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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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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试读：

长篇小说《1Q84》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分BOOK1、BOOK2两卷出版，至九月七日即印行十八次，两卷合销二百二十三万册，成为热门话题。小说分48章以双线平行结构（parallel worlds）推进。奇数章为“青豆”章，偶数章为“天吾”章。女主人公青豆年轻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身材高大而谨小慎微。身为体育俱乐部教练的青豆受一位神秘而富有的老妇人之命，以极其巧妙的手段结束了若干虐妻男士的性命。这期间进入同一九八四年并行的1Q84年的世界。继而受命谋杀邪教的教主（Leader），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身为补习学校数学教员的天吾受出版社好友之托，改写十七岁女高中生深绘里暗示邪教初期内幕和有“小人儿”（Little people）出现的小说《空气蛹》，小说因此获奖并成为畅销书。天吾亦和深绘里成为好友。不料深绘里竟是名为“先驱公社”的邪教教主的女儿，天吾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引起“小人儿”的警觉。最后，天吾发现小说《空气蛹》中的“空气蛹”实际出现在父亲的病床上，开裂后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自己十岁时开始动心而二十年间从未相见的恋人青豆！与此同时，现实中的青豆则因听信教主之言为保全天吾而将手枪管含入口中扣动扳机。BOOK2至此结束。

显然，故事是围绕邪教团体展开的。邪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轴和关键词。而邪教并非纯属虚构，其原型是《地下》中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村上本人对此也一再提起。他在《1Q84》出版不久接受报纸采访，谈及创作起因：一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很早以前就想以G·奥威尔的‘未来小说’为基础将不久的过去写成小说”；二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在法院听得案件主犯林泰男被判处死刑，村上心情很沉重：“并非犯罪型人格的普普通通的人因为种种流程而犯了重罪。觉察时已经成了不知何时被剥夺性命的死囚——我设身处地想像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持续思考这一状态的含义。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读卖新闻》2009年6月16日）。距此约一年前被记者问及《1Q84》主题时村上也讲到奥姆真理教：“我认为当今最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每日新闻》2008年5月17日）。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即《1Q84》出版三四个月后村上又一次在《每日新闻》上强调：“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对于我始终是最主要的主题。体制不能没有，但体制在很多方面将人变为非人。在沙林毒气事件中或死或伤的人也是奥姆这一体制伤害个人的结果。”

日本学者也已明确指出《1Q84》同采写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地下》之间的关联。文艺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者铃村和成认为村上从未写过像《1Q84》这样主题鲜明的小说，“主题即是以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新宗教（cult）集团”。同时指出“出场人物多多少少同奥姆性质的‘新宗教’有关”（《解读村上春树〈1Q84〉》，河出书房新社2009年7月版，P.99—100）。美国文学专家越川芳明同样认为“村上春树的《1Q84》可以作为以一九九五年制造地铁沙林事件的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寓言故事来读”（同上P200）。换言之，《1Q84》乃是对《地下》中的奥姆真理教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历史事件的拟写。可以说，没有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就不会有十几年后的长篇小说《1Q84》。在这个意义上，若想深入理解《1Q84》，就必须回溯《地下》（包括《地下Ⅱ·在约定的场所》），回溯奥姆真理教和沙林毒气事件。

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对于日本是极为糟糕的年份。一月十七日发生7.2级神户大地震（日本称“阪神大震灾”），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后超过六千四百人，《每日新闻》形容说“状况简直同刚刚战败时无异”。此后不到两个月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三月二十日清晨，十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两人一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钻进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液状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在密封的车厢和停车时的月台上弥漫开来，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官方正式公布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有的终身致残。地震摧毁了日本抗震施工技术的神话，“沙林”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乃日本战后最惨重的天灾人祸。村上春树在《地下》题为“没有标记的噩梦”的后记中就此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无独有偶，奥姆真理教恰恰出现在一九八四年。最初仅有三名成员，在涩谷租用一个公寓套间，作为“奥姆神仙会”开始活动。提出的构想是：创造衣食住全部基于真理的所谓“幸福生活”，建立教育、医疗和就业机构，进而“转生”进入高层次世界。十一年后制造了这起震惊整个日本的恐怖事件。

村上春树一九九一年初赴美，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住了两年半，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剑桥市）住了两年。其间主要创作了日文原著为上中下三卷的《奇鸟行状录》。九五年三月临时回国时在神奈川县海边家中得知东京发生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其后按计划重返坎布里奇，六月彻底回国。从九五年十二月开始整整用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事件受害者，九七年一月最终脱稿，同年三月十五日即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两周年前夕刊行问世，此即《地下》。

村上作为颇有后现代倾向和大体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个人主义”作家何以一反常态，全力以赴采写这样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呢？

写《地下》的最初动机，首先是想作为事实详细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地下发生了什么。我想以我的方式彻底把握和追究其中的事实真相。不妨说，这项作业始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粹的疑问。我想真正知道了解的事谁也不肯告诉，往下只好由我自己迈开双腿四处调查。并且隐约期待从这一视角看清日本这一社会的形态。此外也怀有这样一种预感：很多事情说不定因此连在一起。但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动才行。躲在书房不动，有的东西是很难看清的。而这样的作业对于我无疑是面向新领域的一次挑战。

