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杭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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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试读：

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转眼到了从教50周年，去英国留学进修30周年，也到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近30周年！而我亦从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成为七十五六岁的老年人了！当然我希望在学术上我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要比我的生理年龄年轻，但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还得“服老”，习惯这种“老龄弱势”，这也许是一种对自己年龄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2011、2012年之交，在“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之后，以郭星华教授和洪大用教授为首的筹备组，经过考虑，提出一个建议：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评述郑杭生社会学学术思想的各种形式的文章收集起来，加以适当选择，出一本纪念文集形式的书。并提出，这样一本文集不仅可以作为纪念从教50周年学术会议的一个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运行学派”成长的历程和轨迹。我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就让筹备组成员、我的助手奂平清、李锁成等收集这方面的文章。本文集定名为《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就起因于此。

经过选择，收集上来已经发表的文章大约有30篇。另外，根据纪念性学术会议的需要，筹备组还联系了一些作者，写了一些述评文章。所以采收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共有50篇。借这个机会，我首先要衷心感谢多年来关注关心我的学术思想、我们学派演进的社会学界的同辈、后辈学人和我的学生——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成为社会学教授或副教授，并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做出了自己相应的出色成绩。他们正是通过自己的研究、阐发、评论，对这个学派的成长、发展作出了极大的推动和独特的贡献。

在文集中如何安排这些文章的顺序，筹备组提出了几种方案，比如按主题不同来分类，或是按时间先后来安排。按主题，可分为阐述的、评论的、访谈的、回忆的和传记的等。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文章的性质明确，较易归类，容易检索，但是最主要的缺点是不容易看清学派成长的大致线索，不能清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而这正是按时间先后来安排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选了后者。例如，在现在的文章列表中，我们可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3篇文章，90年代也只有3篇文章。这十几年仅有的6篇文章，基本上评述的是社会运行学派奠基和形成时期的情况。这一时期，我的工作主要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其主要内容是如何使我个人关于社会运行论的观点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的学术团队所逐渐接受和认同，并转化为一种学术团队的主导观点。这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分工合作、集体编写《社会学概论新编》达到的。《社会学概论新编》和后来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在学派主导观点的普及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参加这两本书写作的人员几经变动。其中，李强、李路路、林克雷几位教授很长时间担任副主编。还应提到的是，潘绥铭教授关于婚姻、家庭、性的观点，也通过我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登上了“大雅之堂”。很多人对我说，他们是读我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进入社会学的殿堂的。但这仅有的6篇文章也表明，总的来说，当时社会运行学派的主导观点，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影响还不大，无论是社会运行论还是社会转型论，都是在质疑的目光和氛围中，论证自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完全可以说是艰难曲折地推进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特别是随着2005年“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一、二、三卷的出版和2010年“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上下两册的出版，还有其他一系列著作的出版，情况有了明显改变。在2000—2003年即有4篇述评的文章问世，而从2005年到2010年一共有近20篇述评文章发表。这反映的是社会运行学派比较成型的时期，也是它的影响较快扩大的时期。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很多内容已经不是一般性的介绍，而是深入到一些理论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例如对元理论的探讨，对新型现代性的分析，对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剖析，对我们提倡的一些观点的阐发——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相结合的顶天立地境界、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等，以及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不同范围中的应用，特别是在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现实关系等各方面的应用，在城市发展、社区建设实地调查中的运用，在论（理论）、史（历史）、法（方法论）不同领域的深化，在与各种不同思潮的碰撞中的交锋和借鉴。这表明，社会运行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趋成熟，视野更加宽广，也表明它还在继续成长，更表明它在比较视角上的两个特点，力求划清两条界线：第一，它是世界眼光本土特质兼具的中国学派，而不是西方某个学派的中国版；第二，它是与其他中国学派友好争鸣相互促进的学术派别，而不是以功利考虑、主观偏好等非学术因素设限的狭隘宗派。

从上述这些评述我的学术思想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到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的一个侧面，它显示：同历史上、现实中任何学派的成长一样，这个学派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之所以说是“一个侧面”，是因为，一个学派不是光靠评论才能形成、才能成长的。学派的形成、成长主要奠基于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以及体现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的论著，奠基于一个学术团队能够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运用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并反过来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拓展、推进它们。如果没有后者，评述得再好，也成不了学派。反之，如果有了后者，评述得再坏，也否定不了它的存在发展。如果一个学派经不起评述，就表明它还没有资格成为学派。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学派都是在百家争鸣中兴起或者被淘汰的。当然，这绝不是说述评不重要。肯定性的评论，能推动学派发展，扩大学派影响；否定性的评论，则能促使学派改进，消除自己的缺陷。不能或者无力消除自己的缺陷，特别是根本的缺陷，该学派就不可避免地要衰落，就会有新的学派来取而代之。所以，中肯的、适当的评论，对一个学派来说，永远是重要的、需要的。我们社会运行学派在谋求自己发展时，要牢记学派兴衰的逻辑，要尊重述评，并对述评采取分析的态度，分清哪些有理，哪些无理，哪些该理，哪些不该理。

下面，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主要结合本书收录的文章，特别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这篇前言中，首先不能不着重说到的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同学齐齐哈尔大学董驹翔教授。他当年在哲学系比我低一级。在所有系统评述我的观点的文章中，他的文章《社会运行与社会学——评论郑杭生教授的理论》（1989）是最早的一篇。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能看出社会运行主导观点的潜力和前景，并用这个主导观点编写适用于师范院校的社会学概论教材，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和他的女儿董翔薇教授又写了两篇文章《学术的历史感——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2003）、《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2010年的参会论文，2011年正式发表）。这次，他又写了《再论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在20多年时间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锲而不舍地研究我的社会学学术思想和社会运行学派的研究者。他的执着令人钦佩。他曾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他收集的我的论著材料，可能比我持有的还多、还全！

第二，其他一些外校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也发表了重要评论。首先要着重介绍一下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的评价。谢立中教授为2005年举行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究会，提供了一个题为《“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的发言提纲，其中第三个问题“理论建构方面的成就与特点”，指出了这样几点：（1）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第一个目标明确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体系；（2）力图与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相结合；（3）试图沟通中西社会思想；（4）试图综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实现社会学理论中宏观—微观、冲突—协调、个人—社会、主观—客观等二元对立的消解，与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一致。其中第四个问题“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思路的比较”则指出这样两点：（1）比较而言，在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各种综合性社会学理论派别当中，“社会运行学派”现有的理论思路与西方“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思路更为接近；（2）与“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已有理论成就的差距：个人—社会整合方面的差距、宏观—微观整合方面的差距、主观—客观整合方面的差距、冲突—协调整合方面的差距。无疑，谢教授的评论是系统而重要的，特别是他指出的与“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四方面差距及其包含的理论前提，值得好好分析。

另外，安徽大学钟金洪教授在1995年发表了《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社会学概论新修〉述评》，这是最早给予《社会学概论新修》以中肯评价的文章。厦门大学胡荣教授2006年《本土化、体系化和基础化：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品格》，首次注意到我的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品格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河南日报》高级编辑崔同也在2006年发表了《“美人如玉剑如虹”——郑杭生及其社会学思想》的述评文章，对我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他自己的解读和提炼。这些述评文章都写得很精彩。由于他们都有自己研究问题的视角，他们的述评文章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看法。

第三，这里还要着重介绍李强教授，他当年是对社会运行学派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学者。他在1987年最初的《社会学概论新编》的成稿中，在1993年《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的成书中，都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助手，当年出版那些书时，我在前言中都做了说明。我还和李强、李路路合著过几本书，如《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等。它们和我独著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一起，构成社会运行论的主要代表作。收入本文集中的李强写的文章《

郑杭生教授的学术发展（小传）

第四，本文集采收有洪大用教授和郭星华教授的述评文章。他们也是对社会学运行学派做出贡献的学者。洪大用在1997年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他创造性地把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观点运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和环境社会学的构建，在1999年3月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并于2001年8月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恢复编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在最初几年里，他一直协助我主持编写工作。后来，他又成为我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概论》教材的主要助手，担任首席专家之一。2010年他又发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把理论自觉运用于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中。郭星华对形成社会运行五大机制，即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等五个机制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他2006年发表了《耕耘结硕果 桃李舞东风——试论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贡献》，这不仅仅是一篇祝贺我70寿辰和从教45周年的纪念文章，而且包含着一些学术的真知灼见。刘精明教授，同样是对社会学运行学派做出自己贡献的学者，他对社会转型论的主要概念“转型度”、“转型势”做了很好的论证和发挥，他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第五，给本文集提供述评文章的王万俊、李迎生、江立华、胡翼鹏，都先后对学科本土论做出了贡献。王万俊是我早年的博士生，现在成都市规划部门做领导工作。他在1998年，即以文梓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的述评文章，对我前十几年的社会学思考进行了理论提炼。我和他合著并在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迄今为止还是关于社会学本土化专著中最为系统的一本。去年他还出版了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方法解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李迎生教授2007年发表了《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郑杭生社会学探索历程

第六，刘少杰教授为本文集提供了写于2006年、题为《

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形态

第七，胡鸿保教授为本文集提供了三篇述评文章：一篇是2000年的《理论统率史料的成功探索——读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篇是2001年与他学生杨春宇合作的《本土化，新探索——〈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读后》，一篇是2005年的《讲理务实、发展中国社会学——祝贺郑杭生教授从教45周年讨论会书面发言》。胡鸿保教授是我初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时求职进来的“老人”。他的专业是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但一直对社会学的发展关注有加。他又是在学界闻名的学术评论家，以看问题深透、批评不留情面而著称。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在肯定那本本土化的书是一种新探索的同时，直率地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这很好。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肯定了我办系和学科建设的路子是“讲理务实”：“讲理是说他注重理论。在这方面他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我们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他和他的学生已经形成一个有实力的社会学学派。务实是指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国情、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然后他也进行了批评，不过这次批评的不是我或我的办系实践，而是人类学界：“我本人从事的是人类学专业。毋庸讳言，中国人类学在重建中对于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与社会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做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应该汲取并反思的。我在撰写《中国人类学史新编》时做了一些探讨和比较。”

第八，杨敏教授为本文集提供了三篇文章，这就是2002年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郑杭生思想评介》、2006年的《

社会互构论的追求：推进从差异走向认同的事业——郑杭生社会学思想历程的又一个新波峰

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第九，在社会运行学派中还有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都提供了自己的述评文章，写得也都各有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水平。其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有陆益龙、冯仕政、奂平清，在读的博士生姜利标，在京工作的有王道勇、黄家亮、陈云，已经到外地工作的有杨发祥、徐晓军、张兆曙、龚长宇、王洪伟、汪效驷、陶双宾、岳天明、谢建社、李棉管、李伟梁、张永华、童潇等。其中，王洪伟早在1988年当他还是硕士生的时候，就写了《

郑杭生和他的社会学理论

现代性延展与社会转型——从概念体系角度考察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的统合性

第十，应当说明，在上面的述评文章中，也不是所有的观点我都同意的，评价过高过低的情况都有。但是，存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是好事。这不仅适用于学派的外部关系，也适用于学派的内部关系。因为一个学派内部也应该有争论，有不同意见的彼此交锋，这样才有活力。

最后，还有一个题外话，需要再次着重说明：这个前言只提到收入本文集中的一些作者对学派形成发展的贡献，没有全面涉及每一个曾经对学派做出过贡献的人，这绝不代表忽略他们。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前三卷的“自序”和第四卷的“自序”中做了三次说明，为了阅读方便，我想摘录几句。

第一次是在1998年3月31日为那本未出的文集写的“自序”中：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文集，无疑主要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成果，但同时也包含着10多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这个学术群体的主要成员有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李强、李路路、林克雷、潘绥铭等教授，其他成员还有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之中有的也已成为我在社会学系新的同事，如郭星华、刘精明、洪大用、陈劲松等。“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前三卷的“自序”引用了这段话。

第二次是2004年，我在前三卷的“自序”中这样表达：六年之后，我同样要说，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社会学学术历程”，无疑主要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及思考的成果，但同时也包含着近20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分如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李强教授几年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重建该校社会学系，现在已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建明教授已调到北京市教工委担任领导工作；上面提到的郭星华、洪大用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郭星华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洪大用则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刘精明和陈劲松也早已成为副教授。但最主要的变化还是增加了许多新人，他们就是：已经毕业的或还在校的博士生，主要是李迎生、李守信、王万俊、冯仕政、章谦、李霞、周平君、龚长宇、张纯琍、赵文龙、杨敏、张春、何珊君、奂平清等，其中，李迎生前两年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博士后主要是陆益龙、江立华、翟中东、吴力子、程虎、陆汉文等。还应当补充的是，我还有一些较早毕业的硕士生，如葛延风、任振兴、吕金波、侯保平（侯宁）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与他们多年来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此外还有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早年的同事，如张小军等。这里，我无法一一说明每个人在上述“四论”中起的作用，我只能像上次序言所说的那样：读者可以看到，在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特别是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探索、深化和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中，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第三次是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的“自序”中：在第四卷出版之际，我想仍然有必要说明我和我的学术群体的关系。正像过去的情况那样，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学术文集，无疑主要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思考的成果。收在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我独立写成的。但是，本书同时也包含着这些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分如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李强教授、张建明教授、刘精明教授等已经离开中国人民大学高就了；李路路、郭星华、刘少杰、洪大用、李迎生、夏建中、陈劲松、陆益龙、冯仕政、奂平清等在校的教授、副教授，都程度不等地开辟了自己的学术领域，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相应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收入本书的合作文章的合作者，大多数是新人，多数是我的博士后、博士生、访问学者，如江立华、程琥、胡翼鹏、龚长宇、杨敏、陈秀峰、何珊君、汪雁、潘鸿雁、王道勇、费菲、黄家亮、童潇、姚德薇、李棉管、彭莉莉、韩洪涛、谢建社等。他们中间，江立华、杨敏毕业后早已成为知名的教授。……有的博士后、博士生，没有直接写合作文章，但是他们跟我参加了各地、各基层的实际调查，如杨发祥、张兆曙、李伟梁、陈玉生、汪萍、陈云、童志峰、刘小流、魏智慧、饶旭鹏、胡宝荣、童潇、方劲、熊凤水、陈文超、雷茜、刘燕舞等。……这里没有提到的我的一些博士生，张永华、刘仲翔、仓理新、章东辉、王晓蓓、孙志祥、杨政、周翔、罗英豪、张笑会、徐晓军、蔡志海、张继涛、王勇、杨生勇、陶双宾、彭惠青、汪远忠、曾永泉、沈新坤、程启军、王洪伟、王程、张小山、喻芒清、符平、吴娅丹、高玉玲、张扬，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参加了合作。……对此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学派也如逆水之舟，不进则退。学派的形成不易，保持活力、进一步发展更难。

我衷心希望加盟社会运行学派的各个年龄段的学者，能沿着“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的学术路径，探索不止，攀登不息，奋斗不停，努力发现新问题，开辟新领域，建构新理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中国人民的福祉，我国学术的繁荣，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这也是保持学派活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也衷心希望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为实际的中国社会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好事的同时，也为推进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学派成长、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2012年1月3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郑杭生教授的学术发展（小传）·李 强·

郑杭生，祖籍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白象镇瑞里村，1936年9月16日生于杭州市，故名杭生。出身于一个浙江高等法院的低级职员——录事（记录）的家庭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

郑杭生教授1944年在浙江余姚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50年考入浙江余姚县立中学，并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初中阶段，他爱好广泛，曾在他的启蒙老师张斌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点钢琴和作曲，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曾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时，获“品学兼优奖”。1953年，他考入上海市上海中学。上中是国内名牌中学，他在这里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他擅长写作，曾两次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获奖。

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年制本科，学习成绩优良，曾担任数年《中国人民大学周报》通讯员。他还与谭宗伯一起创作了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广为流传。1961年毕业即留校任助教。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未放弃学业，而是把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利用在外语学习和专业研究上。1972年回京，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随哲学系一起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随哲学系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他自1979年起任讲师，1980年下半年，他考取国家教委专派留学生奖学金名额，经过语言学院短期培训，于1981年年底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英方给予副研究员身份。在英国进修期间，他曾在《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论文，如《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等。1983年5月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副教授。1983年年底回国后，他受中国人民大学之托，分别于1984年3月和1984年10月筹建了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此后又于1987年7月组建了社会学系。自1985年至1992年，他先后培养了5届分析哲学硕士研究生和7届社会学硕士研究生。自1987年至1992年，在他主持下，社会学系招收了6届本科生。1985年起任教授，1987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职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作为社会学界、哲学界的一位重要学者，兼任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职务，主要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组长、中英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等。

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活动，粗略地谈，以留学英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他留学英国以前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1961—1962年，为哲学系本科5年级和研究班3年级辅导“辩证逻辑”，主讲是肖前教授；1963—196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5年级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3年级独立主讲“辩证逻辑”课的一半内容。1963年5月3日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学术论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范畴体系的正确方法》，对当时学术界关于“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1965年出版译著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他承担了该书大部分的翻译工作。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主要讲授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其中系统开设“《反杜林论》”课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进修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班和研究生班，负责编写《〈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一书，该书1979年以校内用书出版。粉碎“四人帮”之后，郑杭生教授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做了不少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如《“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光明日报》，1976-12-06）、《论形而上学猖獗》（《光明日报》，1977-03-29）等，其中《批判折中主义，还是攻击两点论》［《红旗》杂志，1977（7）］一文还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北京周报》48期加以转载。这些作品，极大地提高了郑杭生教授在全国的知名度，以至他曾被戏称为中国人民大学几大“秀才”或“才子”之一。1978年他与李秀林合写的《“四人帮”为什么要顽固坚持“精神万能论”》一文，曾被诬告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在“追查”中，他曾受到当时郭影秋校长的保护。郑杭生教授还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表了《为真理而斗争》（《光明日报》，1979年8月）、《立实践标准，破主观标准》［《教学与研究》，1979（1）］等文章。1979—1980年针对当时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的“阶级”属性问题，为了走出按思想态度划分阶级的误区，他曾与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报》提出划分阶级只能用经济的标准，对“阶级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提出了质疑。这个讨论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一阶段，他的所有文章都贯穿一条主线，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这同样表现在他与李秀林、吴树青合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唯物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8）和他独著的《本质、现象、假象》（北京出版社，1979）之中。在这个阶段后期，郑杭生教授的兴趣已部分地转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他开始参加当时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该书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个阶段始于他从英国归国以后。这是他学术上的大发展时期，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见解，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在社会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理论创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他提出了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新观点。关于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在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传统上有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的等等。对这个问题，郑教授经过长期的理论思考，经过对社会学历史的考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陷入恶性循环的反思，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我国社会学界影响较大，目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

第二，对于社会运行的研究。继提出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后，他进一步结合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社会运行的理论。他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治”、“乱”思想发展为社会运行的良性、中性、恶性三种状态的理论，提出了评价社会适行状态的原则与标准，提出了评价社会运行的指标体系。他的社会运行理论，主要包括社会运行条件与社会运行机制两大部分。关于社会运行条件，他主要阐述了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环境与资源，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等，同时还从时间、空间角度研究了社会运行的外部条件。关于社会运行机制，他提出了社会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五大机制。上述的社会运行理论，是他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社会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他针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实践提出了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上了转型的特征。转型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出现了迅速发展前进的局面，转型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人口、环境、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转型时期，也给中国社会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作为迟发展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避免走已被实践证明是误区的道路，选择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还认为，转型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社会类型，它介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具有两种社会的因素。将转型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有助于认清我国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关于转型社会的研究，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由郑杭生教授主持研究。

上述这些观点见之于他的主要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专著）、《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主编）、《社会运行导论》（专著，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他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1985）、《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1989）、《我的社会学定义》（1991）等。他在1986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述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文章，曾受到胡绳同志的好评。郑杭生教授还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带头文章的三作者之一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并担任该卷编委和理论社会学部分的主编。

第四，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方面，郑教授对传统西方哲学为什么衰落、现代西方哲学为什么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现代哲学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他从1984年第6期《教学与研究》开始，连续七期刊登系列文章，阐述评论西方现代哲学两大思潮的特点。他在1986年第3期《红旗》发表的《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同样受到胡绳同志的好评。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1987，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1988，主编）以及6万字的长篇论文《艾耶尔真理论剖析——逻辑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对立》（1986，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书）。

第五，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研究。民主、自由、人权是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也是重大的实际问题。郑杭生教授在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文章中，在解释民主与科学的含义时，提出了民主的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人民日报》，1989-05-05》，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了该文摘要）；在论述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时，系统解释了民主的阶级性、历史性、全面性、过程性和法制性［《北京日报》（1989-08-03）和新华社摘要转发，各报转载］。这些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方面的著作有：《民主、自由、人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92年与谷春德教授一起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了《人权新论》一书；还和谷春德教授一起承担北京市课题成果《人权史话》一书的编写，定于1993年出版。

郑杭生教授也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较高知名度。近年来，他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活动，并发表了众多的讲演与论文。1988年6月，他应邀赴意大利博洛尼亚参加“法社会学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社会学》。1988年11月，他参加了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民主和社会正义”学术会议，发表了论文《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几个方面》。1988年12月，他赴秘鲁利马接受卡西拉索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与证书，并在该校社会学系做讲演。1989年9月，他赴日本立命馆大学讲学，讲学题目：《变迁中的中国社会》。1989年9月，他赴汉城庆熙大学、高丽大学讲演，题目为：《中国与南朝鲜经济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1990年，他参加了美国华盛顿“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提交论文《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1990年，他参加了原联邦德国巴德洪堡“韦伯与中国现代化”讨论会，发表论文《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及其对认识转型社会的意义》。1991年7月，他赴日本宫城鬼首参加“第五次中日美国际研讨会”，发表演讲：《关于国际新秩序》。1991年1月他参加苏联海参崴“第三次亚太地区大学校长研讨会”，发表论文《环境教育及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实践》。1992年3月，他应邀赴日本宝冢“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创设三十周年纪念讲演会”，发表题为《从社会转型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迁》的讲演。

