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文集(201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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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文集(2014)试读：

编委会成员名单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王磊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王月清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教授

陈弱水 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炜 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院长

赵志裕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基于协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及交流合作，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此次论坛于2014年11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协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台湾大学副校长张庆瑞、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台湾中央大学副校长刘振荣、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以及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分别在开幕式致辞。在开幕式上，七家主办单位共同签署了“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的签订将使海峡两岸暨香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缔结更紧密的联系，对凝聚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智慧，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海峡两岸暨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不断拓展，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上互依互惠，文化上同根同源，社会交往的纽带丰富多样，使海峡两岸暨香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共通的感受和体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值得交流的重大议题。面对全球化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处理好公平与发展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共同探讨公平与发展的内涵与关联，相互交流看法和经验，彼此了解，实现海峡两岸暨香港共谋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共同的使命。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公平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教授和台湾大学朱敬一教授为本次论坛发表主旨讲演，他们的讲演分别介绍了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状况、公平的演进趋势，提供了视角不同但意涵深邃的关于公平与发展的分析框架。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80多位专家学者就“公平与发展的内涵与关联”、“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华人社会实现公平与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实现公平与发展经验的比较与启示”三个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首先，对于公平与发展的理论思考，是不少学者的兴趣点。有8篇文章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公平与发展的问题。这些论文和报告或者从哲学或社会理论的高度探讨了公平与发展的内在关系（苑举正，杨祖汉，周怡），或者从华人社会的中华性观念出发探讨工业共赢发展的公平尺度（吴小安），或者从法律平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客观发展，或者把公平的发展视为一种重要的人权来看待，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公平的发展才是可能的（肖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似乎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平与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的完整逻辑链条。

其次，关于海峡两岸暨香港公平与发展问题的经验研究，赵永佳、叶仲茵教授的论文“香港代际公平与发展”，侧重分析香港青年人群在教育、就业和工作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十年变动趋势，并从职业教育相关公共政策的角度探寻促进香港代际公平的出路。朱敬一、康廷岳教授的论文研究了经济转型引发的台湾社会“不公平”问题，特别运用翔实数据分析了社会不公平的五个关键层面，即薪资冻涨、所得分配、居住正义、子女教育、阶级流动等五个方面的不公平，并分析了导致这些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和机制。张玉芳、古允文的论文“经济成长之外：台湾包容性发展的挑战”，全面检视了台湾以往偏重经济成长的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一个有能的政府必须让经济成长转化为就业机会和薪资所得，同时对劳动市场中的边缘人口提供福利保障，从而应对挑战、提高包容性水平的政策主张。范从来、张中锦教授的论文“收入分配与公平发展的实现”从收入主要来源分布的不平等状况，也就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分布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研究了内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提出了相应的促进公平的政策主张。吴愈晓、黄超的报告“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运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在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变化趋势以及不平等来源等方面的差异，得出了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传统性别角色差别对待观念是主要成因的发现。这在某个方面似乎也暗示着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并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最后，关于公平与发展的政策探索。公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因此不难理解，在本次论坛上发表所有研究成果，其实都基于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公共政策层面的思考。在论文集当中，景天魁教授的研究和张妙清教授的研究，着重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分析社会公平的政策导向问题。景天魁教授的论文深入阐述了他的保障底线公平的社会福利政策观，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基于底线公平的社会福利政策导向，基于丰富的研究资料提出底线公平作为公平与发展相均衡的福利基点的重要论述。张妙清教授的论文“平等机会与发展：性别的角度”，运用经验数据分析了香港在教育机会、就业机会、收入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和向上流动机会的客观状况以及民众的主观看法，发现香港的性别机会不平等问题还不容轻忽，必须从法律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倡导，来促进机会分配的性别公平。

针对公平与发展的研讨，海峡两岸暨香港学者在许多方面达成共同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公平的发展刻不容缓；不公平的原因是复杂的，经济成长机制、资本投入模式、产业分布及其转移、收入分配机制、相关公共政策、社会文化价值都是值得关注的；实现公平的发展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对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公平与发展”华人学术理论、丰富实践经验具有重要价值。本论文集展现了海峡两岸暨香港学者研究公平与发展的学术前沿和最新成果。论坛长效机制的建立对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展开更为精细和专业的学术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新契机。

