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建农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毛泽东传试读：
引子
逝者如斯
长江，正值汛期的长江，又刮着五级大风。73岁高龄的毛泽东不顾左右的劝阻，毅然跃入这水急浪大的江中。从武昌大堤口到武汉钢铁公司码头，大约是30华里的游程，毛泽东劈波斩浪一往直前。5分钟、10分钟、30分钟、1小时；5里、10里、20里……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江风越刮越猛。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卧水面，时而奋力击水。就在这风头浪尖里，他整整畅游了75分钟。陪同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武汉市5000名游泳大军振奋不已；两岸10万名沿江欢呼的群众欢声雷动……全中国的七亿颗心为之跳跃，全世界的有心人闻之都感到震撼。他们对毛泽东超人的体能和罕见的果敢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和由衷的敬佩。
但这仅是毛泽东一生中无数次中流击水的一幕。时间是1966年7月16日，地点武汉。
30年后的7月16日，笔者有幸乘汽艇在武汉的江面上亲身领略了汛期的长江那惊心动魄的场景。所不同的是，由于江水实在是太急了，武汉市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30周年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横渡活动，被迫延期。浩浩江面上只有少量的行船在波涛风雨中颠簸。汹涌而去的江水，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抬腿都未能蹬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多亏大夫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许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的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才起身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得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的座位上。会议结束时，他要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自1974年初开始，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他不得不借助工作人员帮助他读书、读报、读文件，这对一生都手不释卷的毛泽东而言，无疑是件很痛苦的事。同年8月，医生为毛泽东检查眼睛，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一情况，除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只有负责领导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等几个人知道。在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漫长时间里，毛泽东默默地承受着几乎完全失明的煎熬。但他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情，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1975年春节前后，几位眼科专家到杭州毛泽东的住所，为他会诊。当他与其中一位专家握手并询问得知他的名字叫唐由之时，立即说道：“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他便背诵起鲁迅悼杨杏佛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此时，毛泽东已82岁，虽然双目失明，讲话费力，但吟咏起诗来却依然富有感情，并且一字不差，令在场的专家惊讶再三。同年秋，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的左眼做拨除白内障手术。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找来评弹《满江红》的录音带，静听着激昂的乐曲由医生做了手术。手术只用了7分钟，非常成功。周恩来、汪东兴等一直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守候。毛泽东在左眼复明后，不顾医生让他少看书的劝告，除批阅大量的文件外，还看了大量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中的有些篇目、鲁迅的杂文，以及《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报刊。他甚至还提出为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的要求。
眼睛的复明并不能阻止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继续恶化。但如同克服失明的困难一样，毛泽东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他竭力忍受治疗中的痛苦，配合医生治疗，特别是以极大的毅力，在年过八旬的时候戒抽了一辈子的纸烟；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进行力所能及的运动。1975年他在长沙期间，还先后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达半个小时。三○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曾感慨地讲：“我行医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这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闻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许久一言未发。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离别是不可避免的。疾病的缠绕使两位伟人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毛泽东无力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吃力地拍着腿对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只能无奈地在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的治丧报告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1976年春节。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给毛泽东喂年饭。这时，他连“饭来张口”也很艰难了。他只吃了几口米饭和一点武昌鱼肉。春节期间他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据吴旭君回忆，当银幕上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毛泽东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看不下去了。虽然毛泽东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甚至说话也很费劲了，但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楚，依然全身心地为国事操劳。由于长期卧床，为了侧卧时看书批阅文件方便，工作人员为他配了单腿的眼镜。后来连举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和文件来阅读。5月27日，他坚持在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6月初，毛泽东的心脏病再度发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又平缓下来。这时他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医护人员为他做了鼻饲。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和鼻饲两根管，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从1959年起开始为他做内勤和卫士的周福明回忆：“我时常看到在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地，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
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病中的毛泽东被用担架抬进了游泳池边上的新居“二○二”。当时毛泽东已服用了安眠药，醒来后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去。最后由华国锋亲自做工作说，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毛泽东十分关心震情和灾区人民。送来的震情汇报，他都亲自过问。当他听说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8月4日，毛泽东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他生前批发的最后一份文件。不久，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8月26日，危病中的毛泽东似乎不知道生命的终结将要到来，又向工作人员索要了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他比较喜欢读的一本书，也是他向工作人员要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5日，病危。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同死神抗争。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署名的《历史的真实》一书，披露了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g）。看文件14′。
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看文件15′30″。
一时二十九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
一时四十五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
二时零五分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
五时十六分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十一时十五分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
十一时五十分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时四十七分看文件21′。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每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看文件12′。
十四时零四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
十四时零八分继续做腹部代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时三十五分血压160/65（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看文件30′。（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据徐涛、吴旭君统计，毛泽东在9月8日这一天，先后看文件、看书11次，共两小时五十分钟。而这一切是在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情况下，由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来读的。周福明回忆：“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画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入夜了，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病榻前，同他做最后诀别。这时，毛泽东的神智仍然清醒。见到叶剑英时他曾吃力地用手招呼示意，但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既有过革命高潮时在风头浪尖上的搏击奋进，也经历了挫折时在低谷中的一次次努力，但无论是成功与失败，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说那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死之将至，但他的行动却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许毛泽东用最后的力气读那些书和文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却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到中流击水呀，这是面对着死神的挑战，用生命进行的最后一搏。
毛泽东，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一 “改造中国与世界”（一）
故乡、家世
位于湖南湘潭、宁乡、湘乡交界处的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
韶山属湘潭市，处于湘中丘陵地带。
韶山的顶峰，即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有九重天。”韶峰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在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地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岗丘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
韶山冲东北距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45公里，是个偏僻的山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在这里居住的有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却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很穷苦的生活。
韶山冲里潺潺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流水不断。在这小溪中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屋的房子，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为界，分别住着两家人。住在东边瓦房里的是毛家。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韶山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当时元末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天下大乱。