在国内的学术研究方面，他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其中已完成的课题有：1985—1987年国家教委“社会指标体系”课题，1986—1990年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等。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课题有：1991—1995年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国家教委委托的统编《社会学概论》课题等。

郑杭生教授不仅学术研究上成果累累，影响广泛，而且做人、为人方面在学生与教师中享有盛誉。他做事总认认真真、实事求是，他为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曾先后两次提出自己的座右铭。一是：求学为人并重；“求学”要求自己勤快、谦虚、创新；“为人”力求做到律己、助人、大度。二是：方向要正确；人品要高尚；学问要扎实。

社会运行与社会学——评论郑杭生教授的理论

在我国自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对象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关系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郑杭生教授的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一书的出版是极有意义的。这部著作是关于社会学对象研究的专著，这使它更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因为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虽然讨论得异常热烈，各派意见发表得也很充分，但是从来还没有像这部著作这样，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作如此全面、深刻的研究，全面地设计了自己的关于社会学对象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社会学对象。一

郑杭生教授的这部著作始终在社会学的广阔背景中去讨论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中去对待对象问题，这一点是与众不同的，是此书一大特点。

人类的整个认识，以及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理论、实践和历史几个方面。所以，人类的全面认识和每一门科学都表现在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之中，每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也自然会有这三方面的形式。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方面展开了对社会学对象的研究。这样做的根据就在于“我们思考社会学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则又是以正确地解决对象问题为前提和先决条件的”。并且“社会学目前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都面临着困难”。这样，作者一下子就使自己处在一个有广阔视野的高度来研究社会学对象问题，并且明确地给自己规定了试图解决三方面困难的任务。

作者贯穿全书的，正是从理论、实践和历史的统一中去评论有关社会学对象的各种理论，设计自己的社会学定义。这样做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彻底摆脱社会学研究中的经验型，又避免脱离现实，做到既有自己的理论又能回到实践中，指导社会实践，并且贯以历史的观点。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作者在书中设计的社会学对象是最好的回答。关于社会学对象，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或简要地说，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个定义能否成立，可以留待学术界来讨论，也可以留给我国的社会学实践来检验。我们不必武断《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设计的社会学对象就一定是最佳的、唯一正确的，但是该书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态度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

社会是在发展中存在的，社会的一切问题也都是在社会运动中产生和存在的。《新探》一书正是紧紧把握住这个基本事实来立论的。当然，其他社会科学也都研究社会运动，但是社会学有所不同的，是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运动。《新探》把它设计为研究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其他派别的社会学，或研究社会行为，或比较社会，或研究社会调查方法，或研究社会问题等等。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的共性标志，难以成为恰当的社会判别标准。《新探》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方面立论，确认应该把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着眼点，这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在实践上也是符合事实的。作者以我国社会发展为例，具体分析1957年至1959年期间，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阐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把这种对象理论贯穿在社会学之中，就使社会学的历史方面和实践方面的研究，自然都为探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服务。这样就把社会如实地作为一个历史的现实的系统来对待，从而避免了任何片面性。例如，作者剖析了那种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主张，指出：“不论是从孔德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也不论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由于研究人的社会行为，而是由于回答当时历史地突出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有关问题。”这种分析符合社会学从产生至今的实际情况。西方社会学家，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弊病，但却又不能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并且去探索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与机制，这是事实，并且也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自其诞生以来150年间得以存在的基础。自孔德、斯宾塞等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到涂尔干、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者，实际上都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以各种不同方式，围绕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来谈论社会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则站在推翻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立场上，来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总之，资产阶级社会学也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好，都承认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但又都不停留在社会问题上，而是透过社会问题去研究社会运行与发展，目的都是为使社会获得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所以“作为时代的实践要求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新探》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出作者始终遵循着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路：“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我们今天来建立、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不正是应该突出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需要吗？新技术革命这个世界大背景，处于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不都应该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根据吗？二

社会学怎样为社会服务，这无疑是社会学最重要的方面。《新探》一书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论，成功地找到了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这是郑杭生教授社会学理论非常有价值的方面。

作者根据历史和现实社会状况的详尽考察，说明“社会运行和发展问题由来已久”，肯定了人们从一定的价值取向或理论取向出发，对客观的社会运行过程或状态作出区分和评价，确认社会有不同的运行类型。社会既然有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以及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那么社会学无疑就应该立足于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这正是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不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此，150年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难道不也是力图通过消除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吗？当然，在本书中作者重点是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此着重从分析我国的社会状况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作者较成功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学怎样为我国社会服务的角度。“这种角度，便是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帮助人们用社会学角度看问题，是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最主要的途径。”这对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要使人们真正承认社会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有益作用，必须通过解决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找到这样的结合点和角度”。《新探》一书通过把社会学对象确定为“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论，使对社会学为实践服务的结合点与角度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现在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其对象的社会学。所谓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问题，从社会学角度为社会服务，也正是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角度看问题和为社会服务。这样一来，按照作者所构想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就在原则上找到了我们的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和途径。应该说这是当前我们重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迫切的问题。

那么作者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独到见解。在理论上，作者探讨了九个直接关系社会良性运行的正向方面，即人的社会化（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怎样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角色（社会对处于一定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社会互动（人之间的依赖性行为）、基本群体（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人们的合成体，它怎样维持社会、稳定社会）、社会组织（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形式）、社会流动（个人社会地位结构或职业地位的改变）、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体系或系统）、社区（有条件的人类生活群体）、社会变迁（社会整体的变化过程）。作者还研究了三个直接关系社会良性运动的反向方面，即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偏离行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和社会控制（对偏离行为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活动的控制）。我们无须对这些内容作更多分析便可以看出，社会学从理论上为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服务的天地是多么宽阔。这一部分内容使我们感到很有生气，很有现实感。

关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作者解释为“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这样就把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方面具体化了，找到了社会学与社会实践二者的结合点。作者在理论上对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正向分析、反向分析都可以在实践上体现在上述三大系统及其各部分、各层次中。不论人们是否同意接受郑杭生教授所确认的社会学对象，我们至少可以说，本书的这种设计对社会学怎样为社会实践服务，找到了可以接受的社会学角度。就是作者说的“社会学主要地正是通过提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一种与人人有关的社会学角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这是令人信服的。

结合研究怎样确认社会学对象与其为社会服务问题，《新探》一书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作者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的实际，提出问题和力图做出回答。“为什么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国大部分时间处在有障碍的常态运行状况，甚至陷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恶性运行，而真正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呢？”这样的问题提得是恰当而且深刻的。用社会运行与发展观点来看待我国30多年以来的社会状况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社会学角度，显然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甚至是本书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作者按照所设计的社会学对象找到了社会学为我国当代改革服务的角度。

改革无疑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社会任务，它要解决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当今我们一切正常的决策、观点都必须以改革统一起来。所以某种社会学对象理论能不能尽其可能最好地为改革服务，应该是判别这个理论的重要标准。《新探》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在于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国社会从目前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进化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避免退化到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不幸局面。”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就可以自觉地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体制改革怎样实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协调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之中，又可以再深入具体地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什么样新的、能指导人们实践的、彻底的、有说服力的理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人们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与之一致和协调；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人们抛弃什么样的与改革不适应的传统观念，树立什么样的新观念。其他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和良性运行的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家庭和家庭关系的建设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总之，作者没有孤立地看待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把改革纳入到社会运行的总体背景中去看待。从社会学角度看，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关系方面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和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失调，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改革服务，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社会学角度”，这样才能使我们重建和发展中的社会学显示出其生命力和价值。

郑杭生教授说：“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好像一把钥匙，既打开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之门，又打开了人们正确看待社会生活的思想之窗。”读过这本著作之后，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是不空洞的，作者从社会学的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了这一点。可以认为，全书从这三方面构想了宏观上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又具体地探讨了微观上怎样保证和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本书不是社会学原理，因此当然不能也不必全面阐述上述问题，但是作者的研究不仅对社会学的对象问题作了有价值的探索，而且也启发我们从研究对象着眼去思考社会学怎样为社会服务，去思考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三

社会学既然是从研究对象开始就是歧义甚大的一门学科，我们也就很难期望它会在短时期内统一认识。只要我们不断发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学术的正确指导思想，贯彻“双百”方针，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去对待学术，相信我国的社会学是会健康发展起来的。郑杭生教授谦虚地说自己一是开个头，二是抛砖引玉，引起和促进讨论，把自己的著作作为“靶子”，说“本书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进一步提出问题”。这是科学的态度，特别是社会学研究中更需要的态度。

科学发展史证明，争鸣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对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容易纠正。我国的学术极少有学派，地质科学是少数例外之一。我国的地质科学并没有因为哪一位地质学家是权威，甚至有国际影响，就对他的地质学理论一边倒。相反，各种理论、观点在讨论中前进和发展。事实上，我国的地质学形成了学派，并且实践证明，我国的地质学获得了积极的健康发展，各派都对地质学理论和地质科学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该由此受到些启发，在科学发展中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成不同学派的中国社会学。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对象理论及其原理体系，在较全面总结、考察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应该是极有特色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新的一派。相信他的理论以及这一派社会学家会在与其他理论观点的友好讨论切磋中，对重建、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社会学做出贡献。

读过全书后，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杭生教授的这部研究著作，对社会学对象的研究带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看清了以往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与不足，并且对在我国建设、发展社会学提出了建设性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部著作对社会学对象研究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且，作为提出若干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好，作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也好，都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甚至把整个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总之，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已远远不止于作者设计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作者郑杭生教授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哲学家，又由于在英国工作两年，熟悉当代国外社会学进展情况，并对社会学自孔德以来的历史做了详细考察，所以使人清楚地感觉到这部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论证、历史考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这是难能可贵的。相信无论学术界对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对象研究持什么观点，抱什么态度，是赞成也好，是批评也好，都一定有利于在我国重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社会学概论新修》述评

自费孝通先生主持编写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以来，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同类书籍已有数十本之多。新近由郑杭生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以下简称《新修》）是《社会学概论新编》的修订本。就主导观念和整体框架结构而言，两者基本相同，但《新修》更注重于从理论上概括我国转型期的若干重大实践问题，更具中国特色。纵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真可谓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大同小异，而《新修》却以全新的视角，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的独特对象。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全新观点。《新修》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探讨了确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根据。由于受到教材体例的限制，书中未能充分展示作者在探讨这一问题上的全面性、具体性，但其主编的另一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可以视作其在这一类研究上的深入性之佐证。二、框架结构合理、逻辑严密

从框架结构上看，全书五编二十章，结构合理，内容系统。第一编从总体上论述了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社会的特点、功能，考察社会的三种角度，文化与社会运行以及评价社会运行的原则，是理解全书的总纲，也是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之一。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分析社会运行，以“人的社会化”作为逻辑起点，到社会的整体变迁与社会现代化，体现了对社会运行的“细胞”分析与“骨骼”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第四编考察了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及社会自我保护调节机制（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第五编叙述了社会运行的研究手段，并把“社会指标”单独列章作为本编的一个部分，突破了仅仅把社会调查基本方式、方法看作研究社会运行手段的模式。从逻辑上看，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观点贯穿并渗透各编章，各组成部分之间关联性很强，环绕主导观念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三、理论性强《新修》在总体理论、中程理论的概括和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三方面都是同类出版物中最具理论性的著作。总体理论概括集中表现在第一编中。例如，在论述社会运行目标、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的关系时，认为“社会目标一旦确立，所有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将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被建立起来……社会运行目标对社会运行机制起着导向的作用……社会运行机制建立之后，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发挥其功能……这些机制在结构上应该是耦合的、相互补充的，其协调中心，就是社会运行目标”。这段文字，论述对象之间关系清晰、层次分明、递进关系紧密、表述准确、理论概括度高，用较为简洁的语言从整体理论的高度把社会运行目标、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理论性的说明。在中程理论的论述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深度，例如，把家庭、婚姻与性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行的中介”，与这一“人类初级生活圈”相联的是众多的相关事物或支持系统，这些“外在物”（爱情、年龄构成、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等）既界定着“初级生活圈”的范围，又作用于它的运行。在众多的关于家庭婚姻研究的著作中，笔者尚未发现类似的论述。可以认为，对于这个社会学研究范围内人们最熟悉而又讨论最多的现象，本书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它及影响其运行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表述，而且相当具有新意。此外，《新修》还引入了许多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概念，赋予其特定的社会学意义。如“机制”、“动力”、“向度”、“深度”、“广度”、“频度”、“维度”、“刚性结构”、“弹性结构”、“社会转型”、“转型效应”等，并引申“文化丛”概念的分析方法，进行“概念丛”的分析。如“动力运行机制”概念丛，以“动力”概念为中心，由动力源（包括原生性和次生性动力）、动力主体（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动力层次的动力主体）、动力传导媒介、动力方向、动力储存体、动力源开发、动力培育、动力分配、动力转化、动力监控、动力反馈等“动力质”概念组成，这些“动力质”概念在内涵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刻性、理论性，各概念之间又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互补性。在“度”概念丛、“性”概念丛的分析中，同样显现出上述特征。这些概念的引入和颇具新意的阐释，表明《新修》的作者在基本概念研究方面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更有意义的是为社会学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评价各种西方社会学理论《新修》作者在分析、评价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始终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性与党性相统一的原则。例如，在叙述西方各种分层理论和分层标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尽管其形式多样，但采取多元分层标准是其共同实质，其结果是分层地位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分。进而又比较了两大分层理论在分层标准的指导思想、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等方面的不同，强调“我们对西方分层理论绝不能随声附和、盲目照搬，更不能盲目赞同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已经过时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指出，应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分层研究的概念、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为我所用。在我国，由于诸种原因，社会学是受西方思潮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新修》所持的态度，为我们合理地借鉴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范例。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新修》进行理论阐述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作了专门分析。如转型时期的代沟现象、初级群体、组织机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设置、社区的协调发展、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社会控制等，对我国改革时期因社会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社会“阵痛”现象从理论上做出了解释。例如，在对我国社会转型期调整社会分层结构进行分析时认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应“缩小各分层地位之间的相关度，使各种分层标准相互独立，从而提高社会结构弹性”。从这一思路出发，在具体调整过程中应遵循两项指导原则：一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幅度要考虑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二是结构调整的具体措施应与社会发展方向协调一致。根据上述原则，在调整我国社会分层结构时，应削弱世袭性、继承性或违背社会法规而导致的积累性关系，保留和加强基于自获性基础的，与个人知识能力、成就相联系的地位相关性。针对当前社会中人们普遍感到不满的社会不公现象，要求“把社会均等确立为当前我国社会主导性平等原则，并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诸如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困扰我国改革大业的社会问题”。上述主张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制定调整社会分层的具体措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新修》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某些提法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如在论及激励手段时，把社会资源划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类，与此相对应，把激励手段划分为“功利型”和“符号型”。这样的划分既不合乎逻辑，又容易引起误解。二是个别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如将社会设置的婚姻定义为“个人之间按照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关系来组建共同生活”，这个概念的意义比较含糊。此外，由于该书为集体之作，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较为明显，某些内容有重复现象。

统而观之，《新修》是一本颇具中国特色，且有相当独创性和理论深度的社会学教科书，也是国内同类书籍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问，有两个问题是最为基本的，必须做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是什么，也就是社会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学如何认识和研究现实社会，也就是社会学的应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应当是一致的，成熟的社会学应当兼容这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杭生教授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社会运行导论》（1993）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正是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所做出的初步回答，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一种探索。

在理论上，最新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与郑先生以前的著作是一致的。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他根据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新的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分别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对这一新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系统的论证。在《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中，他和他的学术群体则对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了深入、展开的分析，分别阐述了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社会转型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社会的迟发展效应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运行的五大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认识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尝试。

具体地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本书恰当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即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它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是转型期社会。从形式上看，这种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从实质上看，这种转型包含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

这种观点与那种关于社会的“传统—现代”、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的观点形成对照。它的形成既是对现实的经验总结，又是郑先生社会学理论的自然延伸。他在研究社会运行状态时，就已区分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运行状态，这种三分法是颇具创见的。从总体上看，转型期的社会是一种混合着传统与现代的、中性运行的社会。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需要这种理论创新。

作者在书中历史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指出：1840—1949年是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1949—1978年是社会转型的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本书主要是围绕这一转型新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的。

作者还强调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转型程度，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程度；在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之前，是很难谈得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同时，随着第三阶段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来临，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变得明显和突出。”这些是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所必须注意的。

第二，本书有着鲜明的社会学视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郑先生社会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作者认为，社会学的视角，最主要的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视角，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视角。本书的主要内容“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控制体系”、“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模式”、“转型中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是按照这一视角进行的选择，也正是透过这一视角进行分析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以结构转型期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为核心内容或分析主线的。“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转型期利益（收入）分配的状况及调整利益（收入）分配的对策，这实际上主要是分析转型社会中的动力机制；“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控制体系”主要是分析转型社会中的控制机制；“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模式”主要是探讨转型社会中的整合机制和激励机制；“转型中的社会支持系统”则主要是研究转型社会中的保障机制。当然，各部分的内容也有所交叉。而这五大机制的理论分析则体现在《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中。

上述众人瞩目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几大实际问题，与郑先生的理论推演不谋而合，这显示了其理论的生命力。重视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第三，本书有着明显的实践取向，书中的许多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作者指出，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结果，“包括正面的、积极的结果，这通常是主要的；也包括负面的、消极的结果，这通常是次要的”。全书的研究目标，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是为了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促进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这就明确了转型的向度问题。作者指出：“我们要研究和搞清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哪些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性因素，哪些则是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恶性因素，而哪些是向前发展可以成为良性因素、向后倒退又可以成为恶性因素的中性因素。”本书的一些具体结论，经过运作，都是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具体政策的。如：对先富者给一个“先富起来的利益群体”的名分；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调整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等等。

第四，本书的分析和立论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书中除了引用一些统计年鉴，其他单位的调查数据和报纸杂志上的部分资料外，大量调查数据和资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多项社会调查，其中包括1992年的四个典型农村社区（贵州省惠水县王佑镇、黑龙江省绥化市利民镇、山东省济宁市安居镇和江苏省南通市姜灶乡）调查、1994年的全国抽样调查、1994年的北京市和石家庄市抽样调查、1995年的全国部分省市的抽样调查等。到实践中去，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坐而论道，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总之，本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项研究成果，是郑杭生教授“社会运行论”的深化和发展。本书有理论、有观点、有材料，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就，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

郑杭生，浙江乐清县人，1936年9月出生于杭州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3年从英国研修回国以来，他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富有创见，引人注目。一、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

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始于1979年3月。重建初期，社会学的定义这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论题，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其中，郑杭生对社会学的定义被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观点”。

郑杭生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首次发表于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次年，他又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1987年，他出版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概论新编》等著作，对他的社会学定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确定为是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无疑有助于廓清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在郑杭生看来，全部社会科学可大致分为哲学科学、综合性社会科学、单科性社会科学三个层次，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属综合性社会科学，历史唯物论属哲学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属单科性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虽应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但在学科层次（以及学科对象、学科作用）上，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是有区别的。那种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否定论”、“代替论”观点，那种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社会学的“等同论”观点，既贬低了历史唯物论，又不利于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对象限定为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无疑明确了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并使社会学与单科性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在他看来，社会学具有综合性，社会学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涉及了整个社会系统以及系统与子系统、各子系统、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它不以社会的某一子系统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比较单纯，只涉及各有关系统内部的规律，不具有社会学那样的综合性。

为进一步明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郑杭生还分析了社会学与其他综合性社会科学的区别。比如他认为：历史学面向过去，而社会学面向的是现在和将来；历史学主要是一种“纵向科学”，而社会学主要是一种“横向科学”。

郑杭生所以把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的对象，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一方面，社会学史上两大传统（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均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对社会学范畴，无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社会学都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它们实质上都以研究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对象。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重视社会良性运行，正视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的问题。此外，注重考察社会治乱兴衰等社会运行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就曾将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可以说，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既有历史时代根据又有现实社会根据，既综合了国外社会学的发展轨道又吸取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合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本土化色彩。

必须指出，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十多年来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为许多社会学者所认同。他本人主编的充分体现其社会学定义的教材《社会学概论新编》及其修订本《社会学概论新修》，累计印行已近15万册，被今日中国社会学学子普遍使用。由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采用了郑杭生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导观念。二、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

如果说郑杭生对社会学定义的研究略偏于纯理论问题的探讨，那么，他对社会运行的研究则力求将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重视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社会运行（social operating或social functioning）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运作、发挥作用的过程。在传统的社会学文献中，社会运行一词的使用并不多见。社会运行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术语，首先应归功于郑杭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郑杭生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结合社会学定义问题的探讨，对社会运行作了一些论述。而后，在《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社会运行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1993）等著作中，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社会运行的类型、条件、机制等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的社会运行理论。

关于社会运行的类型，郑杭生在其研究中，受严复治与乱二分法的启示但超越了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有名的社会运行三分法。他认为，区分社会运行的类型，评价、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状态，主要有三大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根据这几条原则，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划分为三大类型。其一是“良性运行”。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几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其二是“中性运行”。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了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其三是“恶性运行”。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在郑杭生看来，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处于初级的良性运行之中，1957年到1959年以及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我国处于中性运行状态，而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初步感受到恶性运行，“文革”时期则处于全面的恶性运行之中。

