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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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家训（第十卷）试读：
卷四.美德
九、廉谦劳——自概之道，不外廉谦劳三字
原文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非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觜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和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即以自概耳。——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什么是自我约束的方法？不外乎“清慎勤”这三个字。近来我把“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显得尤为明白浅显，有可以确实下手之处。沅弟以前对获取与给与银钱的事，考虑不多，朋友们因此讥议小看你，根源其实就在于此。去年冬天买犁头觜栗子山的事，我也不认为对。以后应该一分一毫都不妄取，不把银钱寄回家，对亲族不多赠送，这就是“廉”字的功夫。“谦”藏于内，人们不易知道，它向外显露时，约有四种方式：面色、言语、书函和仆从下属。沅弟一次招兵六千人，季弟没有向我禀明，也一下子招了三千人，这在其他统领是很难做到的。而你还能成事，而且处理得也较顺手。而你们每次来信索要帐棚、药等物品时，语中常常有讥讽之语和不平之词。你们给我的信函尚且如此，给别人的信函就更不用说了。沅弟的手下仆从随员，气焰颇为嚣张，他们与人应酬时的脸色和语言，我没有看到过，而申夫曾对我说过他们当年对他的言词和气色，至今想起来仍觉遗憾。以后应该在这四个方面痛下功夫，这是“谦”字的功夫。每天临睡之时，默想今天劳心的有几件事，劳力的有几件事，就会感到所从事的事不多，就会更加努力去做，这是“劳”字的功夫。我因为名位太高，常常怕把祖宗积贮下来的福让我一个人享尽，所以常常用“劳谦廉”三个字自我惕厉，也希望两位贤弟也用它来惕厉，进行自我约束。【评析】
廉的实质就是不贪、不妄取，曾国藩在此教育自己的两个弟弟要处处廉洁，显示清白，认为这样就不会招来非议。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家训是很多的。
据史载，徐勉曾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权重位显，但他不用职权之便，经营产业，甘居贫素。他在诫子书中，明确告诉儿子“以清白遗子孙”，教育儿子要继承清正廉洁的家风。此则教子篇为世传诵：“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
在封建社会里，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为官的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屡见不鲜。因此，以刚正不阿闻名古今的包拯立下家法告诫后世之孙，书文立碑规定：后世子孙凡作官的，若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人，活着不得入家门，死了不得葬到祖宗坟地：
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
欧阳修在《与十二侄》中，教育做官的侄子，在公务面前，要“尽心向前，不得避事”。即使临难赴死，亦应勇为。并告诫侄子为官守廉，禁购官府的物品：
欧阳氏自江南归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蒙荣显，致汝等并列官常，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佑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事。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欲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守此为戒也。
李际阳在外做官，家中的李母听说儿子居官不爱财，只为百姓服务，在心喜快慰的情况下，写了《遗子弟书》。她用从古以来有志之士都是竭尽全力为别人服务的事例鼓励儿子效法先贤圣哲，继续廉洁奉公，兴利除害“更当勉力多为”，“只要认得理真，力所可为”，不要顾及外人非议而终止。并向儿子指出世态炎凉，官场危恶，希望儿子应酬对答，尽力讲求。在小心谨慎中做出大事业来。在“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封建社会里，李母教子做官莫贪财，教子尽心公务，为民众多谋利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提倡和效法：
行后不见一信，某多疑人也，这番我心甚挂牵，不比往时。昨闻人云：尔不好钱，只是以身借人，似乎不得时人欣羡，我心窃喜，但恐非尔所及也。
从古圣贤，哪个不以身借人？尧舜以身借洪荒者也，死呼渡河如宗泽，死守睢阳如巡、远，以身借宗社者也。荆轲、聂政，以身借受恩者也。孔、孟，以身借万古长夜者也。释迦，以身借万世作慈航者也，从古圣贤，皆是以身借人。子果有是，更当勉力多为，无前进后退。只要认得理真，力所可为，虽天下非之而不顾，即害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切莫因人言而终止也。是嘱，是嘱！
大都世态炎凉，而宦途人多疑忌，议论间，常要小心打点，未可如居乡率心与宦途人应对也。莫视应对为末节，要知洒扫应对，便可精义入神，试味足以兴，足以容，皆是小心中做出事业。从古圣贤，没有一个不仔细小心，只有子路率尔而对，夫子哂之。须慎哉！须慎哉！
