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希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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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教育未来之路试读：
前言
一个冬天里的故事2008年冬天，一个寒风刺骨的北京早晨。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来自海内外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的话题。“我们以比较高的分数考入了新闻学院，但是到了学校之后和其他的文科生，如学习法律、经济、哲学这些专业的相比，我们的书比较容易读，老师不讲也看得懂，觉得自己的智慧或者学习潜力没有办法发挥。”这是新闻专业的大一学生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的诉说。当赵启正在清华大学眉头紧锁地讲完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坐在台下后排旁听的学生们深有同感地点着头，而在座的来自全国31所新闻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们表情凝重。“孩子们的话童言无忌，不能说孩子们说错了，或者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质疑。这反映了现在的大学老师们和他们的教学存在着改革的必要性。”
这段话是赵启正在“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上演讲的开场白。在2008年12月19日和20日两天的会议上，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美教育基金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召集了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共计31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以主题发言、问答对话和圆桌讨论等形式就与新闻教育密切相关的十个专题展开了探讨。
2008年春天，我应邀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新闻教育与媒介素养专家小组会议。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们极力向我推荐了这本红皮书《新闻学院课程模板》。这本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了美国、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几十位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集体编写，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两次在巴黎开会讨论，其正式报告于2007年提交给世界新闻教育大会。这本书集中了许多国家新闻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但是也有缺憾：1.没有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参与；2.编写过程中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没有考虑中文语境下的新闻教育，更没有中文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推广这本《新闻学院课程模板》，至少参考这本《新闻学院课程模板》来制订本国的新闻教育计划。我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说，这本《新闻学院课程模板》必须征求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系主任和新闻学主讲教授，特别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召集了全国几十家新闻学院的院长、系主任、主讲教授和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专家开了这样一个会，征求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推动这个《新闻学院课程模板》的本土化，使其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同时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教案和教学资源。
我认为，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不仅是对中国自身的新闻教育发展的贡献，同时也是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贡献。不久前我在上海交大参加研讨会时看到有一个学者公布的调查发现，中国软实力缺乏的重要因素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关心他国的国家。这个报告认为，今天的中国跟毛泽东时代不一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中国很关心第三世界国家；而今天中国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发展。如果以国际组织参与度、国际规则制定贡献度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的软实力，我同意这个报告的观点。
20年前，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合作也是密切的。2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项目是“世界文化十年”。其中最有影响的活动是长达3年的“丝绸之路远征”。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学者参与其中。199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我和现任新华社对外部主任的严文斌还创建了当时中国第一个非官方的新闻性杂志《世界通讯》。近十多年，由于西方某些国家试图垄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议程并将其作为干涉别国的工具，中国在新闻教育领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越来越少。我希望以研究这本《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为契机，促使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议程设置和标准制定的过程中重新发挥作用，同时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2008年冬天的会议能够吸引到海内外这么多有影响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大家为了修改全球性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不顾寒冷聚到一起，这反映了中国的奥运精神不是一种口号，中国人不再只想着自己的发展，只想从别人那儿拿点东西、照搬照抄就行了。这反映了我们中国人不仅在经济上要作为世界的火车头，我们在新闻学建设方面，在新闻教育方面也准备做世界的火车头。我们对这本书的讨论和提出的建议可能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世界经济强国的文化最终会成为世界先进文化走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前面。
在全球性的新闻媒体转型和改革中，包括中国和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都面临着严重的发展问题。这对于中国的新闻教育者来说，是一个改革和创新的机会，是改革和创新全球新闻教育体系的绝好时机。这本书收集的与会中外专家学者的发言就是要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新闻教育的现状，特别是了解中国专家教授们对新闻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加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新闻教育者的合作。中国新闻教育界的问题
从这本书收集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看，大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这是好事情，这将促使我们对更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大家提出的建议尽管很不一致，但都是非常宝贵的。希望这些意见最终能够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使中国的教育政策制订者知道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全球新闻传播的现实。促使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们思考：中国的新闻院校如何继续办下去？2008年暑期，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先生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参观并听取新闻学办学汇报。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教育部长专程到一个新闻学院视察并花半天的时间听汇报。我在向周济部长的汇报中，谈到新闻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这次会议上的许多专家学者也提了出来。
中国新闻教育最显著的两个问题：1.供大于求。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李良荣教授讲了新闻传播专业在市场上人才供过于求、且不可逆转的状况——现在全国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有20万人，而目前在校本科生有16万人，四年之内就可以把现在的记者编辑挤走，当然挤走是不可能的，只是毕业生找不着工作；如果加上研究生、博士生高达25万人，远远超过需求。2.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不对口，新闻媒体需求与新闻教育两重天。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说，每年报考新华社的人不少，但是符合媒体需要的人不是很多。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文斌说，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可以说90%不实用。
中国新闻教育的政策和体制问题，有专家建议应该学习法国的新闻教育管理办法，由中国记协来管理。中国记协应该成立一个新闻教育委员会，由全国各个媒体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专家和各个大学的新闻学教授组成。中国记协新闻教育委员会负责审批新闻学院的认证标准、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从教标准和审批新闻学课程设置。
中国有八百多所新闻院系，其中的许多教员是通过各种渠道半路转行到新闻教育界来的，不仅缺少基本的新闻理论知识，新闻实践更是缺乏。马胜荣指出，有的教师甚至对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概念在实际操作当中如何把握都不是很清楚。中国人民大学赵启正院长尖锐地批评，现在中国差不多每天都会由新闻传播学院弄出一门新学科，而牛顿一生就出了半个学科。上海大学传媒学院戴元光副院长说，有的老师一天就能磨出一把“剑”，现在新闻传播学科一天就可以磨一把“剑”，有个老师一年发表了216篇论文。
从新闻与传播学院出来的学生的质量问题，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特别指出，新闻学院的学生上手快，但是后劲不足。而其他自然科学的、法律的、管理的过两年就超过了新闻与传播的学生。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为什么这么“浅”？还有不少与会老师指出，一个好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好奇心。但是，许多聪颖的学生读完新闻学院后好奇心没了，不想做记者了。这一点确实值得大家思考。中国人民大学高钢常务副院长说，新闻学院的课程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媒体情况进行改革，有的课程占的分量太大，要减少，一些教材要更新。新闻教育的改革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老师在新闻课堂上不能给学生灌输东西，灌输会被学生看不起。很多老师强调，新闻教育中应该更多的是思维方法的训练，其中关键是观察问题的方法。新疆大学倪俊敏教授提出，新闻课堂最重要的是新闻视角的训练。新闻视角在西方称为新闻取景，记者运用的报道技巧就是新闻视角。没有新闻视角，新闻就出不来，记者自己就会很模糊，更说不清楚故事在哪里。
在清华大学的研讨会上，大家形成了两点基本共识：实践教学和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办学思路。在会上，面对某些地方院校实践教学和国际化办学的困难，清华表示愿意在师资、会议、培训、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等多方面分享资源。
会议中，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是新闻学的双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院长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对外宣传和传播在战略策划部署上需要依靠中国人，但是在一线工作的播音员、主持人、外文撰稿员就不一定都要雇佣中国人了。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的用人机制是值得中国外宣媒体参考和借鉴的。30年前，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雇佣的几乎全是台湾背景的记者编辑。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之音的中文部开始大批雇佣来自中国大陆的、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的人给他们打工。比如，在过去20年里，美国之音中文部至少雇佣了5个曾经担任过新华社记者的中国人，其中很多是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他们的广播效果确实不错，很多听众相信他们，他们大部分人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其中我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天津人、一个是北京人，普通话说得语音地道、语调柔和，特别能吸引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双语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如果课堂上播放美国影片，当然是放英文；如果引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也是英文；如果是外教上课，自然都是英文。要是配翻译，不仅耽误时间，也影响教学效果。清华大学的英语新闻教学目标是要培养一大批能运用双语从事对外传播的人才。
近年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开设了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专业——全英语教学的全球财经新闻专业。目前这个专业招收的外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中国学生的数量。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批评者说，你是为外国培养人才？还是为中国培养人才？中国的大学怎么可以招的外国学生比中国学生还多？我的解释是，这是在更高层次上为中国对外传播培养人才。从发展来看，这批外国留学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清华校友”，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学历来自中国的清华大学。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说，我是清华毕业的。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清华派，这些人的多数最终将是亲华派。就像今天很多人以哈佛学历为荣一样，以在美国这段经历为荣，这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学历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软实力之一，其影响力不可估量。联合国推出的新闻教育模式
从新闻教育模式来讲，当前世界上大概有四种模式：法国模式、英国和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拉美模式。
法国原来没有新闻学院，近年来，法国的大学开始办新闻学院，但办学资格要由法国记协来认证。就像医生、律师一样，由行业协会进行资格认证，其中包括道德自律、行业自律。由法国各大媒体总编辑和资深记者组成的法国记协理事会对申请开办新闻学院的大学进行资格认证。这些理事会经过考察认为课程设置、师资力量达到了新闻媒体需要，就给它颁发办学资格认证书。
英国只有传播学院，没有新闻学院。传播和新闻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英国新闻人才是由新闻媒体自办的新闻学院来培养，就像早年新华社办的中国新闻学院那样。英国有路透新闻学院、BBC新闻学院。近年来，牛津大学发现不办新闻学院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于是牛津干脆把路透新闻学院并入到大学里，由牛津大学和路透新闻学院共同开办了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院。德国的大学也不办新闻学院，也是由媒体办新闻学院，如德新社办的新闻学院。
美国一流大学的新闻学院和一流大学的传播学院是分开办的。如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都是新闻教育，不是传播教育。最好的大学既不办新闻学院，也不办传播学院，比如哈佛、耶鲁。但是哈佛大学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下面设立了Shorenstein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既作为研究单位，也承担教学任务。从哈佛这个中心的名字顾名思义，表明哈佛大学更强调新闻与权力的关系，强调新闻主要是满足人们对政府和公共政策信息的需求，研究重点领域是关于政府如何获得媒体的支持，政府如何把媒体的反对声音变成拥护它的声音。耶鲁大学由于法学院强大，在法学院里面设立了一个法律新闻硕士专业，但是对入学要求很严，要求必须有五年以上的记者实践经验，方可读法律新闻专业。
当前的中国新闻与传播教育更接近拉丁美洲模式。拉丁美洲有一千多所新闻与传播学院。跟中国一样，拉美国家把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搅在一块儿办。新闻和传播作为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传播主要是关于媒介研究方法、统计和市场调查。
新闻学是一种创作的艺术和讲故事的艺术。我曾经问普利策奖管委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西默·托平教授：“你一年要发表几篇学术刊物论文？”他说：“从来没写过。”“那你平时写什么？”，“写小说，”他说。同样的问题也问过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他说：“从来不写论文。有空就写点儿杂文，如果时间再多就写小说。”
中国目前有八百多个新闻与传播教学点，差不多是中国每一个新闻与传播教学点都搞一套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7年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集中了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南美以及非洲的新闻学教授进行编写，并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两次在巴黎开会、讨论而最终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全世界都能推广，至少是参考他们的这个课程模板来制订本国的新闻教育计划。这个课程模板不仅周全地考虑到了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程安排，更考虑到了对有新闻工作经历的学生和无新闻工作经历的学生不同的课程设置。但是，这套模板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在编写过程中更没有中国新闻教育者的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没有发布中文版，现有的中文版是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翻译的。我们把中文版弄出来，目的是希望大家结合中国的语境，加入中国的媒介环境、媒介政策等。希望大家开诚布公地对这个教学大纲提出自己的意见，争取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语权。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音太弱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学院课程模板》按照三条主线设计，强调新闻教育的规范、价值、工具、标准和惯例；强调在国内外进行新闻工作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知识和伦理问题；强调新闻报道的全球视野。
在这个课程模板里，每一套教案都包含：新闻学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培养，对陌生材料的理解、分析、综合以及进行评估的能力培养，新闻采访、调研的方法，运用叙述、描写和分析的手法进行简洁、连贯写作的能力培养，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的知识了解。这个课程模板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开来制定教学大纲。
在四年制本科学位的教学大纲里，第一年第一学期的课程包括初级新闻采访与写作，逻辑、证据和采访调研，国内与国际制度比较，通识教育，文科、理科选修课。第二学期继续上初级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同时还有文科、理科课程。第三学期新闻采访与写作上升到新闻报道、广播新闻采访写作(包括电台、电视)，还有文科、理科课程。第四学期将学习多媒体网络写作，继续文科、理科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之间有一个实习，至少有四周时间。如果有可能把学生安排在全国性媒体，学生的工作经验应该得到具体新闻工作者的指导和评价。在学习行业新闻报道课程时，要求学生选择一个方向进行学习。理想的情况是，第三学年把特别选择的学科知识与新闻报道技能结合起来，所选择的学科应该与新闻报道专题相对应，或者报道行业相对应；同时，增加新闻的选修课，开设研讨课，让学生做一些作业。最后一年继续学习新闻采访与写作，可以用毕业设计取代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更多的是新闻作品。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开始鼓励学生用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用新闻作品来代替毕业论文。
硕士课程分两类，一类针对没有或有极少新闻专业背景的学生，另一类针对新闻学本科或至少有五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学生。拥有良好的文科、理科或其他学科第一学位的学生，几乎没有新闻教学背景或者经验的，在两年硕士学习当中第一年集中精力学习新闻知识、新闻采访写作以及新闻编辑与制作，鼓励这些学生去新闻媒体参观，在一线记者举办的座谈研讨当中学习。这些学生本科可能是医学院、法学院、经管学院、体育学院的学生或者是工科计算机通信学院的学生，来到这儿第一年学习新闻学的课程，第二年学习行业新闻报道。对于那些本科是学习新闻的而不是来自其他学院的学生，这些人在提高新闻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应该集中精力在第一年充实某一文科或者理科或者跨学科专业的知识。对他们的教学目标是进入专业新闻领域的行业报道，如能源报道、军事报道、体育报道、医学报道等。
2007年去世的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James Carry不主张在新闻学院里开设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研究的课程。联合国的新闻学课程模板规定，硕士生本科不是学新闻的，新闻课程达到70%，文科、理科课程30%；本科有新闻背景的硕士生新闻课程30%，文科、理科课程高达70%。模板强调实践，而且强调新闻报道的行业化。所谓新闻报道的行业化是指，新闻学院毕业后上班第一天，让他到医院采访一个手术，当天就能写出报道来。