与此同时——终归是以水到渠成的形式浮现出来的——写《地下》这本书在结果上也是对我自身进行精神adjustment（调整）的重要作业。我结束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活返回日本，需要类似精神切换那样的东西。而那必须是同自己国家的刻骨铭心的面对。如今想来——只是说如今想来——我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邂逅在日本社会中生活的“普通人”，想尽情听他们倾诉，想把全副身心沉浸在他们的物语中。由此进一步说来，是想同“拥有不普通的共同体验的普通人”相遇，想知道他们在那种异样性、特异性之中何所感何所思以及如何将自己相对化、亲眼看见了怎样的场景。希望通过逐一参与他们讲述的物语而在结果上——只能在结果上——拓展和加深自己作为“在日本这个国家生存的作家”的视野。当然不是以此为目的开始的，而是说我本身不能不因这项作业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坦率地说，较之其中的客观事实，我感觉自己的意识更为指向围绕事实讲述的物语构成方式，本能地相信惟有那种自然而然的物语性方能治愈——哪怕局部地治愈——我们受伤的社会。那既是之于我的adjustment，又应是之于社会的adjustment。采写过程中我始终相信这种相互折射的力的作用。

以上引文来自村上为收录《地下》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⑥》所写的“解题”（讲谈社，2003年9月版P.690—692）。显而易见，采写《地下》的动机，一是了解事件真相，进而了解日本社会，二是进行精神调整，进而拓展自己的视野。而物语（或物语性）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地下》明显有别于nonfiction（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随后写道：“简单说来，我是想一个个实际亲身穿过证言提供者的话语（物语）而在那里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原模原样的世界，也希望读者感同身受”（同上P.696）。言外之意，村上感兴趣的更是事件背后的元素，即作为背景或土壤导致事件形成的日本这个社会以至日本每一个人内部的“地下”，而要逼近和发掘这个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只能诉诸物语即小说这一形式。村上这篇“解题”最后几句话尤其耐人寻味：“之于我的小说，好比发掘自己身上深埋的遗址那样的东西。来自外部的则是新的工具、新的材料。而用工具发掘的‘内容’，却是自己身上长久埋藏的东西。在久远的将来，很可能有一天发掘所得之物会作为我自身的遗址呈现出来”（讲谈社，2003年9月版P.697—698）。

十几年后，“遗址”终于发掘、呈现出来了，这就是《1Q84》这部大部头物语，这部足够长的长篇小说。

那么，《1Q84》中究竟有哪些部分属于《地下》的“遗址”呢？或者说《地下》的哪些“遗址”在《1Q84》呈现出来了呢？一句话，二者之间的联系何在？

我以为主要是关于物语的理念。

村上认为包括沙林毒气事件案犯在内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之所以由普通人变成信徒而深受其害，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固有的自我”即失去了制造“固有的物语”的主体性，致使自己“从他者、从被你转让自我的某人那里接受新的物语”。而教主“麻原彰晃能够以充分的说服力把这种作为junk（垃圾）的物语给予人们（求之不得的人们）。……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语，在局外人眼里绝对只能是令人喷饭之物。但公正说来，那里面确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是为了什么而不惜浴血争战的攻击性物语’”（《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讲谈社文库1999年版，P.751—752）。那一物语是封闭性的物语，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将人们的自我一点一点吞噬下去。而能够与之对抗的——村上后来在为收有《地下Ⅱ·在约定的场所》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⑦》所写的“解题”中指出——“不是逻辑，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仅仅是‘另外的物语性’、另外的‘开放的’物语性。简单说来，那是物语‘开放系’同‘封闭系’之间的战斗。”

二〇〇一年十月即美国“9·11”事件发生不久，村上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据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介绍，当时《纽约时报》一位记者注意到村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一个月前恐怖主义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于是在东京找到村上。村上将奥姆真理教的封闭世界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加以比较，认为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如果你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在开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谈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压力。但至少情况是开放式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决定你生活的方式……我写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正确的生存方式的人……这就是我的主题。与此同时我认为还有处于地下状态的另一个世界。你可以在你的意识中进入这个内在的世界。我作品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活在这两个世界——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与这个地下状态中的世界。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就能找到路径，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往来游走。要找到进入这个封闭循环的入口很容易，但要找到一个出口却很难。很多宗教领袖都会免费为你提供一个入口。但他们不会提供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追随者上套。在他们命令自己的追随者成为士兵时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我想，那些开着飞机撞大楼的人就是这种情况”（《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在这里，村上再次强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性世界即是封闭性物语的危险性——可以使人开飞机撞大楼，可以使人在地铁中施放毒气。

多年后的二〇〇八年，村上开始以“精神囚笼”这一措辞批判奥姆真理教及其封闭性物语（封闭性世界）的恐怖状态：“我认为当今最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因此，村上认定物语必须是对抗体制及其造成的“精神囚笼”的武器。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职责就是打磨这种武器，即写出开放性的好的物语——“好的物语会加深和拓展人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人就不情愿进入狭窄场所了”（《每日新闻》2008年5月17日）。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五日村上以《高墙与鸡蛋》为题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再度确认物语或小说的职责。他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物语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也就是说，村上已把物语置于个人灵魂同体制之间的冲突地带，将物语提升到灵魂守护神的高度。必须指出，村上在谈及这样的物语理念时总是念念不忘奥姆真理教。此次演讲后不久他在接受《文艺春秋》杂志独家采访时表示：

人一旦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听命于教旨及其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

奥姆真理教就是一个典型。我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写了《地下》，之后又听取信徒们的说法归纳成《在约定的场所》。还去东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傍听审判。案犯们当然是施害者，尽管如此，我在心底还是觉得他们也是鸡蛋，也是原教旨主义的牺牲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他们将自我整个转让给了那个团伙，被高墙围困，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某一天被人递给装有沙林的塑料袋，命令自己在地铁中捅破——此时已无法穿去墙外了。而意识到时，已经杀人被捕，在法庭被宣判死刑，投入牢房的四面墙之中，沦为不知何时被处死之身。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同BC级战犯一样。能够断言惟独自己不至于有此遭遇的人究竟会有多少呢？采用体制（System）和高墙这一说法的时候，我脑袋里闪过的也是牢房图像。（村上春树：《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载于《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

