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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利成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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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尚志试读：

封台一般有一个捉鬼的仪式，有一人或几人扮成判官模样，两人伴成黑虎长、白虎长。扮判官的在台上，扮鬼的在台下，鬼在前面跑，判官在后面赶，鬼从台下跑到台上，又从台上跑到戏园的各个角落，最后判官将鬼从便门赶出去。然后，祭神、放鞭炮。封台　开台　破台

从小年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之间是戏园子封台的日子。一进大年二十三，老百姓就开始张罗着扫房、买新衣、办年货，商家则正是赚钱的好时候，人们都没有时间再进园子看戏了，忙碌了一年的艺人，也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所以，戏园子就要歇业几日，行话叫“封台”（或封箱）。一般大园子封台早些，小园子晚些。正月初一开始唱戏叫作“开台”。封台与开台时间接近的小园子只搞开台仪式。

封台一般有一个捉鬼的仪式，有一人或几人扮成判官模样，两人扮成黑虎长、白虎长。扮判官的在台上，扮鬼的在台下，鬼在前面跑，判官在后面赶，鬼从台下跑到台上，又从台上跑到戏园的各个角落，最后判官将鬼从便门赶出去。然后，祭神、放鞭炮。

腊月二十五是落子馆封台的日子，门外灯火璀璨，园内丝竹喧天，别有一番景致。只见台上花枝招展的唱手坐在台左右的两条长凳上，个个打扮得妖娆动人，搔首弄姿地做出十二分风流模样，有的并肩小语，有的打情骂俏，但她们眼光却都偷偷地往楼上包厢飞，因为那儿有她们自己的客人。楼下池内虽然也黑压压地坐满了看客，但那都是来看热闹的，不点曲，也用不着破费，因为落子馆的封台是免费让人参观的。妓女在登台前循旧规需拈香叩拜，此时围观者纷掷铜圆洋钱，一时钱雨缤纷。

封台仪式开始时，首先由园主对官方、对观众特别是包厢里的有钱人表示感谢，再由乐户（妓院）代表逐一介绍在座的唱手，唱手被介绍时起立鞠躬向自己的客人打招呼，然后由奔走于各包厢中的递活人高声报告某某大爷点某某曲。客人点曲行话叫“戳活”，点一曲谓之“一拨儿”，至少需洋五元。常日，唱手上台至少要唱一整段，但此日为节省时间，只需唱两句或四句即可交差。如此这般，递活人每喊出一个曲名，便有一名唱手走到台上小试珠喉，时调、大鼓、梆子、皮黄，各色不一，各有千秋。唱毕，递活人喊过赏钱。唱手谢后下台即到包厢中寻自己的客人。20世纪30年代的北洋戏院

但台上的唱手也不是随便来的，她们要在此前竭力邀请自己旧日的客人来捧场，客人来得越多，说明这名唱手越红，来年的生意也越旺。所以，时常出现一名唱手有几拨或十几拨戳活的，她因此得到的掌声也就格外多。照例唱手有客人点曲都是客人先到，然后由园中人去通知唱手来，为的是防止客人失信而造成唱手“塌台”。唱手一般唱完便下台，如果唱手先到了而客人却没来，唱手没人点曲就下不了台，行话叫“塌台”。

这封台仪式原为结束一年歌舞，并且借着题目，给阖园上下执事人等筹些度岁之资。客人的赏钱完全归前后台分散，同梨园行搭桌一样，妓女是毫无利益的，并且除了尽唱义务以外，按规矩还要敬点曲客人以四盘鲜果、一筒香烟，反倒要受一笔小损失。不过唱手们因为好面子而争强斗胜，也情愿如此，何况今日的损失来年还会有数倍的回报呢！

正月初一戏园子开张纳客叫“开台”。开台仪式一般大小戏园子都要搞，为的是预祝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万事顺利。

开台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通常要燃放鞭炮、放神枪，在台口柱子上挂一红髯口、一把宝剑。仪式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开始，先由“架子花脸”扮灵官，穿红靠，但不扎靠旗，戴红色髯口，勾红脸，眉心画一竖眼，左手挽袖，右手执灵官鞭。他这样打扮是取材于道观中的护法神王灵官的形象。武场上由一人打大铙，一人打大钹，一人打大锣，在单皮鼓的指挥下打起“高腔锣鼓”。这时，检场的撒一把“吊云”火彩，扮灵官的演员在后台高喊一声：“嘿！”随着火彩的烟雾上场亮相。然后，武场起“走马锣鼓”，灵官做一些舞鞭、挽袖、跳跃等舞蹈身段后，由检场人递过来一只黑色的活公鸡，灵官上来一刀将鸡头剁下，把鸡血淋洒在台柱子上和台唇上，以避邪镇台。最后，检场人把死鸡拿到后台，再将一个钱粮盆和一份敬神钱粮放在台中间，灵官用竹竿挑起一挂鞭炮走到下场犄角。另有一个检场人急将台毯卷起一半，站上场门边背朝观众向钱粮盆内扔一把“过梁”火彩，把敬神钱粮燃着。灵官将鞭炮放在盆内引燃，他挑着鞭炮沿台口左右走动，鞭炮燃完，他从下场门回后台。有两个童子用新笤帚、新簸箕把炮皮子全部扫在钱粮盆里，称之“敛财”；用烧酒把台柱子上的鸡血擦净；把开台符咒钉在舞台正中，放平台毯。二童子下台向园子经理请赏“彩钱”。天华景戏院开台时演出的《财源辐辏》

