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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3 22: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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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屠格涅夫,王金陵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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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集:烟

屠格涅夫集:烟试读: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冯 威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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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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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1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巴敦—巴敦著名的“Conversation”厅门前麇集了一大群人。天气特别晴和,四周的一切——无论是葱茏绿树,还是这座安乐城里一幢幢明亮的房屋、蜿蜒起伏的山峦——全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显得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似乎万物都在盲目地、信任而和蔼地微笑着。人们的脸上,不论是老的少的,丑的俊的,也都流露出同样一种虽不明确但是善意的微笑。即使是巴黎卖笑妇那种涂脂抹粉的形象,也无损于这种明显而普遍的皆大欢喜的印象,而那些缀在帽子及面纱上五色缤纷的缎带、羽毛、闪闪发光的金珠银星,使人不由得联想起灿烂的春花及百鸟的彩翼所呈现的鲜亮夺目和五光十色。唯独到处传来法国人扯闲话的那种枯涩而微颤的喉音,却不能替代鸟雀的啼啭,而且也无法与之比拟。

不过,一切都照常进行。乐队在亭子里时而演奏着歌剧《茶花女》的集成曲,或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时而又是由殷勤的乐队指挥改编成可以用乐器演奏的俄国浪漫曲《请对她说》。在赌厅里,拥挤在一张张绿呢赌桌周围的也还是那些大家早已熟悉的人物。他们脸上依旧是那种呆板而贪心的表情,说不清是惊骇还是凶狠,其实这是赌博的狂热使得每一个人,甚至最有贵族气派的人都会流露出来的贪婪的神情。那个穿着非常讲究,从唐波夫来的胖地主,瞪着眼睛,俯在桌子上,根本没有理会“庄家”的冷笑,就在响起“Rien ne va plus!”的喊声的一瞬间,举起一只汗漉漉的手,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把圆滚滚的金路易朝轮盘的四角撒过去。这么一来,他丧失了赢钱的一切可能,即便赢了也不作数。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就在当天晚上,怀着同情的愤懑,随声附和着珂珂公爵——这位珂珂公爵是一个有名的在野派贵族首领,他在巴黎的时候,曾在玛季尔达公主的沙龙里,当着皇帝的面非常清晰地说:“Ma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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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我们亲爱的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跟往常一样聚集到“俄罗斯之树”——a l’Arbre russe——来了。他们服饰华丽,穿着入时而又随便,他们郑重其事地相互打着招呼,优美潇洒,正符合一个高踞当代教育顶峰的人物应持的态度。但是他们进得门来,坐定之后,便完全不知道彼此该讲些什么,只好扯些无聊的空话,或是重复一位早已过时的法国文人的话,一些最最贫气、最最厚颜无耻和最最庸俗的俏皮话。这个小丑和饶舌的家伙,他的两只小得可怜的脚上穿着一双犹太人穿的小鞋,一副下流相的脸上挂着几茎稀稀拉拉的胡子。他对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把从《沙利瓦利》和《田达玛尔》旧杂志上看来的各种乏味的废话胡吹一通,而他们,ces princes russes,却报以感激的哈哈大笑,仿佛不由得不承认异国才子的无比高明,承认自己绝对无能去想出什么有趣的笑料。然而,这儿几乎荟萃着我们社交界的全部“fine fleur”,“全部显贵和时髦人物”。这儿有X.伯爵,我们无与伦比的才子,他富有深刻的音乐天才,能绝妙地“说”浪漫曲,其实他连两个音符都分不清,只能用一个食指在琴键上胡乱敲打,唱起歌来又像是一个拙劣的吉卜赛人,又好似巴黎的理发师。此地还有我们令人心醉的Z.男爵,这是个万能大师:既是文学家,又是行政首长、演说家、赌棍。这里还有Y.公爵,宗教和人民之友,他在酒类专卖的黄金时代,出卖一种掺了麻醉品的杂醇酒而获得巨大财产。还有一位显赫的O.O.将军,他过去征服过某些地方,镇压过某些人,可是如今却无所事事,不知用什么来表现自己才好。还有P.P.,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大胖子,总觉得自己病入膏肓,认为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其实他壮得像头公牛,蠢得赛过木头疙瘩……正是这位P.P.,在我们时代几乎只有他是仅有的一个,还熟知四十年代,《当代英雄》和沃罗丁斯卡娅伯爵夫人那个时代的某些雄狮的风流逸事。他甚至还保持着摇摇摆摆地用鞋跟走路的姿态,“le culte de la pose”,(这句话的意思很难用俄语来表达)还有不自然的缓慢动作,呆滞的、似乎受气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死气沉沉的肃穆表情,以及用打哈欠来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还有十分仔细地察看自己的手指和指甲、打鼻子里发出笑声、把礼帽突然从后脑勺压到眉梢,以及诸如此类的习气。此地甚至还有政府要员、外交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要人,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竟以为黄金诏书是教皇颁布的,而英国的“Poor tax”是向穷人收税。说到最后,此地还有茶花女们那些狂热而又羞涩的崇拜者,社交界的青年雄狮,他们后脑上的头缝也梳得清楚分明,蓄着精致的连鬓胡,穿的是真正伦敦服装。这帮年轻的雄狮似乎任凭怎样也免不了像那位声名狼藉的法国饶舌者一样庸俗浅薄。可是,不!咱们国产的可不行时——因此III.伯爵夫人,她是时装和高雅风度的倡导人,被刻薄的人们起了个外号叫“黄蜂女王”和“戴睡帽的美杜莎”,若是那位饶舌家不在场,她宁愿去找那些老在乱转的意大利人、莫尔达瓦人、美国“招魂师”,还有那些外国大使馆敏捷活泼的秘书,长着一副女里女气而且不苟言笑的外貌的德国人,等等。仿效伯爵夫人的有Babette公爵夫人,肖邦就是在她的怀抱里死去的(在欧洲,大约数得出上千个妇人,肖邦是在她们怀抱里断气的);还有Annette公爵夫人,假如不是像在幽香之中夹着一股白菜味,她不时流露出自己那种普通的乡村洗衣妇的本色的话,她可真能压倒所有一切人了;还有一位遭遇巨大不幸的Pachette公爵夫人:她的丈夫担任过显要的职位,可是突然之间,Dieu sait pourquoi,殴打了市长,并且盗用了两万银卢布公款;还有爱笑的公爵小姐齐齐和爱哭的公爵小姐佐佐,她们全都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一旁爱理不理……让我们也把这伙美妙的夫人们撇在一边,离开这棵著名的树——她们穿着如此昂贵却又有点俗气的服装,坐在它的近旁——让上帝去减轻折磨着她们的无聊吧!2

离开“俄罗斯之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厅门前的一张小桌旁,坐着一位将近三十岁的美男子,中等身材,消瘦黝黑,一张英俊可爱的脸。他朝前俯着身子,双手撑着手杖,安详而随便地坐着,仿佛从未想到会有人注意他或是招呼他。他那双棕色的、微微发黄的眼睛大而富于表情,缓缓地观察着四周,有时由于阳光耀眼而眯缝着,有时又突然死死盯着一个古怪可笑的过路人,于是便会有一丝近乎天真的嘲笑迅速地掠过他那纤细的胡髭、嘴唇以及微向前凸的下颚。他身穿一件德式剪裁的宽敞大衣,一顶柔软的灰色礼帽遮去了他半个高高的额头。乍一看去,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正直、干练、颇有几分自信的青年,这样的人在人世间真是比比皆是。他似乎是经过长期工作之后在休息,在老老实实地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景色,但他的思绪却远在他方,而且它们,这些思绪所萦绕的世界,和此刻围绕着他的完全不同。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需要和他认识,因而必须简略地谈谈他的过去,那极其单纯而简单的过去。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但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在城市,而是在农村里受的教育。他的母亲是贵族,曾经是贵族女塾的学生,非常善良,非常热情,然而也并非缺乏个性。她虽然比丈夫年轻二十岁,但是却给他以再教育,尽量把他从官吏的生活轨道里拉了出来,纳入地主的生活轨道里去,她驯服并软化了他那又硬又倔的脾气。多亏有了她,他穿戴得整洁起来,而且举止得体,不再出口伤人,也开始尊重有学问的人和渊博的学识了——虽说他当然连一本书也没摸过。同时,他尽力做到不贬低自己的身份,甚至走起路来脚步也放轻一些,讲话细声细气,总是谈论崇高的事物,这些使他花费了不少气力。有时候他心里这么想:“嗐,真该揍他!”可是讲出声来的却是:“是呀,是呀,这个……当然啰,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照西欧方式持家,她对仆人称“您”,不允许任何人在午餐时吃得直喘气。至于说到管理她名下的田庄,那么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丈夫,全都无能为力:它们早就荒废了,但是土地很多,可以做各种经营,还有不少树林和一座湖泊。从前有一个地主在湖边开过一座大工厂,他虽然勤勉,但是没有条理。这家工厂后来在一个狡诈的商人手里发达过,最后在一个正直的德国生意人的经管下彻底破产。李特维诺娃太太只要不损害她的财产,不欠债,就满足了。不幸,她的健康却说不上好,后来死于肺病,那正是她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一年。由于情况变化(读者以后会知道详情),他没能毕业,回到外省去了。在那儿闲散了一阵,既不工作,也不跟人来往,而且几乎没有朋友。多亏他那县的贵族——他们没有理解“缺席主义”有害的西欧理论,更为崇尚“自己的衬衫更贴身”的土信条,对他没有好感,一八五五年把他弄进非常后备军,险些儿因伤寒病死在克里米亚,他在腐海边的土窑里驻扎了六个月,根本没看见过一个“盟友”。后来,他被选进了贵族会议,当然免不了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于是回到乡间小住,竟然迷上了经营农业。他了解到母亲的产业在年迈体衰的老父的管理下情况不好,日益萧条,达不到应得进项的十分之一。其实,如果掌握在有经验有学识的人手里,它就会变成一座金窑。不过他心里也明白,他所缺乏的正是经验和学识——因而他到国外去学习农业和技术,从头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列锡、卡尔斯鲁厄一连住了四年多,又游历了比利时、英格兰,他踏踏实实地学习,得到了不少知识:这些知识得之不易,但他经得起考验,所以现在,他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自信,而且深信自己能有益于乡亲,甚至能造福整个乡里。他准备返回祖国,他的老父封封来信都召唤他回去,而且信里充满绝望的恳请与哀求,什么解放呀,分配领地呀,赎金呀,等等,总之一句话,种种新制度把他父亲完全弄糊涂了……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在巴敦滞留呢?