而早在十几年前村上就已经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质问：“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己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某种制度＝System吗？”二者可谓前后呼应。这显然意味着，村上十几年时间里始终在思索物语同奥姆真理教之间、个人同奥姆真理教式封闭性物语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炼之于自己的物语理念，等待将自己投入开放性物语同封闭性物语之间的战斗的时机。当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当世界愈发处于缺乏整合性的“混沌”（Khaos）状态或多元、多极形势的时候，村上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推出了《1Q84》。在这个意义上，《1Q84》可以说是村上式物语理念一次至为重要的大规模实践活动，因而理应是村上心目中足以同奥姆真理教式封闭性物语相抗衡的提供“出口”的开放性物语。不妨先看一下《1Q84》中村上通过男主人公天吾表达的关于物语理念的最新思考：

在物语的丛林中，无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多么一目了然，也不可能给予明快的解答，同数学的区别就在这里。物语的职责——笼统说来——就是将一个问题置换为另一种形式。解答的方式即通过其移动的质和方向性而被物语式暗示出来。天吾带着这一暗示返回现实世界。那类似写有无法理解的咒语的一张纸片。有时候因其缺乏整合性而不能马上发挥实际性作用。但它含有可能性。自己有可能迟早解开咒语之谜——这样的可能性将从深处一点点温暖他的心。（村上春树《1Q84》BOOK1，新潮社2009年5月版，P318）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置换”（换喻）表达物语的职责；二是以不提供明确答案表达物语的开放性；三是以缓慢温暖人心表达物语的对于个人的作用。这三点固然是此前物语理念的延伸，但有程度不同的新意。

那么，这种始自《地下》并不断发展的物语理念在《1Q84》这部日文长达一千多页的物语中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

首先，物语本身在《1Q84》中具有不止于温暖人心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村上作品中，大物语套着小物语是经常出现的创作手法。《1Q84》中的小物语无疑是《空气蛹》，但这个小物语却是驱动大物语《1Q84》的关键动力：出版社尝试通过《空气蛹》的出版赚钱，主人公天吾希望通过《空气蛹》的修改成为真正的小说家，戎野打算通过《空气蛹》的畅销同杳无音信七年之久的老朋友取得联系，教主企图通过《空气蛹》牵制“小人儿”。更重要的是，《空气蛹》描写了后来演变为邪教团体的“先驱公社”的由来和初期内幕，也是使之变成邪教团体和控制教主的神秘的“小人儿”唯一亮相的舞台。假如抽掉《空气蛹》这个小物语，《1Q84》将不复存在，同邪恶团伙及其体制相抗衡的力量也很难产生。这也意味村上春树文学创作策略的一个更加明确和自觉的转变，即由文体至上转变为物语至上。他清醒地意识到，较之过去刻意经营的文体，物语作为对抗“高墙”的武器有效得多。也就是说，他更相信物语的力量。

其次，封闭性“物语”（体制）的危险和恐怖在《1Q84》中得到充分演示。以《地下》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先驱公社”原本是开放性团体，其成员在从农民手中购得的田地里从事农业生产，承认私有财产，出入自由，同外界保持正常联系，也几乎没有“思想教育和洗脑”那样的活动。自从教主女儿深绘里领来“小人儿”之后，转而实行彻头彻尾的“秘密主义”，修筑围墙，中断同外界所有往来，成员不得离开，从而沦为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性体制。成员将“自我”整个托付给教主编造的封闭性物语。教主强暴教团内所有不到十岁的幼女，编造的物语性理由是以此赋予幼女“灵性觉醒”，强调这一所谓仪式必须在初潮前进行，由此产生的剧痛乃是“为了升入上一层次而无法回避的关口”。幼女的父母对此深信不疑，兴冲冲将自己的女儿献给教主满足其变态性欲。幼女狭小的子宫因此受伤，导致终生不育。其中一个叫“翼”的幼女逃出后变得表情呆滞，除了偶尔说出“小人儿”一词以外几乎完全失语。更可怕的是，这名幼女在老妇人的受害妇女救助中心生活期间突然失踪。教主说她已被“回收”。亦即，出口彻底封闭，即使逃出也要被“回收”——邪教以及邪教式的团体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成了“精神囚笼”、肉体囚笼，正如村上前面所说，教主只提供入口而不提供出口，以使追随者上套。其依赖的手段，即是编造封闭性物语。

同这种封闭性物语相对立的，自然是开放性物语。下面就看一下《1Q84》展示开放性物语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毋庸置疑，《1Q84》中的教主深田保是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的置换，不仅物语编造手法，而且形体也有相像之处，如麻原同样身体硕大和视力不好等等。如前所述，麻原式教主编造的是封闭性物语，而村上围绕教主展开的物语则是开放性的。所谓开放性物语，在村上文学语境中，是指没有明确答案的、为读者提供多个选项的甚至有许多困惑和缺憾的物语。这在《1Q84》中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对善与恶的描述和界定方面。

村上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指出，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的基本姿态是使“受害者＝无辜＝正义”之“此侧”同“施害者＝污秽＝恶”之“彼侧”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事件受害者是善，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是恶。二者缺乏“对流性”，非善即恶，非恶即善，善恶分明，势不两立。进一步说来，这种认知或结论是封闭性的，有进无出，别无选择。而村上则力图从这种“公共马车式共识”的咒语中解脱出来，通过采访受害者施害者双方和去法院旁听来寻找开放性认知或结论。结果发现，“地下”不仅仅出现在沙林事件发生的地下（地铁）及奥姆真理教内部之“彼侧”，也出现在正常的日本社会内部和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之“此侧”。

