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兰斯·班尼特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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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试读：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迻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迻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编委会序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非专业人士都曾运用传播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社会学家在讨论政治体系的运作时却往往忽略媒体的存在。兰斯·班尼特教授没有。在《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中，他重点研究了新闻媒体在政治行为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他开始这一研究的时候，有关新闻媒体影响的研究整体处于历史的低谷。这也是为什么你将读到的这本书在1983年首版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此书一直是政治传播学领域的先锋之作。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新闻和政治的研究二战以来，有些研究项目关注的范围非常狭窄，认为媒体对于选举行为的影响甚微，所以，关于大众传媒对政治影响的研究一直萎靡不振。对于有心研究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最令人灰心的打击莫过于社会学家约瑟夫·克拉珀（Joseph Klapper）的一本书。在对一系列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克拉珀在《大众传播的作用》（Effects of Mass-Communication，1960）一书中指出，大众传媒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一看法传递给社会学家的信号非常清楚：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对这种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上没有意义。1980年，我在《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一书中公开挑战了这种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对美国政治的观察使我坚信，新闻报道的内容以及框架在很多方面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和方向，所谓大众传媒的影响微不足道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此前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新闻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把研究的焦点只放在了个人选举行为的变化上，而新闻在其他方面的作用，比如获取新的信息或者由此产生对政客的反感，以及大众传媒对于更大的社会单元如利益集团和政府的作用，都被忽视了。我的这本书就是希望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概括性地了解一下政治新闻报道对政治的影响。三年后，兰斯·班尼特的《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对这一全新的领域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我一样，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政治新闻确实对政治产生影响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但他的书更关注于这种影响对美国的民主意味着什么。班尼特并没有列举新闻如何影响政府事务的各个层面，包括公共舆论的形成。他所做的是，提出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此评估新闻在服务美国民主的问题上做得如何。比如说，他会问，是什么决定了何种稿件被采纳而何种稿件被淘汰？新闻的选择是提升还是削弱了草根和精英阶层之间政治对话的质量？他会采集数据，试图发现在新闻的选择上，谁的利益被保护而谁的利益被侵犯。班尼特关注新闻对于美国民主质量的影响，这种关注引导他探索一直以来备受政治传播学研究人员冷落的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各个层面。例如，班尼特关注记者在组织稿件时从什么人那里获取信息，因为信息提供者的个人倾向和利益会影响记者对问题的陈述角度。对新闻信源的检视会继而带来对消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内容、格式以及呈现方式的仔细分析，而不仅仅是关注记者如何取舍新闻话题、如何报道以及政治人物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对讯息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公众赖以形成舆论的政治新闻都是记者采访时政治人物透露给他们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经变成了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学，研究者必须仔细研究政治人物如何包装形象以达到影响公共舆论的目的。同时，他们还必须研究特定的政治人物是如何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信息能被媒体选中，因为太多个人和团体想在有限的新闻版面和新闻时段中露脸，当然了，位置越明显越好，时间越早越好。这也是本书的副标题——幻象的政治——所传递的意思。班尼特认为，政治新闻中所报道的政治形象只是事实的表象，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与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家可能看到的情况并无太大关系。但是公众相信被发布出来的新闻是对政治现状的真实反映，并且据此采取行动，而那些没能在新闻中呈现的事实和视角，不管它们对于政治世界如何重要，也不管它们对于公众判断有多关键，也还是不能为公众所了解。班尼特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表达了明确的观点，从而迫使你作为一个读者必须用一种更加批判的态度去对待每一处陈述性的话语。你不仅要问，他所陈述的事实是否准确，进而要考虑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成立，而且必须仔细研究隐藏在背后的假设，决定你是否能够同意他的这些假设。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班尼特教授欢迎你去挑战。而我碰巧能够认同班尼特教授的大部分观点。