关于社会运行的条件，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要实现良性运行，需七大条件。第一是人口条件。他认为人口过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的性别和区域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轻视的。第二是环境资源条件。他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尚未充分发展但生态环境却已遭巨大破坏，故应核算土地、水、矿产等的“环境资源价格”，实行资源的有偿使用政策，以合理使用资源。第三是经济条件（决定性条件）。他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应特别注意建立有秩序的经济运行体制，正确理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解决好“群体外差距过大、群体内差距过小”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第四是政治条件。他认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争取社会走向良性运行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强调应推动“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变。第五是文化与心理条件。他认为人口、环境、经济等是社会运行的物质条件，文化心理则是一种精神条件，必须改造我国广泛存在的贫困文化，把握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第六是“转型效应”这一特殊的内部条件。他认为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转换的不同步性，必然会对我国目前的社会运行产生多种影响和制约。第七是“迟发展效应”这一特殊的外部条件。他认为与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起步较迟，这使得我国在国际分工、竞争中受到了较多的制约和限制，承受着迟发展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社会运行机制指人类社会在有规律的运动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郑杭生在其研究中，首先将社会运行机制划分为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等五大“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二级机制，而后又尽可能地结合中国现实的本土问题，对五大二级机制各自的结构、功能、运作过程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郑杭生发现，社会运行机制是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即五大二级机制）一旦建立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子系统构成），而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

除了对社会运行的类型、条件和机制进行研究外，郑杭生还在其论著、论文中，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社会效益”问题以及社会运行的定量研究方法（模糊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探讨。

应当承认，正是由于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的影响，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社会运行研究，正开始在中国社会学中出现。此外，他的社会运行论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社会学界，为人口学、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所认可。比如：1989年，有人口学者借用郑杭生社会运行三分法的思路，将人口运行机制分成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又如：1997年，史学界众多学者联手编写出版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在其“宏观社会史理论框架”的构设上，明显地受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运行论的影响。三、郑杭生的社会转型论

与社会运行一样，社会转型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不研究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

1989年，郑杭生发表论文《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倡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强调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能具有“中国特色”。此后，他和他的学术群体在全国进行了多次抽样调查，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1996）、《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1996）、《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1997）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郑杭生对社会转型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观点或思想。“转型社会”是郑杭生社会转型论的一大基础性概念。在社会转型问题上，以往的学术研究习惯于将社会简单机械地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郑杭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不仅存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这两种类型，还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类型，即转型社会。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它正处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之中。

为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历史，郑杭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大概念。转型度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郑杭生在其研究中，又将转型度细化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并据此提出和比较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三大转型阶段（1840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他强调，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转型速度大大加快，广度空前未有，深度史无前例，难度前所未有，向度十分明确；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农村，农村的转型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中国的转型程度，在农村实现现代化之前是很难谈得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势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区的“转型能力”。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郑杭生详细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转型，并据转型势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劣势级”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将中国农村社区划分为“劣势级转型社区”（如贵州王佑镇）、“中势级转型社区”（如山东安居镇和黑龙江利民镇）和“优势级转型社区”（如江苏的姜灶乡）。可以认为，郑杭生关于转型度和转型势的思想，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那么，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呢？郑杭生在其研究中，从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社会结构（指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模式化体系）、社会关系（主要是群体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在利益格局方面，他主张应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应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在文化模式方面，应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在社会结构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因素正逐步减少，现代性因素在逐步增加（身份体系的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等），因而是在逐步“优化”的；在社会关系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正由过去的共同贫困转变为共同富裕，由过去的“高就低”（如脑体倒挂）转变为共同提高，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正由过去的强调斗争转变为相互协调。

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郑杭生认为：社会问题并非为转型期社会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具有“交叉性”、“连锁性”和“突发性”三大特征。

总之，近十多年里，郑杭生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体大思精，影响广泛，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一些学者认为，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已在中国社会学中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社会运行学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杭生还是一位知名的哲学学者，曾出版《本质、现象、假象》（1979）、《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1987）等著作。他在人权问题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出版了《民主、自由、人权》（1990）、《人权新论》（1994）等多部著作。郑杭生和他的社会学理论·王洪伟·

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活动，粗略地谈，可以留学英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主要专注于哲学领域；第二阶段始于他留学归国之后，这是他的学术大发展时期，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他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发表了不少理论著作，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他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制度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推动社会学现实应用所作出的持之不懈的努力。一、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背景或基础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富于创见地陆续形成并发表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继而围绕他的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新界定，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和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他和以他为核心的学术群体逐步建构起在当代社会学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也从而奠定了他在目前中国社会学界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一种卓越理论的萌生、发达决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杜撰，而是由其研究者本身、他所处的社会景况和学术背景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郑杭生出生于一个浙江高等法院的低级职员的家庭里。父亲郑寿益（郑萱），当时是浙江高等法院的录事（记录员），1897年生，1960年逝世于瑞里村。母亲徐婵娟，浙江慈溪人，1897年生，1985年在北京去世。妻子宫延华退休之前是一位大学教师。母亲和妻子对他事业的发展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他甚至说他事业成功的百分之九十应该归功于他辛劳一生的爱人。1937年由于父亲和哥哥郑家成（1917—1994）转到余姚山沙田工作，郑杭生随家到余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家逃难到四明山梁弄镇。大约1940年全家又搬到余姚县城阳明镇。

1944年郑杭生开始在位于县城的余姚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50年考入县立初中。那时他爱好广泛，在启蒙老师张斌的指导下学习了一点钢琴和作曲，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在《文汇报》第一次发表了征文《我爱姚中》。1952年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获得“品学兼优奖”。1953年进入国内名牌中学——上海中学。在这里，他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而且由于擅长写作，曾连续两年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获奖。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成绩一直优良，曾担任数年《中国人民大学周报》的通讯员。他还和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广为流唱，并获得全国业余歌曲创作奖。1961年毕业，承肖前教授的厚爱，留哲学所任教。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他同样受到了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在艰苦的环境里，他未放弃学业，而是把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利用在外语学习和专业研究上，1972年回京，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解散，他随哲学系一起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又随哲学系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自1979年起任讲师。他个人经历中的这种“大乱—大治—大乱”的社会变迁事实在郑杭生的心灵上肯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他后来在构筑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他的社会学研究，从严复的“群学”定义以及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也就不觉得突兀了。同时，由于他学业上一直很优秀，也培养起他个性上的自信的品格。他没有江南书生的文弱，倒是在骨子里有几分北方汉子的豪爽，以及中国传统儒士的谦恭、文雅、宽容。他后来常常告诉年轻一辈的同事和他的学生，无论做任何事，务以品德为先，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必须一提的是，他的大学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式哲学素养背景，无疑为他其后不遗余力地呼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奠定了牢固的思想、理论根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恢复从1952年就取消的社会学，被重新提上日程。以费孝通为核心的一些老一辈社会学家，已经在政府的明确提倡和支持下，开始大张旗鼓地全方位地重建社会学。就在这个时候，1980年的下半年，郑杭生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留学生奖学金名额，经过北京外国语学院短期培训，于1981年底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期间，尽管他常常发表一些像《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这样的哲学论文，但是由于他对社会学如痴如醉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学经典作品。也因为他的优秀研究成就，1983年5月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就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副教授。而且西方哲学尤其分析哲学的训练，使他的文笔更加清晰明快，严密的逻辑构造和相当的思想深度是他许多论文的一大特征。在1983年从英国进修回国时郑杭生就为自己立下了两个目标，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他受命分别于1984年3月和1984年10月筹建了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建立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两个硕士点，1985年起任教授，1987年建社会学系，1993年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博士点。1987年郑杭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一直主管外事工作。其中，连续四年分管职称工作（1990—1993），还兼管了五六年的科研工作，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的常务副主任及秘书长。他的这种地位为历尽波折的中国社会学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而且，他富于说服力的卓越口才，也不失时机地把他的社会学理论传播到国内外学术论坛上。二、社会学对象新探

郑杭生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论文和著作中，开始逐渐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社会学定义。他解释说，“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具体科学”，表明社会学不是哲学科学。所谓“综合性”，表明社会学不是那种以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为自己对象的单一性学科。所谓“条件”，指的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内外部条件，即：人口的质量数量和结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所谓“机制”，指的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模式，主要包括社会运行的动机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等五大机制。对于这样来对社会学加以定义，郑杭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的论证。

在理论上，首先，考察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传统，郑杭生认为自孔德一系起始的西方社会学家们都是这样那样地以“秩序和变迁”、“经济与过程”、“运行与发展”作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西方社会学是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维护式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代是一种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进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总体上则是一种维护建设性的形态，以求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学两大传统支脉的研究框架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一对范畴。这样，就社会学本身说，它就有了一根贯穿其全部内容的主线，有了把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串起来、统起来的东西；就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既有利于明确它跟哲学学科——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又有利于划清它与单科性的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管理学）的界际，以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际；同时也能够为各分支社会学提供社会学的角度，从而能够较清楚地说明各分支社会学的含义，以及它们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同时，他声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其次，郑杭生直言不讳地声称给他社会学定义以直接启发的，是严复在《群学肄言》里的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治乱、盛衰的原因，从而揭示社会由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他认为严复这本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译著，既继承了斯宾塞（以及孔德）的观点，又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创新，使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郑杭生在这一基础上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进一步发展了严复定义的内涵，提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郑杭生说，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类型是他的社会定义的根据。

在实践层面上，郑杭生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是一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经验教训自不待言，改革开放以来突发的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正是缺乏一种上述的社会学观念。当然，我们的社会学也必须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为立足点。三、社会运行论

郑杭生指出他的社会运行论的探讨，是以明确社会学对象为中心展开的。这种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运行的条件，二是社会运行的机制。从而构成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一）社会运行的条件

关于社会运行条件，他主要阐述了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环境与资源，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等。第一，在人口方面，他认为人口过剩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发展的眼光，寻求将我国人口转变为“适度人口”的主要途径；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年龄、性别、地域、结构的失衡对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样是不可不重视的方面。第二，关于环境和资源方面，如何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又不致使环境遭受不必要的污染，水、土、矿产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前景性问题。第三，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能够实现良性运行的最重要的基础。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实现更高效的经济秩序，这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中必须正确理解体制变迁中经济分配上“哪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问题和妥善解决收入分配上的群体内差距过小和群体外差距过大的难题。第四，关于社会运行的文化条件，应发展主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正文化，反对反文化。一项重大的现实任务就是研究和改造我国存在的贫困文化。第五，关于社会心理条件，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社会经济基础同社会意识之间、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地位，应该力求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优化的社会心理环境，把握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第六，社会良性运行的内外条件。外部条件叫“迟发展和迟发展效应”，意指和已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在一种现代化的迟发展的地位上，产生一种利弊并现的“迟发展效应”；内部条件指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转换的不同步性，对转型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效应。（二）社会运行的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是指人类社会在有规律的运动过程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要地说，也就是社会运行的“带规律的模式”。按层次，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社会运行机制，其中可将一级社会运行机制分为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等五个二级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出于深入剖析需要而划分的五个二级机制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所谓相对独立，是指其中的每一个机制，实质上是我们考察社会运行过程、研究社会运行规律的角度，也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相互联系，是指结构、功能上的联系。

在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框架中，社会运行目标是由社会制度、民族传统、大众文化、历史条件四个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制度。社会运行机制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并为之服务；社会目标也在实践中不断被修正、调整。社会运行机制建立后，就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具体而言，动力机制（包括动机结构、运作过程、运作方式与手段三部分）为社会行提供适度的动力；整合机制（由整合对象、整合中心、整合过程组成）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社会利益，促使社会个体组成有机整体；激励机制（从结构上由激励标准、激励手段、激励过程三个要素组成）在于促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与社会倡导的趋于一致，激发社会活力；控制机制（三个组成部分：控制手段、控制对象和控制过程）的主要作用是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方向与速度；保障机制（保障对象、保障手段和保障过程）则力图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维护社会运行安全。

这些机制在结构上是协调的，在功能上是耦合的、互相补充的，其协调中心是社会运行目标。运行机制也与运行系统存在反馈，以使自身不断优化修正。在运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就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运行状态反馈到社会制度，有可能促使社会采取相应措施改善社会运行状态或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状态，也可能促使社会制度的改革以适应社会运行的实际状况，还有可能彻底变革社会制度，这就是社会革命。另外，影响社会运行的因素尚有来自系统外部的扰动。

社会运行机制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一种观察社会的新角度。在理论上，研究社会运行机制是建构中层理论，沟通宏观社会学理论与微观社会学理论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上，主要是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运行机制，便利于探索：（1）在旧体制下，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有哪些，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其阻碍作用有哪些；（2）我们要建立哪些新型运行机制，其运作条件是什么，如何运用这些机制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3）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将会产生哪些机制性病变，如何预防和治理这些机制性病变。四、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是郑杭生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于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他说在理论上有两个想法支配着他：一个是一定要提出新的观点；另一个是一定要抓准突破的重点。在实际上，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和当前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问题的突出这两个方面促发了他的研究。由此他提出了关于社会转型的概念和理论架构。（一）基本概念

郑杭生认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其中主要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但是，正如前述，社会转型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或“向后社会主义转变”等。同时，把我们的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社会转型”也是错误的滥用。经济体制的转轨意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变。它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时并进，形成互为推动的趋势，是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转型社会”特指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型态，在这样的社会景况下，既萌生了相对先进的现代社会因子，同时也包含着传统社会落后的“过去”的一面。其未来的状态可能回归到传统社会，也可能前进到现代型社会。

中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划分为1840—1949年、1949—1978年和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中突出表现为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和社会价值模式的转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指的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型态，它指的是从1840年肇始，一直到中国基本实现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郑杭生和他的学术群体针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着重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度”和“势”，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中国利益格局，社会控制、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的转型等几个方面。郑杭生特别强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转型程度，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程度；在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之前，是很难谈得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二）中国社会的转型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大体开始于约150年前的鸦片战争。他把从1840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949年的第一阶段为低速度发展阶段，总的说来，中国选择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曾学习过法、英、美、日各国的现代化模式，但都没有成功。这种探索走过了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波宕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大部分时间里进展缓慢，主观上并不甚自觉。1949—1978年的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开始时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误把它当作一般性的东西，曾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不少方面，按照这种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弊病的逐步暴露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严重落后、贫穷和动荡。从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是高速发展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主导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深度、广度、速度上都表明，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加速期，但其转型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要注意转型的向度问题，并努力消减转型的区域、行业的不均衡状况。

由此可见，没有第一阶段，我们不会深切地体会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没有第三阶段，我不会深刻体会到，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低效益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区分“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个层次的问题。（三）社会转型的“度”和“势”

随着研究的深入，郑杭生逐渐形成社会转型的“度”和“势”这样的新观念。前者是为了说明和衡量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后者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不同转型地区的转型能力而言的。

首先，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郑杭生把它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问题，都可以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就速度而言，中国社会转型在经过了前两个阶段的低速、中速发展之后，现在进入了高速或加速发展阶段，在速度的把握问题上要敢于迎接国际社会的竞争，又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就广度而言，第一阶段的转型相对片面；第二阶段中心放错了；第三阶段不仅中心摆对了，而且是全面的，同时又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递次推进的。在转型的结构时序上，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配套以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深度来说，在社会结构上转型表现在：（1）身份体系松化，结构弹性增强；（2）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3）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个人自主选择增强。此外还涉及价值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义与利、个人与社会等）的变化。就难度而言，它不仅表现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也不仅表现在中国处于迟发展效应的作用下，处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下，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每一步，都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就向度而言，涉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

其次，关于社会转型的“势”，它是针对社会转型域（地理空间或社会结构空间）的内部或之间的转型不平衡性的能力。转型势是社会转型度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源。依转型势的大小，可以把转型区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劣势级；按势位（一种静态的、转型域间的不平衡性的实际差距，是转型运作的后果和前提）对转型区域的划分，可分为高势位、中势位、低势位的转型区域。在中国，这种势级、势位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东、中、西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中国社会转型势应该从社会动员、社会经济持续的自我增长与自我发展的能力、教育、合理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及对环境的保护、国家或政府的改革能力，以及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的形成及知识分子的作用等各个方面理解和考虑。五、其他研究领域

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的研究，他界定了科学的含义，提出民主的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在论述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时，系统解释了民主的阶级性、历史性、全面性、过程性和法制性。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他提出了传统西方哲学为什么衰落、现代西方为什么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现代哲学等问题，并对其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六、并非“结论”的结论

1997年郑杭生从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化和理论建设中，他的学术生涯进入鼎盛时期。因此，要为他的社会学理论做一个总结还为时过早。他在对他的学术道路和社会学理论思想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也在努力拓展和深化他的理论框架。

显而易见，郑杭生和他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在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所创制的社会学理论、概念、范畴常常被人援用。而且他的影响已经伸展到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诸多社会学学科外的领域。他是近50个国内外大学的兼职、客座、荣誉教授。郑杭生和他的学术群体里的李强、林克雷、李路路、潘绥铭、胡鸿保等，以及他们所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学派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建立学术群体、学术梯队，注意培养后起之秀，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郑杭生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常说，他自己的历史作用就是为社会学领域中的后来者铺路搭桥。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研究才有后劲。

可以说，郑杭生所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或“社会学中国化”最成功的范例。就此而言，他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从他那里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一套社会学概念、范畴、术语和理论思想体系。另外，尤其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下，郑杭生以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声望，为1979年以来才恢复的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得了制度上进一步的基础和条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社会学学科建设，首先是建立学术实体，即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使其社会学奠定了在全国的社会学界的学科地位；其次，他致力于建设学术梯队形式的学术群体，从而推出一系列以他为学科带头人的集体学术成果。10年之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已经成长为全国重要的学科教学和研究基地之一。同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社会学已经升级为一级学科，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大家族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席位。

理论统率史料的成功探索——读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近日拜读郑杭生、李迎生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以下简称《新编》），很受启发。对于中国社会学史这个研究领域我早有涉猎，现在眼见本不陌生的这些史料竟被构建出一部富有新意的教材，实在为从事社会学史教学的师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教学活动确实需要这么一本教科书。在此，我冒昧谈谈自己的读后感，求正于各位方家。《新编》实际上是由两位作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而且，它们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郑杭生、王万俊，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一道，都是教育部一个社会学研究课题的成果。提及这点，是想让读者同时阅读这几本书，这样的交错比勘会更有助于理解《新编》的写作思路和意图。《新编》是在前贤的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完成的力作。我读后感到至少有几个突出的优点。一、理论统率史料

撰写学术史自然离不开史料，但是如果没有一种主导观念来统率有关史料，学术史就会沦为资料的堆砌。反之，轻视史料、“以论代史”也会让人觉得言之无物，立论缺乏根据。《新编》在“绪论”里开宗明义提出了“史”与“论”的互动关系，不但挑明对于中国社会学史而言，“论”与“史”的结合包含着“在立足本国现实、借鉴国外社会学的同时，还必须弘扬本国的优秀传统，重视本国的学术历史”的丰富内容，而且拿出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观点，这便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以及社会学中存在两大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正是作者具备了一定的理论视角，才使得材料的运用能够推陈出新，为读者勾勒出一部线条清晰又有血有肉的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史。二、重在当前，以史为鉴《新编》把中国社会学史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写作时分别以“上篇”和“下篇”对其展开叙述；从整部书看，这上、下两篇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为“绪论”加“附录”。作者仅以两节的篇幅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有关学术活动以及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在343页的全书中仅有5页），并且跳过了漫长的所谓“空白”阶段，而对恢复和重建阶段的状况着墨颇多。笔者以为，这样的“厚今”式安排作为教材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它至少充分考虑到了当前青年学生对知识的选择性吸收的心态，努力做到可读、耐读、让人爱读，能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状，从而也使本书具有较强的教育社会学意义。即使是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学的介绍，两位作者也表露出“以史为鉴，重在当前”的思想，而不是单纯地就史论史。比如，在介绍严复和孙本文的思想时，就特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对当代社会学界的不容低估的影响。三、中国化意识浓厚

郑杭生教授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表社会学理论文章以来，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学理”做了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又注意从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史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撑。在逐步完善他的社会运行理论的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到他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上下了不少工夫。他在本书中指出，严复曾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并坦言自己的社会学定义和社会运行论都是受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当今实际而提出来的。郑杭生还悉心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解读，阐述了“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反映出中国社会思想史里研究“治乱兴衰”这一主导思想。总之，在写作中两位作者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本土的优秀学术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

当然，“金无足赤”，尽管此书有上述多项优点，但仍有一些可以在今后加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关于分期问题。郑、李两君说到杨雅彬、韩明谟等的分期过细，似无必要，于是采取了相对比较少的阶段划分。为便于表述，我简称之为“两期三段”，即：新中国成立以前为前期，以下不再划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后期，以下实际上又再分两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恢复、重建以来”，其间为社会学被取消的“空白期”，未做描述。

本人以为这样的分期仍有不足，试提出两点意见供同行讨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前至少可以再细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考虑从20世纪初严复的评价活动到40年代末费孝通在社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其间的差距或者说中国社会学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何况，所谓“明显的界标”不是不可能找到。譬如我们不妨以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把这50年左右（约1903—1949）的学术史分成两阶段。从“中国化”的角度看，1930年前后的情况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孙本文在当时思考“下一步”的学术背景。其实这种思想在本书第3章第2节讲述“中国早期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时已经流露出来。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所谓“空白期”（约1952—1979）实在是应该重视并加强研究的。这段时期对于以后的“恢复与重建”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思想影响，重建后的某些做法有一些可以在此前的“空白期”找到其根源。我在与王建民等合作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里以及其他论文中对此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言。

又如对史料的选择与应用也不无欠缺。史家大多认为，当时的报刊和专著的史料价值应该要高于近年来当事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或评论文章。譬如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学，使用王康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文字，就不如去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里另觅史料更为可信。另外有些地方虽属细节，但也宜认真核实，务求精当。

总之，郑、李两位的大作不失为目前海内所见最好的一部“中国社会学史”教科书，作者的辛勤劳作已使学林受惠。行文至此，作为一个研究本国人类学史的人类学“土博士”，我在为中国社会学史有如此佳作喝彩的同时，不禁感慨自己的学科史的研究——囿于实际上长期以来的所谓“重材料、重田野、轻理论”的风气——显得落伍了。我真诚期盼中国的人类学界同样能够写出一部有新理论指导的有分量的学术史来。