作为“此侧”的例子村上举了两个。一个写在《地下》的前言中：一位女士的丈夫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留下后遗症，上班后无法像以往那样工作。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开始说三道四，致使他不得不辞职回家。村上认为这位年轻职员遭受了双重暴力。一重来自属于恶的异常世界，一重来自属于善的正常世界，但二者“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举的自身例子：一九九〇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村上目睹一伙年轻男女戴着大象面具和麻原面具在街头载歌载舞帮麻原拉票，不由得不胜厌恶地移开视线。为什么移开？作为假设，恐怕是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ものごと）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

至于“彼侧”的例子，村上举了林泰男。林泰男是沙林毒气事件主犯，他一个人在地铁车厢里捅破三袋沙林，致死八人，致伤达二千四百七十五人之多。审理期间村上去法庭听了整个过程，觉得就人格来说林泰男决非犯罪型，甚至是个“诚实”的人。审判长在判词中也说他“本来不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格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于是村上“开始极为自然地一点点对他怀有同情之念”（《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⑥·“解题”》，讲谈社，2003年P683—686）。言外之意，甚至作为恶之“彼侧”堪称“杀人机器”的主犯身上都有善的因素。村上就是这样通过这一系列采访和旁听活动获得关于善与恶的开放性认知和结论，拆除了“此侧”与“彼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藩篱，使之互相流通，呈开放状态。

这样的开放性“遗址”，在十几年后的《1Q84》中水到渠成地演绎出了关于善与恶、关于邪教的开放性物语及其开放性主题、开放性结论，而典型地体现在教主身上。其突出表现是善恶概念、善恶边界的开放。前面已经提及，教主编造物语强暴初潮前的十岁幼女，致使幼女子宫被毁，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已经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主人公青豆因此受老妇人之托前去谋杀教主。不料教主却辩称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并非出于自愿，自己不过是女儿深绘里领来的“小人儿”代理人。他所以让深绘里逃离教团，是为了使其同天吾合写《空气蛹》以散布对付“小人儿”这一病毒的抗体。最后教主居然为了使“小人儿”失去自己这个代理人即为了中断恶的链条而主动请青豆立即杀死自己。死之前说的下面一番话曾被NHK电视台以“物语的力量”为题于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播出的村上专题节目用来概括村上“独自的世界观”：“世上既没有绝对的善，又没有绝对的恶。”他说，“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绘的也是这样的世界形态。重要的是保持来回转换的善恶之间的平衡（balance）。过于向一方倾斜，就跟维持现实道德。是的，平衡本身即是善。我必须为了保持平衡死去也是出于这个意义。”

在《地下》中，教主麻原彰晃无疑是恶（绝对的恶）的化身，是构筑教团这一封闭性体制或编造封闭性物语的核心主体。村上尽管对林泰男这样的主犯怀有几分同情，但对麻原本人采取的显然是直接批判的态度；而《1Q84》中的教主深田保则并非“绝对的恶”，甚至成了主动中断恶之传承的不无悲壮色彩的人物，至少是善恶混合体。也就是说，善恶在这里是相对的、互换的、对流的，处于开放过程。这一善恶概念诚然来自《地下》，然而在《1Q84》中恶的主体消失了。纵使理应是恶之彼侧的“小人儿”，借用教主的话说“是善还是恶是不清楚的”。村上本人也不置可否。去年九月接受报纸采访时他这样回答：“至于‘小人儿’是怎样的东西，是善是恶，那我是不清楚的。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制造恶之物语的存在。我认为，住在深山里的‘小人儿’是超越善恶的，但如果走出深山而同人们发生关联，有时候就会因此具有负面能量。”接下去当记者就其将善恶等价值观的对立加以相对化这点予以确认时，村上又转而说道：

我真正想描写的是物语所具有的善之力量。像奥姆那样把人们诅咒在、束缚在封闭的狭小团体中的，是物语的恶之力量。它把人们拉往错误的方向。小说家要做的是向人们提供广义的物语，使之发生精神性动摇，示以什么是错误的。我相信物语的善之力量。我之所以想写篇幅长的小说，目的就在于扩大物语的外环，尽可能影响多一些的人。明确说来，我必须写能够同原教旨主义和地域主义（Regionalism）相对抗的物语。为此必须首先看清“小人儿是什么”。这是我正在进行的作业。（独家访谈：村上春树谈《1Q84》，载于2009年9月17日《每日新闻》）

然而，我认为《1Q84》并非这样的物语。它虽然扩大了“物语的外环”，尤其在善恶方面更具开放性，但另一方面它模糊了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之间的界线，抽空或者置换了恶的主体，使得对恶的批判、对封闭性物语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就这点而言，《地下》是成功的，而《1Q84》并未实现他自《地下》以来延续的物语理念。只能寄希望于他预定今夏出版的《1Q84》BOOK3。但愿那里的噩梦是有“标记”的。

最后讲一下这本书的翻译。出于对文学翻译特点的考虑，我极少与人合作，沪版三十几部村上作品都是我一个人翻译的。但《地下》情况有所不同。这本书的主要篇幅是村上整理的作为采访对象的六十名沙林事件受害者的证言。六十人即有六十种语言风格。如村上在《写在前面》这篇序言所说的：“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事实上这六十人的证言无论语气还是表达方式都存在个体差异。既然村上“原封不动”，那么作为译者也应力求“原封不动”。为此，我请了十位硕士研究生帮我翻译“证言”部分，以期有较多的“个体”相应传达原文语言的个体差异，具体分工如下：“证言”部分的翻译分工如下：