在这王朝更迭的年代，家住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的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军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百夫长一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蓝玉远征云南。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下，成为镇滇军人。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族居住。在云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县内），毛太华同许多镇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并生育了四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由于戍边立有军功，毛太华后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入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在这里，朝廷分给他们田产几十亩。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就迁移到了湘潭县七都七甲定居。七都七甲这个山乡，就是今日闻名天下的韶山。毛太华随儿子清一、清四在韶山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从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清水秀的韶山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一代祖先。
毛氏家族从第一代毛太华至第六代，没有固定的谱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第七代开始修族谱，定下固定的谱系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族谱再修，又续订了谱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凤雅列明章。
以后直至1941年，毛氏族谱又经三修、四修，但都没有再续谱系。
在族谱中，还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族谱中规定的家戒则要求戒“游荡”、“赌博”等等。
毛氏家族在韶山世代务农。其第十七代传人毛祖人，又名毛四瑞，就是毛泽东的曾祖父。生于1823年，1893年毛泽东诞生那年去世。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生有二子，长子德臣，次子翼臣。
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名恩普，字寅宾，是毛氏家族的第十八代传人。他生于1846年5月22日，1904年11月23日去世。娶妻刘氏，生一子贻昌；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嫁张家和贺家。1878年，与哥哥德臣分家，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南岸上屋场。他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毛氏家族的第十九代传人毛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1920年1月23日因患急性伤寒病去世。当时毛泽东在北京为驱逐张敬尧的斗争而奔走，未能回韶山奔丧。
毛贻昌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他读过几年私塾。10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唐家土乇文芝仪之女文素勤毛泽东母亲的名字说法不一。曹宏、周燕著《寻踪毛泽民》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记载：毛泽民在1939年应共产国际要求，代毛泽东填写一份个人履历，其中将其母亲名字写为“文素勤”。订了婚，15岁完婚。16岁时，为了替父亲偿清所欠债务，迫不得已外出当兵。他把军队发给的饷银积攒起来，退伍回家后，还清了债务。17岁开始当家理事。那时，他家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毛顺生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他把自家省吃节余下来的稻谷作些加工，将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米糠则用来喂养架子猪出售。渐渐地，他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算上原有的，共有自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全家有父亲、妻子、泽东、泽民、泽覃三个儿子，连他共6口人（后又收养了其堂弟的女儿泽建），除用去口粮35担外，尚有25担左右的剩余。
毛顺生治家严厉，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长大些了就要到田里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此外，他还兼作些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在运输上，也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以后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去出售。此外，他还贩卖耕牛。毛顺生手头的钱增多了。1904年，他买进了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22亩。年收稻谷80担。此后，他继续聚积财富，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田地。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不用操心农田，有利于经营生意。他有了资本，算是个小财东了。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亲家。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儿子泽覃与赵家女儿先桂的婚姻。
毛顺生克勤克俭，经营有方，使得家业日益发达。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分时，乡政府写信请示毛泽东询问该如何给毛家定成分，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分为“富农”。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农村妇女。1867年2月12日生于湘乡县四都唐家土乇的一个农民家庭。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她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由于她在文家排行第七，家庭及邻里都称她“七妹”。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他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这是当年译成中文时的音译之误，因斯诺的《西行漫记》而流传开来，实际应该是“文七妹”（即文素勤）。
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其家所在的唐家土乇距韶山冲有10多华里。由于文家的祖先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都来韶山扫墓。为了扫墓时在韶山有个落脚的地方，文家就将七妹嫁到了韶山。七妹同毛顺生订婚时只有13岁，18岁嫁到韶山成婚。她共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早夭，第三胎生下了毛泽东，后来又生了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五子毛泽覃，两个女儿也都早殁。
毛泽东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喜庆。母亲文氏唯恐第三个儿子又遇不幸，便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并开始吃起了“观音斋”。毛泽东出世不久，就被寄居到唐家土乇的外婆家。在唐家土乇的后山，有个龙潭溪，溪内有一股清泉，四季流水不断。在潭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二丈八，宽二丈。人们称这巨石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外婆为了小外孙能长大成人，便要女儿七妹抱着外孙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拜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有了“石三伢子”的乳名。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在设宴招待乡亲父老时，还开玩笑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那“石干娘”没来。
在外婆家，毛泽东还按母亲的旨意，认七舅母为干娘，意在托福，因为七舅母孩子众多，被认为命中多子多福。母亲文氏为毛泽东的成人费尽了苦心。
对毛泽东影响较深的，还是母亲那高尚的品德。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且乐于助人。每逢荒年旱月，她就悄悄地送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反差。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
至今，在韶山还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助人和同情穷人的故事。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不幸逝世。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毛泽东昼夜兼程赶回韶山，为母亲守灵。他对着暗淡的油灯，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悲痛中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并作泣母灵联两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不久，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又高度地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他的母亲正是这后一种人。
在毛泽东的心里，对父亲、母亲的怀念和深情，始终没有淡漠。1921年春、1925年夏和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时，都要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凭吊。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多次深情地谈到他的父母亲。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旧居里父母的照片前，他伫立凝望了好久，然后对随行的人员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他的父母得的都不是难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踏着露水来到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松柏，深深地鞠躬致礼，静默良久，并表示，下次再回来，还要来看看两位老人。
走出韶山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土乇的外婆家度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同表兄弟姐妹们一块嬉戏，一道去放牛、打猪草等。从6岁开始，他就来到田里帮助劳动。
1902年，毛泽东9岁了。父亲把他从唐家土乇接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受启蒙教育，塾师邹春培。毛泽东同旧时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读《论语》、《孟子》、《诗经》等。毛泽东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教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
1906年秋，又到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毛宇居。在井里湾私塾，毛泽东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但是他不喜欢读这些书，而是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当时的塾师毛宇居后来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毛泽东）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后来，毛泽东回忆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替父亲记账。但是，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里。晚上他很快地记完账后，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第二天早上好做工去。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着，并且常常读到深夜。精明的父亲很快就看出他的把戏，反对道：你这样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钱，这样下去，还了得？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说里有一点很特别，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询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农民替他们种田。
他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外婆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了一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书中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经世致用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毛顺生与人打了一场官司，对方本来是没有理由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字，在大堂上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了去。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毛泽东后来继续求学能够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一个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复学，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即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在这里，毛泽东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个时候，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而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则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向他问学求教，还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期间，湖南长沙发生的一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饥民的暴动最后遭到野蛮的镇压，许多人被捕杀。这件事传到韶山后，毛泽东和同学们议论了许多天，他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中国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这使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就在这时，父亲为了使儿子走上一条兴业传家之路，决定要送毛泽东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当他听说湘乡有个非常新式的学堂后，就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他同母亲商定，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者及老师来家相劝，有人告诉父亲，去那里学习，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父亲终于改变了主意。