主题演讲

中产阶层成长和橄榄型社会

一 全面小康社会走向更加公平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虽然是个描述性的指标，实际上却涉及很多的指标，特别是中等收入相关的界定。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有无可能？绝对贫困现象能否基本消除？以上问题都涉及约束性指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提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概念。尽管在社会学领域，“橄榄型”的概念已很常见，比如，对中国的描述，有“金字塔型”、“橄榄型”、“纺锤型”等很多描述收入分配结构形状的词语，但是橄榄型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怎么来界定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中国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按照基尼系数测算，在改革开放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初，其值略超0.2，在全世界属于最平等的一类国家；发展到2013年，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基尼系数达0.473。在基尼系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初期的社会共识是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时的政策就是拉开收入差距。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且他认为这是带动全国的大政策，当时的拉开收入差距是在社会共识下形成的。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90年代中期，即基尼系数第一次超过0.4的时候。按照当时学界的讨论，基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是比较合适的，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好。一旦超过0.4，社会学界的很多文章就说超过警戒线，达到临界点。

但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一些没有关系。而且经济学界比较深入人心的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假说认为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差距会自动缩小。这是其他国家的路径经验。按照库兹涅茨的基本推论，发展初期资本和技术稀缺，所以比较昂贵；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就会变成劳动力稀缺，劳动力价格上升，而资本和技术的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收入结构会自动调整。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解释，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劳动者在民主化过程中工资谈判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也会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扭转收入差距。总之，当时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犹豫。不过，在社会学界，由于比较同情弱者，他们已经开始比较强调收入差距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触及临界点发生在2000年以后。原本根据预测，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结果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增大。这个时候的分析就多了起来，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财富增长，过去经由几代人才能打造成长为一个百万、千万富翁，而现在借助于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人们可以一夜暴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同，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趋势。

200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共识，争论集中在怎么缩小差距上，是采取一些政府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还是更多依靠市场提高竞争能力、减少无序的差异。中国在2008年进入拐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高点，大概是0.491，接近0.5。随后到2013年，五年间收入差距微弱缩小到0.473。如果缩小的趋势能够继续，那么到2020年，中国能够出现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曲线。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能否继续？数据本身是否真实？现在的学界，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根据中国国内的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测算的基尼系数的结果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然，学界的大调查数据都是回忆式的，调查时问到的是上年的收入各是多少。而统计局的数据产生是簿记制度，簿记制度比回忆更精确。但是统计局的弱点在于样本多年不变，抽样户固定，最富和最穷的是抽不到的，所以各有利弊。现在我们只能相信统计局的数据，所以现在就是看未来的趋势如何。

当然，现在对于趋势的描述有很多争论。新出版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其法文版和英文版，一直占据亚马逊图书榜的首位，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很易读，原本在收入分配的描述中，统计的专业技能运用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本书没有用到高深的统计。这本书用了300年的数据，描述了一个大趋势：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只不过是长周期中的一个偶然偏差，最终还是要回到长周期的差距上升的曲线上。虽然这本书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社会科学所描述的轨迹，毕竟与自然科学的精确轨迹不同，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将导致轨迹的不同，这个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

每个国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都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结合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各种分析，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在解释基尼系数升高、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的时候，大概60%来自城乡和区域差异，而单单城乡差异一项，就占到总差距的40%。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乡差距的解释力比较大。当然，在现在的总趋势下，城乡和区域差距的解释力在弱化，而个体之间的差距的解释力在增长。城乡差距为何在中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原因主要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有关。

在当今的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中，农业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只占到10%左右。但是，农业劳动力占到总劳动力人口的34%，农民在城乡结构的占比将近46%，而这还是剔除了农村富裕人口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算作城镇常住人口后得到的比例。也就是说，54%的城市化水平并不完整，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在城镇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村富裕人口。从三大结构来看，46%的农村居民，34%的农业劳动力，分享到的GDP蛋糕只有10%。

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单靠种地发家致富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曾经有过计算，欧洲农民并不是“穷人”的概念，一般都属于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而欧洲每个农户的平均可耕作土地为30～40公顷。比较而言，中国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剔除东北及中原的土地富余地区，南方地区的人均耕地只有几分地。一公顷约合15亩地，常言道人均一亩二分地，要在一亩二分地上创造致富的奇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研讨会上，就开玩笑：让专门研究农业技术的专家亲自去种一亩二分地，即使再高的智商，种什么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呢？种水果、种草药或者花草，都不可能完全富裕起来。只有两样东西：一是种鸦片；二是种人民币。如果说到种人民币，那就是改变土地用途，农业用地要改成工业用地，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如果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基本就跟种人民币的效果差不多了。地方财政的相当部分收入源自变更土地用途，所以各地都有变更土地用途的冲动。而现在不允许农民自行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有所松动，但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变更土地用途后的收入并不能全部回到农民手里。虽然都称作农民，但是在西方的称谓是farmers，一说到中国农民就是Chinese peasants。Peasants的准确翻译为“小农”，中国小农的称谓就说明了面积之狭小。在中国，要想整个改变城乡结构差异，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转移。而这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非农收入。