然后，上来一个戴假面具、穿红袍的文财神，手拿“天官赐福”等字样布条幅，随着轻快的小锣声翩翩起舞，谓之“跳加官”，以取吉利之意。

跳加官后是跳财神。财神由花脸或武生扮演，头戴“二郎岔子”（二郎神戴的头盔）上加“红火焰儿”，耳旁插状元金花，搭着黄色彩绸，口叼一个金色、笑眼、黑连鬓胡须的面具，叫“财神脸子”。乐队武场起“九锤半”锣鼓，财神怀抱一个大金元宝，单手整冠、抖袖、举起元宝向左右各跳两回，来到台口，望着台下人，做出往下扔的姿势，但不能轻易地扔，要做出寻找的样子，当没找到合适的人时，虽故意做出扔的动作，但又摇摇头，仍继续寻找，当看到园子的经理时，才将元宝抛了出去，经理在台下忙用大褂兜住，然后就往柜台跑，飞快地将元宝锁在钱匣子里面。经理向众人赏“彩钱”，仪式结束。

这时有茶房头大喊一声“开业大吉了”，随着他的一声喊，园子的大门开了，观众一拥而进，第一个进来的观众免票。

此外，戏园子新开张，或是戏园子遭灾后重新开业，都要举行“破台”仪式，其内容、形式与开台大体相同。如果戏园子出过不吉利的事或是方位不对，还要举行大破台，仪式还要复杂得多。戏园里供奉着的老郎神

商业神祖崇拜，是旧时民间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祇，戏园业也不例外。戏园的后台常供奉有神像，但因各园演出剧种有所侧重，而神像的模样也就不尽相同。

在京津一带，戏园子后台常挂着的一张布制的画像，外衬两扇小红门帘，这就是梨园行所供奉的祖师爷——“老郎神”。据《唐书》载：唐明皇李隆基酷爱戏曲，曾在禁苑梨园中选戏曲艺人300人，与宫女一起排练戏曲，如“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由此，后世的戏曲艺人遂被称为“梨园弟子”，而老郎神自然也就是李隆基的化身了。

各戏班儿也供奉着老郎神，不过，梆子戏和京剧供奉的老郎神还不大一样。梆子供奉的是皇上，画像是胡生模样儿，白面皮，三绺黑须，戴王冠，穿蟒袍；京剧供奉的是太子，画像是小生模样，戴太子盔，穿蟒袍。戏班进某园子演第一场戏之前要拜老郎神，武生上场前也要拜，徒弟第一次登台演出前要拜，演出成功后也要拜，口中还要念叨着“感谢祖师爷赐我这碗吃”。通常文角作揖，武角下拜。据戏行讲，唱戏不拜老郎神，装什么不像什么，拜了老郎神，心里就有了底，上场才不会发慌，这也是一种心理作用吧。20世纪30年代，中华戏院内景

行拜神礼时，祖师爷下面通常还要摆放一个布娃娃，即喜神，俗称“彩娃子”，是在舞台上做小孩道具用的，在《四郎探母》《法场换子》等戏中常能见到。伶人对喜神的规矩很多，如不得仰面，只得放在大衣箱内等等。据说，唐宰相魏征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进内庭请皇上赐名，但皇上当时正在排戏，缺少一个跳加官的演员，见魏征来了，遂命他赶紧扮戏，魏征忙将儿子放在大衣箱内，等到戏演完了，他的儿子已经闷死了，魏征抱子痛哭，皇上也深觉可怜，遂封他为喜神。此后，伶人都称他为大师兄，因彩娃子是放在大衣箱里的，所以人们叫俗了，就习惯把大衣箱倌也称作大师兄了。戏班子演出时要多给大衣箱倌一份赏钱，以示对“大师兄”的敬奉。

旧时许多戏园子都有自己的戏箱，负责保管戏箱的人叫箱倌。后台供奉的祖师爷前要点一盏“长明灯”，谓之“海灯”。海灯由大衣箱掌管，负责买油、添油，油钱由戏园子或戏班子开支，掌管者自负盈亏，原则是不许熄灭。祖师爷像平时穿黄帔，戴九龙冠，逢节日需换穿黄蟒，戴王帽（京剧不戴髯口，河北梆子戴黑三）。大衣箱倌为“换季人”，每年戏园子给他两次换季钱。

有的戏园子除供奉唐明皇外，还有供奉“五大仙”神像，即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老鼠，俗称狐、黄、白、柳、灰“五大仙”。戏班儿进某园子后，首先由生、净行演员在祖师爷像前烧香叩拜，此后，演员每日演戏进后台均须向神像和祖师爷作揖致敬，再向舞台的四周鞠躬行礼，行内叫“拜四方”，借以保佑此次登台平安，演出顺利，不拜不礼者，就要有祸事，甚至有性命之忧，尤其是有开打、翻、跳等危险动作的武行更要循规蹈矩，不能有任何疏漏。

戏班于每年封箱戏之后到阴历三月十八之前，必选一日祭祖师爷。届时由乐队前引，将祖师爷抬至祭神地点供好，全体人员前来烧香行礼，礼毕聚餐。饭后再由乐队前导，将祖师爷抬回戏园后台。北洋戏院演出内景客票　飞票　加价票

后台的座位是按行当划分的，不能乱坐。旦行坐大衣箱，生行坐二衣箱，净行坐盔头箱，武行、上下手坐三衣箱，龙套坐旗把箱，丑行可随便坐。特别是装有彩娃子即喜神的大衣箱只有旦角才能坐，因为女衣都放在大衣箱内，而且抱喜神的也多为旦角。

据说打鼓佬的座位曾是唐明皇坐过的，故名九龙口。这个座位不能空，从开戏到散戏，打鼓人始终不能随意离开座位。如需换人亦须待后继者来到才能起立。倘后继者迟到或因故始终未到，亦须候人或坚持，绝不能擅离座位。若在台上出现差错，两角互相指责、推诿，则由打鼓佬评判。因各角台上的一举一动，鼓佬尽收眼底，故打鼓者的评判最有权威，也较为合理公正。

