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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3 22: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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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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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懂中国文化常识

一口气读懂中国文化常识试读:

前言

2008的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中国和世界的一个约定,也是中国文化向世界文化展现的一个契机,当大型文艺表演《美丽的奥林匹克》奏响第一个音符,演出人员迈出第一步舞步,大屏幕上产生第一缕光影,一个神秘而悠长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序幕就拉开了。对此,我们除了无限感慨之外,也会百感交集的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何止这些。是啊,从这里,你可以从甲骨文中看到刀刻般的中华文化的凌厉;你可以随着水墨的意境看到中国文化的温婉;你可以从天人合一的和谐中看到中国文化深藏的哲学;你可以从漫天焰火中感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亲昵。在和平的奥林匹克颂歌中,全世界感受着中国文化。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又腾升了无比的荣耀和自豪,我们可以拖着华贵雍容的文化长袍尽情的在世界文化T台上展示。

今天,西方价值观更多的受到人们的质疑,古老的东方智慧正重新焕发出光彩,作为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其价值体系应该更多的被世人所解,应该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禁又要回味我们绵长厚重的文化,在这其中,每一个文化支流都会把我们带入浩瀚的中国文化海洋,在本书中,你会全方位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分支和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文化现象,我们更是做了比较详述的介绍,对于我们最终得出的答案,也是根据我们能掌握资料中比较权威和能让大众认同的。在坐享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在中国文化纵横交错的脉络里寻找跳动的脉搏,我们深究其中的来龙与去脉,又要找寻我们先人的足迹,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怎样的一些事,把中国文化渲染的如此耀眼和醒目,但这其中也不乏一些被历史尘埃所淹没的文化真相。那么,这些远去的文化真相更激发了我们的求知欲望,随着零星的史料与思想,我们慢慢的攀爬,希望到达顶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文化将会是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在各种文化交织汇流的今天,我们被各种文化大潮冲击着:信息爆炸,快餐文化横流,我们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就是真相,其实那只是历史文化一层薄薄的浮土,可喜的是,整个社会意识到了,社会在引导、启迪着我们探索和了解我们的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历史的大幕前继续舞蹈。

我们不能把研究的目光锁定在那些还没有得出确切答案的文化现象上。那么,本书将会是你遨游海洋的一个向导,在提出以一个个疑问的同时,我们也将带领读者去探寻其中的根源,有的答案能找到,我们将带你去了解这些文化常识。

这不仅是一本揭秘性质的书,也是一本常识性质的书,还是一本向大众普及中华文化的很好的平台,对于本书中的一些文化现象也许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答案,鉴于我们对一些文化了解程度和文字水平有限,在本书一定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正。

政治文化篇

中华民族为什么叫“华夏”?“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称中华民族为“华夏”,那么,华夏的意义有是什么呢?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龙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就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是出现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这是我国现今发现的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华夏”。华夏实为中国也。具体是指我国中原地区,后来包括我国全部领土,因而又为我国的古称。后世许多典籍中也频频出现“华夏”。《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三国志·蜀志·关羽传》:“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明朝的叶盛《水东日记·喜信和勇》:“佛本夷人,固宜神。则有当事者而吊祭之礼不知,则是其自异於华夏矣。”郁达夫《满江红·闽于山戚继光祠题壁》词:“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欠歇”。“华夏”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只限于中原诸侯,这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这个称谓至今也是中国的别称。

华夏族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帝和炎帝,后由于民族合并融合,蛮、夷、戎、狄等民族相继融入华夏族,构成后来汉族的主体,汉朝也由当时的汉民族而得名。此前称华夏族,所以汉族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其主体是华夏族,这就是中国之所以称为华夏的原由。我们单从字义上来看,“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则有盛大的意义,它们连在一起,表达的意思是美好的意思。而今的华夏的意义也更为升华了,华,是为“章服之美”也,夏,是为“礼仪之大”也。中国还有别的名字吗?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小名,那么我们的祖国——中国还有别的叫法和称谓吗?事实上,中国的称谓是有很多种的,下面我们来一一介绍。

赤县神州,在中国的古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验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

华,古代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和“花”一样,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为华。第二种说法是:“华”含有红色的意思。古代的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为华。第三种说法是:华是由中国的古称“华夏”省略而来。“华”作为中国的简称,历史悠久。

中华,秦朝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是中国,“华”是华夏族的指称。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夏,在古代有“大”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后来人们就常用“夏”来称呼中国。

华夏,中国古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当时的商朝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禹城·禹迹·禹甸,相传古代洪水滔天,一个叫大禹的人去组织大家治理水灾。据说,禹治水后,按山川形势划定九州,所以后来世代相传下来称中国为:禹城、禹迹(大禹治水,足迹遍全国)、禹甸,甸字在这里就是治理的意思。

九州,相传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古书《淮南子·地形》又记: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自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后来,九州就泛指中国。以九州的意思还派生演化出九域、九有、九土、九区等许多名字。

海内,古代的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所有的人都他们的周围都是海,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就把中国叫做海内,把外国叫做海外。“三皇五帝”到底是谁?

中国的古史传说中一直存在着“三皇五帝”,一直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好几种“五帝”说;战国末始有“三皇”一词,到汉代才形成几种出现在五帝前的“三皇”说。“帝”原本指的是天帝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皇帝,人间的“五帝”一词在孟子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在孟子的书中也只是提到了“三王五霸”,并没有出现“五帝”。一直到《荀子》中才有“五帝”一词排在“三王”前,但此时的五帝还没有具体的名字,只在其《议兵篇》中称尧、舜、禹、汤为“四帝”。《孙子兵法》中也有类似记载,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似亦有四帝、五帝之称。《管子》及《庄子》所屡称“三皇五帝”,也都未指出具体的实人名字。其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这段时间里记载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中,已经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居西边的都有黄帝、炎帝以及伯夷、共工、鲧、禹、四岳、稷(弃)、高圉、太王、玄嚣、蟜极、昌意、青阳等,居东边的有太皞、少昊挚、颛顼、高阳、高辛、尧、羿、浞、浇、俊(即舜、喾)、契、冥、上甲微等,《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载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也是同意这种说法的。至于有些神话中的天神,《山海经》中都把他们称为帝,到了最后就有了“五帝”之称,如《楚辞·惜诵》中有“令五帝”的句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认为,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并且认为泰皇是最尊贵的。那么,泰皇究竟是谁?在《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春秋纬》中提出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的另一种看法,似乎泰皇即是人皇。《尚书大传》和《白虎通义》等,则又主张三皇应为燧人、伏羲、神农,而《运斗枢》、《元命苞》等纬书,除了认同伏羲、神农外,补上了创造人类的女娲。另外,《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通鉴外纪》又以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伏羲、神农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得到大众认可的,对于这两位帝各家的说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是疑问就是第三位究竟是谁?对于这个人物空缺存在的争议是很大的。

至于五位古帝,说法更是多种多样。《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中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在《礼记·月令》中则以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此外,又有把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综上所述,我们对各种三皇和五帝加以总结列表。

三皇: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伏羲、神农、共工(同上);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以其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准确的说,就是以《尚书》标准,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万岁”只能是皇帝的称谓吗?

在电视书籍和影视作品之中,我们常常看到和听到人们称皇帝为万岁,那么“万岁”这个词到底是因何而来的呢?