关于收入分配本身，以前社会学界多数也讲，调整收入分配的初衷在于兼顾公平，社会公平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保证一个社会的人们的基本权利，就要强调社会的公平价值。但是，单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强调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经济学界的认可：效率和公平是不同的价值。以前的大锅饭过分强调公平不考虑效率也是不可取的，而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影响到自身。

如果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依赖自身消费，而非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可是，消费的发展依然不尽如人意，收入分配对于消费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调查发现，存在家庭的消费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规律，此处的消费率指的是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穷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越富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按照收入进行五等分，从最低的20%到最高的20%，消费率递减。如果进行十等分，每一组各占10%，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消费率达到98%。而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消费率则下降到20%多。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尽管每年的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由于增长的比例过分向富人集中，就会出现富人由于消费饱和不花钱，穷人想消费而没有钱的情况，所以就会影响到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

恰恰在中国希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最有力的驱动工具期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2011年，中国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比重）从62.3%下降到49.1%，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远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美国3亿多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欧盟15国消费9万亿美元，中国13亿多人只消费2万多亿美元商品。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只能往海外出售；美国是最大的市场，绝大多数商品都要销往美国。美国依赖中国的商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中国依赖美国，消化剩余产品。中美之间，既有尖锐的斗争，也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当然，现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美国购买的产品比在国内便宜，中国的游客在美国看到大车的商品被运到Outlets，名牌产品比国内要便宜1/3，其中的很多产品还产自中国，本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却买不到。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穷国的典型特征。比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依靠自身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本身的力量相对薄弱。消费不振不完全是收入问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完全说是个穷国，不是本国民众完全没有能力消费，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且不说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单从国内来讲，国家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4～2012年，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到10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这只是税收的统计口径，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增长达到20%以上，因为规费的增长比税收增长要快。这还不包括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量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中国的政府很有钱，现行的预算体制，主要是项目预算，而财政制度是零余额制度，一到年底各大部委都发愁消化资金。所以看上去，国家很有钱，但这些钱花不出去。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在逐级恶化，大约2/3的乡镇负债运行。特别是在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是人头费，但是还雇用了很多的编制之外的人员，这些人员的供养资金没有财政拨款，就需要想方设法收取。为什么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紧张？因为取消农业税后，老百姓不满意政府还设各种名目收钱。关于财政，过去有句话：上面喜气洋洋，下面哭爹喊娘。但是最近一两年，上面也不再喜气洋洋了，财政增长下降得很厉害，2014年首次出现个别月份财政收入的下降。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近几年来国家福利增长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供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想：是不是中国的分配结构导致国富民穷呢？但是从统计数据看，老百姓也很有钱，居民储蓄也在快速增长。1994～2012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万多亿元增加到近40万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相当于当年GDP的约75%。由于储蓄的增速快于GDP的增速，所以未来几年，储蓄将超过GDP总额。这笔钱怎么办？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一般国家的储蓄=收入-消费，余额用于储蓄再投资。但是，中国的银行中增加的居民储蓄总额大于“收入-消费”，其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为隐性收入，有说法是隐性收入占到GDP的30%。打个比方，有人来调查你的月收入，工资条上有个数字，但是实际的收入远高于工资条的收入，而且实际收入能显示在银行的储蓄里。国家很希望老百姓的储蓄进入消费市场，实现消费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其实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银行的储蓄率一般不高于通货膨胀率（通过CPI度量）。比如说一年期的储蓄利率在3%左右，CPI约为2%多一些，个别年份超过3%，基本持平。但是，存到银行的资金，不能真正保值增值，要拿出来赶紧去花，可是老百姓是打死也不花。从北京的情况就能看到，一旦发行高于4%的国债，老大爷、老太太清晨六点就来排队，排着长长的队伍，国债发行很多时候不过三天便一抢而空。国债利率只比银行存款利率高一点而已，这在其他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其他的投资渠道不健全，老百姓总希望利息高一点算一点。实际上，老百姓不舍得花钱的真正原因，还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普遍改善，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反而更高。比如说一个家庭越来越不清楚，未来究竟要花掉多少钱。所以各大银行进行的有关储蓄目的的调查，连续多年的结果都相同：居民储蓄基本目的的排序中，第一位是子女教育；第二位是看病医疗；第三位是买房；第四位是养老。以子女教育为例，以前很容易测算：四年大学，每年的学费6000元，加上一定量的生活费，存上10万块钱，四年足够。现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出国留学，在美国一年的学费二十几万，加上生活费近20万，四年的大学基金至少要存上150万。还不知道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家庭规避未来风险的意识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包括买房、养老、医疗等，都要存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消费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不是说美国人的消费观就是信贷消费，这代人花下代人的钱，而中国人就是习惯存钱给下一代，其实是制度决定了家庭消费习惯的选择，因此要调整收入分配，不仅是改变消费习惯，还需要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配套。