他在巴敦停留,因为他的表妹,也是未婚妻——达吉雅娜·彼得洛芙娜·谢斯托娃很快就要到来。他几乎从小就与她熟识,当她和自己的姑母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曾和他一起度过一春一夏。他真诚地爱她,深为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而且,当他结束自己令人烦闷的准备工作,打算进入新生活,开始一种不是干公职,而是真正的事业之前,他把她当作一个被他挚爱的女性,他的同志和朋友,向她提出了求婚,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同欢乐,共忧患,齐工作,同休憩,像英国人通常所说:“for better, for worse.”她接受了,所以他到卡尔斯鲁厄去收拾他放在那儿的书籍、衣物、文件……但是您会再一次问道:他究竟为什么停留在巴敦呢?

他在巴敦,是由于达吉雅娜的姑母,哺育她长大的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谢斯托娃,这个五十五岁的老处女,一个非常善良、绝顶正直,但又有点古怪的女性,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燃烧着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精神的烈火,esprit fort,(她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当然是背着自己的侄女)而且她还是民主主义者,激烈反对上流社交界和贵族政治。尽管如此,她也难以抗拒想观光一下巴敦这样一个摩登城市的上流社交界的诱惑,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上一眼……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从不穿用裙箍的大裙子,把一头白发剪成圆圈式,但是奢侈与豪华仍然暗暗激动她的心,而对奢侈与豪华予以申斥与蔑视,对她来说也不失为一桩愉快的美事……怎么能不让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得到一点慰藉呢?

不过李特维诺夫能够这样安详而随便,能够这样满怀自信地环视四周,正是因为他今后的生活明晰而清楚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的命运已经确定,而他又是多么为这命运自豪,由于它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喜悦啊。3“哎呀!哎呀!哎呀!原来是他在这儿!”突然一个尖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一只浮肿的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他抬头一看——认出了这原是他为数不多的莫斯科旧交之一,一个姓庞巴耶夫的人。他心地善良,但腹内空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了,两个腮帮子和鼻子像是煮烂了似的软乎乎的,头发油腻蓬乱,还有松弛、肥胖的身躯。这个罗斯吉斯拉夫·庞巴耶夫,永远身无分文,永远因为一点小事就欣喜若狂,他叫叫嚷嚷,毫无目标地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大地母亲身上东游西逛。“这可真是巧遇!”他又说了一句,大睁着两只眼泡浮肿的小眼睛,动着两片厚嘴唇,嘴唇上面戳着两撇染过的胡须,显得那么古怪,像是长得不是地方,“好一个巴敦!人们跟蟑螂似的全都朝这儿爬。你怎么会到此地来的?”

庞巴耶夫对人世间的无论什么人一概以“你”相称。“我来了第四天啦。”“打哪儿来?”“你要知道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嗐,别忙,别忙,也许你还不知道,谁也到此地来了吧?古巴廖夫!正是他本人大驾光临!瞧瞧,是谁来了!昨儿晚上从海德堡乘车光临。你当然跟他认识啰!”“我只听说过他。”“就光是这个?天知道!我带你去见他,马上,就是此刻。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认识!瞧,渥罗希洛夫来了……别忙,你,大概也不认识他吧?我有幸介绍你们彼此相识。两位学者!这位简直是凤凰!你们拥抱吧!”

庞巴耶夫说罢这几句话,马上朝一个站在他旁边的英俊青年转过身去,那人的脸虽然容光焕发而红润,然而表情严肃。李特维诺夫欠起身子,当然没有去拥抱他,只不过跟这“凤凰”彼此微微点头。而对方呢,从生硬的姿态看来,也未必太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介绍。“我刚才说,这是凤凰,而且决不收回自己的话,”庞巴耶夫接着说,“只要到彼得堡,某某武备学校,往荣誉榜上一瞧:谁名列第一?渥罗希洛夫·谢苗·雅可夫列维奇!但是古巴廖夫,古巴廖夫,我的弟兄们呀!对他,可得跑着迎上去,应当跑着迎上去!我坚决崇拜这个人!而且不止我一个,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崇拜他。他现在正写着论文,哦……哦……哦!”“这篇文章论述什么?”李特维诺夫问道。“什么都涉及,我的老弟,跟波克尔相似……不过更深刻,更深刻……全部难题统统会得到解决和阐明。”“你亲自读过这篇文章?”“没有,没读过,这还是秘密,不应泄露。不过,古巴廖夫是一切都办得到的,一切!”庞巴耶夫叹了一口气,握着双手,“若是在我们罗斯能够再有这么三两个聪明人,什么事办不到啊,我的老天爷!我只想对你指出一点,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最近这段时间,不论你在从事什么研究——虽则你一向研究些什么课题,我毫无所知;不论你有什么信念——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肯定能从他,从古巴廖夫那儿得到禆益。可惜,他在这儿逗留不久,应当抓紧,应当去一趟。找他去!找他去!”

一个满头棕色鬈发,矮腰的礼帽上系着一条天蓝缎带的花花公子经过这里,他转过身来,带着尖刻的冷笑透过眼镜瞧着庞巴耶夫。李特维诺夫恼怒了。“你嚷嚷什么?”他咕噜一句,“像是吆喝着猎狗去追踪!我还没吃饭呢。”“这有什么关系!可以马上到韦伯……三个人一起……太妙了!你有钱替我会钞吗?”他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钱倒是有。不过我,真的,我不知道……”“别说了,请你。你将来会感谢我的,他也会高兴的……哎呀,我的老天!”庞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演奏《艾那尼》的最后一段。这真是绝妙!……A som……mo Carlo……瞧我这个人!居然感动得流泪了。嗐,谢苗·雅可夫列维奇!渥罗希洛夫!咱们去吗?”

渥罗希洛夫本来一直端端正正站着不动,仍然保持原先略带几分傲慢的姿态,此刻却会意地垂下眼睛,皱起眉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什么字……然而并未拒绝。李特维诺夫心里想:“算啦!就去一趟吧,反正有时间。”庞巴耶夫挽着他的胳膊,但是在去咖啡厅之前,先朝跑马俱乐部有名的卖花姑娘伊莎贝拉招招手:他忽然想买她一束花。但这个贵族派头的卖花姑娘一动不动。是呀,她凭什么要走到这种人跟前去呢?他既不戴手套,身上还穿着一件肮脏的条子上衣,打条花领带,脚上的靴子后跟都歪了,这种人,她在巴黎都没遇见过呢。于是此刻轮到渥罗希洛夫朝她举手示意了。她朝他走了过来,他从她的篮里挑了很小一束紫罗兰,丢给她一个银币。他满以为自己的阔气会使她吃惊,可是没想到她连眉毛也没抬一抬,等他转过身去,她反而轻蔑地撇撇抿得紧紧的嘴唇。渥罗希洛夫虽然穿着非常考究,甚至可以说很雅致,但是巴黎姑娘富有经验的眼睛一下子就能识破,在他的服饰、他的举止,甚至他的步调中,还留着早年军人气概的痕迹,缺乏真正的纯正的“帅”。

我们的三位熟人在韦伯咖啡厅的大厅入座,点好菜,立刻交谈起来。庞巴耶夫高谈阔论,讲到古巴廖夫的崇高意义,但很快就沉默下来,大声地喘着气咀嚼食物,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酒。渥罗希洛夫很少吃喝,仿佛很勉强,但细细询问了李特维诺夫的专业之后,就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仅对这些科目,而且还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突然活跃起来,像一匹好马似的奔驰起来,又像是参加毕业考试的武备学校的年轻学生,大胆而清晰地说着每一个音节,每一个字母。同时,他还使劲乱挥着双手。他的话越来越多,越讲越起劲,更何况没有人来打断他:他仿佛在朗读学术论文,又似乎在讲课。一连串新学者的名字,加上每一个人的生卒年月,还列举刚出版的小册子的题目,等等。总之,名字、名字,一连串的名字,从他唇边洋洋洒洒飞溅出来,他那双燃烧着的眼睛说明这给予他无上的满足。显然渥罗希洛夫轻视一切旧事物,仅仅重视高度文明的精华,重视最新的先进科学观点,尽管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他能列举某一位扎乌尔平格尔博士论述美国宾夕法尼亚监狱的书,或是昨天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阐述吠陀和普兰的论文(虽然,他肯定是不懂英语的,但他学着用英国语音讲)——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真正的快乐,幸福。李特维诺夫一直倾听着他的话,听呀听呀,但是实在弄不明白他的专业究竟是什么。他一会儿讲讲克勒特部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忽而又扯到古代史,他本来正在议论着埃吉纳湾的古石雕,热烈地议论着费忌以前的雕刻家奥纳塔斯——可是到了他嘴里又成了约南丹了,所以一瞬间,他的全部议论又像是谈论《圣经》,又像有点美国色彩。有时他口锋一转,讲起政治经济学来,而且斥骂巴斯夏虽是傻瓜、木头,“然而不见得比亚当·斯密和所有重农学派更坏……”“重农学派!”庞巴耶夫跟着他低声说……“是贵族吗?……”渥罗希洛夫又把麦考莱说成是一个过时的作家,早已被科学淘汰了,这种随随便便、信口开河的评语使得庞巴耶夫脸上都出现了惊讶的神情。至于海因斯特和黎尔,他说他们的名字只能提提罢了,嘴里说着还耸耸肩膀。于是庞巴耶夫也耸耸肩膀。李特维诺夫心里寻思:“一下子全搬出来,毫没理由,而且还当着生人,在咖啡馆里。”他注视着这位新相识的那头淡黄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他那白糖一样白的大牙,还有这胡乱挥动的一双手,特别使他感到惶惑)。“他一次也未笑过,即便如此,也很可能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不过极端幼稚……”渥罗希洛夫终于安静下来,他那像小公鸡似的年轻响亮而又略带嘶哑的声音已经不那么响了……庞巴耶夫趁此朗诵起诗歌来了,而且又是差点大哭起来,使邻桌的一家英国人觉得他真是丑态百出;而另一张桌上,陪伴一个头戴浅紫假发、老而又老的“小伙子”吃饭的两个娼妇,竟嗤嗤地笑了起来。侍者送上账单,朋友们付了钱。“得了!”庞巴耶夫叫了一声,笨重地从椅子上微微欠身,“再喝一杯咖啡就开路!瞧,这就是我们的罗斯。”他在门口站住,又说了一句,几乎是狂热地抬起柔软的发红的手,指着渥罗希洛夫和李特维诺夫……“它怎么样?”“是啊,古老的罗斯。”李特维诺夫心想;可是渥罗希洛夫的脸上已经又摆出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傲然一笑,两只鞋跟轻轻地碰了一下。

五分钟以后,他们三个一起走上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古巴廖夫下榻的旅馆的楼梯……一位戴着缀有黑色短面纱的帽子、身长玉立的夫人急促地从这座楼梯上走下来,她瞧见李特维诺夫,突然朝他回过身去,停下了脚步,似乎非常吃惊的样子。她那蒙在密眼面纱下的脸,霎时间红了起来,接着又同样迅速地变得苍白。但是李特维诺夫没有注意到她,这位夫人便更为急促地跑下宽阔的梯级。4“格里戈利·李特维诺夫,爽快人,地道的俄罗斯灵魂,我向您介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着,把李特维诺夫领到一个中等身材、地主模样的人面前,这人敞着领扣,穿着一件短上衣和灰色睡裤,趿着拖鞋,站在光线充足、陈设精美的屋中央。庞巴耶夫又对李特维诺夫说:“而这位,就是他,正是他本人,明白吗?哦,总之,这就是古巴廖夫。”