其实“万岁”这个词义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用来尊称皇帝的,其实只是人们由于内心喜悦以示庆贺的一种欢呼语。在秦汉之前,欢呼“万岁”是非常普遍的事。比如门客冯援在替孟尝君在薛地烧掉债券,颇得人心,于是那里的人民高呼万岁。一直到了秦汉以后,文武百官在朝见国君的时候,还有在拜恩庆贺,都常常呼喊“万岁”,这种习惯一直被沿袭了下去,并逐渐成为一种礼节。到了后来,臣子们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也为了替皇帝祈福万寿,便称皇帝为万岁,那么“万岁”在后来便成了帝王代称了。不仅因为这个称谓大家都承认,还表达了皇帝也想颐寿万年的心愿。

汉高祖刘邦在上朝的时候,群臣就皆呼万岁了。一种意见认为,属于皇帝的“万岁”,始于汉武帝时。《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呼万岁者三”,是谁呼的?荀悦注曰:“万岁,山神称之也。”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和尊贵,汉武帝曾经想把“万岁”这个称谓据为己有,只成为他的专称。但是人们并不全照他的意志,一到高兴和喜庆的时候还是欢呼“万岁”,禁不了也无可奈何。

到了宋朝,“万岁”可就成了皇帝的独家称谓了,如果有哪个大臣被称为“万岁”,那可就是犯了大忌,必定要受到重罚。

严格的认为“万岁”这个词语正式成为皇帝的代称是在宋朝的时候,如果谁对不是皇帝的人喊了万岁,必然就会惹上杀身之祸。到了明朝以后,规定更加严格,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的时候甚至一些微小隐射也会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万岁”一词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臣子口中的“万岁爷”就是皇帝,除了皇帝,谁也不敢将自己与“万岁”联系起来,就连明朝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把皇帝放在眼中,但是他也只能用“九千岁”自居。皇帝为什么都喜欢黄色?

古代人崇尚黄色,黄色常常被看作是君权的象征。黄色似乎也是皇帝最喜欢的颜色,我们看到的皇袍、皇冠都是黄色的,那么,皇帝为什么会这么喜欢黄色呢?

这首先起源于古代农业民族的“敬土”思想。按中国的阴阳学说,黄色在五行中为土,这种土是在宇宙中央的“中央土”,皇帝当然也是百姓的中央,放在五行当中,“土为尊”。此后这种思想又与儒家大一统思想揉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就是这样一个处于“中央土”的帝国,皇帝的领土自然有别于周边的“四夷”,这样“黄色”通过土就与“正统”、“尊崇”联系起来,黄色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颜色,甚至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再加上古代又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易》)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龙在打仗的时候,也会流血,而流出的血是黄色的,而君主又以龙为象征,于是,黄色自然而然地与君主就发生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这样,黄色就象征着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周代以黄钺为天子权力象征,隋代以后,皇帝要穿黄龙袍,黄色成为君主独占的颜色。皇帝为什么那么喜欢数字“九”?

在中国古代,九为阳数的极数,即单数最大的数,于是,人们一说起皇帝来往往喜欢用“九”这数字去巴结皇帝,所以,与皇帝有关的事物往往都要加一个九字。自然而然的,皇帝“九”听多了,耳濡目染的也开始喜欢“九”了,什么事情也都自愿往九上靠了。

皇帝和数字“九”之间的事可是数不胜数,举一些例子。帝王之位称“九五”。帝王称“九五之尊”。与九有关的还有:青铜器有“九鼎”,皇帝周围要设“九卿”。朝廷命宫设“九品中正”,京师置九门。紫禁城的房屋九千九百九十间半。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深九间。中国紫禁城及皇家园林、行宫的大门,装饰甲“九路钉”,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个,共81个钉。清代定制蒙古各部王公每年向皇帝进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匹,叫做“九白之贡”。其余贡品也多以“九”数计算。如康熙十三年规定:每年节科尔沁等旗,共进十二“九”,计羊108只、乳酒108瓶;鄂尔多斯等旗,共进九“九”,计羊81只、乳酒81瓶。过去敕建寺庙,金佛的斤数也以九数铸成,或81斤或72斤;铸佛数量,也以九计,如乾隆四十五年为庆祝皇帝70寿辰,共造佛像2299个“九”,合计为20691尊佛像。清代宫廷年节大宴,包括水果、蜜饯、点心,一共九十九个品种。清代皇帝过生日,要举行大的娱乐活动,表演杂技,放万年春灯等,也要有“九九”即81种节目,名为“九九大庆会”。清代皇帝的寿筵及春节大宴食品、娱乐节目以及臣僚们庆祝“圣寿”的贡品等,也以九计,含有敬祝万寿无疆的意思。久而久之,九这个数字,被皇帝独占了,而一般人民,包括达官贵族,凡起居饮食器物等都不能以九计了。“九”就这样被充斥在皇帝的生活中,“九”也变成了一个异常尊贵的数字。“尧舜禅让”是礼让还是篡位?

尧舜禅让的故事,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在权力欲望都很强大的时代,到底是礼让还是篡位就给我们留有了很大的疑问,尧真的是把王位礼让给舜的吗?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舜的贤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那个时候尧的年岁也是很高了,他为了给后人留有一个好影响,把王位让给有才能的舜也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疑问,有一派学者认为尧舜禅让是孔子编造出来的,因为他的一套理论是要求“以礼以仁治国”,他需要一些实例来佐证,于是他挖出离他已有一千五百年的遥远统治者加以美化和德化,目的就是给今人做出榜样,用这些事例佐证它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文字记载是非常少的,这就造成许多东西可以由人来理解和认为。孔子最出名的就是教授徒弟,他的弟子有三千个,我们假设每一个人都出去说一遍他的话,俗话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何况他有弟子三千呢,“三人成虎”,何况他又不止三千弟子呢?这样重复下去,这个“禅让之说”就越变越真了,越来越让民众所认同。作为孔子呢?也许是不知道事情的真象,也许是为了他的学说和理论而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为了宣扬自己的一套以仁礼治天下的理论,必须找出一些合他理论的事例。可能他找遍了史书,只找到尧舜禹这三个传位异姓的例子,当你的想法和找到的证据相吻合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去再找证据推翻现在的证据,所以孔子一口咬定他们是让贤,并且将这个理论教授给自己的三千弟子,让自己的三千弟子都按此传播流传下去。这种做法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果然在这之后的史书都按孔子的说法写着禅让二字,所以事实的真象可能就这样被掩埋了。到了西晋年间有人盗了魏襄王墓,得了一本没经孔子删定过的史书,这本史书叫做《竹书纪年》,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昔尧德衰,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也。”这些说法显然推翻了尧舜禅让的说法,所谓禅让的实质立时点明,非让也,夺也。

另一种说法是《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说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他不喜欢,人民也不喜欢,尧一看儿子这么不得人心,那么心里即使有千万般无奈也只能把王位传给舜。第二种说法就给了贤明的舜另一种面目,《古本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意思就是说,当年舜是个极厉害的人物,是相当有手腕的,很早的时候舜就知道要做好收买人心的工作,所以早早就把民心都拢络了,尧想不传位给他都难,这就是个典型的权力斗争的故事了。连韩非子也说:“舜逼尧,禹逼舜”。

而在正史上则说舜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病死在苍梧,听起来真的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而那个“流放”的版本又是多么凄惨。所以历史的真象到底是怎样的实在是一件很难确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流传一个不同的版本。到底孰真孰假,真的是很难辨别。其实,尧舜禅让是因为原始公社时期人类统治传位法则进化的不完善而造成,那也就是说在那之前人们都没有父子相承帝位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这之前从黄帝开始就是把帝位传给儿子的,然后儿子又传儿子,这样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这都是有史可查的,所以说禅让是原始社会的特点也是不正确的。自古就是胜者王候败者寇,夺到君位的人立时就成了圣人,是什么真命之主,没有夺成的就是篡位弑君,大逆不道。所以尧舜不过是两个夺位成功的“能人”,比如舜为了掩饰自己为夺位而杀死异母弟弟的恶行,就拚命宣传是这个弟弟不好,先想谋杀于他,还说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无数次帮弟弟恶毒谋杀自己,所以把目盲年高的父亲一并放逐,却大掩自己的不孝。不过最后这位阴谋夺位的能人的下场却是被与他有杀父(鲧)之仇的禹重新夺回了帝位,并且自此传位子孙,这个黄帝的玄孙终于又恢复了他家自古以来父位子承的古老规则。

通过上述的分析,从种种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尧舜禅让之说不得不让人产生重重的疑问,而且从人类的进化演变应该是越来越文明,而不是越来越野蛮倒退上看,远古能有如此完美的“禅让之说”也是不真实的。龙山文化是母系氏族的文化吗?

