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们误读的世界:一个高级外交官海外的亲历亲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南生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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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误读的世界:一个高级外交官海外的亲历亲见试读：

前言

2000年，我调入外交部。此前，我曾先后在医药公司、进出口公司、工业集团公司等企业工作了17年，在高等学校工作了13年，在湖南省委机关、省二轻工业厅工作4年。调到外交部后，我曾先后出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外交部党校教务长，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大使，中国驻苏里南共和国大使。2013年3月起至今，任中国驻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

10余年来在五国五馆的履职经历，使我有幸亲身感受了“五种文化”：在埃及体悟到了“圣感”文化即阿拉唯一，阿拉神圣，了解到了穆斯林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到麦加朝圣，能喝上麦加的圣水，以出任圣职为荣，为了真主不惜圣战；在印度感受到了“苦感”文化，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人受苦越多，离神越近，来世越幸福；在南部非洲津巴布韦体验到了“悠感”文化，感受了南部非洲黑人对工作的悠哉心态，对性事的随缘心态，对财富的分享心态，对自然的依恋心态，对恩怨的超越心态，对死亡的淡定心态；在拉美苏里南和在美国旧金山，感受到了“罪感”文化：人人生来有罪，所以必须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自身的罪，从而得到心灵的安慰。由感受国外不同的文化，更加理解了我们中国人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在1985年春于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挥。“乐感”文化乐天知命，不相信有来世，没有人格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各种神灵导引，因而注重当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莫使金樽空对月”，容易追求及时行乐。“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本体特征。”“乐感”文化还强调实用理性，导致中国人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而不会死板固执。这种灵活变通，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圆”，要求我们为人处世尽量做到圆融、圆满。

对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够都有可能产生对世界的误读。我曾误以为可以用“差”“穷”“杂”“乱”“脏”“热”等六个字来概括印度，常驻印度的经历却使我认识到：印度再差，全民医疗免费已实行了几十年；印度再穷，其公立教育事业事实上却几乎是全民免费；印度再乱，没有发生过中国十年“文革”这样全局性、长期性的动乱；印度再腐败，却没有吃喝风，因一半以上的印度人是素食主义者，越是高种姓，越吃素；印度没有公车腐败风，因官员的车几乎都是国产车；印度没有买官卖官风，因官员基本上是选举产生的；印度官场没有铺张浪费风，即使是印度邦长、部长这样的高官，办公室也只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印度实际上是一个穷而不苦，杂而不乱，脏而不病，闹而不喧（当然还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急等现象）的国家。印度老百姓幸福指数很高，据报纸报道的民意测验结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印度人选择来生还当印度人。我曾误以为非洲很热，常驻津巴布韦才知道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南非等都是世界上气候宜人的国家之一。我曾误以为美国完全是花天酒地、铺张浪费的花花世界，常驻美国才发现美国还有另一面。美国人有的地方很“抠门”，例如，没有一个官员请我吃过一顿饭，我请旧金山市长吃饭，剩两块红烧肉，重量不到一两，人家还打包带回去，说是不能浪费。

对世界了解不够不等于对世界的误读，但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我愿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以减少我们对世界的误读。袁南生2014年7月10日

为国家道歉叫好

2011年5月的一天，苏里南总统鲍特瑟约我到总统府见面。一般来说，总统没有大事不会约见一国大使，总统约见我会跟我谈什么事呢？我确实心里没有底。我如约前往他的办公室，外长拉金在座。坐下不久，总统说道，苏里南公共工程部打算上马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先是跟中国大连一家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两个月后，又跟北京一家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会认为苏里南不讲信用，会给中国朋友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作为苏里南国家元首，已经就此事对苏里南公共工程部提出了批评，同时，约我来当面向中国大使表示道歉。

原来，2010年8月鲍特瑟赢得总统大选后，就推出了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包括建设苏里南到圭亚那、苏里南到法属圭亚那的跨国大桥，从首都市中心到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18000套低造价住房，等等。10月，苏公共工程部长访问大连，实地考察大连国际经济合作集团，并在大连签署了大连国际集团承接机场高速公路等项目的谅解备忘录。我刚好回国度假，赶到大连，和大连市有关市领导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我回到苏里南后不久，苏公共工程部把机场高速公路这一项目又交给中国另一家大型知名企业实施，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实，苏方将项目交给哪一家公司做，不管是中国公司还是其他国家的公司，完全是苏里南的内政。只要是交给中国公司做，就是对中国企业的信任，中国使馆都是支持的。鲍特瑟作为国家元首，亲自过问这一事项，说明了他对中国公司的重视，但就工程承包苏方重复签署有关文件这件事，他特意约见我并当面对我表示歉意，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毕竟，他贵为一国总统，与中国公司重复签约并不涉及中苏两国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大局。从苏里南总统当面向我道歉一事中，我感受到了总统对维护和发展中苏两国关系、加强双边合作的重视。同时也使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诚恳的道歉在消除误解、弱化矛盾、化解分歧、减少对抗、改进工作、促进和谐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和使馆的同事都从总统的真诚道歉中，感受到了丝丝善意和缕缕清风。