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他本人”。乍一看来,他没发觉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瞧见自己面前有一个外表可敬但略带几分蠢相的绅士,大额头,厚嘴唇,大眼睛,大胡子,宽头颈,低垂的微斜的目光。这位绅士咧着嘴喃喃说道:“嗯……是的是的……这很好……我很荣幸……”把手高举到自己脸上,但是马上转身把背朝着李特维诺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慢吞吞地、样子很古怪地、像是偷偷摸摸地摇摇摆摆。古巴廖夫有一种习惯,喜欢来回踱步,不时用又长又硬的指甲扯一下胡子,搔搔它。房间里除了古巴廖夫而外,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她穿着一身旧绸衣,脸色黄得像柠檬,然而表情变化极快,上唇上面生着黑汗毛,一双眼睛滴溜溜直转,像是随时要跳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壮实的男子,弓腰缩坐在墙角上。“嗯,可敬的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很明显,古巴廖夫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李特维诺夫介绍给她,所以径直对这位太太讲,“您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这位太太(她的名字是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苏汉奇柯娃,是个寡妇,无儿无女,也没有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已经漂泊了两个年头)马上就用一种特别激愤的口吻津津有味地说了起来:“嗐,于是他就去见公爵,对他说:大人,他说,您这样官高爵显;他说,改善改善我的困境,在您值得了什么?您,他说,不能不尊重我纯真的信念!在我们这种时代;他说,难道可以由于信念而对我一个人加以迫害吗?可您猜猜,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爵,高官厚禄的贵人,是怎么做的呢?”“嗯,他怎么做呢?”古巴廖夫咕噜一句,沉思着,点燃一支香烟。

太太直直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翘起了食指。“他叫来自己的侍从,对他讲:‘马上给我把这个人的礼服剥下来拿走。这件礼服我送给你了!’”“侍从就剥了?”庞巴耶夫高举起双手拍了一下,问道。“剥了,而且拿走了。这就是巴尔纳乌洛夫公爵干的事,这么一位有名的大富翁,达官贵人,有权有势,政府的代表人物!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孱弱的苏汉奇柯娃太太气得浑身打战,脸上不停地痉挛,干瘪的胸脯在平塌的紧身衣下剧烈地起伏,至于那双眼睛,更没法说:几乎要跳出来了。其实,不论她谈论什么,它们永远像要跳出来。“不能容忍,简直不能容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简直死有余辜!”“呣……呣……从上到下统统腐败透顶,”古巴廖夫说,然而并没有提高声音,“这不是刑罚可以……这需要……另外的措施。”“得啦,这是真的吗?”李特维诺夫咕噜了一句。“真的吗?”苏汉奇柯娃重复了一句,“这一点,绝对不能怀疑,绝——绝——绝对不能……”她使劲说出这个词,以至于浑身抽搐起来,“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告诉我的。而且您,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认识他——卡比东·叶利斯特拉托夫。他听另外一个人讲的,那个人亲眼目睹了这出不成体统的丑事。”“哪一个叶利斯特拉托夫?”古巴廖夫问,“是在喀山的那个吗?”“正是他。我知道,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他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他从什么包工头,或是酿酒商手里拿钱。可这又是谁说的呢?彼利康诺夫!但是彼利康诺夫这个人能够相信吗?谁都知道,他根本是个密探!”“对不起,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庞巴耶夫出来说话了,“我跟彼利康诺夫是好朋友。他怎么是密探?”“是的,是的,就是密探!”“别这样,请您……”“密探,密探!”苏汉奇柯娃尖叫起来。“不是,不是,就不是。我对您说……”这回该庞巴耶夫高声喊叫了。“密探,密探!”苏汉奇柯娃坚持不变。“不是,不是!至于坚捷列耶夫,那是另外一件事!”庞巴耶夫也扯开嗓门大吼起来。

苏汉奇柯娃马上不吱声了。“这位老爷的事,我可真知道一二,”他用自己正常的声音接着说,“第三厅传讯他,他就跪倒在勃拉辛克拉普伯爵夫人脚下,苦苦央告:‘救救我,替我说个情!’可是彼利康诺夫绝对不做这种卑鄙的事。”“呣……坚捷列耶夫……”古巴廖夫喃喃说道,“这……这应当注意。”

苏汉奇柯娃轻蔑地耸耸肩膀。“他俩都是好样的,”她说了起来,“不过,我还知道坚捷列耶夫的一个故事。谁都知道,他对待自己的农奴简直像是最可怕的暴君,可是还要冒充解放派。有一次,他在巴黎到一个熟人家去玩,斯托夫人突然走了进来,你们知道《汤姆叔叔的小屋》吧,坚捷列耶夫原是个傲慢得要命的人,他要求主人替他介绍介绍。可是那一位,刚一听见他的名字,马上就说:‘怎么着,居然敢要认识《汤姆叔叔》的作者?’扬手就给他一个耳光!她还说:‘滚出去!马上滚!’你们猜猜后来如何!坚捷列耶夫拿起礼帽,夹着尾巴就溜了。”“嗐,我觉得这可是太夸大了,”庞巴耶夫说,“她确实对他讲了‘滚!’这是事实;但是她没有打他的耳光。”“打了耳光,打了耳光,”苏汉奇柯娃一再重复,又紧张得抽搐起来,“我绝不说瞎话。可您就跟这种人交朋友!”“对不起,对不起,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我从来没有把坚捷列耶夫当好朋友,我说的是彼利康诺夫。”“好吧,不是坚捷列耶夫,那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米赫涅夫吧。”“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庞巴耶夫问,已经有点心虚了。“什么事情?像是您根本不知道?他在升天大街上当众叫喊,应当把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关进监狱。还有,一位中学时期的老朋友,当然是穷的,去找他,说:‘我能在你这儿吃顿中饭吗?’可他回答说:‘不,不行;今天有两位伯爵到我这来午餐……快滚开!’”“得了吧,这简直是诽谤!”庞巴耶夫带着哭声喊叫起来。“诽谤?诽谤?……第一,瓦赫鲁施金公爵也在您那位米赫涅夫那儿进午餐……”“瓦赫鲁施金公爵,”古巴廖夫严峻地插了进来,“他是我的堂兄。不过我从不让他进门……所以嘛,没必要提到他。”“第二,”苏汉奇柯娃顺从地朝古巴廖夫点点头,接着往下说,“是普拉斯柯维娅·雅柯夫列芙娜亲口对我说的。”“可找到了个证人!她,还有那个萨尔吉佐夫,最会说瞎话。”“哦,对不起。萨尔吉佐夫爱说谎,这不假,他偷走了亡父盖的锦缎衾被,这一点,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跟人抬杠。但是普拉斯柯维娅·雅柯夫列芙娜怎么跟他比!你们该还记得,她是多么高尚地跟丈夫离了婚!可您,我明白,您永远是……”“得,够了,够了,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庞巴耶夫打断了她的话,“丢开这些垃圾,往高处飞飞吧。我可是个糟老头子了。您读过《Mademoiselle de la Quintinie》吗?真是绝妙!而且跟您的主张恰好一致!”“我再也不看小说了。”苏汉奇柯娃冷冷地、断然地说。“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时候。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缝纫机。”“什么机?”李特维诺夫问道。“缝纫机,缝纫机。应该使全体,全体妇女都有缝纫机,而且组织一些社团。这么一来,她们就能赚钱自给,马上就独立自主了。否则,她们永远无法解放自己。这是一个重要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跟波列斯拉夫·斯达德尼茨基有争论。波列斯拉夫·斯达德尼茨基人倒是极好,但是看这些问题轻率得可怕。他一直笑个不停……笨蛋!”“善恶到头终有报。”古巴廖夫缓慢地,用一种又像导师,又像预言家的口吻说道。“是呀,是呀,”庞巴耶夫重复一句,“会报应的,就是会有报应的。喂,怎么样,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他又补了一句,压低着声音,“论文有进展吗?”“正在收集资料。”古巴廖夫回答,皱起了眉头,然后转向李特维诺夫。李特维诺夫由于这一连串不熟悉的名字,还有那种疯狂的造谣,正觉得脑袋都晕了。古巴廖夫问李特维诺夫从事什么研究。

李特维诺夫满足了他的好奇。“啊!那么说,是自然科学啰。作为一种学习,这是有益的。作为学习,但不是当作目的。现在的目的应当是……呣……应当是……另外一种。请问,您持有何种见解?”“什么见解?”“是的,这指的,当然啰,指的是您有什么政治信仰?”

李特维诺夫微微一笑。“说实在的,我没什么政治信仰。”

那位坐在墙角的壮实男子,听见这句话突然抬起头,注意地观察李特维诺夫。“这是怎么回事?”古巴廖夫带着奇特的温和,轻声喃喃地说,“是还没有考虑过,还是已经厌倦了?”“怎么对您说呢?我觉得,对我们俄国人来说,无论是持有哪一种政治信仰,或是设想我们已经持有它,都是为时过早。请注意,我所说的‘政治’两字,是指它本身的意义……”“啊哈!是属于没有十分成熟的。”古巴廖夫依然那样温和地打断了他的话,走近渥罗希洛夫,问他读了他赠的小册子没有。

渥罗希洛夫使李特维诺夫感到很是惊奇,因为打他一进门来就一言不发,只是愁眉苦脸,意味深长地动动眼睛(一般说,他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沉默不语),此刻渥罗希洛夫像军人似的挺起胸膛,脚后跟“啪”的一声,微微点头表示肯定。“哦,怎么样?还满意吗?”“在主要的论据方面,还满意。但是它的结论我不同意。”“呣……可是安德烈·伊凡内奇对我还夸奖这个小册子呢。请以后把您的疑点告诉我。”“需要写成书面的吗?”

