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史迈利的告别(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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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史迈利的告别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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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深受喜爱的亚力克·吉尼斯，并致谢忱1

首先请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为我一时冲动，抓起笔来匆匆给乔治·史迈利写了封短信，邀请他在基础课程结束的晚上光临，给我那班快要毕业的学生讲课，要不是因为他居然同意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绝不会对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陈年旧事。坦白地说，我总爱跟学生们唠叨这些故事，巴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种种不为人知的侠义之举，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谋，或英勇无畏；当然，总还有许多英雄事迹只能以实用来形容。我会和你大谈当年是怎样在夜里跳伞到高加索地区，怎样乘着快艇冒险渡海，怎样抢滩登陆，岸边的灯光信号一明一灭，正在发送的秘密无线电讯号突然中断，等等。我会谈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冷战”英雄，他们在做出贡献之后，毫不声张地隐匿到自己曾保护过的社会之中。还有那些滞留敌后的叛逃者，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们从敌人的虎口中抢救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做过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还取得了挺好的结果。在那些邪恶的国家中，也有甘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的忠诚战士。他们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时候他们的情报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也等于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说点儿轻松的，我会在见习生食堂里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跟他们讲一段特别的经历。想当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领导之下，圆场派出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正在东德境内行动。我们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脉的一道山脊上，祈祷着天上传来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引擎减速时发出的颤音，还有那顶随之飘落的黑色降落伞。祈祷得到回应后，我们顺着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宝贝，结果找到了什么呢？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睁圆了眼睛的学生们。大块大块如假包换的阿盖尔花岗石。我们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错发来了训练用的箱子。

这段故事最起码还能得到一点回应，但我说其他的故事时，往往讲到一半听众都已经没兴趣了。

我觉得，写信给史迈利的冲动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访人事组的头儿时产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儿去汇报学生们的进展情况。我顺便去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过华生这个角色，乔治·史迈利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为搜寻圆场叛徒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此人正是我们的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彼得一直没听到乔治的任何消息——哦，都有一年多了。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的哪个地方买了座小房子，而且越发不喜欢接电话了。乔治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份闲职，学校还允许他用那边的图书馆。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心里不禁有些难过：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在空无一人的乡野间踽踽独行，独自想着心事。年事已高的乔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寻求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时等待着前往间谍们跻身的瓦尔哈拉殿堂。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么样？我问彼得时压低了声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时大家都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公开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尔·海顿曾是安恩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安恩还是那样，彼得说着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她的几个亲戚在赫尔福德河口都有豪华宅邸。有时候她住在亲戚家，有时候在乔治这边。

我问他要史迈利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把史迈利的下落告诉别人时，大家总会觉得有点内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之后，托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给我们讲授在敌国领土上进行秘密监视的技巧，他讲这个是出了名的。当然喽，他留下来吃了午饭，而且兴致格外高，因为有我们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得从我到沙拉特的时候算起），人事组总算是同意我们招女生了。

不知不觉间，我打听起史迈利的名字。

有些时候，就算是在柴棚里招待托比我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却会感谢上帝，因为他和我站在一边。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心平气和，这让我觉得挺欣慰。“哎呀，我的天哪，内德！”托比一边用他那无可救药的匈牙利腔英语喊道，一边往后理了理精心抹过油的浓密银发。“这么说你还没听说呢？”“听说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道。“亲爱的伙计，乔治现在可是捕鱼权利委员会的主席。难道他们什么都不跟你们乡下这边的人说吗？看来我得去找首长反映反映，当面跟他说。到俱乐部时在他耳朵旁边嘀咕一句。”“或许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内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有点儿担心了。可能他们已经把你从名单上划掉了。”“可能他们真这么干了。”我说。

不管怎样他还是跟我说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得很震惊，好让他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很惊讶，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感觉。托比向我这个无福得知内情的人解释道，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圆场双方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感到惊讶的能力——是确定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通过反复磋商建立起共享情报的体系。“内德，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是以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为目标，”他语气中透出的优越感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定下来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可别引用我的话，内德，好不好？”“你是说，史迈利在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难以置信地问道，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个嘛，可能也当不了多久了，内德——都一大把年纪了，等等等等。但苏联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见他，我们带着他去，事情就好办一点。我说，好好招待招待那个老家伙。拍拍他的马屁。拿个信封多给他装点五镑的钞票。”

我不知道哪一个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携手朝祭坛走去，还是乔治·史迈利在主持这场联姻。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组的批准之后，我给吉勒姆告诉我的那个康沃尔地址写了封信，还毫无信心地附言说，要是乔治像我一样也很讨厌公开演讲，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请。自那以后我一直有点心情沮丧，不过等到他一本正经地寄来小卡片说很乐意来演讲，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见习生，而且同样紧张。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休闲套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检票口外等候，看着一班班老旧的火车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意识到乔治的默默无闻。无论我望向什么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许多个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纪，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乔治那种在不情愿做什么事时会稍稍迟到片刻的感觉。接着，突然间我们已经握过了手，他挨着我坐在总部派来的罗孚车的后座上。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粗壮些，头发确实也白了，不过人显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从他妻子和海顿弄出那段要命的风流事之后，我没见到过他这样。“好啊，好啊，内德。当校长感觉怎么样啊？”“那你退休感觉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啦！”

哦，他可是特别喜欢退休的感觉，乔治向我保证。简直是受用不尽，他自嘲地说，还劝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到这个地方去辅导辅导，内德，到那个地方去送几份零星文件，散散步。他甚至还养了条狗。“我听说，他们把你拽回来参加了一个挺了不起的委员会，”我说，“据说是和苏联大熊合力对付巴格达的窃贼。”