当然我也承认，我知道他也承认，我们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举一个例子，班尼特认为，新闻应该具有教育的责任，应该帮助公众了解目前美国国内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把这一点作为评判新闻质量的标准之一。但是，启迪公众真的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吗？难道不同的新闻媒体，如地方性晚间电视新闻，不应该根据公众的实际选择提供他们想看的节目，即使这些选择与他们公开宣称的好恶相矛盾吗？美国的新闻机构都是私营企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企业的所有者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条款规定新闻必须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事实上，美国宪法明确反对国会通过立法规定媒体必须报道什么。即使是实行许可证制度管理的电视台也只是被要求“服务于公共利益、便利和需要”，而教育公众的责任并没有被提到，尽管建国者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班尼特也承认，新闻受众的好恶在新闻生产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注意到，许多美国人非常反感那些试图教育他们的节目，会选择一些能让他们放松的娱乐性新闻，而不是那些强迫他们去思考、操心国家大事的节目。作为一名政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个公民，你需要认真思考，是否记者应该决定观众必须了解什么才能更好地行使公民责任，并且据此去组织新闻。即使记者真要这么做，公众是否接受这些强加给他们的对健康有益但味道不好的“菠菜新闻”也还是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于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有更多其他的选择，也许他们不会理会这些他们觉得与己无关又毫无乐趣的新闻。新闻应该呈现哪些信息？对这个问题的权衡是困难的，因为民主意味着尊重各种彼此冲突的价值取向。新闻从业者与受众都希望能够自由地选择，但他们也同意，民主政府需要知情的公民能够对公共政策做出正确判断。他们知道，新闻媒体是唯一能够给大多数公众提供关于当前政治事件信息的机构。所以，问题摆在面前，是要娱乐信息还是并不美味但重要的“菠菜新闻”？你来决定！当然，也有妥协的方案，那就是生产出娱乐性的“菠菜新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很难实现。新理论的探索班尼特对于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远远不止是采取一种全新的批判视角对媒体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新闻：幻象的政治》在多次的再版过程中，展示了班尼特教授发展并检验过的一系列理论。同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新闻导向指征”理论。班尼特并不满足于了解媒体报道了什么主题忽略了什么主题，如何设置报道框架以符合某一特殊报道角度的需求，而是不厌其烦地探索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些稿子被选中而不是其他的稿子？为什么某一特定的框架被采用？例如，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不加批评地被报道，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对于这些政策的质疑就反映在新闻中？班尼特教授对每一类报道都做了认真的调研和分析，形成了独特的“新闻导向指征”理论。班尼特发现，新闻争议并非媒体从业者故意为之或反复无常的选择，而是记者从政治人物那里得到暗示的结果。如果一个可信的发言人，比如说国会议员或者资深的社区领袖，对政策提出质疑，新闻媒体就会报道他们的观点。如果这些人没有提出质疑，多数媒体只会从官方的角度，按照相关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口径去报道。对公共政策中冲突观点的报道是根据熟悉的可信消息源之间冲突的大小来决定的，这一理论已经被班尼特和其他很多学者屡次验证了。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经受了各种情况的考验，依然成立。就像所有其他有着坚实基础的理论一样，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对未来做出预测，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如何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是什么造就了兰斯·班尼特这样的开拓性学者呢？首先，必须对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好奇心。其次，要热爱那些最有可能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的学科。班尼特对政治世界以及大众传媒如何改变政治世界的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和耶鲁大学分别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因为他的学术成绩获得很高的荣誉。他一直保持着追求卓越的工作方式。毕业后，班尼特立刻踏上研究和教学之路，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大学度过的。在写作《新闻：幻象的政治》时，班尼特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还有三篇书一般厚的重要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公众如何形成政治观点等。因为他对公共舆论很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对公众赖以形成政治观点的信息流产生了兴趣。这才有了《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以及其他一系列探讨媒体如何影响政治不同层面的文章。后来，班尼特把他研究和写作的重点放在了民主的窗口——选举问题上。在《统治的危机：美国选举中的媒体、金钱和市场运作》中，他分析了新闻报道、政治新闻运作以及献金对选举的影响。他总结说，由于选举中信息传播存在的漏洞，美国的管理体制非常糟糕。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系危机四伏。班尼特吹响了号角，呼吁进行选举传播改革，后来在另外一部作品《民主与思想的市场》中，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体现。这部作品由他与埃里克·阿萨德（Erik Åsard）合著，通过对瑞典和美国的政治传播的比较，对现代民主政体中连接政府和人民的信息体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中广泛存在的主要问题。2007年，在一系列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与其他多名作者合著了《媒体陷落：政治权力和新闻媒体——从伊拉克到卡特里娜》，对美国媒体提出严肃批评。总之，班尼特是坚定的新闻媒体的批判者，也是努力拯救濒危的民主的盔甲斗士。如前所述，他的作品还涉及其他一些话题，例如公共舆论、美国法院系统、外交政策和美国文化等。