而在中国历史上，在家教中强调廉洁，在行为中主张清白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东汉的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个金饼，回家后告诉了妻子。妻子说：“有志人不喝‘盗泉’水，廉洁人不吃施舍的食物，何况捡到别人遗失的钱财呢？”乐羊子听了非常惭愧，马上把拾来的钱丢到野地去了。
乐羊子离家外出学习，刚去一年就跑回来。妻子问他原因。乐羊子说：“想家啊！”妻子听了就拿刀走到织布机前对乐羊子说：“这布以一根丝开始织到一寸，从一寸织到一丈、一匹。今天如果中途割断这机上的线，那就前功尽弃了。学业如果半途而废，跟这个道理又有何不同呢？”乐羊子受了感动，回去完成了学业，七年都没回家。
乐羊子在外求学期间，他的妻子在家辛勤劳动，奉养婆婆。有一次，邻居家的鸡跑进他家园子，婆婆竟把鸡煮吃了。乐羊子的妻子看着鸡肉不但不吃，反而哭起来。婆婆奇怪地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为生活贫困而伤心，我不能给您弄来好吃的，您才要吃别人的鸡啊！”婆婆听了，也不再吃鸡，把它倒掉了。
徐勉在南梁武帝时曾官至中书令，是南梁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父徐融也任过国相，可谓世为显宦。但他一直牢记古训，为官清廉正直。他认为给后人留下精神遗产要胜过万贯家财，因此他留书给家人，说：
我家世代清白廉洁，所以日常生活总是非常节俭朴素。至于置办家产，营求家业的事情不但不干，甚至连谈都没有谈过。我个人能力低微，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担任了重要职务，享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可以说都齐备了。……古人说要把一生清正廉洁的事迹和作风传给下一代，这是最为重要的啊！
唐朝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做人清白廉洁。一次李畲差手下人把领的俸禄米送回家，他母亲让人把米量了一下，竟比应得的数量多出三石。她问为什么米多了，令使回答说：“给御史量米时照例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刮平的。”她问应付多少脚钱，令使说不收钱。李母听了非常生气，就付了脚钱，又把多的米送回去，并为此责备了李畲。于是李畲追查了管米仓的官吏，按法律问罪。各御史听说这件事，都感到很惭愧。
陶侃幼年丧父，家中贫穷。其母湛氏靠纺织供养他读书，并教导他结交比自己强的人。晋武帝晚年，陶侃在县里当小官，掌管捕鱼的堰。一次，他送给母亲一锅熟鱼。湛氏很不高兴，批评他说：“你在外当差，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不是孝顺，反而使我为你担心啊！”陶侃听了母亲的教诲，十分后悔，此后，再也不敢占有公家的东西。后来，陶侃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与他母亲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而王吉休妇的故事则更为有趣。王吉年轻的时候在长安求学。东边的邻居家种了一棵大枣树，枝叶茂盛，伸到王吉家的院子里，王吉的老婆就从树上摘枣子给王吉吃。王吉后来知道了，非常生气，把老婆休了。东邻听后，心中过意不去，想砍掉这棵树。邻里一边劝东家不要砍树，一面劝王吉让他老婆回来，这事才平息下来。邻里都称赞王吉的品行，编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曾国藩主张的谦，就是要谦逊待人。刘向在《戒子歆书》中也强调了谦逊的重要。刘歆年少得黄门侍郎要职，刘向及时写了《戒子歆书》，教子为官。在戒书中，刘向引用董仲舒富有哲理的名言，引用齐顷公成功与失败的故事，要求儿子牢记历史的教训：身处要职，在道贺声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兢兢业业处理政务，建立功勋；切不可恃高官显位，骄奢淫逸，走一败涂地的道路。刘向根据少年得志往往易于忘乎所以，卒致失败的经验，及时告诫儿子警惕，还是很有远见的：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思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师破，人皆吊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邑，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
魏明帝时的王昶也有类似的言论。公元237年1月，魏明帝下诏，要求每位公卿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人。司马懿推荐兖州刺史王昶应选。王昶为人谨慎、宽厚。他教导他的儿子、侄子们说：“成长快的生物，死得也快，而成长得慢的生物衰亡得也慢。比如早晨开花的草，常常在晚上就凋零了。而松柏即使在严冬也能保持长青。所以，人办事都不要急于求成。如果做人能把退缩当作前进，谦让当作获得，轻弱当作刚强，则他很少会失败。如果有人批评自己，应该先反省自己的行为有无过失。如果有，证明人家说对了，若没有，证明他说得不对。人家说对了，自然不应抱怨，人家说得不对，对你也无害，所以用不着报复。”
春秋战国时期的范武子则可谓崇尚谦让的典范。范武子是晋国的大臣，他对自己的儿子范文子（名燮）教育很严。他经常对儿子说，做人要正直，做人臣要忠心，对人要谦虚有礼，决不能做骄傲狂妄、好大喜功的人。范文子在父亲的教导下，潜心研文习艺，文才武艺都很出色。
范武子年纪大了，范文子就接替父亲到朝中做了官。有一天，秦国来了一位使者，他在朝中讲隐语，想试一试晋国有没有能人。范文子懂得其中的三条隐语，他看看周围的大臣，见没有人站出来回答，便按捺不住，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于是，就抢先站出来，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知道的隐语对答出来，天色很晚，才从朝中回到家里。范武子问他：“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吧？”