在社会学界，关于调整中国的收入分配，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调整结果，还关注其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影响。现在虽然没有文章直指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各种分析都表明，基层群众的不满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后。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调查分为五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在所做的调查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人们主观上对于收入的感受和客观上的收入制度，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因果联系。比如，美国的收入差距大于法国，但是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比重要超过法国；巴西的收入差距高于日本，但是巴西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占比达到57%。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不管客观上的收入是否平等，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接近60%。即使在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通过教化、宣传等宣扬公平竞争的制度，也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可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不会将一切归咎于制度，而是从自身的教育水平、能力、技术等方面找主观差距，不会对制度产生不满。有学者写文章比较了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两地的基尼系数接近，但是在香港，多数人认为收入低应该提高学历、提高能力，多加几份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到了北京，就开始骂娘了，大家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应该是我理应的位置，一切是由制度决定的。

2011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只有44%，不足50%，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者下层。从这个结构上看，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很大。印度的结构类似于国际通行的结构，尽管印度和中国在基尼系数上相差不多，其实印度贫富差距的对比要比中国更为鲜明，我们去新德里、孟买等城市的市中心，看到绵延几千米的用塑料搭顶的贫民窟，视觉上的冲击比中国要强烈得多。有一次开国际会议，我还请教过印度学者，为什么印度那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呢？印度学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印度与中国有两点不同，第一点不同是宗教，75%以上的人口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都是东方宗教。东方宗教的教义是克制内心欲望，去适应环境，而我们中国人不信教，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还释放出了心中的欲望恶魔，人人都要改变位置，人人都要发财致富，恶魔一旦释放就很难收回。第二点不同是历史走向。印度历史上延续的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很不平等，而民主化是逐渐走向平等。尽管中印的交汇点一样，但是中国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平等走向现在的不平等，而印度是从不平等走向平等。走向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心态也不一样，住在贫民窟的人还认为自己很公平。

但是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中，我们发现其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对现状不满，农民工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而是干部队伍里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当时，我要协调入户困难的问题，所以找了北京市的一位处长吃饭，请他帮忙，向他宣传调查的重要性。在上菜之前，我就先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调查，问他认为自己属于哪一阶层。他想了半天，说自己属于中下层。我就问：“你怎么会属于中下层呢？”他也是在有权势的部门，不算隐性收入，我了解到的在阳光工资制度下，北京处长级别的月收入大概7000块钱。7000块钱超过了农民的年均收入。我就说：“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了庞大农民群体的年收入，还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那农民属于什么层级？还有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以及失业者。按照这种认知，中国的调查问卷是不是还得加上一个底层？”他就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书呆子，这是在北京，不能光看收入，还要看消费。”他就给我算了一笔账：这批人没有赶上分房，租到四环边上的6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3500元，这还算便宜的。家里有一个孩子，请不起保姆，把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看孩子，闹得婆媳不和。自己的父母还得限制消费，一个月只能给1200元。一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不高，可是周末要上辅导班，两个半天，每次三小时左右，通常每小时的课时费用是80～100元。这么算下来，辅导班的课时费比一对老人的生活费用还要高。问题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不能让孩子失去未来的竞争力啊。家里还有一个妹妹，高职毕业后暂时找不到工作，每个月要资助800元。这么算下来，每个月基本没钱消费了，不好意思约着一块出去，即使AA制也掏不出钱。他是一个博士，在北京奋斗了这么多年熬成这样，难怪他会对社会心生抱怨。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简单认为的杀富济贫，把钱从富人口袋里转移到穷人口袋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即便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的客观结果稍微有所调整，还不算转移支付过程中由于治理技术的不足而发生的损失，群众的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下降。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让每个个体认同在现有的竞争秩序下自己所处的位置就是应该所在的位置，需要大家对秩序形成认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远，由于起点、资源禀赋和努力程度的不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可能相同。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以劳动为主，各种要素如资本、技术等参与分配，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平等。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要有道理可讲，让大家认识到这是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秩序。

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现有秩序下，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由此造成干部群体本身就很不满。本来的一些干部研讨班，到最后都变成了工资制度研讨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高层的收入分配调整的调研会，还请了几个基层代表，不过也是县委书记、县长级别。有一个河北的县长，在会上就说：“我的县和北京的县经济结构也差不多，中间就隔了一条河，历朝历代两个县的县官拿到的俸禄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北京的县长比我这个县长的工资高了一倍多，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河界还是国界呢？”实际上这位县长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不是吃不饱的问题，而是大家追求公平价值。处于同样的岗位，待遇不同的理由在哪里？现在中国的很多差异说不出理由。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秩序，要触及利益格局，我觉得恐怕调整起来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然，现在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城乡和区域因素都在好转，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五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两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较缓，现在的说法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实际上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不及GDP。这是统计局的新方法，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城乡居民收入作为一个整体公布，因为之前的收入数据都是来自家庭调查，城镇和农村分开统计。从GDP的增速来看，东部和西部已经连续九年增速较快，所以区域和城乡的差距看上去已经处于转折点，如果趋势能够持续，就会呈现倒U型。