乔治向来不爱传流言蜚语，不过我看到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他们这么说的？不用问，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面带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瞧着车窗外沉闷无聊的城郊风景，故意和我打岔，讲起了他们村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个特别有钱。但随着罗孚车一路驶过原来还是乡村的赫特福德郡，我发觉自己想的并不是乔治村里的老太太，而是乔治本人。我在想，这是个重获新生的乔治·史迈利，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跟苏联间谍一起参加委员会，以刚出院的病人的那种热情观察着公开的世界。

当天晚上，还是这一位绅士，穿着件紧绷绷的旧晚礼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贵宾席前，亲切地打量着四周锃亮的金属烛台、天知道拍摄于何年何月的旧集体照，还有年轻听众们那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们在等着聆听大师的话语。“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站起身来，庄重地介绍，“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您光临。”“哦，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费劲地站起身表示反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胖老头，给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间啦。”

接着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史迈利在社交聚会上演讲。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他生来就不擅长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是用真名来称呼某位情报员。因此，他对我们演讲时的尊严气度就先让我吃了一惊，都还没来得及去领会他说的内容。听了他说的头几句话，我看到学生们——他们可不是一直都这么配合——冲着他抬起脸，神情放松下来，又露出喜色；他们给予他的首先是关注，接着是信任，最后则是支持。想到自己这么晚才反应过来，我不禁暗暗觉得好笑：是啊，没错，当然了，这是乔治的另一面。这是始终隐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个神秘的穿着花衣的吹笛手。就是这个人，安恩·史迈利爱过他，比尔·海顿背叛了他，而我们这些人则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为什么。

沙拉特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传统，晚宴上的演讲不能录音，不许记录，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场合引用。照史迈利的德国式说法，特邀嘉宾们享受着“犯傻的自由”，不过我觉得这种特权无论什么人都能拥有。不过，我再不济也是个专业人士，练就了聆听和记忆的本领。你要知道，史迈利还没说几句话，我就意识到——我那些学生的反应也不慢——他的话直接说进了我离经叛道的心坎里。我指的是同样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不太言听计从的自己。说实话，自从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我就不愿意再承认那个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内心悄悄提出质疑、让我感到不安的自己，这个自己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莱尔的情报员跨过行将崩塌的“铁幕”之前。为了爱情，为了某种荣誉，布莱尔平静地走到了“铁幕”的另一边，而且还在平静地继续坚持往前走，五楼总部对此深感难以置信。“馆子越好，消息越糟，”我们提到人事组的头儿时都会这么说，“内德，到时候了，你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传给新来的小伙子们啦。”他在康诺特酒店请我吃饭时说，那顿午餐的档次高得有点可疑。“还有新来的姑娘们，”他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令人厌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们就该让女人进教堂了。”接着他继续谈起了爱聊的话题。“你知道窍门。你四处闯荡过。最后的这圈赛程里你掌管着秘书处，干得也很出色。该好好利用这一切啦。我们觉得你应该接管训练所，把火炬传给未来的间谍们。”

要是我记得没错，人事组头儿刚才用的这套关于体育运动的比喻，和当年巴雷·布莱尔叛变之后他用过的差不多。当年他撤掉了我苏联处处长的职务，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那地方简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场一样。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酒。“顺便问问，梅布尔怎么样啊？”他接着问道，好像刚刚想起来她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已经把差点减少到了十二——还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万别让她靠近我！你觉得怎么样？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韦尔斯，我觉得这可是职业生涯的辉煌顶峰。你说呢？”

你还能怎么说？你只能照搬别人在你之前说过的话。有能力的，就做事；没能力的，只好教书。而他们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无力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或心力交瘁，早没了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最终得到的回报却太少。于是，他们想要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梦想，借着年轻人的火焰来温暖自己。

写到这儿，我就得接着说史迈利那天晚上演讲时的开场白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话突然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请他来，是因为他是往昔的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情报案例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敢肯定没经过总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别说我们的那位法律顾问帕尔弗里了。当我们从前的敌手纷纷走向开放的时候，帕尔弗里的反应却是封门闭户；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秘密，但凡他那双顺从的手能接触到，也都被他上了两道锁。

乔治详细谈了他们今后作为情报员管理者的角色。他认为在业已改变的世界之中，这个角色代表的形象不仅有情报部传统意义上的导师、领路人、家长与扶助者，还有支持者、婚姻顾问，更得知道如何去宽恕、安抚和保护。身为情报员管理者的男男女女，都得有本事把应对假想中最糟糕的状况当做家常便饭，从而成为下属情报员心目中最理想的搭档。他说，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把彭斯的诗句变动了一下：“间谍再怎么样也还是间谍。”

然而，乔治刚向他们描绘过这美好的前景就转而告诫道，要警惕自己本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得去操纵别人，而他们自然的情感也可能会受到损害。“你们为了当不同的间谍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确实很有可能迷失自己，”他伤感地承认说，“千万别以为你们利用的种种手段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损害。只要目的正当，也许是可以不择手段——我敢说要不是这样，你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但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往往就是你们自己。在你们这个年纪，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很容易。以后就难了。”

他把极其严肃的事与极其琐碎的事糅在了一起，而且让人觉得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间或提出的疑问，似乎也正是我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不断自问却始终没能表述出来的问题，比如说：“它起到了什么好的作用？”“它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时他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答案。我们以前常说，乔治自己没想明白的问题从来都不会问。

他让我们放声大笑，也让我们心有所感；因为他流露出的无限敬意，他做的对比才让我们大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他让我丢掉了言听计从的态度，唤醒了蛰伏在我心底的反抗精神——自从我被流放到沙拉特以来，它始终保持着沉默。乔治·史迈利出乎意料地让我重新开始追寻，让我又感到了困惑，这真是太好了。