成就“经典”在为政治传播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收获业界众多权威奖项之后，许多学者可能会停顿下来，沉溺于盛名之下，仅仅对过去的作品做些修饰了，但是兰斯·班尼特不是这样。《新闻：幻象的政治》正是他多年来坚持学术钻研，成就“经典”——卓越作品——的最好例证。这本书现在已经是第九次再版。新闻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对于现状的分析应该不断更新，班尼特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挑战。在过去的25年里，本书九次再版。新闻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多方面都一如既往，但也有一些重大变化。技术的进步把美国社会从“广播”时代带入了“窄播”时代。今天，生产和传播新闻的机构以及特定新闻的受众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都大不相同。互联网已经成为出现在政治传播地平线上的“大猩猩”，要求我们做出新的调整。“网上冲浪”“博客”和“数字鸿沟”等新名词已经成为媒体环境改变的标志。本书第九版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关注重点放在这一新的传媒体系的发展、它与传统传媒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上。班尼特教授秉持他一贯的风格，聚焦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可能对民主执政产生的影响提出深刻的问题。同时，因为重点科技发展带来的影响尚未尘埃落定，他也会跟大家分享他对未来不大确定的预期。就目前而言，传统媒体似乎仍然是主要的新闻采集者和传播者。信源依赖于传统媒体的互联网，为关注范围狭窄、喜欢互动媒体的年轻观众量身定制信息。无疑，本书今后的版本将为我们展现更为清晰的画面。《新闻：幻象的政治》广受学生欢迎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打破幻象、展示现实的反传统主义，对赋权于民的关注以及清晰的写作风格。在每一版中，班尼特都把自己以及其他学者关于政治传播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书中。班尼特对于材料的论述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与政治的互动是复杂、混乱、充满惊奇和矛盾的。书中穿插了大量简洁的案例研究，并且每一版都会更新，这一切说明，班尼特的描述和分析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事件之基础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哲学推理。作者的结论是扎实的，但从来不是教条主义的。《新闻：幻象的政治》语言流畅，摒弃了社会学著作中常常出现的晦涩难懂的行话术语。班尼特秉持批判思想，但从不吹毛求疵。一方面，他对于他所认为的新闻体系的优点褒奖有加；一方面，他又从不讳言其中的问题和缺陷。不像有些美国传媒体系的批评家，班尼特的作品并不令人绝望，不会让读者觉得美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毫无希望地一团混乱，没有任何出路，读者所能做的只有赶紧逃到另一个星球。所以，我的学生告诉我，学期结束时，他们会留下值得保存的书，而卖掉其他无用的课本，班尼特的书总是在保留的清单里，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值得思索的问题现在我想用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结束我的这篇序言。在你饶有兴致地钻研班尼特教授这本书时，你会碰到以下这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新闻体系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今天的美国民主？1.大部分学者同意，在政府官员的行为发生错误或者政策出现失误时，媒体可以承担起重要的“看门狗”职责，并且媒体经常就是这么做的。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记者比政治人物更聪明、更客观、更诚实，从而在面对记者和政治人物对于政策的评价时，对记者的评判高看一眼呢？2.记者不是经过公民选举产生，能够自己宣称代表公共舆论吗？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是被公民推选出来代表他们的，记者能够享受与政治人物同样的合法地位吗？如果政治人物自私自利，对选民的声音置之不理，他们是不是就失去了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地位呢？3.普通美国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否说明他们在政治危机时期表现出的对新闻的关注也纯属偶然呢？或者说，他们不关心的只是那些内容琐碎、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或者说相关性被政治新闻的八股报道掩盖了的信息呢？4.美国记者是不是把他们的关注焦点都放到了普通公民无法参与的事件上，而忽视了关于公民可以参与的问题或事件的信息呢？苏丹的骚乱对于非洲人民的生活影响更大，但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的地方媒体应该更多关注地方问题而忽略国际新闻，从而把有限的版面和时间都用来唤起公民解决地方问题的意识呢？5.记者们往往有各自专门负责的报道领域，这被称作“跑口”。这种做法在现实操作中会造成一些政府部门的消息源占据优势位置。新闻过于注重官方来源的做法合理吗？如果你能改变这种状况，你会付诸行动吗？如果答案是“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消息源呢？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6.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时人们因为太多的丑闻而不信任政治人物，那么他们应该信任报道政治人物言行的新闻媒体吗？如果是的话，记者应该充当一个过滤器，对政治人物的观点进行审查并解读，而不是把这个任务留给公民，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吗？这些问题值得你去关注、去思考、去判断，因为一个无效的新闻体系如果不能满足民主化管理要求的话，就会对公民造成危害。班尼特强调，支撑目前新闻体系的三块基石中，公众、政治人物和记者的力量应该是均衡的。现在看来，公众的声音在新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更没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力。你和其他公民一起共同努力，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你必须了解新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以下是一些参考书目，这些书的作者对当前的新闻体系以及改革的方案都有研究。仔细阅读，认真领会，探究一下当今政治传播的奥秘吧。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多丽丝·格雷伯推荐阅读自序