鲍特瑟就任总统以来，就某些事项公开表示道歉已不只一次。例如，2011年是苏里南国会成立145周年，鲍特瑟出席了国会专门举行的庆祝活动并发表了讲话。没想到他的讲话不仅没有赢得议员们的掌声，反而引起了议员们的反感和不满，即使是来自执政党的议员们也很不高兴。因为他当着议员们的面说国会的工作质量不理想，议员们水平有限，难以研讨更高层次的议题。4天以后，国会再次举行会议，鲍特瑟总统出席。议员冉杰辛在会上当面向总统“开炮”，说总统在上次国会会议上的言论是对国会的直接侮辱，损害了所有议员的尊严；其实国会议员们对政府运作有好多意见和不满，议员们虽然多次向政府质询，但政府总是拒绝回答；既然总统对国会如此无礼，国会应当为总统的言论发出正式的抗议。

没想到冉杰辛发言完毕后，鲍特瑟马上起立，表示要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国会道歉。他说他并没有到国会来侮辱国会议员的意思，他希望自己的道歉会被接受。最终，他的道歉赢得了包括来自反对党的议员的掌声。

是不是只有鲍特瑟总统公开道歉？非也。曾经道歉的不仅有现在的总统，也有前任总统。例如，费内西安前总统领导的民族党是苏独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党，费内西安曾三次担任总统，历时15年之久。2011年民族党在大选中失败，失去了执政地位。党的领袖、时任总统费内西安公开承认对大选失败负主要责任，并对全党和党的盟友深表歉意。

公开道歉的不仅有总统，还有政府部长等高官。例如，苏里南政府卫生部长瓦特贝赫因言语不慎，被人告到法院，经法院审理属实，法院判决卫生部长登报声明予以道歉，部长心悦诚服地予以照办。2010年圣诞节到2011年中国春节期间，苏里南社会治安状况不那么好，出现抢劫凶杀案件，并且迟迟破不了案。各报纷纷发文公开抨击负责此事的政府司法警察部长密斯匠。议员在国会对密斯匠提出质询，这位部长不得不作出解释，因答非所问且用词不当，又招来一轮新的批评，这位部长连忙以公开道歉来化解批评。

从鲍特瑟总统、费内西安前总统、卫生部长、司法部长等高官的道歉中，我亲身感受到了领导者的真诚道歉对领导者来说，往往不是减分，而是加分；不是有损于威信，而是有利于增加威信。公开道歉，是苏里南的领导者对问题的坦然面对，也是对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这明显拉近了官员和百姓的距离，增添了官民互信，有利于建立良性的官民互动关系。我感到，鲍特瑟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公开道歉，这实际上是以负责的态度公开问题，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苏里南，一些问题甚至一些社会危机，都因为领导者公开、及时、坦诚的道歉，正视问题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激发和调动公众一起参与解决问题、应对危机，使问题和危机得到解决。当然，也有个别官员掩盖问题，推卸责任，拒不道歉，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道歉是一种美德，这是现代国际社会主流的共识。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实际上，人无完人，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完全无过。任何领导人失职和犯错，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隐瞒，不是逃避，更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及时主动地向服务对象道歉，并下定决心改进工作。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承认错误，作出道歉，才可能避免再犯；知耻近乎勇，如果死不认错，就不可能进步。这些都是做人，特别是做官的基本道理。道歉，即表示歉意和认错。领导人鞠躬道歉，更是对人民群众表示深深歉意。任何领导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但知错、认错、改错非常重要。道歉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是认错、改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方式。诚于道歉，敢于道歉，善于道歉是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领导者修养、见识、能力和胆略的体现。美国为历史罪责曾多次正式道歉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2012年6月18日，旅美数代华人等了整整130年的美国国家的正式道歉，终于到来。这天，美国众议院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由于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就全票通过了这一“道歉案”，6月18日众议院的行动，相当于在立法机构层面上完成了“道歉案”的法律化程序。该法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美国国会在1882年到1904年间通过的限制在美华人基本公民权利的《排华法案》正式进行国家道歉，其严肃性超过了政府官员的正式或非正式道歉。这一严肃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迟到130年的道歉而产生的缺憾。国家道歉与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什么关系？国际道歉是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还是会有损国家形象？是反映了政治清明还是政治昏暗？正式道歉在国外是正常现象还是反常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国家意义上的正式道歉吗？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树立政坛清风、提升道德境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不无意义且很有必要。