我看到过一句话，害怕的人永远学不到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肯定也没资格去教别人。我并不感到害怕——或者说，在面对死亡、知道自己难逃一劫的时候，我并不比别人更害怕。尽管如此，以往的经历和些许痛苦让我在真相面前变得过于谨慎，甚至有点不敢正视自己。乔治·史迈利改变了这一切。乔治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位导师，也不仅仅是个朋友。虽然他并没有始终陪伴着我，却引领着我的人生。有时候我觉得乔治就像个父亲，他取代了我那素未谋面的生父。他造访沙拉特，让我的记忆恢复了原有的危险锋芒。既然现在我有闲暇去回忆，我就打算和你好好聊聊，这样你也能一同体验我的历程，再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2“有这么一些人，”史迈利轻松自在地说道，一面愉快地朝着牛津三一学院来的那个漂亮女生笑了笑，她可是我特意安排坐在史迈利对面的，“当他们的过去受到了威胁，就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甚至彻底丧失他们心目中的自我。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终结我所生活的时代。因此，如果我的过去直到今天还存在，你们就可以说我失败了。可是那种过去已不复存在。我们赢了。这并不是说取得胜利有多了不起。或许我们根本没有赢，只不过是他们输了而已。或许没有了意识形态冲突枷锁的束缚，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不说这些了。重要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重要的是，我们有希望。”

他从耳朵上取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摸索着衬衫的前襟，不知要找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在找领带，平时他习惯拿领带宽的那一头擦镜片。但现在打得别别扭扭的领结却无法提供这种方便，所以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丝绸手帕。“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本领。有那么多背信弃义的盟国，虚情假意的朋友，我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幻想。”他又戴上眼镜，冲着我微微一笑，我估计他就会这样。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学生。时间又回到了1960年代，我还是个羽翼未丰的间谍，而乔治·史迈利——宽容、耐心而又聪明的史迈利——正关注着我最初的飞行。

当年的我们可都是好小伙子，每天的时间好像也比现在要长。也许并不比我现在的学生们优秀多少，但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为坚定。新生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拯救全世界的准备，哪怕让我上天入地去搞情报都没问题。我们那批新生有十个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在沙拉特训练所，在阿盖尔的峡谷，还有威尔特郡的作战营地——我们像渴望赛跑的纯种马一样，等待着初次被分配到行动岗位上。

可以说，我们也是在伟大的历史时刻走向成熟的，尽管当时历史的走向与今天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前、国与国之间相互敌视的现象，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显而易见。“红祸”无处不在，甚至已经逼近我们自家壁炉前的神圣之地。柏林墙建起已有两年，看样子还会继续矗立两百年。中东地区是座火山，和今天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英国人选定的仇视对象是纳赛尔，原因无非是他让阿拉伯人重新获得了尊严，还拉着苏联人一起和我们讨价还价。在塞浦路斯、非洲和东南亚，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奋起反抗从前的殖民者老爷。即便有少数几个勇敢的英国人偶尔觉得我们的势力因此受到了削弱——没关系，美国表兄总会继续带着我们玩这场世界范围的游戏。

因此，身为正在成长的秘密英雄，我们拥有需要的一切：正义的事业，邪恶的敌手，宽大为怀的盟国，动荡不安的世界，为我们欢呼喝彩的美女——不过她们只能站在边线之外；最棒的是我们还继承了伟大的传统，因为当时的圆场还安然享受着战时的荣耀。我们所有的领导几乎都是在对德谍报活动中获得荣誉的。在非正式的座谈会上被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赞同一点：就保护人类不受自身暴行的伤害而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德国佬还要凶险。“先生们，你们继承的可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的训练组组长、传奇人物杰克·阿瑟·拉姆利总喜欢这么说，“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真他妈的走运。”

是啊，我们简直太想听听他的意见了！杰克·阿瑟是一位虎胆英雄。三年的时间里，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进进出出，简直像是别人家里的常客。他曾经单枪匹马地炸毁桥梁。他被抓住过，逃脱之后又被抓住，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他赤手空拳地杀过人，也曾在搏斗中丢掉几根手指。当血与火的战争结束、“冷战”取而代之，杰克根本没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五十五岁的时候，他还能用勃朗宁九毫米手枪在二十步开外的人形靶上打出一张笑脸来。他能用回形针捅开你的门锁，不出三十秒就能在厕所冲水的拉绳上装好诡雷，只要一个动作就能把你摔倒在体育馆的垫子上，压得你动弹不得。杰克·阿瑟曾派我们从斯特林轰炸机上跳伞，用橡皮艇送我们登上康沃尔的海滩，在食堂吃晚饭时让我们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如果杰克·阿瑟说这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肯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可是这也让等待的过程变得愈发难熬。要不是有本·阿尔诺·卡文迪什和我一起分担，可能还会更叫人受不了。待在总部到处跑腿打杂也有个限度，干得太久了你的热情就会变成恼怒。

本和我是同一个星座的。我们年龄相同，上的是同样的学校，身材相仿，身高也只相差一英寸。就知道圆场会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兴奋地跟对方说；他们很可能早都想好了！我们俩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本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名字里的“阿诺”就源自他的德国血统。也许是为了补偿血统上的缺憾，我们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喜好社交的英国阶层——爱好运动、奉行享乐主义、私立公学出身、充满阳刚之气，生来就是要当领导甚至是领袖的材料。不过，看到我们那届学生的集体照时，我发现本扮演这样的角色比我更合适，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当年的我根本不具备的成熟气质——他额前有V字形的发尖，下巴线条刚毅，虽然年纪轻轻，却俨然是个男子汉。