古巴廖夫显然有点吃惊:他根本没料到这一点。不过,他沉吟了一下说:“是的,书面的。同时,我请您把自己的看法也写给我……关于……关于协会的。”“您是指对拉萨尔的方式,还是对舒尔泽—德里奇的?”“呣……两个都要吧。在这方面,您知道,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财政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哦,还有劳动组合……作为核心……这些全都要搞清楚。必须研究。同样还有农民份地的问题……”“您呢,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对什一税的数量有什么意见?”渥罗希洛夫问,声音里带着尊敬的客气。“呣……那么村社呢?”古巴廖夫沉思地说,咬着一绺胡子,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桌子脚,“村社……您理解吗?这是个伟大的字眼!而后,这些火灾……政府反对主日学校、阅览室、报刊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农民不同意在章程的约纸上签字的事?最后,在波兰发生的事情?难道您没看到,这一切导致什么后果?难道您没有看到……呣……我们……我们现在需要和民众打成一片,了解……了解他们的意见?”古巴廖夫突然被一种沉重的、几乎是愤懑的激动所控制,他甚至涨红了脸,用力地喘着气,但仍然没有抬起眼睛,不断嚼着胡子,“难道您没有看到……”“叶夫谢耶夫是个卑鄙小人!”苏汉奇柯娃突然脱口而出,原来庞巴耶夫一直在对她说些什么,不过由于对主人的尊敬压低了声音。古巴廖夫猛然一转身,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新客人开始不断出现,到了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来的人相当多。其中有被苏汉奇柯娃臭骂过的叶夫谢耶夫先生:可她现在却非常友好地跟他交谈,而且请求他送她回家。还来了某位毕沙尔金,一位理想的中间和解人,这种人也许正是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虽然眼光狭窄,知识短浅,没有才能,但是认真、有耐心而且正直。他那区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自己也非常自尊,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物。还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到欧洲来短期度假,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聪明的甚至有点危险的人物来往,他们当然很谨慎,而且并没有把团长抛诸脑后。两个海德堡的文弱的大学生也跑到这儿来了,一个始终轻蔑地东张西望,另一个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两人都感到不自在,跟在他们之后,挤进来一个法国人,俗话叫作petit jeune homme:邋遢、寒酸、笨头笨脑……因为有几个俄国伯爵夫人看上了他,所以他在自己的商品推销员的同伙中间有点名气,可他本人却更希望能吃点白食。最后出现的是季特·宾达索夫,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喝酒、喜欢决斗、吵吵闹闹的大学生,但实际上是个富农,骗子手,口头上的恐怖分子,天生的警察分局局长,俄国老板娘和巴黎娼妇的密友,他秃头、无齿,成天醉醺醺的。他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再三说,他连最后一文钱都输给“这个小滑头潘纳谢特”了,其实是他赢了十六个银币……总而言之,来了许多客人。奇怪的是,真正奇怪的是全体客人对古巴廖夫那副恭恭敬敬的态度,真像对待导师或是首领,他们向他陈述自己的疑惑,请他评断,而他一一回答以……哼哼嗯嗯,揪扯着胡子,旋转着眼珠,或是说些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话,马上就被人奉为最高智慧的格言。古巴廖夫本人极少参与辩论,因而其他的人更加热衷于扯开喉咙大叫。不止一次地三四个人同时大声喊叫了十来分钟,可是大家心满意足,相互理解了。谈话延续到深夜,照例有大量各色各样的话题。苏汉奇柯娃谈到加里波第,谈到某一个卡尔·伊凡诺维奇竟被家仆们毒打了一顿;谈到拿破仑三世,妇女劳动,谈到商人普列斯卡奇夫,分明是他把十二名女工活活累死了,反而因此得到一枚“造福社会”的奖牌;又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格鲁吉亚公爵丘克切乌利谢夫用大炮射死了自己的妻子,还谈到俄国的未来。毕沙尔金也大谈而特谈俄国的前途、谈专卖、谈民族性的意义,还说到他最恨的是庸俗。渥罗希洛夫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一口气提到不少人,差点没噎着,什么德莱比尔、费尔霍夫、谢尔贡诺夫、毕夏、亥姆霍兹、斯达尔、斯都尔、莱蒙特、生理学家约翰·米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米勒(很明显,他把这两个人搞混了)、泰纳、雷南、沙波夫,然后又是汤姆斯·奈施、皮尔、格林……庞巴耶夫惊骇地喃喃说道:“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哪?”“莎士比亚的前辈,他们之于莎士比亚,就像是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渥罗希洛夫简洁有力地回答,并且也同样的涉及俄国的前途。庞巴耶夫也谈论俄国的前途,甚至还添枝加叶地描绘得五光十色,但是他以特别的狂热谈到俄国音乐。他认为它“呜呼,极为宏大”,而且哼了一段瓦尔拉莫夫的浪漫曲为证,但马上就被大家叫嚷着打断了:“瞧瞧,他唱的是《流浪诗人》中的Miserere,而且唱得那么糟糕。”一个年轻军官乘着大家不注意大骂俄国文学,另一位引了《火星报》的几首小诗。而季特·宾达索夫更干脆:他说,应该把所有这帮骗子手的牙齿统统打掉——这就结啦!可是并没有指明究竟谁是骗子手。雪茄烟的烟味使人窒息,大伙都又热又闷,所有的人嗓子都叫哑了,所有的人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人人都汗流满面。冰啤酒刚一拿进来,刹那间就剩下了空瓶。这一个说:“刚才我说什么啦?”另一个问:“方才我是在跟谁争论来着,又在争什么?”而在这种喧哗与乌烟瘴气之中,古巴廖夫依旧是捋着胡子,不知疲倦地在房间里晃晃悠悠来回踱步,时而侧耳倾听某一种议论,时而插上一两句话。不论什么人都不由自主地觉得,只有他,古巴廖夫,才是所有人的领袖,而且他是这儿的主人,是首要人物……

快到十点的时候,李特维诺夫头痛极了,正巧苏汉奇柯娃想起了巴尔纳乌洛夫公爵最近干的一件坏事:据说他差点没下令把一个人的耳朵咬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李特维诺夫乘机不声不响地悄悄走了。

清新的晚风温柔地拂着李特维诺夫滚烫的脸,像是一股芬芳的清流淌进他那干渴的嘴里。“这是怎么啦,”他走在幽暗的林荫道上想着,“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他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要拼命地叫呀骂呀?这一切为了什么?”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走进韦伯咖啡厅,拿了份报纸,要了一客冰淇淋。报上议论着罗马问题,而冰淇淋很不好。他正想起身回去,突然一个头戴宽边礼帽的陌生人朝他走来,用俄语说着“我不打扰您吧?”就在他那张小桌旁坐了下来。李特维诺夫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人,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缩在古巴廖夫屋角的壮实男子,谈论政治信仰时,他曾非常注意地看了李特维诺夫一眼。这位先生整整一晚上没有开口,此刻,他坐在李特维诺夫身旁,摘下帽子,友好而略带几分惶惑地看着他。

5

“今天我有幸在古巴廖夫先生处见到您,”他说,“他没有给我们介绍,所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波图金,曾在圣彼得堡财政部任职的退职七等文官。希望您不会见怪……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贸然和别人攀谈的习惯……不过跟您嘛……”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些踌躇,叫侍者给他拿一小杯樱桃酒来。“壮壮胆。”他笑着添了一句。

李特维诺夫特别注意地看了看这张新面孔,这是今天碰到的所有那些新面孔里最后的一个。他立刻心里想:“这一个跟那些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他面前坐着一个宽肩膀的人,两条短腿,上身宽阔,长满鬈发的头无精打采地低垂着,两道浓眉下是一双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忧郁的眼睛,线条分明的大嘴,不甚整齐的牙齿,还有一个被人称作“土豆”的纯粹俄国式的鼻子。他那两只纤瘦的手正依次抚摸着桌沿。这个人,外表看来有点笨拙,甚至粗野,但肯定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衣着随便:老式的礼服穿在他身上像条麻袋,领带也歪在一边。李特维诺夫对他那种突如其来的信任不仅没有感到冒昧,反而暗自得意:不能不觉察到,这个人并没有跟生人纠缠的习惯。他给李特维诺夫的印象很奇特:在他心里激起了尊敬、同情,还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惋惜之情。“这么说,我并没有打扰您?”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柔和低沉,略带几分嘶哑,和他整个体形非常相称。“哪儿的话,”李特维诺夫说,“相反,我很高兴。”“真的吗?噢,那么我也很高兴。我听到不少您的情况,我知道您在研究什么,知道您的志愿。不错啊,怪不得您今天没有说话。”“您好像也说得不多。”李特维诺夫指出。

波图金叹了一口气。“人家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听着。那么,”他沉默片刻,然后有趣地扬起双眉,说道,“您喜欢我们这种乱哄哄的嘈杂吗?”“真是乱哄哄的。您说得真妙。我始终想请教请教这些先生,他们这样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

波图金又叹息一声。“问题正在于此,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若在过去的时代,就会这样说他们:‘他们哪,是崇高目的的盲目工具。’而现在,我们采用的形容词就更不客气。请注意,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之意,我只是想说,他们全都……就是说,几乎、几乎全都是些好人。就说苏汉奇柯娃太太吧,我知道她有许多优点:她把自己最后的钱财统统给了两个贫苦的侄女儿。即使她是出于好虚荣、爱出风头的动机吧,可您也得承认,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惊人的自我牺牲,因为她自己并不富有啊!至于毕沙尔金先生那更是没得话说:他那区里的农民们一定会送给他一个西瓜般大的银杯,也许还有一张把他画成天使的圣像。虽然,他会在答谢词里说,他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但他说的不是真话:他完全应当享有这种荣誉。至于您的朋友庞巴耶夫先生,他的心非常好,他就跟诗人亚兹珂夫一样——据说,这位诗人捧着书本喝着白水,一边却在歌颂豪饮——虽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但他仍是兴高采烈。渥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最善良的,跟他学校里所有的人,所有荣誉榜上有名的人一样,他确实是科学的传令官,文明的传令官,甚至连沉默的时候都有一种要辩论的神情,可他还那么年轻!是的,是的,这些人都非常优秀,可是毫无出息。原料都是第一流的,可是做出菜来不中吃。”

李特维诺夫越来越惊讶地听着波图金,他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很有自信,无论从问题的提法,口气的转换,等等,都说明他不仅善于说话,而且愿意说话。