龙山文化是母系氏文化吗?这一直是我们疑惑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随即在1952年的时候得到了答案。1952年,我国的考古学家在陕西省一个叫半坡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氏族部落的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进一步发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部落一直就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半坡氏族。由此可以证实,龙山文化并不是我国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

氏族社会的早中期为母系氏族,即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组织。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实行共产制并且其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名称,并且有共同崇拜的祖先。由于原始社会的农业和家畜饲养业都是妇女发明的,她们不仅在生产和经济生活中有很高的地位,在社会上也是受到尊敬的,在他们的氏族中女性是具有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的。

龙山文化泛存在于公元前2900年至2100年,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及种类均大为增长,快轮制陶技术比较普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占卜等巫術活动亦较为盛行。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可以说龙山文化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中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什么时候?

学校在我国可是由来已久,我国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学校。那时学校还不是今天的这个名字,它的名字叫“痒”。高一级的大学叫“上痒”,低一级的小学叫“下痒”。到了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把学校又分成国子监了四个等级,按级别叫做:“学”、“东序”、“西序”、“校”。

到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066年)时,又把这四种学校的名字给为:“学”、“右学”、“左学”、“序”。后来的朝代还有在王府里设立的学校,叫“辟雍”、“成均”等。到汉代(公元206年——公元23年),最高一级的学校就被称做“太学”,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学,下面分别称做“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再后来把“太学”改为“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一直到了汉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比较昌盛的时期。汉代的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其中私学的书馆,亦称蒙学,系私塾性质,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小学程度。

到离现在比较近的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清朝(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国子监”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校性质了,而是成为国家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而这时候一般的学校称为“书院”、“书堂”、“私塾”等。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不但明确了整个学校教育制度,还规定了各级学校的课程。《奏定学堂章程》里公布的小学课程可以说是我国第一套正式的小学课程。学校发展到了后来就慢慢变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校。谁是最早垂帘听政的人?“垂帘听政”一直是被我们看作后宫当政的一种制度,但是这种先河到底是谁开创的呢?第一个垂帘听政的人又是谁?“垂帘听政”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如果国王去世,当时继位的皇帝年纪又太小,这个时候就可以由皇帝的母亲辅政。但是根据宫廷当时的规定,朝中官员是不能直接看到和接触皇后的,如果看到皇后那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过,所以辅政的皇太后为了既能避免这种尴尬又能辅佐幼子,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坐在皇帝理政厅堂侧面的房间里,在房间和厅堂之间挂一帘子,这样一来,两全其美,既能听清楚官员们与皇帝谈论政务,还不能让大臣官员们看到。于是,这种由母亲帮助皇帝辅政的制度,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垂帘听政”。到了唐朝的时候,著名的女皇武则天在称帝前,也曾经搞过垂帘听政这一套。宋朝也有有两个垂帘听政者。一个是北宋的高太后。她是宋英宗的皇后。英宗死后,宋神宗即位仅一年就死了,由年仅10岁的宋哲宗上台。高太后“受英之托”,以太皇后(皇帝祖母)的身份听政。北宋时期的辽国萧太后,在其子辽圣宗即位时,也是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其间与宋真宗订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另一个是南宋的谢太后。咸淳十年(1274),宋恭宗即位时尊她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历史上最出名的垂帘听政的就是清朝时期的慈禧太后了,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去世,慈禧太后6岁的独子载淳嗣位,临终前咸丰任命载垣等八大臣辅政。鉴于康熙初年曾出现辅政大臣鳌拜专权的先例,咸丰帝使用对辅政大臣牵制之策,即把他的“同道堂”、“御赏”玺,分别赐予载淳及皇太后钮祜禄氏,以二玺代替朱笔。辅政大臣所拟上谕,必须加盖这两方印章才能奏效。当时由于载淳年纪尚小,“同道堂”印便落在了生母慈禧皇太后手中,这位素有政治权力欲望的慈禧临朝预政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她一边拉拢慈安皇太后,一边联合恭亲王奕欣,在咸丰帝死后不久就发动了辛酉政变,将辅政大臣斩首抄家,解职戍边,彻底肃清了她的政敌集团。

载淳则像傀儡一样举行了象征式的登极典礼,两宫皇太后就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上谕,令大臣汇编以往各代皇太后临朝预政事迹,并美其名为《治平宝鉴》,作为一本垂帘听政的历史依据。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她们携载淳到养心殿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设两太后宝座在皇帝宝座之后,中间以八扇黄屏风隔开。为使此举更具合法性,恭亲王等人还制定了《垂帘章程》。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载淳成年后,两宫皇太后被迫撤帘归政。

但同治帝亲政不及两年,就因病而死。因无子嗣位,慈禧再次玩弄政治手段,精心设计择立同治帝年幼的叔伯兄弟载湉继位,使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终又得逞。

至1881年(光绪七年)慈安皇太后暴死,只剩慈禧一人垂帘听政。光绪帝成年亲政后,支持戊戌变法,尝试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为改变清朝祖制成法,因而遭慈禧等顽固派的忌恨。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人发动戊戌政变,企图乘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举行政变,以废黜光绪帝。光绪帝得知后,曾拉拢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救护光绪帝,结果却被袁世凯出卖。光绪帝被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随即杀害策划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并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罢免维新官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解除了光绪帝的皇权后,慈禧再次临朝10年,称为“慈恩训政”,直至去世为止。慈禧通过垂帘听政之途,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掌握清朝朝政达48年之久。古代中国是怎么设定行政中心的?

中国古代的首都和行政中心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都城和地方行政中心,往往是按照一定的制度进行规划和建设的。那么,古人是依照什么来设定行政中心的呢?《考工记》中对周代(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476年)的城市建设制度有明确的记载。城的大小因受封者的等级而异,城内道路的宽度、城墙的高度和建筑物的颜色都有等级区分。这些关于城市规划的原则,一般认为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据,虽然在南北朝以前的都城规划中尚未充分体现,但对于隋唐(公元581年~公元907年)以后都城的规划布局发生很大影响。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大都和明清(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可以说是严格遵循上述原则的。

中国古代城市一般都重视城市的选址。《管子》一书中就反对商周以来用占卜确定营邑的方法,主张建设城市要选择依山傍水的地形,以免受旱涝之害,节省开渠引水和筑堤防涝的费用。中国一些著名的城市如西安、洛阳、开封、苏州、杭州、北京、南京等的选址,都经过周密的考虑。千百年来它们虽遭受不少天灾战祸,但经过重建、改建或扩建,仍保存至今。

中国古代城市的道路网多为方格形,这种街道便于交通,街坊内便于布置建筑。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开封城则将道路和商业结合起来,沿街设店,形成繁华的商业街。

中国古代按规划建造的城市所体现的中轴线对称的平面布局,既统一又富于变化的空间处理手法等,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传统特征。这种布局的渊源有二:一为中国传统的内向庭院式低层建筑群所具有的主次分明,以中轴线突出主要建筑物的布局手法;二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意图的不正不威的等级观念和秩序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重视水源的利用和城市的绿化,因地制宜地把水流引入城内,在总体布局上把城市建筑和水面、绿地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生活用水的需要,也美化和改善了环境。这和我们现在人的想法是非常相像的。兵马俑为什么没有统帅俑?

兵马俑中的陶俑无论是步兵、弩兵、骑兵、车兵,都属武士俑,但是奇怪的是这其中并没有统帅俑。对此迷,猜测者纷纷。

有一种观点是,可能是按秦朝的制度,每次出征前必须由秦王指令,一名将帅任统帅。还有一种说法,也可能是因为秦始皇是秦军最高统帅,为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和神圣尊严,不能把秦始皇的形象塑在兵马俑坑之中。兵马俑是被谁烧的?