现在的差距在于个体之间的差距更为拉大，代际的差距拉大。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逐步增加，统计发现，年龄越大的阶层，收入反而越低。放在一个家庭当中，孙子的收入高于儿子，儿子的收入高于父亲，这是很明显的，未来可能会出现低收入群体老龄化的趋势，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二 收入分配状况的国际比较

总的来看，欧洲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大锅饭现象比较严重。比如希腊，国家都要破产了，可是要降低国民福利，老百姓就要上街游行。

由表1可见，比较严重的是拉美，12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这也是华盛顿共识所指的“不惜以城乡和贫富差距为代价，试图实现跨越式增长”。拉美很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人均收入与“亚洲四小龙”相当，但是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遇到了天花板，就是现在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亚洲四小龙”值得称道的是，在起飞阶段保持了收入分配比较好的状态，尽管现在差距也有所扩大。表1 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受到儒家文化圈“均贫富”思想的影响，亚洲本来相对比较平均，但是近几年收入差距也开始扩大。亚洲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的经济体有两类。一类是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属于城市经济体，不过它们又属于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比较强、发展结构较好的城市。这类城市之所以存在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存在两套工资制度，国家供养的工资制度和市场竞争的工资制度差异太大。国家（地区）采取高薪养廉，香港的教授工资大约为16万港币，相当于台湾教授收入的四五倍，台湾的教授收入为十二三万台币。前几天开两岸三地的会议，就说台湾民众包括学生在闹事，基尼系数这么低就闹事，按照这个逻辑大陆早就闹事了。如果是公职人员，工资会更高，我的一位朋友从研究所换职到港署，工资从16万港币提升为30多万港币。但是，市场竞争工资很低，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收入仅为8000～10000港币。国家供养工资与市场竞争工资的差距非常大。另一类是中国和印度，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

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巴西最悬殊，我们在比较了巴西、印度、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五个大国后，发现在所有大国当中巴西是最高的。同其他金砖国家和美国比起来，巴西的高收入群体（收入最高的20%）所占收入份额最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最低的20%）所占收入份额最低，而中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中间的60%）的收入份额明显萎缩，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使得巴西的收入差距最悬殊（见图1）。这是同一时段的横向比较。图1 收入分配结构：巴西最悬殊

从发展趋势看，大国当中只有巴西反而处于收入差距下降的态势。近十几年来，尽管巴西基尼系数的绝对值仍然在大国中位居最高，但是在全世界大国的收入差距普遍扩大的时候，巴西是全世界唯一的收入差距反而在缩小的大国。所以，巴西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尤其是在调整收入分配时经济还能保持适量增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世界银行按照消费，也计算出了中国的基尼系数，趋势与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结果一致。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消费，巴西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收入。美国的基尼系数来自OECD的统计，使用税前收入计算。国家统计局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住户调查中的收入记账。从趋势上来看，巴西虽然基尼系数较高，但是自2003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印度却呈上升趋势，中国的基尼系数自2003年开始显著上升，但是近些年呈平稳回落的态势（见图2）。图2 金砖大国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巴西自2003年基尼系数开始下降，这同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中低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高收入人群有关。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人均生活费每天不足2美元，巴西这部分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02年的23.2%减少到2012年的5.9%。最贫困的10%的人口在这九年中的收入增长速度是最富裕的10%的人口的3倍（见图3）。这是巴西的特殊之处，收入越低的群体收入增速越高，所以才能实现收入差距的改善。图3 2003～2011年巴西各收入分位组的年增长率

巴西中产阶级显著扩大缓和了巴西收入差距。1BRL（巴西雷亚尔）约为2.47元人民币。C阶层——家庭月收入在1734～7475BRL（约合人民币4283～18463元）代表中产阶级，从2003年的6600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1亿1500万人，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则显著减少（见图4）；当然，中低收入阶层进入中产阶级的速度要超过中产阶级进入富裕阶层的速度。巴西的这种发展路径对中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有一定启发意义。众所周知，收入分配差距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态势是很难的。笔者还没有详细研究过巴西的收入差距与税收、消费等其他方面到底有哪些关系，但是巴西能实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图4 巴西各收入阶层的人口规模

说明：BRL为巴西货币巴西雷亚尔的通用三位字母代码。

再看美国和中国收入差距比较。前段时间有学者写过文章，说中国的收入差距超过美国，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关注。所以，我们也做了比较。比较的方法很多，如基尼系数、五等分等，这里采取的是比较复杂的、全面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分位值，比率见表2。在多数比率下，美国的数值高于中国。

