。他说，他只是想记下他对不同地方的不同感受，因此，对读者质疑《旅行的艺术》一书没有包括出发之前的“整装待发”的环节非常恼火，因为，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为读者设计一个完整的行程，而是在于营造一种情绪，藉其流动或跳跃，铺展开来，为全书提供整体感。情绪的飘忽和绵续才是德波顿追求的极致。
在这一点上，德波顿是非常成功的。他的敏感不仅体现在对文学和艺术作品与旅行地之间的奇妙关联的感悟上，如凡·高的画作与普罗旺斯，福楼拜的创作与东方情调等，而且他从不漠视旅行中许许多多司空见惯的细小环节。如他对旅程中飞行的感性表述：
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呈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
云朵带来的是一种宁静。在我们的下面，是我们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也许我们早已参透了这样的真谛，但现在，我们倚着飞机冰凉的舷窗，这种感觉变得从未有过的真切——我们乘坐的飞机是一位渊博的哲学老师，是听从波德莱尔的召唤的信使：
列车，让我和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
带我走，到远方。此地，土俱是泪！
富有哲思，同时又非常感性，并辅之以洗炼的语言，沉蕴却不失机智的笔调，这就是《旅行的艺术》的最突出的特点。
旅行是什么，德波顿并不想急于提供答案；旅行为什么，德波顿似乎也不热心去考求。但是，释卷之后，我相信每个读者都会得到一种答案——这答案，既是思辨的，也是感性的；既酣畅淋漓，又难以言说，因为，它更像是一种情绪，令人沉醉而不自知……
翻开这本书，你踏上的将是一次异乎寻常的阅读旅程。我深信，德波顿无处不在的智慧和机智将影响甚至改变你对旅行的看法，并有可能改变你日后的旅行心态和旅行方式。南治国于星洲华岗出发DEPARTUREⅠ 对旅行的期待On Anticipation
地点伦敦汉默史密斯巴巴多斯
向导于斯曼1
时序之入冬，一如人之将老，徐缓渐近，每日变化细微，殊难确察，日日累叠，终成严冬，因此，要具体地说出冬天来临之日，并非易事。先是晚间温度微降，接着连日阴雨，伴随来自大西洋捉摸不定的阵风、潮湿的空气、纷落的树叶，白昼亦见短促。其间也许会有短暂的风雨间歇，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人们不穿大衣便可一早出门。但这些都只是一种假象，是病入膏肓者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于事无补。到了12月，冬日已森然盘踞，整座城市每天为铁灰色的天空所笼罩，给人以不祥之兆，极类曼特尼亚或韦罗内塞的绘画作品中晦暗的天空，是基督耶稣遇难图的绝佳背景，也是在家赖床的好天气。邻近的公园在雨夜的路灯下，满眼泥泞和积水，甚是荒凉。有一晚，大雨滂沱，我从公园走过，忽地记起刚刚逝去的夏日，在酷暑中，我曾如何躺在草地上，伸展四肢，任光脚从鞋中溜出，轻抚嫩草；我还记起那种和大地的直接接触如何让我觉得自由舒展：夏日里没有惯常的室内、户外之别，置身大自然时，我有如在卧室里一般自在。威廉·霍奇斯：《重游塔希提岛》，1776年
但现在，眼前的公园再次变得陌生，连绵的阴雨中，草地已无从涉足。此时，任何的哀愁，任何得不到快乐和理解的担忧，似乎都能在那些暗红砖石外墙、浸得透湿的建筑，以及城市街灯映照下略泛橙色的低沉的夜空中找到佐证。
这样的天气，以及这个时节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似乎应验了詹佛的名言，一个人每天早晨都得吞食一只癞蛤蟆，这样才能保证他在日间不会遇上更恶心的事），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件事：一天下午，几近黄昏，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大本色彩亮丽、名为《冬日艳阳》的画册。画册的封面是一大片的沙滩，还可以看见沙滩边缘湛蓝的海。沙滩另一边，是一排棕榈树，多数斜立着，再往后，是画面中作为背景的群山；我能想象那山中有瀑布，想象得出山中飘香果树下的荫凉，体会从酷热中解脱的惬意。画册里的摄影图片让我不禁想起描绘塔希提岛的油画——那是威廉·霍吉斯和库克船长一起旅行时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夜色轻柔，热带礁湖边，土著少女在繁茂的簇叶中无忧无虑地（赤脚）欢跳。1776年严冬，霍奇斯首次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这些油画，引起了人们对美景的好奇和向往，而且，从那以后，这类图景一直都是热带风情画的范本；自然，这本《冬日艳阳》也不例外。
那些设计和制作这份画册的人也许还不知道画册的读者是多么容易为那些摄影图片所俘虏，因为这些亮彩的图片，如棕榈树、蓝天和银色沙滩等，有一种力量，使读者理解力受挫，并完全丧失其自由意志。在生活中别的场合，他们原本谨慎，敢于质疑，但在阅读这些图片时，他们却不假思索，变得异常的天真和乐观。这本画册所引发出的令人感动，同时让人伤感的向往便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事件（甚至是整个人生）是如何为一些最简单、最经不起推敲的快乐图景所影响；而一次开销巨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旅程的起因又如何可能仅仅只是因为瞥见了一张摄影图片：图片里，一棵棕榈树在热带微风中轻摇曼舞。