段颖慧：和泉清佳、汤浅胜、宫田实、丰田利明

李国磊：高月智子、井筒光辉、风口绫、园秀树、中野干三、有马光男、大桥贤二（1）

马　惠：大桥贤二（2）、稻川宗一、西村住夫、坂田功一、明石达夫、明石志津子、中村裕二

于　崎：驹田晋太郎、中山郁子、齐藤彻、菅崎广重、石野贡三、迈克尔·肯尼迪

张　冉：岛田三郎、饭冢阳子、武田雄介、中岛克之、柳泽信夫、平中敦、市场孝典

张淑婧：山崎宪一、牧田晃一郎、吉秋满、片山博视、松本利男、三上雅之、平山慎子

柯子刊：时田纯夫、内海哲三、寺岛登、桥中安治、奥山正则、玉田道明、长滨宏、宫崎诚治

牟　全：石原孝、早见利光、尾形直之、光野充、片桐武夫、仲田靖

石　青：伊藤正、安齐邦卫、初岛诚人、金子晃久、大沼吉雄、石仓启一、杉本悦子、和田吉良·早苗

王　露：和田嘉子

在此，我要对十位研究生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当然，统稿由我一人负责。统稿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字性润色”，而是在校正基础上尽量“使其容易阅读”。至于非“证言”部分即前言后记及正文介绍性文字等村上本人部分则由我自己翻译。换个说法，我在此扮演村上，十位硕士生扮演“证言提供者”。当然，无论哪一部分，文责均由我负。

欢迎读者朋友指出译文的不当之处或同我交流对这部作品的感想和看法。来函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期待着。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于窥海斋时青岛蔷薇竞放槐花飘香写在前面村上春树

一天下午，我偶然拿起餐桌上那本杂志，啪啦啪啦翻看。浏览了几则报道，而后目光逐一扫过投稿专栏刊登的读者来信。至于何以如此，原因已记不清楚了。估计是一时兴之所至，也可能特有时间。因为，无论拿起女性杂志还是阅读投稿专栏，对我都是相当少有的事。

信是一位女性写的，她丈夫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失去了工作。她丈夫在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事件，昏倒后被送去医院。几天后倒是出院了，却不幸留下后遗症，无法正常工作。最初阶段还好，但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就开始说三道四。丈夫忍受不了那种冷冰冰的环境，遂辞职回家——实际上是几乎被赶出来的。

杂志现在不在手头，准确表述记不起来了，但内容大体不会有错。

记忆中，写得并不那么“痛切”，也不特别恼怒。总的说来算是心平气和的，或许莫如说约略近乎“牢骚”。也好像为之困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似乎仍未能理解命运何以急转直下。

读完信，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用说，那对夫妇心中的创伤是很严重的，我打心眼里觉得不忍。同时我也明白，对她本人来说，可就不仅仅是“不忍”就能了结的了。

虽然如此，自己现在却又不能在此做什么。我——大多数人想必也如此——叹口气合上杂志，返回自己本身一如往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是，那以后我每每想起那封信，“为什么？”这一疑问从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问号）。

非常不幸的是，遭遇沙林事件的纯粹的“受害者”不仅仅忍受事件本身造成的伤痛，还必须遭受那种冷酷的“次生灾害”（换句话说，即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平常社会所产生的暴力），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围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不久我转而这样认为：对于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所遭受的双重剧烈暴力，即使身边的人能明确区别那是来自异常世界还是来自正常世界，而对于当事人想必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对他来说，不可能将两种暴力分成这边与那边。作为我，越想越觉得二者性质相同——肉眼看得见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

我想了解写那封信的女性（们），想了解她的丈夫（们），作为个人。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双重剧烈伤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

具体下定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决心，是那以后不久的事。

当然，杂志上的那封读者来信不是写这本书的惟一理由。那好比现实性点火栓。当时我心中已经存在关于写这本书的若干大的个人动机。不过，这点我想在最后部分慢慢讲述。姑且先请大家看这本书好了。※

这些采访，从一九九六年一月初至同年十二月底，做了整整一年时间。直接面见同意做证的人士，倾听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把音录进磁带。当然这终究是平均数，也有时采访长达四个小时。

录音带径直转到专家手里进行所谓“录音带处理”。即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除掉，其余原封不动地变成文字处理机中的字。无须说，有的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这里那里跳来跳去，抑或离题万里，后来突然出现。这就需要就内容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删除重复部分，调整文节，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基本适中。仅靠阅读录音处理稿有时候很难把握细微语感，因此屡屡重放录音带确认。有三次由于某种原因而直接依录音带照写下来。

不过，在如此成稿过程中，当时的个人“印象”和“记忆”往往起很大作用。无论谈话细节拾取得多么认真，也无论录音带反复听多少遍，而若把握不住当时气氛的整体流程，有时也会丢失类似谈话核心的部分。这样一来，证词本身势必失去力量。所以，听对方讲述的时间里我尽可能集中全副精力，把每句话都打入脑海。

录音被拒只有一次。电话中本来已跟对方讲明要录音，但实际去那里从手提包里掏出录音机时，对方说没有讲过要录音的事。结果只好一边倾听一边时不时记录数字和地名什么的，差不多听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马上伏案写稿，依据简单的记录和记忆再现当时的谈话，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叹：人的记忆这东西关键时候还是蛮靠得住的嘛！对于平日从事采访工作的人来说，这倒有可能是家常便饭。不料，由于成稿后对方拒绝发表，致使这种努力也前功尽弃。

这里容我倾听谈话（以下称采访）的人士，是为此书做调查的押川节生和高桥秀实两位找到的。作为具体手段，采取以下两种：（1）依据报纸或各种大众传媒报道，从迄今作为“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发表的人名中挑选；（2）向周围人打听是否知道谁是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通过其他种类（因故难以公开具体方法）如“小道消息”等方法查找。

老实说，做起来困难比预想的大。最初阶段简单以为东京一带有那么大数量的事件受害者，搜集事件证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没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只有法院或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才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正式名册。理所当然，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尊重，局外人不能查阅名册。各医院住院者的名册也是同样。我们勉强弄明白的只是住院之人的姓名，这是事件发生当天报纸等媒体报道的。然而这仅仅是姓名，至于住址、电话号码则无从知晓。