针对没有或者有极少新闻专业背景的硕士生，第一年主要是新闻采访与写作、媒介与新闻伦理。第二年继续学习新闻采访与写作、深度报道、媒介法规、研讨课(关于报纸、电视、广播等)。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之间要安排学生实习。条件允许的学校要尽量安排学生到国家级媒体或者国际媒体从事相关的新闻报道。第二年开始学习行业新闻报道，从学院提供的主题当中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行业新闻报道将教会学生把一个学科专业的具体知识应用到新闻报道之中。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学生的本科背景与其硕士行业新闻报道方向一致。第二年他们所学习的行业新闻报道课程可以是：外事新闻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科学新闻报道、体育新闻报道、新闻调研方法等课程。第二年学生还要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或者替代毕业论文的新闻作品。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要求毕业生在准备新闻毕业作品的时候还要有一个附属文章说明整个采访过程，包括相关的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这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要求相似，都是要在提交新闻作品的同时，提交一篇与新闻作品相关的新闻业务讨论文章，讨论新闻作品在采写过程中的新闻伦理及其他有关问题。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如果学生选择以撰写新闻作品的方式申请学位，这个学生需要提交两篇东西并获得通过才能取得硕士学位，一篇是新闻作品，另外一篇是业务探讨文章。
针对那些拥有新闻学本科或至少有五年新闻工作经历的硕士生，第一学期要求他们上新闻采写方法课程、未来行业报道需要的专门学科课程，如果学生将来想做一个法律记者，要到法学院学习；如果做财经记者，则到经管学院学习；如果想做医学记者，就到医学院学习。第二学期，上深度采访写作课，为行业新闻报道与做好行业记者打基础，并继续学习其他学院的专门课程或跨学科课程。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是行业新闻报道课程，学生从学院提供的课程当中选择一种；此外，还有新闻评论，同时继续选择相关专门学科方向为将来从事的行业报道做准备。第二学期继续学习行业新闻采访与写作，并开始硕士的毕业设计。这个毕业设计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完成一篇新闻作品，同时要附上一个说明，说明这个新闻作品的采写或广播电视创作的过程。同时，第二学期将继续选择与将来从事的行业报道相关的其他学院课程。
新闻学院开设的必修课要求本科生和硕士生都要上。其中包括：初级新闻采访与写作、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报道与写作、多媒体网络新闻、媒介法规、新闻伦理、媒介与社会、报纸专题研讨课、广播专题研讨课、杂志专题研讨课、本科毕业设计、硕士毕业设计、新闻评论、新闻采访调研方法、行业新闻报道(硕士)、专业实习。此外，还有一大堆选修课，如冲突报道、灾难新闻报道、发展新闻报道、国际新闻报道、政治新闻报道、多样性新闻报道、弱势群体报道、公共卫生报道、环境问题报道、教育报道、社会运动报道、体育报道、财经报道、科学报道、文化与文艺报道、视觉图像新闻报道、新闻摄影报道、新闻编辑、杂志设计、新闻评论、特稿纪实写作、媒介管理、媒介经济学等。每周要求学生完成多篇写作作业，每天都要写，老师每周都要批改作业。学生每天要有讨论环节交流心得，相互批改作业，学生在不断地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西方的新闻教育为增长学生的实践经验，每套课程方案里都包含了到新闻媒体实习或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要求新闻学院应当与当地新闻媒体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包括新闻教师和受人尊敬的记者共同主持新闻实践研讨课，鼓励教师到新闻媒体实习或交流，并开展合作课题。课程模板要求新闻学院把研讨课安排在新闻媒体编辑部举行，从而给学生接触学校所不具备的技术和信息服务的机会。诸如此类的合作可以缩小新闻教学和新闻界的鸿沟。课程模板这方面的要求类似近年来中宣部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出的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学院课程模板》特别强调学生在新闻媒体中的专业实习。希望把学生安排在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新闻媒体，在那里可以在高水平的编辑记者指导下从事记者、编辑、摄影、设计和美编的实习工作。教学模板要求实习应该至少持续四周，最好是三到六个月。学校认为有必要在课程内容结束后或者在最后一学年开始时增加一个实习学期。用新的视野办好新闻教育“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教育改革中国专家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两天。一个会议的成功标准关键是大家有没有兴趣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发言的时间非常不够，很多人没有充分表达。大家的观点更是多种多样，这说明会议气氛是自由活跃的，没有某一种学术观点在这个会议上称王称霸。如果在一个会议上只能听到一种学术观点，那是言论专制或学术独裁，跟我们追求的言论自由表达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承认，现实中很多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其他省市大学的，很难找到正经工作。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从另一方面看，多数在新闻媒体找到工作的学生不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毕业生，而是来自非新闻与传播专业。这些非新闻学院毕业生的最大弱点是新闻素养不够。报纸登一篇文章真假看不出来，把假新闻当成真新闻读，把真新闻当成假新闻来读。
清华大学从2008年春天开始开了一门《全球媒介素养》课程。这门课向全校学生开放，无论是数学系、物理系、医学院、法学院或美术学院的学生都可以选修。开这门课的最终目标是变“新闻与传播学院”为“新闻与传播教研室”。我们期待着未来的新闻与传播学院能像大学的体育教研室一样面向全校上课，为那些准备当记者的医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的学生传授新闻素养知识及技能。未来的新闻教育如果这样发展，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就会更开阔，新闻学教授出的学生不是变少了，而是会越来越多。就像大学每个学生都上体育课一样，把新闻学变成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这是中国新闻教育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来，中国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将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虽然清华大学的历史不算悠久，但是清华自建立时起就非常重视新闻教育。清华大学早期的“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记者之一，他创办了多家开风气之先的舆论领袖媒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虽然正式建院是2002年，但清华大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新闻教育。每天早上，清华大学校长走进办公室，看见的第一件东西就跟办好新闻教育有关——每天早上，当顾秉林校长走进他的办公室前，抬头望去，工字厅办公室横梁上的匾额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是1945年毛泽东为中国新闻界的优秀代表《大公报》的题词。我相信，只要中外新闻教育工作者本着“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崇高的思想，我们将很快完成加入中国元素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修订版，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中，为推动全球新闻教育和中国新闻教育的改革做出重要贡献。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第一部分 新闻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新闻媒体急需什么样的人才？新闻院系培养出的人为什么不能满足业界的要求？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美教育基金会的专家和全国各地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们，就中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解决的途径、实施的方法展开了讨论，其间有共识、有融合，也有分歧、有碰撞。本部分收集了与会者者的演讲和对话，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教育的未来之路。1.长期影响新闻教育课程建设的四方面力量[1]
李良荣
我讲讲关于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人才培养目前问题多多，而且困境也很多。对目前新闻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困难，无论是新闻传播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虽然不能教育完全市场化，但是必须以市场需求作为它的导向。
学生一毕业马上就直接走向社会、面向市场，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教育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不是说今天需要人才我明天就可以给你拿出来，这至少需要四年。对于目前教育人才市场的影响，我们也只能考虑一些长趋势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只应付眼前的事件，比如现在的金融危机对于明年的毕业生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在整个考虑过程当中，我们最应考虑的还是教育对我们及我们人才培养在长期意义上的一些影响。目前教育当中对新闻教育课程建设具有影响性的、长期的东西大概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大学的教育从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走向大众教育，而且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对每个学生精雕细刻，现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教育师生比是1∶32，过去教育部对我们最高的规定是1∶18，实际在许多大学师生比是1∶50。我们培养的学生已经不可能再是精，而只能像工业化流水线这样的生产。所以从本科来说，我们只能出一些普通货，少数的几个精品。
第二，新闻传播学在市场上人才供过于求的局面不可逆转。现在全国记者编辑领域有20万从业人员，现在在校的本科生是16万，也就是说四年时间就可以把现在的编辑记者全部赶走。拿我们的毕业生来取代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说80%的学生不可能再到大众传媒去工作。大家都会看到，实际上再加上这两年传统媒体不断萎缩，所以走向新闻岗位的本专业毕业生逐年下降。2006年全国毕业生第一次就业率为50%，这两年平均只有35%。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大家都说在中国名列前茅，2007年我们大学毕业本科生到新闻岗位就业的占17%。
第三，各个行业对于人才需求急功近利，这是我们没法改变的局面。上班就要上岗，上岗就要出活儿，不出活儿对不起，马上走人。要求不低，待遇不高，编制薄弱。现在大学生到任何新闻岗位去，没有任何编制的，全部在广告公司或者哪个公司给你委托管理，叫你走的话马上就走。
第四，传媒业快速走向融合，媒体融合现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全国省级以上的报纸全部都有网站。许多报社、电视台开始选拔自己的记者，试点培养融合媒体的记者，融合媒体的记者会采访，会写作，会出文字、出照片、出影像。多媒体这样的媒体记者已经开始出现了，像《解放日报》已经有十几个这样的记者。现在全国所有省级以上报纸媒体都在选拔这样的人才，对新进的记者要求你是多媒体、多视角、融合型的记者。
从这四大方面来看，对我们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将是一个长期的影响，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影响。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对于学生来说，在专业和就业之间，学生现在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就业而不是首先选择专业，学生毕业之后抛弃专业首先要求择业。所有学生首先想到安身立命，谋一个工作有碗饭吃，那种对于事业的追求、对于理想的追求现在逐年在淡化。
这是对学生来说，对于我们教育者来说，我们现在教师确实面临：到底我们是重在通才教育还是重在专业教育？在这之间摇摆不定。面对这样一个新形势，新闻传播学教育确实不能不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个专业正在转型当中、正在变化当中，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改革，但是毕竟在变化当中，也就是说一定在转型当中。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来自新闻传播学教育、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新闻传播学这条船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开。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第一，需不需要重新确立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大家知道到现在多少年来，我们的新闻专业就是为大众传媒培养编辑记者的，这是我们安身立命所在。现实是现在到大众传媒就业的不到30%，企事业成了大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50%的学生也往企事业方向走。全国排名前20名的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往企事业方向走的大概占了40%左右。
一旦改变我们的培养目标，也就动摇了我们新闻传播学整个专业的根基。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节目主持人对于一些年轻人毕竟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重新修改培养目标，所带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专业难以吸收一批比较高质量的学生。无论是清华还是复旦或者是北大或人大，我们这些专业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优秀的前提是因为我们考进来的分数最高，复旦新闻学院每年考进来的学生平均分在复旦都是前三名，学习三年平均分排名第一，因为编辑记者、节目主持人对于年轻人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一旦改变我们的培养目标，我们难以吸收比较好的生源，这是困惑。
第二，需不需要重建学生的知识结构？随着培养目标的改变，要重新设计这学生的知识结构。
第三，需不需要重新设计课程？
培养目标、知识结构、课程体系，这三个方面的改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大问题。无论是我们的教材还是研讨，大家都觉得新闻传播学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必须转型，但是往哪个方向转？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很疑惑。有人感到需要往大传播的方向走，所谓大传播就是把一切传播现象都归到新闻传播上。有些人觉得需要扩张我们的体系，包括影视、动漫、文化产业，这些东西都要融入到我们传播学上来，这么一来，我们传播学界将无边无际。
现在新闻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我自己感觉都控制不住，不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我们这个专业学生的培养必须强调“三基”：基本理念、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技巧。所谓基本理念，不管学生有没有理想，你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基本核心。社会责任和人文精神应该始终贯彻在我们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当中。我们的基础理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要教给学生。还有基本的技能技巧。我认为强调基础和强调、强化实践应该如人的两条腿。
新闻传播学教育当中目前至少有两个现象让我有恐惧感，把大学教育当做职业培训，放弃基础理论教育、放弃人文精神教育、放弃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就是强调专业化的培训，让学生不定期实习培训。第二类就是现在课程很杂、很散、很空，而现在很多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学生都非常不满意。无论如何，在当前职业化战略培训的倾向以及教育当中的杂、散、空的现象必须改变。我强调要抓基本理念、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技巧，是我们新闻传播学教育当中所必须关注的地方。2.为什么新闻专业的学生好像>学问不如人？[2]
赵启正
先讲一个小故事。在一次论坛上，几位新闻学院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问我：“我们以比较高的分数考入新闻学院，但是到了学校之后我们和其他文科生，如学习法律、经济、哲学这些专业的相比，我们的书比较容易读，老师不讲也看得懂，觉得自己的智慧或者学习潜力没有办法发挥。”同学们的话不能说说错了或者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质疑。这反映了现在的大学新闻教育存在着改革的必要性。
由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就想，今天在中国成为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的时刻，在国内大变革、大变动的时刻，时代对新闻人有什么要求？我说的新闻人包括我们大学学习新闻的后备军和已经进入新闻领域的现职的记者编辑们。我们培养的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应该具备能力、知识于一体，还要有成熟的心态和优秀的品质。
能力就是他们能与两个社会对话的能力——国内、国外。“社会对话”是指能够观察社会，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他们应该成熟、立场准确、做人诚实。国内外都出现过造假新闻的情况——拉萨事件的国际报道中的假照片太多，国际上大的通讯社、大报纸也做假。我们在学校培养的时候应该培养他们的品质。最后达到负责地报道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发现问题、评论问题。新闻人应该能与社会对话，与各种人真诚沟通。他们应当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要比别人先发现问题，要有新闻敏感性，能够找到最恰当的对话人，能够深度评论国内和国际问题。
电视台和报纸最重要的两个内容：一是新闻，但是没有独家的新闻和最快的新闻就没有优势；二是能够找到最好的对话者，就在这个时刻找到这个人。但是，你找到了这个人未必有能力和他沟通，首先要得到允许来采访他，之后在对话中还要能够匹配。这个要求不低。最好能够有非常好的国际公共关系，这需要积累，不是大学一毕业就行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对话的能力是广义的。
知识面上，应该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内知国情是基本国情或者你所从事的新闻领域的情况，比如你是经济记者还是文化记者；外知世界是要了解国际动态，有跨越中外文化差异的本领。我举个上海的例子。上海的内环线开通后，报纸头条说“东方第一环通车了”，我找到这位记者：“您的‘东方第一环’是在东方第一个环路，还是第一大，或者第一宽？”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是东方第一个环路吧。”这就是没有外知世界。浦东南浦大桥造好了，有说这是世界第一，也有说是世界第二的。这是需要有定语的——斜拉索、斜衡量、水泥和钢铁的——如果没有这些定语就不是第一，而是第二。
跨文化的问题也很重要。由于中文的特殊性和西方文字差异太大，准确地翻译很难，很容易按照自己原来的文化思维翻偏了。这会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比如翻译基督教、翻译佛教的人，如果他按照老子、孔子的思维套路去翻译则会有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靠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有很大的贡献，让欧洲知道中国；但是翻译过程中他们用的是基督教的语言和思维。有一句话，只知其义就是不知。说我是国内记者只知国内，如果是国外记者只知道国外，莎士比亚很好但是他不懂中文，因为他不会用其他语言所以就说不出英语的优点，好像我们只会中文就不知道我们汉语也有缺点，比如没有复数、时态比较少。
跨专业的学者可能是1/2的社会学家，也可能是1/2的经济学家，也可能是1/2的国际政治专家，再加上整个新闻传播专业的素养这个1——1/2+1〉1。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是大于1的人，这样我们新闻专业的学生和老师才神气，和其他专业站在一起头才高出几公分来；否则就会弯一点，好像学问不如人家。
培养新闻人才时需要政治立场正确，因为在现在的报道中涉及太多的是非、表达太多的内容，如果不够成熟就不能够观察得透彻，对某些事情就不能够正确报道。中国向外报道当然是报道中国的特点，特别在政治报道当中容易发生偏差。比如，只报道我们GDP的数值而忽略我们同时付出的环境代价；或者对于某些假新闻缺乏判断力，典型的就是虎照事件，缺少求实的立场，对国际事务也有失实；对恐怖主义、对人道主义、对环境、对于毒品走私、对于海盗，这些事情也存在着政治偏颇。在国际事务当中应该保持一个公道，维护世界的和平，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该保持正确的立场。
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拉萨事件中法国报纸说“我们要保持政治的正确”，是指法国要站在人道主义高度、是批判者，而中国是被批判者；那么，批判的事实如何就不重要了，批判中国本身是最重要的。德国也有好有几篇报道，比如“德国之声”说“3·14”事件之前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有这样几个：西藏是香格里拉的地方，西藏是20世纪50年代初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方，达赖喇嘛是和平使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是分裂主义，中国在消灭西藏文化；而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和说明很少报道。偏颇的报道引起在世界各地的中华血统的人们的不满，做了各种表示。西方媒体在“3·14”事件上也做了很多假，出了很多假照片。比如把尼泊尔事件说成是中国的，尼泊尔警察把喇嘛打倒在地说成是中国干的，这不是误解而是故意的。还有，西藏军车在街上行驶，一群人围攻扔石头，西方媒体却把扔石头的人删掉，只留下军车在开。
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要培养他们的品德。一篇新闻可能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在读，所负的社会责任太大太大，所以优秀的新闻人必定是诚实的人，不诚实的人不能做新闻人。中国造了假老虎的照片，造了羚羊横穿青藏铁路的新闻，造了纸包子的新闻，这些都应该受到批判，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交流的时候应该说这些事情。
如何培养学生？恐怕必须得改革当前的教育，我本人虽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但是我没有受过严格的新闻学训练，只不过在和李希光、李良荣、王旭明的接触当中传染给我一点智慧而已。我搞了20年的核物理，对理科比较熟悉。理科和文科有太大的区别。理科要提一个观点、做一个事情，如果最后在实验室不能证明的话，或者在数学上推导和其他原有的公理不符合的话，一定是错的。社会科学则不然，随便说一句话就可能被传播成“真理”，过若干年之后才发现是错的。