梨园的祀神，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封建迷信，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各戏班、戏园利用祖师爷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艺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从容管理目的的一种最有效手段。因为，无论你是何种信仰，也不管你是多么不服管教的“半吊子”，一到祖师爷面前，都得俯首称臣，躬身下拜。

自1927年春和大戏院首创对号入座、预售戏票后，全市各戏园竞相效尤。开演前半小时，观众持票鱼贯而入，但他们的戏票却不尽相同，除有普通的包厢票、池座票和散座票外，还有客票、飞票和加价票。

某戏班儿初到某地，在某戏园演出第一场戏，行内称“拜客戏”。为了演出顺利，免生额外事端，照例要打点好军、警、宪、特和地方官员，然后还要以角儿和园主的名义下请帖，附上几张戏票，请他们来园看戏。夹在请帖里发给一些特殊观众的招待票就是“客票”，这种票看戏人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保证有好座。

每场演出通常角儿有几张客票，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梨园行前辈。园主也有几张，除给地方官员外，还要给新闻记者。可别小瞧了新闻记者，他们在小报上好歹写上几篇文章，兴许角儿就红了、戏园子就火了；也兴许角儿臭了、戏园子黄了。客票经社会局批准后可以不上税，因而社会局有一定的数量限制。40年代末，为了避免戏园多报逃税，社会局、财政局联合发文取消客票，勒令各戏园嗣后不准再报客票。

飞票是以高出票面价格出售的戏票，与现在“黄牛一族”手中的黑票差不多。这种票常出现在名角儿演出拿手好戏、戏票供不应求的时候。最早是票柜、茶房见戏好，就扣下几张好座的票留给熟客，熟客得票后，除付票面的钱数外还要额外给点小费。后来有人见有利可图，就与园主、茶役相勾结，设法得到好座位的戏票，然后再走街串巷往各阔人家送，常获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戏院门前兜售。没关系的人就得自己下工功夫、花时间买票再倒卖，他们往往是一听说某园子有好戏，就带着铺盖卷连夜到戏园排队购票，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赚的就是辛苦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批专靠倒卖飞票赚钱的群体，人们称之为“吃飞的”。20世纪20年代天津最大的戏院春和大戏院

1940年春，孟小冬来津演出，海报一贴出去，购票者接踵而至，而票柜却说：“对不起您呢，票还在上头，还没发下来了！”就这样观众一趟趟地跑断了腿也买不到票，但戏园子外的飞票却比比皆是，原价只有两元的戏票，竟然卖到15元！非但如此，有客人问及园子：“为什么票柜上不卖好座票，可一进园子好座却都被占了？”园方则说：“票全让孟老板拿去了，你们找她要去！”买不到票的观众急了，有的骂大街，有的投函社会局，请求查办“孟小冬包票事件”，新闻界也对她妄加批评。而孟小冬却对“包票事件”一无所知，连呼冤枉。后来经查才知是园主得利后又嫁祸于人。曾在苏州登台演出的一代名伶孟小冬

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后，梅兰芳蓄须告别舞台。1939年底，在北京最后一次演出时，北京各界社会人士竞相购票，而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地观众，也都认为此次为观梅的最后机会而纷纷入京购票，当时一张票竟卖到四五十元，创下了飞票的新纪录。

戏班在戏园演出，七天为一期。演出上座率高再续演，每期的最后一场为戏班贴演，收入统归戏园。如果是角儿好、戏好，戏票就要临时加价，最早是加二三角。由于只是偶尔的一场戏，而且加价小，所以戏园子并不需要通知官方即可自行做主。临时加价的票款，一般角儿是得不到的，尽数落入了园主的腰包。天津美琪戏院入场券

后来，发展到只要是观众认为某角儿的戏好要求加演，或是角儿演出反串戏和不常露演的戏时，戏票都要加价。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津演出全本《洛神》《俊袭人》等剧时，原本一元的戏票，戏园子就已临时加价到两元，飞票的价就更高了。大多数戏园都随票赠送戏单

天津沦陷后，物价飞涨，百物昂贵，娱乐业普遍不景气，许多戏园、影院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业。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向当局屡次申请戏票临时加价，鉴于社会现状，社会局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了这一要求，只是每次加价都要经社会局、税务局批准。由此，戏票加价合法化、经常化。一时间加价成风，拿手戏要加，本工戏也加，该加价的翻筋斗往上涨，不该加价的也趁机搭车上涨，竟成了一旦有名角儿、好戏出现，票价就紧跟着加上去的景象。仿佛不加价就不足以抬高戏的身价，而观众也会认为不加价的戏就是一出不卖力气、不值得一看的戏，而事实上有的戏即便是加了价，其演出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看白戏

戏园、影院多年的顽症、也最令园主头疼的就是一些观众仗着自己的背景进园子看戏不买票，行话叫“看白戏”，而且稍有怠慢还会打人、砸园子。如果园子邀来名角儿，那么就有可能半数以上的观众是看白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园子满座却不赚钱的原因了。

1928年1月，军兴（北伐战争）以后，驻津各部队越来越多，军警一向以游艺场、戏园、电影院为娱乐场所，但他们从来不给票资，各戏园、影院还得专门为他们特设官厢和军警优待座，但由于他们的人太多，且占据许多客座，他们占据大半个园子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个军人带着数名“亲友”也能大摇大摆地无票进园。寻衅滋事、殴打园伙的事更是时有发生。每年正月是两园最旺季节，也是看白戏最猖獗之时，各园虽使出浑身解数，邀来名角儿，但最后一算账，还是入不敷出，亏累不堪。后来，经与军队协商，各戏园提出变通方法，挑选出若干家戏园，按日轮流演义务戏，不卖座、不售票，专供军人娱乐；而不演义务戏的各戏园，则不准军人入内，或一律收票。早年的戏单