据我所知，本之所以得到了人人都眼馋的柏林岗位，而我却没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要负责掌管在东德境内工作的有血有肉的情报员，而我却只能再次待命。“我们准备把你借调到监视组干几个星期，小内德，”人事组的头儿说起话来一副故作慈祥、自鸣得意的腔调，我当时已经开始讨厌他了，“这对你是很好的经历，他们也需要人手帮忙。会碰到很多惊险刺激的事。是你喜欢的。”

只要能换个活儿，怎么都行，我心想。所以我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个月，我一直坐在三楼一张黑咕隆咚的办公桌前，动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处心积虑地破坏在——咱们姑且说是贝尔格莱德吧——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我的那位上司讲话慢吞吞，到高级官员酒吧吃顿午饭要花上几个小时，我在他的指导下热情高涨地为会议代表团乘坐的火车重新安排线路，派人堵住他们下榻酒店的下水道，还打匿名电话威胁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安了炸弹。这之前的一个月，我英勇无畏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等着我收买的打杂女佣把前一天大使馆废纸篓里的东西带过来，从我这换回一张五镑的钞票。与这些不入流的活儿相比，跟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监视人员干上几个礼拜，这在我看来简直像是去免费度假。“他们把你分到了‘肥仔’行动那一队。”人事组的头儿说，然后把伦敦西区格林街上一座安全屋的地址给了我。走进安全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乒乓球，一台吱呀作响的留声机在播放格雷西·菲尔兹的歌曲。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满怀羡慕地默默念叨起本·卡文迪什来，还有他那些身在柏林的英勇谍报员，那座城市可是永恒的间谍之都。当天晚上，我们的队长蒙蒂·阿伯克向大家作了情况简报。

容我先替自己辩解一番。那个时候的我对其他阶层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因此名副其实地属于军官阶层，而且觉得自己生来就跻身于社会体系的上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圆场这个机构无非是其保护的英国社会的小小缩影，因此我也自然而然地以为，我们的监视人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当——比如溜门撬锁的、搞窃听的——就应该从工匠阶层里来挑选。跟踪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戴着圆顶礼帽。一旦你离开伦敦市区的黄金地段，那一口千锤百炼的BBC播音腔不可能让你做到不引人注目，尤其是当你在假扮街头小贩、擦窗工人或是邮局技师的时候。因此，你顶多只能把我看作一个年轻识浅的见习船员，坐在一帮经验丰富却没什么地位的同船水手中间。你看到的蒙蒂也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眼中他的形象——就像一个精神紧张、总爱找茬的猎场管理员。算上蒙蒂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于是分成了三个三人小组，每组里面都有一个女的，好照顾到女厕所。这是条原则。蒙蒂是我们的头儿。“晚上好啊，大学生，”他站到一块黑板前头，正对着我说道，“我说，来个素质高点儿的帮我们提提品位，这感觉总是挺好的啊。”

四周一片笑声，就数我笑得最响。得让他的手下知道我开得起玩笑。“大学生，明天的目标是某君主国至为尊贵的‘肥仔’殿下，又叫做——”

蒙蒂转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笔，费劲地写下了一个老长的阿拉伯名字。“我们的任务，大学生，就是PR，”他接着说道，“我觉得你应该知道PR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们在间谍上的伊顿公学里肯定教过你了。”“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我说，没想到这回答会把其他人逗得乐不可支。天知道，在监视人员的行话里头“PR”这两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的竟然是“保护并报告”（Protect and Report）。我们在明天——以及那位皇室贵客愿意把自己交给我们保护的期间——要执行的任务，是确保他不受任何伤害，并向总部报告他的行动，无论是社交还是商务方面。“大学生，你跟保罗、南希一组，”介绍了行动时需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之后，蒙蒂对我说，“你在这个组里是第三号，大学生。请你务必一字不差地按照指示去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用自己的话向你介绍一下“肥仔”案例的背景，而不是照搬蒙蒂的话，而且是带着时隔二十五年的后见之明来回顾往昔。即使是在今天，想起当初的自以为是，以及我在蒙蒂、保罗和南希这些人眼中的形象，我都会感到脸红。

首先要知道，获准在英国倒卖军火的商人都把自己视为“毛毛糙糙”的精英人物——当年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还享受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特权，警方、官僚机构和情报部门都对他们另眼相看。出于某些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原因，军火商从事的可怕行当反倒让他们与这些机构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也许是由于他们给人一种关于现实的错觉，让世人觉得枪炮就是决定生与死的朴素真理。也许在我们的官员僵化受限的头脑里，军火商经营的货物也跟敢于动用这些货物的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威。我不知道。但多年以来，生活残酷的一面我已经见识得太多，因此我知道这世界上喜好战争的人有许多，但真正有机会参与其中的人却很少；许多枪炮被买下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这种喜好，而不是出于某种情有可原的目的。

你也要知道，“肥仔”是这个行当里最被看重的客户。我们肩负的“保护并报告”任务，其实只是一项伟大事业之中的一小部分，即精心维护两国关系，培养出一个所谓的“友好阿拉伯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得拿出英国人的做派向小王子们曲意逢迎、收买人心、溜须拍马，甜言蜜语地哄着人家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让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对石油的毒瘾。另外，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得卖掉足够多的英国武器，好让伯明翰那些恶魔般的工厂日日夜夜地运转下去。也许这能够解释蒙蒂为什么打心眼儿里讨厌我们这次的任务。不管怎么说，我宁愿这么想。大家都知道常年干监视工作的人喜欢说教——而且是带着理性的思考。起初他们只是监视，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蒙蒂已经到了思考的阶段。