比如报纸前几年大量报道一个社会发展到人均GDP 10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社会必有大的冲突和变动，我对这条“真理”觉得可以继续思考下去。我一篇一篇文章往上找，找不到出处，不知道是哪国、哪个专家说的。如果是20世纪60年代10000美元就很厉害了，中国的物价系数是1/4，美国是1，日本是1.7，一个东西在美国卖1美元在中国卖2.5美分，在日本卖1.7美元。还有，每年都有人预计明年GDP是多少，8%、9%、10%，很少有说对的。
我们在新闻学方面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我在这里不敢举例子，一说可能打击了创新者。新闻的一些“学”不知其义，随便可以创造一个学。学的定义是什么？学一定是基于某一公理，在社会当中容易有示范性，李希光强调的案例教学是很有道理的。我能提出问题但是不能回答问题，这是我的悲剧。
人民大学办法不多，高钢的办法多，他是常务副院长，他是院长，我是假院长、泡沫院长。我最大的优点是寻找社会支持，唯一的能力、给大学做的贡献就是和社会沟通，没有比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再与时俱进的了。物理学多少年出不来一个人，哲学出一个定理几十年、上百年，没有像新闻学上午和下午都可能有变化，所以新闻学的改革是必需的。
新闻教学无论如何要跟国际国内的大媒体合作，人民大学很容易盖了一个楼、盖了一个很大的演播室，没有机器，怎么办？找中央电视台、找思科，三家合作，用思科远程的传真会议系统，中央电视台一定每周在人民大学做各种节目。人民大学新闻系电视专业的学生全体不会做片子，会搬凳子、会监看吗？写点意见：我们的老师显然不如中央电视台的骨干，这样对我们的电视教育有很大的改进。网站的兴起，我们和人民网、新华网联系密切。
改革当中一定要看时代的呼唤、看现实的呼唤，否则改革没有意义。我要得罪在座的老教授，如果您的学问、您的课本每年都变的话，您这门课基本合适。如果您的课本多少年没变，请减少课时。我们教学改革不是加几个校总——大学校合并、小学校并大学校，改革应在教室。中国课程的讲课方法中学太像小学，大学太像中学。一位美国教师问我，你们中国教师累不累，一堂课从头讲到尾。我们的学生总是被往里灌，绝不发问、绝不对话，这个不行。
在教室的革命一定要老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绝不能够灌输。文科的东西灌输最容易让学生看不起我们老师。我在人民大学如果上课就是这么聊天，下回再让我讲一遍，不行，又得重新编。我讲时没有课本，是我最新的体会。最近全国政协讨论公共外交问题，我们发现很多管外交的人对公共外交的词汇、定义不清楚，像赖斯应到大学里面充充电再回政府放电。对话1：“给我们的学生一碗饭吃”
赵启正、李良荣、盛沛林在各自发表主题演讲之后，到主席台上就座，与参加“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的全国各新闻院系教师对话：
李希光：李良荣老师刚才讲16万新闻专业本科生、20万记者编辑，这还没有把研究生加进去。现在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名牌大学里面的就差不多有20多万。大家明知道供大于求，你讲毕业生就业率为35%，可能新闻专业比这个数字还要低。关键是怎么办？作为教指委您觉得怎么办？
李良荣：讲到底怎么办？所有人跟我说，李老师你想办法把不合格的各类学院、民办学院、三流四流的学院关掉。唯一的办法是分层、分流，每个院系都有它自己的定位。我们新闻院系绝大多数都应该往企事业走，尤其是地方院校。当然我讲这个话会得罪一大批的地方院系，我是给你们想办法，如果你们一门心思往大众传媒培养编辑记者，你哄得住人，但是学生一定没有出路，所以得想办法往企事业单位培养新闻宣传干事。现在企事业单位大量需要包括公关、广告、新闻编排人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学生一碗饭吃。如果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东荡西游，学费一年是一万，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们要想办法确实帮他们找到谋生之路。同时要端正我们的培养目标，不要再往编辑记者队伍里面塞，对新闻院系来说对毕业生要分层、分流。
王旭明：我提供一个小例子。我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我这个事业单位实际是企业化管理。我到这个单位四个多月了，这个单位都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宣传品，在100多人的队伍里面找不出这样懂新闻、懂传播的人，只好我赶鸭子上架做宣传品，从设计到美工、包装全得做。我们多么渴望大学里能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帮我们。对话2：“样样都好是不可能的”
赵启正：中国的记者或者社论撰写人一定是要懂得世界的人，如果只知道中国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跨语言不等于跨文化，我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跨文化的智慧。很多人语言过关了，但是意识是错的。我们中国很多词汇外国人理解不了。谈到教育改革，不是让学校合并，而是教室的改革。讲课大学跟中学一样，中学跟小学一样，这种灌输完全抹煞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只会接受不会思维，非常令人悲伤。
张之香：我代表中美教育基金。赵启正部长刚才提到国际化，而且是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对话，好像这个会议就不是两种语言的。
李良荣：我不赞成双语教育，从中国的外国语大学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基本是失败的。为什么？中文中文写不来，英文英文写不来，写出来了中文不像中文稿，外文不像外文稿。我参加了几个外国语大学很多答辩会，写出来的东西一看，这是中文吗？中学生的语言。干脆不要学双语，或者专讲外语、或者专讲中文。四年这么多的时间搞双语，想把中文搞得精彩，外语搞得也这么精彩，这搞得好吗？搞不好。四年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拔尖的人才，现在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打下一个基础，素质也搞得不好。苗红根正是对的，基础打扎实了就会提高。现在出来像成品一样，样样都好是不可能的，我反复强调基础：基础理念，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基础知识，要有基本的技能技巧。
提问：我很赞同李良荣教授对双语的评价。在四年里面能够解决一种语言就是成功的。刚才李良荣教授提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设定我们的培养目标？如果调整培养目标是不是会失去优秀生源？是否需要重新设计我们的师资结构？课程体系，新闻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跟整个会议主题非常关切。我们对新闻学的理解过去是不是把它和医学、法学一样等同于一种职业教育，我们学生学新闻出去就应该是做编辑记者，如果出去当了政府官员或者当了公司经理，那我们的新闻教育就失败了。这样一种认识左右我们对新闻教育的看法。赵启正部长学核物理，可能他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比他在核物理的贡献还要大。我们能说赵部长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吗？30%的新闻学院学生没有去新闻界，我们能不能说新闻学的教育是失败的？
在今天大学教育越来越强调通识。社会变化越来越快，可能大学里面任何一个专业它的教育尤其是本科都应该更是一种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有更大的适应能力。如果有30%的毕业生进入了新闻界，是不是说这种新闻教育就是成功的，关键是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成功。外科医生这样一种专门的职业教育另当别论，如果外科本科生做了一个公司会计，我们认为这个是失败的外科教育。但是新闻教育不像医学这样专门，连物理学都可以转换。怎么定位我们的培养目标，想听听李良荣老师的评价。
李良荣：不存在哪个人转到其他专业成功或者失败，这个专的话有一定的边界。你就是在一个领域，你不可能大学四年我什么都学，如果这样就不要分系、不要分专业。并不能以个别的例子就说我们的专业无边无际，我们毕竟有一个边界，一个专业需要一个边界，到底有哪几个方向，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培养人才。明确要培养这方向的人才，才能够制订教育计划，否则教育计划制订不了。我现在担忧的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的动荡；到底算哪门子新闻传播学？文化产业、影视都成了我们现在新闻传播学，因为它是大传播。国际传播、农业传播、医疗传播，传播学放在新闻系是误解，传播学应该在社会学系。新闻学教育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没有边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制订教育计划，没有办法说我们的课程到底怎么来设计。对话3：好的大学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
赵启正：这个问题是中国大学普遍性的问题，超过了新闻学院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大学里面受的教育应当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就成拼盘了，但是不能否定多元化。一个好的大学培养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法，如果思维方法比较好，他到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够很快地补充这个领域的基础知识，能够发现问题。换专业的人和不换专业的人相比各有优势，换专业的人比较敏感，从基本问题问起。我刚才说10000美元的例子时，因为我不是经济学教授，直觉感到这里有点问题，而经济学教授认为这是金科玉律，所以他就不问了。改行只要勤奋就可以改，不能因此说大学没有边界，这样将有一个复杂混乱的体系，知识会杂乱无章，会影响他思维的训练。
盛沛林：专业学校有专业的培训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出来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各条战线都可以。我们复旦新闻系的李良荣老师和我就是实际例子，他站在新闻教学岗位上，我在军队岗位上，我们都是复旦新闻系培养出来的，还有从复旦新闻系出来的有从政的当了很大的官，也有从商的发了很大的财。
赵心树：我同意刚才几位教授的意见——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我同意赵启正部长刚才讲的，这不是一个黑白两面的问题而是程度区别的问题。但是我感觉李良荣老师刚才讲的意见总的倾向好像比美国的新闻教育目标窄。在美国新闻教育的目标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早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也曾经走过很专业的道路，和中国教育的目标一样，那时候受教育的人口占人口比例要少得多，大学教育就是最高级人才教育，所以不得不把他们训练得非常专。现在很多国家大学毕业生已经占了50%的人口，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就会有通识教育的压力，这些大学教育越来越变成基础教育。
另外一个变化，新闻传播领域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挑战，现在我们在美国所发现的情况——职业融合。五年以后的职业是今天所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给他一个很专的教育？如果在本学院学的学分不得超过1/3，超过1/3不给你认证，逼迫你有一个很宽广的口，但是不等于就没有边际。
怎样培养懂得两个世界的人？我非常同意李良荣老师讲的，本科教育还不如把他的基础打好，把中文基础打好。重视研究生教育，重视后来的教育，甚至把国外做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作为继续教育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能够理解中国文化甚至在国外有工作经验的人，鼓励资助更多这样的人两边走。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美国做正教授这段时间我觉得学到比我在做副教授时要多得多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进入它的决策层，你理解很多没有写在纸上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我想起25年前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做助理教授时，国内一个教委负责人到我们大学，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他们奖学金资助的对象都是自然科学的，他们说你们搞文科的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现在我回过头来想，这是当时海外教育上最大的失策。如果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它们所做的事情去比较的话，如果国内外要相互理解，这个事情必须做；多层次、大量的国家资助非常非常必要，不可少。
陈沛芹：我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我觉得中国的双语教育困难重重，存在的问题肯定非常大，我们也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学生的优势也非常大。比如在上外，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上外，语言就不是问题，英文可以成为我们的工作语言。我们英文写作比其他学校学生的英文好，不能说和地道的美国人一样好，但比其他学院学生出来的英语要好。英文好其实是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通道，有了语言通道有了交融通道才能走向国际化。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或者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要想走向国际，在语言上我们有优势。可能研究上有一些欠缺，怎么克服这个欠缺，怎么解决双语教育面临的重重矛盾？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赵启正：刚才这位上外的老师提的问题不只是新闻学院的，而是整个中国人本身和国际的关系，通过语言来了解国际。何以是美国人？身份怎么定？你英语为母语，以新教基督教为指导的人算是美国人。如果一个中国人的英语比汉语好的话，那你就是美国人了，要求中国学生的英语比汉语好也不太合适。我们不能要求人家都来学中文。我和西班牙人交流，他说我们中国有西班牙语的杂志、有西班牙语的网站，我们很感动，你们一个大国还照顾我们。但是跟着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西班牙语有32个国家使用，美国说西班牙语的人比西班牙人还多，我们的杂志已经到了美国。中国要走向世界，我们不学外语是一定不行的。我们这种外语不好的人是要被淘汰的。但是你又不能说中国不好，记者两种语言不好就没办法做记者，就跟翻译一样，对于记者来说双语极其重要，不能通而言之。
李良荣：我刚才说我反对双语教育，外语学院是英语教育，把英文搞好就行了。中文讲讲、英文讲讲，这个人教学生写英文，那个人教学生写中文，两边弄来弄去，英文没学好，中文也没学好，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做不好，我是这个意思。3.如何减少媒体的再培训时间？[3]
马胜荣“报名的人不少，符合需要的不多”
我本人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三十多年，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与教学工作，同时在重庆大学担任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的院长。我离重庆非常远，要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但是去了收获非常大。重庆跟上海复旦、上海交大、沿海地区的大学都不一样，那边更需要去推动新闻教育。
今天和各位探讨的题目是“关于教育的思考”，实际是一个再培训的问题。再培训是新闻院校和新闻机构之间重要的连接环节，新闻院校出去的学生不可能马上投入工作，在校的新闻教育如果解决好了则可以减少再培训的时间。这个概念我第一次听到是因为我们请了美国的教授给我们谈新闻教育问题，减少再培训的时间，可以使学生在毕业之后就能工作，对于新闻院校的教育来说是十分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在新华社负责国际新闻报道，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外语院校过去的，也包括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不是外语类的学校，最近一些年清华大学也去了不少。2009年看了一下名单，清华、人大、北大，当然更多的是外交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去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非常快地投入工作。我们需要的人很多，发展也比较快，分社比较多，国内有三十多个分社，国外有六百多个分社。根据最近新华社制订的计划，今后十年当中要把驻外分社从107个增加到150个。不光增加到150个，还有采访的面更广，原来主要是文字摄影，非常少的视频跟音频，电视片和广播报道非常少，现在我们马上要增加视频。虽然电视台主要是靠视频，世界各大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都有视频供稿，音频报道也非常多，在很多地方应用。我们在比较重要的几个地方特别是最近要在北美纽约设立分社，很多年没有展开，主要是人员的问题。所以人员问题是我们非常大的问题，不光是新华社，就是在其他新闻单位，包括中国主要的媒体、大的媒体都缺少新闻工作者。现在是报名的人不少，符合我们需要的人不是很多。
我们招收的人员有的是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主要来源，其他的新闻机构大概也是这种情况。学外语的一个是去我们那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系最近几年人员相当不错。从外语角度来说主要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有外交学院，外交学院很多学生毕业之后到媒体工作。应届毕业生我们今年招一百多人，每年都是这么一个情况。11月份网络报名，然后进行考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报名人数比较多，我们招100个人，报名的有一万三千多人，留下来考试的是两千多人。今年进行了20场考试，我们借不到20000人的考场，那么多人考试最后入围一百多人不合理。现在招人都很公开，所有人去了都要把考试成绩贴到网站上。很多人来打招呼，打招呼也没用，现在社会监督也很厉害，我们也不希望要这样的人。打了招呼上的可能不会干活儿，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干活儿。在应届毕业生当中有一部分是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同济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目前来说他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专业性比较强。中国科技大学我们有专门的科技报道，而且在重要的几个点：东京、纽约、巴黎、墨西哥城等地方有专门的科技经济记者，这些大学的学生容易上手，很快就做得比较好。第二是招收国外学习后回国就业的学生，这个来源目前用的越来越多。以前归国留学生上新闻单位不是太多，现在越来越多。这部分人最主要的优势是外语能力比较强，其他方面也有专业知识，有比较强的交际能力，在国外自己闯荡过一段时间。第三，愿意到新华社工作的其他人，还有跳槽的人员。跳槽人员有的比较理想，即从一个新闻单位跳到另外一个新闻单位。从政府部门过来或者从其他行业过来的也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再培训。每年我们有一部分人退休，有一部分人走掉，现在招进来跟调走的人员比例差不多，进100个人走90个人或者80个人，他们愿意到别的地方。每年增加的人数不是太多，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整个采编行列当中来。这些人主要是参加记者、编辑、翻译、主持人、评论员、经济分析师以及营销、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翻译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参考消息》是我们出的，《参考消息》是中国的第一大日报，日发行三百多万份，在整个世界报纸发行量的排行当中占第五位。报纸需要翻译、选稿，需要很强的翻译能力。还有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培养的主持人招过来，我们的主持人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还不一样，我们做的电视片是供给有关电视台去用，但评论员这些不需要，经济分析师现在也非常缺，我们搞了金融交易平台跟路透社的金融交易平台有相类似的地方，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金融交易平台方面的机构。
我们招来的三类人员有一些优势和不足，应届大学毕业生现在的知识面比较宽，跟我们当年大学毕业相比知识面要宽，运用其他方面的能力也比我们强。我在两个外语学院念过书，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有些学校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还有别的专业，毕业生还有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如计算机他们很熟练。我们到有计算机的时候才开始学习使用，有的学得很好，有的到现在还不会。回国的留学生外语能力比较强，对外交往比较强，这个也非常需要。有的人特别是驻外记者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肯定非常困难。有一部分学生招进去以后外语能力也很好，写作能力也不错，就是交往能力不行，作为记者没有交往能力是很大的缺陷。跳槽人员的优势就是有比较多的工作经验和比较好的交际能力，但是不太稳定，有人说跳过一次槽就会跳第二次。现在社科院早期的几届毕业生现在剩下的不多，我们原来有二十多个，现在只剩下四五个，有很多人已经在领导岗位，对于新闻单位的领导人员来说实际就是带头带班。这些人员最大的不足是用比较长的时间再培训，尤其是到国外分社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培训很难完成有关工作。我们采访第28届雅典奥运会，要组织80个人的队伍，挑选起来非常困难，在全社范围内进行考试，外语要合格，发稿本身要用外文，英、法、俄、葡萄牙语都要有，还要对体育熟悉。篮球、乒乓球、足球这些很好看；有的也是看不懂，比如跆拳道、摔跤很难懂。2006年我们采访多哈亚运会的时候带了95个人，组团也遇到困难。过去几年为了北京奥运会要做准备，在人才库里面还是藏了一些人，已经做过的人名单放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把他们再调过来，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困难。通常我们对新进人员进行三个月的培训，让他们了解新华社业务的基本情况和对员工的基本要求。三个月的培训还是很短的，只能说把你引一引，真正做好还是比较困难。
不知道各位院长是什么看法，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培养的基本架构是这样的：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进来之后分专业进行培养，到了高一点年级去媒体实习，最后进入新闻媒体行业进行工作。高中毕业生大部分是报考文科的学生，理工科的很少，研究生当中有一部分是理工科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分科学习，利用假期进行实习，实习机构自行选择。这里面就有一点问题，你想去实习有一些困难，有的机构不愿意接受实习生，实习生去了之后，工作人员每天有自己的工作，带一个实习生很麻烦。新闻机构应该很好考虑这个问题，实际是为他们自己培养人才，为新闻行业培养人才，新闻院校和新闻行业当中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连接，实习是很重要的，实习实际也是减少再培训时间的环节。另外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工作，要经过培训才能工作。
部分教师缺乏理论基础、缺少实践经验
专职新闻教师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密切跟踪中国新闻发展的现状，同时还非常关注国外新闻发展现状，不断就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新闻学科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专职的新闻院校、中心，清华大学就有这样的中心，其他院校也有这样的中心，重点对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研究，为教学和新闻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专职教授当中有一大部分是新闻研究人员，从新闻机构转入新闻教育的人有一些，但是数量不多。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有一些，这些人员去了之后对新闻教育有一些大的帮助。