发掘兵马俑时,考古惊讶的发现,一、二号俑坑的木结构几乎全部被烧成炭迹或灰烬。俑坑经火焚烧后全部塌陷。陶俑和陶马有的被砸,有的东倒西歪,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头破腹裂,有的臂断腿折,有的断成数段,有的成为碎片,这其中完整的很少。那么俑坑的火是到底谁放的呢?

对于这个迷也有很多说法,一种是认为是秦人自己点的火,以烧毁祭墓物品及墓周的某些建筑,使死者灵魂将此带去阴间享用,即所谓“烧祭”。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于古代的丧葬制度和民间风俗习惯而焚毁掉,为什么没有全部烧掉呢?二是被项羽率领的军队焚毁的。据《汉锄》、《史记》、《水经注》等史籍记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但上述史书中并没有一个字明确记述项羽军队焚毁秦兵马俑之事,甚至连秦兵马俑的字样都没提到。三是因为坑内的陪葬物等有机物腐败产生沼气,自燃而造成的。越王剑为什么不腐?

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附近的望山楚墓群中,出土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专家通过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的解读,证明这把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让人更为惊奇的是,这把青铜宝剑虽然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是剑身丝毫不见锈斑,根本无法想象这把剑已经在地下深藏两千多年,那么,它千年不锈的原因是什么呢?

近年来,随着越王勾践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各种仿制品的相继出现,人们普遍相信,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是因为剑身经过化学硫化处理。湖北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研究员后德俊撰文认为,这把剑在出土时并不是绝对没有生锈,只是其锈蚀的程度十分轻微,人们用肉眼难以看出。

书籍文化篇

甲骨文最早是被谁发现的?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刻在骨片和龟背上的文字。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犯疟疾,请太医诊治,太医给他开了一张处方,其中一味药是“龙骨”。王懿荣马上打发家人到药店买了这味药。药拿回家后,王懿荣无意间发现上面刻有非常古朴的文字,仔细观察之后,这些刀痕意味浓厚,但又不是简单的图画。禁不住大吃一惊。王懿荣经过认真研究,他初步断定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甲骨文上的文字是商代的文字。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因这一纯属偶然的机会重见天日,王懿荣也因此被誉为“甲骨文之父”。那么,这些甲骨文是从何而来的呢?

原来,他们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的“殷墟”,而这个地方就是商朝的都城所在地。其实,早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前,当地农民就发现了这些所谓的龙骨,但是他们误以为这就是入药所用的骨头,所以纷纷拿到当地药店去卖。他们谁都不曾想过这些入药的龙骨便是古老的文字。第一个写汉字的人是谁?

文字的使用是人类文明一大进步。在众多文字中,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而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它在文字、语言上的诸多优点,也正在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那么,美丽神秘的汉字到底起源于何时,它又是谁最先创造的,这始终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大疑问,因为人类一些科学深刻的认知都是伴有详实的史料和证据的,但是这次我们要探究的是文字,是我们拥有记录能力的本身根源,汉字的起源至今也没有一致的说法。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传说仓颉,四目重瞳,脑筋非常聪明,有一年,他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临水的大山,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仓颉看了觉得很好奇,于是他就细细研究起来。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幺?于是,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但这只是一个传说,其真实性很是怀疑,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颉、沮诵两人创造的。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现代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历史文化大幕被一点点的拉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不少专家认为其实那些符号就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这些符号中的好多确实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符等图形被释读为斤、戌、炅、炅山或斧、锛、旦等,于是人们便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较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坏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所以,定论的证据还是不足的,因为现有陶符接近汉字的毕竟是少数,而且能有解释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汉字起源于陶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不过陶刻符号的发现和释读,毕竟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

汉字的表意性和神秘性,使她具有独具的魅力和非凡灵动的美。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静静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和生命的芬芳,那么她的起源和发展更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究。百家争鸣真的有一百家吗?

一提到“百家争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误解,是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各方流派真的有一百家呢?其实不然,百在这里只是一个概述,用来形容当时的文化思想的繁多。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这里,我们介绍几家形成体系并且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学派。

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其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宣扬“仁政”,认为“民贵君轻”,主张“法先王”。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

墨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他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他主张“尚贤”,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要求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主张“非攻”,要求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他提出“兼爱”的理论,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

道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一书提出了祸福相依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他著有《庄子》一书。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他还认为要想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还说人生只是一场大梦。

法家,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是根本,“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势”是君王的地位和权力,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曾为秦所用,他的学说也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究竟是谁发明了考试?

现如今,大大小小的考试让我们头疼,有的孩子经常恶狠狠地问:“到底是谁发明了考试?”想要回答出这个问题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考试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如果要详究到底哪一个人发明了考试,那可就是强人所难了。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型的国家,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也是政府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开始于隋朝(公元518年——公元618年),一直到清朝(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共延续了1000多年。读书人要先参加“童试”,参加的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叫“儒童”或“童生”,考试合格被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国家按月发给粮食;二等的叫“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考上的叫“举人”。考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首都的“礼部”(政府的一个管理机构)举行,考上的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土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考试史中,古人几乎尝试了只要能想得出的考试形式。从西汉到南北朝的察举时代,以推荐为主,考试还只是一种辅助手段。那时的考试内容有两项:读书人考试经学,在朝官吏考试章奏。此后荐选时代的考试内容变化不多。到了以考选为主的科举时代,旧的考试内容被取代。唐朝进士录取以诗赋为重,从而促成了唐诗的空前繁荣。到了宋元两朝,经义逐渐取代诗赋成为一种主要的考试内容。明、清科举考试分量和难度都有所增加,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的文体格式逐渐发展定型。

总之,中国古代选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不外乎那些经学,直到了近现代,中国的考试才渐渐西化,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你知道《诗经》的秘密吗?《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据《史记·孔子世家》说,为孔子编定。最初的名字为《诗》,后来这部作品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节和编选,最后成为后世人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但是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原因是早在先秦的时候的文献就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这些大都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里找到,如果在孔子编纂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再看《论语》,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从这些言语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孔子所见到的《诗》就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所以不同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早在汉代的时候,司马迁就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的可性度的,因为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掌握的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而且那时候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如果一国献诗一首,也有一千八百多篇,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上述两种观点,至今还争论不休。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用诗句表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了当时各个阶层生活的喜怒哀乐,它的这种表现手法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古代有哪些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焚书坑儒到底毁掉了哪些书?

焚书坑儒是发生于我国秦朝的一次重大事件,时间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事件的导火索是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而当时的秦朝丞相李斯大加反对,他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这个政策一经提出,秦始皇就表示大力支持,并随即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而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文学著作也限期交出烧毁,不仅如此,有敢谈论《诗》、《书》的都要处以死罪,有歌颂过去,怀念过去朝代的人都要灭族。这些措施一经实施就引起了广大读书人的强烈不满。秦始皇不但不加以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于是秦始皇派人调查,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在此次事件中,无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这次运动中被烧掉的书不计其数,主要内容有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对儒学思想是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我国最早的医书是什么?《本草纲目》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医学经典,是我国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自采集,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30余年心血的结晶,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著作。由此,我们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本草纲目》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其实不然,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是《黄帝内经》,也可简称为《内经》,它是最早一本全面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理论经典著作。

根据考证,这本书大约写于战国秦汉时期,那么书名为什么会有有黄帝二字呢?可能是因为这本书是由皇帝和他的大臣经过讨论、补充等程序完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后人委托。书的内容包括九卷的《素问》和九卷的《灵枢》,范围包括了医学基础理论、针灸、方药等,它的编著为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成为我国中医理论的基本法则。它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一本医学著作。饺子是张仲景发明的吗?