中国老百姓了解比较多的与中国有关的美国正式道歉有两次：

一次是上面提到的就《排华法案》向华人移民正式道歉。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华人移民是第一批被美国国家机器系统性排斥和歧视的族群。《排华法案》限制在美华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10年内暂停华人移民和入籍，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等条款。这个法案直到1943年中国成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后才被废除。《排华法案》令华人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文化大熔炉”里抬不起头，其遗毒甚至影响至今。1896年李鸿章在访美期间，不给美国面子，猛烈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纽约时报》报道他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第二次是1999年5月8日凌晨6时，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飞机轰炸，美国政府对此表示道歉。5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向记者公开表示：“我已经向江泽民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了道歉。我要再次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说，我对此表示道歉和遗憾。”随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国务院向记者表示：“我重申我们对由于北约错误轰炸导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人员伤亡表示深切悲痛。中国人民想必了解，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北约领导人已经就这一悲剧性错误作出了道歉。”1999年5月12日，美驻华大使馆和驻中国各地领事馆在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中的3名受害者骨灰被运回北京时降半旗致哀。

实际上，美国就历史上罪恶或错误的国家行为还有过多次道歉。例如：

1988年，美国政府就“二战”时期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国随即把那些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送入拘留营安置，这些拘留营位于各州最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四周围着铁丝网和瞭望塔。不少被认为“可疑”的日裔居民，还遭到了“隔离审查”。“二战”结束后，这些拘留营被全部取消。1988年8月10日里根总统签署文件，就“二战”中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一事正式道歉，承认当时将日裔居民看成“外来的敌人”是出于战时的狂热和偏见，宣布给予曾经被关在拘留营中且仍在世的日裔美国人每人两万美元的补偿。

1993年，美国国会就派兵支持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道歉。自1810年起，夏威夷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1893年，夏威夷的美国侨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利留卡拉尼女王，并于1894年宣布成立“夏威夷共和国”。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国会以两院联合决议的形式通过了兼并夏威夷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领地，前“夏威夷共和国总统”——美国人多尔被任命为第一任领地总督。1959年3月，夏威夷作为第50个州加入美国，成为美国国旗上的第50颗星。1993年，在夏威夷利留卡拉尼女王被推翻100周年之际，美国众议院以2/3多数，参议院以65票对34票，通过了“道歉法案”。11月15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并宣布他将代表美国人民，为1893年美国政府推翻夏威夷女王的政变正式道歉。

2009年6月18日，在林肯诞辰200周年、马丁·路德·金诞辰80周年以及美国有色人种协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承认奴隶制和《吉姆·克罗法》的深刻不公、残忍、野蛮和非人道”，就历史上的黑奴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向非洲裔美国人正式道歉。

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道歉法案，称“美国政府代表美国人民，向美国公民对印第安原住民做出的暴力、虐待和忽略道歉”，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对牺牲重大的印第安原住民表示歉意。1490年，西半球共有大约7500万印第安人；150年后，幸存的印第安人仅为600万人。时至1900年，美国只剩下25万印第安人。目前人口只占1.5％的美国印第安人处在社会最边缘、最被忽视的底层，其经济、社会和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指标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为历史罪责道歉在其他国家司空见惯

欧美不少国家曾为历史罪责道歉。例如，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长跪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道歉，为德国当年的暴行表达了痛彻肺腑的无言愧疚。1995年7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事件表示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表示道歉。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华人铁路工人道歉，同时也为1923年“人头税”停征后实施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悔过。2008年，澳大利亚国会为政府在1870年到1970年强加给土著人的同化政策道歉。2008年3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以色列时，在国会向世界承认德国的“屠杀之辱”，说“大屠杀让德国蒙羞，我在此向所有在战争中的幸存者鞠躬致歉”。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发表声明，就澳大利亚对待原住民的方式及相关政策导致原住民身心的痛苦和煎熬正式道歉。同年，加拿大总理站在国会向本国的原住民道歉。“我们对待印第安学校孩子们的处理方式是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他说，“今天，由于意识到这个错误所造成的巨大摧残，让我们无地自容。”2010年6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血色星期日”事件表示道