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方文化融合、碰撞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学从产生之日起，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就与其形影相随。纵观社会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从早期的严复、章太炎到现代的各位学人，他们都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在各自的时代播种着这块园地的满目芳菲。然而，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推严复、孙本文、费孝通和郑杭生。一、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早年留学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埋头译述西方著作。在译著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社会学说，也阐述了自己丰富的社会思想。译介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除政治目的外还集中体现了严复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群学肄言》是专门的社会学著作，“是西方社会学直接传入中国之始”，严复“也是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化”，“化的对象是西方社会学，化的结果就是寻求外来社会学发生转变，以使其在中国社会得以成长和发展，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这在严复译介中表现得颇为充分。（一）“明治乱盛衰之由”、“息新旧两家之争”——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

严复对群学做了明确的界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治之方也。”在他看来，所谓群学，就是用科学的规律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以追溯历史、预测未来；所谓肄言，就是阐发其宗旨、探究其功能、揭示其方法。在这里，严复实际上是将社会学（群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严复译此书，正是国事濒危之际，因此直接指向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希望借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缓和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对立与冲突。在他看来，作为“浅谫剽疾之士”的革命派，不应急于求成；而对那些“日暮之更张”的立宪派，也应“稍慎审重”；守旧的人更不必紧张，只要读懂了《群学肄言》，并遵循斯宾塞所倡导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治世之方，那么新的社会自然会到来。（二）“西学之体用”与“中学之体用”相通相融——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托

严复一直主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二者却有相通相融之处，而这种相融相通恰是社会学能够中国化的理论基础。（1）西方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荀子之学，是相融相通的。“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2）中国的“群”与西方的“社会”也是相融相通的。“群也者，人道所不能为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3）西学中的“社会”与中学的“邑”、西学中的“国”与中学中的“国”的字义也是暗合的。“西方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也。’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4）《群学肄言》与中国的《大学》、《中庸》有相融相通之处。“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之精义。”一方面，斯宾塞所主张的社会进化遵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则，而且，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不是激变性的一蹴而就完成的，而是要通过渐进性的漫长的演变过程，这是处理和解决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谓之争的“尤为对病之药”。这种渐进性的观点与我国《中庸》所讲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斯宾塞主张“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砭愚》），“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倡学》），治斯学有“物之难”（《物蔽》），有“心之难”（《智》）和“心物对待之难”（《情瞀》），但是，“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缮性》）。这些思想与《大学》所倡导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点，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实际上也表明了严复在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尝试着使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意向。二、早期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的先驱——孙本文

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人，曾赴美留学，“孙本文是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书最多的社会学者”。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一）正式提出并使用“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

1931年，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并大力呼吁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由于孙本文是当时全国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负责人，加之这篇演讲是在中国社会学社1931年的年会上发表的，因此，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态度。所以，他的这一观点迅速地在中国社会学界传播，并对日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自1931年孙本文正式地明确地提出并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以来，社会学中国化作为一场学术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一大批中国社会学者如吴文藻、杨开道、晏阳初、费孝通等加入到社会学中国化运动的行列，并为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二）努力探求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

孙本文倾毕生精力，将其所学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知识和中国社会实际熔于一炉，多角度探讨、构建了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具体说来：（1）创立了“社会行为”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体系，他的全部社会学理论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2）构建了以文化立国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体系，并被视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文化研究的第一人，也被认为是引入西方文化社会学的第一人；（3）构建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起点的心理社会学理论体系，主要分析心理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行为及社会行为的影响，从中找出国民素质提高的规律。孙本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开拓树立了典范。（三）系统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

孙本文不仅多角度潜心研究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还系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思想原则和方法，指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应努力的方向。具体说来，他从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两个层次上系统地表述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摘录如下：第一，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其重要工作有三：（1）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2）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3）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第二，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除理论社会学研究外，同时应立即从事建设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应用社会学，其重要工作有三：（1）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2）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3）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从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努力，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要求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

时至今日，这些观点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及具体实践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孙本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的累累硕果，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创者——费孝通和郑杭生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他曾说：“我早年从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到留学博士学位——受过当时的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经历过按季按年的考试，逐级循序地熬过来的。”费孝通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的卓越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探索

30年代，自孙本文等发起并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后，当时的一批社会学家进行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各种实践：有的致力于对外来社会学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有的致力于对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有的致力于实证地研究中国社会和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活动。费孝通则主要是致力于对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探索，具体表现在他1936年进行的江村调查和1939年前后进行的禄村调查。

江村调查是费孝通对其家乡吴江县的开弦弓村（费孝通称之为江村）进行的实地调查。内容涉及家庭、财产、农业、贸易、土地等问题，并考察了江村的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等。最后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成书为《江村经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由于突破了人类学只研究古老、原始的社会而很少研究近现代社会的旧传统，所以马林诺斯基称《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研究和理论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实上，这本书，不仅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实践开创社会学调查这一领域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禄村调查是费孝通以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实地观察法，对云南禄丰县大白厂村（费孝通称之为禄村）进行的调查。主要内容涉及禄村的土地制度、农田经营方式以及手工业状况、日常生活费用等内容。“费孝通的禄村调查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以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内地农村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二）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积极倡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

1952—1979年，我国社会学因种种原因被取消，正所谓“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社会学的发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同时，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也由此中断了。1979年3月，社会学正式恢复，随之，社会学中国化再次被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也再次被掀起。

费孝通先生作为牵头人，在社会学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实际上三年多时间是用在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建学会、研究所和学系这些搭戏台的事务上……为了培养人才，还得做不少基础工作，如办班培养师资、组织编写教材……但为重建中国社会学这个事业，这些工作不能不做。”事实上，也正是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努力，使得我国社会学在停顿了近三十年之后又得以薪火相传，并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上，费孝通积极倡导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尤其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学探索，强调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性。“我则主张社会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世界上存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的时代，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实际是有界限的，中国的社会学具有中国的特色。”就这门学科的内容和性质来说，“还有待于努力创建，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就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问题，费孝通指出：“这是一个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全力深入，不懈努力，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费孝通本人则身体力行，自80年代以来，重新投入学术工作，并且在写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集中体现在他对小城镇的研究上。在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完成了《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谈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等报告、论文和著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仅分析了小城镇的类型、作用、层次和兴衰发展，研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的人口和分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乡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若干有创意的建议，最终形成了具有明显应用取向的小城镇理论。

如果说费孝通积极倡导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那么郑杭生则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与探索，并试图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框架。（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研究

郑杭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应包括“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就历史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已成书两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和《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在郑杭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发挥自己作用的历史”。对社会学史的研究，坚持了史论结合的原则，以社会运行和社会学两大传统（孔德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系社会学）为主导线索，对中国社会学百年史作了梳理和评价，同时对我国社会学发展现状作了反思与概括。（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1．从“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视角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一书中，作者以社会学本土化为主题，系统研究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含义、类型、特征、相关概念等基本理论问题；通过纵溯横览，再现了从世界到中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现状；同时立足我国现实，探讨了全面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策略。可以说，在国内外对社会学本土化的专门研究还相对薄弱的状况下，这部著作的完成，某种程度上的确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2．“中国特色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社会运行论

社会运行论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和理论特色之一。早在80年代，郑杭生就致力于社会运行的研究，一系列的文章、著作已充分显示了这一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在他看来，“社会运行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社会运行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就是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横向运行是指社会诸要素、诸系统的交互作用。”其中“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是社会运行的条件系统；“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则构成社会运行的机制系统。郑杭生根据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新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是他全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社会学概论新编》一书中，就是以社会运行论统贯全书，构建了以社会运行为主导线索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学体系。郑杭生还将社会指标的研究社会运行类型的区分、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的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同时还设计出了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与家庭生活”和“精神生活”为主要指标的“中国主观社会指标体系”。这样，既开拓了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新视域，也使社会运行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满。

由此可见，“社会运行论既是一种学科体系，又是一种实质性研究。”多年来，通过社会实践和教学实践的检验与考验，这一理论越发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也正是由于社会运行论所具有的影响和特色，一些国内外学者将以郑杭生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称为中国社会学的“运行学派”。3．“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是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又一理论特色。“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郑杭生在社会转型论中，不仅提出了“社会转型”、“转型度”和“转型势”这样的新概念，同时，还形成了以“转型度”和“转型势”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社会转型分析法。其中，用“社会转型度”这个新范畴来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展的程度，转型度“又可以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而另一个新范畴“社会转型势”则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转型地区的转型能力。基于此，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转型地区，即优势级、中势级和弱势级转型地区。毋庸置疑，社会转型论在中国社会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郑杭生曾经说过：“我早就意识到，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是两个重要的、会产生影响的概念。”事隔多年，果然不出所料，这两个理论相得益彰，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其实，社会学中国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的发展；其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从郑杭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为社会学中国化走向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

诚然，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学者，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中国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比如雷洁琼的“中国城市家庭”研究、袁方的“社会学方法”研究、陆学艺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景天魁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李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等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无疑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篇章。

本土化，新探索——《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读后

郑杭生教授和他的博士生王万俊同志合作，新近推出了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我们阅读之后，很受启发。郑先生在“前言”里谦虚地称此书为“我们向社会和社会学界上交的一份作业”，并“期待着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争论”。本文就拟谈谈我们的读后感，求正于各位前贤和同行学者。《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与郑杭生、李迎生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都是教育部一个社会学研究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本土化》又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的续集。因此，同时阅读这三部著作，进行交叉比较，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本土化》的写作思路。

依郑杭生先生的界定，“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在我国由来已久，从1931年孙本文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算起，已经过去了70年。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学者的努力下，这一学术活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本书所言：“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化，它具有明显的国家和民族差异。”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三地的历程和着眼点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本土化自身的必要性或曰合法性问题应当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仅就这一方面而论，港台学者的探索颇为深入。张得胜先生撰文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出发论证了本土化的必要性。一开始，他对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做了阐述，然后集中讨论了以默顿为代表的一派。这一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定的通则，而寻找通则的策略，就是著名的中距理论。张先生指出：“这一策略实在隐寓了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众多的个别理论是可以合并起来的；二是个别理论在甲时为真，在乙时乃至于在丙时依然为真。”针对第一种假设，他引用了布鲁默的论证，布鲁默将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分为三大类，并指出没有一类可以成为类通概念，而社会科学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的不断变动，又否定个别理论积累的可能性。然后作者又讨论了社会学中的一些恒真命题，认为它们所起到的只是一种导向作用，不必积累。最后他得出结论：“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具体科学而不是一门普遍科学……因此社会学的任务不是找寻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律，而是不断去检验已建立的规律和已发掘的事实是否过时，在个别文化宇宙所建立的规律和所发掘的事实是否适用。”故而本土化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了。

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从学术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他认为本土化是本地学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诠释外来理论的过程，有一种去中心的功效。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形成的学术范式得到反思，一个学科积累的知识得以在另一个情境下被创造性地诠释、理解与运用，从而融入我们自身的身心状态。真理只是故事，本土化也是一种说故事的特殊编辑手法。

尽管本土研究有着不可代替的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本地学者可以垄断本土研究的特权。内地学者许纪霖教授就对本土化中的一些理解误区提出了意见。针对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西方既有学科范式的一概拒斥，他提出，有意识形态的“先见”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文本”，即学理有其自身的客观性，不是作者原先可能的主观意识形态所能左右的。“即使是‘他者’的立场也并不必然构成歪曲第三世界的‘原罪’。我们没有任何充足的学理上的理由可以断定‘自我’（self）一定比他者更能理解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他同时指出了东方／西方或中国／西方二元思维模式的虚构性，认为二者内部的差异性在这种话语当中被抹杀了，本土化成了一种新的谋求权力的手段。和张得胜不同，许纪霖将中层理论视为本土化的突破口。最后，他指出了本土化和世界化是不同层面上的概念：“本土化是本体论层面上的概念，而世界化则是逻辑学层面上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在从事学术工作时必须从自身的存在处境出发，对一切书写的或经验的文本进行批判地、创造地诠释。而后者指的是在进行理论思考和书写时必须遵循全球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普遍性的、形式化的逻辑规范和游戏规则。”

从上述视角反观《本土化》一书，可以看出郑、王之作颇具特色。作者不但关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介绍了美国、拉美、日本、印度、非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和成果，并逐一与我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对比，从而将中国的本土化运动纳入了全球化的视野之中。郑杭生教授将自己的“社会运行论”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所以本土化这一问题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便十分重要。他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定义，与关注社会运行的理论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本书根据社会学本土化成果的形态，将其划分为“理论问题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以及“修正—创新型”四个大类；并将社会运行理论归入“修正—创新型”之中，谋求在起点上的反思性、功能上的整合性、空间上的世界性和内容上的多方面性；最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方面看来，本书在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架构中的地位便不容忽视了。

该书另外还有两点创新，给我们的印象较深。第一，郑杭生等对本土化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发生的时间，有与先前的研究者不一样的新看法。《本土化》一书把中国社会学史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前一半谓之“早期社会学”，后面的则为“当代社会学”；而又以1919年为界把“早期社会学”再进一步区分为“传入阶段”（1919年以前）和“发展阶段”（1919—1949）。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数认为“本土化”是发生在20年代以后的，是对于此前单纯引进活动不满和反思才作出的努力。可是郑杭生等则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认为早在一开始的“传入阶段”，“本土化”的尝试就已经产生了。用他们的话说：“只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样的社会学也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化。”如此认识，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把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提前并延长了数十年。

第二，放宽了学术视野，将中国化（本土化）的概念同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思想史联系起来考察。作者十分有见地地提出要“利用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史和社会学史的资料”，来“建构能解释和反映中国现实社会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社会学理论”的设想；并且总结出传统学术思想中有值得肯定和吸取的四大取向，即“经世致用的取向”、“社会调查的取向”、“整体综合的思维倾向”和“社会批判的倾向”。尽管这种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可是它的创新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沿着这个有新意的思路继续探索前进，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学海无涯苦作舟。”本书的成功与郑杭生先生多年对社会学理论的钻研密不可分。郑教授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表社会学理论文章以来，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学理”做了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又注意从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史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撑。在逐步完善自己的“社会运行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不难觉察他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他在与李迎生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指出，严复曾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并坦言自己的社会学定义和社会运行论都是受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当今实际而提出来的。郑杭生还悉心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解读，阐述了“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反映出中国社会思想史里研究“治乱兴衰”这一主导思想。看来，作者正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本土的优秀学术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才能对“本土化”的论题有入木三分的见解。

赞赏之余，我们感到此书也有可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试提建议一则供作者参考：对于学术交流的“双向性”问题若能发掘史料、予以充分展开说明，则可让读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尽管从理论上讲，《本土化》作者注意到了这层关系，但实际上对史料的发掘或史实的阐述却稍显不足。其实，所谓的“中国功能学派”（在郑杭生、李迎生合著的《新编》一书中被称为“社区学派”）的发展历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值得仔细剖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皆对英国功能主义甚为推许，并对其应用于中国研究做了很多努力。他们的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且影响到了国外的“关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更进一步影响到后者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往我国的研究者大多只注意引进消化西方知识的一面，而忽略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或曰反馈的一面。马林诺斯基的高足、英年早逝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在其代表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曾大量征引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等著作，他还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对中国同行的成果表示了赞赏。而他的杰出成绩同时也在英国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开创了一个学派的先河。该派的后起之秀裴达礼（Hugh D．R．Baker）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他们合编的纪念弗里德曼的论文集的“前言”里就评论道：“如果说费孝通、林耀华和田汝康开创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学中的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华英德（Barbara Ward）和斯泼林克尔（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研究就是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非常明显，中英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术影响是双向互动，而不仅仅是单向输入式的。《本土化》一书难免也存在某些缺陷，试举数例如下。

第一，对我国台湾学者的本土化努力介绍不足。台湾在社会学学术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浊大计划”等科研项目为发端，以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等为代表的台湾学者积极探索社会学的中国化，无论在应用还是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对此，本书的介绍显得过于简略。

第二，关于“宗族与迷信”问题评论欠妥。本书曾论及，“关于农村宗族势力问题，有学者认为，宗族势力或组织的蔓延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它冲击农村基层政权，干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抵制和破坏政府的法令和政策，策动宗族之间的械斗。”关于迷信，“有的社会学者认为，看相算命占卜、请神建庙宇等迷信活动的泛滥，与我国国民尤其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有关，也与市场经济下由于竞争的激烈，成功的机遇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在迅速增长，以至一些人期求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虚幻的精神安慰有关。”我们认为，且不说迷信如何界定，宗族和迷信是否必然关联，至少宗族这一领域从来就不乏深入的探讨，在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宗族组织也向来是热点之一。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学者对这一现象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并不多见，而本书中罗列的论点未免有一边倒之嫌，失之偏颇。

第三，对史料的择用和表述也不无欠缺，有些地方虽属细节，但也宜认真核实，务求精当。比如对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对本土化的看法，需要作者进一步推敲。

当然，瑕不掩瑜，正如郑杭生在“前言”中所说，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笔者的批评意见也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学术评论和对话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本土化研究”的深入。无论如何，郑、王两位的《本土化》一书在目前的同类著作中堪为翘楚，总体上看非常富有启发性，值得广大学人细细品味。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郑杭生思想评介

郑杭生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发展的探讨，展示了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过程，将正在建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又一思考空间逼入了我们的意识前沿。笔者以为，郑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作了独具一格的系统分析，更耐人寻味的也许还在于贯穿或隐含于其中的学理构想和蕴意。这些构想和蕴意既牵涉到当今社会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关系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进展和未来，因而尤其值得深思。本文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一

当代世界社会学的总体发展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激烈论战，西方社会学中各种思潮和学派在学理、论点和方法上的优势以及偏颇都较充分地表现出来。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界的一批新秀（亚历山大、吉登斯、布迪厄、埃利亚斯等）积极策动了对传统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反思和批判，力图摆脱现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种种困境。对社会学中流行已久的当然预设（如实证主义、经验原则、二元对立方法等）的质疑，对学理源头的回溯、对元理论和元方法旨趣的回复，成为这些学者开发创新思维、构造“新社会学”体系的学术尝试。在我国，已历百年沧桑的中国社会学，经重建后20余年的推进，自省和前瞻意识日趋增强，理论与方法上原有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更加突出，从而加速了成熟化过程。国际和国内社会学领域出现的上述趋向，在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总体性和一致性。可以说，郑杭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及其前景等重大问题的提出，所阐述的观点和立场，显然是其对当代国内外学术动态的深究和回应。

郑杭生先生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大世界事件——社会学本土化。虽然没有社会学本土化，没有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形成一种作为全球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非绝无可能，但至少其普遍的、共享的意义与价值也会因此而大大削减。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学本土化和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学的基本面貌。然而，“无论在世界还在我国，系统地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专著还很少见”。而且，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非欧美社会学，至今在世界级的社会学史名著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这一探讨使这类“问题性”呈现出来，使得对非欧美社会学的边缘处境的思考不能再推延下去。二

如果说社会学是发轫于现代化进程的一门新兴人文科学，那么，社会学本土化则是这一进程的全球扩展所激起的、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产物。所以，对现代化的理解，逻辑地规定了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的前提和框架。我们面对着两种极为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一种是欧美现代化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形成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与此相联系，也存在着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两种不同的叙述和阐释。

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其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由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变迁，现代社会从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性状和特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感，使二元对立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成为一种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图式和方法。这一点在孔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大师的理论中清晰可见。欧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重要预设是“欧洲中心主义”。正如德里克所言：“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一预设曾经主导了现代化以来的历史叙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的现代化向边缘区域扩散和复制的过程。按照这两大预设的逻辑，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无关的、学术“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社会学本土化的实际过程挑战了欧美现代化理论的两大预设。首先，社会学本土化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聚、传统与现代因素互动的产物。其次，这种世界性的互动过程形成了纷繁多样、形质各异的本土社会学，使社会学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欧洲渊源和意涵，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和学术现象。显然，以二元对立图式和欧洲中心主义为预设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合理地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现象。

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化理论逻辑上和现实上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根据郑先生的观点，新型现代化理论“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不像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他还认为，传统因素可以转化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他对现代化过程的这种新认识，贯穿了社会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方法原则，各国现代化被理解为各具特色的发展过程，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使社会学本土化的合理叙述和阐释成为可能。笔者感到，也许正是基于这类学理构想和寓意，郑先生别具一格地展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性状与过程。

社会学本土化是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国为“化域”的拓展过程。“地区性”和“世界性”分别标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郑杭生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反复指出：社会学本土化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一种现象，它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前，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还局限于世界某些地区（如中国或墨西哥），是一场地区性的学术运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本土化逐步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笔者感到，这一宽广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学包容、超越和创新的特质，以及作为一种各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社会知识系统的价值意义。

社会学本土化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发展的初期。“社会学自1838年在法国产生后，短短几十年里便传播到法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地缘的便利使欧洲一些国家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摇篮，培育出了最早的一批本土社会学家，如意大利的帕雷托和德国的韦伯等。约19世纪后期，社会学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产生了一大批本土社会学家（如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帕森斯，墨西哥的加米奥，智利的本国科里诺，日本的健部遁吾、铃木荣太郎等）。在当代，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趋势仍在强化。如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在欧洲，一批对美国经验社会学的褊狭与肤浅深感不满的英法社会学家，正在推动一场回归本土社会学和重建社会学的运动。显然，没有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的结合就没有社会学本土化。

社会学本土化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过程。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欧美社会学的活动中，也表现在非欧美社会学的活动中。如美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流派（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理论等），拉美的“内部殖民主义”、依附理论，中国的小城镇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研究等成果，都是在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解决本土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社会学本土化是非均衡的发展过程。郑先生有关社会学发展的“强势”与“弱势”的分析表明，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和扩张，欧美社会学很快突破了其本土性和地区性，成为影响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主流；非欧美社会学则由于传统文化的局限和现代化进程的滞后，长期在本土化阶段徘徊。他揭示出，各国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和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学本土化的非均衡发展及其具体内容。正是在这种非均衡发展过程中，社会学获得了自身的多样性，形成了世界社会学的结构、体系和势位，塑造了各国社会学彼此包容、传承与互动的学科资质。三