在这次离开家乡时，他抄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成了“誓不还”。诗中表达了毛泽东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毛泽东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暲（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这里，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并且很喜欢这些书报。他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连载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所写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在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后不久，在广州由黄兴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消息，读到了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的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这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发动了保路运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投入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位同学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还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用此来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距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强烈的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决定和其他几位同学到汉口去，并积极地做着行前的准备。
10月22日，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建立了湖南军政府。许多学生投入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毛泽东不必到汉口去了，但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于是就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尽力。
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后来，他还劝说两位同学参了军。他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
由于毛泽东能写字、作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的“大学问”。在新军中，毛泽东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的饷银，除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都用在订购报纸上。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热情地写信给他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发展、变化。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但更以暴力压制革命。1912年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清政府也被迫接受了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时，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当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徕新生。可是，这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主见，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
他先后在六所学校报名投考。先是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毛泽东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投考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他的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在广告上许下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法官。毛泽东第三次付出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毛泽东报考的第四所学校是一所商业学堂。这是受到另一位朋友劝告，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动心了，付了报名费，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可是，他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促使毛泽东决定要去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他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使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因为父亲是最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报名报考的第五所学校就是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毛泽东不懂英语，而学校也没有用汉语教课的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
最后，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并参加了入学考试。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进了这所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多。由于毛泽东爱好历史和文学，国文老师很喜欢他，并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但是，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烦琐呆板。他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于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了半年后，于1912年便退学了。
毛泽东离开省立第一中学后，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就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台子叫定王台。清朝末年，这个土台已荡然无存，在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意见，利用这栋房子办起湖南图书馆，馆里购置了不少新书。
这里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茏，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场所。毛泽东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来阅读。无论酷暑寒冬，都持之以恒，雪雨无阻，从未间断。每天，图书馆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出来，中午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作午饭。
在这里，他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一番：原来世界有这样大！在这个地图上，中国只占这么小的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县没标出来，韶山更没影子了……世界既这样大，人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
毛泽东在定王台省图书馆的自修生活已过半年。这时，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发生了冲突，会馆被士兵占了去，毛泽东被迫离开了这里。也就在这前后，父亲来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并拒绝提供费用。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他后来认为是“极为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在湖南一师
毛泽东被迫停止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后，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的一则有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内容的广告，自然引起他的兴趣。两个朋友也鼓励他报考这所学校，于是，他投考并被录取。同时，他还很讲“义气”地帮助那两个鼓励他报考的朋友准备了入学考试的作文，使得他俩也进入第四师范。毛泽东进入第四师范后，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在第四师范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他又随之转入第一师范，共学习了4年半，至1918年6月毕业。
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被编入预科第三班。由于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一师是秋季招生，因此，他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了半年的预科。1914年秋，他被编入本科第八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南区书院坪。这里以前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木式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辛亥革命后，在这城南书院早已荡然无存的书院坪，创办了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受到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的影响，尤其是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最深。1936年，毛泽东回答斯诺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杨昌济的赞许下，毛泽东和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在四师、一师学习的5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认为：“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己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要求得真本领，必须刻苦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等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毛泽东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唯一的课堂笔记。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了这本约10万字的著作后，写了1.5万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单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将自然科学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对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讲堂录》中就有他手抄的《离骚》、《九歌》。他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毛泽东学习之认真、刻苦。
毛泽东很注重自学。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读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他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晚上熄灯后，还要夜读。
在学习上，毛泽东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1915年上半年，杨昌济指导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周末，这些人就到长沙郊外板仓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据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载，毛泽东从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交谈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毛泽东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还表示：“甚愿日日趋前求教。”黎锦熙对毛泽东十分赏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即陈昌，后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引者注），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毛泽东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追求改造世界的知识，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持之以恒，同时，广泛而虚心地拜师访友，求学问教，与他人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认为：“德智所寓，不外于身。”虽然“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毛泽东进行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游泳、野游、爬山、露宿等。
冷水浴，这是杨昌济老师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开始时，毛泽东只是模仿杨先生进行，通过实践，他认为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第二，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因此，他从模仿转为长年坚持不懈地进行。