(1)歉。前苏联和俄罗斯也曾为历史罪责道歉。例如，1990年，前苏联向波兰道歉，承认在卡廷森林杀害数千名波兰人。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为前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示道歉。

非洲一些国家也曾为历史罪责道歉，其中最典型的是南非就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6年8月21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诞生，从而结束了长达46年的种族歧视政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尊重、责任、和解、平等和民主。德克勒克说，那些屠杀、折磨和蹂躏都不应该是政府行为。在此之前，德克勒克释放了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曼德拉，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为国家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曼德拉随后被选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他和德克勒克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巴拿马总统贝罗卡尔曾在道歉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2010年5月，他下令重新设计护照，并由其亲自审批。两个月后，有关部门设计并制作了几本护照样品，上交到了总统府，很快博得了总统的赞赏并要求用最快的速度印制投用。三个月后的一天，贝罗卡尔又把那几本护照样品从抽屉取出来欣赏。突然，他发现了护照上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巴拿马的国徽中有一个十字叉是铁锨和丁字镐，然而这些护照上所印的却是铁锨和长柄方锤！国徽出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总统认为自己应为这个失误负责！他先是要求护照管理局立即用最快的速度赶制新护照，同时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已领新照的4万个人的名字打印出来，他要在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向这4万个人道歉。10月4日晚上19点，里卡多准时走上演讲台，他先是介绍了道歉因由，然后，他拿起手中的稿子说：“这4万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曼格艾尔·阿马多加·雷亚罗、查洛慈·安东尼奥·马萨克……”10分钟过去了，里卡多在念名字；半个小时过去了，里卡多依旧在念名字；90分钟过去了，总统里卡多还是一个一个地念着那些名字！以平均每个名字花3秒钟计算，总统要念完4万个名字最起码要花掉33个小时，加上中间可能有两次短暂的睡觉，再加上用来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这场电视道歉将会持续50个小时！用50个小时向4万个人道歉？所有人都被震惊了！电视里，总统的道歉在继续，而连线的电话里，则不断传来老百姓们的呼声：“总统先生，我们已经谅解了你的失误，也体会到了你的苦心，你去休息吧！”总统却这样回答：“如果连具体名字都不念，那还谈什么尊重与道歉呢？如果连一个道歉都无法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指望我为你们落实什么呢？如果我连为自己承担错误都做不到，谁还能指望我来为这个国家承担些什么呢？”夜晚10点50分，在道歉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位海外巴拿马人在电话里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对民众们的建议如此不在意，我们还能指望你今后能听取我们什么建议呢？”里卡多这才抬起头来，对着与电话连线的麦克风问：“你们真的可以原谅我所犯的这个过失？”电话连线那端的听众肯定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这一句话，让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所有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不管总统能不能听见，纷纷大声喊道：“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直到这时，总统才停了下来，他向着镜头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声“谢谢我可爱的巴拿马民众”，随后走下了讲台。

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实体也曾为一些重大的罪行或错误表示道歉。例如，1954年，国际奥委会专门发表声明，就当年在希特勒执政初期的柏林举办奥运会这一错误选择向公众道歉。教皇保罗二世在2000年千禧弥撒上，为基督教会两千年来所犯下的种种不义请求宽恕。2008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在接见被天主教神父性虐待的美国受害者时，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后来，教皇书面道歉说：“对你们所经受的严重伤害，我表示深切的歉意，你们的信任顷刻被摧毁，你们的尊严残酷被践踏……我在此郑重表达我们的羞愧和自责。那些罪行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审判。”

本文特别要提到的是，即使像日本这样不愿道歉的国家，也曾就其历史罪责作出过道歉。例如，2011年12月18日，日本向“二战”时的加拿大战俘表示深切的道歉。为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叫好