范文子把朝中的事讲了一遍，话语中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范武子看到范文子的样子很生气，喝斥道：“大夫们不是不能回答，而是对长辈父兄的谦让，你是个年轻人，在朝中三次抢先，掩盖他人，如果不是大家顾惜我的面子，你早就遭殃了！”说完，范武子举起手杖向范文子打去，把他玄冠上的簪子都打断了。范文子受到父亲的责骂，心里很惭愧，才知道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父亲关于谦让的教诲。
不久，齐国发兵进犯。晋国以献子（克）为主帅，统领中军，以范文子为大将，统上军，派栾武子（栾书）统领下军，出兵迎战。齐军和晋军在靡笄（今山东长清县境）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主帅指挥得当，全军将士奋力拼杀，晋军大获全胜。在晋军班师回国时，范文子有意走在中军的后面，并故意拉开一段距离，等献子率领的中军进城很久之后，才率上军入城。
范武子站在城门边，见了儿子就大声对他说：“燮呀！你可知道我在天天盼望你吗？你怎么能这么慢吞吞的呢！”范文子说：“父亲，我也盼着早些见到你，可是，现在打了胜仗，倘若我率上军首先凯旋进城，那恐怕会使国内的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把我当功臣来欢迎，这样就会掩盖主帅的功劳，所以，我不敢这样做。”范武子听了，拈着白胡子微笑着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燮啊，你现在成熟了。”
晋军回到朝中，晋景公设宴慰劳他们，席间，景公赞扬献子说：“爱卿，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献子回答说：“我是在执行国君您的命令，以此号令三军将士，勇猛作战，我自己有什么功劳呢？”景公笑了笑，对范文子说：“这是你的功劳啊！”范文子回答说：“我范燮从中军那里接受命令，以此命令上军将士勇敢作战，我又有什么功劳呢？”景公又问栾武子，栾武子也作了同样的回答。景公哈哈大笑说：“你们虽然都互相谦让，但我会按功劳重赏你们的。”
范武子听说儿子在朝廷上谦让推功之举，甚是高兴，对儿子说：“现在你知道谦让了，我也就放心了。”
劳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勤劳。但在曾国藩这里，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从他的论述看，这个“劳”有几层意思，一是要自我反省，即每天检查自己是否勤劳；二是这个劳不光是劳力，还包括劳心；三是这个劳不应光为自己。当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能做到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劳也就足够了。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为一个封建官员，当然希望自己的子侄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但曾国藩并未这么看，他认为劳力而带来的家庭兴旺更能长久，与他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霍韬的《训子读书力田》。霍韬家训的中心意思是教育子弟参加农业体力劳动。他向子弟指出，参加体力劳动，能体验到“粟入艰难，不生侈心”；能培养“习恒敦厚，不生邪心”，能体验“勤苦”，“兴起善心，免于罪戾”；为官能关心百姓疾苦。不参加农业体力劳动，即使是富家，“无功食人之食”，“厉民自养”，“则有天殃”，“则致衰倾”。告诫子弟“不可不力农作”：
凡子侄，多忌农作，不知幼事农业，则不知粟入艰难，不生侈心。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幼事农业，力涉勤苦，能兴起善心，以免于罪戾，故子侄不可不力农作。
凡富家，久则衰倾，由无功而食人之食。夫无功食人之食，是谓厉民自养。凡厉民自养，则有天殃。故久享富佚，则致衰倾，甚则为奴仆，为牛马，是故子侄不可不力农作。
汉取士，设孝悌力用科，敦实务本也。凡为官者，如皆出自农家，有不恤民艰者或寡矣。子侄入社学，遇农时俱暂力农，一日或寅卯力农，未申读书；或寅卯读书，未申力农。或春夏力农，秋冬读书，勿袖手坐食，以致穷困。
凡社学师，须考社学生务农力本，居家孝悌，以纪行实。乡间骄贵子弟，耻力田勿强。本家孝悌兄弟，入社学耻力田，耻本分生理，初犯责二十，再犯责三十，三犯斥出，不许入社会。《训家人》是史桂芳在居官任所写给儿孙的一束家书。他用含义深远的陶侃运砖的故事来训教儿孙要习劳诫逸，指出“劳则善心生”，习劳能“养德养身”；“逸则妄念生”，安逸能导致“丧德丧身”。命儿孙勤劳耕种，勤苦读书：
陶侃运甓，自谓习劳，盖有难以直语人者。劳则善心生，养德修身咸在焉。逸则妄念生，丧德丧身咸在焉。吾命言儿稽孙，不外一劳字，言劳耕稼，稽劳书史，汝父子其图之。
十、守礼义——门第鼎盛，须讲求规模礼节
原文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节，未能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斯干之诗，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从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类。尔等必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之气，断不可忽。纺织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我们家的门第鼎盛，但对于家庭的礼节之类的事，却没有认真注意。纵观历史上那些长久的世家，男子要注意耕读这两件事，妇女要注重纺织和酒食这两件事。