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毛泽东就起床来到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这样反复十几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冬季坚持冷水浴不容易，可毛泽东却很习惯自然。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能坚持，他回答说，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
毛泽东从小就酷爱游泳。8岁时他从师邹春培读私塾，一次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学生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先生回校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先生不禁连连点头。不敢说毛泽东8岁时就把游泳同修身联系起来了，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一直把游泳作为锻炼体魄、砥砺意志的一项重要手段。长沙的橘子洲是他在一师求学时常来游泳的地方。夏天水涨时，湘江水面宽三四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秋冬之间，行人已经穿上棉衣，他还能在江中游上几十分钟。他的同学张昆弟、罗学瓒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当年一起畅游湘江的情景。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罗学瓒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中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等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常用的方法。与一师隔湘江相望的岳麓山，是毛泽东常去锻炼的地方。除爬山外，还在这里进行过风浴、雨浴等活动。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散，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八点钟矣。”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味。
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橘子洲等地，是毛泽东经常露宿的地方。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毛泽东经常进行锻炼的项目还有运动体操等，他曾自编过一套“六段运动”体操。毛泽东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他在一师的体育锻炼作了回忆：“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死的书本，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倡导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周知社会”。他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有两名中国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由于没有钱，便决定采用“游学”的方式，先游湖南。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读书人，利用“游学”写字作对联送人，变相行乞。毛泽东用这种形式，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得到了许多教益。
据有关记载和回忆，毛泽东在一师期间曾游学三次。
第一次是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毛泽东邀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开始了一次游学。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一路上，毛泽东每天清晨早起，做过“六段体操”后，追记笔记，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师生们传阅了这些游学笔记后，称赞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第二次是1917年寒假。毛泽东步行来到浏阳文家市。他在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住了几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毛泽东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他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
第三次是1918年春。由于学校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被迫停课。毛泽东趁此机会，同蔡和森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通过几次游学，毛泽东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更加了解了农村的现实情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读“无字之书”。
对在第一师范的学习和生活，毛泽东后来曾不无感慨地对斯诺回忆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五四运动的风云际会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专制与共和、民主与封建的斗争异常激烈，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特别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那里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报刊上提一处地名，就查看地图，找出位置，疑难字则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至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其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了批注。他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参加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并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复辟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还以学友会的名义将著名人士关于反袁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在校内外广泛散发，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毛泽东被推选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期间，除组织同学参加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及各种学术和体育活动外，还满腔热忱地举办了工人夜学。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工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还需要更广泛地结交有志救国的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为此，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渐渐地，在毛泽东的周围，团聚起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橘子洲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正如他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所追忆的那样：“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成了这批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议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毛泽东根据酝酿和讨论的结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就和萧子升、蔡和森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的家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13人，陈昌、李维汉、周世钊、罗学瓒、熊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8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守则：“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留学，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很快就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青年进步团体之一。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会员大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因为这时大部分会员已经或即将毕业。就在这时，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已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湖南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所进行的第一次大的行动。
1918年6月，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举家迁至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先生支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也时刻关心湖南青年的教育问题，所以，他很快就写信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并希望他们组织有志青年来北京。毛泽东接到信后十分高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升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学会委托蔡和森赴北京了解有关情况，进行联系和准备工作。蔡和森6月23日赴北京，随后，将他在北京所了解到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一些情况，多次函告毛泽东，并急切希望毛泽东能尽快来北京。蔡和森在信中说，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并说，“驻京唯有润兄最宜”。蔡和森在信中还说，杨昌济先生“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会员在长沙到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名。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李维汉等24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从长沙乘船出发，到汉口后转火车直赴北京。
开始，来到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多散居在设在北京的湖南各县的会馆里，毛泽东住在鼓楼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为了便于联系和学习、讨论工作，后来毛泽东和一部分会员聚居在地安门内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8个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大炕，大被同眠”。生活十分清苦。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达到四五十人，后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到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在学习法文的同时，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则在北京留法预备班学习。毛泽东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但是，他仍然四处奔走，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努力。
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在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学习生活问题之后，就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当时最要紧的是筹备赴欧旅费。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该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存入俄国道胜银行的利息，提取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毛泽东的热情努力，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抵达上海。15日，参加了环球各国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坐邮船起航，毛泽东又到黄浦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29日，参加了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31日又到码头送行。
毛泽东为赴法学友送行，许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曾恳切邀请他同行，但他却断然决定留在国内。后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解释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讯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本人则站在斗争的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正在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邓中夏等2人于5月中旬来到了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5月23日上午，毛泽东约蒋竹如、张国基等在第一师范后山操坪，商谈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问题，决定第二天分头行动，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几天来，毛泽东到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进行活动，向学生骨干提出：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上午，毛泽东同蒋竹如、陈书农等，与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李振翩、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在楚怡小学开会。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的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会后，各校代表各自返校，分头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这时毛泽东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组织学生的政治活动上。他亲拟传单，与其他学生会会员一道，积极进行串联发动。经过几天的联络和协商，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毛泽东虽然不是学联的成员，但他每天都到学联去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省学联成立以后，不顾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迅速发动了全省学生的总罢课。6月3日，学联发表罢课宣言。宣言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言还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内容。这天，长沙大多数学校实行罢课，只有明德中学、湖南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行动起来。毛泽东亲往明德中学进行说服，明德中学随后实现了罢课。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省学联联合工、商各界，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联合会以学联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400多个。