《新闻：幻象的政治》每一版都反映了媒体—政治世界的变化。本书不断再版，就是为了聚焦于这些变化对美国民主的影响。通过对政治人物如何与民众交流以及民众如何处理日常问题的观察，我们就能看出这种影响的端倪。现在距离上一版出版已过去三年，其间发生了太多变化，所以我对本书的章节重新进行了调整，以便阐释美国民主今天面临的重大新闻：新闻业陷入危机。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时都会用到“危机”这个字眼，有时未免轻率；但在描述美国新闻业时，这个字眼似乎恰如其分。2000年至今，媒体行业几乎已经裁员四分之一。数十家知名报纸倒闭，其他仍然存在的也是濒临破产，勉强度日。因此，新闻机构没有能力对所报道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与此同时，以忽悠记者为目的的公关行业却如日中天，一家全国性新闻杂志把公关行业列为2011年的顶尖职业之一。结果，虽然新闻号称一头连着政治人物，一头连着公众，但新闻业的现实却是，新闻运作大行其道，公众看到的调查性报道越来越少。关于新闻危机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如何修复美国媒体已经遭到破坏的经营模式。但实际上，美国媒体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远非恢复新闻机构的盈利就能解决，公民——特别是年轻公民——对媒体和政治的信任危机已经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这种双重的信任危机涉及媒体的可信度和报道的相关性。人们普遍认为，主流媒体已经成为腐败的政府体系的同谋。通过更新的事例、学术文献提出的新的视角以及每章重点呈现的案例研究，第九版对于这一双重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也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其中，案例研究讨论了媒介化民主的各个主要方面。新闻对于美国民主统治的重要性一直是本书阐述的重点。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尽管民众已经失去了对新闻的信任而不再关注新闻，新闻对于统治来说仍然非常重要？本书最核心的关切就是，政治人物和不同的利益代表如何彼此竞争，力图把自己的议题和立场挤进新闻议程？谁成功了？为什么这么做很重要？特别是，为什么尽管新闻机构努力做到公正平衡，但实际上它们对某些政治信源要比对其他信源更顺从、更尊重？理解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在新闻和政治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本版《新闻：幻象的政治》继续聚焦媒体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并进行深入探究。20世纪早期，随着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兴起，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已经把新闻管理作为取得公众共识的基本手段。他们认为，在民主体制下进行统治，公众共识必不可少。有的人则继续认为，新闻应该承担起人民论坛和“看门狗”的作用，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监督。在有关美国媒体这两种模式的平衡问题上，我的同事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在为本书作序时，对我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她的看法，但我对于她的意见不敢完全苟同。我并不怎么认为媒体应该就当今的重要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我的观点是，媒体应该向当权者问责，要求当权者保证一定程度的诚实、透明，在公共利益与公司及个人（金钱）对政治日益增强的影响中保持一种平衡。新闻的这两种模式（作为官方的公共记录和作为官员的监督者）确立了新闻在统治中的中心地位，但一种是限制公众在政府中的角色，另一种是把公民放在了中心位置。在第九版的每一章节，这种对于民主体制中公共信息的理想状态的历史性论辩都随处可见。我用了很多例证加以说明，它们包括2010年大选、关于医保体制的大讨论、茶党的崛起、政治利益集团围绕这些以及其他社会发展问题制造新闻的策略。幻象的政治本书用大量的证据表明，日常新闻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运作、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和内幕爆料。这有时倒也能给公民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有效行动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更多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新闻仅仅是娱乐媒介，是一部由友好的媒体大腕主持的日常荒诞剧的话，也许还能让人高兴一点儿。如果政治信息体系不是与政治决策和人民生活如此息息相关的话，也就没有那么令人担忧。比如说，在伊拉克和“9·11”恐怖袭击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总统和他的首席顾问们在2002年秋天和2003年冬天的新闻造势中一遍又一遍地叫嚣向伊拉克开战，多数美国民众相信了他们。大部分新闻媒体不加质疑地加以报道，对政府的立场有闻必录。今天，许多记者指出，当年的很多证据（或因缺少证据）应该受到媒体质疑，如果当时媒体真的那么做了，今天的形势也许会有所不同。难道就因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是个坏人，这个世界少了他也许更好，美国就要发动战争吗？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也许当时国家能做出一个不同的决定，一个能在事后引起更少质疑和反思的决定。为什么主要的新闻机构不能在战前提出这些关键的问题？战争已经打响，致命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不及挽回，一切都已太晚，这个时候再提出这些问题，对于公众对媒体和政府的信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或者，让我们快速闪回到本版的写作时间——2011年，当年，共和党声称要代表人民废除“毁掉就业的医保法案”。媒体竟然接受了共和党的这种说辞，根本不去思考一下，他们代表了哪部分人民？医保法案又怎么毁掉了就业？为了方便识别这些政治咒语，记者们创造性地想出了各种办法，包括戴上“分院帽”。比如：戴维·考恩（David Corn）用传递“海格的木槌”来指代众议院权力的更迭；皮特·格雷尔（Peter Greir）在描述议会象征性地撤销医保法案时说，好像哈利·波特施了一个神奇的咒语“修正政府过度干预咒！”传媒体系的运作规则令人难以分辨小说与事实，难以挑战政治过度干预和信任超限。本版对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应该声明，今天的确仍然有很多出色的调查性报道存在，这些报道聚焦严肃议题，督促政府和公民面对它们。问题在于，日常程式化的报道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官员进行定义和解决问题，相比之下，高质量的调查性报道数量太少了。本书主要关注政治信息的日常流动，也就是政府公务人员、记者和公民的日常沟通交流，这才是政府和民主质量的基础。尽管（也许正因为）简单和熟识，新闻中政治世界的形象可以自我应验成为现实，这很可悲。利用遥远世界的敌人的可怕形象就能掀起一场战争或者军事干预（比如说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事后回望才觉得值得三思。对现实灾害的片面报道会造成行动的迟缓。多年来，在气候变化人为原因的问题上，媒体为了刻意在报道中做到平衡，对于其中质疑科学证据的信源也予以同样的关注，造成公众对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影响了政治行动的实施。