真的,波图金是既爱说又会说,不过,他像是一个已经被人生磨尽自尊的人,以哲学家的豁达在静静等候投合心意的机遇。“是啊,是啊,”他带着他特有的,虽然沮丧但并不过分痛苦的幽默,又开口说起来了,“这一切都很奇怪。我还要提请您注意一点。譬如,若有十个英国人聚在一起,他们立刻谈起海底电报、纸张税、灰鼠皮的鞣制法,也就是说,谈论一些有益而明确的题目;若是十个德国人——唔,那么出现的当然是石勒斯物霍斯丁和日耳曼的统一;十个法国人聚在一起——那么不论怎样闪烁其词,谈话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风流韵事’;至于十个俄国人聚集一起嘛,立刻就出现这个问题——您今天有幸亲自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俄国的作用及前途的问题,而且非常泛泛,从丽达的蛋讲起,既无论据又无结论。他们把这个不幸的问题嚼来嚼去,像是小孩子嚼一块橡皮似的:既无滋味,又无好处。哦,当然啰,逢到这种场合总要谈到腐朽的西欧。想想看,竟有这等怪事!西欧,它在各方面都把我们打垮了——可还说是腐朽!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藐视它也好,”波图金继续说,“否则这一切统统是空话和谎言。我们对它骂归骂,可是偏偏只尊重它的意见,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那些巴黎浪荡公子的意见。我有一个熟人,我看是一个好人,一家之主,已经不算年轻了。他有好几天情绪低落,因为他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点了une portion de biftek aux pommes de terre,当时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喊道:‘Garçon biftek pommes!’我的朋友羞得满脸通红!后来他到处叫:‘Biftek pommes!’而且还教别人也这么叫。咱们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走进巴黎妓院的不名誉的客厅时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连娼妇看了都为之吃惊……我的老天!他们心想,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真是在安娜·黛丝里昂家里呀!”“请您告诉我,”李特维诺夫问,“古巴廖夫对他周围的人们有着不可置疑的影响,您认为原因何在?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不是,不是,先生。他压根儿没有这些东西……”“那么是因为他的性格了,是吗?”“他连这也没有,先生,可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先生。人所共知,我们斯拉夫人,这种东西并不富裕,因而只得在他面前低头。古巴廖夫先生想当首领,于是大家也就承认他是首领。这有什么法子呢?!政府把我们从农奴的依从地位上解放出来,谢谢他。但是奴性的习惯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不能迅速地摆脱它。我们处处事事需要主子。这个主子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某个活人,有时可能是一种统治我们的所谓思潮……譬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为自然科学的奴隶了……我们为什么,凭什么理由,甘心做奴隶呢,简直使人猜不透。可见我们是天性如此。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要有个主子。好,我们有了主子啦,这就是说,是我们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唾弃其余的一切了!纯粹是奴才!我们的骄傲是奴性的,谦卑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现了——旧的就滚开!过去崇拜亚可夫,现在膜拜西道尔;打亚可夫的耳光,拜倒在西道尔脚下!您回想一下,这类勾当在我们这儿搞过多少次了!我们经常谈论否定,似乎否定是我们的优良特性。但即使我们在否定什么,也并不像一个挥舞宝剑的自由人,只是像一个拳打脚踢的奴才,而且还是奉了主子之命去打人的。是的,先生,我们也是柔顺的民族,想把我们攥在手心里并不难。古巴廖夫先生就是用这种办法成为我们的主人。他老在一点上凿了又凿,最后也就凿穿了。人们一瞧:这个人非常自负,他有自信,他能发号施令——最关键的是他能发号施令,于是他就是正确的,应该听从他。我们所有各种教派,无论是我们的昂努弗利耶夫教派还是阿库琳娜教派都是这样形成的。谁手里有棍子,谁就是首长。”

波图金两颊通红,眼睛却暗淡无神,真是怪事!他的话,虽然是辛酸的,甚而还有些狠毒,然而并不使人恼怒,更多的是引起哀伤,一种真挚而诚恳的哀伤。“您是怎么认识古巴廖夫的呢?”李特维诺夫问。“我早就知道他了,先生。您瞧,我们这儿还有一种怪事:例如,有那么一个文人,他整整一辈子写诗著文谴责酗酒,抨击专卖制度……可突然之间他自己买下两座酿酒厂,承包了上百家小酒馆——居然没事!换了别人,人们早把此人彻底消灭了,可对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就拿古巴廖夫先生来说吧,他又是斯拉夫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又还是社会主义者,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他的产业,至今还是由他哥哥经管,这是一个老式地主,正是那种出名的爱动手的主人。再说那位苏汉奇柯娃太太吧,她硬让斯托夫人打坚捷列耶夫一记耳光,然而简直是跪倒在古巴廖夫面前。其实他又有些什么?无非是阅读了不少智慧的书本,而且钻得很深。至于他的口才,您今天可以自己判断。谢天谢地,他今天总算说得不多,还有点踌躇。因为若是他兴致好,高谈阔论,即使我这样有耐性的人,也会无法忍受的。他总是先开几句玩笑,然后大讲其不堪入耳的故事——是的,是的,我们伟大的古巴廖夫先生大讲其不堪入耳的故事,一边讲一边还猥亵地笑着……”“您很有耐性吗?”李特维诺夫说,“相反地,我还以为……可以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吗?”

波图金呷了一小口樱桃酒。“我叫索松特……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为了纪念一个亲戚,一位大司祭,给我取了这么个绝妙的名字,我要感谢他的也就仅此而已。我,如果胆敢这样说的话,我家世代都是牧师。至于您怀疑我的耐性,其实大可不必:我很有耐性。我曾在亲叔叔,四品文官伊里纳尔赫·波图金手下干了二十二年。您知道他吗?”“不知道。”“那可要祝贺您。不,我很有耐性。不过,‘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吧’,像我那位可尊敬的教友,被判了火刑的大主教阿瓦昆所说的那样。我的同胞们使我惊讶,亲爱的先生。他们都灰心丧气,无精打采,可同时他们又满怀希望,稍微有点什么,就激动得要命。就拿这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吧——古巴廖夫先生把自己也算在内——他们都是绝顶的好人,同时又是绝望与狂喜的混合物,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未来。一直在说:将来一切都会有的,会有的。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在罗斯,整整十个世纪毫无创造,无论是在经营管理,在法庭,还是在科学、艺术,甚至手艺……可是别着急,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有的。可为什么会有呢,请问?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虽然糟透了;可是人民……啊,这伟大的人民!您看见过农民的粗呢上衣吗?一切都出自于它。其他一切偶像都打倒,可是让我们坚信这件粗呢上衣吧。噢,万一这件粗呢上衣失败了呢?不,他决不会失败的,请您读读柯汉诺芙斯卡娅的小说吧,那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真的,我要是个画家,我就要画这样一幅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面前,对他深深鞠躬:救救我吧,农民老哥,我已经病得快要死了;而农民呢,也对受过教育的人深深施礼:教教我吧,他说,绅士老爷子,我愚昧得快要死了。但是他们,当然啰,双方都在原地不动。其实只要真正的——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谦虚一些,从老大哥们那里少许借一些他们想出来的比我们早、比我们好的东西,而且向他们借用一点就成啦!仆役,noch ein Gläschen Kirsch!您别以为我是酒徒,不过酒精能使我开怀畅谈。”“您刚才讲了那一番话以后,”李特维诺夫微笑着低声说,“我就无须再问您属于哪一派,以及您对西欧的看法了。但是请允许我对您提一点意见。您刚才说,我们应当借鉴、效法我们老大哥们的经验。但是怎么能不考虑到气候、土壤、地区和民族特点等条件而去仿效呢?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向布津诺普订购了一座功效优良的生铁簸谷机,这座簸谷机确实十分好——可是结果如何呢?整整五年搁置在棚子里,一点用处也没有,直到美国木制的簸谷机代替了它——这种木制的簸谷机跟所有的美国机器一样,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习惯。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不能瞎仿效啊。”

波图金抬起了头。“我真没料到您会有这种反对意见,最尊敬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他稍稍停顿一下,又说了起来,“谁在逼迫您瞎仿效呢?您采用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用于我们,所以您一定会考虑,一定会选择。至于说到结果嘛——那么您大可不必担心:它们的特点就在于能适应您刚才提到的地域、气候等条件。您只需提供良好的食品,人民的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消化它,当机体日趋健壮,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果实。就以我们的语言为例吧。彼得大帝引进了成千上万的外来语:荷兰的、法国的、德国的,等等。俄国人民必须去熟悉这些词句所表达的概念,彼得毫不客气,老老实实地把这些词句大盆装,大桶盛,一股脑儿倒进我们的肚子。一开头,当然啰,简直像个怪物,可是后来——出现了我刚才对您说的那种消化过程。新的概念嫁接成活了,被吸收了。外来的形式逐渐消失,语言在自己本身之内找到了代替外来形式的东西,现在即使是您的恭顺的仆人——我这个极为平庸的作者,无论翻开黑格尔著作的任何一页,都能翻译出来——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黑格尔的著作——而且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词。应当希望在别的领域也能发生类似语言所经历的变化。全部问题在于——本性是否健壮?而我们的本性——没什么,承受得住:没有什么可伤脑筋的。唯有神经不健全的、病弱的民族,才会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独立而担忧。正如唯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会一讲到什么我们是俄国人呀就兴奋若狂。我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但绝不因它而狂喜,因为不好意思,先生。”“说得都对,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这回该李特维诺夫说话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经受这种考验呢?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一开始简直像个怪物!哦——万一这种怪物一直保留下去呢?您自己也清楚,它是保留下来了。”“不仅在语言方面——这可意义深长!这是我们的人民做的,不是我做的;他们注定要通过这种考验,这也不是我的过错。斯拉夫主义者大叫大嚷:‘德国人的发展是正常的,让我们也能正常的发展吧!’可是这种发展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民族最初第一个历史行动——从海外召来一位大公——就是不正确,不正常的,至今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肯定会对某些外来的、非俄罗斯的事物说:‘来呀,来管理我,统治我吧。’我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当我们把外来事物的本质装进自己的躯体时,绝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装进去的是一块面包还是毒药?但是众所周知:从‘坏’进展到‘好’,向来不是通过‘较好’,而永远是通过‘较坏’的过程——毒药在医药上往往是有益的。唯有蠢汉和滑头才会扬扬得意然而彬彬有礼地指出,农奴解放以后农民更加贫困,取消专卖之后他们更加酗酒……只有经过‘较坏’才能走向‘好’!”

波图金伸手摸摸脸。“您问过我对西欧的看法,”他又说了起来,“它使我吃惊,我对它的原则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我毫不认为应该掩盖这一点。我早已……不,不久以前……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信念了……是啊,您刚才也毫不犹豫地对古巴廖夫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谢天谢地,我早就不去顾虑谈话对方的观点、见解和习惯了。从实质上来说,我觉得再也没有不必要的怯懦和可耻的阿谀奉承更坏的事了。您瞧我们有些达官贵人讨好一个在他眼里一钱不值的大学生,简直是逗弄他,像兔子似的向他奔跑过去。嗐,就算这位达官贵人如此举动是为了沽名钓誉吧,那么咱们这位老弟,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要虚与委蛇呢?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是西欧派,我崇拜西欧。说得准确点,这就是说,我崇拜高度的文化,正是我们这儿现在如此亲昵地拿来取笑的高度的文化——文明——对,对,这个词更好些,我全心全意地热爱文明,对它满怀信心,我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信仰。这个词:文——明(波图金一字一顿地说得清清楚楚)——又明确,又清楚,又神圣,其他所有的词,民族性啦,还有什么光荣啦,一股血腥气……上帝保佑!”“哦,那么俄罗斯呢,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您爱自己的祖国吗?”