据我观察，目前教学框架有一些缺陷。
第一，基础理论不够扎实。由于新闻院校发展比较快，现在有八百多所，因此师资队伍产生一点问题，除了历史比较长的新闻院校之外，相当一部分教授是从中文和其他专业转行的，这些教师相对来说新闻基础理论不够扎实，在教学当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缺少实践经验。老师有实践经验也不太可能，但是要有一部分实践经验，或者教学过程当中到新闻单位去看一看，或者去工作一段时间。现在在教师里面，我听过一些教师讲课，有的甚至对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概念在实际操作当中如何把握都不是很清楚。真实性怎么把握？有人也不清楚。一般来说大部分人只是强调微观层面的真实，很少去考虑宏观层面的真实，从微观来说很多新闻发出来都是真实的。比如我今天看到这个会场上有一个人感冒得很厉害，我就不能说这个地方的人都感冒了；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在地铁里面，我就不能轻易说中国的乞丐很多。从微观上是真实的，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从重庆开始到了海南，这个面比较广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有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地方或者几个地方那我们又要分开来看这种事情。比如伊拉克的问题也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问题，最近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的帖子——扔鞋子，鞋子炸弹，布什去了之后扔了两只鞋子，这些事情也要仔细去研究。有的时候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不可能从头到尾流水账一样发出来，肯定要选择材料，在选择材料的过程当中每个记者、编辑、新闻从业人员生活的政治环境、生活的文化背景、受教育的背景等对你本人都会有影响，我们讲客观公正脱离所有东西去谈，我认为有时候就会比较片面。每个人生活环境、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受教育背景都会对你产生很多影响，因为你本身的价值判断和你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有的老师在这方面讲得比较绝对，我不认为他们讲错了，但是讲得太绝对。只要真实就可以，这个真实要怎么看？这里面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去研究理解。
对新闻教育改革的五点思考
第一，变革教师的结构。雪城大学在中国不是很有名，奥巴马的副总统是这个学校法学院毕业的。这个学院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媒体从业，对于缩短学生毕业之后的再培训时间是有帮助的，除了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外，他们可以讲具体操作方面的知识。
第二，加强新闻学科的研究。现在一些老牌的新闻院校研究比较成熟，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也比较符合实际，但是大多数新闻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对于新闻政治性的理解判断，对于新闻社会影响问题，对新闻报道的平衡性问题，新闻的平衡性问题在中国非常缺乏，我所在的新闻机构一再提出。原来我在岗位上的时候一再提出平衡性的问题非常重要，要反映各方面的观点。我们以前报道美国总统讲话的时候，往往只讲一个方面，比如讲台湾问题，他只承认一个中国，但是美国总统讲的时候往往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实际讲了两面。看起来美国总统像是只讲了一面，其实不对。
第三，撰写好新闻教材。现在许多新闻院校参考的是国外教材，国外教材专业化比较强，但是在中国要既符合新闻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很多学生觉得在学校学的东西在工作当中一点用不上或者用上的很少。
第四，教师和新闻从业人员交换岗位。这是改善新闻教育的一个渠道，在南京首届媒介融合论坛上有些教授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做讲座比较好，但是任教有困难，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也不是说一个都找不出来，有一些人在实践的同时也在进行新闻理论研讨，比如说李希光教授，在新华社对外部，现在到清华大学也做得很好。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些机制可能会好一点。我们的老师如果能够到新闻岗位上去待一段时间，帮助指导工作，这对新闻从业人员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长期在岗位上，对于许多理论问题缺乏研究，他们思考的东西可能太现实，或者缺少辩证的东西，只想到一个方面而不去想另一个方面。而且很多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对于国外情况非常不了解，对于国外新闻媒体整体的运作情况不了解，有人甚至认为西方媒体的报道都是片面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或者是大部分不符合事实，这也是不对的。我原来在新华社培训的时候就说过，你们绝对不能一概地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都是片面的，有些报道真正指出我们没有报道的问题，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互相来学习更好一点。不知道实践起来是否有一点困难，但是这应该是一个目前改革新闻院校新闻教育的想法，是可以探讨的一个方面。
第五，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现在学生的实践活动有所增加，但是系统性不强。有的实践活动实际同新闻报道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还是需要改进。有的在当地受欢迎，在别的地方不一定受欢迎，需要我们在学院或者学校的层次跟新闻单位加强沟通。最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去新华社谈了一次，专门做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老师到我们那儿座谈，共建一个实践基地，比较多的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到新华社实习，对于整体教育会有所帮助。对话4：新闻应以事实为基础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章晓英向马胜荣提问：“现在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里面哪些是属于最最核心、最最基础的？”
马胜荣：现在有关领导机关强调抓一下新闻理论方面的教育，根据中国的体制跟中国的特色，抓新闻理论教育。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怎样在新闻院校开展，这个事情也是比较紧迫的问题，也比较难解决。
在新闻从业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触这些事情，对于这个事情怎么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本质要有认识，不能说就把一些条条搬出来就算了，这里面重要的问题就是真实性。讲到唯物主义辩证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真实，以事实为基础。我们在做的时候没有按真实去做，现在新闻媒体就有这个问题，不只是一般的新闻媒体，就是主要的大的新闻媒体在真实新闻上也存在很多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说报纸我不看了，这个报纸翻翻标题或者看一份报纸就可以了，有些报纸是上面压下来必须要订的，有的就订一个月，有的报纸送去之后连打都没打开就当做废品卖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报纸有问题。不光一般的报道上有问题，这些大媒体报道也有问题。我们对有些新闻事件的片面性，只讲一个方面不讲另外一个方面，只讲好的不讲差的，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现在在教学生时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出租车司机罢工，很多学生提出来出租车司机罢工应该很好报一报，他们肯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这是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不好好关注？这个消息发得比较快、比较简单，如果要把这个事情说得多一点，那么就可能被说成炒作。其实我认为这个炒作也是不存在的，按照新闻事件的大小，需要报道多少来去报道多少，而不是说你想把它炒起来就炒起来，炒作的东西是有，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不是炒作。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新闻的选择肯定跟政治文化背景、跟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今天中午我问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在美国有没有体会到：对于中国问题，跟美国人同样听到一个事情，会不会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在于我们受教育的背景和整个文化背景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认识，而不是抽象谈理论上的事情会比较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还有新闻价值取向问题，为什么有的问题在别的地方成为很重要的新闻，而在中国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商量。昨天有一个教授讲毒饺子在日本形成很大的风波，我们公安部发言人讲了之后又在日本形成更大的风波，因为公安部发言人在双方没有查出真相之前就说主要不是我们。实际我们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或者按照先弄清问题再来说的原则。还有口径问题，政府机构老是说要口径，大的新闻媒体也说要口径。什么叫口径？新闻事件出来以后我当时讲了一个观点，第一是先弄清事实，第二才是做口径，口径是对新闻事实的一种概述。当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同时可以报出来的，但是报出来的东西必须是事实。我认为这个是主管机关需要认识的问题，只有把事实说清楚了，我们才有公信力才有说服力。对话5：记者需要权威的新闻来源
何村：新闻发言人提供的事实是真相吗？如果不是呢？作为一个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怎么核实他提供的事实真相？
马胜荣：发言人作为政府的代表来说话，他可能有偏见，但是他是代表政府说话，他是一个权威，不管哪国发言人，即使白宫发言人说话也有偏见，他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不能说你有偏见我就不报道。至于你查到什么真相需要你拿出证据，要有深刻的调查说他说谎才行，如果没有这个他就是你的新闻源，他是一级权威发言人，不是随便出来说的人。
何村：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比如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肯定会有偏见。
马胜荣：关于你的事情我只能问你，你再有偏见我还得问你。除非你说假话了有人揭发你。
何村：那我要承担责任吗？
马胜荣：那当然了。如果你隐瞒了信息要负责任的，事实是第一位的。
何村：为什么你刚才说的毒饺子事件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说假话了？
马胜荣：因为在没有查清楚的情况下你说中国有一部分毒，其他一部分毒是日本人自己弄的。
何村：三鹿事件有一个简光洲，认为三鹿奶粉是罪魁祸首的记者是英雄吗？
马胜荣：没有说他是英雄。
何村：社会上说他是英雄。学生说简光洲是不道德的，他违背了新闻道德，他当时报道这篇新闻的标题是“疑似三鹿奶粉”，可以这样报道吗？因为确实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经过质检部门的检验，最后都是怀疑。
马胜荣：我们没有说他是民族英雄。新闻记者的稿子必须要有来源，没有来源不行。如果说有来源，你要有比较权威的来源，这个来源也有可能是错的，国家政府发言人说这个药品没有问题，有问题了发言人要负责，不能说记者来负责。是发言人开了新闻发布会。
何村：据估计可以作为事实吗？据网上谁谁的博客说。
马胜荣：一般说是不可以的。
章晓英：大家讨论有争议的话题在业界还有新闻学者、教授、专家之间都在争论，有争论的话题怎么去报是一回事，有争论的话题怎么教给学生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回到教学改革上来。
何村：我们没法教了。我研究简光洲的报道，就是疑似，他成了民族英雄，上了中央电视台有二十多回了。要说疑似可以用，我说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说疑似也可以用。
李希光：新闻的定义是什么？
何村：肯定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李希光：从美国新闻来讲，新闻是事实，是不断核实、连续核实、三方核实的。疑似什么意思？据说、听说、道听途说、传说。疑似的东西是不是核实的事实？不是，那就不是新闻。但它也可以传播，不是作为新闻传播，而作为谣言可以传播，你不能阻止谣言的传播。新闻的定义还没有改，刘建明教授说的新近发生的事实并且有知晓意义的东西，是核实过的才算新闻。
过去新闻和事实打交道，今天新闻和疑似性谣言打交道。毕竟新闻和法庭不一样，法庭如果不拿出证据立即被法官赶下去，毫不犹豫的。新闻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事实，如果它不是事实大家全是疑似，则每天大家读报时，若都是谣言我们为什么看这个报纸？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明知道是疑似、是谣言还会购买这个报纸吗？不要说购买，付给我钱我都不会看，太多有用的东西我都没时间看。没办法，这就是残酷的现实。4.中国新闻界对新闻教育的期望[4]
翟惠生
记者必须不断学习
国务院台办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我们国内的报道思维往往是先吃出一个概念，然后验证这个概念；西方，也不光是西方，国外是先讲故事让你自己去得出结论。我借用境外报道方式来说明我的观点。
今天中国记协有一个活动，活动的名称“记者大讲堂”，是第二次。新闻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也好，学习三项教育也好，应该密切结合实际，我们开办这么一个大讲堂，第一次请了国家统计局姚景元讲了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机遇；今天请财政部的人出来讲财政政策的重大调整。第一次记者来了270人，没有退席的，都是年轻编辑记者，而且最后互动环节不断发问。财政部的这位同志效果也很好，一直讲到11:40刚刚完，比预计的超出40分钟。
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我们办了一个新闻茶座，新闻茶座把外国驻京的记者请到这儿来，就现在他们关心的一些话题跟他们交流，不是新闻发布。这里面境内很多记者都来了，他们来干什么？听外国记者的提问，看看外国记者关心什么。
我说的这两个实际例子是现在正在发生而且很有效果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说明我们现职的记者他们渴望这种知识的补充，渴望对政策和形势的解读。因为新闻是争一日之辉煌的东西，它永远是新的，昨天是新的今天还是新的，在职的记者必须不断地学习。
新闻院系毕业生后劲不足
我再说另外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现在凡是新闻院系毕业的学生到新闻单位0工0作0上0手0很快，但是后劲不足，往往被学其他学科的学生过了两三年就超过了，显得好像浅了一点。第二个现象，评中国新闻奖这次要做一些调整，对评委做调整，评委说要加大新闻院校学者专家的比例，这一条受到很多人强烈的反对，提的一致意见是，假如他们不在新闻一线，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往往和现在的新闻单位的领导、总编、副总编看法不一致，对一个作品或一个人的看法也不一致。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就是说明今天李希光教授来举办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新闻教育和现在新闻实践之间的确有差距。当然学校不是报社不是电视台，肯定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但是新闻的教学因为是给新闻单位培养后备军的，而且后备军时间不很长，几年就一轮换，这个东西确实是作为紧迫而现实的问题。
刚才我听到一位老师说到，新闻不应该只讲新闻的理论或者采访编辑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我们不是学新闻，到了新闻单位干一两年，只要你开窍，那么很快就会上手，是一个方法问题、是一个战术问题。确实应该多种学科综合，因为现在世界变化太快，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而这些东西往往涉及除了政治以外大量的是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不是学新闻的人反而在应对时显示出比较厚的底蕴，可能因为他有别的学科作为一个坚强的支撑。“内宣”与“外宣”区分越来越小
原来叫“内宣”和“外宣”，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已经区分越来越小了，因为外国记者可以随意在这儿采访，可以不经过你的同意也能采访。这个声音直接传播出去了，而且我们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也强调要抢第一落点，控制主流舆论。
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奥运会期间我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世界拿放大镜和显微镜来看中国，既然人家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来看中国的话，我们不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还要主动地去把我们的一些东西告诉他们，不是说放大告诉他们，而是主动置于放大镜和显微镜之下。我们请外国的驻京记者来，就是要主动地给人家提供新闻信息，因为人家在这儿就需要写稿就需要新闻素材，你不提供人家得自己找，还不如你主动提供给人家。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来要提高我们的传播能力，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传播能力，而这个传播能力确实让我们感到实际上给内宣提出了所谓原来外宣的要求。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一分钟之内我们都知道了，新闻院系的教育真是要有视野，不分内外宣的眼光。
办广义的新媒体
中国记协一张报纸办得很不好，欠了很多钱，这张报纸我本意是不办了，但是由于有《劳动合同法》，有几十个人没地方去，只能接着办。怎么办？寻找合作伙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投资，投了10000万元1年给花掉了，那也没用。我们寻找了一个新媒体，新媒体提出一个概念，我们合作才叫广义上的新媒体。
不是指网络网站就叫新媒体、手机报叫新媒体，3G之后手机电视也出来了。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才是广义的新媒体。弱势相互弥补，强势联合。不要说纸媒马上消亡，电视时代还要占据几年然后就是谁谁的时代，这个说法恐怕偏颇，这个世界不一定怎么发生变化。也许你在强调网络的时候，突然在技术上发生大问题了，包括一个停电整个帖子都没法用了。如果大家的互动真正找出新媒体的路子来，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道路。
新闻院系的教育是不是也能有点这方面的前瞻眼光？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不一定到报社和电视台，毕业之后出来的新兴媒体不一定是什么样，需要在这一点上有点战略思路。
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
责任与使命，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不要就责任说责任、就使命说使命。记者都是从年轻人成长起来的，他25岁理解的责任与使命和50岁理解的责任与使命是不一样的，是需要积累的。他的知识水平有多高，他的责任和使命感层次就有多高；他的积累有多厚对于使命和责任的理解就有多深。这个东西也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不能就说你这个责任就是什么，他那个责任就是什么，他是需要理解这个东西的。
实际上到了最后真正理解到了责任与使命的时候，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记者哪个国家的编辑只有四个字，最高的就是“国家利益”。但是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那是需要一个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新闻教育能够启迪学生这方面的思维的话，我想他会缩短这个时间。
教育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也并不只是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是社会通病。最近电视举办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演得特别火爆，有气力、有劲头、有想成名成家强烈的愿望，唯一差的一条就是“韵味”。比如唱武生一张嘴没有味道马上就露馅儿，老师在这一点上没有给点到位。如同现在的教育一样，学文科的不知道数理化觉得是应该的，学理科的没读过经典的四大名著觉得也是应该的。这是不对的，必须要融合。只有融合才能兼收并蓄才能理解你从事的东西，它的厚度和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必须在比较当中产生。如果是单一的，只是纵向比较而没有横向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也需要横向的比较。5.对中国新闻教育的三点困惑[5]
高钢
这次会议为中国新闻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国际视角，这个视角在今天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对于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似乎上天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年度让我们感受新闻传播对于一个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年初雪灾、接着是“3·14”拉萨事件，胶济线出轨翻车、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年末的经济危机，这一切让我们感受到今天信息环境已经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重要的环境要素，也是整个人类谋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新闻传播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要意义，今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也就因此而神圣了。
我看了很多老师和学院近些年在三大作用的支持下，在教学改革上实施了探索。这三大促动力包括：第一是世界范围多元文化的共生，这样一种局面日渐清晰；第二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这样一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媒介生态，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思路；第三是数字信息技术，整个数字信息技术对于今天新闻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应该说已经蔓延到我们的新闻教育进程当中来。在这三大作用力之下，我们真的要考虑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怎么办，这个事情我有三个领域的困惑。
专业的设计体系
整个学科的设置在十多年前根据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媒体情况进行设定的，我们设定本科的四个专业方向，今天仍然有整个学科的稳定价值，但是它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各个兄弟院校在学科设置领域所进行的探讨我们要高度关注。