姑且把知道姓名的七百人做成名册，由此开展工作，但得以明确“身份”的仅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对于如“中村一郎”这样常见的姓名，仅凭姓名锁定对象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经过如此程序，总算同一百四十多人取得了联系。可是很多人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不是说“不愿意再回忆那个事件”就是说“不想和奥姆发生关系”或者“媒体不可信赖”等等。尤其对媒体采访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强烈得超乎意料，刚说出出版社名字对方就挂断电话那样的情形举不胜举。接受采访请求的，一百四十多人之中归终仅四成多一点点。

对于奥姆的恐惧，大部分人伴随时间的推移和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而逐渐淡薄。但仍有不少人拒绝接受采访：“自己症状算是轻的，不值一提”（也可能是出于拒绝接受采访目的托词，无从确认）。此外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本人愿意介绍事件，但身边家人十分不情愿“进一步卷入其中”，以致无法取得证词。以职业种类来说，各种公务员和从事金融方面工作的人的证词极难得到。

女性受害者的访谈所以少，主要原因是很难根据姓名实际弄清身份。而且——终究是我个人的推测——未婚女性之中大概也有人对这类采访有抵触情绪。也有几人虽然口说“家人反对”而接受了采访。

因此，尽管正式发表的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之多，但找出六十人左右“肯做证的事件受害者”却是极花时间极费精力的劳作。

作为方法，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征求愿意为本书提供证言的受害者：“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请为此接受采访。”这样，我想结果上可能得到更多的证言。实际上当采访在某个地方卡住的时候也受到了这样的诱惑，但同调查人员和编辑几次商议的结果，最终决定不采用那种方法。理由是：（1）首先，我们并无有效手段确认对方主动提供的证言的真伪。与此相比，我们主动时候的风险要小得多。（2）有自己主动想谈的人出现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由于那种积极接受采访者的比例的增加，有可能导致书整体印象的改变。相比之下，作为笔者（村上）宁愿重视随意抽取式的平衡。（3）在调查性质上，如果可能，打算尽量不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行秘密调查。否则，对媒体采访怀有的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而且，笔者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其中出现。

避免“公开征求证言人”，事后想来，带来了另一个好的结果——由于排除较为简单的手段而使得笔者同调查人及编辑之间更有向心力了，产生一种类似“达成感”的感觉。“这是大家一个一个凑起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质感得以从中产生。紧密配合成为制作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珍惜每一位证言人的心情也更强了。

访谈稿出来后，首先送到被采访者那里请其确认。每次都附有这样一封信：“作为我们诚然希望尽量以真名实姓发表证言，可以么？如是不愿意，我们可以匿名，由您选择。”——约有四成希望匿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书中没有一一注明何为真名何为匿名。因为若注明匿名，反而有可能刺激某种好奇心。

而且，请对方确认成稿后的访谈是否属实时，若有“这个不想写出来”那样的部分，我们就请其先告知是希望删除还是如何更改。差不多所有人——尽管程度多少有别——都希望更改或删除。

笔者按照采访对象的指示，对指定地方加以更改或删除。删除或更改的部分往往含有能让人真切感到采访对象的人品或生活场景的内容，作为作家的我个人是相当遗憾的。但除了删除或更改后致使前后不连贯的情况，我都完全照做。难以照做的时候由我提出替代方案，求得对方同意。

如果改正或删除较多，出于准确性的需求，就把新稿送过去请其再次确认。若仍有希望改动的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便按同样顺序重复一遍。有的访谈如此反复五次。

作为我们，一来不想给欣然接受采访的人添麻烦，二来想极力避免使得对方不快。即使为了消除对于大众传媒的普遍的不信任感，也不想让对方感到后悔或觉得一番好心被利用了。为此尽最大可能对访谈稿加以认真删改。

采访对象总数达六十二人。但前面也说了，成稿后有两例拒绝公开证言，而且都是内容深入的关键证言。老实说，舍弃已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切肤之痛，但既然采访对象说“No”，那么只能放弃。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尊重证言人本人的自发性，这一姿态贯彻采访整个过程。当然，有时也做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说服，但若仍然说“No”，我们随即撤下。

反过来说，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本人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

对于部分愿意用真名实姓发表证言的人，我们曾再次确认：“以真名出现，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社会反响，那也不要紧吗？”如果对方说“不要紧”，才将其真名用在这里。对此深表感谢。将证言收进这本书的时候，以真名讲述所具有的现实性冲击力往往强烈得多，愤怒也好、诉求也好、悲伤也好、其他什么也好……

不过，这当然不意味轻视选择匿名方式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由，我也很理解这点。莫如说我要对尽管有那样的情由而仍能接受采访这点再次表示感谢。

采访时笔者最先问的是每位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在哪里出生、成长过程、爱好是什么、做什么工作、和怎样的家人共同生活等等。工作尤其问得详细。

所以在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受害者”每个人长相的细部更真切地浮现出来，而不想让其中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的一个（one of them）。身为职业作家这点或许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对“综合性概念性”信息这种东西提不起多大兴致，只对每一个人具体的——不能（难以）交换的——存在状态怀有兴趣。因此，面对采访对象，我在有限的两个小时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写成文章传达给读者。尽管由于采访对象的情由有很多情况写不进去。

所以用这样的姿态采访，是因为相对于“施害者＝奥姆相关者”每一个人的情况通过媒体采访而被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作为一种富有蛊惑性的信息物语在世间广为传播，而作为另一方的“受害者＝普通市民”的情况则完全显得支离破碎。那里存在的几乎全是仅仅被赋予的角色（行人A），极少提供能让人侧耳倾听那样的物语。而且，即使那种少量物语也清一色是以模式化的文脉讲述的。