同年2月16日，军警督察处也发出训令，取缔军人无票观剧的特权，不准军人随意入园滋扰，并派出大令每日巡回检查，保护戏园、电影院正常营业，弹压席遂由此产生。刚开始，军方尚能遵守，戏园、影院也确实安稳了一个月，但军人们很快就发现允许他们出入的都是二流园子，上演的节目也没有名角儿，都说自己上当了。于是，各园军人肇事事端又屡有发生。

3月15日，两名军人在河东东天仙戏园对观众大打出手，茶壶茶碗满天飞，当即就有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又有3名军人扮成工人模样，到该园强索包厢，并令已在包厢观剧的观众离开，观众不得不在园主的劝说下退票离场。

为此，3月22日，督署会议决定，以后凡军人观剧，武装齐全者一律半价付票，便衣有符号者亦须购全票。虽有命令，但执行者甚少，且无票观剧者越来越猖獗，甚至有人冒充军人，在胸前随便别上个小牌牌儿就可大摇大摆地进园看白戏。

1940年春，上光明戏院约来京剧名角儿尚小云登台献艺。观众闻讯后纷纷购票入场，有几个日租界巡捕不买票就往里闯，收票员稍一拦阻，就有两人上前将其痛打一顿。事后，该院经理李吟梅找到国民党警察局，找到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会长齐文轩，虽经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气得李与齐争吵起来，李骂齐无能，拿着会员的钱却不能为会员干事。齐说，你有本事你干，我还不乐意干这两头受气不落好的倒霉差事呢！一气之下，齐撂挑子不干了，李正好顺杆爬，当上了同业公会会长。

但李上任后，才知道要根治这一顽症谈何容易呀！他虽经多方努力、四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1943年，燕乐戏院服务员头目裴玉松因收票得罪了警察局的人，转天一大早就被警察局抓走了，强制他戴着大高帽子，手里敲着小锣游街示众。

日本投降后，李吟梅下决心治理。他带领部分理事，向津京各大机关呼吁、求援。他们先后找到了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副市长杜建时、国民党军天津宪兵二十团曾家琳团长及警备司令陈长捷，最后找到了北平行辕宋哲元，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47年初，李吟梅得知明星电影院经理杨季随与在津的六十二军林军长是同乡，遂让杨代其找到了军长林伟俦。因林与杨素有私交，就一口答应下来。李吟梅得知后非常高兴，率领同业公会全体理事，在裕中饭店西餐厅宴请了以林军长为首的校官以上的军官。后来，林派特务营营长亲自率领着两个排，分组在全市各园子门口检查，取缔无票入场者，营长坐着吉普车巡回检查。

因为六十二军的官兵都是广东人，与天津的军、警、宪、特向无往来，又是临时驻军，所以对任何人均不留情，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看白戏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但不久，当六十二军离津后，出于报复心理，那些往日看白戏的人变本加厉，全市戏院、影院无票入场之风愈演愈烈。小广寒的戏单

1948年3月，上平安戏院邀请了著名演员谭富英全班来津演出，预售三天票已全部售出。开幕那天，园子里呼啦一下子拥进伤兵、流氓、杂霸地痞约400多人，他们占了大半个戏院，持票的观众反没了座位。服务员出面干涉的，全被他们打伤了。当时因为六十二军已调出津城，经理冯承璧干着急想不出办法，只好在台上贴出大字声明：请已购票者推迟三天再来，待戏院想出办法再来看戏，戏票照常有效。

此后，冯承璧、李吟梅到各军警机关求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来警备司令部的百余名武装官兵，严密把守戏院大门，在园内维持秩序，当时几乎动了枪，总算把三天的戏演下来了。但一结账，给官兵的饭费、辛苦费等，远不及票房的收入。从此，该园再也不敢邀名角儿演出了。直到天津解放，才从根本上消除了“看白戏”这百余年的痼疾。评戏与落子馆

清康熙年间，侯家后出现了天津第一家坤书馆——天合茶园。光绪年间，繁华地带逐渐向南转移，南市一带也相继出现了中华、华乐（后改聚华）、权乐、群英等坤书馆，号称“四大花部”。

坤书馆俗称花茶馆，到此演唱的都是各妓院的妓女，叫作“唱手”，她们演唱后不取任何报酬，其目的是借台展示自己，招徕嫖客。在这里她们不但要展示自己的才艺，还要做出各种风骚动作与台下观众眉目传情，不断“沟通”。她们演唱的除有京剧、梆子外，还有大鼓、十不闲、荡调、时调和莲花落等地方曲艺。唱手们坐在台上两边的条凳上，依次轮唱，园子的茶房高声报出唱手的花名、所在的妓馆与所唱曲目，唱手迈碎步走到台口的勾栏前手扶栏杆摆弄媚姿，然后才开唱。如果哪位观众相中了，散戏后自会到妓院中去寻其芳踪。所以说，坤书馆实际上是妓女们为自己做广告的场所。当时最典型的是中华茶园，出入这里的多为官僚富商及其子弟，妓女们唱罢就去包厢陪客，与嫖客们的狎昵淫秽动作，同妓院并无二致。舞台前一副出自津城一位文人书写的对联，道出了这里的别致风景：好景目中收，观不尽麝月祥云，莺歌燕舞；春风怀内抱，领略些温香软玉，桂馥芬芳。南市的群英、燕乐、权乐等号称四大部，都是著名的落子馆，这里多为妓女在此登台演出