只有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和具体发展过程的视野下，才能使理解世界性学术现象成为可能。郑杭生关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观点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空间，凸显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互动、全球传播与积累的本质特征，以及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总体性意义，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实质。（一）社会学世界格局“在世界社会学变迁史上，社会学本土化发生在与社会学学科的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之中。”从作者的这一论点可以领悟到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形成机制。社会学本土化最初在欧洲诸国得到推进，后又在与欧洲文化同源、社会同质的美国迅速发展。至此，欧美国家或地区社会学的学科主体基本成型。二战前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中心也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在“后发”国家或地区，20世纪初期出现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二战后对欧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的质疑与批判的学术思潮催动下更趋强劲。在对本土现代化道路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中，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社会学的学科个性日渐成熟。与此同时，社会学学科的国际性对话与交流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与分化过程促成了社会学的世界格局。

郑先生的“社会学世界格局”引入了结构概念。在对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进行观察时，文化同源、社会同质的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可概称为“欧美社会学”，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则可称为“非欧美社会学”。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是构成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两大基本结构要素。“社会学世界格局”预设了“势位”意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在“格局”或“体系”中居不同势位。从对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影响看，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方面拥有优势的欧美社会学居于主流、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处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所以，“势位”也暗示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的存在。（二）社会学世界格局与社会学的发展

由上可见，作为一种体系现象，社会学世界格局是各结构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象征。在这一特定的格局下，各结构要素以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每一方的变化都有改变他方的可能。郑杭生的分析表明，不仅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社会学产生了重大作用，非欧美社会学也对欧美社会学发挥着日益增强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学毕竟是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学术上的“早发”使欧美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研究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颇为丰富，他们对欧美社会的研究，方法上亦日趋标准化和规范化”，使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非欧美社会学虽为“后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是成果斐然。有些成果不仅促使欧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对实践中的“欧化”或“西化”倾向也起到了某种遏阻作用。郑先生通过“运动型”和“非运动型”的类型区分，展示了非欧美社会学发展的自觉意识和特殊方式，又通过“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社会问题解决型”、“修正—创新型”的类型推演，透析了非欧美社会学的成果及其持久的学术价值。

非欧美社会学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美社会学对自己的漠视，促进了强弱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意愿与行动，因而增进了互动过程的学术内涵。这对造就社会学的多样化个性和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格局或体系中，社会学改变了原有的单一和僵硬模式，获得了异彩纷繁、形质多样的特征。郑杭生的思想表明，格局或体系具有建构意义。从微观角度看，格局或体系一旦确立，便对其结构要素的性质、地位、特征及发展形成影响，并对各方的互动关系有所确定。同时，微观层面的变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着宏观层面，塑造着体系结构及其变迁。所以，格局或体系又是被建构的。随着非欧美社会学走出本土化趋势的增强，社会学世界格局或体系的变化将在所难免。（三）社会学世界格局思想的意义

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具有多方面的认识和方法意义。

首先，显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产生和存续的逻辑前提与必然性，表明了社会学是一种全球传播和积累、具有普遍共享性的社会知识体系，揭示了各国社会学之间融通互构、碰撞冲突的关系与过程，肯定了各国社会学对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突破对各国社会学进行优劣比较的局限。

其次，揭示了各国社会学发展的深层意涵。在社会学世界格局这一世界性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其发展都是对社会学全球扩展的积极回应。本土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回应方式的独特性，因而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乃是势所必然。这就说明了本土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在发展过程上的必然性和方略上的合理性。

再次，展示了世界社会学的总体进步趋向。社会学的本土性—地区性—世界性以及社会学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并非欧美社会学所独有的发展现象，而是对各国社会学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过程。随着知识的累积和学科的成熟，各国社会学必然超越本土和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各国社会学（包括非欧美社会学）将显示其各自的学术价值，汇入世界社会学知识系统之中。这就预示了欧美社会学的“元叙述”、“元话语”特权的变迁，世界社会学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深邃前景。四

从世界社会学变迁和世界各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开阔视野，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观察、评价和展望，是多年来郑先生研究的重要内容。他的分析说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郑先生多年来思想脉络的根本。（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

郑杭生先生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即使外来的社会学发生转变，使之在解释、说明、应用等方面适合中国的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气派或特征。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要具有表达自我的能力和地位，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二是中国社会学要能够从世界和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相依不离的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是以社会学的中国化为前提的”，中国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郑先生用具有经典意味的四句话概括了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这一概括融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体，凸显了中国社会学纵向发展的主要意涵，既是百年轨迹的凝炼，更是未来前景的瞻望。这一概括表达了中国社会学不同流派和众多社会学家相似的精神底蕴与共同的学术追求。无论是本土化初期的乡村建设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社会学重建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学院中的社会学研究”和“现实中的社会学实践”的两大潮流，尽管在思想观点、研究取向、视角方法、风格气质上彼此殊异，但相同的精神底蕴与学术追求使它们同属于中国。这一概括还表征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化域”——本土化和国际化——在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体性和相互整合关系。首先，中国社会学必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精华和现实社会沃壤之中，锻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这是积极建构自我身份和地位、自立于世界社会学界的首要基点。其次，中国社会学还必须正确对待世界社会学的共有知识遗产，承认和接受社会学的共同发展策略和目标，重视对普遍有效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方法的吸取和借鉴，以便使自己与世界各国社会学同在一个意义框架中，在共有的知识尺度和学术准则下开展对话、交流和互动。这是中国社会学走出本土、迈进广阔的国际学术空间的必要前提。

从这些论述可以体会到，中国社会学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在眼界上超越本土，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为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理论与方法

马尔科姆·沃特斯认为：“社会学的理论之所以会有一套共同的、却留有自由发挥余地的研究规划，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份统一的理论遗产，虽然那不是一份完全统一的遗产。”这一评论也应当包括社会学方法。自社会学创始以来，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学知识是不同流派社会学家的共同追求，这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成为社会学中最具活力和前沿性的经典研究领域。

郑杭生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视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灵魂”和“基础”，并认为“当今社会学本土化的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这充分表明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对自我本质的定义、个性和风格的塑造、势位与处境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根本依托的。本土理论和方法的建构一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焦点。如社会运行论、小城镇理论、社会转型研究方法、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与设计、社会分层与贫困现象测量、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方法、抽样调查和问卷法的新探索等等，都是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建构过程中的大事件。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史，也是本土理论的视角、概念、范式、基本框架不断推陈出新，本土方法不断提炼修正的发展过程。

郑先生认为，理论研究的突破是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之一，其中“极为重要”、“需要解决”的是经验研究—理论建构问题。这一看法触及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症结，也涉及社会学的一大“元问题”。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认为，“没有理论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一个确实的观察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它首先要有某种理论的引导，并最终为这种理论所解释”。孔德还认为，社会学应当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性和精确性，经验材料是社会学知识的根本来源，理论必须由经验事实检验或验证。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孔德的理论指导—经验研究—理论构建的深意和复杂性日益显现，并导源出不同社会学流派和研究策略的严重分歧。郑杭生的分析表明，中国特色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经验研究—理论构建的问题。一方面，经验研究必须走出对社会性状的现象描述或表层探讨，提高研究效益和学术水准。为此，强化经验研究中的理论构建和理论发展意识具有根本性意义。另一方面，理论构建和理论发展离不开“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大量的经验素材。经验研究能不断深入社会实际、发现社会问题、寻找原因和对策，从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为发挥社会学理论原创力提供坚实基础。这些都说明，调整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弥合经验研究与理论构建之间的断裂，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不能回避的实际问题。郑杭生对经验研究—理论构建的讨论，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学某些现状以及未来趋向的关切与警示。

如郑先生本人的评价，他的研究工作具有“二重性”：它是探索的、创新的，因而具有某种学术价值；它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只是初步的，有待完善和充实。笔者以为，无论评价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郑先生的思想传达了一个信念——随着新世纪的展开，中国社会学在进一步崛起。通过丰富自然内涵、“创造特色”、提升品位等一系列积极的建构，中国社会学可以赢得未来。

学术的历史感——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

笔者认为，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的观点，对社会学对象的长久争议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且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甚至把整个社会学的研究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郑杭生教授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开始于在英国工作的1982至1983年期间，1985年他已完成自己理论的基本设想。这首先体现在他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树立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观点》中，不久他又发表了论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年，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问世，标志着郑杭生教授关于社会学对象理论基本框架的完成。此外，郑杭生教授还在诸多论文与专著中探讨了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郑杭生教授在近20年的时间里做了详尽深入的思考与讨论。可以说，在社会学对象的领域，还极少有人像他这样做如此专注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学术成果。他的研究实际上是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进展。有研究者把郑杭生列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之一，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推严复和孙本文、费孝通和郑杭生”，指出“如果说费孝通积极倡导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那么郑杭生则是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与探索，并试图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框架”。也有研究者认为郑杭生在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富有创见，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本人也曾经指出，郑杭生教授在较全面地总结、考察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新的一派。

20世纪80年代初，郑杭生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梳理出他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新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简要地说，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定义是他全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整整2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郑杭生教授培养出了一批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社会学理论的年轻学者，形成了学术方向明确的学术群体，由他创建的社会学“社会运行论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极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这一学派也有了更新、更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本文对这一学派仅从其理论的历史方面做简单的分析，试图去理解和说明它的学术意义。二、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维度

郑杭生教授在设计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整个理论体系时，最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角度。这一角度恰恰是常常被忽略的，很可能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弱点。赵鑫珊教授在《莱茵河的涛声》中曾说，没有历史作背景的世界是浅薄的世界，没有历史作背景的人生是肤浅的人生。我想可以再加上一句：没有历史作背景的学术，是表层的学术。自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众说纷纭，较有影响的也有数十种，郑杭生把它们概括为四种类型。他并没有按照学术界的常规思路仅仅从理论上去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把对象研究的历史方面也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并做了极深入的研究，成为他在这一领域思考的起点。这就揭示出，无论是社会学在西方的兴起，还是社会学传入中国，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都是应时而生的。据此来设计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时，他又很自然地过渡到了理论领域，并直接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使其理论既有很好的整体性和特色，又不失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规范要求。郑杭生指出，在社会科学史上，社会学所以能于19世纪30年代在西欧产生，而后又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巨大的现实需要，因为社会学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所在国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学能在19世纪后期传入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20世纪初被引入澳大利亚大学课堂，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要理解中国社会被动转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传统的“中学”已经无力单独承担，而作为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的社会学，也像其他“西学”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被动转型的较有解释力的学说。但社会学要真正具有解释力并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则必须具有某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形式，即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从主观上说，社会学之所以传入中国，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的仁人志士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19世纪末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活动中，由于西方社会学正好适应了他们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现实需要，成为他们加以介绍与引进的首选目标。

正是这样的学术历史感使郑杭生注意到，要从西方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史中去揭示西方社会学的实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学两种形态的演变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并立足于这样的学术历史感去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首先表现在它跟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社会运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学术传统长期以来看待社会历史的角度的影响，这个角度就是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由此，他注意到墨子、老庄等的治乱兴衰观点；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治”与“乱”，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与“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等；注意到程颐说的“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他特别注意到严复和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严复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郑杭生提出了他的社会学定义。他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

郑杭生在回顾和说明他对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历程时，多次讲到严复、《群学肄言》和那个时代。严复于1897年开始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其中译本《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西方社会学正式传入中国并开始中国化。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我们只要记起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就足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了多难与动荡的历史。到严复把社会学正式介绍到中国来，并按他的理解，对照着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他自己的诠释的时候，已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灾难一点也没有减少，动荡也更加剧烈了，历史的车轮再也难以沿老路走下去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情绪，郑杭生从《群学肄言》中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治乱兴衰情绪，并由此成为他的社会学理论设计事实上的起点。郑杭生受历史智慧的启发，又从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延伸到中国的1957年至1959年时期、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期以及那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时期。郑杭生的社会学历史方面的视野中多为沉重的对象，但他的社会学理论并不沉重。这使我们想到歌德的名言：“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郑杭生的学术生涯是有热情的，他用这种热情感受到了社会学传入中国和开始中国化的严复那个时代的“情绪”，也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绪”。他的热情使他20年来孜孜以求，有了多方面的成果，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社会学学派。学术的历史感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看重黑格尔的学术，与黑格尔的强烈的历史感有密切关系。黑格尔的治学正是从精神的历史发轫的。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科学家的地方，就是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史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渗透到哲学中……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有鲜明的历史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研究过历史，包括哲学史、科学史，撰写了多种历史学性质的著作。作为一位在哲学上颇有造诣的社会学家，郑杭生很熟悉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评价并受到积极影响。他同样认为，没有历史感的社会学作品是缺乏底蕴的。在了解到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方面之后，对他的这番话是会充分理解的——不仅理解其学理意义，也体会到它是20年来郑杭生对自己学术探索之途的一种总结和评价。

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科学哲学家乔治·萨顿的如下一段话，很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郑杭生教授的学术特点。萨顿说：“使科学工作人性化的唯一方法是在科学工作中注入一些历史的精神，注入对过去的敬仰——对作为一切朝代的善的见证的敬仰。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没有历史学知识可能会有害于文化，同历史相结合，用敬仰来调和，它将会培养出最高尚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快速转型时期，它为“高尚文化”的出现和发挥治乱兴衰研究成果的作用提供了最好的大舞台。以郑杭生教授为牵头人的社会运行论学派，发挥了引人瞩目的积极作用，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强烈的学术活力，成为了当代中国少有的、带有自己鲜明学术特点的一派社会学。

社会学知识的新开发——研读“社会互构论”有感

作为郑杭生老师的博士生，我有幸在其中绝大多数文章尚未发表的情况下阅读了他关于“社会互构论”的十篇大作。阅毕，心中感慨万千，既有对郑老师渊博的学识的敬佩，对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折服；也有不敢望其项背的感叹与自惭形秽的羞愧；还夹杂着一份因为没有用功读书的自责！当然，感受更为深刻的是，从这十篇文章中我体会到了社会学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开拓，体会到了学习社会学的真谛之所在。我认为，“社会互构论”所体现的正是在对社会学过往知识进行清理的基础上的一次新的开发。

十篇文章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第一篇文章追溯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阶段与现代性阶段，认为前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理解现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意涵的理解，只能从现代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获得，这正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所在。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是植根于现代性的。在深入分析个人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之后，系列文章第二篇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质进行了刻画，体现为个人追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力规范，个人与社会之间既有和谐也有对立，二者相互构建。在第三篇到第八篇文章中，郑老师主要从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作为社会学元问题与基本问题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地位、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的意义。最后的第九篇和第十篇文章则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社会互构论”并阐述了其视野和基本内容。十篇文章涉及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还对社会学的历史与当代社会学诸如现象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建构主义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视野之开阔、眼界之高远，每每令我敬佩不已！

郑老师在“博士生阅读和研讨材料说明”中特别指出读后的评论文章“切忌面面俱到”。尽管读完后个人有不少感想，但是感觉一时还无法完全参透其中的妙处。因而所谓的评论文章，可能无法完全深入透彻。我在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问题做点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文章中一再提及的社会学的设问形式与研究视角中的“二元对立”问题。

在文中，涉及的二元对立范畴罗列出来大抵有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行动与结构、意义与支配、惯习与场域、交往沟通与规则、意志与制度安排以及旧式现代性和新式现代性等等。当然除了设问形式中的二元对立外，还有属于社会学的形态、视野和方法等方面的一些二元分野，如自然科学型的社会学（科学型）与社会科学型的社会学（人文主义型）、整体论与个体论、唯名论与唯实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这些不同领域内的对立和分野，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域及其研究视角的多变性，同时也体现出了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形态——或分或合，在分与合中不断开拓前行。

就社会学的基本范域来说，不管在何种时段和空区，尽管其形态各异，但是自由与秩序是其基本主题，几乎任何一位社会学家的研究都脱不开对自由与秩序的探讨，归根到底就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这是社会学的恒久性研究对象，即“元”性质的社会事实。就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看，为了从根本上探究个人达至自由与社会实现秩序的途径，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视野，因而其结果就是社会学的分合态势。

社会学在当代遭遇“危机”以来，社会学的重建努力持续进行，在新的综合与重建过程中，一股反对所谓“二元论”的倾向十分明显。如布迪厄、吉登斯、埃利亚斯等一批建构主义学者以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拒斥、取消或消解种种“二元论”。在他们看来，用“二元论”的方式观察社会将会使得“对于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表现得摇摇欲坠”，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是危害社会学的“毒瘤般的主张”之一。他们认为，正是种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使得社会学走向了危机。为此，他们提出了自己关于化解“二元对立”的概念或范式，如行动与结构、惯习与场域等等。但是，种种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正如郑老师在《社会互构论的视野》中所说：“按照社会互构论的上述观点，当代社会学将‘二元论’视为一个必须拒斥和取消的问题，这种思路是以一种虚假前提为基础的”，“总之，按照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学的重建被置于一种虚假的理论前提之上。……这种假想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当代社会学重建的前景渺茫”。

事实上，关于“二元”的观念或思维方式的形成，以及现存的学术遗产中关于“二元”的诸多论述，不是人们着力去构造的结果。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结构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人类生而就在头脑中固有一种思考事物的近似面和对立面的程序，即“二元”（binary）思维。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vi-Strauss）认为社会组织的模式和社会行为都是由人类的认识结构所决定的，而文化则仅仅是人的深层认识结构在外部的一种投射。所谓认识结构，就是指人类的头脑加于客观现实的一种模式。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灵感来自于当代语言学，一直以来人们都假设孩子学习语言是依靠模仿成人，但是近年来很多语言学家却认为语法的基本结构是在人脑中遗传的。也就是说，人类具有编制语言基本结构的天赋，这就是语言学家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将这一原则推广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在分析各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时，不同社会的历史和环境因素会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思想结构，进而导致他们观察、组织和理解客观真实的方式不同，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在这些认识差异之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思想结构，这是全人类所固有的。打个比方，深层的思想结构就好像是一个电脑程序如Photoshop，用这同一个程序可以作出不同形态的图片，但程序却是固定不变的。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大量神话（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就是一种语言形式，因为神话只有被“说出”来才会被表达）的结构分析，认为在人类的头脑中，这种最重要的程序就是“二元分类”的心智结构。在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中，他认为典型的神话有一种基本的结构：首先确立一种价值观，一种美好的事物或行动的原因；其次是树立其对立面；最后是一套中立的观念以调节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之后的著作《生与熟》（1964）中，他进一步地阐述了关于二元组对（binary pairs）特别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es）是如何形构出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类的表意系统的。从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章可以看出，一系列的神话当中有一个主题：从大地而来的人类的出现，与面向世界的死亡的出现的对立，即生与死的对立和这一对立的难以调和性。联系社会文化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们都能分辨黑夜和白天、上和下、男和女、生和熟，以及最重要的自然和文化——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文化是有秩序、分层次的、有结构的，自然是任意的、不分层次的、无组织的。

因而，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人类的心智结构中自然而然地就乐于、擅长于或者不得不用成对的观念来认识和处理其周围的世界。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用相近和相对的观念来看待世界的方法，理解为个人身处社会的复杂性化约机制，类分的世界相比混沌的世界而言，对个人来说更为清晰、更利于生存。当然，这讲的主要是初民社会的情况。在初民社会，人类所处的环境相对而言不太复杂，二元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最主要的符号简化机制，完全可以理解。这里也许就有一个新的疑问，即在日益复杂的现当代社会，二元思维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吗？实际上，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的过程，尽管人类创造出了更多元的降低复杂性的方法，但“二元”观念仍是最基本的。联系当代新功能主义者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在其代表作《社会分化》（1982）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系统的分化与简化机制，我们对这一点就不会再有任何怀疑。卢曼认为所有的系统都存在于复杂的环境中，为了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存在，特定的系统必须发展出一套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卢曼给出的机制是行动者通过相互沟通来降低系统复杂性。这一机制包括编码、沟通媒介、自我反射性与自我主题化等基本要素。其中编码就是要降低人类符号的复杂性，卢曼认为编码是二元的和辩证的，因为它们蕴涵着相反的一面。因而，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类分的思维方式（当然包括二元思维）都是人类所惯于采取的认识世界和适应环境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思维结构，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其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思维结构也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罢，类分和二元的方式实际上都是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可分类性，而不是人的主观杜撰或纯精神的产物。无论是从初民社会时期的前现代阶段到当代社会的现代阶段，自然和社会都表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自然界的四季更迭、昼夜交替，冬的严寒、夏的酷暑；社会中所体现的个人与社会、我的和他的，贫穷与富有、高贵与低俗……如此丰富多彩的自然、社会环境呈现在人类的面前，这些各具特色的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是自然而然地摆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人类刻意去关注众多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差异性而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类分的包括二元的机制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

正如郑老师在《社会互构论的视野》中所说的：“……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差别和对立不可能被消解、抹掉或者否认。事实上，这些差别和对立正在日益扩大化、更趋尖锐化。实际上，逻辑和理论上的差异性、区别性和对立性，是根植于现实生活本身的。”就像理论和知识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探索一样，二元的思维结构或化约机制也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许多自然而然的类别、差异和对立。并且，在当代社会，这种类别、差异和对立越来越复杂和明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大众生活的焦点。若有人真想忽略这些客观存在的对立和差异，那么就等于是自我封闭、自我盲化，自己闭上自己的眼睛却还在那里大肆高谈阔论；若有学者想建构起不顾客观现实的差异性和对立面的所谓“社会理论”，那只能是白日做梦，其结果一定是以失败告终。