斯干诗中说帝王居室的事，认为女子的重要任务是处理好酒食之事。家人卦中以二爻为主，注重的也是中馈。“内则”一篇，其中谈论酒食的占了一半篇幅，所以我多次教育儿媳妇和女儿亲自料理中馈，后辈们却对此并不看重。以后还乡家居，那些不能精于烹调的妇女，必须常常到厨房去，要注重酿酒，制作牺牲小菜之类。你们必须注意时鲜蔬菜和养鱼，这关系到一家的兴旺之气，千万不能忽视。纺织虽然不用很多，但也不能间断。大房主张的东西，四房都赞同，家风自然就淳厚了。原文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罗婿性情乖戾，和袁婿一样都令人忧虑，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知道平时在三女儿面前是否也暴戾不近人情？你当谆嘱你三妹柔顺恭谨，不要有片语冒犯他。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是天地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传》中讲：君是天；夫是天。《仪礼》中也讲：君至尊，父至尊，夫至尊。君即使不仁，臣不可不忠；父即使不慈，子不可不孝；夫即使不贤，妻不可不柔顺。我们家读书做官，世代遵守礼义，你应告诫你大妹、三妹忍耐，逆来顺受。我对几个女儿嫁妆置的都很少，然而如果女儿果真很贫因，我也一定周济、养活她。目下陈家家境稍窘困，袁家、罗家并不忧虑贫穷，你谆谆劝戒几个妹妹，以能够耐劳忍气最为重要。我做官多年，也常在耐劳忍气上下番功夫。原文
尔在家料理家政，不复召尔来营随侍矣。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行，亦无吝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你在家料理家政，我就不再召你来营随时侍候我了。李榕的母亲曾经说过两句话：“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这是告诫富贵人家千万不要敬重远亲而慢待近邻。我们家初步富裕，千万不可轻慢近邻，酒饭上应当松散些，礼貌上应当恭敬些。建四爷如不在我们家了，可以另请一人专门款待宾客也行。除了不管闲事、不帮官司之外，有可行方便的地方，也不要吝啬。【评析】
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帮助族人亲戚，原本是人知常理。然而，这并不是他仁慈之心的发现或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正合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品德。曾国藩曾经说：“敬悯族亲固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作为一种职责。但事事处处挂记他们，不忘他们则是正道。一旦力量允许即伸出‘援手’拉扶一把。”
敬悯族亲需要决断的勇气。曾国藩曾经说：“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
每一个人都有家，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的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故有人言“宁失一友，不丢一亲”之语。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洞透，项羽拒绝入主关中而宁肯归乡称霸，是因为，他一身的锦衣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炫示于众乡亲，从众乡亲宗族里寻得自己人生的最大显现值，“衣锦”要“回乡”，方显得“锦衣”的荣耀，由此，邻里族亲便是一个人不应忽略的重要地方，一个特殊的集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人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相信，他会敬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曾国藩处世品德的另一方面是善待仆从。
对待仆从的态度，曾国藩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分明，然而在情义上要施予其恩惠，善待他们。比如他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易经》上说：“丧其童仆”，又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意思是说把童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童子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致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对待下人应当和对待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却做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给弟家书）
曾国藩认为善待仆从，仆从也才会善待你。买或雇仆从的目的是与己方便。如果主仆形同陌路，又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呢？主善待仆从，仆从又怎会不尽心侍奉主子呢？
十一、知足——天道忌满，有缺而常全
原文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尤。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姤也者，夬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凡是盛衰要看气象，气象兴盛则虽遭受饥饿也快乐，气象衰败则虽然能饱食也感到忧虑。现在我家正处在全盛之时，而贤弟认为区区百金，数目极少，不值得称道；假如贤弟处在楚善宽五或处在葛熊家的境地，贤弟能有一日安心吗？