波图金抬起手来抹了抹脸。“我极端爱它,也极端恨它。”

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这是老调,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这是老生常谈。”“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了不起?这有什么可怕的!老生常谈!我可知道许多好的老生常谈。比如说吧,自由和秩序——这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照您看来,我们的什么官位等级、紊乱无章啦等更好?此外,难道那些使得许多年轻脑袋迷醉的句子——可鄙的资产阶级,souveraineté du peuple,工作权,等等,难道这些不是老生常谈?至于说到爱,跟恨是分不开的……”“拜伦主义,”李特维诺夫打断他的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您错了,对不起,先生。第一个指出这两种感情的混合的人是卡图尔,两千年之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是从他的作品里读到的,因为我稍懂一些拉丁语,这是由于,如果我胆敢这么表达的话,由于我家世代都是牧师的缘故。是的,先生;我对自己的俄罗斯,这个奇怪、可爱又可憎的亲爱的祖国,是又爱又恨。我现在离开了它,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需要出来散散心。我离开了俄国,在此地感到非常愉快和快乐,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不久即将回去。俗话说,花园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野莓果在这里长不好!”“在此地您觉得高兴,您觉得愉快,我也感觉不错,”李特维诺夫说,“虽然我是来学习的,但是并不妨碍我看到这一类玩意儿……”他指指两个过路的娼妇,身旁有几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的跑马俱乐部的成员;他还指指赌厅,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了,依旧是水泄不通。“有谁告诉您,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呢?”波图金接着说,“不过请原谅我,您的意见使我回忆起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那些倒霉的新闻记者,他们扬扬得意地指责英军指挥失策,其实这是《泰晤士报》自己揭露过的。我本人并不是乐观主义者,我绝不至于用玫瑰色来看待全人类,看待我们整个人生,这出以悲剧告终的喜剧。但是为什么要把那些也许是生根于我们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偏偏去硬加给西欧呢?这赌场确实不像话,呣,可我们土生土长的赌博的骗局莫非更好看些?不,敬爱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咱们还是更谦虚一点,平静一点吧: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如果您一定想用腐朽的西欧作为消遣的话题,那么您瞧,正好珂珂公爵骑着马小步跑过来了。他一定在那张绿呢桌上,一刻钟之内输掉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压榨出来的代役金,他很爱激动,此外,我今天看见他在玛尔克斯的书店里翻阅一本维里奥的小册子……您可以找他谈谈,他挺合适……”“别忙,别忙,”李特维诺夫看见波图金要从座位上抬起身来,急忙说道,“我跟珂珂公爵一点不熟,再说,我当然宁愿跟您谈谈……”“非常感谢您,”波图金打断了他的话,站起身来,微微一鞠躬,“不过,我已经跟您谈了不少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谈。而您,显然,您自己也能发现,一个人老在独自夸夸其谈,总觉得有点难为情,不大自在。特别是初次见面: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下次再见吧……我,再重复一句,能够认识您,我感到非常高兴。”“等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至少也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您是否打算在这儿长住?”

波图金似乎有点厌烦了。“我在巴敦还要耽搁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是在玛尔克斯。或者还是我去看您吧。”“总之我应该知道您的住址。”“好的。不过,我并非独自一人。”“您结婚了?”李特维诺夫突然问道。“不,哪儿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过有个姑娘跟我在一起。”“啊!”李特维诺夫摆出一副客气的样子,道歉似的在嘴里哼了一声,垂下了眼睛。“她才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孤儿……一位夫人……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女儿。我们还是在这儿碰头的好。再见,先生。”

他把帽子低低地压在长满鬈发的头上,疾步走去,在通往李赫顿泰勒林荫道的煤气灯光暗淡的小路上,他的身影闪现了一两次。

6

“怪人!”李特维诺夫心想,走向自己下榻的旅馆,“怪人!一定要再找他谈谈。”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桌上有一封信射进他的眼帘。“啊!达妮雅的信!”他想,还没有看信就高兴起来。不过这封信来自乡下,是父亲寄来的。李特维诺夫拆开带有纹章的厚实火漆,立刻读了起来……一股浓郁好闻而又熟悉的芬芳使他感到惊讶。他四下张望,发现窗台上一杯清水里插着一大束新鲜的天芥菜花。李特维诺夫不无惊讶地俯身摸摸花朵,闻着花香……仿佛有什么勾起了他的回忆,非常遥远的过去……可究竟是什么,他却一丝儿也想不起。他按铃叫来仆役,问他这花束从何而来?仆役回答,这是一位夫人送来的,她不愿留下姓名,但说,看了这些花,他一定能猜到她是谁。李特维诺夫仿佛又回想起什么往事……他问仆役,这位夫人的外貌如何?仆役解释说,她高高的身材,穿着精致,可是戴着面纱。“显然是位俄国的伯爵夫人。”他又添了一句。“您有什么根据呢?”李特维诺夫问。“她赏了我两个银币呢。”仆役回答,咧开嘴笑了。

李特维诺夫打发他走了,久久地伫立窗前,陷入沉思。终于挥挥手,算啦,又去阅读乡下的来信,信里满纸都是父亲通常的牢骚,再三抱怨粮食白送都没人要,说人们都不听话了,看来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你想想看吧,”他顺便写道,“你还记得我最近用的那个车夫,加尔梅克小伙子吗?他毁啦,老天爷,幸好几个好心肠的人劝我把他送往梁赞去找一位神甫(有名的驱邪能手),否则他肯定没救了,再也没人替我赶车了。真的,疗效是再好也没有了,现特将神甫的信转寄给你,以作证明。”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把这份“文件”浏览一遍。内容如下:“家奴尼康诺尔·德米特里耶夫得了一种非医药所能治疗的恶疾:此病系恶人所致。尼康诺尔得病是咎由自取,因为他对某一姑娘不守诺言,因此她通过某些人的手把他整治成个毫无用场的废物。在这种情况下若不是我来帮他的话,他就得像一条菜青虫似的彻底毁灭。可是俺,凭借着万能神眼,保住了他的生命,至于我的做法,这可是个秘密。我请求您大人阻止——也不妨威胁——这个姑娘别再施用妖术,否则她还会害他的。”李特维诺夫再三思索着这份文件,它向他散发着荒僻草原的气息和黑暗愚昧的生活的霉味,他居然在巴敦这种地方读到它简直是咄咄怪事。时钟早已打过十二点了,李特维诺夫躺上床,熄灭了蜡烛。但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所见过的面庞,听过的话语,在他被烟草熏得昏昏沉沉、发热的头脑里不断萦回旋转,古怪地纠结成一团。忽然他好像听到古巴廖夫牛叫一般的话语声,眼前浮现着他朝下看的眼睛和迟钝执着的目光。突然这双眼睛激动了,跳了起来,于是他认出了苏汉奇柯娃,听见她嘶哑的声音,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低低地重复着:“打了,打了他一记耳光。”一会儿又是波图金的笨拙的身躯在眼前浮动,于是十次、二十次地想起了他的每一句话。突然,渥罗希洛夫像一个玩偶似的从鼻烟壶里跳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旧大衣,但是穿在他身上就像崭新的礼服一样。毕沙尔金聪明而傲慢地点着他那修剪精致而且确实思想纯正的脑袋。那儿是宾达索夫在高声叫着,斥骂着,庞巴耶夫欣喜得眼泪汪汪……而最主要的是这股香味,又甜又浓的香味,讨厌地缠着他,不让他安宁,而且在黑暗中它越来越浓,越来越执着地使他想起什么,但究竟是什么,他却丝毫也不能抓住……李特维诺夫突然想到,夜晚卧室里有花香对身体有害,于是他起来,摸索着拿起花束,把它放到邻室。可是那股折磨人的香味仍旧从那儿钻到被子里和枕头上,他烦恼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发烧了。那位神甫,“驱邪大师”,变成一只有着大胡子和小辫子的非常灵活的兔子,一连两次挡住他的去路;渥罗希洛夫像一只夜莺栖在灌木丛里似的蹲在巨大的将军帽缨上,还啼叫着……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拍着双手,叫了一声:“难道是她?绝不可能!”

不过,为了把李特维诺夫这一声叫嚷解释清楚,我们要请求读者宽容,跟随我们回到若干年之前……

7

50年代初,莫斯科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奥西宁公爵大家族,他们的境况非常窘迫,几乎到了贫困的地步。这些人不是什么鞑靼人,格鲁吉亚人,而是留里克的后裔,真正的皇族。他们的名字经常在记载第一批莫斯科大公,俄罗斯土地的开拓者们的史册中见到。他们占有广垠的世袭领地,大量的地产,不止一次由于“效忠、流血和负伤”得到褒奖,他们出席皇上亲自主持的贵族会议,其中一位甚至得到特许,签名时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个“维奇”以示恩宠。但是政敌诽谤他们“搞巫术和蛊毒”,由此失去了帝王的恩宠而被贬黜。“可怕而永久地”剥夺了他们的产业,削去他们的爵位,流放到边远地区。奥西宁家族从此一蹶不振,伤了元气,再也不能重振家业了。后来逐渐取消对他们的剥夺,甚至把“莫斯科的宅第”和“动产”归还了他们,不过仍然无济于事。他们这一族贫困了,“破落了”——在彼得大帝时代没有振兴起来,在叶卡杰琳娜时代也没有,他们的地位日渐衰微,处境不断低落,以至家族之中已经有人去当私家经理,酒业事务所官吏和警长等等了。我们此地要谈的奥西宁一家由丈夫、妻子和五个孩子组成。他们住在狗广场附近一座木造的平房里,正门面对大街,大门上绘着绿色的狮子以及显示贵族身份之类的玩意儿。这一家子经济拮据,在副食店里赊账,冬季经常既不生火取暖也不点蜡烛。公爵本人是个萎靡不振的人,而且有些愚蠢,从前也曾是个美男子、浪荡公子,但如今完全不修边幅了。他在莫斯科一个老衙门里当差,薪俸不多,头衔特别,而且什么公事也不用办。给他这个差使,与其说是尊重他出身名门望族,不如说是看他妻子——昔日宫廷女官的面子。他什么事也不过问,从早到晚只管抽烟,总穿着宽大的晨衣,呼哧呼哧喘气。他的夫人是个病病歪歪的凶婆子,成天为了家务琐事,为了把孩子们送进免费学校操心,为了得到彼得堡熟人的支持而操心,她始终不满足目前的处境,不能安于远离宫廷。

李特维诺夫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时认识了奥西宁一家,曾经替他们出过点力,还有一次借给他们三百卢布。正巧他的寓所离他们家不远,因此他的儿子,一个大学生,经常去拜访他们。其实吸引他的并非因为两家住得近,更不是羡慕他们那种不舒适的生活方式:自从他爱上了奥西宁家的大女儿伊琳娜,便经常去拜访他们一家。