我决定到巴巴多斯岛旅行。2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不论是多么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尽管如此，旅行还是很少迫使人去考虑一些超越实际、需要深层思索的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经常得到应该到何处旅行的劝告，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又如何到达那个地方，尽管旅行的艺术会涉及一些既不简单，也非细小的问题，而且，对旅行的艺术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帮助人们理解希腊哲人所谓的“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eudaimonia）或人类昌盛。3
在对旅行的期望和旅行的现实的关系上总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碰巧读到于斯曼的小说《逆流》。小说发表于1884年，主人公德埃桑迪斯公爵是一个衰朽厌世的贵族，正筹算一趟伦敦之旅，他百般思索，分析了对一个地方的想象和实际情形之间令人极度沮丧的差异。
在于斯曼的小说中，德埃桑迪斯独自住在巴黎市郊的一处宽敞的别墅。他几乎足不出户，因为这样，可以使他避免看见他所以为的人之丑陋和愚蠢。他还年轻时，一天下午，冒险到附近的村子去了几个小时，结果发现他对他人的憎恶更甚。从那以后，他决意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的床上，阅读文学经典，同时构想自己对人类的一些尖酸刻薄的想法。但有一天清早，德埃桑迪斯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想到伦敦旅行。这变化，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在到伦敦旅行的意念萌生之时，他正坐在火炉边读一本狄更斯的小说。这小说引发了他对英国人的生活情形的种种想象。事实上，对此他之前已冥思良久，只是现在，他热切地盼望能亲眼一睹。兴奋已让他难以自持，所以，他差使仆人打点好行装，他自己呢，则身着灰色花呢套装，脚蹬一双系带短靴，头戴一顶圆顶礼帽，还披了件蓝色亚麻长斗篷，搭乘最早的一趟火车去了巴黎。离开往伦敦的火车正式出发还有些时间，他走进了丽弗里街的加里尼涅英文书店，买了一本贝德克尔的《伦敦旅行指南》。书中对伦敦名胜的简练描述让他觉得美不胜收。接着，他走到附近的一间英国人常来光顾的酒吧。酒吧里的氛围活脱脱是狄更斯小说中的场景：他想起了小杜丽，朵拉·科波菲尔和汤姆·品奇的妹妹露丝坐在和这酒吧间相似的温馨明亮的小屋里的情形。酒吧里的一位顾客有着威克费尔德先生一般的白发和红润肤色，而其分明的面部轮廓、木然的表情和无精打采的眼神又让人想起塔金霍恩先生。
德埃桑迪斯觉得有些饿，便到了隔壁的一家英式小餐馆。餐馆在阿姆斯特丹街，靠近圣拉扎尔火车站。餐馆里光线昏暗，烟雾弥漫，柜台上摆着一长排啤酒，还摊着小提琴般褐色的火腿，以及番茄酱般红色的大龙虾。一些小木餐桌旁，坐着健硕的英国女人。她们的长相很男性化，露出硕大的牙齿，有如调色刀；她们手脚粗长，脸颊像苹果般红通通的。德埃桑迪斯找了一个桌子坐下，点了牛尾汤，烟熏鳕鱼，还要了一份烤牛肉和土豆，一些艾尔啤酒和一大块斯提耳顿干酪。
随着火车离站时刻的迫近，德埃桑迪斯对伦敦的梦想行将变为现实，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忽地变得疲乏和厌倦起来。他开始想象自己若真的去伦敦该是如何的无聊和乏味：他得赶到火车站，抢个脚夫来搬行李，上了车，得睡在陌生的床上，之后还得排队下车，在贝德克尔已有精到描述的伦敦街景里拖着自己疲惫的身子瑟瑟前行……想及这些，他的伦敦之梦顿时黯然失色：“既然一个人能坐在椅子上优哉游哉捧书漫游，又何苦要真的出行？难道他不已置身伦敦了吗？伦敦的气味、天气、市民、食物，甚至伦敦餐馆里的刀叉餐具不都已在自己的周遭吗？如果真到了伦敦，除了新的失望，还能期待什么？”仍然是坐在椅子上，他开始了自我反省：“我竟然不肯相信我忠实可信的想象力，而且居然像老笨蛋一样相信到国外旅行是必要、有趣和有益的，我一定是有些精神异常了。”
结果自然是，德埃桑迪斯付了账单，离开餐馆，依旧是搭上最早的一趟火车回到了他的别墅。一起回家的当然还有他的行李箱、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毛毯、他的雨伞和他的拐杖。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家。4
实地的旅行同我们对它的期待是有差异的，对此观点，我们并不陌生。对旅行持悲观态度的人——德埃桑迪斯应该是一个极佳的典范——因此认为现实总是让人失望。也许，承认实地的旅行和期待中的旅行之间的基本“差异”，这样才会更接近真实，也更有益。
经历了两个月的期待，在2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我的同伴抵达了巴巴多斯的格兰特利·亚当斯机场。从下飞机到低矮机场大厅间的距离很短，但却足以让我感到气候的剧烈转变。才几个小时，我就从我所居住的地方来到了一个闷热潮湿的所在，这种天气，在我所居住的地方，五个月后方会来临，而且，闷热潮湿的程度也不会如此难耐。
一切都和想象相异——相形于我的想象，这里的一切简直就让我吃惊。在这之前的几周里，只要想到巴巴多斯岛，萦绕脑际的不外乎是三种恒定的意象，它们是我在阅读一本相关的宣传册和航空时刻表时开始构想并凝固成型的：其一是夕阳下挺立着棕榈树的海滩；其二是一处别墅式的酒店，从落地窗看过去，是铺着木质地板、有着洁白的亚麻床罩的房间；其三呢，则是湛蓝无云的天空。