课程设置体系
这是今天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新闻学科是有着自身特定的客观规律的应用型学科的话，则一定有一个共同标准，这些共同标准的要素，业界、学界在国际范围内应该有所共识。
我们对整个目前发达国家新闻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教育课程体系大概从课程类别上来讲分成三大类别，应试性教育，这种教育使我们的教育对象提高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基本素养。第二个新闻学科以外的专业基础知识教育。这样一种教育对于今天、对于分工日益细腻的新闻传播是一种人才支持，这一点国际新闻界也是高度关注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四年制本科，孩子们进到学校之后根据中学的课程分数、族群的基本文化背景包括个人的理想意愿来设立第一年整个课程体系，这个专业知识教育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报业集团的总裁跟我讲，2008年他们招收了36个大学生，只有两个是纯粹新闻学院毕业的，还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而是清华大学的，还有一个是北大的，这两个孩子本科都不是学新闻的。第三个课程体系类别就是新闻的专业教育。这样的教育体系，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要认真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课程体系标准的设置，我根据各位老师的智慧把它进行了设计，定完这个稿子发给李良荣老师的时候我仍然有一个困惑，这一切能够保证我们的新闻教育进入标准化的教育体制吗？今天我们是一个教授一套教案，每个人的特色都非常宝贵，多元性本身不仅丰富而且还是能量，我们如何顾及到教育标准？比如在新闻采写上，我们在进行所有的定性描述、定性技术原则描述之外我们是否考虑到执行这些原则目标的方法体系。我注意到美国无论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的新闻采写教科书还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新闻教科书都高度关注专业方法体系，这种专业方法体系是重要的。比如火灾报道的14个要素，无论是化工厂的爆炸还是家里面的煤气罐的着火都寻找这14个要素，到什么地方去找？跟谁去问？整个佐证如何做？表示得清清楚楚，空难报道的16个要素，不管什么机型都要找这16个要素。这些东西一旦掌握之后，我们就能够向我们的工作提供在这个类别新闻里面的基础知识信息。我们有多少教师向学生们传递这种专业方法体系？我们真是要研究。这些课程的名称我们都会有高度的共识，整个教育进程是极其复杂的。
讲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前提条件，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应用领域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而会发生改变。中国这一代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我们的国情和整个民族的发展需要，对于今天的新闻教育应该担负的任务实施认真思考，除了维系民族尊严、文化尊严，乃至我们专业学科专业尊严之外，我们一定要有极其开阔的胸怀向李希光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习，瞭望整个世界。这个领域乃至我们专业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比如经济学，不到十年中国的经济学课程构架是什么样的。这个学期我们请了大学三个学院的院长给我们搞学科建设，最后请的是经济学院的院长。这个过程振荡极大，将迫使我们去执行我们自己完全陌生的任务，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这样一个学科无论如何要面对。
今天新闻业的技术条件已经发生重要变化
尼康公司在三个月前发布了内部普及性的相机D90，跟其他相机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高清晰度动态摄像，也就是说在这部照相机上可以提供五分钟高清晰度的录像资料。多媒体的信息传播在这样一个信息采集终端上开始实现。第二个特征是附加了一个GPS全球定位模块，这样一个定位模块一旦附加上，那么这部相机拍的每张照片的海拔高度和这颗星球上的精准度都将精准设定。我们做新闻传播的教育和研究，如果把这个地理的信息跟经纬度历史人文信息相连接，整个图片报道的深度结构就将受到全程的技术支持。
今天作用于新闻教育的还不只是这些，今天新华社记者的导语已经要求在70字之间完成，因为中国手机短信的极限容量是70个字。今天国际广播电台已经不只是拥有48种语言进行国际新闻传播，它已经把它的声音节目、动态影像节目，包括简洁的文字新闻安置到IPHONE终端里面，真正实现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模式，我们今天觉得中国未来的新闻从业者真的需要全程了解这种模式。
社会现实对于我们当教师的人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然负责的职业精神审视我们拥有辉煌的新闻教育体系，同时必须让它改变，发扬光大。6.新闻传播是学更是术[6]
王旭明
我就结合自己做过记者、做过新闻官，目前在一家企业里面工作的这样一段实际来谈谈我对新闻教育、新闻传播的思考。“学而实习之”是两个环节
新闻和传播是学术，是学更是术。作为学校、作为老师在加强新闻学、传播学“学”的研究和传授的同时，更应该加强“术”的培养和训练，使新闻和传播真正成为一门学和术。现在根据我所接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们看来，学也没有学到位，术也没有术到家，在这区间晃悠着；培养出来的大量毕业生不适合社会的需要。
新闻、宣传和传播在学界、在我们的应用上很混乱，到底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传播？三者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各有什么不同的形式、手段、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讲清楚、讲透彻的文章，我们的领导也很混乱。领导们大量讲话当中三词乱用。对于术的研究更不用说了，我们一提术的研究好像以为术是指会照相、会摄像，这是不对的。这是最最基本的技能，不仅要学，还要学好，这个是术的培养和训练。
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绝大部分学生不仅不会提问，也不会说话。作为记者最基本的东西不是照相是说话，说话是人们最基本的交流所在。目前不会说话的记者，不会提问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全国人大每年闭幕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大量记者的提问，我们看一看中国记者的提问和外国记者的提问可以一目了然。
新闻与传播需要学，更需要习。现在我们常常把学、习当成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只能说学科学发展观，我们习不了，习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们把学和习放到一个环节里面，我们常常认为开了一个发布会就是学了，其实学、习是两个概念。学而实习之是两个环节，现在我们常常把学习传播了，学习新闻了，变成一个环节，这样一个理念导致培养的大量人才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好话为什么说不好？
为什么我们有太多的新闻学院、新闻系、教新闻的老师、学新闻的学生，而我们中国却只有一般的新闻传播效果？那样不好的、水平不高的新闻传播效果，足以值得我们反思。说到新闻传播效果的时候，大家总是怪我们的内容不行、体制不行，其实并非完全一样。如《中国青年报》是现有体制下的一张报纸，这个体制是允许你生存的，但是这样的好报纸并不多。在现有体制下一些好的大众欢迎的媒介，比如《读者》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但是为什么那么少？
在传播领域当中西强我弱，西方声音强大我们弱小，几十年没有改变，现在仍然没有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好事、这么多的好人和好话还没有说好？不是中国不好，中国很好，为什么没有说好？好话不会好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学习英模，一提学英模就是报告会，一提学理论就是讨论会，一提要学先进就是现场会。这样一种几十年不变的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怎么可能有好的传播效果。好话不会好说是我们的一大弊病，坏话就更不会好说了，没有话的时候怎么说？这些现象足以引起我们传播学界的思考。
怪体制，是借口
我们总是怪体制，怪国家管理严格，国家意识形态和西方管理新闻不一样等，我觉得这是借口。每一年中央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时候，胡锦涛同志、江泽民同志历届总书记都要谈这样的话，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形式，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手段，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方法，创新、创新、再创新，谁去创新？不可能要求胡锦涛同志去创新一种新闻手段，更不能要求李长春同志创新新闻手段，那么是谁？那就是广大新闻学研究者和包括我在内曾经的实践者，谁都在后面看着谁，都喊着创新、创新、再创新，没有赵启正同志几年来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中国的新闻制度，中国的新闻制度永远停留在文件的水平上，甚至连文件都没有。我们的新闻学真是应该以好的领导人为榜样来推进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火热的中国新闻传播，包括这几年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这样的火热，实际与冷酷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真是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如火火热热像王旭明现象在中国大地掀起那样一阵波澜，很少有新闻传播学院的学者们理性来看待和分析。我只看到几家，太少太少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竟然如此冷酷，我很敬佩中国的新闻和传播学界。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不再进行规模的扩张，我们每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是几个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当然包含着提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质量的内涵。我认为提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质量迫在眉睫，这里面我同意李良荣教授所说的在基础理论、课程体系、知识体系上做调整、做重新设计。我认为要做非常非常大的革命性的改变，只有这样我们的新闻传播界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刚才有一个观点说我们是有边界的，我们不可能培养的人才都专一，我同意培养复合型人才。面对新闻事件急需人才，那么多新闻传播学院改行干别的去了，无论如何无法交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我们新闻传播学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作出贡献。7.先拿到进入一个行业的敲门砖[7]
严文斌
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有点不大合适，我真正的学历教育在20年前已经完成了，虽然当时我学的是新闻，但是我觉得很多体会是来自于刚刚的讨论。我最近几年一直在上海新华社、上海证券报社和现在新华社新闻对外编辑部担任领导工作，我的出发点实际上还是一个用人单位。听了刚才各位专家领导的讲话，清华大学组织新闻教育这个主题非常有必要，经过最近十年新闻教育的扩张，人数增长，有必要来总结和反思我们的新闻教育，以使我们的新闻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适应市场、适应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2000年李希光教授刚刚到清华大学还没有成立新闻传播学院的时候，当时我们组织过一个小型研讨会，也是关于新闻教育的。在那次会上学院派和实践派形成了很大的争论，当然我跟李希光教授一样，都是赞成实践派的。那次我的讲话还受到了一些学院派老师的反驳。为什么要反驳我？他们认为新闻教育首先是一个高尚的事业，中国的词语当中有一个曲高和寡，虽然听的人少但是还要弹奏，只是你们水平太低，你们听不懂，那是你们的事。我今天给大家讲三个观点。“我们需要人才，不需要人手”
作为新闻传播单位，我们需要人才，我们不需要人手。现在我的日常工作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是，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包括最高领导人经常交给我们非常重要、非常紧迫、难度非常大的工作，我最烦恼的是找谁，谁是最合适的人，谁能够真正完成这个工作？我敢说经常在我们拿到一篇很重要的报告，像会议室这么多的人，面前都是我的同事下属，但是我经常得到别的地方找别人做这样的工作。我想找的这个人就是我所需要的人才。
招聘过程当中，过去一个月我们一直在进行招聘。我们需要经过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显示了我们对人才的需求。第一个是基础环节。李良荣教授讲到这个问题，基础环节首先是语言环节，是新闻技能环节，但也是一个知识面的环节。作为我们新闻教育来讲，刚才大家讲首先是基础，你上大学基本的基础技能没有，你第一关根本就过不了。第二个是面试环节。面试环节我们考察作为记者你的基本表达能力，你基本的新闻敏感反应能力。就像考大学一样，考到这个分数，到底录取谁不录取谁。第三个环节是实习环节。实习环节最重要的是动手能力，你考试考得这么好，最后能不能从事我所需要的工作。这三个方面显示了我们需要真正的人才。
外文的“精英人才”日益成为稀缺资源
我们需要的是专业人才，不是万金油。什么叫专业性？专业性就是核心竞争力，就是你进入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你过来以后能不能马上给我干活儿。我们现在在招人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新闻学院设置很多专业，把新闻传播跟任何东西一关联在一起就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培养出一批新的“人才”，但是他们可以说90%以上都不实用，因为这些学生什么也没学好。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新闻人才首先在于他的专业性，这个专业如果是跨文化传播，你的外文要绝对棒，在传播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语言不过关，你对谁去传播？技巧再高有什么用？作为新闻来讲，知识面是很重要的，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专家所有的优秀记者不可能是一个全才，绝不可能方方面面全部都懂。我们更在乎他的英文或者其他语言能力，不在乎他是否是学商还是学传播的或者是学国际新闻的。
对外传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当时在清华大学几年前也讲过这个观点，现在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英文的人越来越多，基本是普遍现象，但是真正精通英文的人却越来越少，过去我们的老一辈心无旁骛，认认真真研究语言，比较语言，使语言的能力远远超过同辈的人。外文的“精英人才”日益成为稀缺资源。2005年我担任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的时候，谁的英文看得敢跟我叫板，我随时服从，但是这一点如果不好，千万别跟我叫板，我随时可以开掉你。
新闻不是对语言的翻译，首先是思想的传播、信息的传递，语言是可以翻译的，但是思想是不可以翻译的。要做跨文化传播首先把中国人的东西要掰开了揉碎了，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传播出去，这是一种传播能力。
先专业、后多面手，记者首先在于他的专业能力，但是在专业能力上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技能也是最好的，先专业后多面手。
先需要技能型人才，后再需要研究型人才
我们首先需要技能型人才，然后再需要研究型人才。作为记者，大学阶段我们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学的是基本的方式方法和思维方法，研究问题的基本功，而不是一出来就可以做研究。
我们希望学生能在掌握技能的基础上逐渐成长，成为这个专业领域有基本知识、技能、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人才。我可以这么说，李希光教授没有在新华社的经验和见识就不可能让他在清华大学这个讲堂上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当然同时也由于其他的努力，否则也不可能让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短期内取得这样大的成果。对话6：“招聘时，名校男生是最基本的要求”
王旭明、严文斌在各自发表主题演讲之后，到主席台上就座，与参加“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的全国各新闻院系教师对话：
章晓英：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的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今年我们的研究生毕业生中有四个学生申请去新华社招聘，第一轮笔试当中有三个被刷下来了，刷下来的三个学生其实英语水平非常好。一万多个申请人当中据说新华社挑了2000个给予笔试的机会，我们这三个被刷下来的学生真的非常好。用人单位找谁最合适？谁能完成这个工作？从我们教育单位来说，我们确实有很好的人在这儿，为什么就到不了您那儿去？招聘的体制除了集体招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现在的渠道好像不太通畅，是不是招聘体制有问题？
严文斌：现在招聘，不仅是新华社，其他单位也一样，学生是脚踩多条船的可能性比较多，所有的学生都投简历，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加考试。挑选谁参加考试，不挑选谁参加考试，看简历可能很一般，毫不隐晦地说，名校男生是最基本的要求。北外有这么优秀的学生，从来没有人推荐给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最近几个月外交学院把我们请过去专门做了一次交流，他们推荐他们的学生，北外好像也来过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参加。我跟你们院长几个人都比较熟，一般打电话都是到了最后时刻，面试实习都结束了，到了要决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前移。
周乃蓤：为什么特别要男生？今年九月份的时候《财经》招我们的学生，规定只有男生才能进去，财经界杰出的女生非常非常多，你们为什么这么歧视女性？
严文斌：如果你是用人单位的话，当你的手下全是女生的时候，你肯定非常急迫需要一个男生。在新闻行业做得最好的、水平最高的、考得最好的基本都是女生。但是这种情况下首先是男女搭配问题。我敢这样说，“3·14”事件我们想派人马上到现场，还有“5·12”，这种困境下在野外生存必须需要男生，这是由很多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全是女生的话，头疼的事情就发生了。
高炜：两位是搞实务的，我们搞教学的实际面临着在夹缝中生存的问题。所有的改革跟体制有关系，跟主流意识形态有关系，大家讨论的很多问题，学院派也好、实践派也好，在这里面讨论不出来一个结果，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结论。请各位就此谈谈你们的看法。
赵心树：我出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是在夹缝中间，这个夹缝太小了，觉得没有太大空间，我个人喜欢一点自由，出国了，后来发现到处都有夹缝，人一辈子就是在夹缝中。现在回过头来对比不同的国家，有时候反而会想为什么恶劣的环境没有在美国出现，不然的话我们就有了做贡献的机会，值得羡慕的是中国给了人们这么一个机会。
王旭明：我在教育部工作多年，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感受，体制的不健全、不完美不是一个学科、一个老师或者一个人无所为的足够理由。8.共建模式给复旦注入活力[8]
孟建“不改革死路一条，乱改革也不行”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时候，中国在思考下一个30年怎么走，同样新闻教育也在思考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走。不改革死路一条，乱改革也不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明年将迎来建院80周年，老学院因此有很多包袱，所以在富有生机的很多新的学院面前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我给大家报告三个方面。
第一，新媒体融合大潮，我们处在所有的人对所有人传播的时代，以微观2.0为基础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和媒介的融合性摆在我们面前。
第二，媒介产业的变化和人才的流动使得我们要更有国际性的眼光。
第三，金融风暴带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交织的形势下谈新闻教育改革，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而言，我们的教育改革有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新闻教育改革本身，五年来复旦大学走了通识教育的路子，我们的同学第一年全部是在平台里面学习课程。
其次，本科教育，主要在三个面向上花气力，面向世界重组以上海为基础的六个实践教育基地，其中两个有中央级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在上海的基地；面向国际，大量海外学子的交流和我们走出去交流，比较成熟的比如我们和早稻田大学的交流合作；面向新技术，我们的老师都是技术层面的，有的甚至是通信层面的老师。
最后一个方面，研究生教育改革。我们成系列，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整个系列来区分层次，按照不同的类型和层次目标来进行人才培养。在研究生层次注意抓亮点，目前形成的亮点主要是几个。每年组织研究生研讨班，每年举行暑期研究方法班，走向国际和弗吉尼亚大学展开很好的合作。
何必要紫罗兰和玫瑰花发出同样的芳香呢？我们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建，这个共建模式争论很大，但是这个模式必须继续往下走。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的宋超来担任院长，这给复旦大学注入了新的资源和活力——第一，政治资源。我们每个礼拜两次传达中宣部和宣传部的文件，所有媒体的这不准、那不准每个礼拜都知道，很多中央的重要文件我们也传达。第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资源的优势。第三，获得人力资源的优势，大量从业人员在我们那儿教学。新一任院长到任之后，准备下力气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今后中层领导提干不到新闻学院来教学教满一年没有办法提升，这些是强制性的做法。我们还有一个意见的机制。
抓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
最后谈一下未来的思考，套用一句话“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还要追踪大的新闻趋势。抓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来做，教师整体的构成和素养提高，包括马胜荣社长讲的从业人员的比例，我自己在业界干过，我是干电视出身的，从业人员的比例和非从业人员的比例，海归的和非海归的比例等形成什么样合理的比例？这些问题是我们思考的趋向。
关于今天会议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为我们有政治资源的优势,很早传达了胡锦涛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总以为十七届三中全会胡锦涛同志是讲“三农”问题的，实际在9号和12号的讲话当中胡锦涛同志有重要讲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特别是传媒问题上有些重要讲话，其中就谈到了传媒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家的影响力，我们要打造世界级的传媒集团。这是一个动员、是一个号召，面对这样的动员、号召，我们拿出什么样的人才跟进？软实力说一千道一万，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力资源上。传媒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如何在人力资源上获得更大的跟进，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9.全球化时代中国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9]