饺子是中国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就连很多外国人在吃饺子的时候都啧啧称赞,那么,饺子到底是谁发明的呢?饺子原名“娇耳”,相传是我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他的“祛寒娇耳饺子汤”的故事在民间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自幼苦学医书,博采众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他著《伤寒杂病论》,集医家之大成,被历代医者奉为经典。张仲景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除,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真施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

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在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深得当地百姓的厚爱和尊重。有一年,正值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制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后来,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正好赶上那年冬至的一天,走到家乡白河岸边,张仲景看到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有的甚至耳朵都冻烂了。张仲景赶忙问及原因,原来是当时伤寒病流行,病死的人很多。他知道后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一回到家,还有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就开始工作,那个时候求医的人特别多,他忙的不可开交,但是他脑中总是想起那些冻烂耳朵的百姓的画面,于是,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这一剂药的名叫“祛寒娇耳汤”,是总结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而成的,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老百姓从冬至吃到除夕,抵御了伤寒,治好了冻耳。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扁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张仲景距今已近1800年,但他折“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人们吃着饺子,心里仍记挂着张仲景的恩情。今天,我们用不着用娇耳朵来治冻烂的耳朵了,但饺子却已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品。

但这仅仅是一种传说,关于饺子的起源还有另一些说法,饺子源于古代的角子。早在三国时期,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食品。据考证:它是由南北朝至唐朝时期的“偃月形馄饨”和南宋时的“燥肉双下角子”发展而来的,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清朝有关史料记载说:“元旦子时,盛馔同离,如食扁食,名角子,取其更岁交子之义。”又说:“每年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饺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这说明新春佳节人们吃饺子,寓意吉利,以示辞旧迎新。近人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说:“中有馅,或谓之粉角——而蒸食煎食皆可,以水煮之而有汤叫做水饺。”千百年来,饺子做为贺岁食品,受到人们喜爱,相沿成习,流传至今。纸是蔡伦发明的吗?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我国文化的传播和记载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发明者也是光辉迭生,因为谁发明了纸就意味着他是中国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传播和保留的最大功臣。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对古代纸张的发掘与鉴定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如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古墓中出土的“灞桥纸”。其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发现的“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分别出土的西汉时的“扶风纸”;1979年敦煌出土的“马圈湾纸”;再后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这些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使考古界、造纸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些学者对新材料是不予承认,而另一些人认为早在西汉初期,我国就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个时间比蔡伦整整早了两三百年。这个大胆的发现就说明了蔡伦并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而是改造者。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这些废弃物品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了造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发明了造纸术,就得首先应明确“纸”的含义。据权威学者的解释,在古代,埃及有纸草纸,欧洲有羊皮纸,我国有作书写用的缣帛谓之纸和蔡侯纸。其中只有植物纤维制造的蔡侯纸对世界造纸工业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其基本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蔡伦造纸的基本点是植物纤维经过剪切备料、沤煮、舂捣、加入或不加入辅料、抄造成型、干燥,制成符合书写或某种用途的薄片,称之为纸。通过古纸标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工艺处理。没有经过造纸基本步骤处理的纤维薄片,就不能称之为我国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如果除基本步骤之外还采用了其它新的工艺措施,在标本上也能留下痕迹,通过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当时的工艺。寻踪探迹辨别“西汉古纸”面对近几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汉古纸残片,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踪访问和研究。据该所高级工程师王菊华介绍,他们主要分析了8次发掘,近20个样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历次出土西汉古纸的主要内容。结论认为:“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

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

综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其实并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在这种情况下说“蔡伦只是造纸术的改造者”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中国到底有多少种语言?

中国境内的语言是非常丰富,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据统计,中国的语言正在使用的就有80多种,如果加上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中国有56个民族。这其中,回族和满族一般使用的也都是汉语,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有的民族的语言还有两种以上,如裕固族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瑶族分别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中国的全部少数民族语言分属五个语系:

1.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语、侗语、傣语、布依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仡佬语、黎语等。藏缅语族——藏语、嘉戎语、门巴语、珞巴语、土家语、羌语、普米语、独龙语、怒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白语、基诺语、景颇语、载瓦语、阿昌语等。苗瑶语族——苗语、布努语、勉语、畲语等。

2.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图瓦语、西部裕固语。蒙古语族——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满—通古斯语族——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

3.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语、崩龙语、布朗语。

4.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排湾语、布嫩语、阿眉斯语等。

5.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塔吉克语。斯拉夫语族——俄罗斯语。此外还有朝鲜语和京语。为什么会有普通话?

汉语自古以来就是方言和共同语并存的。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的共同语叫雅言。那时候的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那时候孔夫子有三千多个徒弟,他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讲的也都是不同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所以就规定他自己的语言为雅言,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管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这是古代的情况。“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的时候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的时候,日本人就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一种统一语言。在他们的这次谈话中,首次出现了“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也出现了“普通话”这一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诗歌是怎么形成的?

诗歌,从字面意思上就可得知,是由诗和歌共同组成的。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它是文学还没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这韵文就是诗的雏形。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本不是一回事,歌是在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产生时间要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这些叹词在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经过后来的发展,诗和歌就最终融合在一起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但是人们的情绪是非常丰富的,仅仅用几个感叹字表达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人们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情绪的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

诗歌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欧洲,早在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就有了大诗人荷马,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史诗。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诗歌就是《诗经》了,它出现的大概时间是周朝初年到春秋,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讲究音韵的和谐,饱含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感情,是诗歌的最基本特征。成语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成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化术语,甚至在亚洲一些国家,人们还以运用成语为荣,比如在韩国,如果你会说成语,那么就说明你有很高的教养,那么,成语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第一个说成语的人又是谁呢?

成语一般都是四字格式,不是四字的较少。如“王顾左右而言他”,“欲速而不达”,“醉翁之意不在酒”等等。成语一般用四个字,这与汉语本身句法结构和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有关系。

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其中有古书上的成句,也有从古人文章中压缩而成的词组,还有来自人民口里常说的习用语。有些意义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有些从字面上就不易理解,特别是典故性的。如“汗牛充栋”、“虎踞龙蟠”、“东山再起”、“草木皆兵”之类,在汉语成语里占有一定的比例。汉语历史悠久,成语特别多,这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歇后语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冷不丁能说一两句歇后语,那么就会给你的语言氛围带来一股轻松幽默的空气,那么,中国这种独有语言方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歇后语是我国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它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前半截是形象的比喻,像谜面,后半截是解释、说明,像谜底,十分自然贴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所以称它为歇后语。

最早出现“歇后”这一名称是在唐代。《旧唐书·郑綮列传》中就已提到过所谓“郑五歇后体”,一种歇后体诗。但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和语言现象,却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如《战国策·楚策四》:“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意思就是说,丢失了羊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太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歇后语。《辞海》歇后语熟语的一种。多为群众熟识的诙谐而形象的语句,运用时可以隐去后文,以前文示意,如只说“围棋盘里下象棋”。《中国语言文字大百科全书》歇后语指说话的时候把一段常用词语故意少说一个字或半句而构成的带有幽默性的话语。通常有两种。1.原始意义的歇后语,指把一句成语的末一个字省去不说,也叫“缩脚语”。如《金瓶梅》里来旺媳妇说:你家第五的“秋胡戏”,就是用来影射“妻”,因为“秋胡戏妻”是有名的故事、剧目。也有利用同音字的。如称“岳父”为“龙头拐”,影射“杖”字,这里代替“丈”。2.扩大意义的歇后语,在北京叫俏皮话,是指可以把一句话的后面一半省去不说。如“马尾拴豆腐”省去的是“提不起了”。有时候也利用同音字。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的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水仙不开花——装蒜,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火烧旗杆——长炭(叹,即享受),粪坑关刀——文(闻)不能,武(舞)也不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秀才遇著兵——有理说不清,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贪,财到光棍手——一去无回头,盲人吃汤丸——心中有数,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偷鸡不成——蚀把米,即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受到了损失,茅坑里扔炸弹——激起民粪(愤),阎王爷嫁女——鬼要床下底劈柴——撞板,即闯祸、出乱子,老公拨扇——凄凉(妻凉),即可怜,番薯跌落风炉——该烩,无掩鸡笼——自出自入。汉语中有哪些是外来词汇?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词语,不管是运用还是书写起来,大家都会误以为是汉字本来就有的词语,比如,葡萄、沙发等,其实不然,这些词汇都不是汉语中本来就有的。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词的借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强了与外界的接触,海外的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产品如潮水般地涌如入中国大陆,随之,指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语作为外来词大量进入如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出现并非现在所独有,汉代就已经出现,如“葡萄、石榴、苜蓿、狮子、玻璃”等就是汉代从西域借入的,之后各个朝代陆续有所借用。借词的特点,语言学家已经早已有了定论,比如常见的几种借词的构成方法为:音译、音译兼意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汉语语素、借行、直接使用原文。