一个人遭遇的丰厚、艰啬、顺利、舛乖，都是有天数的，即使圣人也无法自主。天可以让我今天处于丰厚通达的境地，也可让我明天就处于楚善宽五那样的境地。君子在处于顺境时，常常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我应当用我的余财去添补别人的不足；君子在处于艰啬之境时，也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并不是事实上真的丰厚，而是与那些比自己还艰啬的人相比，是过厚了。古人说的要与那些处境不如我的人比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来信中有“区区千金”四个字，艰道还不知道上天待我兄弟已是过分丰厚了吗？我曾经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虚消长之理，从中知道人不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中天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天有孤虚，地有东南陷落的时候，从来没有十全十美没有缺陷的东西。“剥”中隐藏着“复”，所以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姤”是“夬”的开始，所以君子认为是危险的。所以，既然已经吉了，通过“吝”就会走向凶；既然已经凶了，通过“悔”也会走向吉。君子只知道有“悔”。“悔”，就是守缺而不敢求全。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与凶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别人常缺而一个人常全，天道屈伸的规律，会如此不公平吗？【评析】“境地须看不如我者”，即常常去与不及自己的人比较，就会生出知足之心，这是曾国藩“知足”思想的实质。而在《颜氏家训》中，则用“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来说明知足的必要性：《礼记》说：“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会满足。”天地古今有尽头，人的需要无止境，只是要减少欲望知道满足，为自己确定一个界限。先祖靖侯曾告诫他的子侄说：“你们家是书香门弟，从来不曾富贵显达；今后为官，俸禄不可超过两千石，缔结婚姻不要贪图权势之家。”我终生谨记在心，作为至理名言遵奉。
天地之间所谓鬼神之说，都是因为邪恶之事太多而造成的。如果能够做到谦虚自抑，便能免于被害。人生在世，衣服仅足以免于寒冷，食物仅足以解除饥饿。形体之内，尚且不能尽情享受，难道还想在自身之外，无休止地追求高贵的地位和奢侈的生活吗？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拥有四海的财富，天子的尊贵，但当他们越过了法度的极限时，尚且要受到损害，更何况普通人呢？一个二十口人的家庭，奴婢虽多，也不能超过二十人，良田只需十顷，房屋能遮风雨，车马能代拐杖就行，积蓄几万家财，为的是预防喜忧之事和意外变故。超过这个限度，便要从道义出发施舍分散出去，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也不要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获取。
仕途之中，即使官运亨通，也只能位居中游，前面有很多人，后面也有很多人，这样才能免于遭受耻辱，没有灭亡的危险。如果高于中游，便应该辞去职位，回家闲居。我最近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本来也应该抽身隐退。只因目前客居他乡，深恐因此而遭到攻击和诽谤，才没有付诸行动。自从国家发生动乱以来，我看到有人靠着机遇，侥幸富贵起来，但早晨刚刚执掌大权，夜里就招致祸灾葬身深谷，初一还在为自己的富有而高兴，三十便一贫如洗悲痛不已了，像这样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千万要小心啊！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个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啊！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显然，曾国藩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收敛起来，深刻反省，而不愿意看到弟弟们悍然不顾。他希望弟弟们听从他的忠告，手足相联，同走正道。他最怕的就是兄弟们各执己见，在家里斤斤计较，互决雌雄，反而忘记了迫在眉睫的外来灾难。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功成身退，保持收敛，保全身家性命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严谨作风和做人哲学。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的沅弟（国荃），他则予以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廉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攻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依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金人。
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要有个“俭”字。他自诩“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买田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