如果有人要问，我自然会承认岛上还有别的东西，只是我无需它们来构建我对巴巴多斯岛的印象。我的行为就像是经常到剧院看演出的观众，仅从背景画布上的一棵橡树或一根陶立克式的柱子便能自然地想象剧台上的一切都发生在舍伍德森林或古罗马。
然而，一踏上巴巴多斯岛，我就意识到“巴巴多斯”这一词还应包含太多的内涵。譬如说，一个巨型的储油设施，上面印着英国石油公司的黄绿两色的标志；穿着一尘不染的褐色制服的移民局工作人员坐在用夹板钉起来的箱子上，带着一点好奇，漫不经心地翻阅入境游客的护照（有如一个学者在翻阅图书馆闭架书库里的手稿），而等候入境的游客队伍已排出机场大厅之外，延伸到飞机跑道的边缘；在行李传送带上方印着朗姆酒的广告，在海关的过道上挂着总理像，在迎宾大厅有外币兑换处，在机场大厅之外是成群的出租车司机和导游……如此繁复的景象扑面而来，如果说它们可能对我产生什么影响，那就是它们奇怪地让我更难看到我本想来此一睹的巴巴多斯岛。
在我的预期中，机场与饭店之间是一段空白。从行程安排表的最后一行（很押韵的一句“15点35抵达巴巴多斯2155”）到酒店房间之间本应空无一物。我的脑子里本来空空的，可现在心里却涌起对一些景象的不满，如塑料垫已破烂的行李传送带，堆满烟灰的烟缸上两只翻飞的苍蝇，迎宾厅里转动着的巨型电扇，仪表板有假豹皮镶边的白色出租车，机场外大片荒地上一只无家可归的狗，环形交叉路口立着的“豪华公寓”的广告，一个叫“巴达克电子公司”的工厂，一排用红、绿色铁皮做屋顶的建筑，一辆车子前后车窗间立柱的橡皮上写着的小小的“大众汽车公司，沃尔夫斯堡”的字样，一处不知名的色彩艳丽的灌木丛，一个酒店的接待前台，显示着6个不同地方的时间，墙上还用图钉固定着一张写有“圣诞快乐”的贺卡，而圣诞节已过去了两个月……到达几个小时后，我才慢慢将自己和想象中的酒店房间联系起来，只是我先前没有想到房间里的空调机是如此庞大，也没有料到洗手间只是用塑料贴面板分隔而成，上面还贴着告示，正告客人节约用水。
如果说我们往往乐于忘却生活中还有众多的我们期待以外的东西，那么，艺术作品恐怕难逃其咎，因为同我们的想象一样，艺术作品在构型的过程中也有简单化和选择的过程。艺术描述带有极强的简括性，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必须承受那些为艺术所忽略的环节。一本游记，譬如说，可能会告诉我们叙述者“旅行”了一个下午赶到了山城X，而后在山城里的一座建于中世纪的修道院里住了一宿，醒来时已是迷雾中的拂晓。事实上，我们从不可能“旅行”一个下午。我们坐在火车上，腹中刚吃过的午餐在翻腾。座位的罩布颜色发灰。我们看着车窗外的田野，然后又回视车厢内。一种焦虑在我们的意识里盘旋。我们注意到对面座位的行李架上一个行李箱上的标签。我们用一个手指轻轻地敲打窗沿。食指的指甲开裂处勾住了一个线头。天开始下雨了。一颗雨滴沿着蒙满灰尘的车窗玻璃滑下，留下一道泥痕。我们在寻思车票放在哪里。我们又看着窗外的田野。雨还在下。火车终于启动了。火车经过了一座铁桥，然后不明缘故地停了下来。车窗上停着一只苍蝇……所有这些，可能还只不过是“他‘旅行’了一个下午”这一意蕴繁杂却让人误解的句子中的“下午”的第一分钟里发生的一些事件。
如果要求一个讲故事的人给我们提供如此琐屑的细节，他必定很快恼怒不已。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就像是用这种方式讲故事，用一些重复、不着边际的强调和没有条理的情节惹我们厌烦。它坚持要向我们展示巴达克电子公司，向我们展示车厢里的安全扶杆、无家可归的狗、圣诞卡，还有那只先是停在那个堆满烟灰的烟灰缸边缘，进而停落在烟灰之中的苍蝇。
知晓了这些事实，我们便不难解释此种怪现状了，那就是在艺术作品和期待中找寻有价值的因素远比从现实生活中找寻来得容易。期待和艺术的想象省略、压缩，甚至切割掉生活中无聊的时段，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导向生活中的精彩时分而毋须润饰或造假，结果是，它们所展现的生活气韵生动、井然有序。这种气韵和秩序是我们纷扰错乱的现实生活所不能呈现的。
在加勒比海海岛上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开始回顾自己的旅程（在房间外的小树丛里有蟋蟀的鸣叫，还有虫子活动时发出的声音），现时的纷扰迷乱居然已经开始淡逝，而有些事件则变得明晰起来：原来，在这种意义上，回忆和期待一样，是一种简化和剪辑现实的工具。
现时的生活正像是缠绕在一起的长长的胶卷，我们的回忆和期待只不过是选择其中的精彩图片。在我飞往巴巴多斯岛长达九个半小时的旅程中，保存下来的记忆只不过六七个静止的画面。今天仍然留存的画面，便是飞行过程中支在座位上的小餐板。我在机场所有的经历，记忆中留存下来的也不过是手持护照等候审查入关的长长的队伍。我的各种经历已经压缩成一种清晰无误的叙述：我成了一位从伦敦飞来此岛并入住岛上酒店的旅客。
我早早地酣然入睡了，醒来时已是我在加勒比海边的第一个清晨——当然，在这简括的词句背后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并不简括的事实。5雅各布·冯·雷斯达尔：《阿尔克马尔风景》，1670—1675年