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迫切需要办一个革命刊物。省学联根据他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聘他为主编。经过10多天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在长沙正式出版。为办好这个刊物，毛泽东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据周世钊回忆：《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由他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湘江评论》共出版了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每周一期，四开一张，增刊八开一张，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据统计，除第五期（至今尚未找到）外，共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新民学会会员写的有56篇。毛泽东写的最多，有40多篇。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启事中说，《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一开始便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样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创刊宣言最后宣布：“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湘江评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第二、三、四号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如何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呢？毛泽东指出，进行民众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大联合必须要从小联合入手”，小联合要以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做基础，农民就要和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种田人的利益；工人要和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工人的种种利益；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色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这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成立为大联合。像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根据以上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他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十月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他说：“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即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查封了，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它“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创刊号寄到北京，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第36期载文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议论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晨报》说它“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影响深远。《每周评论》认为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就曾转载过《民众的大联合》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广大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的报刊。创刊号两千份当天全部销完，后来又重新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2期起即改印五千份。《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在毛泽东影响和帮助下办起来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在继续出版。9月间，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的邀请，担任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从第7期起由他主编。他在接办后，发扬了《湘江评论》的风格，提出该刊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并坚持“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的信条。当时北京《晨报》对刷新的《新湖南》评价为“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继《湘江评论》之后，《新湖南》对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虐政进行猛烈抨击。不久，《新湖南》又被张敬尧查封。
此后，毛泽东又利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继续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迷信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1919年11月8日，毛泽东被聘为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11月16日至28日，毛泽东就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人格问题》等9篇论文和杂感，在《女界钟》周刊讨论赵女士自杀的特刊上发表《女子自立问题》的文章，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社会猛烈冲击。
1919年8月中旬，由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了省学生联合会，胁迫学联会长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此后，毛泽东和省学联骨干分子开始秘密地组织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出湘的活动。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发展。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的会议。他就驱张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并当场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三、积极恢复学联，作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造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11月16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原省学联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成立大会发表了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12月2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派军队弹压，“至伤十余人”，大会被迫中断。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认为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教育界忍无可忍，驱张有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张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继续游行演说。之后，又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从12月6日开始，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战斗誓言。
在长沙各校罢课的同时，各路代表团分途出发。毛泽东亲率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中心。12月22日，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张百龄等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从建社日起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据有关回忆：平民通讯社社址在当时北长街99号的一个大喇嘛寺（今福佑寺），条件很艰苦。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用一张长条香案代替。白天他四处奔走，晚上就在这里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百五十余件。通讯社的文稿他都要过目，有些则由他自己撰写，如各界向政府的请愿书等。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曾直接向《天问》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
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在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广泛宣传驱张。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的有学生、工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议员、绅界、政界等近千人。大会议决了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12月31日，毛泽东同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向天津、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浚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作用”。翌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同日，他还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等联名呈文民国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种种罪行，强烈恳求撤惩张敬尧。
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在家乡病逝。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没有回家奔丧，而是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间，继续留在北京为驱张活动而奔忙。
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个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当日上午12时，三个代表团打着写有请求内容的旗帜来到新华门。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代表，声明非见国务总理靳云鹏求个办法不可。在国务院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又来到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靳云鹏托辞不见，由其副官长代见。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请代表再到靳宅听候答复。2月5日，毛泽东等6位代表依约到靳云鹏私宅请愿候信。由于棉花胡同早有兵警设防，阻止代表通过，请愿未获结果。
由于湖南民众和毛泽东等坚持不懈的斗争，再加上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张敬尧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驱张斗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开始考虑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在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指出，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
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谭延闿、赵恒惕在吴佩孚的默契下，跟在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和军事威胁面前，惶惶不可终日，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二 参加建党