至于“肥仔”，他赢得上述待遇的资格简直是无可挑剔。他是某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国王的败家弟弟，喜欢心血来潮，常常忘记自己以前买过什么东西。他乘着国王的波音喷气机如期抵达，降落在伦敦附近一座特意为他清空的军用机场，目的是想找点儿乐子，再买点儿东西——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其中会包括一些没什么价值的小东西，比如几辆带防弹钢板的劳斯莱斯，给他自己用；卡地亚珠宝店里不值钱的小饰品他得买下一半，好送给遍布全球的女性朋友；我们不算太新式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买个一百来套；不算太新式的战斗机还得再给他的国王哥哥买上一两个中队。别忘了，还有一份油水十足的英国政府合同，涉及零配件、维修和训练，足以让皇家空军和武器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哦，对了，还有石油。我们得有石油来烧啊，这太自然了。“肥仔”的随行人员除了私人秘书、占星家、马屁精、保姆、小孩和两位家庭教师之外，还包括一名私人医生和三个保镖。

最后还有“肥仔”的老婆，她的代号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从第一天起蒙蒂手下的监视人员就把她叫做“熊猫”——她一拿掉面纱就会露出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又总是一副愁眉苦脸、形影相吊的样子，活像是濒临灭绝的物种。“肥仔”的老婆足有一长串，“熊猫”尽管年纪最大，却是最得宠的，可能也最能容忍丈夫在城里到处花天酒地，因为“肥仔”爱逛夜总会，也爱赌博——他还没到，这些嗜好就让监视人员恨透了他，因为据说此人很少在早晨六点以前上床睡觉，而且每晚输掉的钱差不多等于他们所有人一年工资总和的二十倍。

这帮人住在西区的一家豪华宾馆里，房间分布在两层，两层楼之间由特别安装的一部电梯相连。和许多年届四十的酒色之徒一样，“肥仔”也很担心自己的心脏。他还担心窃听器，喜欢把电梯当做可以放心说话的安全屋。因此，圆场的监听人员很“贴心”地给他在电梯里也装了个窃听器，他们估摸着靠这玩意儿能听到最新宫廷阴谋的花絮，或是任何有可能影响“肥仔”军火采购清单的潜在威胁。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第三天，一个不知其名、身穿毛领黑色大衣的小个子阿拉伯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出现在骑士桥一家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当时“熊猫”和她的随从正在玻璃柜台上铺开的一大堆褶边白色内衣里挑来拣去。“熊猫”也有她自己的间谍。已经有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说前一天“肥仔”爱不释手地研究了半天同样款式的内衣，甚至订了几十套让送到巴黎的某个地址，那儿有位受宠的女性朋友拿着他贴补的钱过着奢靡的日子，时刻等着他去临幸。

第三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那个三人小队的士气很低落。保罗的全名是保罗·斯科迪诺，他性格内向，满脸麻子，骂起人来毒得很。南希告诉我他最近心情不好，但没说是为什么。“他开车撞到了一个姑娘，内德。”她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的意思还不仅仅是“撞到”。

南希只有五英尺高，模样看起来像是个持证上岗的拾荒女。考虑到她的水准——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她穿着莱尔线织的长筒袜，合用的橡胶底休闲鞋，鞋子她很少换。她要用的其他东西——头巾、雨衣、不同颜色的羊毛帽子——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执行监视任务时，我们这个小队每一班工作八小时，总是按照同样的队形：南希和保罗在前面打头，小内德跟在最后当清道夫。我问过斯科迪诺能不能变换一下队形，他说要适应现有情况。第一天，我们跟着“肥仔”去了桑赫斯特，那儿专门设午宴款待他。我们三个人在大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吃着鸡蛋薯条，斯科迪诺先骂了阿拉伯人，然后骂西方人不该剥削他们，最后又骂起了五楼，把他们说成一帮爱打高尔夫的法西斯，我听了很不高兴。“你是共济会的吗，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说我不是。“哼，你最好还是赶紧加入吧。没注意到人事组头儿跟你握手的时候一副敷衍了事的样子？要不是共济会的人就永远别想去柏林，大学生。”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芒特街附近转悠，当时“肥仔”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两把珀迪猎枪。他先在店里莽撞地试射了一发子弹，后来听说得等两年猎枪才能做好，顿时大发雷霆。好戏一幕幕上演的时候，保罗两次命令我到店里去。我告诉保罗，店员见我絮絮叨叨地问个没完，都有点疑心了，他倒是显得挺高兴。“我还以为你经常到这种地方去呢，”他说着咧嘴一笑，那样子简直像个骷髅，“打猎呀，射击啊，钓鱼啊——五楼的人都爱干这些事，大学生。”

当天晚上，在南奥德利街一家装着百叶窗的妓院外头，我们三个人直挺挺地坐在一辆厢式车里，总部那边则是一片恐慌。“肥仔”钻进妓院才两个小时，就打电话到酒店让他的私人医生立即赶过来。他的心脏！想到这个我们也紧张了。该不该冲进去？总部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胡思乱想：我们的保护对象还没来得及开支票买下那些老掉牙的战斗机，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某位过于敬业的妓女的怀抱里。直到凌晨四点，监听组的人才让我们放下了心。他们解释说，“肥仔”刚才一时为阳痿所苦，叫私人医生是要给殿下的屁股来一针催情剂。我们五点钟才回到驻地，斯科迪诺都气疯了。不过听说“肥仔”明天中午要到卢顿参加一场盛大的武器展示，观摩还算比较先进的英国坦克，我们估计能休息一天，三个人都感到挺宽慰。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熊猫’想给自己买点漂亮玩意儿，”我们回到格林街时蒙蒂亲切地宣布说，“你们三个上。不好意思啊，大学生。”