文化现象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的改变,现今,由于网络用语风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学生网上交流的增多,网络词汇大量涌入青少年的口语及书面语中,并向社会各个层面迅速渗透,使用的领域渐趋广泛,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学生的网络用语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登录、在线、聊天室等;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虫、网友、黑客等。还有就是大量运用缩略语。为追求高效、简洁,青少年学生往往愿意使用缩略词,将原来复杂的文字简化。如编程(编制计算机程序)、招办(招生办公室)、数控(数字控制)等。运用更多的是外来缩写字母词。还有就是港台话和强势方言挺进势头强劲。来自香港的“爽”是目前大陆青少年的常用口语,有带劲、好极了、感觉不错等种种含义,很多场合下都很乐意用它,像“太爽了”、“友情送爽”。同样也来自香港的“酷”,是英文cool的发音,表示好、非常舒适之意。调查显示“酷毙了”位列当今大学校园流行语排行榜榜首。由它派生的词还有许多,如酷评(有力度)、酷装(新潮)、长得酷(很帅、很棒)。来自粤语的词汇也不少,像“搞掂”、“埋单”等。

新词汇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创新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更新,产生了大量反映新事物、新观念的词汇。校园作为科技文化的前沿,年轻人又是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在目前知识创新的年代,学生口中来自高科技高技术的词语令人目不暇接。如“入世”、“IC卡”、“生态”、“U盘”、“克隆”、“意识流”等。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众多媒体的推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内外、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走出国门,回国后带来各种语言信息,加入到汉语词汇中,港澳台语言也随着探亲、旅游、影视、书刊等方式大量渗入普通话,汉语词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壮大。在各种文化交流手段中,媒体的作用最不可忽视。电影、电视、游戏、报刊等带来了外来文化的各种信息,大量外来词汇通过它们进入到汉语词汇中,进入到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网络语言的大举进攻,更丰富了校园新词汇。三星堆中有什么谜团?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以北广汉郊外的三星堆,它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的发现,除了是考古史上的一大发现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化到底来自何方?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和动物像,但是这其中的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它的出现没有一点承接关系,而且这里的青铜器上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这其中的谜团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

疑惑不仅如此,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有的耳朵上还有耳洞穿孔,外形特征不像中国人到是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外”。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的一种解释是三星堆里面的出土的人像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一种“杂交文明”。根据国外对上古文明的建筑和文物资料研究发现,三星堆很可能与亚特兰蒂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青铜人像与我们黄种人体格特征相差很大,而且有点类似于国外的古书描述的神父或祭司等职位人物,也有点类似与埃及出土的文物,基本上可以认定不属于黄种人。不仅如此,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但是在之后的时间里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能衔接上的时候,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时间。关于古蜀国的灭亡,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疑团,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是每次猜想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是没有生活用品的,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这表明那时候的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三星堆的惊喜还不只于此,考古学家在坑中还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专家鉴定,这些古海贝都是来自印度洋的。有人猜测说这些海贝是用做交易,可以说是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猜测说这些并不是什么外汇,而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不仅如此,里面还出土了60多根象牙,这些古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那时候“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交流,真是不可思议。神秘的双墩文化在哪里?

双撴文化的神秘面纱是随着双撴汉墓的发掘而渐渐拉开大幕的。双墩汉墓位于安徽六安市三十铺镇双墩村境内,外形为并列的两座大墓,除此之外还有三座陪葬墓。经过进一步的发掘,考古人员从陪葬墓现场遗留中发现了盗墓的器皿和工具,经过对这些盗墓工具的分析和研究,证明其中的车马坑曾在唐代被盗。双撴汉墓的发现是安徽境内第一次发现诸侯王陵,不仅如此,双撴汉墓是目前发现的古墓中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工作,考古人员基本上确定了墓主“王”的身份。铭文对应“六安王”刘庆。一些铜器上还有“共府”字样的铭文。“这字样正好与史书上记载的六安国第一代王‘六安王’刘庆对应。”

2008年6月安徽省文物部门首次对外宣布了蚌埠双墩1号墓的初步考古发现。从墓葬的规模葬制看,该墓为春秋时代诸侯王级墓葬。并且在墓中首次发现了五色颗粒混合土、白土垫层、填土构成的放射线遗迹和土偶遗迹,墓穴圆形墓坑结构、墓底埋葬布局等在全国也属罕见。专家称其是“从未见过的新文化现象和建筑遗存”。神秘的河图洛书是书吗?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华文明和阴阳五行术数的源头,它们被誉为“宇宙魔方”。关于它们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像惟妙惟肖,几乎与近代的作品没有差别。河图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文,下合地理,而且埋葬他们的人似乎早已知道他们会被发掘。在同一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像,距今约5000多年。从图案上来看,那时的人们已经通晓天地物理了。

河图和洛书,都是在天相观察中得出成就的,早在三代时期就已经成为帝王的宝物。河图和洛书构造非常简明,不像一般书籍的深奥难懂,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奠定基石之一。河图洛书的发现,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早在清代,经学家廖平曾将诗经,易经,内经三者的内容反复印证,证实了内经的理论是出自易经,而易经中的很多数理都是出自河洛的。中国易学关于八卦来源的传说,最初指天赐的祥瑞。河洛之辞,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又见于《论语·子罕》。《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管子·小臣》:“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认为八卦乃据河洛推演出来。

但要找出河洛所指是很困难的,因为后世对于此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西汉的刘歆以河图为八卦,以《尚书·洪范》为洛书。汉代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以九六附会河洛之数。宋初陈抟创“龙图易”。吸收汉唐九宫说与五行生成数,提出一个图式,名龙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河图。西蜀隐者则以陈抟之先天太极图为河图。刘牧将陈抟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南宋朱震于《周易挂图》中载其图。南宋蔡元定认为刘牧将河图与洛书颠倒了,将九宫图称为洛书,五行生成图称为河图。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载其图。后世所称一般以蔡说为准。南宋薛季宣以九数河图、十数洛书为周王朝的地图、地理志图籍。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胡渭《易图明辨》亦认为河图洛书为四方所上图经一类。今人高亨认为河图洛书可能是古代地理书,另有人认为河图为上古气候图,洛书为上古方位图,或以为河图为天河之图。众说不一,尚在继续探求中。那么河图和洛书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一般学者们都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且具有奇偶相配、阴阳互抱、生成相依的特点;洛书重“分”,具有奇偶分离,生成异位的特点,两者一分一合,体现对立统一、盛衰动静的辩证关系。《穆天子传》是伪造的吗?