平腔梆子在天津的异军突起，同时也震动了天津的各个坤书馆。坤书馆和唱手认识到唱落子是招徕观众的重要手段，于是坤书馆纷纷将落子艺人聘请进来，传授唱手演唱。坤书馆演出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般由什样杂耍开场，以落子攒底。由于女唱手的音色与表演比男旦更具吸引力，所以生意十分火爆。后来，一般的单个唱手的小段清唱已不能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他们更希望看到唱手们也能分成各类角色，同时演出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所以，后来又发展到唱小戏、唱成本大戏。坤书馆也逐渐改为专演落子的“落子馆”。评剧的第一代演员花莲舫、李金顺以及早期著名的刘翠霞、白玉霜等，就是在落子馆里成长起来的。这批女艺人的出现，对日后评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带来了新的生机，可以说，天津的落子馆促进了评戏艺术的发展。叶浅予和落子馆

1923年，成兆才、月明珠等在晏乐茶园演出，前清遗老吕海寰连续在此看了两个月的戏。一天他对成、月二人说：“你们的戏有评古论今之意，应在平字前面加一个言字，一来是与平剧（京剧曾称平剧）相区别，二来这评戏的叫法比叫落子、平腔梆子都好听。”他们听了，觉得此名既文雅又富寓意，于是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从此，平腔梆子就正式定名为“评剧”（关于评剧来源还有其他说法）。1928年初，天津首次出现了专演评剧的中型戏园——天乐戏园。

在落子馆里，唱蹦蹦的不以段论，至多十几分钟就打鼓一次，作为敛钱的暗号，这时便有专管敛钱的人，端着笸箩向每位观众要钱。如此这般，落子馆一天可敛2000余枚铜子儿。早晚两场，所得钱数由园主与艺人按三七或二八分账。生意兴隆、进项丰富的，当推相声场和类似花茶馆的调棚，那里的唱法和敛钱的方式与一般落子馆不尽相同，别有风味。

但由于政府的限制，评剧当时只能局限在租界地演出，不能进入城厢地区。1928年9月，以芙蓉花、花云舫等为首的复盛评剧社，由安东来津，在法租界天福茶园演出时，因观众太多、园子规模太小，而于1929年8月移至第一舞台，打炮戏是《花为媒》，演出盛况空前，使当时在天津演出的京剧、河北梆子各班都望尘莫及。从此评戏取得了在中国管界演唱的权利。

评剧以其锐不可当之势迅速风靡整个天津城，1932年3月，刘翠霞领班的山霞评剧社进入了向来以只接京角而著称的北洋戏院，而且包厢戏票卖到两块大洋，池座也有3角，刘翠霞被各新闻媒体誉为“评剧皇后”。这是向被雅流贤士不齿、“鄙俚技艺”的评剧的一次重大转折，为评剧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后白玉霜又在电影《海棠红》中扮演角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评剧在逆境中生长、在逆境中前进，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并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前，各个剧种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唯有评戏仍轮流在天津的戏院中上演，在具有规模的24家戏院中竟有11家以演评戏为主。唱手正在权乐落子馆登台演出早期的『三面凸出式』戏台

元代后，天津漕运日益发达，民间酬神演出逐渐频繁起来。这时的演出场所，除大量的原始土台外，已出现了戏台。

最早的戏台是三面凸出式，无论是宫廷中的舞台、民间城镇里茶园的舞台，或者是乡间庙会演戏的“草台子”，都是这个样式。

后台为化妆室，池座设方桌、椅子及条凳；台前没有大幕，台前台后用一层帷幕做遮挡，名曰“守旧”；两旁是“出将”“入相”的上下场门。在台上最后方正中“守旧”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场面桌，文、武场面分坐桌子左右。文场五人，是吹奏乐器的，包括笛、笙、唢呐、二胡；武场四人，是打击乐器，包括鼓板、小锣、铙钹、大锣。这几位场面人，有时还要兼操别的乐器。鼓板吹笙兼堂鼓，小锣兼堂鼓，大锣兼镲，吹笛的要兼齐钹，两个吹唢呐的，一人兼海笛、三弦，武戏开打时兼堂鼓，一人兼吹笙或提琴。文武场面也是演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长期给杨宝森伴奏的琴师杨宝忠，精彩、高难度的伴奏常博得台下的满堂彩，为演出增光添彩。由于武场伴奏的声音过大，不但影响演员演出，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也使前排听众听不清唱词，所以后来就将武场放在了守旧的后面。20世纪30年代山东济南城隍庙戏台

戏台上，台前设有矮栏杆，在台上方还安装着铁栏杆，以备演武丑戏时使用。当年武丑张黑演《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连环套盗双钩》等戏时，从后台一出来，就很轻快地腾空蹿上铁栏杆，在上面表演各种偷盗动作，以示有蹿房越脊的功夫。可惜这种特技早已绝迹。在顶棚当中有一块八角形天井，在演出《南天门》《六月雪》等有下雪戏时，从天井往下撒白纸屑，表示下雪的景象。建于1930年的上海兰心戏院

席棚是最简单的戏台，是用木板、竿子和苇席临时搭起来的，很不牢固。有时戏台上人多了，就会把台压坏，特别是台上木板一旦塌陷，演员就会掉下去。冬天戏台棚子四处透风，演员在台上冻得打战，有时连演员头上贴的片子都结了冰。虽然在后台也烧上一大盆火，但仍起不了多大作用。天后宫舞台