德埃桑迪斯曾试图到英国旅行，在这之前的许多年，他还想过到另一个国家旅行，这个国家就是荷兰。在动身前，他把荷兰想象成特尼尔斯、扬·斯丁、伦勃朗、奥斯塔德的画作所描绘的地方。他期待那里有简单的家族生活，同时不乏肆意的狂欢；有宁静的小庭院，地上铺的是砖石，还可以看见脸色苍白的女仆倒牛奶。因此，他到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旅行了一趟，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尽管如此，那些画作并没有骗人，荷兰人的生活确有其简单和狂欢的一面，也有铺着砖石的漂亮庭院，能看到一些女佣在倒牛奶，然而，这些珍宝都混杂在一大堆乏味的日常影像中（如餐馆、办公楼、毫无特色的房屋、少有生机的田野等），只不过荷兰的画家们从不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这些普通的事物而已。旅行时，置身于真实的荷兰，我们的体验也因此奇怪而平淡，全然不及在卢浮宫的荷兰画作展厅里浏览一个下午来得兴奋，因为在这几间展室里，收藏有荷兰和荷兰人生活中最美好的方面。
有些荒谬的是，旅程结束后，德埃桑迪斯发现在博物馆里欣赏荷兰画作更能让他体验到他所热爱的荷兰文化的方方面面，而这种体验，是他带着16件行李和两个仆从到荷兰旅行时所没有的。6
在岛上的第一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披上酒店提供的睡袍，我走到阳台上。东方出现了第一线曙光，天色是浅淡的灰蓝。一晚喧嚣过后，一切的生灵，甚至于风都似乎在沉睡，是在图书馆里的那种寂静。酒店房间往外，绵亘着的，是宽阔的海滩。视野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些椰子树，而后是宽阔的沙滩和无垠的大海。我越过阳台的低栏杆，穿行在沙滩上。大自然在这里充分展示她的柔情。似乎是要着意补偿她在别的地方的粗鲁狂暴，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马蹄形海湾，并决意在且只在这里展呈她的慷慨和仁爱。椰子树提供阴凉和奶汁，沙滩上布满贝壳，沙子细腻润滑，是骄阳下饱满成熟的麦穗般金黄的颜色，还有那空气，即便在树阴下，也暖润十足，全然不同于北欧空气中的热度，脆弱不常，甚至在盛夏，空气中的温暖也总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其固执和特有的寒意。
在海边，我找了一把躺椅躺下。耳旁涛声絮语，像是一个友善的巨怪小心地从高脚酒杯里汲水时发出的声音。几只早起的海鸟带着黎明时的兴奋，在海空中疾飞。身后，从树的间隔看去，是度假房的椰纤屋顶。而呈现在眼前的是平缓的海滩，舒展着温柔的曲线，一直延伸到海湾尽头，再往后则是热带林木葱茏的群山。视野里的第一排椰子树朝着蔚蓝的大海不规则地倾斜，似乎故意伸长脖子，以更佳的角度迎向太阳，此情此景，正是我在画册上看到的情形。
然而，上面的描述并没有真切地体现我在那天早上的心境，因为我当时的心情不仅困惑，而且沮丧，全然没有当时的“此情此景”可能传寓的轻松。我也许注意到了几只海鸟带着黎明时的兴奋在海空中疾飞，但我当时的注意力为别的一些事件所分散，它们同“此情此景”既不相关也不协调，其中有在飞行途中开始发作的喉痛，担心同事可能没收到我将外出的通知，两个太阳穴发胀，以及越来越强烈的便意等等。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先前被忽视的重大事实：在不经意中，我已经到了这个岛上。
我们专注于一个地方的图片和文字描述时，往往容易忘记自我。在家时，我的眼睛反复盯住巴巴多斯岛的每一张摄影图片，并没有想到眼睛其实是和身体，以及在旅行中相伴相随的我们的心智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很多情形下，由于它们的在场，我们眼之所见便部分、甚至全部地失去了意义。在家中，我可以专注于酒店房间、海滩或天空的图片而忽略跟它们密切相关的复杂环境，而这些图片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更宽广、更繁杂的生活的一小部分。
我的身体和心灵是难缠的旅伴，难以欣赏这趟旅行之美。身体觉得在岛上难以入眠，抱怨天气太热、抱怨这里的苍蝇以及酒店里难以下咽的饭菜；心智呢，则感到焦虑、厌倦，还有无名的伤感，以及经济上的恐慌。
我们曾期望持久的满足感，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处在一个地方所得的幸福感和同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感似乎一定只能是短暂的。对于敏感的心智而言，这种幸福感显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只是在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我们将过去和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思绪凝合在一起，所有焦虑顿然释解；我们沉浸于周围世界，真切地感受它们。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很少能持续10分钟，在我们的意识里，新的焦虑总在生成，一如爱尔兰岛西岸的寒湿气流，每隔几天总要登岛一次。过去的胜利不再辉煌，将来的情形显得复杂不定，影响到眼前的美景，它们也变得像总在我们周围的其他景观一样，让人视而不见。
我开始发现了一种我所未曾料想到的事实：那个呆在家里郁郁寡欢的我和现在这个正在巴巴多斯岛的我之间是连续的，并无二致；而与这种连续性相对应的是风景和气候上的非连续性——在岛上，甚至这里的空气似乎都是用一种甜润的、全然不同的物质生成的。
第一天的上午10点左右，我和M躺在我们的沙滩小屋外的躺椅上。海湾的上空飘着一片似带羞涩的云朵。M戴上耳机，开始细读埃米尔·涂尔干的《论自杀》。我则环顾四周。对旁观者而言，“我”就在我躺着的地方。但实际上，“我”，这里指的是思绪中的我，已确切地离开了躯体，正焦虑着未来，特别是担心午餐费用是否已含在房费之内。两小时后，我们坐在酒店餐厅一角的餐桌旁享用着木瓜（午餐和当地消费税都包含在房费之内），那个曾离开躺椅上我的躯体的“我”又开始游离身外了，而且离开了巴巴多斯岛，到了一个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将要面对的问题工程的现场。