她当时十七岁,因为母亲和女校长发生龃龉而让她辍学。这件不愉快的事的起因是:在一次公开演出的时候,本来应该由伊琳娜去朗诵一首欢迎督学的法语诗,可是在典礼开始之前,女校长临时让家财万贯的包税人的女儿代替了她。公爵夫人咽不下这口恶气。而且,伊琳娜本人也不能宽恕女校长这样的不公正。她早就梦想着她能当着大庭广众站起来朗诵诗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然后莫斯科会怎样地谈论她……确乎如此,莫斯科是会谈论伊琳娜的。这位姑娘亭亭玉立,婀娜苗条,略嫌平塌的胸部,柔嫩而窄窄的双肩,在她那样的年龄少有的苍白无泽的肌肤,细瓷般的光洁,一头浓密的浅黄头发:深色的鬈发和浅色的头发浓淡相间,别有情致。她的容貌清秀,可说是端正优雅,还没有完全丧失唯有少女才具有的天真无邪的神情。然而当她慢慢低垂那美丽的颈项,从她那又似慵懒,又似心不在焉的浅笑中,显露出这是一位神经质的小姐。在她那微含笑意的薄薄的双唇,那纤巧然而略窄的鹰钩鼻的线条里,却有一种无论对旁人或是对她自己都有危险的任性的激情。然而惊人的,真正使人震惊的还是她那双眼睛,颜色深灰而又闪烁着微绿的光彩,宛如埃及众神的细长的、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眼睛,闪闪有光的长睫毛,弯弯的双眉。这双美目的表情也很奇特:它们的顾盼,凝眸注视,都仿佛来自不可知的深处和远方。伊琳娜在学校是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优秀学生,但是她的脾气变幻无常,喜欢发号施令,而且胆大妄为。班上的一位女教师曾经预言她的激情会毁了她——“vos passions vous perdront”,而另一位教师则责备她冷酷无情,把她叫作“une jeune fille sans coeur”。伊琳娜的女友们认为她高傲自大,城府很深。她的弟妹都有点怕她,母亲不信任她,而父亲呢,每当她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注视着他,他就觉得不自在。不过父母心里对她都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尊重,这并不是由于她的品德,而是由于一种特别的、模糊的期望,天知道,她怎么会在他们心里激起这种期望的。“你等着瞧吧,普拉斯柯维雅·达尼洛芙娜,”有一天老公爵从嘴里取出烟袋嘴,说道,“阿琳卡会使我们发迹的。”

公爵夫人生气了,说丈夫“des expressions insupportables”,但是沉默了一会儿,又含含糊糊地说:“是的……咱们要能发迹该有多好。”

伊琳娜在家里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其实对她并非娇纵,而是有点敬而远之,但是也并不跟她顶撞:这正合她的心意……有时小店老板登门讨债,吵嚷得满院子都听得见,说他实在厌烦跑来要钱了;有时仆人们也当面骂自己的主人,说你们算什么公爵,两手空空,一贫如洗。遇到这种过于有伤体面的场合,伊琳娜总是端坐不动,连眉毛也不抬一抬,沉着脸,带着恶意的冷笑。她的双亲宁愿挨骂也不愿看见她这种笑容,他们觉得自己有罪,无辜而有罪,对不起这个人物,她这个人物似乎生来就有权享受荣华富贵,受人崇拜的。

李特维诺夫对伊琳娜是一见钟情(他不过大她三岁),但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得到对方的回报,而且根本没引起她的注意。在她对他的态度里,甚至流露出一丝敌意,仿佛他真的是欺侮了她,她把这种侮辱深埋心底,但不能宽恕。那时候,他过于年轻,过于质朴,不能够理解在这种敌意甚至是轻蔑的无情之下掩盖的是什么。他经常忘了作业与笔记,坐在奥西宁家的不愉快的客厅里,偷眼瞧着伊琳娜:他的心慢慢地痛苦起来,胸口发闷。她似乎嗔怒,又似乎烦闷,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冷冰冰地看他一眼,像是瞧着一张桌子或是一把椅子,耸耸肩膀,握着双手;或是整个晚上,甚至在跟李特维诺夫说话时,有意一眼也不瞧他,似乎连这点脸也不肯赏;或者甚至她拿起一本书死死盯着看,其实并没有阅读,她皱起眉头,咬着嘴唇,突如其来地大声问父亲或是兄弟一句:德语中忍耐二字怎么说的?他像是一只鸟落入了陷阱,受尽折磨,不停地挣扎,想要冲开这个窘境,因而他离开莫斯科一星期。他差点没烦恼和寂寞得发疯,他生病了,瘦损了,只得再去奥西宁家……真是怪事!在这些日子里,伊琳娜也明显地瘦了,面色发黄,两颊凹削……但是待他更为冷淡,几乎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蔑视,就像他又加重了他那曾经加给她的那种神秘的侮辱……似这般她整整折磨了他两个月。这以后,忽然在一日之内全部起了变化。爱情像大火突然燃烧,像密云突然飞落。有一天——他久久记得这一天——他照旧坐在奥西宁家客厅的窗下,茫然地向外眺望,他苦恼,烦闷,瞧不起自己,但又没有力量离开……如果窗下是一道河流,他真想纵身跳下去,虽然怀着恐惧,但决不惋惜。伊琳娜坐得离他不远,古怪地沉默着,一动也不动。她已经好几天压根儿不跟他说话了,而且也不跟任何别人讲话,老是用手托着脸坐着,仿佛困惑不解,只是偶尔慢慢地打量着四周。李特维诺夫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冷酷的折磨,他站了起来,没有告辞,开始找自己的帽子。他突然听见一个轻轻的低语声:“请留下。”李特维诺夫的心颤抖了,他并没有立刻辨出是伊琳娜的声音,因为这一句话里有点不平常的地方。他抬起了头,立刻愣住了:伊琳娜温存地,是的,温存地凝视着他。“请留下,”她又说了一句,“不要走。我想跟您再待一会儿。”她更加压低了声音,“我要您……别走。”他完全不能理解,不能明白他此刻在做什么,只是伸出双手朝她走去……她马上把自己的双手递给他,然后嫣然一笑,脸涨得通红,又转过身去,一直微笑着走出了房间……过了几分钟,她带着妹妹一起回来了,再次久久地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坐在自己身旁……起初,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喘息着,满脸通红,然后仿佛羞怯地自言自语地开始询问他的学业,这是她前所未有的。当天晚上,她几次向他表示歉意,说在这以前没有认出他的优点,而且一再请他相信,她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突然用一种共和派的出乎常规的举动使他感到惊讶(他当时正倾倒于罗伯斯比尔,也决不大声地对马拉妄加议论),一周以后他才弄明白:她爱他。是的,他久久记住这第一天……但他也没有忘记接踵而来的那些时日——当时,他又惊又喜地亲眼看见,清晰地看见,突如其来的幸福在萌芽,在成长,然后终于突然涌现出来,不可抗拒地占据了他眼前的一切,但他仍禁不住要怀疑,而且不敢相信这一切。初恋的光辉灿烂的一瞬间来临了,它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不会也不应该有两次的。伊琳娜突然温顺得像一只小绵羊,柔和得像一缕丝,而且是无边的善良。她居然给几个妹妹上课了——不是钢琴课,她不是音乐家,而是教法语、英语。她为她们讲课,管理家务,一切她都感到有趣,一切都吸引她。有时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有时又沉浸在无言的深情之中。她设想着嫁给李特维诺夫之后,她将要做些什么(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要结婚),她制订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提出无尽无休的建议,他们两人将如何生活……“工作呢?”李特维诺夫提醒说……“是的,要工作,”伊琳娜重复着,“要读书……但是最主要的是去旅行。”她特别急于离开莫斯科,李特维诺夫对她讲,他还没有读完大学呢,她每次都先略作沉吟,然后加以反对说,可以到柏林或是别的地方去读嘛。伊琳娜不大控制自己感情的流露,因而对公爵和公爵夫人来说,她对李特维诺夫的好感并没有长期成为秘密。他们并没有感到高兴,不过衡量了种种情况之后,认为也没有必要马上加以“veto”。李特维诺夫的财产虽然相当可观……公爵夫人指出,“但是门第,门第!……”“嗯,当然啰,门第,”公爵回答,“可他毕竟不是平民出身,但是最主要的是伊琳娜不会听我们的话。什么时候她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Vous connaissez sa violence!何况什么都还没有确定呢。”公爵发着议论,然而马上又心想:“难道她将来就仅仅是李特维诺娃夫人?我还别有指望呢。”伊琳娜却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未来的丈夫,而且他也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在她的手里。他仿佛卷进了旋涡,仿佛失魂落魄……他觉得既是害怕又是喜悦,任什么也不惋惜,任什么都能割舍。他反复思量着夫妇生活的意义、义务,还寻思着他这样百依百顺,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而且伊琳娜将会是怎样的妻子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正确——他简直不能判断。他的热血沸腾,他只知道一桩:跟着她,跟着她,一直往前走,一切都不去管它!但是尽管李特维诺夫这方面是百依百顺,伊琳娜这面又充满了柔情蜜意,仍然免不了会发生一些误解与冲突。有一天他直接从学校跑去看她,穿着一件旧礼服,两手染着墨渍。她和往常一样带着温柔的问候跑来迎接他,但是突然停住了脚步。“您没有戴手套,”她不慌不忙地说,马上又加了一句,“嘘!瞧您……这个大学生!”“您也太考究了,伊琳娜。”李特维诺夫讲。“您……是一个道地的大学生,”她又重复一句,“vous n’êtes pas distingué.”

于是,她扭转身子走出了房间。尽管一小时以后,她又来求他宽恕……通常,她非常愿意在他面前痛悔前非,承认过错,不过——真是怪事!她经常几乎是含着眼泪责备自己动机不良,其实这种动机她并没有,但是对自己真正的缺点却坚决否认。有一次,他看见她眼泪汪汪,双手捧着脑袋,头发蓬松散乱。这时,他非常惊慌,询问她为什么难受,她默默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指指自己的胸口。李特维诺夫不禁吓了一跳。他脑中一闪:“肺结核!”于是他抓住她的一只手。“你病啦?”他颤声说道(他们早已在紧要时刻以“你、我”相称了),“我马上去请医生……”

但是伊琳娜没等他讲完,就懊丧地跺了一下脚。“我一点没病……可这件衣裳……难道您还不理解?”“什么?……这件衣裳……”他莫名其妙地说。“什么?就是这个,我只有这一件,它已经旧了,难看极了,可我不得不每天穿着这件衣裳……甚至当你……当您来……你看见我这么邋里邋遢,总有一天会不爱我的!”“得了,伊琳娜,你说到哪里去啦!这件衣裳也很可爱……而且我初次见到你,你穿的就是这件衣裳,因而它对我很宝贵。”

伊琳娜脸红了。“请您,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请您不要提醒我,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第二件衣服。”“请您相信我,伊琳娜·巴甫洛芙娜,你穿上它非常合适。”“不,它难看,真难看。”她一再说,激动地扯着自己的又长又软的发卷,“啊,这贫困,贫困,黑暗!有什么法子才能摆脱这种贫困!有什么法子才能脱离,脱离这种黑暗的境地!”

李特维诺夫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微微扭过脸去。

突然伊琳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但你是爱我的,是吗?你爱我吗?”她轻声说,把自己的脸向他凑过去,她的双眼,虽然还饱含泪珠,却已闪耀着幸福的欢愉,“即令我穿着这种难看的衣裳,你也爱我?”