从辩证的眼光来看，承认事物的对立关系，并不是否认其间的联系。事实上，就像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黑夜也就无所谓白天，如果没有男人就无所谓女人一样，如果没有个人就无所谓社会，没有贫就无所谓富，没有强势就无所谓弱势，没有中心就无所谓边缘……对立面之间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基础和前提的，二者之间是互为共存、相互建构的。“对于社会学来说，‘二元对立’不过是对社会事物自身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二元’关系的一种描述，不能等同于‘二元’的割裂或‘互不相干’。事实上，‘二元对立’的表述已经包含了‘相互关联’和‘互为条件’的前提，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自由与秩序，以及独立与统治、和平与战争等等二元范畴，本身就是互为条件的相对关系概念。”所以，无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还是我们主观建构的理论范式，其中的二元范畴都是来自于现实世界的，二元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的话语表达。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谈不上是评论文章，至于郑老师在“博士生阅读和研讨材料说明”中说的“阅读一方面要学习上述这些方面，同时又要有质疑的眼光，要善于挑出毛病来。有成效的阅读，学习与质疑，两者缺一不可”，可能是因为理论功底太差的缘故，我读完文章后除了景仰之情外还是敬佩之意，只是在文中的一些小的问题上有一些疑问，并对文中的一些校对错误进行了说明。文章的丰富内涵还没有把握，就对老师的文章进行所谓的“修改”，希望郑老师不要见怪！

讲理务实、发展中国社会学——祝贺郑杭生教授从教45周年讨论会书面发言

讲理是说他注重理论。在这方面他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我们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他和他的学生已经形成一个有实力的社会学学派。务实是指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国情、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以及外部政策环境。通常发展一门学科的关注点限于其理论和应用；但郑杭生的思考却不囿于单纯的学理探讨，而是相当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和学科制度建设，并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所谓学科制度结构是一门学科的物质体现，具体包括职业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权威的出版物、基金资助等。学科深层理念和规范体系的落实必须经由学科制度来保证。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社会学的发展环境通过他们的积极运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学家促使社会学的学术语言深入平民日常生活，也成为国家和社会决策者的官方语言。这是不容低估的拓展社会学的有效手段。

我本人从事的是人类学专业。毋庸讳言，中国人类学在重建中对于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与社会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做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应该汲取并反思的。我在撰写《中国人类学史新编》时做了一些探讨和比较。

郑杭生的社会学学术历程固然是个人的或以他为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历程，但同时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重建的整个历史进程，从中可以感受到重建的艰辛以及重建者做出的不懈努力，包括对社会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对学科定位的聪明抉择。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1984年由郑老师牵头组建社会学研究所的，当时只有5个人，基本是从哲学系抽调过来的。1985年暑假后招进来第一批新人，共3名，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硕士，我是其中之一，也是现在仅剩的一人。依我个人体会，社会学所（系）这么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目前至少外部局面可以说达到了鼎盛。

郑老师不止一次讲话说到中国特色社会学要有学派支撑，提倡多一些学派、少一些宗派；他还提出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我衷心希望通过这次庆祝活动能够促进团结，和而不同，繁荣学术。

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成果——“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评介

2005年3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著作的面世，不仅仅是郑氏个人的私事，也不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的家事，而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盛事。本文试图就著作的内容及出版意义，作一简单的评介。一、标志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成熟

郑氏思想发展脉络清晰。他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结合个人经历，反思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个人兴趣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构想与经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中国本土，开发传统文化，借鉴国际经验，坚持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郑氏受严复社会学定义的启发，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入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与社会互构论等重要研究成果。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成果，“四论”的提出与宣传，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制定社会政策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郑氏1985年正式提出的社会学定义中的关键词之一“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已经从学理语言发展到大众日常语言再到一种政策理念，并内化到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受到社会生活实践的检验，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卷，《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一书，收集了有关“四论”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论述亦有论战，清晰地展现了“四论”提出、产生影响、走向完善、用以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过程。

如果说，社会运行论所阐述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况的总结，也是将我国历史上研究治乱兴衰学术传统经过改造和重新开发用于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状况，并吸取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合理因素，对当代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转型论是对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所做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概括，并对一种与旧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表述，指出了传统和现代两者间的既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学科本土论是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这一学科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过程的开阔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阐述了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建构本土特色”、“超越本土特色”，加快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前景；那么，社会互构论则是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揭示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由于这一新的理论所深入探讨和系统解释的问题，正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经验实证研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社会互构论既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融会和聚纳，更是在这种基础上的凝炼和提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过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社会互构论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了社会学研究过程的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以及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等的关系问题。

由此可见，“四论”都有它们学理分析的逻辑方面，即它们的逻辑论证和逻辑结构；同时又都有它们从古到今的历史方面或现实方面，即它们的历史根据、历史底蕴，现实根据和现实基础。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自觉地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开发中国传统学术传统，融会古今新旧，兼采诸家之长。与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百年轨迹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着常新常存的魅力。

第二卷，《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热点问题》一书，分改革发展稳定、阶级阶层结构、城市农村问题、文化义利信仰、民主自由人权、社会随笔简评等六大部分，运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对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分析，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给予了自己的回答。现实的中国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点。收入第二卷的文章，有的着重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我们取得的进步，有的着重分析我们付出的代价，有的两者并重。但不论属于哪一种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过程，减少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始终贯彻着“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一社会的深层理念。所有这些文章，都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这四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并与探索紧密相连。

第三卷，《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一书，收录了作者自1986年以来撰写的论文、报告、书评等140多篇，分为体制条件定位、现状前景分析、百科学理探讨、学科制度建设、他序书评推荐、自序回顾其他等六个部分，从体制条件、政策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历史、现状作了梳理介绍，对其发展前景作了前瞻式的分析。社会学作为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之一，应通过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逐步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探索与时代发展特点相对应的社会学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正是社会学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道路的产物，既非常尊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也非常尊重欧美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所不赞成的只是社会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当然与“学术排外”、“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社会学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眼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法，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培育、增强自己的学术实力，改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所处的边陲地位，争取与欧美社会学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二、催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郑杭生立志于以学术为业，并弄潮在时代的浪尖之上。正是怀着这样一股信念，时过不惑之年的他，于1981—1983年毅然负笈西洋，留学英伦。这样，他的社会学思考与建构（探索）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国际视野。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中，为社会学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84年，他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成立社会学系，2001年挂牌成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先后任所长、系主任，现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等职），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这是郑氏从事社会学研究20多年来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对之加以追求，希望通过这种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的奠基人与开创者，郑杭生以自己的学术思维与组织能力，见证并直接引领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与发展历程。“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的出版，催生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正如郑杭生在自序中所言：“‘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的出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所推动，有所促进，表明它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为依托，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或曰学术共同体，不仅是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更是一个有实力的研究阵容。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郑杭生先生很有风范地进行自我定位：“承前启后、铺路搭桥、扶弱益强、正名提位。”在学术梯队内部，老中青年龄结构合理，学术兴趣点广泛，学术力量雄厚，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在“硬件”方面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在“软件”方面得以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前提，更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主要活跃载体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内部，具有活跃的学术气氛。每个成员不断学习、思考、勤奋、求精，相互之间经常质疑、辩论、互勉，坦诚而求同存异。正如郑杭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的题词所言：“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共同观点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四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社会的社会学概括，是立足于现实的，是从现实中来的，因而能够回到现实中去，也就是说有较强的或一定的解释力的。以新型现代性的协调双赢观念为导向，研究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并把社会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仍然是中国社会学任重道远的任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将不断地推进和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亦处在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郑杭生以社会学家特有的睿智和才气，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鲜活材料，并将它们放置到世界视野的宏阔背景下剖析。正如孟子所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显示的是一种大智慧。正是基于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自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在2004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一级学科的综合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名列第一。三、提升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品位“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的出版，是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必将提升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品位。

第一，从研究的角度看，在世界社会学进入反思和重建的时期，较为系统地表达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多年来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其应用和拓展的过程，并且进行认真反思，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站在学科的前沿，所从事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经历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过程。总的探索路线、研究框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这就是说，一方面，尽可能在理念上、视野上保持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趋势的同步。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从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汲取我国源远流长的学术思想传统中的精华。“四论”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历史传承和梯次推进、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而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和拓展，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探讨，使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蕴。

第二，“从教学角度看，这次编写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兼顾教学，使它也可作为研究生研读和参考之用的教学参考书。通过本书，学生可以体会教师是如何观察、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这是与一般文集不同的用途。”

以郑杭生对社会运行论的探索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时期，郑杭生就开始一些初步的社会学思考，这是其社会学理论探索的起点（萌芽时期）；回国后，1985年7月2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为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社会学观点，这是郑氏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之滥觞；《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一书，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方面对他的社会学定义作了较系统的论证和展开，对解决社会学面临的理论的、历史的、实践的困难是一种推动；在《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和《社会学概论新修》（1994、1998、2003）中，把上述主导观念放到教学的实践中去考验，通过发行达数十万册的教材，传播和推广他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为把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它的三种状况——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指标化，做了初步的工作，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社会运行导论》（1993）一书，对“社会运行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理论说明。由此观之，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探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围绕社会运行论，学界先后有过一些争论。郑氏语言简洁明了，文风朴实，深入浅出，剖析透彻，有理有据。正是在这些理论争鸣与教学工作中，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经受了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检视和考验，影响不断扩大。继社会运行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断，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共同体提出了社会转型论——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并根据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特点的分析，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具体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和“社会转型势”（具体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和弱势级等）两个基本概念；稍后，又从新的视角（一种探究精神下的理论研究视角，一种世界眼光下的比较研究视角），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在对社会学中国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及“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在此三个理论的基础上，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则可以说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最新的前沿性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继续进行探索的逻辑延伸和纵深推进。

天道酬勤。郑杭生教授之所以能著作等身，除了天赋的优质与文化陶养之外，还得益于他的勤奋。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他，仍然一如既往博学多思、笔耕不辍，以一种独特的体认方式，试图将精致、优雅、高深的文化旨趣同日常人生普通、平实、自然的文化趣味融合起来，追求精神的润泽与人生的远意。“木坚则焰透，铁实则声宏。”衷心祝愿郑先生事业之树常青！生命之树常青！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及其内在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或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提出并不断加以应用、推广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历二十余年。2005年3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这部里程碑式的集大成著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成熟，成为当今中国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学理论（谢立中语）。本文试图就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发展轨迹与内在逻辑，作一初步的探讨。一、社会运行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基石

社会运行论主导观念的形成，要追溯到郑杭生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留学期间。在英国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郑杭生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结合个人经历，反思国家发展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个人兴趣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构想与经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对我国历史上研究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进行了初步开发，检讨了西方社会学的长处和短处，对比了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异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不同形态——对前者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后者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了解了社会学在当代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些初步的社会学思考，是郑氏社会学理论探索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萌芽时期。正是在这种对现实和学理层面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新观点逐渐形成：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学科。这个观点在郑氏回国后，经过一些加工，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为题，发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之滥觞。

社会运行论的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提出与形成，到展开与论证，再到争论与发展的历程。郑杭生受严复社会学定义的启发，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框架。《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一书，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方面对他的社会学定义作了较系统的论证和展开，对解决社会学面临的理论的、历史的、实践的困难是一种推动；在《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和《社会学概论新修》（1994、1998、2003）中，把上述主导观念放到教学的实践中去考验，通过发行达数十万册的教材，传播和推广他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为把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它的三种状况——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指标化，做了初步的工作，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社会运行导论》（1993）一书，对“社会运行条件”（人口、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动力、整合、激励、控制和保障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理论说明。围绕社会运行论，学界先后掀起了至少两次争论高潮。郑氏语言简洁明了，文风朴实，深入浅出，剖析透彻，有理有据。正是在这些理论争鸣与教学工作中，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经受了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检视和考验，影响不断扩大。经过这些争论，社会运行论得以不断展开，并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以社会学的对象问题为理论支点，社会学的学科层次结构、社会学基本问题、社会学学术规范以及“价值中立”与社会学等问题日益明晰。

社会运行论的提出与完善，在现实根据和学理根据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枢纽，为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具有典型的开创性。郑氏1985年正式提出的社会学定义中的关键词之一“社会协调发展”，已经从学理语言发展到大众日常语言再到一种政策理念，并内化到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受到社会生活实践的检验。也正是在这些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郑氏逐步明确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后来，为了说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他还提出了“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下，社会运行论及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蕴。二、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展开

现实的中国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点。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对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断，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共同体，从把握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点的一种新视角，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另一项理论成果——社会转型论。1989年，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和《上海社会科学》上分别载文《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在国内率先提出社会转型问题。郑杭生指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经过理论抽象，他还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具体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和“社会转型势”（具体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和弱势级等）两个基本概念，把它们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和能力的重要范畴。作为转型现实的理论抽象，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涵盖了任何社会转型实证研究都必须包含的两个根本方面。社会转型论构成了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础。如果说，人口等因素是硬基本国情，那么，社会转型则是软基本国情。社会转型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李培林）引起了诸多社会转型效应。社会转型论的一大特点是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涉及了大量对中国内地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表现的具体研究，如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社会分层、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二重性等。社会转型的概念，经受了多年的质疑后，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大众语言和政策用语。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亦处在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郑杭生以社会学家特有的睿智和才气，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鲜活材料，并将它们放置到世界视野的宏阔背景下剖析。郑氏的哲学功底与在英国的留学生涯，使他的社会学思考与理论建构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国际视野。立足中国本土，开发传统文化，借鉴国际经验，坚持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是他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主张。继社会转型论之后，郑氏又从新的视角（一种探究精神下的理论研究视角，一种世界眼光下的比较研究视角），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在对社会学中国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类型和特征，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等）。

社会学作为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之一，应通过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逐步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探索与时代发展特点相对应的社会学理论。在学科本土论中，郑氏还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空间，凸显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互动、全球传播与积累的本质特征，以及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总体性意义，以便使我们能够以世界的和全球的视野，来认识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互动过程的学术内涵，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实质，推进对构建和发展“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自觉，是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表征，也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百年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对此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增加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而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有效机制。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因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其中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构建，是重中之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的奠基人与开创者，郑杭生以自己的学术思维与组织能力，见证并直接引领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并促进其发展历程。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恢复与重建工作中，郑杭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功绩。2005年3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成熟，催生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派的形成并促进其发展壮大，提升了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品位。当然，以新型现代性的协调双赢观念为导向，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并把社会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仍然是中国社会学任重道远的任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将不断地推进和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正是社会学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道路的产物，既非常尊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也非常尊重欧美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所不赞成的只是社会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当然与“学术排外”、“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社会学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眼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法，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培育、增强自己的学术实力，改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所处边陲地位，争取与欧美社会学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社会转型论与学科本土论的提出与推广，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展开，使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三、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新境界

从当代世界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动态来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元问题（meta-problem），是社会学的“阿基米德点”，亦即构成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及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或依托。因此，社会互构论的提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取得的一项最新的前沿性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继续进行探索的逻辑延伸和纵深推进。

由于社会和生活的发展变化日益加快，社会互构论在具体的时代环境及理论的研究主题上，与前三个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而形成了一些自身独有的特点。社会互构论所做的阐释，对于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并还在经历的深刻变迁，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现象和问题，对于现时代全球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对于当今的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眼界和理路。其中，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作为一种贯穿性的理论思路，体现在社会互构的每一个结构和部分之中；以社会互构为核心，社会互构论展开了关于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的讨论，对个人与社会这两大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具体阐释。尽管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具体设问形式多种多样（如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行动与结构、意义与支配、生活世界与系统、惯习与场域、身体与权力，等等），但它们都可以还原为一种元形式，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多种具体设问、研究和探索，使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生活建立起牢固的联结，并不断追踪和逼近现代性的深刻本质。

可见，社会互构论是一个强调创新性特别是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系统。它以一种新的理论眼光（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互构共变），运用一组新的概念范式（框架性概念：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核心概念：社会互构），构成了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系统（社会学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设问形式，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关系），通过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形式：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人文研究与实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立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一经验事实基础，阐发了现时代的总体特征。可以说，现代性的转折，为中国社会学展现了新的学理空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成长机缘。以原创性、独特性与前沿性为特征，社会互构论是对时代感悟的新的理论提炼。它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了社会学研究过程的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社会与自然以及个人与社会等等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新境界。四、梯次推进、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内在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其自身的历史传承、学理逻辑与理论进路。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站在学科的前沿，所从事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经历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过程。总的探索路线、研究框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同时又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过程：一方面，它们是内容不断深化扩展的逻辑过程（逻辑论证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又是时间先后相继的历史过程（历史根据、历史底蕴、现实根据和现实基础）。这种逻辑和历史的一致，较好地反映了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在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目标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不断拓展的历程，也是完整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关键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从提出、产生影响，到走向完善、用以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探索的过程，又是一个实践反思、自我检视的过程。如果说，社会运行论所阐述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况的总结，也是将我国历史上研究治乱兴衰学术传统经过改造和重新开发用于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状况，并吸取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合理因素，对当代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转型论是对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所做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概括，并对一种与旧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表述，指出了传统和现代两者间的既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学科本土论是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这一学科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过程的开阔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阐述了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建构本土特色”、“超越本土特色”，加快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前景，那么，社会互构论则是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揭示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由于社会互构论所深入探讨和系统解释的问题，正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经验实证研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社会互构论既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融会和聚纳，更是在这种基础上的凝炼和提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过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理论探索、应用和拓展的过程，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和梯次推进、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其中，社会运行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基石，社会转型论和学科本土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展开，而社会互构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新境界。“四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社会的社会学概括，是立足于现实的，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成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出与宣传，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制定社会政策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与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百年轨迹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着常新常存的魅力。

“美人如玉剑如虹”——郑杭生及其社会学思想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36年9月生于杭州市，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修社会学和西方哲学。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其传记被收入英国剑桥出版的《世界知名人士录》（1992年版）中。在1994—1998年期间，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讲学活动。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秘鲁利马卡西拉索大学荣誉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云南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他的社会学研究，著述丰富，富有创见，多次获奖，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

郑杭生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实在说不上是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很“美”，他美在学识的渊博，美在思想的深邃，美在论辩的犀利，美在治学的严谨。他的学术之“剑”所指，的确有股气贯长虹之力。故用“美人如玉剑如虹”来形容他和他的学术思想。——题记一、“不想重复空话套话”

初夏。坐在我用餐的餐桌对面的，是一位戴着眼镜、衣着简朴的老年学者。他和我一样也端着一盘自助餐在吃。我觉得，他很像当天在这里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言的郑杭生教授，便问了一句：“您是……”“我是郑杭生。”他抬起头，露出微笑，轻轻答道。

我说，在研讨会上听了他的发言，讲得既有深度，又很实在，正想找他谈谈。他没有拒绝谈话。“现在是空话套话太多，我发言，只是不想重复空话套话罢了。”他说。

我知道，近20年来，郑杭生可以说是社会学界家喻户晓的学术泰斗。他在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体大思精，影响广泛，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

初次见面，一两句话，我就感觉到这位学者老人语高而旨深，言深而意长。二、“重建社会信任”

那天，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华润饭店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会。会上，郑杭生作了一个大会发言。在发言中，他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正确处理的最新成果。

他一字一句地读着发言稿。他说，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社会分化趋势加剧，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的社会矛盾，几乎没有不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的。除了这个总的特点，这些矛盾还表现出以往不曾有或很少有的新特点。

老人这样概括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十分明显的四大特点：（1）矛盾的主体越来越以利益群体的面目出现，具有利益群体冲突博弈的性质；（2）矛盾的焦点往往直接间接集中到政府，地方党和政府往往首当其冲，不得不站在第一线；（3）矛盾的表达往往采取多渠道、多样化的维权形式，而维权的目标和手段常常脱节；（4）矛盾的互动往往采取激化，甚至尖锐、恶性冲突的方式，具有倾向激化、诉诸冲突的趋势。

谈到社会矛盾的主体时，他提醒道：“利益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利益的良性博弈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利益的冲突博弈属于恶性博弈，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谈到社会矛盾的焦点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学研究表明，腐败高发期与社会快速转型期相联系，是高风险期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综合震荡效应’因信息化而加倍放大，会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削弱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

谈到社会矛盾的表达时，他精到地分析道：“维权目标的正当性与维权手段的正当性不是必然统一的。大体有四种情况：（1）维权目标正当，维权手段也正当；（2）维权目标正当，维权手段不正当；（3）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正当；（4）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也不正当。第一种情况，按理说维权应该也必须是能够成功的，但是实际生活中，正常维权成本太高，非常困难，使人感到正常维权，没有多少希望。如果这样，它的示范效应，肯定是鼓励人、刺激人用不正当的手段维权。这样，一定会助长‘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风气。这是万万要避免的。”

谈到社会矛盾的互动时，他是这样开药方的：“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放在我们面前。”

真是“言语非苟作，有物乃是尊”！三、“破解”社会学定义

听他发言时，我回想起我国社会学重建初期，社会学的定义这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论题，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

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郑杭生给社会学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义。他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及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他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确定为是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对廓清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郑杭生看来，全部社会科学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哲学科学、综合性社会科学、单科性社会科学。

因此，社会学虽应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但在学科层次（以及学科对象、学科作用）上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是有区别的；那种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否定论”、“代替论”观点，那种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社会学的“等同论”观点，既贬低了历史唯物论，又不利于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对象限定为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无疑明确了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并使社会学与单科性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郑杭生提出社会学对象限定，是经过一番认真考察的。一方面，社会学史上两大传统（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均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对社会学范畴，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苏联社会学都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它们实质上都以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重视社会良性运行、正视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的问题。此外，注重考察社会治乱兴衰等社会运行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就曾将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

可以说，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既有历史时代根据又有现实社会根据，既综合了国外社会学的发展轨道又吸取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合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本土化色彩。

这一社会学定义，20年来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为许多社会学者所认同，并写入教材。四、紧盯“社会运行”“善为学者，深造自得。”郑杭生在其研究中，受严复治与乱二分法的启示但超越了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有名的社会运行三分法。他认为，区分社会运行的类型，评价、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状态，主要有三大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根据这几条原则，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划分为三大类型：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

关于社会运行的条件，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要实现良性运行，需七大条件。

郑杭生在其研究中，首先将社会运行机制划分为五大“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二级机制，而后又尽可能地结合现实中国的本土问题对五大二级机制各自的结构、功能、运作过程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郑杭生发现，社会运行机制是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即五大二级机制）一旦建立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子系统构成），而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