似乎早在几个世纪前，对于那些一直担忧未来事态的人们来说，其身上便有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进化优势。这些先辈们也许未曾很好地享受他们的经历，但至少他们生存下来了，并塑就了他们后人的性格。反观他们的兄弟，那些当初纵情和只关注当下处境的人，却落得惨死野牛角下的下场。
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回想起我们对未来近乎永恒的焦虑，因为当我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归来，最先从记忆中消失的便很可能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对“将来”（即现在）是如何的焦虑，以及我们的思绪曾如何频繁地游离于旅行地之外。对一个地方的记忆图景和对它的期待图景中都有一种纯正性：是这一地方本身让自己凸现出来。
如果在家里我还对巴巴多斯岛念念不忘，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认真仔细且长时间地阅览巴巴多斯岛的图片。假使我在桌上摆一张巴巴多斯岛的图片，强迫自己盯着它看上25分钟，我的心智和身体也自然会游移，为许多外在于巴巴多斯岛的焦虑所纠缠；我也许会因此更真切地体验到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对我们心智的旅行的影响是如何之小。
这里出现了另一矛盾情形，只有当我们不必亲临某地去面对额外的挑战，我们方能最自如地置身其中，对此，德埃桑迪斯一定会感同身受。7
在我们动身离开的前几天，我和M打算在岛上四处走走。我们租借了一辆小型越野车，开着它往北，到一处叫苏格兰的崎岖陡峭的山地，那是17世纪奥利佛·克伦威尔流放英国天主教徒的地方。在巴巴多斯岛的最北端，我们参观了动物花洞（Animal Flower Cave），那是海浪冲击石崖，在崖表留下的许许多多的洞穴。洞穴里住满了巨大的海葵，在坑坑洼洼的石崖上铺蔓开来，当它们伸出触角时，看上去像是黄、绿色的花簇。
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往南，到达圣约翰的教区，在那里的一个林木葱茏的小山上，我们找到了一个餐馆，它位于一栋古老的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物的长廊内。餐馆的花园里长着炮弹树，还有开满花的非洲郁金香树，满树的花朵就像是倒悬的喇叭。从一页介绍词上我们获知这建筑和花园都是1745年安东尼·哈钦森爵士在此统治时建造的，造价显然非常高昂，耗费了10万磅食糖贸易之所得。沿着走廊，摆放着十张餐桌，正对着花园和大海。我和M在走廊的尽头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桌旁是开着叶子花的灌木丛。M点了一大份甜辣酱虾，我要了红酒海鱼片，里面放有洋葱和香草。我们谈论着殖民制度，还有在这里防晒霜（即便是最好的防晒霜）的不可思议的低效用。至于甜点，我们要了两份焦糖布丁。
甜点上来了，M的那份较大，但看上去像是曾经掉在厨房地板上然后再捡起来那样不成形状；我的一份则较小，但精致成形。餐馆服务员一走开，M便起身把她的盘子和我的盘子对换了一下。“别偷走我的甜点，”我有些生气地说。“我还以为你想要大的一份，”她回答道，一点也不给我情面。“你是想拿好的那份！”“我并不是像你那样想的，我只是想对你好而已！别这样多疑好吗？”“得了，对我好，把我的一份给我就行了！”
就这一会儿，我和M都感到了难堪，因为在那孩子气的口角背后，我们都感觉到了彼此不合、相互不信任的恐惧。
M极不友善地退回了我的甜点，只尝了两勺她的甜点，然后将盘子推到了桌子的一边。我们再也没有言语。付完账，我们便开车回酒店，车子引擎的声音掩盖了我们之间的强烈怨愤。我们不在时，酒店服务员整理了房间，床上换了干净的床单，矮柜上还摆放了花束，浴室里也放着新的大浴巾。我从浴室的毛巾架上掀了一条浴巾，走出房间坐在阳台上，狠狠地带上落地窗门。椰子树投下舒适的阴凉，在下午的微风里，它们交叉在一起的叶子不时地重新组合，变着样式。但是，虽有如此美景，我们却无快乐可言。几小时前的甜点之争，使我对任何实际的事物和任何美的景致都不能产生快感。舒适的浴巾、花朵和迷人的风景都变得与我无涉。我的情绪无法借助美好的外在事物而变得高昂起来；相反，如此完美的天气，还有晚上即将进行的海滩烧烤，让我觉得是一种羞辱。
那天下午，空气中搀杂着眼泪、防晒霜和空调冷气的味道，我们心境凄然；它提醒我们：人类情绪受制于一种僵硬和不宽容的逻辑，若我们想象眼前的美景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而忽略这种逻辑，那我们就错了。无论是赏心悦目的事物，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从中获取幸福的关键似乎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满足自己情感或心理上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需求，诸如对理解、爱、宣泄和尊重的需求。我和M突然发现彼此承诺的恋情中充满了沟通障碍和怨愤，我们将不会，也不可能会安然享用华丽的热带花园和迷人的海滩木屋。