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象，一旦被民众接纳，据此采取行动，这种政治形象就能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幻象世界，尽管这样一个世界从一开始根本就不曾存在。新闻中犯罪率激增的消息与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率水平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会导致把更多人投入监狱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一来，新闻幻象就变成政治现实。随着有线电视频道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被日益蚕食，越来越陷入绝望的境地。在残酷的竞争中，原来严肃的新闻机构也开始追求轰动效应，不经证实的消息源、传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斥于各种新闻报道中。接着，记者把自己也塞进了新闻，先是煽风点火，然后自己跳出来评判故事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新闻戏剧化模糊了新闻和潜在政治现实的联系。总统候选人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用错了一个词真的很重要吗？如果是谈论的问题本身错了呢？另一方面，那些不能用戏剧化方式呈现的问题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报道。许多记者已经开始思考自己当前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是媒体公司老板要求更多的可以盈利的内容，一方面是政治人物除了供公众消费的打包新闻外，再无他物可以提供。这两种困境叠加，往往限制了记者，使得他们即使在对新闻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时，也很难随心所欲地放手去报道。随着媒体和政府公信力危机的日益严重，许多民众开始躲避新闻。也许最令人困扰的趋势就是年轻人放弃了传统新闻。那些还继续追踪新闻的人也往往是从晚间喜剧秀节目而非传统新闻中，寻求更多不同的视角。本版逐一审视这些趋势，并且对公民身份的未来作出研判。警告：新闻并不自带民主的保证如果把新闻从民主的神坛上拉下来，只把它看成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商品，这似乎会令人感到不安。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闻一定可以满足民主的需要，承认这一点会带来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为什么很少有公众和政府愿意参与讨论，来试图定义和改善这一重要产品，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民主的信息需要呢？即使有极少的公众辩论，可能话题的焦点也跑偏了：人们往往认为记者个人存有政治偏见，所以要求记者报道时更为平衡，或者说更为客观。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新闻能够符合他们自己的政治标准，所以这一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其实，新闻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是人们能够普遍意识到并且有能力自己去矫正的信息特点之一。但其实还有一线希望，因为不断有迹象表明，多数人已经从当下的政治和媒体幻象中醒来。人们呼吁更多来自政府的声音、更少被过滤的信息，希望在政治生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可是，考虑到当前信息体系的本质以及公众在政府问题上个性化的需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公众是否有能力参与更为直接的民主以及他们是否真会喜欢这一结果。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由于公民在很多问题上处于信息闭塞状态，实现公民更加直接地参与政府管理的想法显得困难重重（尽管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想法变得可行，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这一问题）。许多传播学者认为，因为公民总是以一种对新闻中出现的事件不积极参与的形象出现，所以公民知情度不高的说法一点儿都不奇怪。公民在媒介政治的参与中处于边缘地位，这构成了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所称的“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公众在政治传播中的边缘地位在各级政府都有体现，至少在州政府的层面上情况的确如此。苏珊·赫伯斯特（Susan Herbst）在伊利诺伊州首府对记者和政治人物（激进主义者和法律工作者）的采访显示，传播过程更多的是为政治圈内人服务，他们对于更大范围的公众的概念认识模糊，对于公众有什么样的信息需求也不清楚。为什么对于政治人物、记者和政治圈内人来说，公民和他们的信息需求只是事后才被想到呢？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解释，我们将在本书中一一谈到。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像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所说的，记者对于政治和民主准则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面对政治人物策划越来越用心、控制越来越严格的新闻表演，他们无法决定如何报道。新闻机构在民主责任上的模糊导致他们在报道中强调策略和冲突，而不关注问题和政策的细节。就像约瑟夫·卡帕拉（Joseph Cappella）和凯瑟琳·贾米逊（Kathleen Jamieson）所说，在报道中强调胜利和失败、内部交易以及政治算计等导致了公民的犬儒主义。蒂姆·库克（Tim Cook）认为，离开新闻，也许统治者无法进行统治，但是目前新闻体系的发展使得政府越来越没有权威，越来越不可信任，越来越缺乏法律依据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新闻媒体以及政治人物和公众利用媒体的方式，在美国政治体制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数字时代，一个不能提供有效信息的信息体系看上去似乎很奇怪。因为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甚至可以从书桌上发动一场充满生气的讨论，直接与权力中心进行交流。但是，在本书的最后章节，我们会提到，这些技术并非像个开关，直接打开就能保证人们会聪明地利用它们，也不能保证技术会自动改善现状。相反，极端政治分化的危险、个体之间彼此孤立以及更复杂的政治推销术促使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在数字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技术。