回顾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的历史进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重要启示：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政治姿态，是一种国家道德与正义的情怀，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不在于是不是犯错误，而在于有了错误之后，是不是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政府和人一样，要有品德素养，其中最重要的品德素养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救助弱者，伸张正义，惩恶扬善，这就是责任。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错误，真诚道歉，积极赔偿受害者，这就是担当。国家是根本，政府只是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经历多少年，也不管更替了多少任政府，政府都有对本国过去的错误向受害者道歉的义务。道德制高点的取得，并不能通过强权、通过话语霸权或政治谎言来获取，而是拥有政治权力者通过尊重弱者，尊重不同的族群，通过谦卑的心灵来达成。只有真相与和解，才能使一个民族重新拥有光明的未来。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和延伸。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既反映这个国家的道德境界，也体现这个国家的智慧。直面历史真相，是一种勇敢，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勇敢地说一句“对不起”。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它需要付出长期和艰辛的努力。要求美国国家就《排华法案》道歉的《请愿书》上，有165个华人团体联合签名。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大量的美国人不知道有《排华法案》这件事——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不知道。何谈道歉？美国华人团体孜孜不倦地开展游说工作，找数百个参议院、众议员一个个地分别宣讲这段历史，游说花了整整两年，中途时紧时松，但始终没停。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不发声、不参与、不在乎，那么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美国的道歉并非出于内部强烈的道德自省，多半是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原则，在对旧恶改正不彻底的情况下，视外部情况的压力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利益交换，在国人圣人化与国家帝国化之间做出平衡，助推了国力的强盛。尽管如此，美国的道歉，无论是否蒙受了实用主义的阴暗心理影响，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承认历史的错误，仅此就应该值得肯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的向美国华人的国家道歉案，足可以看出其道歉之真诚。这项议案是由首位华裔国会女众议员赵美心牵头向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正是由于一代代华人政治精英的崛起和努力，最终推动了美国上层对《排华法案》的反思。抵制《排华法案》，不靠神仙皇帝，靠的是华人自身的力量。美国向《排华法案》道歉不是良心发现的结果，也不是恩赐的礼物，是华人发声、抗争的努力成果。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不仅不会损害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相反，会大大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日本和德国虽同为轴心国的战败国，战后对战争反省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德国多次向欧洲国家道歉，公开反省纳粹罪行，并且勃兰特以总理之尊，一跪谢罪天下，赢得了各国的谅解和尊重。而日本呢，与德国的态度是天壤之别，其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纠缠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并企图以此否认南京大屠杀，更有甚者的是在教科书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美化侵略战争行径。日本在这方面与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远远不能相比。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有利于提高政府威信，有助于消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猜疑，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政府也是如此，犯错在所难免，只有知错、改错才能求得进步。越是放不下身段说声“对不起”，越是容易受到猜疑；越是爱面子，越是丢面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陈鲁民说得好：平心而论，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权倾天下，

尊严无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面子也很重要，能对自己的

过错反省悔悟，已经十分难得了，倘再写成文告颁示天下，

就更属不易。至于是出于至诚还是迫于无奈，有几分真心，

几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总比死不认错，固执

到底要好吧。有了《罪己诏》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对那些无

法无天的帝王多少总是个约束。毕竟，在已没有帝王的20

世纪60年代初，我们就听到有领导人这样说：“我们不学胡

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沙叶新《检讨文

化》）其实，如果能学学历代那些睿智的帝王，诚恳反省自

己，检讨既往错误，吸取经验教训，接受大家监督，后来的“十年浩劫”或许能够幸免，民众、国家免遭折腾，其身后(2)

的历史评定也会高得多。古代中国朝廷也有道歉的传统

国家就历史罪责表示道歉并非是外国的“专利”，古代中国朝廷也有道歉的传统。现代国家常常是总统、首相等代表国家道歉，古代中国则通常是皇帝亲自出面道歉，不过那时候不用道歉这个词，而是发个《罪己诏》，也就是皇帝的一份检讨书。《罪己诏》既可以被看成是皇帝对个人错误的承认和悔恨，也可以看成是代表国家的道歉。《罪己诏》一般这么开头：朕以薄德云云。然后是述说自己在某些政事上的不足，或者说自己在私人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过失。由于这种过失所导致的灾害或者天象，都是应该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劫，现在却是由百姓承受了。关于这件事皇帝我本人很难过，所以敬告上天，我一定要改过自新，请老天爷看我的行动吧。皇帝道歉大致都是这么个模式。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是《尚书》中的《汤诰》，《秦誓》则是秦穆公偷袭郑国惨败后的罪己文。后来，还有《诗经》中周成王的罪己诗《周颂·小毖》。