仅仅是一次发怒，居然让我们不再能够享受整个酒店的所有迷人之处。如果我们对这怒气的威力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们曾经误解了影响我们情绪的关键因素。在家时，我们情绪低落，诅咒气候的恶劣，抱怨建筑物的丑陋，然而，到了热带岛屿上，在湛蓝天空下有着椰纤屋顶的小木屋里，一场争论过后我们明白的却是这样一个道理——天空的状态和我们所居住的建筑物的外表决不能凭它们自身的力量保证让我们畅享快乐，或倍感凄然。
我们所进行的一些巨大的工程，诸如酒店的建造和海湾的疏浚等，同我们的一些细微和基本、却能消解这些宏伟工程留给我们的印象的心理情结形成了反差。人类文明的一切优势，竟然在我们遭遇这一次小小的争吵之后如此迅速地荡然无存！这些心理情结之难以应付，正说明了一些古代哲人的朴素且具讽刺意味的智慧：他们主动抛却浮华和俗世纠缠，住进小泥屋，甚至木桶里，并坚持认为构成幸福的关键因素并非是物质的或审美的，而永远是心理上的。薄暮时分，在海滩烧烤的火光所映照不到的暗处，我和M言归于好，这时，丰盛的烧烤晚宴相对我们当时的幸福而言，已经太不重要了！这也许再真切不过地印证了上述古代哲人的睿智。8
除了荷兰之行和未成行的英国之旅，德埃桑迪斯再也没有打算过到国外旅行。他就呆在他的小别墅里，让自己置身于各式各样的事物之中，这些东西让他很容易就享受旅行的精髓。他在墙上挂着各种彩色图片，上面标示着外国的城市、博物馆、酒店和开往瓦尔帕莱索或普赖特河的班轮，俨然是旅行社的宣传橱窗。在他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框框条条，都是大的船运公司的班轮时刻表。他在一个水缸里养了些水草，还买来一只小帆船，一些船用的索具以及小的海员模型……藉着它们，他能体验到远航的最大乐趣，却免去了航海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适。德埃桑迪斯用于斯曼的话表述自己的结论：“想象能使我们平凡的现实生活变得远比其本身丰富多彩。”在任何地方，实际的经历往往是，我们所想见到的总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现实场景中变得平庸和黯淡，因为我们焦虑将来而不能专注于现在，而且我们对美的欣赏还受制于复杂的物质需要和心理欲求。
我还是抛开了德埃桑迪斯的干扰而出外旅行。尽管如此，有时候，我也和他一样，觉得最好的旅行莫过于呆在家里，一边悠闲地翻着英国航空公司用圣经纸印刷的世界航班时刻表，一边在想象的国度里飞翔、遨游。Ⅱ 旅行中的特定场所On Travelling Places
地点高速公路加油站机场飞机火车
向导波德莱尔霍珀1
在伦敦通往曼彻斯特的高速公路旁，有一家用红砖搭建的加油站。加油站只有一层高，有玻璃橱窗，从那里可以俯瞰下方的高速公路，以及路旁单调的平坦无垠的原野。加油站的前院悬着一幅巨大的塑胶广告旗帜。上面的内容是一只煎鸡蛋、两根香肠和成堆的烤菜豆。它招揽来过路的司机，也吸引了邻近田野里的一群羊。
我是在傍晚时分到达这家加油站的。西边，天空正布满红霞。加油站的一边是一排景观树，在过往车辆持续低闷的噪音里，还能听到树丛里的鸟鸣。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孤独地看车窗外天边的云起云聚；看路旁草坡外市镇里的灯火闪烁，看公路大桥和车窗外超前的大车小车的匆促背影……车厢里的空调机制冷时，总发出连续不断的噼哒声，像是有回形针不停地落在引擎罩上。下车时，我已觉昏眩。我的感官也需要调整，重新适应脚下坚实的土地，习惯拂面的微风和夜即将来临时似有若无的天籁。
餐馆里灯火通明，有些太过暖热。墙上挂着咖啡杯、糕点和汉堡包的巨幅照片。一位女招待在给自动饮料售卖机添加饮料。我拿了一只托盘，沿着金属台面滑过去，买了一块巧克力和一份橙汁，在餐馆全是玻璃窗的那一边找了位子坐下来。大块的窗玻璃被带状的米色油灰所固定，油灰湿湿的、粘粘的，我都禁不住想用指甲去抠它。窗外，草坡往下，一直伸延到高速公路边。隔着窗玻璃看过去，6个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车辆无声疾驰，车流优雅而对称，在渐浓的夜色里，每辆车的车型和颜色已不可辨，只能看见由红、白两色钻石般闪亮的车灯串成的彩带朝着相反的方向，伸展到无尽远处。
加油站里的顾客并不多。一位女士正悠闲地转动茶杯里的茶叶袋。一位男士和两个小女孩在吃汉堡包。一位年纪稍长蓄着胡须的男人在做填字游戏。没有人交谈。整个的氛围让人易于冥想，也会略觉伤感——只有隐隐约约的吹奏管乐的轻快节奏和柜台上一张照片里正要张口咬一块熏肉三明治的女人靓丽的微笑，让人稍觉轻松。餐厅正中央的天花板下悬着一只纸板箱，伴着空调出风口送出的微风不安分地晃动。纸板箱上写着餐馆的促销广告——买任何一种热狗即可获得免费的葱油圈。纸板箱形状奇怪，还倒置着，看来这并非完全是餐厅主管所设想的形状，一如罗马帝国偏远国土上的那些里程碑石，其形状背离了帝国中心标准的设计规范。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加油站的建构很糟糕。整个餐厅里都能闻到一股燃油味，还有地板清洁剂中柠檬香精的气味。餐厅提供的食物油腻腻的，餐桌上有星星点点已发干的番茄酱，这是早已离开的旅客留下的纪念。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远离喧嚣、孑然独立在高速公路一旁高地上的加油站，还是有些诗意的。它的情状让我联想到别的一些同样能让人意外地发现诗意的地方，如机场大楼、港口、火车站和小旅馆等等；它也使我联想到一位19世纪作家和一位20世纪的画家的作品，这位19世纪的作家对人类较少注意到的旅行地点有着不同寻常的感知能力，受其启发，那位20世纪的画家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2