表2显示，中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分位值的比率显著低于美国，比如第90百分位与第10百分位、第95百分位与第20百分位、第80百分位与第20百分位的收入比率，这说明中国最富裕和最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小于美国。为了与美国的该指标一致，我们使用家庭收入来计算不同收入分位值的比率，结果也是如此。分析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也非常显著，但应当考虑的一个干扰因素是中国人倾向低报收入，因而调查数据中的收入即使经过调整仍可能被低估，从而掩盖了真实的收入差距。同美国的收入结构类似，中国城镇的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而中等收入与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表2 中国与美国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分位值比率

美国的特点是中等收入者强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12年美国家庭（户）收入中位值是51017美元。按收入等级将家庭（户）进行五等分，最低20%家庭（户）收入在20599美元及以下，大概在图5线1以下。该图为2012年美国家庭（户）的年收入结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其家庭（户）间也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收入结构的顶端也存在着长尾，表明部分人口的收入相当高。但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35000美元至94999美元的家庭占到了43%［图中线2和线3之间的家庭（户）］，这个比例高于中国，而一个国家的消费市场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见图5）。图5 2012年美国家庭（户）的年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对于中产阶级世界人口规模以及消费的分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产阶层通过消费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亚洲的中产阶层，将快速增长并壮大，从而使亚洲取代美国，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为了测量这一“消费阶层”（the consumer class）并进行全球性的比较，卡拉斯使用“经济”含义的绝对指标来定义“中产阶层”，认为每人每天支出10美元至100美元（PPP元）的家庭为中产阶层。这个支出范围的下限参考了两个贫困线最严格的欧洲发达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平均贫困线，上限为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卢森堡的收入中位值，由此排除了最贫穷的发达国家中的穷人和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中的富人。PPP指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购买力平价指标，卡拉斯使用的是2005年国际购买力平价（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1美元（PPP元）相当于3.45元人民币。亚太的中产阶层消费占比为23%，排在第三位，而人口占比为28%，因而他认为这是未来的增长点（见表3）。表3 中产阶层：世界人口规模和消费

图6显示了2000～2050年全球中产阶层的消费比重变化。从目前来看，亚洲（除日本）只占到了全球中产阶层消费的10%，但是卡拉斯预测，到2040年亚洲将占全球中产阶层消费的40%，未来很有可能持续增长到60%，其中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贡献最显著，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消费加在一起将占到全球中产阶层消费的50%。而美国和欧洲在全球中产阶层消费中的份额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呈下降趋势。如何扩大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固然是根本的、长远的措施，但是在卡拉斯看来，最佳的中期策略应当是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也即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促进中产阶层的成长。卡拉斯也特别提到国企改革的作用，国企改革使得国企的巨额利润惠及全体居民或者利用这些利润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从而扩大消费。图6 中国和印度将主导未来全球中产阶层消费

在我看来，图6的预测过于乐观。现在欧美的消费仍占主导，合计占比60%以上，其趋势是在未来消费比重会逐步缩小。中国和印度未来的增长趋势，尤其是印度，受益于人口增长的空间增幅会更加明显。到2048年，欧美与中印的消费占比将发生完全反转。我觉得预测数字乐观了些，不过趋势是对的。

国际上很多智库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中产阶层占人口总量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人群的数量就增长千万，这是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智库特别注重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对于汽车、化妆品等的需求偏好。

三 扩大中产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中产阶层”（middle class）的定义不尽相同。一方面，与经济学的概念相比，社会学的概念更富有想象力；不过另一方面，又显得不严谨。尽管中产阶层的概念提出有将近六七十年的历史，但是直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按照财富、权力、社会声望等不同的标准，企业界的以财富论英雄，政界的按权力论高低，知识分子依据社会声望划层，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果对整个社会分层，就要把不同的指标综合起来，每个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还有学者加入收入、教育水平等指标，有位法国学者还加入消费品位的指标，后来被许多人引用。中产阶层的消费品位并不直接由收入决定，而是受传统的阶层观念影响，形成社会主流后被其他阶层所模仿，有一定的消费品位才符合消费潮流。他认为消费行为和偏好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收入，当然这是对抗经济学的定律。比如中国的月光族的消费就与其他阶层不一样，完全是消费理念的差异。

社会学界在划分中产阶层时，更为关注职业。因为当初，这是作为职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最大指标，也就是最早的白领、服务业阶层而提出的。当社会的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白领工人的数量超过蓝领工人，就意味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产阶层是在意识转变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概念。

从职业角度来讲，可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干部、管理者、私营业主等十个阶层，农村的阶层比重类似于金字塔型，城市的阶层比重类似于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就是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这是职业角度的分析。其中暗含的假定是，收入的结构也要经历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的转变过程。