于是我们来到了骑士桥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也到了我的辉煌时刻。我心里在想着本。本，我情愿用我的五天来换你的一天——突然间，我不再想着本了，也没再去羡慕他。我缩身躲进门口的隐蔽处，对着累赘的无线对讲机的话筒说话，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设备。我用的是能和基地直接通话的频道。斯科迪诺跟我说过，别用那个频道。“‘熊猫’的背上有只猴子，”我尽可能平静地对蒙蒂说，用的是监视人员通常用来描述神秘跟踪者的行话，“身高五英尺五，黑色鬈发，小胡子很浓密，四十岁左右，穿黑色大衣、橡胶底的黑色鞋子，样子像阿拉伯人。‘肥仔’的飞机抵达时他也在机场。我记得他。是同一个人。”“跟着他，”蒙蒂简洁的回答传了过来，“保罗和南希跟着‘熊猫’，你盯着‘猴子’。在几楼？”“一楼。”“他去哪儿你就跟到哪儿，随时向我报告。”“他怀里可能揣着家伙。”我说，眼睛又鬼鬼祟祟地盯在报告的对象身上。“你是说他怀着个小家伙？”

我觉得这话一点儿也不好笑。

让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因为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前呼后拥的“熊猫”逛起街来慢得像蜗牛爬，跟着他们的人还不止我们三个。有钱的阿拉伯王妃们驾临骑士桥名店时，一向都不会不告而来。除了商场里那两个身穿黑色上装、条纹西裤的楼层巡视员，还有两个一看就是私家侦探的人分别站在两个拱门边，双腿分开，两手握拳贴在身侧，仿佛随时准备跟旋转托钵僧格斗。好像这都还不够似的，当天早晨苏格兰场也特地派出了自己的标志性保护力量——一个面容冷酷、身穿系带雨衣的男人，坚持要一直跟在“熊猫”旁边，对靠近身边的所有人都怒目而视。最后，你一定得注意身着礼拜日盛装的保罗和南希，他们俩背对着所有人，装出正在仔细挑选睡衣的样子，从镜子里观察我们的保护对象。

你得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香气袭人、女眷内室一般隐秘的场景之中。周围到处是薄如蝉翼的内衣、厚厚的长绒地毯和姿态慵懒、半裸着身子的假人模特——更不用说那些身穿黑色绉纱服装、态度亲切、头发花白的女店员了，她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其仪态举止不至于再对顾客构成什么威胁，因此才能执掌这女性隐私的神圣之地。

我注意到，其他的男人要么压根不往女性内衣部里面走，要么就是目不斜视地匆匆穿行而过。我的本能反应按理说也会是一样，可我认出了这个神情忧郁的小个子男人，他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棕色的眼睛透着狂热，始终坚定不移地在十五步开外跟着“熊猫”的随行人员。要不是蒙蒂把我放在清道夫的位置上，我也许根本不会发现他——或者说不会在当时发现他。不过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他和我虽然干着不同的行当，却都必须与我们的目标保持同样的距离——我显得很冷淡，他却流露出一种强烈而又神秘的依赖感。因为他的目光从来都没离开过她。哪怕是在被柱子或别的顾客挡住的时候，他仍然竭力把黑乎乎的脑袋扭过来扭过去，直到再次用热切而又疯狂——当时我确信是这样——的目光将她锁定。

我第一次感觉到此人身上的这种狂热，是在机场到港大厅看到他的时候。他踮着脚把脸贴在长窗的玻璃上，不停地扭动着身子，想看清楚皇室夫妇走过来的样子。当时我并没觉得他有多么不同寻常。我观察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挑剔审视的眼光的。看起来他只不过是组成皇室欢迎团的一大群外交人员、侍从和跟班之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如此，他的极度热情还是让我心有所感。看着他使劲把瘦削的脸贴到玻璃上，我暗想，原来中东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情报部门必须遏制的异教徒的激情，否则我们可别想开着汽车、家里有暖气烧，还能平平安安地卖掉我们生产的武器。“猴子”向前走了几步，斜眼瞅着一个柜台里的丝带。他走路时的姿态与他的绰号完全相符，步子很大，却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他行动时似乎只有膝盖以下的部位在动，迈起步来仿佛是在玩弄阴谋诡计。我特意选了他旁边的一个吊袜带展示柜，一边瞅着里头的陈列品一边偷偷地打量他，看他的腰部和腋下有没有什么泄露天机的突出物。他的黑色大衣是枪手钟爱的经典款式：样式宽松，没有腰带，可以毫不费力地藏住一把装着消音器的长管手枪，或者是挂在腋下的一支半自动步枪。

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双手，我自己的手因为紧张感到阵阵刺痛。他的左手随意地贴在身侧，但看起来更有力的右手却老是往胸口的方向摸，还总会停顿片刻，仿佛是在积聚勇气，准备最后孤注一掷。

是用右手斜伸拔枪，我心想。枪的位置很可能在腋下。训练我们使用武器的老师教过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还有他的眼睛——那双狂热分子的黑眼睛满含热情，仿佛在缓缓燃烧——即使从侧面看，那双眼睛注视的好像也是来世。他是不是曾发誓要向她复仇？还是报复她的家人？那帮狂热的毛拉是不是曾对他许下诺言，事成之后他肯定能跻身天堂？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并不多，仅有的一些知识还是来自于几堂文化背景课和P.C.雷恩的小说。不过，这点儿知识已足以引起我的警惕，让我知道面对的是一个毫不珍惜自己生命、敢于铤而走险的狂热分子。

至于我自己，可叹啊，我却是手无寸铁。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监视人员在执行常规任务时根本别奢望能携带武器，但秘密保护工作并不是普通的监视，因此保罗·斯科迪诺从蒙蒂的保险柜里领到了一把手枪。“一把枪就够了，大学生，”蒙蒂带着老头似的微笑对我说，“我们可不希望你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说是吧？”