孙有中
专业细分尤为重要
我讲一下全球化时代中国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问题。整个新闻教育改革最终必须落实到一个可以操作的课程设置改革中，来培养学生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知识结构。所谓全球化时代综合性人才的知识结构大体上包括：
专业技能。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能力，特别在全球化时代只有中文的能力还不行，还必须有英文的能力。
再就是专业知识。刚才李希光教授介绍了UNESCO方案里面提到媒介伦理、新闻原理等方面都应该包含在专业知识里面。现在中国新闻教育问题是跨学科知识这个方面有问题，知识面很窄，四年下来就只知道一些新闻概念、传播学的概念，对于其他学科了解不多。作为一个记者是一个泛指的概念，真正在实践中我们找到的记者，他们是在特定领域的记者，环境报道、科学报道、金融报道，我们不能设想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是一个对金融学基本知识没有了解的人可以报道的。专业细分对于行业报道越来越严密的时代尤其重要。
还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是一个公民教育问题，我们所培养的记者首先是合格的公民，一个民主制度的公民。还有人格教育问题，我们培养的记者应该有社会良知能承担社会大任的人，文史哲的教育对于这样的人才成长至关重要。
还有全球视野。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传播毫无疑问需要全球视野，即便对内传播没有全球视野也很难把事情说清楚。所以全球视野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全球化时代的新闻人才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今天要培养的未来记者应该在这几个方面，尤其是在跨学科、人文素养和全球视野三个方面着力进行新闻教育改革。复旦大学学生进校之后第一年都0是0在0通0识教育平台上完成学习，这实际是朝着跨学科知识、人文素养方向努力，代表未来的方向。
新闻学科与人文学科密不可分
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怎么实现？我查了一下公认新闻学教育的楷模、百年老店——密苏里新闻学院对自己专业定位性的描述，它的专业追求里面要教学生专业知识(新闻采写技能、识别能力)和最终要培养社会责任感。新闻职业者要为公众服务，他的业绩贡献要看他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服务于社会大众。还有公民教育问题、伦理教育问题。从学科层面来讲，跨学科知识在密苏里学院也有体现，政治科学、心理学、文学、计算机科学、美学、商科这些都应该包含在内，这样使得新闻学科在大学里面被认为是有宽度、有丰富内涵的，同人文学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新闻学科不应该是孤立的只是研究新闻采、写、编、评的学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被驱逐出大学。怎样实现这个知识结构？归纳起来国内高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一些做法，有一些机制可以考虑主辅修制。新闻是主修学科再加上选修一些其他东西补充，避免新闻学科知识面过于专一。另外还有一个双学位制，在密苏里大学采取的办法是再加半年，完成一百多个学分，再拿一个文学或者是经济学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学科的学士学位。
国际视野、专业技能在全球化时代仅仅有一种语言不够用。现在很多新闻院校都在提双语教学，对于这个概念人们有一种误解。双语教学，比如传播学理论或者新闻学原理这样的课程老师前面五分钟用英文讲讲，后面五分钟用英文总结总结，中间讲汉语，大家读英文，这样就会很混乱。在我看来中文背景的大学主要培养国内记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是获取信息的能力，能看得懂CNN、BBC，看得懂《纽约时报》，它是这个概念，双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是有意义的。另外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北外、上外这些外国语背景大学的新闻人，全英语教学，本科四年只能完成一种语言，在北外他们的英文甚至比中文学得更好一点。
留学的机制、跨学科深造。跨学科深造是UNESCO里面提到的在硕士阶段非新闻学科或者新闻本科进入非新闻硕士领域去深造，这才是有意义的。密苏里大学有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参考，它的新闻学学士40个学时是新闻学课程，80个学时是非新闻学课程，如果再读第二学位，要达到132个学分，另外辅修加15个学分完成。不同学科里面必须确定学生必须在某些领域完成多少学分，规定的非常清晰。
中国新闻教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危险也有机遇，危险在于我们的学生专业不够专，文章写不好，翻译翻不出来，不够专业；同时又不够博，知识面很窄，对于其他学科所知不多，因此这样的人才在社会上目前已经感受到危机。培养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毕业即失业的现状越来越危险。这次会议给我们提供了观望和向前探索很好的平台，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推进改革，中国的新闻教育一定会柳暗花明。10.军事新闻教育中的实践教学[10]
盛沛林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是全军唯一的培养军事记者和部队新闻干事的教学单位，素有军事记者的摇篮的美誉。这些年来我们在新闻教学当中强化实践性的教学环境，不断锤炼我们的学员，从事军事新闻工作的媒介素养和实践能力，初步尝到了甜头。在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8年年初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平息“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还有去年5月份汶川抗震救灾、“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成功，以及近两年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当中；在这些新闻报道事件活动中都有我们系新闻学子的身影，都有我们系新闻学子的声音，他们在完成非战事新闻报道当中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国家和军队的表彰，被评为先进模范人物荣立三等功、二等功，为军旗添彩为我们学院争了荣誉。在全国的军事新闻单位当中我们学院毕业的新闻记者占了大概30%的份额。
提高新闻教育质量必须强化实践教学
如何深化实践教学环境来不断提高新闻教学质量？
第一，在全国新闻院系加快新闻教学改革的步伐，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努力培养一流新闻人才的大背景下，我们清醒认识到，作为培养军事新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要把提高新闻教育质量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而强化实践性教学环境是提高新闻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们系实践课程占全部课程内容的大概18%，略高于全国同类型的新闻院系。为什么要提高新闻教育质量必须要强化实践性教育环境？首先一条，是由于我们新闻教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新闻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实践出真知，环境育人才，一流的新闻人才都是在火热的斗争实践当中反复磨炼出来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积极鼓0励0学0员0走向部队、走向基层、走向一线，在实践当中不断摔打，熟悉部队、了解官兵，不断掌握军事新闻报道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成为军事新闻报道的行家里手。
第二，军事新闻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呼唤必须强化实践性教育环境，适应军事斗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需要，要培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新闻人才，丰富多彩的火热的军旅生活、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是培养优秀军事新闻人才的磨刀石，是锤炼过硬舆论勇士的练兵场，只有把学员放到实践当中去锤炼，才能使学员从事聚焦未来战场全新研究信息化背景下的军事新闻报道，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几年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当中，美军利用新闻舆论进行战争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所以我们也必须借助于新闻舆论的武器投身将来的军事斗争。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我们的军队遍布全国各地、祖国的内地边疆，而且包括海军、陆军、空军、二炮、武警各种军种，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新闻实践的广阔天地，是广大学员施展才华的良好舞台。
第三，军事新闻专业教育的任务必须强化实践性教育环境，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不但要应付军事斗争，而且近几年来还承担了抢险救灾、反恐维稳、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许多非战争军事行动。最近有一个信息，索马里海盗非常猖獗，人民军队就派出海军部队前往索马里海峡与海盗做斗争，这就是一个新的任务。正因为这样，急需大批的有新闻工作实践性能力的人，这对我们来讲就是要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战场与课堂相对接，必须形成这么一个教学模式。
加强实践教学的主要做法
最近我们努力培养学生打下深厚的新闻传播理论根底，提升学生的采、写、编、评、播的能力，加强教育环境、实践性教育环境，我们的主要做法有六条。
1. 鼓励学员走向部队、走向边疆、走向基层，在实践岗位中不断磨炼意志、品质，增强采写能力。我们借鉴学习清华大学大篷车的新闻大课堂的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会同《解放军报》、新华社军事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和各大报社联合举办小分队实习采访活动，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东南海防行、河西走廊行、革命圣地行、东北边防行、蓝色军港行、长征遗址行、红色经典寻访行等活动，他们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边疆和当年红军长征过的地方，一路走访一路采写，他们采写的成果被军事新闻媒体大量采用，极大地提高了新闻采写能力。
2. 我们积极结合部队承担的军事斗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艰难险阻任务的特点，组织学员参与其中经风雨见世面，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四川汶川的抗震救灾，我们都抽调了部分学员由教员带领组织精兵强将深入一线部队和部队官兵、武警官兵一起参与抢险救灾的任务，并且组织他们采写稿件参与报道，这种实践的锻炼对他们可以说受益终身。
3. 我们根据军校就是军营、学员就是军人的特点，对新学员进行两个多月的军训，在实战的严酷环境中进行封闭式训练，并且进行为期一周全方位的野营拉练，包括在非常艰苦条件下的生存训练，一个礼拜给你一把刀、一盒火柴、一根绳子、在生存环境非常严酷的情况下自己找吃的、找喝的来解决生活问题。这样的办法锻炼了他们的军人素质，他们当时提出一个口号，“掉皮掉肉不掉队，流汗流血不流泪”，通过这样的训练对他们的收益非常大，每年我们组织学员到兵营锻炼，体验军旅生活的酸甜苦辣，从中采写了不少反映军营火热生活、讴歌部队官兵的新闻报道，他们自己也经受了锻炼。
4. 为了更好了解军事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继承和发扬我军新闻工作的光荣传统，组织由教员带队走访有丰富经验的老前辈，摄制完成多集电视访谈专题片“走过硝烟”，回顾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先后召开了在军事新闻工作岗位上卓有成效的新闻名家的作品研讨会，帮助学员了解和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经验。
5. 依托新闻教学实验室和广播电视网络实验室组织高年级学院编辑出版《新闻实习报》，并组织学员积极参加院报、院广播电台、院电视台以及院新闻网站的新闻报道工作，并且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双拥办公室联手编辑《双拥报》，学院分头和南京各区县挂钩定期组织采写活动，这张报纸在南京市影响很大，多年来新闻宣传阵地被学员一茬一茬继往开来、薪火相传，成为锻炼学员的平台，岗前练兵的岗位。1997年开始成立我刊评报组，坚持人人参与、评出特色，每月出一期《我看军报》，在军报通联情况下累计发表报告八百多篇，连续九年被评为先进评报组，接受总政宣的下达任务，积极开展新闻月评工作，对于各军区兵种的报道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采纳，学员们受到很好的锻炼。
6. 以军委总部赋予的任务为牵引，积极强化实践性教学环境，我系承担着军事新闻和舆论专业，被列为全军201重点课程，借助这一契机我们以反台独军事斗争和反恐维稳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为牵引，组织学员在教员带领下深入基层部队和专业部队运用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教育方式反复演练在斗争一线开展军事宣传的套路和战术，不断提高自己的新闻素养和能力。我们接受军委总部下达的命令，连续进行反对台独还有藏独、东突、法轮功对他们进行舆论战，我们进行了一些具体的策划和组织。在反台独军事斗争当中我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两年我们直接参与了反台独军事斗争的舆论作战。
加强实践教学的主要启示
以强化实践教学环境来不断提高新闻教学质量。这些年来我们强化实践性教育环境，主要启示有四点：
1. 高度重视把实践性教育环境贯穿和深入到整个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当中，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教育，还有全军一线新闻部队、新闻干事、军事报道记者的认知教育，全院全员融入，做到区分情况因材施教。
2. 广采博纳开门办学，利用新闻教学的时机和各种理论虚心学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强化实践性教学环境的经验，在教材建设、课程设置、硬件建设等方面不断探索这方面的做法，形成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3. 练胆、练心也要练技，政治思想、身体、心理素质也要全面提高，我们一方面引导学员到一线部队在实践环境当中现场采写新闻编制电子广播节目，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另外，更教育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当中练胆、练心培养自己高度的新闻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树立职业操守，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和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4. 精心指导，充分依靠老师做好帮带扶持工作。强化实践性教育环境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辅导作用，我们系有一只优秀的教员队伍，不但有厚重的新闻传播理论功底，而且有丰富的新闻事件经验。在上述各种实践性环境当中，因为他们树榜样，精心帮带才使这项工作成绩逐步显著。我们还聘请了一线部队的领导干部和军队媒体资深编辑记者担任特勤教授，加强对学员的业务指导，也收到良好的效果。11.后媒介融合时期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11]
李本乾
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教育带来挑战
媒介融合本身有很多不确定性，对于后媒介融合时代它的不确定性更高。看起来这个命题好像是非常深奥的，媒介融合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中充满很多变数，目前很难给一个准确的结论。假设媒介已经融合了，那么对我们新闻传媒界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应对?我从下面三方面给大家汇报，第一，媒介融合对于新闻传播教育到底带来哪些冲击或者挑战？第二，如果这个时期到来的话，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难点在什么地方？第三，媒介融合中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构想。
媒介融合对于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但更迫切的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媒介的融合使得学科的界限日益模糊，跨学科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新闻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前我们的教学局限于文学里面的一级学科，在媒介融合的时候不仅仅限于这个学科，甚至工科、电信方面的内容也有，这样的话媒介融合最大的挑战是对学科边界的模糊造成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第二个层次，由于边界模糊，内容制作的符号也进行一体化。以前报纸主要是文字符号，广播主要是声音符号，电视是视觉符号，但是内容制作多媒体化以后，原来的人才知识结构受到很大的挑战，你不能说我是学新闻的，技术我不懂，对于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可能提出更大的挑战。
第三个层次，业务流程一体化，原来的编辑和采访是截然分开的，现在不但编、采分不开，而且甚至营销这些东西也在这里面一体化了，这种情况下不变的东西除了人才素质，其他的都在变。归结起来就在这三个层次上，学科层次、知识结构、教学模式。“我们的优势是学科太杂，缺点也是学科太杂”
在后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改革的难点是非常明显的，媒介从技术上来说向融合的趋势发展，但是这个趋势不会无限制地凭技术推动，反过来会受到受众个性化的制约，我们媒介融合的程度以及新闻传播教育可行性的方案，关键问题在媒介的融合上、受众的细分上、度的把握上我们改革难以把握。受众的分化与市场的结合，致使专业和通识教育的配合出现了问题。培养口径有多宽以及专业特色到底怎么样体现，这些都表现在分合矛盾的把握力度上面。
一个月以前我们学院骨干老师来到北京对清华、北大、人大进行了调研，在学习兄弟院校很好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现在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思考。从学校自身的情况来看，上海交通大学是百年老校，工科背景很强大，但是作为新兴的院校受到压力，一个是学科背景造成的压力，另外是学科发展的历史造成的压力。新闻传播学科在交大发展的历史上只有几年时间，但我们在交通大学的历史上培养出很多杰出的新闻人士——两任中宣部部长、邹韬奋等都是上海交大的杰出校友。我们没有新闻专业的时候出了很多杰出的专业新闻人才，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专业之后，培养的人才能不能超越没有专业时培养出来的人才？这个压力非常大。今天清华大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目的还是让大家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学院是媒体与设计学院，学科上比较杂，有四个一级设计学科九个专业。在兄弟院校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数字化媒体发展的趋势上，我们想的是要怎么样扬长避短？我们的优势也是学科太杂，缺点也是学科太杂，在很杂的学科基础上我们怎么样扬长避短，我们想到大传播的概念，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是实物造型，我们如果从大传播的视角来看是大实物传播，新闻传播是一种符号的传播。
我们以大传播的理念整合院内九个专业、四个一级学科，传播理论、传播制作、工业设计、影视设计、动漫，还有文化产业管理，把这些整合成大传播的概念，使得学科链上从基础理论在传播制作到最后的营销或产业管理几方面能够得到发展。在媒介融合以后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研究不多，但是在不多的稿件里面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把它概括成四个要素，在学习领会之后我们将这四个要素具体化，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整合。一个是资源整合，实验平台和师资平台两个资源；二是专业课和通识课的整合。课程体系按照这样几个层次来进行划分。12.美国新闻界的危机[12]
Susan Lawrence
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
我从美国的角度讲一下现在美国新闻界非常非常大的危机，非常令人担忧的，供大家参考，希望中国提前想到这些问题，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
中国媒体非常活跃，与以前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新闻行业则面临着全面受挫的环境，它们的商业模式正在被技术所改变，它们的前景暗淡，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以前为媒介创造收入的广告如今也变成媒体的负担。前几周《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已经向它的债权人寻求破产保护，就在这个星期《纽约时报》已经宣布将总部进行抵押贷款来筹集资金。现在已经至少有30家日报在美国面临被出售的危险，其中包括非常有名的《迈阿密先驱报》。一个非常少的例外是去年新闻集团斥资五千万美元收购了《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公司，默多克认为报纸还是有非常美好的前景，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现在加州一个美国公司已经开始使用在印度的记者报道当地的新闻，他们运用互联网，运用手机、电话、网上流媒体直播的方式来报道当地的事件，这个在以前有这样的先例吗？非常明显，这个已经对我们新闻作为媒体监督的功能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运用。传统的有线电视在美国受到严峻的挑战，他们丢失观众，观看电视的年龄正在变老，还有广告份额也在下降，现在也在跟互联网竞争，传统电视出现了很大的危机。现在年轻一代的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通过他们的掌上电脑或者是掌上手机这样的装置。
这对于中国的新闻界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商业规则最近几年才开始有的，是不是中国也会面临着像美国的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美国也没预料到现在会出这么大的问题。中国开始使用西方模式尤其是商业手段，中国0会0不0会0面临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会跨过美国这些困难到达一个新的新闻模式？中国的社会网络已经有新的技术，中国有1.3亿网民，其中数以百万计的手机上网网民，而这些网络技术的运用将给我们带来无法预知的新闻模式的转变。
新闻媒体面临的最大问题——还能赚钱吗？
媒介方式的转变需要我们对新闻学进行全新模式的思考。这种新的模式将使读者和受众更多参与到新闻制作过程当中来，而媒介以前所承担的制作新闻的功能将会受到改变。新闻媒体的功能就是把所有的新闻进行包装，跟以前的作用不一样。