查尔斯·波德莱尔于1821年生于巴黎。很小的时候，他就不愿呆在家里。5岁时，父亲死了。1年后，他母亲再度结婚，对于继父波德莱尔没有好感。他被送到多所寄宿学校读书。由于不守校规，他一再地被这些寄宿学校逐出校门。长大后，他发现自己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格格不入。他和母亲、继父争吵，穿剧台上才使用的黑色斗篷，在自己的卧室里挂满德拉克洛瓦的名画《哈姆莱特》的平版复制品。在日记中，他抱怨自己深受折磨，其根源之一是“一种可怕的病魔——对家的恐惧”，其次则是“幼年便有的孤独感。尽管有家人，特别是有学校里的朋友，一种注定终生孤独的宿命感总也挥之不去”。
他梦想着能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大陆上，让他彻底忘却“平常的生活”——这是一个让他发怵的字眼。他梦想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去，到《旅行的邀约》中的对偶诗句描述的神奇之所去，那里一切充满“秩序、美丽/华贵，静谧和活色生香”。然而，他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经告别北部法国的阴沉的天空，结果是沮丧而归。他动身离开法国，其目的地是印度。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他乘坐的船遭遇了海上风暴的打击，停靠毛里求斯检修。毛里求斯岛林木葱翠，环岛都是热带棕榈树，这正是波德莱尔曾经梦想一游的地方。但糟糕的是，他始终不能摆脱一种伤感和无精打采的状态，因而对未竟之旅产生怀疑，认为即便是到了印度，情形也不会更好。于是置船长的一再劝说于不顾，他坚持返航回到法国。
这段旅行使他终其一生对旅行又爱又恨。在《旅程》中，他充满讽刺意味地想象从远方归来的旅行者的叙述：
我们看见星星，
波涛；我们也看到了沙滩；
尽管有许多麻烦和突如其来的灾难，
就像在这里，我们总觉厌烦。
尽管如此，他还是盼着能出外旅行，也觉察到旅行对自己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结束毛里求斯之旅回巴黎后不久，他便梦想着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旅行：“现实的生活就像是一家医院，每个人都疲于更换自己的病床。有人喜欢靠近暖气片的病床，有人喜欢靠窗。”好在他并不因为自己是这众多病人中的一个而感羞愧：“对我而言，我总是希望自己在一个我目前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因而到另一地方去永远是我满心欢喜的事情。”波德莱尔有时梦想着旅行到里斯本，那里气候温暖，他会像蜥蜴一样，躺在太阳下便能获得力量。里斯本是个水、大理石及光的都市，让人自在从容，敏于思索。然而，对葡萄牙的幻想还未及完结，他又想，也许在荷兰，他会更快乐。接下来，他马上又想为什么不是去爪哇，波罗的海？甚至为什么不是北极，在那里，他可以在极夜的黑暗里观察彗星是如何划过北极的天空！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他真正的愿望其实是想离开现在的地方，正如他最后总结的那样：“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
波德莱尔看重对旅行的幻想，认为这是一种标记，代表高贵的追索者的灵魂，对此类追索者，他称之为“诗人”：他们从不满足于故乡的所见所闻，尽管他们清楚他乡也并非尽善尽美；他们情绪多变，时而希望满怀，看待世界如孩童般理想；时而绝望无从，愤世悲观。像朝圣的基督徒，诗人注定生活在一个陷落了的世界里，但同时，他们又不肯认同一种变通的、较少妥协的世界。
同这些观点相反，在波德莱尔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终其一生，他都为港口、码头、火车站、火车、轮船以及酒店房间所吸引；那些旅程中不断变换的场所让他觉得比家里更自在。一旦感受到巴黎的压抑，觉得巴黎的生活似乎“单调狭窄”，他就会离开，“因为想离开而离开”，旅行到一个港口或火车站，在那里，他能听到内心的呐喊：
列车，让我和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
带我走，到远方。此地，土俱是泪！
在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中，T·S·艾略特指出波德莱尔是19世纪展示现代旅游地和现代交通工具之美感的第一位艺术家。艾略特写道：“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浪漫乡愁。”这包括：“告别之诗和候车室之诗。”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加油站之诗”和“机场”之诗。3
在家不开心的时候，我常搭上去希思罗机场的火车或机场巴士。在机场2号大楼的观光走廊上，或者从机场北面跑道一侧的万丽酒店的顶楼，我观看飞机连续不断地在机场起降，十分畅意。
1859年对波德莱尔是艰难的一年，在经历了《恶之花》的审判过后，他和情人詹妮·杜瓦尔的关系又宣告破裂。他于是到母亲的家乡——翁弗勒尔看望她。他在翁弗勒尔待了两个月，常在码头边找一个椅子坐下，看各种船只停靠、起航。“那些高大壮观的轮船，平稳地停在止水上；还有那些看似充满梦幻和闲适的轮船，它们难道不是在对我们无声耳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快乐之旅？”