因此，当我直起身轻手轻脚地再次跟上他时，我能做的也只是事先想好该使用无声暗杀课上要求掌握的哪一种招数。我是不是该从他身后发起进攻——猛击他的后脑勺，或者是给他来个双风贯耳？这两招都能立刻要他的命，但留着活口还能盘问盘问。还是趁他拔枪的时候先扭断他的右胳膊，用他自己的武器制服他？但如果我让他拔出枪来，我自己会不会也被周围的几个保镖一阵乱枪打死？

她看见那家伙了！“熊猫”直直地盯着“猴子”的眼睛，“猴子”也回望着她！

她是认出他了吗？我敢肯定她认出来了。但她看出他的企图了吗？她会不会是受到某种奇怪的东方宿命论思想的影响，已经准备赴死了？我继续观察着他们俩之间神秘莫测的交流，与此同时种种恐怖的可能性在我的脑海中转个不停。两个人的眼神碰在了一起，“熊猫”的动作一下子僵住了。她那双戴满金银珠宝、张牙舞爪的小手本来正在拼命搜刮柜台上的衣物，这时却停住了——接着，那双手就像是在听从他的命令，老老实实地滑落到了“熊猫”的身侧。这之后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显得毫无主意，连避开他锐利眼神的力气都没有。

终于，带着一种绝望的、莫名其妙的谦卑神情，她转过脸去不再看他，低声和女伴说了些什么，然后把手伸向柜台，放下了还攥在手里的一样带褶边的东西，也不知到底是什么衣物。那天她穿着棕色的衣服——如果她是个男人，我肯定会说那身衣服倒像是方济各会的修士袍——宽大的衣袖比她的胳膊还要长，额头上紧紧系着一块棕色的头巾。

我看见她叹了口气，然后慢慢地、听天由命地（对此我确信无疑）带着随行人员朝拱门走去。她身后紧跟着一名私人保镖，保镖后面则是苏格兰场派来的那个警察。接下来是随行人员中的女伴，商场的楼层巡视员跟在后面。最后是保罗和南希，他们俩故意装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好不容易放弃了研究了半天的睡衣，像其他顾客一样跟在这一大群人后面闲逛。保罗肯定已经听到了我和蒙蒂的谈话，根本没屈尊瞅我一眼。向来对自己的业余表演本领引以为豪的南希，正假装跟他上演一出夫妻吵架。我想要看看保罗有没有解开上装外套的纽扣，因为他也喜欢斜着拔枪。但他那宽阔的脊背正对着我。“好了，大学生，给我瞧瞧。”蒙蒂变魔术似的出现在我身旁，清清楚楚地对着我的左耳说。他站在我身旁有多久了？我根本不知道。正午已过，我们该撤下去了，但现在可不是换岗的时候。“猴子”离我们还不到五码远，他悄悄地迈着步子，无比坚决地跟在“熊猫”身后。“我们可以在楼梯里把他制服。”我嘟哝着说。“大点儿声，”蒙蒂建议道，他说话的声音还和刚才一样不加掩饰，“正常说话，没人会注意你。歪着嘴角嘀嘀咕咕，人家会以为你要来抢收银台。”

我们在一楼，因此“熊猫”这帮人肯定要乘坐电梯，不论是上楼还是下楼。电梯旁边有两扇弹簧门，当年从门口进去是一道石砌的疏散楼梯，楼道里潮乎乎脏兮兮的，台阶上铺着油毡。跟着“猴子”朝拱门走去的时候，我一路断断续续地跟蒙蒂讲我设想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谓简单明了。等这帮人走近电梯时，蒙蒂和我从“猴子”左右两侧逼上去，分别逮住一只胳膊把他拖进楼梯道。照着腹股沟来一拳就能把他制服，然后卸掉他的武器，偷偷地绑到格林街，邀请他主动坦白。训练的时候这种事我们练过几十次——有一回我们错绑了一位无辜的银行职员，那人正赶着回家去见老婆孩子，我们却误以为他是训练组的，结果弄得很尴尬。

可蒙蒂听到我的计划，没做出任何表示，这让我感觉很沮丧。他看着两个楼层巡视员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好让“熊猫”一行能清清净净地乘电梯。他脸上带着笑容，和其他有幸一睹皇室成员尊容的普通人一样。“她要下楼，”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敢拿一镑跟你赌一便士，她肯定要去买那些人造的珠宝首饰。别以为从海湾国家来的人看不上人造的假货，他们可喜欢得不得了呢！他们觉得买这些东西划算得很。来吧，儿子。这真有意思。咱们也去瞧一瞧。”

现在我宁愿这么想：尽管当时我听到蒙蒂这么说有点莫名其妙，也还是能看出他的谍报技巧很高超。“熊猫”的异国随从们大都穿着阿拉伯式的服装，这让其他顾客觉得非常好奇。蒙蒂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看热闹看得正开心。没错，又给他说着了，他们的目的地确实是人造珠宝部，而“猴子”也料到了。我们从电梯出来的时候，他急忙窜到人群前头，在亮闪闪的陈列品旁边找了个有利的位置，左侧的肩膀挨近墙边，这恰恰是右撇子枪手斜向拔枪时必须采取的姿势。