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18年8月，为了筹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在由李大钊兼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二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报纸阅览室”，具体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平凡琐碎，每月月薪8块银元。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曾谈到他在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情况：“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管理报刊之便，毛泽东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在这里任教。这些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经常去听他所感兴趣的课，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他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当时任《京报》总编辑，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师。毛泽东曾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他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还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除经常拜访杨昌济、黎锦熙之外，还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并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工读主义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是，这时对他的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是李大钊，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他有机会到李大钊处请教，并及时地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还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研究各种新思潮的学生活动。他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一面认真工作、勤奋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当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毛泽东为了筹办这批青年的赴法路费，曾于这年冬季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并对工厂进行了调查。他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经营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细致地调查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期间，他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同邓中夏、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于14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的20多天中，他参加了两次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欢送会，两次到码头送别。
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此后，他“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毛泽东的思想观念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许多文章中，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等，因而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为了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各界对驱张运动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的同时，阅读了许多介绍俄国情况的书刊，并热心地搜寻和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撰写或翻译的共产主义书籍。他还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这次在北京，毛泽东于1920年1月加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是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做驱张工作。他5月初到上海，并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这期间，他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过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当时，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到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自己曾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播种“圣火”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当时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上海，回到了长沙。
这时的湖南，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毛泽东根据湖南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他联络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毅、罗宗翰和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及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共同做发起人。7月31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大公报》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大纲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会议推定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为筹办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8月20日，经赵运文介绍，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解决了社址问题。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文化书社自营业至1921年3月这段时间内，销售200本以上的和100本左右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第一辑》、《杜威五大讲演》、《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白话书信》、《尝试集》、《现代教育趋势》、《新标点儒林外史》、《新标点水浒》、《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平民教育》、《新潮》、《新教育》等，其中《劳动界》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是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颇受工人欢迎。销售的重要报纸有：《时事新报》（每天75份）、北京《晨报》（每天45份）等。书社将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作为重点推销。这从以上书社经销的有关书目和数量统计中可略见一斑。文化书社在湖南境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书社不只是单纯地出售进步书刊，还想方设法地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和方便，发动群众阅读进步书刊。书社在房屋本来就狭小的社内挤出地方，设立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刊供大家阅览、选购。并在报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对新书报刊广为宣传。此外，书社还印制一些广告宣传单，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书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一期（1920年9月1日出版）中，就夹有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两份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7年间，文化书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销售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1920年8月22日，他们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的简章和组织。会议决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会务包括：“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会上推举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四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对于组织赴俄勤工俭学，毛泽东早就有这个想法。1920年初在北京时，他就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与李大钊商量过这件事。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稍后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又说：“同仁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其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外地进步报刊上的重要论文，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登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进步青年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俄罗斯研究会千方百计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就是通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俄国。这些进步青年学习回国后，大都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要骨干。
除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外，毛泽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特别加强了对新民学会的改造与发展，以此推动会员的思想进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新民学会成立大会通过的会章中规定的学会宗旨。由于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不过是少数读书人的一种读书团体”。很快，毛泽东等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从湖南一师毕业，走向了社会。在“会友向外发展”的驱使下，一批会员来到北京，进入留法预备班，做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这时，正值“五四”前后，经“五四”爱国运动的陶冶，会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对学会的宗旨和会风等，有必要作出新的规定。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到上海与部分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召开送别会。这次会议就讨论了新民学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和会务问题。这次会议的精神传到法国后，7月6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13人到会。会议提出并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讨论了改造的方法，但是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萧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8月间，蔡和森、萧子升分别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接到信后，对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感到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日复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并转在法诸会友。毛泽东在信中表明了自己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他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10余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讨论旅法会员所争论的问题。会议主席何叔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
3.方法进行即如何着手？
讨论之前，毛泽东向会议介绍了法国会友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结果：对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开始有人提出已不必多讨论。毛泽东则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对于会议讨论时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毛泽东报告了在巴黎的会员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何叔衡发言：“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进行表决，结果：赞成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毛泽东等12人，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1人，未决定的3人。
1月3日，新年大会讨论第三个问题。毛泽东最后发言。在他之前10多人的发言中，提出各种着手进行的方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等。对此，毛泽东均表示赞成，提出：“惟在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名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他认为，“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会议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方法进行表决，获一致通过。