想必是因为普通媒体是想将受害者以“被伤害的无辜的一般市民”这一印象固定下来的缘故。进一步说来，受害者没有活生生的面孔更能使文脉顺利展开。并且，“（没有面孔的）健全的市民”对“有面孔的坏蛋”这一古典对比能使得绘画变得容易操作。

如果可能，我想把这种固定模式消除掉。这是因为，那天早上地铁上的每一位乘客都是好端端有鼻有眼、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欢乐、有纠葛、有戏剧、有矛盾和烦恼——有将这些综合起来的物语的。不可能没有。那是你，也是我。

所以，我首先要了解他／她的为人，无论其结果能否具体写成文章。

听完这些个人信息之后，转入事件发生当天的情况。无须说，这是正题。我倾听每个人的叙说并且发问。“对于您那是怎样的一天呢？”“您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呢？”（某种情况下）“您因那起事件遭受了怎样的（肉体上、精神上）痛苦呢？”“那种痛苦后来也持续吗？”

事件造成的受害程度，委实千差万别。既有微乎其微的，又有不幸去世的，还有至今仍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的重患者。也有当时没什么大事而后来受困于（持续性受困于）PTSD症状的。从一般性报道角度来说，重点罗列重症患者的情况或许更有社会价值。

但我这本书不是这样。只要不巧身在现场多少遭受沙林伤害，无论症状轻重我都主动采访，并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将采访对象的话完完整整收进书中。诚然，轻度受害者重返正常生活的速度快，影响也小。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感受、恐惧和教训。读一读就会得知，那也并非可以等闲视之的症状。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份量不同的特殊的一天。

此外我还有这样一种预感：不分症状轻重地将多数受害者的情况完整地收在这里，可以使得事件的整个过程重新以另一种形式显现出来。这点一读之下即可了然。

接受采访的几个人此前接受过媒体采访，都抱怨说“自己真正想说的最后却被删掉，被弄得缺头少尾”。也就是说，“媒体只适当地选用了容易报道的部分”。

因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为取得其理解——理解我们的目的和方法截然不同——有时候花了相当长时间。遗憾的是，有的直到最后也未能取得理解。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把这次采访中听得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作为信息收录进来，但由于篇幅限制和阅读量的限制，只能分别适当划一条线，平均份量在400字稿纸写20—30页左右。个别长的达50页。

虽说不分症状轻重，但症状严重的无论如何原稿页数都要多些。因为讲述的内容多，如住院经过、康复过程，或感触之深、创伤之大等等。

下面就请听一听他们的讲述吧。

不，听之前请先想像一下。

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的初春早晨。昨天是星期日，明天春分休息，即连休的“山谷”。也许你心想今天也休息多好。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你无法请假休息。

这样，你在平日那个时刻睁开眼睛，洗脸，吃早餐，穿上西服走去车站，像往常那样钻进拥挤的地铁上班。平平常常的一如平日的清晨，人生中无从区别的普普通通的一天。

在五个化装男子将用研磨机磨尖的伞杆尖头捅进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之前……千代田线A725K

在地铁千代田线散布沙林的行动小组由林郁夫和新实智光组成。林实施，新实是司机。林年纪大，又是医师且同科学技术省的“武斗派”划清界限——这样的他何以被选为实施者，原由自是不得而知，但林自身推测“大概是为了封口”。即通过让他参与事件而切断其逃路。在这一阶段林已心知肚明。他皈依麻原彰晃程度很深，但麻原好像并未从内心相信他。叫林洒沙林时，林后来说“感觉心脏在胸中陡然一缩”，还说“心脏在胸中倒是理所当然的事”。

林乘坐七时四十八分由北千住站驶发、开往代代木上原的千代田线地铁列车最前面的车厢，在新御茶水站捅破沙林袋，在那里下车。在新御茶水等待的新实让做完案的林上车，直接返回位于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这是交给两人的使命。林不能拒绝，他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马哈姆德拉修行之一”。马哈姆德拉修行是争取被赋予正悟师等级的重要修行。“想拒绝不是可以拒绝的么？”对于麻原辩护律师的这个执拗的提问，林这样回答：“如果能够拒绝，这一系列奥姆事件岂不（一开始）不会发生了？”

林生于一九四七年，是品川区一位开私人诊所医生的次子，由庆应大学附属的初中、高中升入该大学的医学部，作为心血管外科专门医生在庆应医院工作。后来转去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国立疗养所医院任循环器官科主任医师，乃不折不扣的超级精英。相貌端庄，表情带有一种职业自信，想必是作为医师自然而然形成的。头发似乎在头顶那里开始略略变稀。如多数奥姆干部所表现的那样，姿态端正，脸直对前方。不过说话方式总好像有些单调和不自然。在法院旁听证言时，作为个人我蓦然觉得某种感情的流程在他身上受到阻碍。

他在飞黄腾达过程中突然信了奥姆真理教，九〇年辞职和家人一起出家。两个孩子也在教团中接受特殊教育。医院方面舍不得他的能力而予以挽留，但他决心已定。看上去他对医生这一职业几乎没有留恋之情。在教团内受到喜欢精英的麻原彰晃的重用，任“治疗省大臣”。

林似乎在某个阶段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深刻的根本性疑问，从而水到渠成地为提供超科学答案的麻原彰晃所吸引。

被指名在地铁实施散布沙林的林郁夫于二十日凌晨三时被领去上九一色村的第七修行所，和其他四人一起练习捅扎沙林袋——用打磨锋利的伞尖捅扎充水（代替沙林）的同一规格塑料袋。指挥练习的是教团干部村井秀夫。其他成员有时表现出乐意练习的样子，但林郁夫以不无理性的目光看着其他四人的行为，也没有实际捅扎。在四十八岁的医师眼里，看上去一切都像在做戏。