天津最早的戏台是天后宫戏台。它始建于明代，是三面敞开式的台子，观众可从前、左、右三方看戏，后来，左右两侧封闭，形成镜框式戏台。舞台是木结构楼台式建筑，坐东朝西，东通海河，西向宫前广场，前后台相连，上是舞台，下为通衢，可过马车。台面、台顶均为木板，顶棚中央有一个六角形的透音孔，前台南北两侧各有一小门，北侧是上场门，门额题“扬风”；南侧是下场门，门额书“讫雅”。台口前脸两侧明柱，书有抱柱对联：望海阔天空千帆迎晓日；喜风轻云淡百戏祝丰年。台面天幕正中，镶六角形雕花透窗，窗额悬一黄地绿字横匾：“乐奉钧天”。戏院包厢是专为有钱有势的权贵们设立的，票价通常要高出散座数十倍

戏楼是酬神的主要场所，平时有远航船队平安归航，都要在此举行酬谢天后娘娘的演出。在每年旧历三月二十三即天后诞辰日那天，酬神演出达到高潮。上午要演三出祝寿戏，最让人感兴趣的当数《八仙庆寿》，八仙唱完祝寿歌后，老寿星便将手中大寿桃的机关悄悄打开，顿时许多拴着红绿绸子的小鸟，便从盒子里飞上天空，名曰“百鸟朝凤”。清光绪年间，谭鑫培、王长林、龚云甫等京剧名角均在此演出过。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戏楼便告闲置。建于1885年的颐和园德和园戏楼

坐落在南门里大街的广东会馆戏楼，以其独特而科学的建筑设计享誉全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土动工，历时三年建成。舞台为伸出式，台深10米、宽8米。观众可从三面看戏。台下设散座，可容500余人。舞台对面和楼上东、西两部设10个包厢，可容200余人。戏楼和舞台均为木结构、木装修。舞台正中悬一横匾，上书“熏风南来”四个大字。舞台顶端用百余根变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构成“鸡笼式”藻井，也称“螺旋回音罩”，音响效果极佳。这座戏楼是全国硕果仅存的比较完整的古典式剧场。杨小楼、梅兰芳、孙菊仙等诸多京剧名家都曾在此演出。著名票友“老乡新”孙菊仙独特的戏园闹剧——捧角儿

旧时红极一时的角儿，有的是靠真功夫得到行家、观众的普遍认可而走红的；也有的是没什么真本事儿硬让少数人使钱、弄权捧红的，但大凡红角都要有自己的铁杆观众，都要被人捧，这也是由不得演员自己的事。

捧角的人多为有钱有势的军阀、富商、混混儿等，有懂戏的，也有起哄架秧子的，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爱好。他们一般是认准了一名演员，只要有她的演出就场场不落，演员在哪家园子唱，他就跟到哪儿，定下若干个包厢，请上若干位朋友，在园子里号召着观众不住地喊好。有的当场往台上撒钱，有的怕人不知道还用红纸写上“某某送某某大洋多少”；有的在大门口制作霓虹灯，写上言过其实的颂词，如“天下第一”“金嗓子”“皇后”等等；还有的给演员印制个人纪念册，上面有她的生活照、剧照以及诗歌、对联和吹捧的文字，或在报刊上写吹捧的文章登大幅剧照片；更有请演员下馆子吃饭、到家里吃夜宵，最后纳妾入室。所以，被捧的角儿多为女性，捧男角儿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是，旧时人们把捧角儿当成扬名露脸的好事，并不感到丢脸下贱。天津著名捧角儿家叶畏夏（即叶庸方）

20世纪30年代，天宝班有一个名妓叫赛天仙，不仅模样长得好而且皮黄唱的也非常地道。有一个姓符的名盐商深为她倾倒，用一大笔银子将其赎身娶回家做了妾。赛天仙进门后，仍痴情于皮黄，整日曲不离口。忽有一日戏瘾发作，突发奇想地硬要登台演戏。符经不住她的软硬功夫，为她置办了名伶般的行头，雇了一堂文武场面，但没有戏班子约聘也是枉然。符只好出面请人与大舞台戏院接洽，要戏院约请赛天仙去打三天炮，还要唱压轴戏。戏院经理虽然听说过赛天仙皮黄唱得不错，但因她并非红角，考虑到票房收入，还是婉言拒绝了。《天津商报》创办人叶庸方是天津著名的捧角儿家，图为他与武生刘宗杨兄弟合影

赛天仙得知后勃然大怒，竟把符大骂了一顿。无奈，符只好亲自出面与戏院经理商议，他表示园中若能约赛天仙唱戏，演出期间的池票、厢票自己全部包销，并且赛天仙不要戏份儿。经理见符大爷亲自登门，况且接这买卖，自己只赚不赔，也就答应了，只是将票价定得与当红名角一样高。符明白，戏票终究是卖不出去的，票价定得越高自己的损失也就越大，明知戏院经理是趁火打劫，却还得赔着笑脸感谢人家。

演出日期定下后，为了不致塌台，演出前赛天仙在登瀛楼大宴宾客，诚邀各界捧场。席间，她尽施昔日操副业时侑酒的手段，不仅满堂敬酒，沿座划拳，而且还在每位客人身边陪坐谈笑一番，依依偎偎毫无顾忌，甚至连自己饮剩的残酒也可随意让人代饮。这样一来，满座无不受宠若惊，发誓要尽全力报效。这其中不乏报馆的记者，为了报答她的恩惠，第二天吹捧赛天仙的大幅文字就赫然登在报端，文章极尽美饰之词，有的竟出奇制胜对她的杏眼桃腮、芳名、美腿大加评论、赞美。这一折腾，赛天仙竟声名陡震，登台前便已轰动津城！汉口某捧角家给程砚秋的彩匾1