从机场的09L/27R区（就是飞行员所熟悉的北跑道）附近的停车场看去，天空中的波音747飞机起初只是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点，似流星坠向地球。波音747已在空中飞行了12小时。它是拂晓时分从新加坡起飞，飞越了孟加拉湾、德里、阿富汗沙漠和里海，接着，它飞越罗马尼亚、捷克、德国南部，然后开始平缓降落。降落过程非常平缓，以致很少有乘客感觉到在飞越荷兰附近灰棕色、波浪翻滚的海面上空时飞机引擎细微的变化。接着飞机沿着泰晤士河飞过伦敦上空，再往北，到哈默史密斯附近，飞机机翼上的阻力板开始展开。飞机开始在阿克斯布里奇上空盘旋，最后在斯劳的上空，调直方向，对准跑道。从地面看去，白点慢慢变大，成了一个两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巨大的机翼下悬着的四只引擎像是它的耳环。在细雨中，飞机缓缓而近乎庄严地迫近机场，机身后成团的雨雾凝结，像是它拖曳的面纱。飞机的下方便是斯劳的郊区。时间是下午3时。在独立的别墅里，有人正在给水壶灌水。客厅里，电视机正开着，但声音关掉了。墙上有红色和绿色的光影移动。这就是平常的生活。而在其上方，是一架几小时前还在飞越里海的飞机。从里海到斯劳，飞机是尘世的一种象征，带着它飞越过所有地方的风尘；它永不停歇的飞行给人们以想象的力量，藉此消解心中的沉滞和幽闭感。还是在早晨，飞机在马来半岛——一个让人联想到番石榴和檀香木的气息的地方——的上空飞行，而现在，在如此长时间地脱离地面之后，在离地仅数米的上空，飞机似乎已趋静止，它的鼻子向上，像是在稍作歇息，然后，它的16个后轮接触到柏油跑道，掀起一阵烟尘，充分显示了其速度和重量。
在一条平行的跑道上，一架A340正起飞开往纽约。在斯泰恩斯水库的上空，飞机收起了阻力板和机底的轮子，因为在接下来的8小时穿云越海的飞行时间、3000英里的飞行距离里，飞机用不上它们，直到飞行至长滩一排排白色长条板平房的上方，飞机准备降落时才再度用得上它们。从飞机涡轮风扇发动机排出的热雾里，可以看见别的整装待发的飞机。放眼整个机场，到处可见正在移动的飞机，在灰色的地平线的陪衬下，它们多彩的后翼如同帆船赛场上林立的船帆。
机场3号候机厅的背面，沿着其由玻璃和钢架结构建成的外墙，停着4架巨型客机。从机身上的标志判断，可知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加拿大、巴西、巴基斯坦和韩国。在起飞前的几个小时里，它们机翼的间隔才不过几米，但随后，它们将开始各自的旅程，迎着平流层的风飞向各自的目的地。同船泊靠码头时的情形相似，飞机降落后，一场优美的舞蹈也就开始了。卡车溜到机腹下方；黑色的油管牢牢地接到机翼上；机场舷梯的方形橡胶接口连到机舱出口；货舱门打开了，卸下有些磨损的铝制货箱，货箱里装载的可能是几天前还悬挂在热带果树枝头的水果，或者是几天前还生长在高原峡谷里的蔬菜；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飞机的一个引擎旁架好了梯子，他们打开引擎罩，里面全是复杂的电线和钢管；毛毯和枕头从前舱卸下了飞机；乘客们开始走下飞机，对他们而言，这个普通的英国的下午将会有些超自然的意味。
在机场，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莫过于机场大厅天花板下悬着的一排排电视屏，上面显示着进出港的飞机航班的情况；这些显示屏，不曾有美感上的考量，放在整齐划一的罩盒里，屏上显示的文字版式呆滞乏味，却能使人兴奋，触发想象力。东京、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布尔；华沙、西雅图、里约热内卢。这些显示屏能引发人们诗意的共鸣，一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最后一行：“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不仅明晰地记录了小说《尤利西斯》的写作地点，同样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隐藏在这一行文字背后大都会精神的象征。源于这些显示屏的，是持续不断的召唤，有时还伴随有电视屏上光标不安分的闪烁，似乎在昭示，我们既有的生活多么容易被改变：假设我们走过一条通道，登上飞机，那么数小时后，我们将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下午3点，正是我们困乏和绝望之际，如果我们能摆脱困乏和绝望的掌控，并坚信总会有一架飞机带着我们飞向某一个地方，就像是波德莱尔所谓的“任何地方！任何地方！”，或者是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那该是多么快意的事情！4
波德莱尔羡慕的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如车站、码头、机场等地方，他也羡慕那些交通工具，特别是海上行驶的轮船。他曾写道：“凝视一艘船，你会发现它散发出深邃、神秘的魅力。”他到巴黎的圣尼古拉斯港观看平底船，到鲁昂和诺曼底的港口观看更大的船只。他惊讶于和这些船只相关联的科技成就，它们竟能使如此笨重复杂的船体协调合作，优美地穿行海上。一艘巨轮让他想起“一个庞大、复杂却又灵活机敏的动物，它充满活力，承载着人类所有的嗟叹和梦想”。
在观看一架较大型的飞机时也会有同样的感想：飞机也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动物，尽管机身庞大，尽管低层大气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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