怎么来衡量中产阶层？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类似，所以三国选用了统一的指标——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合在一起，作为中产阶层的衡量标准。这与经济学界的界定有很大差异。因为经济学界认为有房有车有钱，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学界增加了教育和职业指标，需要具备大专以上的教育背景等。据此测算，中国中产阶层就分为核心中产、半核心中产和边缘中产，三块加在一起，大概占到35%。同韩国、日本相比，这个比例相对较低。（二）中等收入者的界定

中央提出“中等收入者”以后，我们又来测算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概念不同。国外文献也有这个概念，middle income group与middle class不同。单从字面上来看，“中等收入”是一个收入概念，不包含职业。翻阅了很多国外文献，中产阶层单从收入上衡量，有两种办法：一是绝对指标；二是相对指标。

中国首次提出“中等收入者”的概念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当时笔者也在起草组，当时也没讨论标准是什么，就直接写进文件了。郑新立等人认为，中等收入就是收入接近中等的群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达到这个收入标准的群体肯定在不断增长，持续扩大占多数没问题。后来我国提出建设橄榄型社会，这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平均线的问题，而且是结构性指标。在既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当中，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改善的话，即使达到平均线的人群扩大，收入分配的结构可能还是金字塔型，不可能变成橄榄型，只不过水涨船高，平均线不断升高而已，处在平均线以下的，可能还是绝大多数。要建设橄榄型社会，就意味着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所以需要采用相对标准，排除最富裕的5%和最贫穷的25%。很多国家把贫困线划在平均收入线的一半，比中国的标准要稍高一些。

中国社科院进行的全国四次调查的数据显示，2006～2013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没有快速增长的态势（见表4）。表4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按照现在的增长态势，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不太可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测算方法，国家也没有公布标准，统计局也没有提出实现2020年目标的具体路线图。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占比为28%，其收入占比为46%，将近过半，不足1/3的群体分享了近半的收入。（三）中产阶层绝大多数是中等收入者

我们将按照收入、职业、教育三个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与此处的“中等收入群体”做了交互分析，结果发现这两个概念很吻合，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中有70%属于中产阶层，这两个概念并不冲突和矛盾（见表5）。表5 中产阶层绝大多数是中等收入者（四）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收入、职业和教育

从收入维度讲，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要高于中产阶层。按照教育水平，中产阶层的教育程度要高于中等收入者。富起来的一帮人，教育水平不一定高；高教育阶层的人收入不一定高，比如社科院。从职业上比较，差距就更大了。“中产阶层”一般定义为白领，但是有相当部分的高收入者属于蓝领，比如月嫂。

比较苦恼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整体上仍呈现金字塔型，从中等收入者开始呈现两极式的连接方式。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占据了整个金字塔的底端，而从中等收入者开始人口逐渐减少，到了金字塔顶端人口迅速减少，但是收入非常高的高收入者又形成了一个波峰，这种长尾效应体现了明显的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的金字塔分布更加明显，整体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明显偏低，底端的低收入组集中了更高比例的农村家庭；在2011年和2013年，家庭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村家庭还占到10%左右，这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图7中所设立的收入分组以2000元为单位，分组单位越大，人口数量越往底部集中，收入结构则从“金字塔型”趋向“倒丁字型”，这是因为较大的分组单位放大了收入差距。而在控制了收入分组、人口频次的情况下，2013年居民收入金字塔的中部和底部比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金字塔更丰满，说明在2013年，中等和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比例有所增加，而金字塔最底端的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有所减少，这是收入差距趋于缓和的一个信号。图7 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如何才能向橄榄型社会过渡呢？通过计算机模拟，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倒推法，给出不同的参数，不断模拟出相应结果。在有可能的条件下，最有可能实现的是看上去像橄榄型的结构。在不能再增加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下，模拟的橄榄型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占42%。这是可以解释的。文件中说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但是没有提具体的数字，多数也可以有不同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的人数最多，就可以算作占多数。在这种格局中，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可达到42%，可以说是一种中等收入者占高比例的格局。（五）到2020年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条件：基于CSS2013的估计

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通过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实现向上流动。在CSS2013家庭人均年收入数据的基础上，根据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收入增长条件，通过多次模拟，我们预测了到2020年我国城镇地区可能达到的收入分配格局。模拟的假设是在各阶层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具体来讲，从2012年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同时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达到20%，平均收入翻两番。（六）建设橄榄型社会的政策选择

要建设橄榄型社会，还需要政策支持。

一是确保城乡收入增长翻一番并快于GDP增长。这是写入十八大报告的约束性条件，到2020年GDP翻一番，人均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容易实现，但是人均收入翻一番就要难一些。因为人口每年还有净增长，人口基数不断扩大，人均收入必须快于GDP的增长才能实现翻一番。据测算，GDP实现年均增长6.9%就能实现到2020年翻一番。近两年，合并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笔者看到各个省份的“十二五”规划中，都写进了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速。