及至登台那天，竟有千八百的观众一拥而入。符想得更是周全，事先把戏园子里的茶房、手巾把和卖糖果的三行都安排好了，还把一些“心腹”安排在楼上。赛天仙则送给天津卫各“捧角家”每人两张戏票，这群人便都呼朋引类地埋伏在人群之中，准备伺机带头喝彩。等到赛天仙一出场，一声碰头彩真是震天撼地。赛天仙的打炮戏是《对金瓶》，这戏本是出无理戏，没有准则可考，观众更无法评判其优劣，加上戏的场子极多，赛天仙每次出场都换一身行头，好像时装表演一般漂亮非凡，扮相妖媚，眼风还不时与观众沟通，观众看得是灵魂出壳，只知在台下盲目地跟着扯嗓子喊好。赛天仙见观众如此热烈，胆量就更大了，演得格外卖力。她的戏一结束，捧客们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起向后台涌去，以致后面的大轴戏竟只能唱给板凳、椅子听了！汉口某捧角家给程砚秋的彩匾2

第二天，各大小报纸都登出赛天仙的大幅剧照，更把前夜的场面渲染得天花乱坠。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某小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她当年在青楼时的两张裸照，堂而皇之地以全幅特刊刊出与读者见面，害得人们都要把大舞台的门挤破了。三天打炮戏结束后，赛天仙声名远扬，成了红遍天津卫的名角儿。

捧角家费尽心机将角儿捧红，却未必能得到其饮水思源的回报。30年代末，天津著名捧角家叶庸方“呕心沥血”“挥金不惜”将某伶捧红，而在他因病而亡时，得到的却只是某伶托别人送来的四元奠礼！此后人们都把捧角家称为“四元捧角家”。此事一时震动京津两地，众捧角家无不感到心寒，皆言戏子无情，并一致认为今后再捧角儿，一定要看准了人！天和茶园与天津最早的坤伶

据史料记载，坤伶最早大约出现在明代。虽然《世说新语》中载有石崇蓄歌妓的事，但那并不是纯粹的伶人。宋元时是中国戏剧最发达的时期，但舞台上还没有坤伶扮演串戏，直到明代时才出现了真正的坤伶。明代张宗子的《陶庵梦忆》中有论刘晖吉女戏的一段，又说女伶陈素芝，曾留他在她家里饮酒。谈及坤伶朱楚生时，曾有“楚生色虽不甚美，然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的文字记载，由此可见，捧坤伶的风气在当时已开始盛行。评剧名伶白玉霜与钰灵芝合影

但自清以后，坤伶曾一度走向没落，甚至不大有人注意了。因为当时男伶较坤伶色艺尤佳，并且那时有一种极坏的风气，就是名公巨卿，差不多都有“断袖”之癖。上有好者，下必甚者，于是众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捧男伶，坤伶戏几乎无人观看。在那时出色的饰旦角的杰出男伶，有八达子、天保儿、白二、魏三等人，尤以白二、魏三红极一时。据《燕兰小谱》记载：“白二为旦中天然之秀，他有一种得意的戏，名曰《潘金莲葡萄架》，白二扮金莲极尽淫荡荒唐丑态。魏三本是秦腔的花旦，乾隆四十四年时，以演《滚楼》一出而走红，他不但面貌姣好，歌声动人，而且擅女子装，以鬓鬟和装小脚登场，实自魏三始。”《金台残泪记》也有“魏三出入宰相和珅的门下，声势甚盛”的记载。当时，男伶如此被人所喜，自然坤伶就要相形见绌了。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坤伶尚不能与男伶相抗衡，虽间或也偶有出色者，然亦寥若晨星。直到以梅兰芳为领军的四大名旦的出现，坤伶才彻底翻身，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天津戏园出现坤伶首推“四架英”，大约是在1900年前后。所谓“四架英”，即名伶金翠英、金桂英、金月英、金秀英姊妹四人的合称。翠英先工老生，后改花旦，桂英本工小生，月英专演老生，秀英则为丑旦。她们原为河南人，出身“马班”，但为一般马班之翘楚，而翠英尤冠于同侪，在豫境及冀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金家马班的金翠英。

四英曾学习皮黄、秦腔各剧，每有庙会，必登台露演。自庚子之后，天津商业发达，地方亦见繁荣，是时，四英由其养母携之来津，寓宿于河东老车站老泰安栈内。先在东门外席棚的天和茶园出演，颇受欢迎。此前登台演出的艺人皆为男伶，四英的陡然登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人士竞相争睹。四英一时红遍了大半个天津城，天和茶园也因最早出现坤伶而被载入天津剧场史册。1927年8月31日，梅兰芳在天津电台录音后留影

因天和茶园地方狭小、条件不佳，四英在此演出数月，遂应邀到马家口聚兴茶园登台献艺，名声大噪。后聚兴更名权仙，茶园易主，但四英依然继续出演，茶园获利丰厚。当时，四英所演剧目有《天水关》《文昭关》《黄金台》和《牧羊卷》等戏。其中《黄金台》一剧最受观众欢迎，上座最盛，故该剧每月必演数次。

由于四英色艺俱佳，演出时间一长，难免招蜂引蝶，有关四英的绯闻屡见报端。当时有一姓王的某钱庄经理，每于翠英露演时，无日不聆，久之，几近入魔，有时还邀友同来捧场。嗣后，王花钱买通了园中人代为介绍，备上300元见面礼，盛装华服，至翠英寓所。见面后，王一躬及地，毕恭毕敬地奉上大礼，翠英笑而受之。王献勤道：“今年正月偶往聚华观剧，立刻被你的演艺倾倒，所以自你到津至今，我没有一天不去观看！我以为你所演各戏，无一不好，以《黄金台》最为无匹。我已看过二三十遍，但有一事不解，特登门求教。就是你用脚踢灯笼，何以一脚就让它飞起一丈多高？我回家也曾试验，但使出浑身力量也做不到。”翠英听后不禁大笑，告诉他：“此实非我之本领，君何太痴，缘当我踢时，打灯笼的人即借势往上一挑，望之则以为是我踢起来的了。”王闻言，始恍然大悟。