他把对社会运行的研究，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他认为，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瓜熟纷纷落蒂来。”正是由于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的影响，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社会运行研究，正开始在中国社会学中出现。郑杭生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社会运行流派。而且，他的社会运行论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社会学界，为人口学、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所认可。五、关注“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不研究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郑杭生说。

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学术研究习惯于将社会简单机械地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郑杭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不仅存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两类型，还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类型，即转型社会。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它正处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之中。“妙语精言，不以多为贵。”为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历史，郑杭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大概念。转型度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转型势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区的“转型能力”。郑杭生关于转型度和转型势的思想，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呢？郑杭生在其研究中，从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社会结构（指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模式化体系）、社会关系（主要是群体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

在利益格局方面，他主张应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应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在文化模式方面，应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在社会结构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因素正逐步减少，现代性因素在逐步增加（身份体系的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等），因而是在逐步“优化”的；在社会关系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正由过去的共同贫困转变为共同富裕，由过去的“高就低”（如脑体倒挂）转变为共同提高，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正由过去的强调斗争转变为相互协调。“在华润饭店，郑杭生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新特点的发言，正是他对社会转型的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一位聆听了他发言的学者对我说。社会互构论的追求：推进从差异走向认同的事业——郑杭生社会学思想历程的又一个新波峰·杨敏·

20多年前，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际，西方文化思潮的蜂拥而入和欧美强势社会学的巨大影响，使得我国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巨大空白和缺口进一步凸显出来。此种情势中有一种深藏不露的危局：西方社会学建构起的一套认识形态及其思考空间和研究轨道，制定了整个社会学的知识样式，设定了理论及其陈述的话语，从而也确定了“学术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然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由于社会学研究同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权威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特定的社会学理论和话语往往意味着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民族国家社会及其经验现象和问题所提供的某种思考与对策，所以，社会学理论的话语策略与社会政治的实践策略是高度一体性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划定了社会实践和事件的“可说的”范围，制定了使其成为“可说的”方式。因而，通过一种既定的学术安排，通过社会学理论和话语的构造，人们投身其中的社会实践、历史事件可以被彰显或被屏蔽、被倡导或被抑制。也正因如此，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以及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等人一再披露一种事实：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什么；因为，不是人说话语，而是话语说人。这正是当年郑先生所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情势。

今天，我们完全理解了，郑先生何以毅然将探索本土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当然事业，而且数十年来在这条极为艰难的学术道路上努力前行、执着不懈。事实已经证明并且未来仍将证明，无论对于郑先生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这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抉择。

从“社会运行论”到“社会互构论”，郑先生开辟了中国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话语形态，表达了这一学科对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和谐共享的社会的追求。一、学术传统的开源与理论话语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郑杭生教授的“社会运行论”问世，这一“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第一个目标明确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体系”，启动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时代性重大剧目——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从一开始，“郑杭生”就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联为一体，郑先生在理论社会学领域的探索和创新逐渐聚为一种学术思潮和研究传统，他本人也因之成为推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巨擘人物。“社会运行论”阐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理论实质上说，这一研究对象也就是社会学理论所思考和解释的焦点问题——“社会何以可能”。根据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思路，现代社会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构体系，是社会行动的规范和秩序的模式化系统。所以，“社会何以可能”关涉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关键性问题，如社会的秩序、公正、和谐、进步，等等。同时，“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也预含了社会学的深度忧思。因为，自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自然生长和自发运行的终结，日益走上人为化的运作轨道，社会世界也发生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分化和裂变，使得“社会”作为制度化、模式化的行动系统“何以可能”成为了一个大疑问。

回视社会学的创生和发展，关于现代社会的秩序、公正、和谐、进步的思考和探索，始终是社会学家们萦绕心头、牵魂动魄的根本问题。同时，由于现代生活的驳杂殊异、繁复多变，社会事件的高度复杂和多面具象，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对“社会何以可能”的思考也不尽一致，他们的回答和阐释都极富创意和想象力。譬如，孔德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先河，以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分析，阐述了在现代性变迁、社会劳动分工、阶层和群体分化急剧推进的时期，社会系统的秩序、均衡、稳定得以维系的基点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社会不平等、阶级冲突的剖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构想。韦伯则通过对社会行动的系统分析，从另一侧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性，提示了我们，在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合理化的表象下，隐伏着与自身相悖谬的发展趋势。帕森斯通过他的社会行动系统理论探讨了个人的可整合性，因为这是使社会整合、保持均衡状态的根本；透过其中关于人的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学术化论述，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提供给民族国家和当政者的一部极为实质性的策论。而与之理论立场截然相对的社会冲突论，对社会秩序的基础采取了新的眼光，它将现代社会视为一种冲突系统，揭示了社会的冲突现象与社会结构状态的密切关系，从而引导了一种思考：在存在冲突根源的社会系统中，如何通过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化，形成降解冲突的各种机制，开发出推进社会整合和稳定的新的系统资源。

20多年前，郑先生即在“社会运行论”中归结了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通过对中国社会治理这个传统问题的聚焦和发掘，形成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状态、深层机理的根本性思考，提出了“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著名思想，阐明了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学理内涵，如关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的类型学分析，社会运行的五大机制论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区、婚姻家庭与性、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等研究，提供了把握社会运行宏观趋势的理论构架，以及对有意义的社会事件和细节进行经验描述和刻画的基本工具。

不仅如此，“社会运行论”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和提升，已经超越了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这一理论之中蕴涵了更为深远的学术和知识意义——它以中国本土的民族特有的思想风格和话语方式，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由来已久的垄断和霸权意识形态上打开了缺口，将中国社会学引入了“理论构建”的时期。而且，这一理论更改了西方社会学既有的知识样式，通过一种本土理论的话语形态，以独有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运行及其现象，对当代中国快速推进的社会变迁进行提问、表达、分析和解释，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催生、积累和递进。就此而言，“社会运行论”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一种框架性和永久性的知识资源。正因如此，“社会运行论”能够在中国社会学界汇为一股思潮，凝为一种学术传统，吸引众多学子，聚为一个理论流派。

知识、理论、话语形态上的根本性突破和创新，助推着郑先生本人在理论社会学的前沿领域精进不已。自“社会运行论”开篇之后，又相继推出了“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以独特的理路、气度和风格，以持久的递进和体系性力量，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推向新的成长空间。这一系列事件最终成就了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确立和成型之间的历史性关系。二、“社会互构论”视野中的学术与时代语境

福柯提出了关于历史和文化的“间断性”的观点。他指出，在几年之内，一个文化有时候不再像它以前所想的那样进行思考了，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其他事物，他把这种事实称为“间断性”。并认为，“间断性的地位，对一般历史来说，是不容易确立的。可能，对思想史来说，就更是这样了”。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就带有这种所谓“间断性”的特征。也因如此，他的每一个理论所带来的学术视野、理路、范式、方法的转变和创新，使得我们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努力，来理解、体悟、认同并跟上这种巨大的变化。同时，郑杭生思想具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使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在视野、设问、主题方面能够保持前沿性和未来性，从而使理论构建和创新获得了持久的动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戏剧性的过程：当我们的理解、体悟和认同跟上一个理论之时，也许新的“间断性”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社会互构论”就是郑先生给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的又一个“间断性”。

当代全球社会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更为深刻的巨变，使得社会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规范模式结构，其自身的秩序性、整合性、和谐度、弹性机制等问题不断以新的方式浮现和彰显出来。这就对理论社会学的知识形态、话语方式、认识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理论社会学的成长和创新打开了新的题域。在这种理论背景之下，如果再度思考“社会何以可能”这个老问题，对社会学所有可想象的、可思考的、可言说的讨论进行清理，可以发现一个更具汇聚性的题域，这就是郑先生所指出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郑先生就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一思想作了反复的阐述。透过中国社会学家以往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论题的影响，如严复称社会学为“群学”，他在翻译斯宾塞的著作中指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表明了他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本理解。再如梁漱溟更为明确：“一生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他还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受“伦理关系（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以主张应当发展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以重建乡村文明，形成民族自救的社会基础。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的深入分析，涉及了传统社区、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血缘纽带、家长制等等方面，也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当时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状况。

通览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各个时期、各个流派所关注的论题，可以看出，其核心正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譬如自由与秩序、行动与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以及个人的可整合性与社会的均衡性（帕森斯）、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身体与权力（福柯）等等，尽管设问和阐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延伸出的具体设问。可以说，“个人”与“社会”构成了社会学研究得以展开的“轨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个人”和“社会”视为社会学的“元事实”，是构成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整个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支撑。社会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大量讨论说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于其他各种社会问题而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根源性意义；正是通过对这一根源性问题的探索，通过对这一问题形式多样的设问，社会学才能够与现代生活保持牢固的联结，不断认识和揭示现代性的更为深刻的本质，从而站在社会实践的前沿，这促成了社会学在研究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的关键性地位。

可以这样说，对于社会学研究，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洞察既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方法，更是理论社会学家必备的资质。因为，理论社会学的研究本质上是生活的和实践的，它在“常人”的生活氛围中、在“外行社会学家”（贝克）的拥绕之下，游走于气象万千的生活世界和演替变迁的社会结构系统之间，因而必须实行多种分析和理解，完成多次跨越和回归，形成从生活实践到理论阐释的多重联结。这就要求理论社会学家能够穿透个人生活策略及困扰所造成的局限，达到对于集体行动和社会事件的把握，构造出使个人的主观意义赋予与社会的客观结构系统、常识性的理解与社会学的分析得以贯通的桥梁。米尔斯因之主张，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每一个社会学家都不是生活和历史的例外，他们必须超越个人生平的视界，跃出自我直接体验的具体限制，将个人化经历、述说和书写，放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现象和事件过程的背景之中，通过社会的事件洪流与个人的生活历程的交织融会和相互跨越，促成某种理论的想象及穿透力，形成富于创意的学术表达和陈述，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创新成为可能。由此可见，社会学研究的整个底蕴离不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进行多维分析和解读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使得社会学“是如此有趣和激动人心”，也使得社会学如此“不安息”。郑先生在“社会互构论”中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性就是流变不安，现代个人和社会不会固守于“现在”，因而“现代”可以说就是“没有现在”。这决定了社会学的精神本性——关注现在、指向未来。这也决定了社会学家（包括郑先生本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满足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因此，尽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汇聚性论题，但“社会互构论”并不是对一种既有知识话语的复制、再现，而是将最现实、最生动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放在一起认识”而产生的结果。

在全球化的引领之下，当代社会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不仅显示出形质各异、斑驳繁杂的具象，而且显隐变移、演替更迭的过程频速急促，往往极难描绘。鲍曼对“现代”过程给予了生动的刻画，比喻为从“沉重的”或“固体的”现代性，到“轻巧的”或“液化的”现代性；并称，现代性“溶化了”一切固体，把一切神圣的东西拉下神坛。随着现代性摆脱了以往的羁绊束缚而日益变得轻盈灵巧，当今，对智能和符号运用的意义往往超过了对身体和体能的驾驭，现时的社会世界也越加显得光彩流溢，“个人”和“社会”都在应对更大的巨变。与此同时，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也处于种种深刻的变化中：新知识经济带来了财富更快的增长，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也与之比肩而行；发达与欠发达、富裕与贫困彼此悖行，各自进行着自我的积累和再生产；资源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困境加剧了不同社会间和民族间的分异，也成为了文明间的冲突根源；各种非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对立给社会认同、社会和谐带来了极大冲击；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界的反施报复给社会进步的前景洒下了阴霾……总之，现时现代性之全球化进程激起的各种分异和冲突，不断制造出新的裂痕、生产着新的问题。

显然，我们时代的最新现象和经验事实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挑战了社会学以往的理论成就，也挑战了社会学家的智慧底线。而且，社会学的事业一再表明，理论的脚步毕竟不会因过去的辉煌而滞留徘徊，学人的智慧也不会依循已有的路径而囚禁自己。正是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势，使得个人选择与社会秩序这两者间的和谐度及其发展趋向具有了新的时代含义，并通过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充分彰显了出来。同时，社会学对社会生活实践的体验、提问、思考和解释也激发了理论自我发展的活力。这种生活与理论的双向助推过程，促成了“社会互构论”这一新的本土理论话语形式。三、社会互构的深层意蕴——从差异走向认同的追求

现时现代性的灵活、轻巧、液化、流变特征在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明显：个人生活和从业经历更具有个性化和个人化的含义，流动、开放和灵活取代了固定不变的职业状态，各种形式的短期就业、临时就业或自雇用取代了长期就业、稳定就业和被雇用，个人的灵动、机警、权变选择变得更为常见，抱定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终其一生的愿望的人们日趋减少，打破了以往个人与群体相互之间“终生拥有”的观念。与此相应，在职场中升腾转换、化蛹成蝶的期望愈益普遍化；生活境况、劳动就业、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因人而异；集体性的记忆、命运、经验图式、行动方式也愈趋淡化，使得忠诚、信任似乎更具有传统的色彩。

即使同一群体或阶层中，人们的命运和选择也不断变得多样化。譬如，当代中国青年逐渐不再将留在大城市视为自己的唯一选择，不再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作为实现人生抱负的仅有途径。根据有关资料，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工作以及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占了总数的48％；6000名应届毕业生选择到西部12省（区、市）等贫困县的乡镇一级从事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等志愿服务工作。此外，在社会教育的标准化、大众化和规模化推进的同时，个人成长和成才的独特样式和多种途径也在发展。今天，个人的自我教育、自学和自考成才不仅为学院式教育提供了补充，而且显示了人们实现“知”“行”联结、施展才能、获得成功的个人化方式。可以说，我们面对着生存和发展的真正多元化的时代，在当今的社会生活和群体行动之中，每个人是以越来越个人化的方式使“自我预言”成为现实。

社会生活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景观：随着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畸变，“当自然界被人类的社会化所渗透甚至因此‘终结’，而且传统也完全消解时，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计算性的新类型就会出现”。社会遭遇了人为性的“风险化”过程，自然灾害频发、新型疫病流行，以及生产事故、心理疾病、生态环境危机，等等。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人为风险迅速地、大规模地扩散和变异，对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因如此，社会进入了对既有的规则制度系统不断反思的时代。

涂尔干曾这样表达他的感受：“在社会脚下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获得存在的社会显得“支离破碎、步履蹒跚、精疲力竭”。有的学者主张，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不是相似性，而是差异性，不是连续因素，而是不连续因素；当代历史自身具有的差异程度绝不亚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别。而鲍曼则认为，当代社会学家面对的现实“比过去的社会学家努力去掌握的任何事情都更加流动、更具异质性以及更不成型”。显然，人们的集体信念出现了某种动摇，生活的“无序”和“碎化”变得引人注目，社会的秩序性和一致性也更易受到质疑。

现时情形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实际趋向提出了种种疑问：我们以何种方式走向未来——一致还是分异，整合还是分离，和谐还是断裂？显然，这是一组具有时代含义的大疑问。郑先生20多年前提出的“社会运行论”面对着新的现实，或者说，生活实践本身向社会何以能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话语要求。这也正是“社会互构论”探索和思考的实质性内容。

在“社会互构论”中，郑先生表达了一种基本看法：我们的确处在个人间、群体间的各种分疏和差异日益凸显和明晰的时代，然而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这种分异的显化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正在从旧有的一致、整合、连续的方式中脱出，通过新的生活实践锻造出更高层面的认同、更大限度的共识。这是因为，现代个人和群体作为实践的、能动的主体，其行动的指向、意义赋予和后果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与社会的、公众的生活相联系的，因而无论个人或是群体，其行动过程就内含了并体现着某种社会性和公共性。同时，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结构系统的实质，正在于它是个人、群体的生存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为个人和群体的行动提供意义和价值、创造出新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意义和价值的创新为个人和群体的行动提供理由和依据，也为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注入呵护和动力。所以，“社会”更为深刻的含义还在于，它是一个意义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正因如此，“社会互构论”主张，在现代个人以及群体的发展日益表现出殊异不同的特质的同时，与之齐头并进的另一种现实趋向是，社会正在这种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聚合起新的能量，将集体认同和共识推向更高的阶段。“社会互构论”对这种新的集体认同和共识以及实现和谐的深层机制给予了探讨和阐释。例如，郑先生这样指出：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个人、群体（阶级阶层、社团、集体、组织、系统等）、社会，以及代表整体社会的国家——之间，达成的相对稳定的、持久的行动协同和一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行动的共同参与过程中，通过民主对话、平等协商、共同分析和探讨，达成相互宽容和理解、彼此认可和让与，社会主体经由这种“行动意义效应”的过程，从意义的分歧和冲突走向意义的协同和一致，从而使得社会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交融，在实践上获得最大限度共同认可的社会正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更是一种启迪与建塑的过程，是社会主体对行动共同意义的积极开拓与创新。这一过程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嵌入和胶着，能够奠定社会行动的整合与协调的坚实基础。郑先生作了简练的归结：和谐社会是行动主体在社会互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动关联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

因此，“社会互构论”也聚焦于社会的“互构谐变”探讨，以“互构谐变”来刻画和阐释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行动关联）具有突出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的特征。在这种关系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形成相应的、协同的、共时的演变，从而使得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关联得以构成一种新型的关系性状。也可以说，“互构谐变”，是对于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关联和关系性态的基本趋向，及其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领域，以及个人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样式等各个方面的经验形式，所给予的一种理论提炼和学术表达。就社会互构论的理论内容本身而言，是一种以“互构谐变”理念和原则为基点，去分析、理解、描述和阐释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学理论。

根据“互构谐变”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是多元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构谐变过程，也是以社会行动者的交互建塑和型构为基础的转型变迁过程。“交互性建塑和型构”意味着，“互构”的参与者作为社会行动主体，其行动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在行动关联过程中实现自我行动意义的能量输出，同时输入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意义能量，从而形成互构参与者各自的主观意识效应过程，促进参与者对自我行动意义及行动策略、目标等的调整、修正或改变。

同时，“交互性建塑和型构”也意味着：在参与“互构”的行动者之间，其主体和客体的地位不是僵死的、一次给定的，而是互换的、转变的；不是由单极支配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同时共变性的行动关联过程。这种多向共变的行动关联过程构成了实践中的“互构域”。在互构域中，其基本情境不是指令的，而是探讨的；不是由某一行动者独断制定的，而是由参与者经过沟通协商所达成的；不仅是社会和集体建塑、型构个人，同时也是个人建塑、型构社会和集体，等等。当然，“社会互构谐变”的观点并不排斥权威和强制，因为具体的互构域中必然存在某种权威和强制。“社会互构论”认为，权威和强制是促成“互构谐变”的必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权威和强制的目的不在于实施征服和压制、获得臣服和屈从，而是应当更好地体现公共性职能，促成积极的、建设性的、最大限度的“互构谐变”。所以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互构谐变”是现代社会主体的行动实质所在，这一实质普遍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差异矛盾、沟通协商、包容谅解、互惠共赢，以及权威和强制的运用。“互构谐变”指出了实践过程的“多元互构”性质。从逻辑上说，“多元”是“互构”的最基本前提，因为“一元”本身就否定了结构性，因而无所谓“互构”。所以，“社会互构”即预含了“多元”前提，是指多元行动者间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关系。“多元”意味着参与社会互构的生活行动主体是多种样式的，它们可以是不同的个人或个体，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集体，如群体、正式组织、国家、政府机构和社会。在多元互构之中，任何一方的行动都自觉或非自觉地发挥着不同的建塑、型构的作用，对他方的原有行动意义和性质形成某种影响。“社会互构论”认为，这种“多元互构”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趋向的一种理论表达。

吉登斯认为，作为集体性人类，我们注定要分裂下去，这不可挽回；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被局限在马克斯·韦伯所构想的铁笼内。我们可以透过其中乐观的表象体味出深刻的消极。与之相反，郑先生通过“社会互构论”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尽管社会生活中的差别、矛盾、冲突、对抗将依然存在，但现代社会实践的本真意义和主流趋势是“互构谐变”，是在不断地“求同存异”、“异中求同”之中走向和谐，这正是“社会何以可能”的社会学渊奥所在。他本人深信，当“个人”和“社会”在“互构谐变”的实践中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即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再感到社会生产是一种压抑、社会秩序和结构是一种限制、社会权力是一种异己力量的时候，个人的无限潜能和激情将自然地汇入社会和集体行动的洪流之中，实现从差异走向认同的目标。参考文献［1］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谢立中．“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福柯M．词与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斯宾塞．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7］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郑杭生，杨敏．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结构要素与特定历史过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a（4）．［9］贝克U，威尔姆斯J．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米尔斯W．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三联书店，2001．［11］郑杭生．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太平洋论坛，2005（3）．［12］鲍曼Z．个体化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3］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b（4）．［14］沈杰．2004年中国青年．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吉登斯A．为社会学辩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凯尔纳S．，贝斯特D．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7］瑞泽尔J．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8］Barraclough G．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Baltimore：Penguin，1964．［19］Wallerstein I．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University of Minneota Press，1999．［20］Diddens A．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1990．_____，Beyond Left and Right：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Polity，1998．_____，In Defence of Sociology Essays，Interpretations & Rejoionders．Polity，1996．［21］Beck U．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me，Suhrkamp Verlag，Frankfurd am Main，1986．_____，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22］Foucault 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郑杭生教授与中国社会学

为反映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应本刊专门之约，本期刊推出《郑杭生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一组文章，共四篇，均为社会学专家所撰。

郑杭生，1936年生于浙江杭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4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会学系，曾任所长和系主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代表作有：《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运行导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概论新修》（主编）、“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等。

郑杭生先生在把握当代快速的社会变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致力于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培养社会学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杭生先生是一位有着历史使命感和学者良知的社会学家，他倡导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发展方针，并坚持和推动“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一社会学的深层理念，他在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走上社会学道路的时候，就自觉地追求创立中国社会学学派，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与他的学术群体一起，已经建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大理论，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的一个总结和提炼，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答。“四论”有对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回顾和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学流派的研究、思考和借鉴，为我们怎样在当前的形势下进一步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做出了榜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2005），使得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以较为系统的形式亮相。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社会学自己的理论中，郑杭生的理论是发展最成熟、最完整的，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已经初步创立了社会学的“运行学派”。