李特维诺夫跪倒在她跟前。“啊,爱我吧,爱我吧,我亲爱的;我的救星。”她柔声说,朝他微微弯下身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逝,一周周过去,虽然还没有什么正式的表示,虽然李特维诺夫一直拖延着没有向她提出求婚,当然,这并不出自他的本意,而是在等待伊琳娜的命令(她有一次说过,咱俩似乎年轻得可笑,应该在我们的年龄上哪怕再加上几个星期呢)。但是正当一切将要顺利结束,前途日益明晰地显露出来的当口,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像驱散路上的轻尘一样,把全部的设想和计划吹散了。

8

这年冬天,皇室来到莫斯科。宴会一个接着一个,这次轮到贵族会议举行经常性的盛大舞会。尽管舞会的消息是以启事的形式登在《警署公报》上的,然而也传到了狗广场上的这所小房子里。公爵第一个动了心:他立刻决定一定要去,而且要把伊琳娜带去,如果错过觐见自己君王的机会是不可宽恕的,对于世袭贵族来说,这甚至是自己家族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完全一反常态,带着特别的热情坚持自己的主张。公爵夫人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他,只不过为了这笔花销而唉声叹气,伊琳娜却坚决反对。对父母亲列举的种种理由,一概回答说:“没必要,我不去。”她的执拗使老公爵最后决定请李特维诺夫去努力说服她,向她提出种种“理由”,什么一个年轻姑娘害怕涉足社交界是不体面的,什么这种事也该“体验体验”啦,什么照眼前这个样,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见到她,李特维诺夫就向她提出这种种“理由”。伊琳娜专注地凝视他,这副专注凝视的神态使他惶惑起来,她却玩弄着腰带,安详地悄声问道:“您希望我去?您?”“是的……是我,”李特维诺夫讷讷地回答,“我同意您父亲……而且为什么您不去一趟呢……见见世面,也显露一下自己。”他说,短促地一笑。“显露自己,”她缓缓地重复着,“那么,好吧,我去……不过请您记住,这是您自己要我这么做的。”“我是因为……”李特维诺夫刚要讲话。“您自己愿意的,”她打断了他的话,“还有一个条件:您必须答应我,您不要去参加这个舞会。”“这又为了什么?”“我希望这样。”

李特维诺夫摊开双手。“我服从……不过,我承认,我若是能看见您穿着全部盛装,亲眼看到您一定会产生的影响……会非常快乐的,我将会为您而自豪!”他又叹息着加了一句。

伊琳娜冷冷一笑。“全部盛装只是一件白色的舞衣,至于影响嘛……嗨,一句话,我是要的。”“伊琳娜,你像是有点生气了?”

伊琳娜又是冷冷一笑。“噢,不!我没有生气。不过你……(她双眸凝视着他,他觉得他从未见过这双眼睛有这样的神情。)也许,需要这样。”她低声添了一句。“可是伊琳娜,你爱我吗?”“我爱你。”她几乎是庄严地、郑重地回答,跟男人似的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在以后的几天里,伊琳娜一直在精心准备自己的打扮、自己的发式。舞会前夕,她身体有点不适,坐不住,有一两次还独自暗暗哭泣。可是当着李特维诺夫的面,她脸上总是挂着呆板的微笑……然而,对他仍是那么温柔,只不过有点心不在焉,不时照照镜子。舞会的当天,她非常沉默,脸色苍白,然而很平静。晚上九点钟,李特维诺夫来看她。她出来见他,身上穿着一袭透明的白纱长衣,微微高耸的发卷上插着一枝不大的兰花。他完全吃惊了:在他眼里,她竟是如此美丽端庄,庄严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是啊,她从早晨起就长大了。”他心里想,“简直是仪态万方!真的,这就是所谓的血统吧。”伊琳娜垂手站在他面前,不笑,也不矫揉造作,两眼根本不瞧他,而是果断地甚至大胆地径直瞧着远处的什么地方。“您真像是童话里的公主,”李特维诺夫终于说,“或者,您真像临阵前的统帅,胜利前的统帅……您不允许我参加这个舞会。”他接着说,这时,她依旧是一动不动,并不是不在听他,而是在注意着另一种内心的语言,“不过,您总不至于拒绝把我献给您的这些花带去吧?”

他递给她一束天芥菜花。

她很快地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伸出了一只手,突然抓住插在头上的花,低声地说:“愿意吗?你只要说一个字,我就把这些扯下来,留在家里不去了。”

李特维诺夫的心好像猛地往下坠落。伊琳娜的手已经要把那枝花扯下来……“不,不,为什么呢,”他急忙接着她的话说,一种高尚慷慨的感情涌上心头:“我绝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为什么限制自由……当我知道,你的心……”“唔,那么请不要挨近我,会把衣裳弄皱的。”她急急忙忙说。

李特维诺夫惶惑了。“花束能带去吗?”他问。“当然喽,它很好看。而且我非常喜欢这种香味。Merci……我将永远记住它……”“纪念您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李特维诺夫指出,“您的第一次胜利。”

伊琳娜微微弯下身子,侧着脸从肩上望望镜中的身影。“我真的那么好看吗?您不是对我有所偏爱吧?”

李特维诺夫滔滔不绝地赞美着。但是伊琳娜已经不再听他,自管把花束凑近面庞,她的异样的、仿佛变得暗淡的、张大了的眼睛又凝望着远方,微风吹得薄薄的缎带在她肩后飘动,像是长了一双翅膀。

公爵来了,他卷了头发,打着白领结,穿着褪色的黑礼服,扣眼里挂着贵族奖章的弗拉基米尔绶带。公爵夫人跟在他后面,穿着老式剪裁的绸裙,脸上带着严肃的关切——做母亲的总是设法用这种神态来掩盖自己的激动不安——站在女儿背后替她整整服饰,也就是说毫无必要地抖一下她的衣褶。两匹毛茸茸的驽马驾着一辆四座位的驿站旧式大轿车,轮子滚动在没有扫掉的雪堆上吱嘎吱嘎直响。马车驶到大门口,一个穿着仿佛是假的、金银镶边号衣的孱弱的仆役,从前厅跑了过来,鼓足了勇气报告:马车已经备好……公爵和公爵夫人替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做了临睡前的祝福,然后裹着皮大衣向门口走去。伊琳娜穿着又薄又短的肥大的大衣——啊,她是多么恨这件又肥又大的衣服啊!——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李特维诺夫送着他们,期待着伊琳娜能够给他临别的一瞥,然而她坐进马车,连头也不回。

临近午夜,他在俱乐部窗下走过,无数巨大枝形吊灯的光芒透过红色的帷幕散发出点点光亮,整个广场上停满了轻便马车,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曲的旋律兴冲冲而放肆地在广场上回荡。

第二天一点钟,李特维诺夫到奥西宁家去了。他只见到公爵一个人,公爵马上就告诉他说,伊琳娜头疼,她躺在床上,要到晚上才起来,还讲什么在参加第一次舞会之后,出现这种心绪不宁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C'est très naturel, vous savez, dans les jeunes filles.”他用法语又添了一句,这使李特维诺夫感到有些惊讶,同时他发现公爵不像往常一样穿着晨衣,而是穿着礼服。“而且,”奥西宁接着说,“发生了昨天那样的大事,她怎么能不病呢!”“大事?”李特维诺夫咕噜了一声。“是呀,是呀,大事,大事,de vrais événements。您真想象不到,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quel succès elle a eu!整个宫廷都注意到她了!亚历山大·菲陀雷奇公爵说,她的位置不在此地,而且她使他想起德冯西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哦,您知道,就是那位……有名的……而勃拉辛格拉姆普甫老伯爵,嚷嚷得全体都听见,说伊琳娜——la reine du bal,而且希望能把自己介绍给她。他也对我自我介绍了一番,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他还记得我当骠骑兵时候的样子呢,而且还问起我此刻在哪里服役。这个伯爵真有趣,而且是adorateur du beau sexe!就别提我了!连我的公爵夫人……人们也不让她安宁:就连娜达里娅·尼基金施娜也亲自跟她说了话……还要怎么着?伊琳娜avec tous les meilleurs cavaliers跳了舞,不断把他们介绍给我,介绍给我……我连数也数不清了。您信不信:所有的人成团地围着我们转;跳玛祖卡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来请她。有一个外国外交官,知道她是莫斯科人之后,对皇上说:‘Sire, décidément c’est Moscou qui est le centre de votre empire!’另一位外交官又添了一句‘C’est une vraie revolution, sire’,révélation还是révolutìon反正是这一类的话吧,是呀……是呀……这个……这个……我对您说吧,这可真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哦,那么伊琳娜·巴甫洛芙娜她自己怎么样?”李特维诺夫问道,刚才公爵说话的时候,他觉得手脚发冷。“她高兴吗?她满意吗?”“当然高兴;她还能不满意!哦,您知道,当然啰,她一下子真有点发蒙了。昨天,大家都对我说:这真了不起!jamais on ne dirait que mademoiselle votre fille est à son premier bal。列辛巴赫伯爵,顺便说说……您一定知道他的……”“不,我一点不知道,从来也不认识。”“我妻子的堂兄……”“我不认识他。”“富豪,宫廷高级侍从,住在彼得堡,一个有影响的人,他信任里夫兰所有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瞧不起我们……我也不去逢迎这种人。J’ai l’humeur facile, comme vous savez。就是这个人,他坐到伊琳娜身边,跟她谈了足有一刻钟,也不会更多,然后对我的公爵夫人说:‘Ma cousine.’他说:‘votre fille est une perle;c’est une perfection,大伙都来祝贺我有这么一个外甥女……’后来,我看见他走到……一个大人物跟前,嘴里说着话,可眼睛一直瞧着伊琳娜……于是,嗯,那个大人物也瞧着……”“那么伊琳娜·巴甫洛芙娜今天整天不会出来了?”李特维诺夫又问了一句。“是的;她头疼得很厉害。她要我向您致意,感谢您的花,qu’on a trouvé charmant。她需要休息休息……我的公爵夫人去拜客了……我自己也要,您瞧……”

公爵咳嗽两声,两脚走着小碎步,似乎不知道还要讲些什么才好。李特维诺夫拿起帽子,说不再打扰他了,过一会儿再来问候她的健康,于是走了出去。

他看见离奥西宁家不远的警亭前,停着一辆豪华的双座马车。仆人也穿着豪华的号衣,从车座上弯下身子,漫不经心地向一个芬兰岗警打听巴维尔·华西里耶维奇·奥西宁公爵的家在哪里。李特维诺夫朝车里望了一眼:里面坐着一个中年人,一张痔疾患者常有的灰黄面孔上满是皱纹,神情傲慢,希腊式的鼻子,凶相毕露的嘴——裹着一件貂皮大衣,从一切特征来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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