正如前述，曾氏对于诸弟家教方面的指导、劝诫应该就是“八本、八宝、三不信”之类，希望他们对于家人勤于督促，以切切坚守耕读孝友的家风为念，而不使曾门变成所谓“官宦”之家，甚至常常劝诫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考仕宦而考虑。
十二、居安思危——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
原文捐务公事，余意弟总以绝不答一言为妙。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兴，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处理公事时，我的意思是你以一言不发为好。凡是官运亨通的时候，自己的子弟参与公事，都会格外顺手，一呼百应，然而闲话也会因此而生，怨恨和毁谤也会由此而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应该预先考虑衰败时的事，当兴盛时事事顺遂的时候，要预先考虑衰败时事事拂逆该怎么办。你以后去长沙、衡州、湘乡等地方，总要首先注意不干预公事。原文
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怕的是不能通达，不怕不能立足；怕的是不稳妥，不怕不露头角。以后一定要安身于风平浪静之中，而不要去追求翻天覆地的轰动效应。我也不甘心做平庸的人，只是近来看了许多的变化，所以一味提倡平实。这不是我心情委靡，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声名太重，不这么做，都是危险之道。原文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担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参与，好比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二是不善终，古人曾说每天都要谨慎，唯恐不能善终，因为身居高位险地，而又能善终的人很少；三是不能胜任，古人曾说要小心谨慎，好比在朽板上驾驭六匹马，战战兢兢，就像随时都要坠入万丈深渊，怕的就是自己无法胜任。原文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他的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天。【评析】
居安思危，这是智者的风度，在历史上，范蠡功成身退，就是考虑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在最兴盛时为自己找退路。而与他一起灭吴的大夫文种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气度，所以最终不得好死。
鉴于这些历史教训，能够做到居安思危的智者还是为数不少的。如唐朝太师李光颜在平定吴元济藩镇之乱中，功勋卓著，被封高品官职。他有一个爱女，尚未婚配。幕僚们都说李光颜一定会为爱女选择出众的佳婿，便在一次谈话中说起一位郑秀才，大家都盛赞郑秀才在词学方面首屈一指，且一表人才，风流异常，希望李太师把女儿许配给他。有一次，幕僚们又提起这件事，李太师感谢大家的关心，然后对他们说：“我李光颜不过是个力气人而已。正逢国家多难之时，偶尔立了一点小功，怎么可以妄求名族而招致人们的流言蜚语呢？我已经为女儿选得一位佳婿了，诸位还没有见到过。”于是招来一个小军官，指着他说：“这就是我女儿未来的女婿。”
女儿成亲的时候，李光颜所作的只是为这位无名的小军官提升了三四级军职，又多陪送了一些金钱布帛而已。李光颜的从事许当发表对这件事的看法说：“李太师建立了定难之勋，却一直心怀‘鸟尽弓藏’之虑，只求平息战乱，保护国家，过上安宁的日子罢了，而结交攀援名门望族却不是他的志愿。他的做法，与那些一心要与王公贵族结亲联姻的比起来，相差得多么遥远哪！”
而赵匡胤之母杜氏在儿子称帝后，也有类似想法。杜氏一向治家严谨有方。儿子陈桥兵变成功她很高兴，但等到她被封为太后，宋太祖于殿上拜见时，她却满脸忧虑。人们不解她为何不以子为荣，她说：“我听说做君主是很难的，天子之位统领百姓，只有治国有方，才能得到尊敬。如若没有驾御之才，就是再想做百姓都不能了，我正为此而忧。”太祖听罢，叩头致谢，表示一定听从母亲的劝告。
在众多封建帝王中，唐太宗以贤明著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居安思危的聪明。有一次，唐太宗对众臣说：“有人说当了皇帝就是得到了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了。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们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这时旁边的魏征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
身为皇帝尚且如此，身为臣子的曾国藩岂不知身居高位的危险。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确实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尔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正如他写给沅弟的信中所说：“前此骆、胡、王、薛诸人，皆以巡抚而赏头品顶戴，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写道：“余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皇无已。”