二是继续实施大规模减贫政策。贫困有国际标准和国别标准，中国按照国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大体相当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人每天2美元。据此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线下。

三是开展普遍的职业培训，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现在的中等收入者人数占比为23%，从职业分布看，以干部、国有企业技术职工、白领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为主。农民工群体有2亿多人，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规律，至少有一半以上能够想办法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怎么进去呢？不能仅仅靠提高最低工资。在中国GDP出现下行趋势后，出现的反常现象是就业依然强劲，劳动力成本还在快速增加。蔡昉说的是对的，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预测的是农村将有近2亿剩余劳动者，大多属于40岁以上群体，不能变成真实有效的非农劳动力的供给。在此情况下，教育和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最为敏感的指标。农民工如果能多接受一年教育，多参加一年培训，就会使收入快速增长。在这方面，国家要舍得投入。中国现在的职业教育课程，很多都是通识化的。很多国家的职业教育是很值钱的，比如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三年拿出来的工程师文凭，比一般的大学文凭要值钱，马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当然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要比一般大学高。企业的大规模职业培训，也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现在也有一些政府培训项目，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如果在这方面大规模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效果会非常明显。

四是进一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保证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成为中等收入者。现在每年有将近900万的大学毕业生，要使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大学生位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下的话，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就很难扩大了。虽然服务业比重在扩大，可以吸纳就业增量，但是思路转变速度仍然太慢，给大学生创造不了足够的就业机会。在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平均就业工资相对水平下降，全国调查的数据是3300元，相比之下农民工的工资上升到2500元。这就滋生了上学无用论，不符合人类资本投资理论，高校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大学到底学什么？有的校长说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大学是人类精神家园。可是首先得给饭碗啊！大学课程到底怎么设置，怎么与职业市场相衔接？教育目标设置得很高，学生想得很实际，一入学首先想的就是就业，这方面教育改革的责任重大。

五是税收与消费挂钩，缓解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其他国家的税收基本都是和消费挂钩，唯独中国这个最应该挂钩的国家反而没挂钩。税收与消费没有挂钩是由于技术上的不足，没有个人收入申报制度，纳税的只是固定收入工作者，不考虑每个家庭的消费情况。国外都是要留存消费单据，年底向税务总局申报，如果供养的人口较多，税务局会返税。而中国的税收不与消费挂钩，造成向中低收入者收税的态势。

六是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满意度。不管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关键是人民群众幸福和满意。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让大家知道什么人的收入高一些，成为大家的共识。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和谐与稳定的。

平等机会与发展：性别的角度

平等权是中国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本文从性别研究角度，探讨以下问题：推广平等机会对社会的作用、国际社会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和发展、香港实现性别平等的进展、女性晋升高职遇到的障碍，以及华人社会的文化环境和观念如何影响平等机会的推广。

推广性别平等机会的社会作用

推广性别平等机会与消除歧视，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义，对社会及[1]经济发展亦有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的数据指出，性别不平等仍是阻碍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据高盛的分析，消除两性于劳动参与上的差距，可提升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逾18%，日本是1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亦超过12%（Goldman Sachs，2013：10）。世界银行的《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亦指出，两性平等与社会经济发展互相紧扣（World Bank，2011）。“平等机会”的含义，不是指人人一模一样，要同样对待，而是在相同条件下，不应令某些人得到较差待遇。平等机会亦应顾及因起点不同而造成的影响。男女之别属于这种起点上的不同，男女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需要和经验。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以及一些看似平等的政策或措施，对男女的影响其实不一样。因此，制定政策时必须顾及性别差异，将之作为独立的因素考虑。

世界各地的研究一再显示，性别多样（gender diversity）对各类组织都可带来众多好处，例如在商界，让女性加入领导层，并让她们有更多表现机会，企业的表现及盈利会相应提高（McKinsey & Company，2013）。大型企业在提拔女性方面，进度虽然缓慢，但也显得越来越积极（European Commission，2010a）。

国际社会对性别平等发展的关切

基于这些原因，加上在20世纪后期，妇女运动引起各方关注，国际社会为促进妇女权益、解决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限制，在80年代启动了“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策略，目的是将性别平等前景，整合到社会发展和政策制定的流程内。

性别主流化和具体的性别平等政策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从一个既有的政策领域起步，再制定相关的条文，而性别主流化则是从找出性别不平等问题开始，进而确定发展性别平等政策的途径，聚焦于政策流程，要求所有范畴及层面的法例、政策和计划，均纳入性别角度与需要，将之整合到流程的设计、实施、监测、评估、改善和发展上。换言之，把妇女赋权的特有策略，放置到潜在社会结构的背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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