然而，蒙蒂根本没找个有利的战略位置以备还击，而是跟在“猴子”后面晃悠。他站到了“猴子”的身旁，接着招手让我也站到他旁边。这样一来我别无选择，只能让蒙蒂——而不是“猴子”——处在我们三个人的中间位置。“儿子，我总爱来骑士桥就是因为这个，”蒙蒂解释说，声音大得连半个楼层的人都能听见，“你根本想不到在这地方会碰到什么人。你记得吧，上回我带你妈来的时候——那天我们先去了哈罗兹的美食广场。我心想：‘嗨，我认识你啊，你是雷克斯·哈里森嘛！’当时我伸出手就能碰到他，可我没那么干。这儿可是全世界的交叉路口，骑士桥这地方。你同不同意，先生？”蒙蒂冲着“猴子”举帽致意，那家伙没精打采地冲他笑了笑。“我在想，这帮人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看样子像是阿拉伯人，他们随时都能拿出所罗门王的财富。我敢说，他们连税都不交。皇室成员肯定不交税，嗯，用不着交。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皇室会自己给自己交税，没那个道理。看到那边的大块头警察了么，儿子？他准是特别分部的，瞧他那绷着个脸的蠢样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熊猫”一行人分散到打着灯光的一个个玻璃柜台前，“熊猫”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躁情绪，让店员把托盘拿出来给她看。很快，就像在女士内衣部时一样，她拣起一件东西，举到灯光下翻来覆去地仔细审视，然后放下来，再拿起另外一件。就在她一件接着一件鉴赏了又放弃掉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她焦急的目光瞥向我们这边，先瞅了瞅“猴子”，然后又瞅着我，仿佛觉得只有我才能保护她。

我瞟了一眼蒙蒂，想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可他仍然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刚才在女士内衣部里就是这样的。”我悄声说，忘记了蒙蒂告诉过我要正常说话。

但蒙蒂还在用大嗓门继续长篇大论。“可是从里面看，儿子——我一直这么说——从里面看啊，皇室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们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生下来的时候都光着身子，最后也都得到坟墓里去。健康才是财富；多交朋友比多挣钱管用，我觉得。我们全都有同样的欲望，都有许多小毛病，也都有顽皮淘气的时候。”他这么说个没完，仿佛是故意反衬我极度警觉的样子。“熊猫”又让店员拿出了好几个托盘。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华丽的人造宝石头饰、手镯和戒指。她挑了一套人造红宝石做的三串式项链，举到脖子前面比着，然后拿起一面手持的小镜子欣赏起自己的形象来。

是我在想象吗？不是的！她在用那面镜子观察“猴子”和我们俩！先是一只黑色的眼睛，接着另一只眼睛也盯住了我们；然后两只眼睛都看了过来，这是在警告我们，在乞求我们。这之后她又把镜子放下，转过身背对着我们，仿佛有点生气似的贴着玻璃柜台的边缘一掠而过，那儿还有刚拿出来的托盘在等着她。

就在此刻，“猴子”向前迈了一步，我看见他抬起一只手伸向大衣的领口。我顾不上谨慎小心了，也跟着上前一步，右胳膊往后一收，弯起右手的五指，掌心与地面平行，这是沙拉特教过的标准姿势。我决定照着他的心窝来一记肘锤，紧接着用手刀斩向他的上嘴唇，就在鼻软骨和上颌相连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许多复杂神经的汇集点，照准了猛击一下能让他暂时失去行动能力。“猴子”张开嘴，吸了口气。我估计他会大叫“真主”，或是喊出某个宗教激进主义派别的口号——不过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对奉行宗教激进主义的阿拉伯人并不了解，也不在乎他们——我当即决定自己也得大喊一声，这不仅是为了迷惑他，也是因为深吸一口气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我的血流，增加打击的力量。我都已经在吸气了，却突然感觉到蒙蒂的手像铁箍一样牢牢抓住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大得出奇，攥得我根本动弹不得，随即把我拖回到他的身边。“可别这样，儿子，这位先生排在你前面，”他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有件秘密的小事情要处理，对不对，先生？”

还真是这样。蒙蒂一直紧抓着我不放，直到我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猴子”开口说话了。不是冲着“熊猫”，也不是冲着她的随从，而是冲着那两个身穿条纹西裤的楼层管理员。他们俩侧过头来听他说话，起初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随即变得惊讶而又关切，同时视线也转向了“熊猫”。“哎呀，先生们，王妃殿下希望她购物的时候不要太正式，”他说道，“我们这么说吧，包装、开发票之类的麻烦事可以免了。她已经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三四年前的她最擅长讨价还价了。没错。不管她想买什么东西，都能拿到最划算的折扣。不过今天，到了她人生的这个阶段，买起东西来她说了算——她要亲自把想买的东西拿在手里。哦，或许我应该说是拿在袖子里？因此我奉亲王殿下之命，要以非常优厚的价格买下王妃殿下‘非正式’挑出的所有商品，但有一点务必要非常明确，先生们：此事决不允许有一点风声传进公众的耳朵里，不管是文字上还是口头上，你们明白了吧？”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天哪，那不是能要人命的瓦尔特自动手枪，不是赫克勒-科赫轻型冲锋枪，甚至不是我们钟爱的勃朗宁九毫米手枪，而是一只压花的摩洛哥真皮钱包，里面装满了他主子的各种面值的钞票。“我算了一下，先生们，有三只精美的戒指，一只人造祖母绿的，两只人造钻石的；还有一条人造红宝石项链，三串式的。按照亲王殿下的意思，支付款项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给贵店员工带来的种种不便。其中也包括给二位先生的一点好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就公众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蒙蒂紧握着我的手终于松开了。我们一起朝大厅走去，这时我才敢偷偷地瞟他一眼。我如释重负地发现，他的神情尽管若有所思，却出乎意料地温和。“咱们的工作就麻烦在这儿，内德，”蒙蒂满意地解释道，这是他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生活本来只有这一面，我们却偏偏要从另一面去看。有时我自己也希望能碰到一个实打实的敌人，这我愿意承认。找起来很费劲，对不对？好人实在太多啦。”

3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明信片在哪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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