基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苏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画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无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他又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了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诸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同治元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光鲍超一军驻宁国，病者就达六千六百七十人，死者数千，“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张运兰一军驻太平，病者尤多，“即求一缮禀之书识，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而且主将鲍超、张运兰等相继病倒。曾国藩于闰八月十二日上奏说，此时“战守皆无把握”，“若皖南藩篱一坏，江西内地空虚，毫无足恃”，而皖北“袁甲三、李续宜皆将回籍，唐训方新来，诸事且萃于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因此，他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分责任”，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之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闰八月二十一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这一次，曾国藩又算争得了主动权，使自己在困境中不致遭受朝廷的谴责。他接到这道上谕后，“读之感激涕零”。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位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容忍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止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他准确地估计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故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三更半夜，他在安庆接到湘军攻下金陵的咨文时，竟然“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而事实上，曾国藩每获重位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也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逾，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大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毛求疵，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份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他的办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义、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统辖。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只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统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疏辞钦篆、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针对曾国荃奏请回籍调理，并部勒散勇南归一折，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说：“该抚所见，虽合于出处之道，而于荩臣谋国之宜，尚未斟酌尽善。”仅仅表示了一番朝廷的“存问”。及至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时，很快便得到九月初四日的上谕的批准，其间仅仅七天！曾国荃粗鄙，不能理解阿兄和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对于开缺浙江巡抚大为不满，竟在阿兄移驻金陵，大会宾客之时，一腔牢骚，满口怨言。后来，曾国藩回顾此事，对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其实，不止曾国荃，当时朝野上下，深刻地领会曾国藩这种韬晦之计的能有几人？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能敏锐地看到险象，又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在这方面，曾国藩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惊人的才能。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疑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时，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民君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歌功颂德，自可买静求安，搏取慈禧的欢心，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彭玉麟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曾国藩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世间，藉以表明他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何必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他平生的行为大相径庭？