30年代的京剧名坤伶戚氏三姐妹，左起：绿牡丹、金牡丹、粉牡丹

王某由此遂得识翠英，迷之更甚，而翠英只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屡施擒纵，结果王之钱财尽数花在她一人身上，不久，钱庄即行倒闭。自此，翠英再也不与王来往。节日的点缀——应景戏

每遇节令，旧戏园中必演应时即景的剧目以为点缀，虽大多牵强附会，但此风相沿，积久成例。

旧历春节，各戏园必演吉祥戏，尤以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三天为最隆重。所谓吉祥戏，即从戏名的字面上及剧情内容上，都要有一种喜庆气氛，为节日增色添彩。所以，戏名中有杀、伐、斩、死、伤等不吉祥、犯忌字眼的是绝对不能演出的。吉祥戏又名“新戏亮台”，戏虽热闹，但观众寥寥，而且多数因除夕夜守岁而终宵未眠，不耐久坐。所以，大年初一的吉祥戏多为短剧，午后早早开场，不到天黑就草草收场了。是日，前后台文武场面所得戏份，均以红纸封包，名曰“年份”。初一到初三的吉祥戏后即进入正月节，因为当时各业多告休息，一月内各戏园上座不衰，即行内人所说的“旺月”到了。1921年建成的南市第一台坐落于南市广益大街南口。这年七夕，小菊处、小满堂在此演出河北梆子《天河配》，小菊处等6位仙女身上仅着一件贴身薄纱在木质水池中沐浴，这样暴露的演出曾在津城轰动一时

吉祥戏的主要剧目有：《御碑亭》带金榜乐、大团圆，《满床笏》（又名《打金枝》《七子八婿》）《定军山》《一战成功》《青石山》《卖符捉妖》《百花亭》《贵妃醉酒》《回荆州》《龙凤呈祥》《摇钱树》《黄金台》《英雄义》《鸿鸾喜》。至于《天官赐福》《五路财神》《八百八年》等都是开场必演的，其中尤以《金榜乐》及《满床笏》居多，所以称之为“标准吉祥戏”，老生、青衣几无不演。武生演《青石山》，花旦演《鸿鸾禧》，也是牢不可破的定例。谭鑫培每于初一时，必演《定军山》，所特别的是，他是从下场门上，由上场门下，俗谓“左青龙，右白虎”，大概是为了避讳走“白虎门”，为自己讨个吉利的缘故吧！后来他的孙子谭富英也一直沿袭这一传统。梅兰芳必演《贵妃醉酒》也几乎成了定律。梅兰芳的演出以扮相美、布景美著称，图为《西施》剧照

上元节的春灯谜常常吸引无数人驻足观看，但戏院里上演的《闹花灯》《洛阳桥》也能招徕不少戏迷，特别是梅兰芳、荀慧生的拿手戏《上元夫人》和《元宵谜》，更是远胜于逛花灯、闹花灯的热闹。

端午节的应景戏较多，俗称端午为五毒蜈蚣、蝎子、蝎虎、蛇与蛤蟆的难期，所以，以五毒为主人公的《五花洞》一剧，是端午节必不可缺少的经典，而由《五花洞》衍生出来的《混元盒》，则更蜚声菊园。《混元盒》为余派代表剧目，原为8本，后多失传，只有《金针刺蟒》《琵琶缘》《捉蜈蚣》三出戏得以流传下来。尚和玉演出的《捉蜈蚣》和李万春曾排演《混元盒》，都是以武生为重，而名旦尚绮霞演出的《金针刺蟒》和《琵琶缘》二剧，则以旦角见长。《白蛇传》中的《盗仙草》也为端午节戏目，并由此连带着与盗仙草相连的《盗伞游湖》《水漫金山寺》《断桥》等剧目，因白蛇饮雄黄酒而显原形，所以《雄黄》一剧也被列入端午节的应景戏。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各戏园一律以《天河配》一剧作为招徕观众的卖点。因该剧取材于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而且演出场面热闹火炽，极具感染力，所以深受普通观众的欢迎。梅兰芳的《太真外传》，无论是在艺术水平上，还是在演出效果上，又都远胜于一般戏班的《天河配》。各戏班为了赢得猎奇观众的青睐，还在戏中极力卖弄灯彩砌末，精心制作独特布景。如南市第一舞台在演出《天河配》时，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个装满清水的木质大水池，让演织女的小菊处和6个仙女着贴身薄纱在仙池内沐浴，演牛郎的小满堂在一旁做嬉戏状，使用忽明忽暗的镁光追光灯做效果，观众透过台口的纱幕，众仙女的倩影似裸非裸、时隐时现，新奇、大胆舞台画面为天津观众前所未见。《天河配》一剧遂为七夕节的号召剧，每年一进旧历七月，各戏园自初一日起就开始演出，一直连演到当月中旬，真可谓“观众喜欢看，演员演不厌”。1928年除夕，程砚秋（饰许1934年8月，同德社坤伶张蕴馨仙）、梅兰芳（白素贞）、尚小云（饰织女）演出《天河配》的剧照（小青）主演的《断桥》

此外，农历二月二演《红鬃烈马》，农历八月十五演《阴阳河》，也早已成了戏园子的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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