三天的新年大会结束了。从对第二个问题即采用什么方法问题的表决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席会议的会员中有三分之二赞同布尔什维主义。在毛泽东、何叔衡等的周围，已经出现一批赞同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民学会会员中，在国内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国外以蔡和森为代表，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政治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已经认识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很快地产生了建立共产党的要求，并就建党问题展开了讨论。
1920年7月，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上，在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目的的方法上与萧子升等产生分歧。后于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连续两次写长信给在长沙的毛泽东，阐述他主张建立共产党，走俄国人的道路的主张。
在蔡和森提出建党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他在1920年9月5日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毛泽东接到蔡和森的信后，十分高兴，对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说：你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信中向蔡和森传递了国内有关建党活动的情况，“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据李达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受陈独秀的委托，毛泽东和何叔衡等经过酝酿筹备，于10月、11月间，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成员还有彭璜、贺民范等，共6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何叔衡等除了运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已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同时还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夜校除学习文化外，则还重点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行启蒙教育。1920年11月7日，毛泽东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长沙工人、学生举行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
1920年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成立。它的成立得到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的支持和帮助。1921年三四月间，该会领导了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国有的运动，5月1日，劳工会的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晚会。大会进行讲演、游艺等活动，在纪念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很大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8月，上海第一个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毛泽东接到从上海等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地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科学校、第一中学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找团员的对象。当时湖南一师附属学校的进步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记载：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见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四）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1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在“多找真同志”这样一个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下，长沙建团工作健康顺利地发展。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也参加了青年团。从10月到12月，3个月内就在湖南发展20来名团员，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1921年上半年，长沙的青年团员已发展到近40人，是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
上海率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以后，除长沙外，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1921年6月上旬，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等到达上海，会见李达等，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担负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即，他们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代表2人于7月间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接到上海发来的开会通知后，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于6月29日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初，到达上海。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开会地址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因会议中间突然遭到暗探侦察，出于安全考虑，随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继续开会。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大会还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一大闭幕后，1921年8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积极进行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他和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建立，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党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10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组织。毛泽东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内个别地吸收先进青年团员入党，同时注意发展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成员多次到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进行工作，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毛泽东还亲自赴安源、衡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陆续在长沙、安源、衡阳建立了三个党支部，有党员30余人。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22号。1923年4月，毛泽东奉调党中央工作后，李维汉接任湘区委书记。
中共湘区委成立后，继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毛泽东在粤汉路新河站吸收工人陈地广、卢士英等人入党，建立党小组。陈地广是火车头修理厂修理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常到陈地广家“拉话”。陈地广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通过陈，毛泽东又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还深入到长沙泥木、铅印活版、缝纫、纺织工人中，用很大力量在这些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在领导手工业工人斗争的同时，先后吸收任树德、张汉藩、朱有富、杨福涛、萧石月等人入党，并在泥木工人中建立党支部。中共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岳州建立党小组，在铜官建立支部；蒋先云在常宁、水口山建立支部；黄静源在株洲站建立转运支部。在各地建立的党组织中，长沙、安源的组织最健全，发展最快，这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密不可分。
在着手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局1921年11月的通告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三千团员”。为此，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和各地大力发展团员。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选举新的执委会，毛泽东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执委会下设学生、劳工、社会教育、妇女、农民、政治、非宗教特别运动委员会，由执委会派人任各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分，强调团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由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党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耒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水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毛泽东在建立湖南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党团员的组织生活和纪律。他曾在会议上批评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耐心说服教育那些对交党费有异议的同志。毛泽东自己则非常注意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勤于工作，不辞劳苦，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调查研究。他还负责大量的文字工作。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和各地方组织通信联系，指示工作。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谦虚勤恳。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们。
在建党建团过程中，毛泽东还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毛泽东建党活动的一个重大特点。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1年8月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挂名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次年4月，贺民范辞职，校长一职由毛泽东接任。1922年11月，毛泽东又写信给在学术上已有名声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自修大学校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一所最初的“党校”。
1921年9月，自修大学开始招生，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明确写道：“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况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答案经学长评阅后，“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自修大学的教学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教育与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它要求学生研究“致用的学术”，“注意劳动”，“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它要研究的是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等等问题。自修大学开设了文、法两科十多个专业，着重学习马列主义文献，还要学习中外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及心理学等课程。它强调师生深入工农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活动。自修大学还为长沙人力车、笔业、矿业等行业工人开办了工人夜校，通过夜校了解工人疾苦，提高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校内还设置园艺场、工厂和博物实验室，供学生劳动锻炼和现场试验之用。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这种研究和宣传提供一块阵地，1923年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创办《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毛泽东为该刊撰写“发刊词”。“发刊词”写道：“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有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即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这篇文章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将要成立统一战线是很有见地的。《新时代》月刊共出四期，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李维汉《观念史观批评》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中共青年党员的提高理论水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的创办，《新时代》的出版，引起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的不安。1923年11月，赵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亦被迫停办。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两年零三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青年。他们经过学习，打下了文化和政治基础，成为共产党有力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学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创建共产党的工作，不图形式，扎扎实实，认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建党，从而为创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湖南的建党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受到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特别重视和多次表扬。后来，湖南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党员领导骨干和卓越的革命领袖，如何叔衡、夏明翰、方维夏、谢觉哉、罗学瓒、蒋先云、黄静源、陈昌、张昆弟、蔡和森、向警予、柳直荀、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夏曦、李维汉、李立三、刘少奇、任弼时、郭亮、肖劲光等等。这不是偶然的，它和毛泽东卓有成效的建党建团工作紧密相连。