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竹简长二尺四寸(古尺),每简四十字,用墨书写。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後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关于这部典籍争议是很多的,有的学者认为典籍是真的。西晋的时候,郭璞是第一个替《穆天子传》作批注的,此先例一开,很多人也开始了这个工作,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及注本的诠释,周穆王曾经西征犬戎于陇西,入河伯之邦并礼河于兰州一带,进最后一直到了中亚,按照当时的计量单位共计行程十九万里。其内容极为丰富。但是,历代许多学者对于《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的远游行程抱怀疑态度,对《穆天子传》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清代学者姚际恒是力主《穆天子传》为伪书的代表。经过他的考证,他认为《穆天子传》其实是源于《左传》、《史记》,里面的很多语言是从《山海经》中来的,按照他的推测,此书应当是汉朝以后好事者的伪作。也有一些疑古派文献学者,进一步断定其为晋人的伪造。研究者不仅仅是在中国,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其实指的并不是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所以《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一样,纯属虚构,是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争论虽多,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今天的学者也是收集了很多证据想要推翻《穆天子传》为伪书的说法。原来,有的学者经过考证《穆天子传》中的一些地名,竟然发现书中所记山川村落都可考证。关于《穆天子传》真伪问题的讨论,经历了真——伪——真的过程。《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吗?《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一共有18万余字,里面涉及的时间范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中记录的历史事件翔实可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典籍文献资料;左传文笔简洁精练,在描写历史事件时用笔生动。不仅在研究价值上有很大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也有很大的价值和很高的地位。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西汉以来有很多记载,都说《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邱明所修”。(《汉书·楚元王传》)。但这其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论语·公冶长》篇载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前述文字中可以看出,左丘明是孔子非常尊重的前辈,不是孔子的弟子,年岁自然也在孔子之上。这些都证明左丘明生活的时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很多记述和上述分析的不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左传》其实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著。因为子夏很擅长文学、军事、《易》、《诗》,与《左传》著者相同。而且子夏又参与《春秋》的传授和研究。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书的名字要叫《左传》呢?学者解释说,这是由于文风派系而导致的名不副实,这样的解释显然很牵强,说服不了世人。也有人认为《左传》是由吴起写的。此说源自清代的姚鼐、章炳麟,这种说法得到了现代学者郭沫若、童书业等人的赞同。《孙子兵法》何时入日本?

在许多国外读者的眼里,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可谓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也是因为它走向世界的历程本身就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团。这其中一个谜团就是《孙子兵法》是何时流传到日本的。《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开来,许多著述都认为最早是流传到日本的,朝鲜次之。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密切的,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有不少日本人留学生,日本奈良时代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东传搭建了便捷的桥梁。据史料记载,在公元734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文武兼修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的时候,并没有带走什么珠宝美玉,而是用当时朝廷赐给他的钱买了书,他将大批的中国兵法类的书,将大批记载兵学阵法的书籍带到了日本,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回国后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对于《孙子兵法》到底何时传入日本的说法还有别的声音,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藤坚司认为,说是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时间过晚。按照他的理论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应该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就发生的事情。这一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并且他们在那里领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且当时因为他们精通中国的兵法而被授予荣誉勋位。佐藤推测很可能是这几位兵法家把《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他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证据的,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话,这与《孙子兵法·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巧合,是因为当时的作者已经熟读过中国的孙子兵法,所以,他们能用这上面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战争和战法。佐藤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推前了70多年。拿破仑读过中国《孙子兵法》吗?

说起一个外国人的名字约瑟夫·J·阿米欧,大家一定会很陌生,但是提到他的中文名字钱德明,恐怕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在少数,他就是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他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原来,这位于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在1750年的时候奉命来华传教,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被喜欢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进京城,此后一直享受着清朝的礼遇。而这个钱德明在遥远的中国北京一住就是43年,这期间他除了传教以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钻研中国文化。他不仅仅学会了满文、汉文,而且还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就是他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言上的深厚功力,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到了1772年,巴黎的迪多就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我国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当时的《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不仅如此,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甚至提到,就连咤叱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曾经拜读过《孙子兵法》。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呢?,廖世公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都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我们从拿破仑的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在这几件,恰好《孙子兵法》的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拿破仑在求学期间酷爱读书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所以拿破仑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本草纲目》为什么被西方成为东方医药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是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用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而成的,它的编纂经历了整整27年,是李时珍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全书52卷,约200万言,全书共有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新增374种),分成60类。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药物。收药1892种,绘图1100多幅,并附有432156多个药方。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十七世纪末即传播,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西方誉为东方医药百科全书,《本草纲目》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不管是历史的纵向还是横向,《本草纲目》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

那么,本草纲目的书名是缘何而来?关于《本草纲目》这部书名的由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公元1578年,已经六十岁的李时珍完成了《本草纲目》,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却还没有想好。一天,他出诊归来,习惯地坐在桌前。当他一眼看到昨天读过的《通鉴纲目》还摆放在案头时,突然灵感大现,他立即提起笔来,蘸饱了墨汁,铺开纸张写下了“本草纲目”四个大字,就这样,这本医学巨著的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同时,这个名字也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那么,《本草纲目》到底是怎样的一本医学著作呢?为什么它能在世界医学地位中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它的成就,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的粗略分类方法,他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这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世间的植物那么多,能入药的更是数不胜数,如果单纯的把它们就分为三类,是很不科学与认真的,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把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又将矿物药分为金部、玉部、石部、卤部四部。植物药一类,然后又根据植物的性能、形态、及其生长的环境,区别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等5部;革部又分为山草、芳草、醒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小类。动物一类,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为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6部。还有服器部。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我们粗略看来,这哪仅仅是一部医术啊,简直是一本化学书,所以,《本草纲目》中涉及到的自然科学也是举不胜举的,《本草纲目》不仅在药物学方面有巨大成就,在化学、地质、天文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它在化学史上,较早地记载了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同时又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中应用的一些操作方法。李时珍还指出,月球和地球一样,都是具有山河的天体,“窃谓月乃阴魂,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本草纲目》不仅是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正如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指出:“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

尤其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二百年,这也是《本草纲目》为什么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洛神赋》是曹植是为情所作吗?

曹植(192-232)三国时魏国诗人,字子建,沛国樵(今安徽亳州)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的第三个儿子。曹植让我们熟悉的事件除了历史上的“七步成诗”,就是曹植写的《洛神赋》。曹植在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天赋,在他10岁的时候便能诵读诗、文、辞等,并且下笔就能成章,深得曹操的宠爱。那么曹植的《洛神赋》,真的是有感洛神而写的呢?还是寄有他意?那么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位后人所猜测的人——甄氏,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于是她继而嫁给了曹丕为妻。当时曹操很是醉心于他的霸业,而曹植又生性不喜战争,于是,在那个时候,曹植能与甄妃朝夕相处,日子久了,两人就衍生出一段情意。在曹操死后,曹丕登上帝位,定都洛阳,这个时候甄氏被封为妃,最后因为郭后的挑拨最后惨死,据说当时死的时候以糠塞口,以发遮面,样子十分凄惨。甄后死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而甄后生的太子曹睿则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不仅触景生情,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的时候,百感交集的写了一篇《感甄赋》。四年之后,明帝曹睿继位,觉得这个名字不雅,遂改名为《洛神赋》。但是也有人很不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这种猜测完全是好事之人的臆想。首先,曹植爱上自己的嫂嫂是很不可能的。根据当时的情况,曹丕是帝王,曹植根本没有胆量去写《感甄赋》。他们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已经由来已久了,曹植这个时候写《感甄赋》,不是明摆着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而且在那个时候,图谋兄妻简直连禽兽都不如,而曹植是一个心性和品行都很好的人,做这种事情更是无稽之谈。还有,曹丕竟然把自己妻子的遗物送给曹植,这更是给自己扣上了一定超大无比的绿帽子,何况曹丕还是帝王之身,这就更不合乎常理了。《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因此是“感甄”。曹植在写这篇赋前一年,任鄄城王。《洛神赋》一文,是“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后来的人否定感甄说不过是重复这些观点。《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所写吗?《出师表》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篇历史佳作,里面至情至理地表达出了诸葛亮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既然《出师表》确定是诸葛亮所写,那么《后出师表》也应该是诸葛亮所为。

一种说法认为《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基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所以他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应该是非常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就不会不加分辨和考证就把它收进《默记》里面去了。至于陈寿,完全是因为他不敢犯司马氏,所以他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这也就可以解释《后出师表》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三国志》当中。

但较多的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相对比较而言,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也更具有说服力。

仔细研读一下《后出师表》,我们就会发现《后出师表》中所说的很多事情和史实是不一样的。比如,它列举出了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确有记载,另几次都是没有确切依据。还有就是《后出师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种记述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是不符合的。

如果把上述情况说成是史料记载者的纰漏或者诸葛亮自己的误载,但是这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记错的,这件事情就是赵云之死。赵云因为和刘备的关系特殊,所以他自然也是诸葛亮非常重视的人物。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并没有完全失败,根本不至于丧生,他甚至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些事情都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非常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出师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做出解释。

更为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出师表》是诸葛亮给后主的。那个时候诸葛亮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和尊重的,虽时不时的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出师表》全文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风格。没想到一到《后出师表》,诸葛亮的风格大变,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没有才能,并且当面责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听起来根本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出的话。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而且拥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的时候,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慷慨激昂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消沉和沮丧,并且在文中列举了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在我们看来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段话表达的全是一种悲观的情绪,既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也看不清渺茫的前途,全然没有《出师表》中的慷慨激昂,由此看来,诸葛亮根本就不是《出师表》中的那个精神状态。

既然《后出师表》不像是诸葛亮所写的,那么张俨为什么又收进《默记》呢?其实,严格来说,张俨并不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周于礼仪、搞搞外交的人物,他的身份忽然他“博闻多识”的特点,能让他能接触到很多别人不易见到的材料,但它又不可能严格加以一一甄别。《后出师表》也许就属于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未加甄别就收入进去的一种。

不过,《后出师表》有一处却很可取,就是它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也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能给与人们的精神鼓舞,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紧紧抓住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是真的吗?