2005年9月17—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暨郑杭生七十寿辰庆祝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五十多家社会学教学和科研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就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郑杭生教授为中国社会学做出的贡献，作了中肯的评价。本刊选取四篇有代表性的论文，第一篇是郭星华教授的《

耕耘结硕果 桃李舞东风——试论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贡献

“新型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实践理路——对郑杭生“社会互构论”的初步阐述

作为一个学者，著书立说、创立理论并形成学派，是终其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在本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其梦寐以求的抱负。郑杭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历史使命感和学者良知的社会学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评述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一、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全面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并取得丰硕成果，社会学的研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结出累累硕果。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开始恢复不久，即涉足社会学研究领域。

郑杭生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的学者（1981年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留学），这使他有机会较早地直接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较早地直接接触到西方的社会学思潮和理论。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他目睹了“文革”期间的社会动乱和人性丑恶的一面，深感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借鉴孔德关于“秩序与进步”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开发我国历史上研究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学思想。

回国之后，他一边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一边深入思考、著书立说。从1985年开始，在此后长达20余年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生涯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概括起来说，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理论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完整的体系化。郑杭生教授先后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既各自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作为一个学者，能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已是不易，创立一个结构严谨的理论就更难。郑杭生教授勤于耕耘、精于思考、不断深入，从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鲜明的时代性。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见证中国走向辉煌的时代。作为经历过“十年浩劫”的郑杭生教授，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他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他创立的社会运行论，是基于对乱世的切肤之痛，试图探讨一条走上社会良性运行之路。在社会运行论中，他不仅对社会学对象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厘清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区别，而且全面论述了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与基础，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转型论，则是他在对当代中国大变革现实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试图用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他大力提倡的学科本土论，既是对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社会学中国本土化追求的传承与延续，又是在新时期全球化的背景下，他的一种新的思考。他创立的社会互构论，毫无疑问是他对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些新变化而做出的更深入的思考，以及尝试性的解答。二、致力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曾经中断了20多年。社会学在中国复建之初，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其二是社会学的教材建设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主要的疑惑是：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社会学干什么？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是什么关系？社会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作用？郑杭生教授在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熟悉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十分精彩的回答。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并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不仅仅需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更需要维护建设性形态并发挥其作用。郑杭生教授当时的一系列论述，为消除极左思潮对社会学发展的恶劣影响，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稳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对于开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在重建社会学的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甚至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教材。直到1984年，才在费孝通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试讲本）。此后，我国出版的社会学教材如雨后春笋，呈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郑杭生教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删、修改、更新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4年最新版）。这本教材在众多的社会学教材中独树一帜，以郑杭生教授“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为理论主线贯串全书，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根据课堂教学的反映和社会变迁的新情况，对章节安排、教学内容不断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当前版本最新、发行量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作为这本教材的主编，郑杭生教授付出了许多心血，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除此之外，郑杭生教授还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譬如，他曾多次在报刊上撰文，或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鼓与呼，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学、接受社会学；他也曾身体力行地深入海南、贵州、云南等边远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既为自己的理论注入了鲜活的实证材料，也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典范；他还曾组织学术力量，并多次亲自到河北定县（今定州）进行实地考察，以延续李景汉先生（1895—1986）1933年所作的定县调查。这不仅体现了郑杭生教授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十分重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更体现了他关注中国农村70多年来的变迁，以便从中描绘农村变迁的轨迹，找寻农村变迁的规律。

总之，20多年来，郑杭生教授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他的贡献不仅是理论上的、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甚至可以说，他所起过的历史作用和正在起的现实作用，是旁人难以替代的。三、培养社会学人才

正如郑杭生教授自己说的：“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他深知在现代社会不再是以前手工作坊式的学术研究，而是学术群体式的合作。他以宽厚的长者胸怀、深邃的学者魅力和严谨的师长风范，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学术理念，使他们走到一起，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共同努力。其中的李强教授、李路路教授等等，在共同的学术探讨中逐渐成长，现在都已经成为社会学界领军式的人物，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以郑杭生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被评为全国社会学学科的第一名。

学术团队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研究生。郑杭生教授自1986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94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对学生既是严肃的导师，也是宽厚的长辈，为培养学生他可谓是敬业尽责、呕心沥血。他对学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学会怎样做人，再学怎样做学问。”他是这样说的，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教育和感召学生。即使在他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时候，他也总是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与学生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有不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产生的。在郑杭生教授的精心培育下，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如葛延风对“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成为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决策参考，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赞誉；如曾获得过“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学位获得者”称号的张建明，现在已经担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再如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洪大用，现在已经成长为年轻的教授、博导，成为在社会学界引人注目的年轻社会学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有个人努力的因素，同时也是郑杭生教授辛勤培育的结晶。

作为一个中年转研究方向的学者，郑杭生教授在短短的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所做出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这三方面的贡献，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作为他的学生和学术助手，我除了感到钦佩和尊敬之外，也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鞭策我前行。

正值恩师郑杭生教授七十寿辰之际，谨以此文作为贺礼。并祝郑杭生教授及夫人宫延华女士健康长寿、全家幸福！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形态·刘少杰·

郑杭生教授的三部著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共计250多万字，包含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和学术评论等，完整地反映了作者20多年的学术历程演进和学术思想发展。如三部著作的书名所示，贯穿其中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书中阐述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则使这个核心得到了充分展开。

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重建以来，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和学科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学越来越热切的需求，在于社会学直接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从现实中获得了展开自己的能量，而且也为现实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同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互动共进的关系。“社会运行论”形成于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生活混乱无序、恶性运行的历史教训，寻求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不仅是党和政府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学术界急需回答的历史课题。郑杭生总结“文化大革命”和古今中外历史教训，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发展的理论，概括出社会运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并对社会运行条件、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社会转型论”形成于80年代末，它首先是对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概括。如郑杭生所论，时至80年代末，中国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展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过程，无论是个人的身份地位、行为模式，还是社会分层状态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性质和形式的变化，现代化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目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郑杭生在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点、形态和运行方式等问题做出具体考察基础上，对社会转型这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做出了清晰界定，并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这两个使社会转型理论展开充实内容的基本概念。“学科本土论”的一系列观点阐述于90年代后期，这不仅与纪念中国社会学形成百年的活动有关，而且也同关于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有深刻联系。虽然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要在一定的秩序中展开自己的运行过程，也要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变迁，但是社会秩序的形式和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转型的方式和转型的途径都有很多重要区别。因此，尽管西方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有许多深刻论述，但是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必须建构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对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做出更充分的理论概括。“社会互构论”是前三个理论的深化发展，郑杭生对这个理论做了这样的概括：“社会互构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揭示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解释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可见，社会互构论不仅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而且将之作为社会基本问题开展深入探索，触及社会学思维方式、概念框架、方法原则和价值评价等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上述内容清晰地表明，郑杭生20多年来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回顾中国社会学自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开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能不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自身、致用社会的根本大事。严复的“合群进化论”、康有为的“去界大同论”和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这些作为中国社会学发端的社会学理论，虽然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的标准来衡量尚不算做“规范的”社会学理论，但是，正是这些同中国学术传统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理论观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开启，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成为表征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揭示中国社会根本弊端、呼唤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中心学科。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在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汇中进一步以中国社会现实为根据，建构了一些既有中国本土特点，又能同西方社会学对话、接轨的新社会学理论。梁漱溟的“文化冲突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等等，都是在民国期间产生的揭示社会深层结构、启示民族意识和推进社会进步的植根于本土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正是这些有中国本土意蕴的社会学理论，才使中国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西方人才知道中国有自己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思想。

20世纪80年代，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迅速，大量的社会学教学科研单位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不断设立的研究课题和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使中国社会学展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却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把社会学看作“经验学科”的普遍认识。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少有人怀疑社会学是“经验学科”这个判断。事实上，不仅社会学不能是“经验学科”，而且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是“经验学科”。道理十分简单，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不能成为具有一定概念范畴和理论构架的学科，甚至连保持思想观点连续性和学术传统承继性的学术研究都谈不到。直接存在的经验都是个别的，只有用理论来概括和整理经验，经验才能显现出普遍性，而此时的经验已经不是直接存在的经验，是具备一定理论形式的经验。

孔德最明确地提出要立足经验事实开展社会学研究，并据此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但是，孔德从来没有认为社会学可以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相反，他一再强调，社会学在观察经验事实的同时，必须保持深入的理论思维，必须用深入的理论观念才能把握经验现象的本质。孔德指出：“科学，实实在在寓于现象的诸规律之中，事实本身不管它是如何真实、众多，也只为科学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然而，通过考察这些规律的恒常功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精神的主要特性，正如整个天文学研究将会令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的那样。”“这样的预测，是不断发现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绝不会把真正的科学与虚妄的博学混淆起来，后者机械地堆砌事实，却不想对此加以演绎推断。”可见，孔德十分明确地认为社会学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察经验事实层面上的“经验学科”，而是必须用深刻的理论揭示社会现象本质规律的社会科学。

孔德没有因为强调社会学的理论性而模糊同传统哲学的界限，在他看来，社会学同传统哲学区别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坚持理论思维，而在于是否坚持了相对性。他指出：“社会学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相对性。”孔德所谓的相对性，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开展社会学研究，而这种研究的结果——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也就具有直接同人们的历史条件相统一的相对性或具体性。而传统哲学理论以形而上学自居，它可以不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追求的是超越历史条件的抽象普遍性，因而它的特性是绝对性。

概言之，孔德不仅强调社会学要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展开自己，而且认为社会学的理论是在特定条件中产生的，并受特定条件限制的相对性理论。如果承认孔德作为社会学创始人为社会学确立的这个原则，那么则意味着，社会学家不仅要建立理论，而且要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实际，建立具有一定时空限制的社会学理论。

由此而论，郑杭生面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深刻分析中国社会运行条件、机制和类型，概括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模式和趋势，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为之努力的根本追求，也实现了孔德等西方社会学家为社会学确立的根本原则，即植根社会生活实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亦即有区域相对性的社会学理论。

郑杭生的三部著作内容丰富，不仅有作者以深刻的理论思维概括出的许多新概念、新理论，以积极而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新思考、新主张，而且还有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同当代各种流派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开展的广泛对话，读者可以从中明确地领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新形态的理路、构架和意义，并由此而被引入一个宏阔而深邃的思想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学如何抓住机遇有效发展自身？这是每一个业内人士都应当深入思考并积极回应的问题。从郑杭生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没有理论的思考一定是浅薄的，而没有立足现实生活、缺乏特色的理论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的追求者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杨 敏·

郑杭生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三部著作的出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作为一种研究理路和学术思潮，“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真正兴起、成型和确立，并向当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展现了自己的理想和风貌。

自郑先生的社会学学术生涯开始以来，他就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作为执着不舍、引领推进的一项事业。在20世纪的70和80年代，中国社会学取消后重建，面对的是西方社会学的逼人强势，理论流派繁杂林立，学术传统悠久源远，由是“理论构建”被默视为西方学者独有的资格和“专利”。因之，郑先生的学术抱负首先遭遇到的问题是，中国人能否创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所普遍面对的问题，而不为社会学界仅有。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领域，智士英才不可谓不多，但对自己理论的追求却鲜有设想和尝试；甚至史学领域，虽中华历史举世著称，却没有产生过像样的史学理论，堪与文化形态学（汤因比）、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等）、谱系学（福柯）等比肩；及至当代哲学，迄今唯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后再无他论。无怪有人酷评：中国大学的教授只能“解释别人的理论”、“跟国际潮流”、“想不出自己的东西”。近日，钱学森、丘成桐等对中国的教育、研究，亦发出中肯责言。

郑先生当年面对的，正是这种心理、思维及至人格的社会常态，却毅然选择了一条“另类”学术道路，担当起了理论创建的重任，以一部“社会运行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先河。此举亦可视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新里程的开端——它打破了国人一向熟视无睹、听任放纵的一种心态、一种俗性陋习、一种学术僵局。自其以往，理论创建的疑虑和惰性开始消逸隐遁，“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思潮已然崛起，并逐渐蔚为传统。

然而，理论创思何以可能？这项事业何以持续？即至今日，先生依然在不断寻求和给出新的回答。观视先生“四论”，其中逻各斯（logos）之深韵，或可曰：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全球视野。一、时代的想象与穿越

20世纪80年代，“社会运行论”问世。这是一个终结漫长时期的标识：它给中国社会学能否有自己的理论这一历史悬念，永远画上了句号；也是一个开启更长途程的宣示：它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史章。“社会运行论”立言的基点在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独特阐释。此前，社会学自19世纪中期始创，经历了经典时期直至当代，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均未能从根本上予以明白的揭示，以至这一点成了社会学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于创意的、合理的回答。先生当年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因此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全部研究的依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和确立的起点。

诚如米尔斯所言，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与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每一个社会学家都不是历史的例外，他们也是生息、活动于社会世界的万千常人中的一员。然而，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求，社会学家必须超越个人生平的视界，跃出自我直接体验的具体限制，将自己的个人化经历的述说和书写，放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现象和事件过程的背景之中，“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米尔斯），促成某种理论的想象及穿透力，并通过富于创意的学术表达和陈述，使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正是社会的事件洪流与个人的生活历程的交织融会和相互跨越而形成的结果。“社会运行论”首先是对社会学理论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和反思的提升。它揭示了，社会学理论从其创生直至当代，尽管研究范域因时代的变化而呈现游移转换，但研究指向始终是恒定不变的。在古典时期的“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学理论”中，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反映了在现代性变迁、社会劳动分工、阶层和群体分化急剧推进的时期，极端的个人自由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表达了社会系统对于秩序和均衡、稳定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异化，展现了对于新的社会形态及其运行秩序的构想。显然，如何重建和维持工业化过程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古典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设问。如特纳所言，尽管每一位思想家提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想他们都问及了一些类似的问题：社会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可能？什么使社会联结到一起？什么导致社会变革？在成熟时期的“民主社会的社会学理论”阶段，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中，对个人的可整合性和社会整合的可能性作了系统阐述，建构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一致的理论模型。其他如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社会批判理论等，虽然它们各自的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理论形式、观察角度、设问方式等也有很大区别，但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秩序与个人权益的相互关系及协调问题，所以亚历山大作了这样的归结：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在当代，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理论”中，可以看到对于超越了本土社会和民族国家制约的现代性的深入反思，如现时现代性的难以掌控的流变特征，现代世界的所谓“失控”、“风险化”、“毁灭性”，社会行动的后果的不可预知，以及对社会管理系统、制度安排、设计规划及知识体系造成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对为现代工程进行辩护的正统社会学家，还是对现代性采取否定、批判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当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社会运行论”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历史性事件的体验和感受进行提炼所凝成的社会学理论表达。郑先生通过对社会现象洪流的透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种种曲折，归结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三种基本类型，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这三种类型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义。因为，这三种类型提供了使社会运行研究得以展开的具体模型。通过模型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厘清社会“运行历程”和“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在理论上给予理解和解释；另一方面可以集结各种有意义的社会事件和细节，形成经验性的描述和刻画。实际上，“社会运行论”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意义，贯穿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和五大机制、社会指标理论、社会运行状态的评价原则、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方面，正是这一体系性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持久活力和广泛影响的重要根源所在。

总之，“社会运行论”聚焦于现代社会之大疑问和社会学研究之根本问题。诚然，自现代以来，社会世界不断在演替和变迁，个人生活也充满跌宕起伏，风险与机遇互生，失落与希望交替，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也繁复多变，而公平、正义、和谐亦难有一劳永逸的答案。然而毫无疑问，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着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拷问，每一个具体社会也在孜孜寻求自身如何能够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答案。正因如此，在时代的演替变移之中，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历程的流光溢彩之中，对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探求和阐释，正体现了社会学的多重品质——“一”与“多”、变与不变、理论范域的多样性与研究指向的恒久性——相依互成的道理。这也是“社会运行论”中的logos，这一理论具有与社会世界和现代生活相似的独特资质，并宣示了社会学家应有的特殊禀赋——灵动而沉滞、透彻而厚重、锐利而包容、刚韧不替而又无形无象。由是，先生也告诉了我们从社会世界的常人迈向理论社会学家的途径。“社会运行论”具有“启蒙”和“解放”的双重含义。20世纪80年代，它以时代的、民族的、本土的风貌向当代中国、向现代世界展现了自己，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时代”也就此开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的独立意识、责任感和创业精神也为之唤起，从此迈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意义上说，这一理论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精神解放时代”。自此，“理论构建”和“精神解放”一直存显于“社会运行论”的实践之中，启迪了新的学风，垦拓出新的研究范域，培固了学科地位，润育了众多学子。今天，“社会运行论”已在学界汇为一股思潮、聚成一个流派、凝为一种学术传统。

迄今，先生虽已有“四论”，但仍将其开创的门派喻为“运行学派”，足见“运行论”始终独得先生深爱。究其原由，若论开源拓荒，建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四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二、实践的揭示与解释

社会理论首先是针对确定现代性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作出的一种反应。社会学对于社会生活的感受力，决定了理论的构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郑先生形成了他的第二个理论——“社会转型论”。这一理论是对“社会运行论”思想的进一步承续和拓展。“社会转型”着力展现的，是我们时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变迁。对于这一宏大过程中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发生的巨变，有的学者以“断裂”来描述（如吉登斯），旨在凸显“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们与生活于先前社会各个历史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同使他们与久远的过去得以联结起来的那些联系相比，意义更为深远”。与之相比，“社会转型论”对现代性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阐释：它展示了现代性进程的既断裂又连续的特征。如作者所言，“社会转型论”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即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依存、吸收。因此，“社会转型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现代社会是持续推进的现象，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不断变得“更加现代”；这一过程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和连续，是从传统的持续脱出、向现代的不断转变；断裂本身就是一种持久性的连续过程。“社会转型论”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从社会学理论上给予了表达、刻画。这一理论的显著特点可以称之为“实践的揭示与解释”。

首先，这一理论提供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经典刻画：从1840年开始，中国大致经历了低速期、中速期和加速期这三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中国社会也由殖民化（外族入侵）引发的外源型现代化的起步，经过冷战时期的内向型发展，进入到了1978年以后的社会改革与开放，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社会运行对现代性的一系列回应，再现了一个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特立独行的“中央帝国”，如何汇入了世界体系，成为现代性之全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进程。这种理论的俯视效果，将宏大变迁过程以及具体事件尽揽其中，从而确定了观察、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基本研究框架。“社会转型论”尤其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高速推进着力予以了研究，涉及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重组等问题，描述和分析了“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以及利益格局转型（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分化、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社会控制转型（组织控制、制度控制、价值评价等）、社会支持系统转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和服务、社会支持主体等）、文化模式转型（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模式的转型过程等），以及农村社会转型实证研究、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等内容。

同时，“社会转型论”从两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和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发展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中提炼出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转型度和转型势，这两个基本范畴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基本骨架。并由两个范畴进一步分解为转型度的五个次级概念（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和转型势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转型域、转型势位、转型势级的不平衡性）。如此，这一新型的社会学理论所提供的框架和方法，能够应对现代生活所产生的宏大驳杂、繁复流变的表象，使深层结构和过程之中隐匿的真实性得以显现出来。运用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社会转型论”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变迁，对社会转型加速期予以了几乎全景式的展现和刻画。“社会转型论”深沉的实践感，使“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汇合为一体，它时刻在警醒中国社会学的责任，也赋予了其本土特色的依托。如郑先生所言：“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多年来，“社会转型论”对这一时代性题域的发掘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性研究框架，几乎所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都是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转型研究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学成长与成熟的一个标识，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表达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式，以至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体系。“社会转型论”的底蕴在于，理论的陈述必来自实践的事实，而且正因其是实践的，才可能成为理论的。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一体性，从两者的成长关系来说尤其是这样：具体的实践总是局部的、分割的，特定的理论也有其覆盖限度，但正因如此，社会学理论与生活实践形成了彼此助推的关系，两者共同穿凿和跨越了一道又一道解释与应用的障栏。所以，德勒兹的观点是悲观的，他如是以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局部和零碎得多，因为理论是“区域性的”，理论的实践应用是“变动的、弹性的”，必会“受阻、碰壁”。相比之下，福柯的思考更为彻底，因为他主张理论并没有表达、反映、应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社会转型论”本身就是实践的，对于“实践的揭示与解释”正是其深蕴所在。“社会转型论”仍然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齐驱并进。转型的激烈推进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具象——体制转轨、经济市场化、文化变迁、利益结构重组、阶级阶层变化、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存在、社会福利与救助的各种困境、人口老龄化、农村与农民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风险化，以及人权、公共领域、社会认同、社会建设、社会和谐面临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性的另一面——“社会进步”的事业常常意味着无数的代价和付出，意味着难以言喻的艰难抉择和痛苦放弃。

由“社会转型论”的实践感，郑先生概括了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在此，理论的宏阔质性完全超越了经验的狭隘性，社会学家的高远抱负与平民情怀也相互衬显。从中既可以听得出对社会阴暗和不平的慨叹，也可以体会到对富足丰裕、和谐生活的向往。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传达，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先生的心怀，无时不在至深至切地注视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关怀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三、全球视野：中国社会学之世界镜像“社会学学科本土论”是对一个新题域的开拓，表现了中国社会学对自我历程的认识和分析。这种自我对象化的剖析，与自我的对话和质疑，对自我的体系、结构、因素、过程的回视和展望，以及全面性的重新判断和评价，展现了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的特征和风格。“学科本土论”这种社会学的自我对象化探讨，是以现代性的相互依联的两个侧面——本土化与全球化——为背景来展开的。从现实性上说，现代性本身就是本土化的。迄今为止，现代性变迁总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空间范域之中的。因而转型过程的种种社会现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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