领导湘区工运
中共一大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在此之前，中共党组织决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布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随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五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
湖南劳工会是1920年11月23日在长沙成立的劳工团体，组织者是黄爱、庞人铨。黄爱、庞人铨对军阀赵恒惕统治下的湖南工人的痛苦生活极为同情。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组织了湖南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为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国家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劳工会的会员，成立初期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后逐渐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理发等行业工人中发展会员。仅两年，劳工会建立了20个基层工会，会员达7000余人。劳工会设评议、交际、教育、出版等八部。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劳工会还曾创办工人读书会和工人夜校，出版了《劳工周刊》，借以联络工人，进行教育。但是，当时担任湖南劳工会主要负责职务的黄爱、庞人铨等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劳工会成立初期，存在不作政治斗争，单搞经济运动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深入劳工会内部了解情况，具体分析，将劳工会中真正的工人群众跟他们的上层分子区别开来，在他们的上层人物中，又将黄爱、庞人铨等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人跟那些混入劳工会内部，企图攫取某种利益的人区别开来；对一般劳工会会员亦具体分析，弄清进步的和落后的；对进步分子，毛泽东重点培养，力图形成以进步力量为核心的群体。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等人谈心，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
1921年11月，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他说：“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文章针对劳工会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三点希望：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劳工会的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三、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工会，要准备罢工资金，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毛泽东教育黄爱、庞人铨要深入工人中去接受教育，锻炼自己。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在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途中在长沙稍作停留。毛泽东接待了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还介绍马林与黄爱、庞人铨等接触，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庞和部分工会群众“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2月15日，黄爱、庞人铨以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集各界群众1万多人参加反对华盛顿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表示严重抗议。这次活动在湖南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这是毛泽东争取劳工会的积极成果。毛泽东除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还指定中共党员同他们保持联系。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再次组织华实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发给年终赏金。在遭厂方拒绝后，黄、庞领导工人继续斗争。公司以5万元巨款贿赂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镇压，并阴谋杀害黄、庞。1月16日夜，黄、庞与华实公司代表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赵恒惕军队逮捕了黄爱、庞人铨。未经审讯，即于1月17日将他们绑赴浏阳门外斩首；然后以省政府名义宣布黄、庞的所谓罪行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随后，湖南劳工会被武力解散，《劳动周刊》也被查封。
毛泽东对黄爱、庞人铨被害极为悲愤，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情绪。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纪念刊。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稳住阵脚，对赵恒惕进行坚决斗争。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其艰难的工作。”
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毛泽东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他各分部的负责人一起倡议劳动立法，并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
1920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挤走谭延闿，取得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职位。赵恒惕为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地位，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刊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1922年元旦颁布《湖南省宪法》。3月，依据其法，改造了省议会，接着又表演了一场“民选省长”的丑剧。毛泽东一方面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赵恒惕的真面目，同时决定利用赵恒惕的假民主，倡议劳动立法。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要求“自治省的湖南”，更宜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批评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毛泽东在文中暗示：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是弃不了的，“‘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后悔不及了！”
毛泽东的立法观点比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要早得多，毛泽东是中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倡者。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央决定，于8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分部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在宪法内将十九条予以规定，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毛泽东等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大纲十九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
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通电告诫议员们：若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为扩大影响，湖南分部还将电文发送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并请它们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各界“办事公道，大加赞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倡导劳动立法运动时，就着手组织工人，把基点立在工人的团结、自己解放自己上。他派党的干部到新河站办工人夜校，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多次去安源，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和工人亲切谈心，并派李立三到安源办工人夜校，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他以“十人团”的形式把长沙泥木工人组织起来，成立长沙泥木工会，并亲自起草长沙泥木工会章程18条；他还在长沙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这样，劳动立法运动之后，湖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很快投入罢工斗争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结合湖南实际，在1922年下半年，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长沙泥木、长沙铅印等10多处4万余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形成了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922年11月，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四个铁路工会，在新河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这是全国铁路工人中最早的统一组织。成立会通过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被推为会议主持人。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等为各科正副主任，并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自此，湖南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周围。
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以后，中共湘区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针对赵恒惕政府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决定派出代表，利用湖南省宪法，向省政府及赵恒惕作说理斗争。
1922年11月11日至13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率领11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等23人，会见省长赵恒惕。毛泽东等就政府对工界的态度、工人集会、结社、信仰等10个问题，同赵恒惕及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迫使赵恒惕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这次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湖南，由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及时采取“弯弓待发”的方针，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发展党团员，保存积蓄革命力量，并开拓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新路。因此，湘区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铜官陶业、湖南造币厂、汉冶萍公司株洲转运局、常德泥木、缝纫、第一纱厂、长沙人力车、衡阳染织业等，或建立工会，或要求提高工资，或举行罢工。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人。
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工作出色，“引起社会之注目”，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同志工作有疏漏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三 在大革命中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两党合作。国共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等大事。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张国焘提出：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旗帜下”进行革命，“若加入了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反对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自己领导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接受共产国际于同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成员。随后，又被推为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起草、联署文件（按规定，中央发出的文件必须由委员长和中央局秘书联名签发），掌管党的组织工作。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捎信给当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李维汉，指示他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刘少奇与国民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