卷五.五戒
一、戒骄——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
原文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信；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弟对于世事的阅历慢慢深了起来，但来信中却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只有廉洁和恭谨才是承受福气的方法，骄傲就会自满，太满了就会倾覆。凡是发自口端或笔端的诸如厌恶这个人俗气，嫌弃这个人鄙陋，议论一个人的短处，揭发一个人的隐私，都是骄气的表现。且不要说自己的这一指摘不一定恰当，即使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也已经为天道所不允许。我们家的子弟，充满了骄傲之气，一开口就议论别人的长短，笑别人的鄙陋，这都不是好的气象。贤弟想戒除子侄辈的骄气，必须先把自己好议论别人的短处，喜欢揭人隐私的习气，痛加改正，然后再让子侄辈在这些事情上警惕和改正。要去除骄字，以不轻易非议或笑话别人为首要标准；想去除一个惰字，要以不晚起床为首要任务。原文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解读
牵涉功名的地方，自古以来就很难居留，我凭着是在籍的官员，招募湘勇，建造战船，成就了这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人都好名，谁会比不上我呢？我有了美名，肯定会有人担当不美的名，这样比较起来，心里就过意不去。所以我只好谨慎谦虚，时时惕厉自己。如果能仰仗皇上的威福，迅速把江面上的敌人肃清，把反贼彻底扫平，我决定回归家乡，服事父亲，改葬母亲，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也可以让我心里稍觉宽慰。但就是不知道皇上是否允许我这样做。
各位弟弟在家，总要教育子侄们勤敬。我既然在外面有权有势，则家中的子侄，最容易骄佚，这两个字都是败家之道。原文
拂意之事接于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与阿兄间有不合，早尽可不必拂郁。弟有大功于家，有大功于国，余岂有不感激、不爱护之理？余待希、厚、雪、霆诸君，颇自觉仁位兼至，岂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时与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啬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霆，不知与弟道及否？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至危迫之际，则救焚拯滋，不复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满处，皆在此等关头。故将途之襟怀揭出，俾弟释其疑而豁其郁。此关一破，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解读
你讲不顺心之事接连不断，但不知你所指什么事？如果是与阿兄偶有不和，大可不必忧郁烦闷。弟弟你理家有功，对国有大功，我哪能不感激，不爱护呢？我对待李希庵、杨厚庵、彭雪琴、鲍春霆等兄弟都能做到仁慈谦让，哪有对待自己弟弟反而不好的道理？只是有时我和弟弟的志趣不一致。弟做事的志趣，很似春夏万物初生的气势，而我的志趣则是近似于秋冬收获的凝重气势。弟弟的志趣是万物复苏且生机勃勃，我的志趣则是收获而丰厚。我平时最喜爱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我认为惜福保泰的方法没有比这个更好。我曾经多次用这七个字告诫春霆，不知道是否和弟弟的志趣相符？当年咱们的祖父星冈公待人处事，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唯独要求自己的子孙侄辈却非常严肃，遇到逢年过节，更是凛然不可侵犯。也是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从而使家中的欢娱，不至于无节制地放肆。我对弟弟军营中保举银钱军械等事，常常稍示节减，也都还是本着“本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到了危险紧迫的时候，就可以灭火灾、救溺水，不再有一丁点吝啬。弟弟的意思有不满的地方，都是在这方面。所以我把心扉敞开，使弟弟解开疑虑，免除郁闷。这个结一解开，那么，我们兄弟就可以心心相印了。【评析】
关于戒骄，《颜氏家训》中举了一个琅琊王因骄而最终身死的故事：
北齐武成帝的儿子琅琊王，是太子高纬同母所生的弟弟，天生聪明机敏，深得武成帝与皇后宠爱，因此他的穿衣饮食标准，都与太子等同。武成帝常常当面称赞他说：“这是个聪明的孩子，将来必能有所成就。”等到太子即位，琅琊王移居其他宫殿，但享受的待遇仍然特别优厚，超出了常规，与其他诸王截然不同。即使如此，太后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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