若想进行有意义的变革，人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现有传播体系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需要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向公众提供有效的信息，引导他们聚拢在那些真正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问题的政治行动周围。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电子民主——以及从更普遍意义上来说，更好的政治传播——的可能性。但是，即使这种积极的改革可能出现，我们还是首先需要为理智地思考如何实施改革来奠定一个基础。总之，更好地理解传播体系的运作方式也许能够令传媒院校、新闻机构、政府代表和公众转变他们的失望情绪，从而作出建设性的回应。以上所述又把我们带回本书的中心内容：理解新闻和政治之间永恒的相互作用。给读者的几点提示·为什么在一个信息极其丰富的社会，人们反而对政治感到困惑并疏远它？·美国的新闻实践推崇客观报道，这一点是否真的可能，或者是否真的可取？·新闻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宣传论坛，还是媒体公司的赚钱工具，又或者是有价值的公民资源？这些仅仅是你将在本书中遇到的一部分问题。最终，下结论的应该是你自己。本书的目的是通过介绍一些证据，启发读者对政治信息体系进行新的思考，挑战一些令人感觉舒服的神话。为了鼓励你加以思考，本书提供了一个对新闻的批判视角，也是能激发思考和回应的视角。在书中我提供了宽泛的替代观点，原因很简单：如果仅仅把美国自由媒体的故事再重复一遍，我们不会有任何新的收获。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大家对于媒体自由和公民自由的传奇故事应该烂熟于心了。的确，也许你已经忘记其中的一些人物或者篇章。不过，再背一遍那些已经遗忘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争取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斗争奠定的美国民主制度的情节主线。既然早已熟悉这些故事，你应该利用它们帮助你思考本书中的辩论。不要认为你一定要全盘接受关于自由媒体的观点或者本书提到的观点。你应该在两种观点互相挑战的基础上，得出你自己的观点。毕竟，毫无恐惧和顾虑地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我们的政治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章节概览社会、媒体和民主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是为什么本书不断再版，而我一直乐此不疲地更新写作。仔细分析这些变化的产生以及它们对政治事件带来的影响，我就会受到激励，继续工作，不断把新的观点放进书中。本书第九版保持了与此前各版统一的宗旨，继续追踪新闻的发展演化，因为它既是经济和社会的产品，同时也是理解美国政治进程的钥匙。本书的核心仍然是，在一个（并不总是运转正常的）政治体系下，媒体、公众和政治人物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核心主题。本书增加了一些新的讨论和案例，以反映近年来新闻行业、新闻受众以及公众生活湍流般的变化。其他各章内容的编排与前一版基本相似。第一章介绍美国政治信息体系，指出新闻是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社会建构，是在记者、政治人物以及公民—消费者日常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新闻和政治体系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一主题，最好的例证莫过于美国民主面临的新闻危机。本版第一章对此进行了讨论，并且这一主题贯穿于全书的陈述和论证中。我一直力图在本书的开篇用一种浅显易懂的全景式视角，阐述公众、政治人物和记者如何构成了美国的政治进程。尽管备受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指责，为什么新闻体系仍然是理解美国政治和统治的关键，第一章对此进行了阐述并加以扩展。开篇之章还介绍了一系列关于“媒体—政府”的基本概念，例如“把关”等，并解释了在变化着的媒介和政治环境中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第二章从有意参与政治进程的公众的角度审视新闻体系潜在的信息倾向性。传统观念认为，媒体多少有点“自由主义”倾向，这种看法使得我们不大关注其他更为严重的信息倾向性，而正是这些倾向性阻碍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此版将对此做详细探讨。这一探讨解释了为什么新闻经常呈现出碎片化、戏剧化和个人化的特征，并且陷于“权威—失序”的旋涡，以及为什么这些信息倾向性至关重要。本章用一些当代的实例来解释这些倾向性，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些例证，帮助他们参与课堂讨论以及自己进行分析。本章提供了新的案例研究，讨论了媒体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总统已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关于自己的叙事权”。第三章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公众如何解读从媒体那里获取的政治信息，以及经过专业传播人士塑造的新闻如何策略性地影响公共舆论。这一讨论揭示新闻策划是如何影响民调及其结果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意见经常被误导。第九版增加了新的案例，包括有关亚利桑那州的移民法案以及奥巴马移民政策的民调，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医保法案失去关注兴趣，为什么共和党采取的反对医保法案、反对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危机中提出的一切议案的策略并没有对共和党本身造成负面影响。本章还引入了关于“媒体—政治”的讨论，但有关问题是在第四章至第六章才详细展开的。本书中间的几章深入探讨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产生了新闻。第四、五和六章继续剖析政治人物与媒体时而合作、时而竞争的奇特共生关系，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日常新闻。第四章展示政治角色如何试图控制新闻内容。如上一版一样，本版关注的焦点是新闻管理策略如何成功发挥作用，又如何时常面临失败的风险。本章的“案例研究”探讨的是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问题，这个问题在科学界已经取得共识，但在新闻中变成了备受争议的党派话题。本章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展示了共和党的营销大佬弗兰克·伦茨如何运用他的战略传播技巧。第九版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案例，包括奥巴马政府失败的传播策略，白宫的失误如何导致媒体团队的敌意，以及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提出的“希望与改变”的口号为何失灵。本章内容还告诉我们为什么主流媒体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第五章阐释媒体日常的组织流程和新闻报道惯例如何造成新闻的各种倾向性。和此前的版本一样，对新闻机构内部的审视主要集中在美国新闻的基本操作规程上。此外，我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包括数字媒体以及新闻编辑部面临的公司压力。