一提到山海经,就不禁让我们想到各种这样的美丽神话,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那么山海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呢?它是纯粹的一本神话书籍吗?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的古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讲述的就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经过系统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山海经》不仅仅是一本神话,而且还包涵了是远古地理,甚至包括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山海经》全书一共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字数一共约三万字。它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海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过长时间的传写编纂,里面多了不少夸张成分,但是我们在看待它的时候不能仅仅以神话性质的书去看待它,山海经还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山海经》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人民的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在这本书中,这些动物往往都具有神奇的力量。并且都得到人们的崇拜,甚至我国古代的一些图腾文化也是从中而来的。《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里面有大量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让我们质疑,但是,毕竟它以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影子和侧面。比如说,山海经从侧面上记载了北极地带半年为昼,但是当时的人还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只能以神话的方式去解答,这种记载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科学资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山海经》只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神话著作,它的内容涉及非常广,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为什么说《史记》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

一说起史记来,世人对这部史书都会有很高的评价,它不仅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而且还已它内容的详实和公正著称于世,世人不仅给了史记很高的评价,对于作者司马迁的文人和品性也是给了很高的赞美。《史记》是中国古代大历史家司马迁所著,是一部本纪、表、书(志)、世家、列传五体俱全的综合体史书。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史记》130篇,52万多字,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天汉年间约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包括帝王将相、豪杰、平民等几千名历史人物,政治、典制、文化、思想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本纪12篇,记历代帝王及大事;表10篇,有系统地专列古今的人和事;书8篇,其中礼、乐、律、历、封禅、河渠、天官、平准各一篇;世家30篇,写历来的贵族及著名人物孔子、陈涉等;列传70篇,写古今的人物及史事。《史记》中的五种体裁,就个别来说,在司马迁之前都已产生或萌芽,而把五体综合编制于一书,实是司马迁所首创。从《史记》的篇目和内容来看,秦汉史占了绝大部分,可以说是纵横古今而略古详今的。作者在人物传记里再现了一幅幅巨大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个富于时代特征的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同时表达了对历史、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的爱憎。《史记》中篇幅最长的是《秦始皇本纪》,共1.3万多字,最短的是《司马穰苴列传》,只有700来字。在有限的篇幅里,既叙事,又写人,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境界。《史记》在历史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描写人物尤为突出。它所写的信陵君、廉颇、蔺相如、项羽、李广等人物真实而生动,并反映出历史的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人们百读不厌。历来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都评它为“实录”。的确,司马迁据实写史事和人物,无论是行文或描写,还是寓论和发议,都从实不虚,真实而不夸饰。这是《史记》之所以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也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在历史学的文学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永乐大典》现在何处?《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这本典籍编纂于明永乐年间,由解缙、姚广孝任总编,3000余名文人学士参与,历时五年始成。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经、史、子、集、释、道、佛、医、农、工、技无不毕罗而聚,真可谓洋洋大观,无所不包。但是这本汇集心血的典籍在历史的时日中却屡遭浩劫,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11095册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的这么大一部书,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4%,更令人不解的是,目前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永乐大典》全都是副本,而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学者们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

这里面的说法重重,关于正本的第一种说法,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这种说法是由清朝末年的一位学者缪荃提出的。说起乾清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重修。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乾清宫并不是建于这个年代,而是在嘉庆二年(1797年)之后修建的。重建的原因,正是因为一次大火将整个乾清宫几乎彻底毁灭。永乐大典卷也没有逃过这次大劫,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副本更是亡佚2000余卷,到了清末的时候,各路列强豪强中国,仅仅遗留的副本也丧失殆尽,所存无几。而《永乐大典》的正本,在嘉靖之后即神秘消失,至今人们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根据人们的种种猜测,大概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为随葬说。明朝时候的帝王,其中对《永乐大典》感兴趣的仅有孝宗与世宗二帝。尤其是世宗对其简直是爱不释手,就连他睡觉的床头也摆着这些书籍,闲来无事的时候更是喜欢随手翻阅。并时常在朝庭上引用。在嘉靖三十六年的时候,宫中突然失火,嘉靖立即命人抢运《大典》,在一夜里竟下谕三、四次,着急的心情更是不用说了,这些足见《大典》在嘉庆心中的份量。经过这次事件,嘉靖帝即有意“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四年之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即下葬。葬礼刚毕,隆庆帝便宣布《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么说来,帝王在死的时候,都有意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当作陪葬品,那么《永乐大典》是不是成了世宗的陪葬之物呢?说到陪葬,这不禁有让我们想起嘉靖那几乎经营了一生的地下皇宫——永陵。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它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所以就有人大胆的提出,其实《永乐大典》并没有亡毁,更没有失传,它只是像宝藏一样藏在皇陵之中而已。那么,如果《大典》真的还在永陵中,那么就会产生出更多的疑问,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即使《大典》在永陵中,但是纸张会不会保存完好,按照《永乐大典》这种总体积达40立方米这样巨大的典籍来说,在保存上可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并且从古代墓葬中出土纸装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先例。古代的纸张如宣纸,由于是手工制作,总归存在一个被腐蚀的问题。如果说墓室进水了,还能让纸制品变成纸砖、纸饼。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毁于明亡之际。李自成灭亡朱明王朝,占据北京42天,即为皇太极于吴三联军赶出京城,败退之际,纵火焚烧了皇宫,大典由是而毁。持这种说法的是学者郭沫若。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是什么?《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这本书是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由战国时期的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夫各自写出而后经后人合并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它称为《甘石星经》。书里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这其中有l2l个恒星的位置已经被测定完成,是世界最早的恒星表。书里还记录了木、火、土、金、水等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并且还发现了它们的出没规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求知欲也进一步提升,于是在天文学领域就有很多成就。甘德和石申夫各自在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并且都著有文字在世上流传。甘德的著作名为《天文星占》,石申夫的著作名为《天文》,都是八卷。在汉朝的时候,这两部著作还是各自发行的。后人看到两本天文学著作中的成就,就把这两部著作合并,并定名为《甘石星经》。甘德和石申夫当时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初步掌握了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其中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

后人把甘德和石申夫测定恒星的记录称之为《甘石星表》(又称《甘石星经》)。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遗憾的是,《甘石星经》在宋代就失传了,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中还保存一些片断,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的书目中保存了它的梗概。围绕着这本文学著作,还存在着一些疑问,比如中国学者王兴文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撰文指出,认为《甘石星经》是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又称甘公)和石申夫著作的合编,并将它写入战国时期的科学成就。这是一种错误,因为,现传本《甘石星经》并没有800多个恒星名称,也没有关于五大行星的记载。根据《史记》的记载,楚汉战争时,张耳与甘公同在军中,这就说明甘公是西汉初年的人,而不应该是书上所说的是战国时期的人。而且甘石星经的命名也不是后人合二为一的,而是唐宋时人的一部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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