我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在孟买袭击当中住在泰姬陵酒店的旅客们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困在房间的旅客里面从BBC的网站上面得知了这个消息，而他们是从自带的手机装置当中上到BBC网站。他们通过手机向BBC的网站发送他们看到和听到的消息，他们可以实时传送这些信息，通过邮件、手机，甚至可以发送照片。这就使得运用胶片的方式转向使用数码相机，而使很多人能够成为新闻制作的中心。美国大选揭晓的当天晚上，BBC记者通过手机向BBC网站发送消息，他们描述他们的感受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把这些信息发送到BBC网站上，并且保持实时更新，有些人也发现，一些年轻人在公园当中正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通过手机发送信息到BBC网站上。记者们是拿工资去负责报道的，但是这些年轻人发布信息是完全免费的，没有人给他们工资。在过去记者是搜集和传送信息的中间媒介，他们无所不知，但是这个已经成为逐渐远去的事实，现在是老百姓更多参与新闻报道。
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新闻媒体还能赚钱吗？现在有那么多新的平台，手机付费定制新闻，用户看新闻的时候还愿意看广告吗？美国媒体现在面临着的这个大问题，大家都在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闻学院怎样培养新闻记者？在这么多不同的平台下，而且要考虑商业的环境，还有经济环境。以前学着怎么写一个好的稿子就行了，现在往往不够。
当然记者还是需要维持目前新闻道德核心，包括准确、遵循新闻道德价值、公正，但是他们需要去适应急遽变化的世界包括商业模式、技术环境的改变。他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制作一个新闻，包括为报纸、网络、手机视频、嵌入式视频、博客等其他互动性的新闻媒介，他们需要知道怎么制作一个核心新闻，并且将这个核心新闻运用于所有的平台。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新闻媒介才能有效地到达他们的读者，否则将没有人会阅读它们。13.传媒制度的发展模式与新闻教育改革[13]
赵心树
严格来说我是从这个制度培养出来的，1982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新华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人民日报》驻杭州记者站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这个教育制度、新闻制度的基本理念还是有一些记忆的。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就去了美国，一年多以前去了香港，这段时间基本在美国新闻教育、媒体咨询圈子里面工作，每天都在学习西方的新闻教育制度，每天都有新的体会。我和在座的各位视点不一样，与海外来的从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成长起来的新闻教育界的人也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是一个怪物，说的一些话非常离经叛道，请大家包涵。
对传媒制度的预测
我跟大家还是有很多经历的共同点，还是有很多是共通的。我想用三个转型来谈谈我想探讨的复杂问题：
第一个是传播生态的转型。刚才Susan Lawrence讲话当中已经讲得很多了，我只想补充一点。十年前在北卡大学预测Susan Lawrence今天预测的问题，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多岁，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时候说报纸要没有人看，我看看我自己，我看得越来越多。研究报纸的读者，读者没有停止读报。两年前我才懂了，年轻一代没有跟着我们走，他们用媒体的习惯和我们非常不一样，所以发生了刚才Susan Lawrence讲的情况，就在最近的一两年发生。《纽约时报》的老板几个月前说，五年以后《纽约时报》可能不再印纸张版了，因为它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网上和其他渠道。我担心这个早晚也会影响香港，影响中国的媒体，我们年纪大的人可能会大大低估这个影响。
第二个转型是教育市场转型。二三十年前招生和学生的分配工作全部都是计划经济，或者是计划教育，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转型已经完成了，其实未必。大量新闻传播学院出现，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是不成熟市场的表现。
第三个转型是社会制度转型。不仅仅是内地，澳门、香港、台湾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就是社会制度的转型，即民主化、公民社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传媒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传媒制度会怎么样？我提供一个在不同场合讲过的模式，今天我想谈谈华人社会中内部情况的预测以及新闻教育情况的预测。以前我用这个模式讲的都是国际传播的情况，用这个模式解释国际传播尤其是西方关于中国报道的情况。今后如果在理想的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传播怎样才是健康的？对所有人包括对政府才是最好的？
如果甲是一个政府，我们这个模式首先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批评也要允许自由存在，政府、公众对于媒体有一个反馈，支持政府的、批评政府的，通过公关的手段作用于媒体、作用于新闻传播人员，新闻传播人员根据自由不受政府控制，平衡所有人的意见，应该通过平衡的、全面的、客观的前提之下体现在媒体上。记者根据同样的原则直接从政府表现中间得到信息，综合的因素造成一个政府的总体形象传达给公众，公众可以根据他们的切身体会来判断媒体的判断错还是对，对媒体、对政府有一个反馈。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在国际报道当中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情况，它没有做到这一条，所以在座的各位都很熟悉美国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把尼泊尔的警察说成是中国的，这些情况我们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当这个模式没有能够达到它预想效果的时候，结果是非常不理想的，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妖魔化的结果。但是在国内媒体中间、媒体报道中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走在业界的前面
我们反过来把这个模式拿到中国来说，今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在座的各位觉得不可能。我倒是觉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从长远来说这是必然的，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在信息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下达到真正的民主？一个民主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得到长久的稳定？所以这不仅是一个必须，而且是一个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至少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是一个必然，早晚要走到这一步，怎么走到这一步？举一个例子来说，角色定位，记者编辑从现有的编制来说，如果认为不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想想今天的情况和20年前媒体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在媒体言论传播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如果继续往这个方向走的话，不同的人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政府不再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它们这方面的能力已经减少。它变成一个意见市场上的公平的运动员，这个角色如果扮演得不好会造成社会动乱，在对外报道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在我看来根子还是在制度上，就像体育比赛如果国内的比赛水平不高，游戏规则不对，那么在国外比赛就不可能胜利，这是同样的道理。
从记者编辑来看，在原来比较简单的模式之下20年前、25年前我曾经跟美国朋友讲制度变化当中区别在哪里。25年前中宣部发一个单子，有月计划、年计划、星期计划，这个单子里面的东西就是你必须报道的东西，除此之外所有的东西不能报道。现在有变化了，也有一个单子，这个单子上的东西是不能报道的东西，除此之外都可以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根本不同、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还在继续当中，记者从原来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再早是一个宣传者，到今后变成一个裁判一样的角色在意见市场上，这个角色的变化如果说他不懂、不了解，这个社会就会走向动乱。这个变化就像我们见到的苏联、东欧的情况一样，目标可能并不错，但是中间的痛苦人们不可忍受，甚至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里面谁来告诉各种各样的运动员怎样改变他的角色，新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新闻理论研究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来做这个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学生——以前我们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仅仅是学生，而且是政府、是业界、是公众、是我们自己。刚才有一位演讲者提到希望我们的学生技术第一、理论第二，这一点我倒是更同意赵启正部长的话，基础理论、基础观念、基础技术，这个顺序从一个社会民族的发展来说才是更正确的、更应该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要服务业界，但是这个服务中间不仅仅包括业界想要也应该要的服务，还应该包括业界应该要但是它还没有懂得应该要的那种服务。比如说我们对今后学生的培养中间不仅仅应该有，当然是第一流的记者、第一流的技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作为教育界来说也应该想一想，除此之外还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才能为这个社会的转型顺畅做好准备，做到一个引导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跟在后面。14.新闻教育要适应媒体在未来的需求[14]
Peter M Herford
我目前在汕头大学国际传媒中心工作，我和其他25%的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都从实践中来，我本身在《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做过三年半，现在是访问学者。其他老师来自于美国、法国、克罗地亚、新西兰等国家。我今天说一下我们做的是什么，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外教都用英语教学，这就需要我们的学生英语非常好，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非常好才能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已经送了七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去美国，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当地直接报道美国大选。早些时候我们汕头大学的学生还被送去马来西亚报道马来西亚当地的大选。在过去18个月我们有学生在越南和非洲进行报道，由在海湾战争中最著名的CNN驻巴格达的记者带领。两年之前我们设置了也许在目前中国也是很少的融合媒体教学室。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从汕头大学毕业的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有这么一个承诺，他们想从我们学校学到所有媒体需要的技能。我们送到国外的学生去报道新闻事件，送回来的报道是多种媒体形式，有在线的报道、手机信息报道，还有跟印刷媒体的合作，我们还有视频报道，包括静止图像的照片报道。汕头大学有这样一个共识，我们不能只是跟随媒体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超过它，这样我们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提前量，适应媒体在未来的需求，因为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提前培养的。
很多人也知道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陈婉莹六年前把我带到中国，当年我们为汕头大学建立了远景计划，也就是这两天与会者讨论的东西。非常简单，我们都知道新闻是什么样的，现状怎么样，但是没有人指出把现状改变到我们想要的地方。对于我们教育者来说，我们这些教育者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保证我们的学生掌握包括读者和整个社会需要的媒体、需要的方向，我们要保证学生质量。我现在说的也很简单，媒体招聘的工作人员们，请雇佣我们的学生，想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请直接到汕头大学来参观，那边的天气非常好。15.“不教学生经济新闻，他们将来可能被淘汰”[15]
Gregory Fields
在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叫做《美国的世纪》，这篇文章写于1941年，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们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将成为各种各样思想交汇的场所”。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出生于中国，他后来创建了《时代》杂志。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记者尤其是受过严格训练而且对于事件理解深刻的记者，对于社会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他同样非常重视商业新闻，他对商业新闻是很感兴趣的，他的杂志一美元一本。他清楚地认识到每件事情实际上都是和经济紧紧相关的，如果经济不能发展，这个社会也不能发展。不管谈全球化，还是医疗、技术、移民，我们最终谈到的都是“钱”的问题。在现实当中，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都和钱、经济相关联。
中国正在发展，而且作为世界的一个市场，中国非常需要商业新闻。我向学生教授多媒体报道的课程，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还没有向学生教授这样的课程的话，请你一定要小心，你的学生将来可能被淘汰；同样如果没有教他们如何报道经济新闻，将来你的学生就有可能错过那些重大消息。最近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欢迎来到中国的世纪”。我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我希望中国能够有十分扎实功底的记者队伍来报道新的中国的世纪。
(高炜：我注意到美国大学的新闻教材里面都特别强调新闻伦理。我的问题是，你们如何教授自己的学生进行新闻伦理实践，对社会负责，还是对政府负责，还是对媒体或者说你的职业负责？)
听上去很幽默，实际作为记者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能够打动、能够取悦你的上级编辑。从我这儿来看，首先要对自己诚实，同时要对你的读者非常诚实。大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我的课上有来自14个国家的学生，他们会告诉我很多的情况，美国的模式并不适用，新闻伦理要考虑到各地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16.“新闻作为一种技艺永远不会被替代”[16]
Glenn Mott
感谢一起参会的各位院长，我想评论一下和新媒体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和学生非常相关。
如果我们抛开媒介所有权的事情不管，那么就谈新媒体向传统媒体的挑战、新媒体记者向传统媒体记者的挑战。在互联网普及之后，现在有很多非记者开始在网上发布他们自己的报道，打破原有新闻的权利分配。也就是说到底谁来掌握话语权已经被改变了。作为新闻业的管理者来说，这些变化不应该是恐惧的，至少在我所在的国家像公民新闻、公众舆论的情形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比如1795年托马斯·佩恩的声音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我最常被学生问到的问题是：到底公民记者会不会替代传统媒体记者？我告诉他们，新闻作为一种技艺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他们应该学习和磨炼他们的技艺。当我问到他们这个问题背后另外的问题，你们从哪儿获得信息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不去阅读报纸而是在互联网上通过一些新的媒介来获取信息，他们获取信息并不一定是比较大型的通讯社等或者报纸之类，而是包括从手机、互联网这些新媒体获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可以讨论的话题。
实际上大家都在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媒体环境，这个媒体环境在做着非常大的改变，而新闻学院的学生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在新闻学院学习之后还是环境变化的参与者，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尤其当大家看到非记者专业的人们开始有了很大的信息流传程度的时候，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
学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对于理想主义的执著，他们对于专业非常强的要求。我教过的这些本科生、研究生的质量非常高，但是同时我也要说的是，现在媒体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培养人的角色，新闻学院同样没有这个角色。我们不应该对于这样的现象恐惧，至少不能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恐惧的那样，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的建议是，我们要听一听学生的看法，针对学生的看法来做出改变。
现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实验正在进行着，这种实验的关注点都是如何让公众参与到决策环节，比如《纽约时报》专栏里面在报道奥运的时候希望它的读者来指出它的错误，报道普京问题的时候也有类似尝试，这都是大家在共同尝试的过程。
作为一个媒体的管理者，我和大家的想法实际是很类似的，我们都觉得如果不能让公众参与到决策环节当中来的话，那么公众就会越来越多地远离我们，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困难。17.新闻教育的变化和问题[17]
戴元光
新闻教育存在不少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院校数量扩张很大，师资队伍成长很快，但是新闻教育质量的提高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首先要改变观念，用全新的观念看待新闻教育。新闻教育有几个变化，从职业培养转向基础培养。我们过去的本科教育基本都是就业教育，毕业之后就找工作，这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的本科教育就业可能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的教学模式已经逐步向把大学本科作为基础教育对待，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从一般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向高级人才培养过渡，高级人才培养的比例越来越高。
第三个变化，新闻专业人才逐步向博学方面变化，要求我们的毕业生要有更多的知识结构，要求懂得更多，已经不是单纯的做个编辑记者的问题。
第四个变化，我们培养的人才从过去单纯面对平面媒体向多媒体和新媒体变化，我们的工作平台发生了变化，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
第五个变化，我们不断从过去纯粹的宣传工作者向一个社会活动家转变，新闻学这个学科本身也不断从纯粹的新闻学向更多的综合人文学科转变。这个变化对于新闻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要什么样的人才？这要看市场的需要来决定。全国现在有20800家左右日报，10970家电视台和频道，960家左右广播电台，90400家刊物，800多家新闻教育单位，这都是对我们人才需求的基本地方。我们不仅仅面对媒体、面对研究机构，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传播趋势和国际一样发展越来越快。政府和社会对传媒的运用越来越普及，政府和社会组织也需要大量的人员，我0们0不0仅0要专业人才从事新闻工作，有很多人对新闻教育、新闻活动、新闻工作从事反思、检讨等活动。我们的新闻人才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市场。
中国新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问题
现在注册的硕士点60多家，博士点15家，有800家新闻院系科，这个数字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起来，主要是发展非常不平衡，西部比较缺，东部比较过剩。今年我们学院新闻传播博士生应聘人数有一百四十多人，而我们只要两个人，东部严重过剩。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新闻人才的培养应该更科学，需要对现行的人才培养机制进行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一个是人才培养可以适当分工，我曾经在复旦大学参加会议，复旦、人大这些一流学校你们培养博士就行了，我们主要是培养硕士、本科，希望你们把本科这个地方让出来。美国有很多学校就是这样的，大家培养人才的方式不同。不同的学术水平的学校，不同地区的学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另外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我们要进行反思评估，应当有民间和第三方成立必要的评估机构，这将成为长期的工作。现在很多国内的评估、评价体系是缺乏公信力的，至少不是很相信。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培养人才的效果，要达到东西部平衡，要进行教授和学生的交流制度，应该实行教授的带薪休假制度，让东部很多教授三年里面可以抽出一年到西部讲学，既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考察，这样会得到很多别的知识。教授和学生应当有交流，国内交流、国际交流，并不是一贯制，有的教授根本没有出过学校的门。
课程设计存在问题
目前我们的课程设计是不太科学的，目前的课程设计里面太过于偏重技术，业务和技术的训练太强。因为专业训练其实一部分可以从传媒得到，不用完全从学校得到，从传媒得到的更适应社会的需要。我认为大学里面应该增加人文科学技术的教育比重，你要学哲学、学艺术史、要懂得国际政治，你才会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社会活动家。新闻学的课程应该粗一点不要太细。我记得前年在美国开会有一个加拿大的学者提出来，我们人文科学的课程要粗不要细，理工科的课程要细不要粗。我觉得他的观点我是比较能接受的。技术课程不能占学校的主要部分，我曾经计算过，现在我们本科学生一般修48～60门课，200多学分，有的学分计算方法不一样。人文科学、哲学或艺术不超过15%，专业课程占30%左右，政治课程占25%～30%，现在48～50门课，180～200学分，这些学分里面对他们进行最基本训练的东西太少。
我们去年对新闻媒体工作的学生进行回访发现，我们调查400多份问卷，那些学生在媒体工作了一两年不知道“鸦片战争”，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基本的东西不知道。老师也教了，但是他们记不清楚。我个人认为UNESCO可以作为探讨的基础，但是有些是不适应的。目前中国的新闻教育课程设计基本是落后的，基本不能够作为我们培养中国所需要新闻人才的需要，我们应当进行深刻的检讨。对话7：西部地区缺经费、缺人才、缺设备
李希光：大家可能面临一个共同的严峻问题，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招两个老师，来了一百四十多人报名，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戴元光：我们学院一共有156位教职员工，教师110多位，学院本身有三个博士点、七个硕士点、六个本科专业。两大学科，有艺术类学科，有文化类的，有新闻传播的，学科比较多。每年应聘人数非常多，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大家愿意去，不是说看重我们学校多好，主要是看到这个地方比较好。第二，东部培养本地人才没有向中西部流动，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与个人收入状况、研究平台状况有关。