林说：“我没有练习。虽然一看就会，但我从内心提不起兴致。”

练习完后，五人乘车返回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身为医师的林在那里把加入硫酸阿托品的注射器发给大家，指示说：“如果出现沙林中毒症状，自己立即注射这个。”

去地铁途中，林在市谷的便利店买了手套、切刀、自粘胶带和拖鞋。负责开车的新实弄到了用来包沙林塑料袋的报纸：《圣教新闻》和《赤旗》。“最好不是随处买得到的报纸，那才有趣。”新实以他特有的幽默说。林从中选了《赤旗》。这是因为，如果使用宿敌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那么就太露骨了，效果反而不好。

林上车前戴上了口罩。地铁列车编号为A725K。在车厢里看到妇女儿童，林多少有些动摇，心想在这里洒沙林，自己右前方的妇女必死无疑，要是能中途下车就好了。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就此罢手。这是为了法的战斗，不能优柔寡断向自己屈服。

临近新御茶水站时，他把沙林袋扔在脚下，一狠心用伞尖捅了进去。手有感觉，“噗一声有一种弹力感”。接着捅了几次，至于几次则不记得了。结果，两袋中仅一袋开了洞，另一袋原封未动。

但是，沙林液体从开洞的袋中全部流淌出来，给乘客造成了极大伤害。在霞关站，两位想处理那个袋子的站务员以身殉职。A725K在国会议事堂前停止运行，让所有乘客下车，在那里开始清扫车厢。

两人因林郁夫洒的沙林遇难，一百三十一人受伤。“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和泉清佳（当时二十六岁）

和泉是金泽人，现在外资系统的航空公司广报科工作。

大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进了JR做一般性事务工作。在那里工作三年之后，无论如何都想做航空方面的工作，于是两年前断然转行。进航空公司是她小时就怀有的梦想。但中途进这家航空公司，必须跨过千里挑一这道非同一般的难关。而就在她转行不久，上班途中遭遇了沙林事件。

和泉说她“反正就是喜欢自学什么”。一看就知她是个无论做什么都积极而又认真的人，属于一旦确定自己的目标就勇往直前那类性格。健谈，说“正义感”未免说法有些老套，但言谈之间可以感受到那种不拐弯抹角的、敢说敢做的直率。如果不进航空公司，就打算当政治家的秘书。实际上也为取得那一资格而学习过。假如如愿以偿，很可能成为干练的秘书人才。

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合适，一看见她就不由得涌起一股亲切感。觉得高中时代班里就有一两个这种能干的女孩。如今有没有了呢？

她说JR的工作，坦率说来没多大意思。虽然学得社会上不少东西，但感觉上一切取决于人事关系。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整体上像是狭小的特殊空间，不合自己的脾性。她想从事能用英语的工作。所以，不顾周围人“何必辞职”那样的反对声音，依自己的判断，毅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但在这次沙林事件中，她在JR研修时接受的应急训练意外派上了用场。

性格上特别喜欢和人接触，一个人连酒吧都不进。至于单独生活，就更“寂寞得受不了了”。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早稻田。因为房子太窄，最近搬了家。

公司位于神谷町，所以我每天的乘车路线是：从早稻田坐东西线到大手町下车，再换乘千代田线到霞关，然后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到相隔一站的神谷町。公司八点半上班，我每天大概七点四十五或五十出门。一般八点半稍前一些到公司，但我仍算是早到的。大家都踩着钟点上班。在日企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上班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到公司，而外企则是各自按照自己喜欢的步调开始工作。早去公司也不会得到什么表扬。

早上六点十五或二十左右起床。早饭几乎不吃。只是简单喝点儿咖啡。东西线是相当拥挤的，不过除了拥挤倒也没什么不愉快的。至今也没遇到过色狼。

我身体一向很好。但三月二十日那天从早上开始就觉得不舒服，相当难受。心想那也得上班，于是坐上电车，下了东西线，在大手町换乘千代田线。一边想着今天身体不太对劲儿，一边下意识地深深吸了口气。就那样突然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我在千代田线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里。这么说来，到达霞关时，我的位置应该离日比谷线的换乘口最近。电车不是很挤，座位倒几乎都坐满了，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站着。对面车厢一目了然。

我站在驾驶席最前面，抓着门把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吸了口气，一下子觉得很难受。不，不是难受的感觉，而是像给人当头打了一棒。突然间完全喘不过气来。如果再吸一口气，整个内脏就要从嘴里出来了，感觉就是那么强烈。最初一次就像处于真空中似的。我还以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缘故。可是，再怎么不舒服也不至于这样啊，情况就是这么严重。

现在想来有点可笑。我当时还想是不是爷爷去世了。爷爷住在石川县，当时是九十四岁。去年去世了。恰巧，那几天听说爷爷感冒了。我首先想到的是莫非这就是所谓预感？是不是爷爷去世了？

过了一会勉强能呼吸了。就要到霞关车站了，可就在经过前一站日比谷的时候，又突然咳嗽起来。那时候，车内很多人都“咳咳”咳嗽起来了。我感觉车厢里有些不太对头，周围的人也开始骚动起来。

不管怎样，电车终于到了霞关。我什么也没多想就下了车。但有几位乘客下车后，对在那儿的乘务员大概说了“车里有些奇怪过来一下吧”之类的话，把乘务员叫到了车上。之后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列车长将那儿的沙林包拿到了外面，后来去世了。

我同往常一样出了车站，朝日比谷线方向走去。在走下日比谷线站台处的台阶时，突然听到了火灾警报器的声响。“BBB…响个不停”。车站里这种通知紧急事件的声音，我在JR的时候就听习惯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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