本章的“案例研究”讨论了为什么主流媒体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极少质疑布什政府。其他一些最新实例包括，2010年，政治操盘手如何利用博客以及向福克斯新闻提供经过编辑的视频新闻，提出对奥巴马政府种族问题的指控，从而帮助茶党崛起。这一案例说明网络信息和主流媒体新闻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短路”现象。第六章检视了美国的新闻职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几乎很少考虑民主的需求这一事实，这可以加深我们对新闻体系的理解。对客观性（也被定义为公平、准确、平衡、中立或者事实报道）这一新闻职业准则的近距离观察，让我们了解到，这一看似高尚的标准在应用过程中实际上造成了新闻的各种问题。第六章讨论的大部分内容本质上是历史问题，关于新闻职业准则和惯例起源的讨论与此前的版本没有太大差别。客观报道的起源问题仍然是本章强调的重点。“案例研究”探讨的是，为什么这些报道原则尽管看上去很美，但却限制了记者，令他们在欺骗和谎言出现时不能有效地提出质疑。第九版还讨论了媒体把官方信源和客观性混为一谈的行为，指出这种做法导致官员可以任意进行新闻运作，把网上的谣言和极端主义者的指控变成新闻。新的实例包括针对奥巴马的攻击和诽谤（比如说，他到底是不是美国公民）。虽然这一指控毫无根据，但仍然成为媒体回音室的重大新闻。第七章探讨新闻的政治经济学，继续追踪新闻作为商品存在所依靠的商业和经济基础。本章全面回顾了新闻行业面临的经济危机，探究这一危机如何影响到公共信息的质量。第九版增加了大量的实例探讨新闻行业的自由落体式下滑，解释为什么这一情况影响到新闻内容的公共价值。跟前一版相同，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影响新闻生产和消费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技术的力量，重点介绍新闻行业的商业惯例。正是这些惯例导致了第二章所讨论的信息倾向性，这也解释了本书中间几章所探讨的新闻转型。很多例子都说明，公共信息的质量受到商业利益的无情摧残。本章最新的“案例研究”关注1996年《电信法案》，这一法案的出台开启了媒体巨无霸的时代。在本章的“案例研究”中，我们将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还将简单介绍公民的媒体改革运动，在当前政府急于放松对也许是最珍贵的公共资源——空中电波——的所有权限制以及社会责任要求的情况下，这一运动对政府的急功近利发起了挑战，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第八章对全书进行了总结，讨论政治人物、媒体和公众如何才能为提升公共信息质量作出各自的贡献。第九版重点介绍了新闻行业危机以及公民信息和媒体习惯的改变如何带来公共信息的新模式。新的“案例研究”探索了一系列新的公共信息模式以及各种不同的支持方案，像过去一样，本章还讨论了公民可以如何更有效地“解读”他们所消费的日常新闻，获得更多有用的视角；在盈利驱动的新闻机构的限制下，记者可以如何更有效地工作，更多报道对公民更有用的新闻；政府政策可以在哪些方面努力，来增进公共电波中流动的政治传播的多样性和深度。“案例研究”探讨了新的传播技术如何为更多的公民参与带来希望。本章的结尾部分回到原来的主题，用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日渐壮大的社会运动，要求传媒公司承担起回应公民关切、提升公共生活的传播责任。几个关键的中心主题几个比较宽泛的主题互相交织，贯穿全书，涉及现实世界中媒体、政治人物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化。一些新例子和政治传播学理论的新发展点缀其中，用来阐明这些主题。第九版直击新闻危机的痛处，描绘了新闻行业急转直下、报纸倒闭、时政记者失业的惨淡景象。这一危机在第九版自始至终受到关注，并与本版新增的中心主题如新闻独立性的丧失和监督能力的式微，融为一体。新闻独立和问责。新闻行业的危机反映在媒体逐步失去对掌权者问责的能力。拥有对掌权者问责能力的独立媒体如何渐渐变成了新闻运作的被动传声筒？对此，不少记者自己加入了讨论。大公司利益和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导致日益严重的政府腐败，引起人们的关切，第九版对此也有所涉猎，并通过当前民调的现状以及茶党的愤怒言辞等案例讨论了公众对政府和媒体信任感下降的问题。媒体回音室和“把关”行为的陷落。一个新的主题贯穿本书，解释了从大众传播到媒体回音室的演变。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内容广泛传播，而在媒体回音室里，病毒式信息通过网络从脱口秀广播传到电视新闻，然后又传回来。实例如下：·推特革命：新闻机构何时以及如何利用新闻人物的推特推文作为信源。·社交媒体作为新闻信源：萨拉·佩林的外交政策如何从脸书开始，最终演变成福克斯新闻。·记者越来越没有自己的视角，也越来越失去对新闻的把关能力：包括第二章“案例研究”对奥巴马失去有关自己的叙事的主导权的讨论，阐述了2010年石油泄漏事件如何变成对奥巴马个人能力的考验，对他是否能够重夺叙事主导权的考验。除此以外，此前各版中一些经典的主题仍然保留了下来。战略传播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它对于今天的执政来说很重要）。政治人物为了改善新闻形象，越来越依赖专业传播人士来界定政治信息。政治市场调查手段被用来锁定目标受众以设计、提供信息给这些受众，本书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政治体系内部的政策辩论与围绕相应议题的运动中各种说辞口号相呼应，使得新闻更像党派信息斗争的回音室，而非为观察这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一个视角。媒体是如何运作的。想要理解新闻机构为什么采用那么多打包传播的素材，深入行业内部非常必要。本书通过深入新闻行业内部，揭示了为什么职业新闻所推崇的准则经常妨碍记者报道或是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媒体效应的本质。认识到新闻对公共舆论影响的限度在哪里非常重要。当新闻事件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时，人们可能不容易被新闻误导。诸如性道德、堕胎、种族歧视、性骚扰、环境危机以及艾滋病等主题都已经成为电影、脱口秀节目以及朋友间闲聊的话题。当房贷危机降临时，那些背负新房按揭的人并不需要通过新闻了解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尽管关于政府为恢复市场稳定正在进行努力的报道会让他们感到一丝安慰。但是对于更加遥远的政治世界的问题，比如战争、银行业、媒体管制等，主要是通过新闻才让问题变得真实可见，进而影响公共舆论。并且，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新闻机构对这些问题的民调进行组织和诠释的方式会在公众的关注和关切度上造成一种错误印象。新闻如何定义公民身份。新闻塑造的形象对于谁参与美国政治以及谁在社会上举足轻重往往有一种含蓄的界定。新闻对于公民结构的这种界定对于理解社会上流行的对政府和政治的态度至关重要，同时，对于理解公民参与度和公民对信息掌握的水平也至关重要。年轻人的公民离散现象和他们的信息习惯。本书从新的视角探讨了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排斥主流媒体以及新闻中描述的政治事务。第三章分析了年轻人远离整个信息过程的原因。我们还讨论了新闻如何挫伤年轻受众的热情，同时指出互动媒体的一些可喜发展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帮助。政治喜剧秀和参与式媒体的作用。