我每年接到大量西部院校的电话，能不能把你们的学生推荐给我们？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苏州都不愿意去，说走100公里路都不愿意去苏州，什么原因不太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在西部干了几十年，我在西部干了30年才回来，有很多人干了一辈子，当然那时候与现在的时代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没有因为那里很苦我们就跑掉了，我们离开西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还是为了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而不是说你多给我五元钱了，不是这个原因。
西部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首先不是从收入上来比，主要考虑有没有给人才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对于做学问的人要找一个做学问的环境。其次也是受商业化的影响，过于市场化，一提生活就是货币化的思维，没有钱有很多事都办不了，这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在经济投入方面西部相对落后。
前天到北京开会有人提了三个和新闻教育有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极大的增加新闻教育的投入，这是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第二个是改变过去的评价方式、评价体系。现在说研究生要有两篇论文，博士生要有三四篇论文，教授必须有两部著作、16篇非论文提纲等。第三个是西部教育投入增加。
以前是十年磨一剑，现在可能是一天磨一剑，有一个老师一年发表了216篇论文，最少的字数10100字，最多的一万字。有些研究可能十年、五十年才能知道它的价值，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借鉴或者反思；然而现在评价就是你今年写了多少文章，年底津贴就能兑现了。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的教育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呼吁，国家也收到很多人的信件，听说最近部里面要发文件协调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评价体系要重新建设。
为什么我们出现这些问题？因为学校里面所谓的学分制、所谓的聘任制是假的，我们上海大学是最早搞的，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忽悠我们，这完全是假的、完全是话语生产，实际没多少。我去过湖南、贵州、新疆，都是自己花钱去的，带几个博士跟他们交流，给他们上一点课，我深深感到他们缺人才。有一个大学找来最好的礼堂请我去讲课，我差点摔倒了，他们是用木板搭出来的课堂，特别困难，投入相对比较少。
高兰：我来自青海师范大学。今天上午很多老师谈到了如何培养高端人才，如何培养和国际接轨的人才。在西部我们既缺经费又缺人才；既缺师资也缺设备，我们的老师真是辛辛苦苦地教，学生勉勉强强、凑凑合合地学。
我们培养高端人才的时候还需要低端的人才，我们要培养出来坚持在牧区第一线、坚持在牧区最艰苦的地方做新闻报道的人，这批人需要培养出来。
东部人才过剩，当然有很多理由。我自己实际上是天津人，我在青海待了二十多年，我也热爱上了这片地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们自己搞研究时信息比较闭塞，缺乏资金的投入，非常困难。如果有东部特别是高端学校的专家学者能够给西部一些支持，那么国家的整体新闻教育的发展才是我们整个新闻界的大喜之事。
何村：高老师说到了西部，她们那个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一样都是属于地方，她说的困境东部也一样。大部分老师是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历史、政治的，我代表我们地方院校提一个想法——区域视野。我们和国际视野距离太远了，我们的学生没有那么大的国际视野，老师都没有，何况学生乎？怎么办？我们给了一个定位，限定在这个区域背景下培养区域细分人才。
刚才戴元光老师说不同地方的学校承担不同任务，我的想法是在区域性院校里也要有一个层次，而且新闻教育要有人出来维护秩序。现在培养的学生都一样，教材基本一致，老师基本都是从非新闻专业的人出身来教，学生都是三流学生，到哪儿都不要，媒体不要、广告公司不要。后来我们学生非常有自知之明地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就是一个普通民工。因为教育部界定了大学毕业生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将来能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大部分名校都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讲这些高端人才国际视野等。你们在山尖上，大部分都在山下面，怎么解决山下面的问题？
每个学校能有一个像样的老师就不错了，专科也办、中专也办、本科也办，什么学校都办新闻教育。我提出一个师资共享的想法，在这个区域之内、一个省内或者一个地市内如果你教新闻理论教得好，那么这片地区的学校你都可以教，这个行不行？教育问题重要的是解决地方新闻院校的问题，而现在重点只是抓尖端的学校，而且都是一些名校。山尖上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山尖底下的，这部分怎么办？18.新闻从业者如何看新闻教育[18]
吴飞
关于新闻从业者的调查
我对浙江省新闻从业者做的大型调查是，这些新闻从业者到底怎么看我们的新闻教育？他们的基本素质当中有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我认为目前新闻是离严格意义上讲的教育还有很大的距离。新闻教育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新闻教育理念的贡献是有限的。
调查基本样本的构成跟全国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结构是类似的，尽管我做的只是浙江省，但是有代表性。年龄结构、学历、专业情况，新闻从业者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其实不是很多，已经越来越少，人文和社科加起来只占42%，理工科其他专业占19%。再教育的情况、再培训的情况，中央级的媒体海外交流机会更低，而且花比较长的时间到学校重新再学习的过程其实非常之少。
什么时候从事新闻工作？大多数人形成从事新闻工作这样基本意念的时候是在上高中或者大学之前，有1/4左右的人上高中的时候想从事新闻工作，就业以后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毕业之后再去换岗位的人群越来越多。
为什么要从事新闻工作？什么东西影响他们从事新闻工作？第一个是喜欢写作；第二个是能表达民众的呼声；第三个是能发现社会问题、启迪民心，这样一些基本的职业追求引导着他们。老师的建议是非常有限的，不要以为我们搞这个专业教育，其实我们对他们从事新闻职业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新闻从业者当中调查，到底有哪些模范人物对他们产生影响？范长江、邵飘萍在新闻史里面经常介绍，电视里面有名的主持人的影响也很大。这些人身上到底什么样的素质引起他们的关注，我们也做了调查，可以发现总体样本当中，被调查者比较关注记录重大历史时刻的事件、揭露社会问题的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理想的新闻媒体素质都在这里面。
我们进一步论证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媒体，是从业人员认为心目中最理想的媒体。调查当中发现得分比较高的是央视《新闻调查》这样专题性的节目，纽约时报、凤凰卫视、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这些媒体，相比较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媒体现在的评价比例比以前高了。
从业者的职业理想到底是什么？再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精益求精等，这是他们的职业追求、职业境界。
从那些关于专业技能的评价，可以看出新闻教育到底能够为从业者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发现他们评价比较高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在教育当中提供了这些东西？首先强调分析问题的能力，其次是语言表达能力，然后是政策导向能力。我们分析问题、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在现有的新闻教育模式中都可以做，关于新闻导向,今天上午孟建老师说的复旦对政策了解比较靠前可能有帮助。新闻宣传领导部门对于我们的批评是：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听话的。怎样做才能对他们的培养理念有帮助？最有帮助的东西还是新闻出版署的培训，上岗就业证的培训和资格准入制度是最刚性、最有效的。
人才过剩不仅是新闻专业的问题
要不要吸收中国的专家来讨论UNESCO体系？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听了李希光教授第一天的介绍，业务课程从第一学期一直贯穿到第八学期，贯穿四年，可能史论课程比较缺乏，其他的相关人文类的课程比较多，相对来讲科技方面的课程有些偏少。按照中国新闻教育课程体系，业务史论这块课程是比较多的，这就会让我去考虑一个问题，是不是国外也是把新闻更多看作是术，不大关注新闻的学的问题？中国的新闻学设置的课程毫无例外都有新闻学理论，都有新闻学概论，这从课程体系设置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新闻课程，从整体上史论方面的课程比较弱，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进去？
此外，会上董关鹏老师以他在国外的见闻看到了如何在跨文化传播、跨学科交融的时代来把握新闻学的边界，凸显新闻专业特色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新闻学专业自身建设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问题。在大传播观念下新闻学已经和其他学科交叉，这个是与新闻学科开放体系或者职业开放性的特征相一致的。但是新闻学这个学科本身的边界把握和看守也是值得引起学界和教育界关注的，不能因为交叉、融合而消磨了或者消失了新闻学自身的特色。
说到当代新闻教育如何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讨论了很多，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或许我们已经关注到没有把它挑明。我们的新闻教育究竟为谁培养人才？培养的人才输送对象应该是谁？这个可能我们的考虑不是很多。大众传播时代我们的新闻教育清一色都培养大众传播人才，现在大众传播社会正在转型已经走向分众、小众，新闻教育培养的对象不再完全是大众传播人才，所以这个问题要考虑。
另外，就是我们培养的新闻人才过剩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新闻学和新闻专业的问题，这还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其实这又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的过程当中，这种过剩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从过去为就业培养人才发展到提高国民素质这样一个程度。不一定要求所有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有就业岗位，因为它已经走过了这个时期，现在的重心可能在关注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这是大众教育时代的特点。19.新闻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和管理[19]
彭祝斌
我先谈一下新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的新闻人才，在整个新闻教育教学体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实践教学缺乏规范，湖南大概有16所高校发展新闻专业，基本都是放养式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这些年来，我们在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过程当中有一些认识和思考。我们认为新闻实践主要是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是主体部分也是体现新闻学应用型学科的主要因素。从实习的平台角度来讲有各种实习，准媒体实习、新闻媒体实习、社会实践，有认知实习、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组织方式有统一实习和自主实习。创造去主流媒体学习的机会，多放在省级以上的中央媒体。
社会实践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可以看作是专业实习的有益补充和扩展。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让学生历万件事、见万个人、行万里路，深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关于实践教学的目标定位，最终的目标是促进新闻人才质量的提高。实践教学直接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这个应用能力我们把它分作两个方面：一个是动手能力；另一个是创新能力。
动手能力是应用能力的基本形态，被称为一种职业的行为能力和技术能力，行为能力要求能够会动手，技术能力要求专业内行。新闻的动手能力体现在采、写、编、评、摄，采访能力是新闻人才首要的基本功，以采访能力的提高为突破口，培养新闻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是应用能力的高级形态，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培养学生发现新闻的能力、新闻的判断力、新闻报道的原创能力。
新闻实践教学的实践平台，很多新闻院系在探索，我们认为这个实践平台是多层次、多平台、多方位的。专业实习可以视为课程教学实践的基础平台，以学校媒体为专业实践教学的产生阵地、强化平台，以省级主流媒体专业实习的实战平台，社会实践可以以广泛的社会生活为拓展平台，与专业实习基地共同形成立体交叉的实践教学基地体系。
新闻学实践教学的实施原则是，大学专业实习不断线，从应用型的基础写作到新闻报道写作、新闻评论写作，从消息到专业评论循序渐进。从认知时期到年度实习等一直推进，当学生一入校就进行实习，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实行三到四个月的为期实习，四年当中创造学生的自主实习和社会调查。还有多样实习原则，统一实习与自主实习相结合，毕业实习是最集中、最主要的实习教学环节，从前期的实习到中期的检查督促再到后期的评分总结表彰都实行统一严格的组织管理，自主实习是自选动作，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让学生自行实习，实习的方式也不拘一格。
建立实践教学的领导小组，指导整个实践教学工作。专业实习可以按照分类指导、分区管理的原则实施分类管理，成立专业实习指导小组，指导小组需要若干指导教师，这是除媒体之外的教师，每位教师负责各个实习生的实习指导工作。学生组成实习队，设立若干实习小组，按照分区管理点管理，成立地区联络组，各个地区的联络组以媒体为中心设立各个联络小组，专业指导、专业实习、垂直管理，人员管理按地区实行交叉管理，形成严密的专业实习管理网络。20.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课程[20]
蒋晓丽
在我国，由于新闻传播学的概念不明晰、本科定位单一模糊，难以形成高效培养模式，更难以适应新媒介环境对于人才的要求，因此如何丰富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已经成为目前高校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适应飞速发展的传媒环境和不断变化的业界需求，在数字网络媒介融合的新背景下积极探索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的专业技术、广阔的国际视野，采用多种形式邀请一线的资深传媒人士走入校园、深入课堂，力图走出新闻学教学改革和新闻学课堂改革的新路子。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于2008年9月与四川《成都商报》合作成立四川大学跨媒体研究所，并依托研究所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等理论与实际一体的课程，以探索课堂教学实践化、实习实践课程化的路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门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课的大体情况。
本课程以新闻传播学科大三学生为主，授课人员主要由四川大学资深传媒学和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商报》及资深编辑记者共同授课。课程有两个学期，每周一次，每两个课时100分钟，有网络新闻概述、网络新闻发展、潜能开发、网络新闻技术基础、网络新闻把关、网络视频、网络新闻评论、网络新闻采写和编辑等。课程方式主要由老师讲授和学生互动两部分组成。课堂上授课老师结合最新的传媒实际操作进行理论讲解，课堂外有专门的老师一天十几个小时在线通过QQ群报网互动方式指导学生进行新闻网络选择，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优秀的新闻线索由学生和报社记者联合采访由《成都商报》网络新闻版发表，不仅深入浅出讲解新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而且运用大量精彩丰富的实践典型案例展现了网络新闻规律及操作技巧，既具有跨科学的理论前沿性又具有相当的实用性，是一门实现前沿与权威兼顾并重的课程。信息化传媒0时0代0对0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认识媒介、了解媒介并掌握媒介的运用技能具有很好的启发指导作用。四川大学老师与《成都商报》资深主编、骨干记者、编辑共同编写了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的教材。作为课堂使用教材，具体来说为四大特点：高校与业界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无缝对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课堂内外呼应和学生学习与就业对接。
总之，我们想通过四川大学跨媒体研究所的创办以及一系列课程的开设，希望实现以下目标。
首先，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应用和实践研究，创新高校传媒教育。创新传媒教育既是传媒行业发展的要求，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要求。研究所通过全校选课将传媒教育提升到更高的学生基本素质教育层面。以生动活泼多元的形式改善教学方式，注重加强传媒实践，促进学生与社会接轨，通过案例媒介实践实地操作解决学生的动手能力问题，力争培养学生适应融合媒介驱使下对新闻人才新的要求。
其次，解决当前传媒业界人力资源瓶颈，拓宽培养和选拔传媒人才的途径。研究所是一个开放性、互动性的资源整合平台，我们近期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快速畅通的网络信息资源系统，解决传统媒体对网络新闻线索、搜集、筛选、剥离和加工的问题，真正在实践操作上实现全民皆记者。传媒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资源优势的配置，通过这些理论与实践的选修课程吸引公共管理、公共卫生以及一些理工类学生了解和学习传媒知识进行传媒实践，为他们进入传媒领域打下基础，同时为传媒的可持续发展筹备强大的人才资源。
最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体业界人士走向高校新闻教育课堂真正担任课程主讲顺应了新闻传播领域发展的规律，并且课程以互联网为重点以媒体融合为主导，以学术前沿为参照，实现了新闻学界和业界的资源整合，这些都对新形势下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新闻课堂、新闻人才培养方向的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21.如何实现跨学科教育？[21]
刘坚
我跟大家的交流是相对微观的问题，关于跨学科教育资源整合问题。在许多老师的发言包括课程大纲里面都反复提到这样一个内容，新闻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狭窄以及基本专业知识和其他行业专业知识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希望通过一种教学模式解决这个矛盾，来缓和这个矛盾。
这个教学模式就是我所谈到的关于怎么样具体实施跨学科教育资源整合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操作起来怎么解决？我们做了一点自己的尝试，在吉林大学文学院我们跨学科教育的结果是，实现多学科的综合性教学模式，这个模式以跨专业设课、跨学科教学为基本形式，以专业性的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和跨学科课程为结构，是多元性、开放性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已经实行了三年，现在还在运作，我们已经在进行总结。
现在很多新闻单位宁愿招其他专业的学生不招新闻专业的学生，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我们对吉林省媒体做了调查，媒体里面有一些老总或者有一些决策人员他们也谈他们的苦衷，实际招其他专业的学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其他专业的学生其他专业知识比较雄厚，但是毕竟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训练，一般表达能力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一些深层的东西，比如新闻感觉问题，比如新闻策划问题，这些东西一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就感觉不对。他们的苦恼重新把希望寄托在新闻专业上，倒不如培养这样一类学生——兼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学生。如果只是从其他专业学生中找会有一个问题，他们写的东西是给公众、给老百姓看的，公众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那样往往造成资源浪费。我们根据这个设想在三年前开始做这么一个尝试，我把这个尝试介绍一下。
学科教育资源整合服务性的教学方式运行是这样的，以新闻学为学科基础和核心，形成三个相互关联的课程板块：有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新应用学科课程；有新闻学和相关学科融合的边缘新闻学构成的交叉学科课程；还有由诸多相关学科基本专业课程构成的跨学科课程。三个板块的教学根据课程性质、课程关系和课程顺序结合部分并行。以理论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为先导，以交叉学科为多学科教学的中介和过渡，相关学科的基本专业课程同新闻学学科的课程板块中的应用新闻学课程，其他专业专题选修课程同交叉学科的课程并行开设。三个板块的课程和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通识课程构成本科教学的基本课程。新闻学课程的规定学分大概占新闻学专业总学分的36.4%，交叉课程占新闻学专业总学分的7%，跨学科课程修读学分占总学分的8.8%，这个比较符合在跨学科教育当中以新闻学为基础课程的中心，我们还是强调在选修课的层面上加大其他专业基本课程的学习。
跨学科教学资源整合复合型教学模式是这样的，建立一个跨专业设课、跨学科教学、多专业方向。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第三学期开始自愿选择跨学科专业方向，实行多学科专业教育分流，各个方向中跨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与校内相应专业的教学部门比如经济学、法学院、行政学院、外语学院、体育学院等，和他们的教学部门连通，请各有关专业的学院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跨学科课程，或者是跨院系的插班修读。跨学科专业与第二专业相结合，学生根据自己教育专业的分流方向选择相应的第二专业的修读，修读课程与专业教育分流课程当中相符的学分可以同时计入本专业课程学分。实行跨学科资源整合，构建多学科将有利于提高新闻专业学生的素质，扩大相关的背景，拓展他们的社会应用领域，从而培养出一专多能符合现代新闻宣传事业需求，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性新闻专业人才。
目前，这个实验模式开始进入中期问卷调查和效果分析，将来准备在一两年之内大致形成基本的框架和思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