在一系列富有希望的公民参与的图景中，《每日秀》这样的政治喜剧秀节目和YouTube这样的参与式媒体的兴起都令人欣喜。大批观众现在积极参与对新闻事件的反馈，并且通过大型数字网络分享他们的回应。政治信息处理以及新的信息技术。新技术有潜力解决公民离散和疏远政治等问题，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了解人们的信息处理能力如何促使他们接受和应用新思想、新信息，以及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这样做。一方面，互联网显然成为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的主要信息渠道；另一方面，受众被分化为小型的交流圈子和虚拟社区，很难形成较大的公众群体，也不利于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新闻编辑部的公司盈利压力。媒体面对的盈利压力会一直增加并主导媒体的报道决策，现在这种情况甚至比本书上一版中描述的更加严重，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很难想象。但事实却是，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利益驱动由于新千年的经济衰退变本加厉，这种作用力进一步威胁新闻质量。本版继续探讨公司的盈利逻辑，分析其对新闻产业造成的影响，并详述在这个过程中新闻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受众的分化。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已经改变了过去大众传播的概念。选举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传统媒体对公众参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技术和市场的革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一消息令人振奋，但它并不能自动让公民的信息选择更有意义，或者让传播的政治内容更加多样化。新闻的未来。面对受众的减少和公众对新闻信任度的降低，记者和新闻机构作何反应？对这一问题，本书从始至终一直在加以讨论和分析。此外，本书还对关于公民新闻以及其他一些新闻形式的重要争论和实验进行了认真研究。第八章最后的“案例研究”以一种新的视角对新的新闻互动方式进行了探讨。这种方式使得公民、记者和政治人物之间能够在一些重要议题上进行更加直接的交流。有意思的是，最近出现了一种要求进行媒体改革的公民运动。人们对参与式媒体以及受众直接参与政治信息内容的制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标志着我们进行政治交流的方式正在经历重要的变革。致谢
本书的每一次再版都提醒我，这是一部未竟的著作。对于媒体、公民、公务人员以及民主的关注让我时刻留意历史变迁和当今时事。每当我对书稿作出一处修改，我也同时意识到自己对于公民、民主以及政府治理过程中交流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对这些话题的持续追踪要归功于我的很多同事。多年来，我与他们热烈讨论这些话题。并非所有对本书内容做出评论或反应的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的积极参与激发了我的思考，让我对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主题有了新的更深刻见解。要列出所有对我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我想特别向以下各位致谢。他们是雷吉娜·劳伦斯（Regina Lawrence）、蒂姆·库克、玛丽·丹齐格（Marie Danziger）、B.J.布勒特（B.J.Bullert）、布鲁斯·宾宝（Bruce Bimber）、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杰伊·布鲁姆勒（Jay Blumler）、史蒂文·利乌斯顿（Steven Livingston）、杰里·曼海姆（Jerry Manheim）、布鲁斯·威廉姆斯（Bruce Williams）、安·克里格勒（Ann Crigler）、马里恩·贾斯特（Marion Just）、迈克尔·德里·卡皮尼（Michael Delli Carpini）、苏珊·赫伯斯特、鲍勃·麦克切斯尼（Bob McChesney）、瓦莱丽·亨特（Valerie Hunt）、布莱恩·琼斯（Bryan Jones）、约翰·左勒（John Zaller）、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杰拉德·包德斯蒂（Jerry Baldasty）、戴维·多姆克（David Domke）、迈克尔·麦卡恩（Michael McCann）、威廉·霍尔托姆（Bill Haltom）、菲尔·诺布尔（Phil Noble）、鲍勃·恩特曼（Bob Entman）、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丹尼尔·哈林（Dan Hallin）、凯瑟琳·贾米逊、戴维·阿什德（David Altheide）、亨利·肯斯基（Henry Kenski）、劳埃德·詹森（Lloyd Jansen）、亚当·西蒙（Adam Simon）、埃里克·阿萨德、托马斯·帕特森、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斯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罗德·哈特（Rod Hart）、斯科特·奥尔索斯（Scott Althaus）、维克多·皮卡德（Victor Picard）、达内格·扬（Danna Young）、萨拜因·兰（Sabine Lang）。特别致谢多丽丝·格雷伯，她慷慨为本版更新了序言。她对于这一话题的视角和洞察力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多丽丝指导过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我还想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与我一起工作，使我保持思想的活跃。我还想向一直影响我的莫雷·埃尔德曼（Murray Edelman）致谢，他的思想永远闪耀在本书的篇章之中。我还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本书审阅者。正是有了他们的建议，本书才得以保留一贯的思想精髓，并保持与飞速变化的媒体和政治世界同步，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们的名字我直到现在才知道，包括北肯塔基大学的迈克尔·巴罗诺夫斯基（Michael Baranowski）、弗吉尼亚大学的保罗·弗雷德曼（Paul Freedman）、田纳西大学的杰奎琳·米歇尔（Jacqueline N.Mitchell）。他们的点评给我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多年来，我与朗文公司的合作经历了公司合并、重组以及编辑的更替，这也证明了今天的出版业不啻为一个奇迹。托尼·马吉亚尔（Toni Magyar）后来参与编辑工作，为本版的付梓提供了支持和创意。本版《新闻：幻象的政治》献给我的老朋友艾伦·福勒（Alan Fowler）、约翰·林德（John Lind）、约翰·克罗格（John Kroeger）以及布奇·拉格（Butch Rager）。在过去的40多年，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一起分享生活和观点。从我们对于新闻事件的讨论中，我领会到很多关于政治的苦与乐。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