汉文帝是第一位正式发《罪己诏》的皇帝，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发过的类似文书。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二十五史》中共有89位皇帝下过264份《罪己诏》，平均每八年就下一份，皇帝们也够“诚恳”的。而《罪己诏》里心情最沉痛的，则非汉武帝莫属。汉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诛连者达数万人；受方士欺骗，求仙炼丹；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皇帝代表国家所作的道歉有时会起到凝聚人心、拨乱反正，甚至起死回生的作用。唐建中四年（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1) 1972年1月30日，在北爱尔兰的一座城市伦敦德里，举行了一场和平集会，抗议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嫌犯不经审判就进行长期关押的政策。英国伞兵向游行的市民开枪，造成14人死亡，这就是著名的“血色星期日”。(2) 《漫话〈罪己诏〉》，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总统说谎的代价

一次普通的说谎会使总统失去国家元首的宝座，这是不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不是，德国总统伍尔夫就因一次说谎而遭遇了政治上的滑铁卢，从事业的巅峰一下子掉进了人生的冰窟。在妻子贝蒂娜的陪伴下，克里斯汀·伍尔夫于2012年2月17日宣布辞去德国总统之职。“德国需要一位不仅是被广大民众信任支持，而是被绝对多数民众信任支持的总统。”伍尔夫在德国总统府“望景宫”宣读辞职声明时表示，“然而，最近一段日子，一些事情的进展表明，这种信任以及我行动的能力均已持续受损。”他说，“出任总统的我一直按法行事。我犯过错，但我向来诚实。”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的伍尔夫不忘向国民表示他“向来诚实”，是因为诚实在德国社会被许多人看成是立人之基、立业之柱、立国之本。伍尔夫担任总统前一次普普通通的说谎却偏偏被人揪住不放，被国民视为不诚实，以致其不得不狼狈下台。可以说，伍尔夫的说谎付出了史无前例的天大的代价。

伍尔夫总统说了什么谎？这得从伍尔夫的所谓“房贷门丑闻”说起。据德国媒体爆料，伍尔夫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时想购买一处房产，由于手上钱不够，便从企业家格尔肯斯的妻子处得到了一笔50万欧元（约500万人民币）的贷款。因为伍尔夫与格尔肯斯是朋友关系，所以得到了4％的优惠私人贷款利率，而当时的银行利率是5％。后来伍尔夫从银行贷款，还清了欠格尔肯斯的债务。根据德国的有关法律，官员获得私人低息贷款并不算贪污。伍尔夫的问题在于，当年有议员质询他是否有私人贷款时，他对此矢口否认。否认的原因可能是羞于承认自己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害怕别人耻笑。谈及为何接受私人贷款一事，伍尔夫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即在这个国家，你不能从朋友那儿借钱。”所谓“房贷门丑闻”，就是这么屁大点儿的事情。如果伍尔夫没有当上德国总统，恐怕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但问题是德国是个特别注重政治透明度的民主社会，德国媒体太厉害，他们特别喜欢盯住政府高官。这次，德国的最高领导者成了他们的目标。媒体的看法是，贷款当然没有啥问题，但官员不能说谎。伍尔夫身为德国总统，本应成为道德的楷模、诚信的标杆，但他当年说谎的做法让人很难相信他能胜任总统一职。伍尔夫没据实交代却矢口否认与格尔肯斯有任何业务往来，对那笔50万欧元私人借贷也隐瞒不报，是他下的第一步臭棋。

如果伍尔夫就此道歉，事情可能就大事化小了。但在随后的12月份，伍尔夫又下了第二步臭棋。他在国外访问时突然得知德国销路最大的《图片报》要刊登他住房贷款的事情。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捂盖子的方法，他尝试打电话给该报主编迪克曼，试图阻止该报道的发表。由于迪克曼在外面出差，没有接到电话，伍尔夫给主编的语音信箱留了一通失去理智的“狠”话。他“威胁”道：如果一定要做“不实报道”，《图片报》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且他将断绝与该报的联系。《图片报》是干嘛的？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伍尔夫指责《图片报》的做法引起了巨大的麻烦，《图片报》主编并不买总统的账，直接公开了伍尔夫留下的语音记录，舆论一片哗然。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总统的做法一方面是隐瞒真相，另一方面是干涉了新闻自由。在野党要求总统对此作出解释，政界不少人也认为，如果总统这样阻止新闻报道，那将是不值得尊敬的。原来只知他贷款丑闻的许多人并没有要求他辞职，但当得知他企图阻止《图片报》的报道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已经无法再胜任联邦总统这个崇高的职务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是伍尔夫没有想到的。他只好表示道歉：“我应该主动澄清私人贷款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至于打电话给《图片报》主编，伍尔夫承认，“那是个重大错误，对此我非常抱歉”。可惜，道歉来得有些晚了，有关他的话题在各种媒体上已经铺天盖地，此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可挽回。

雨大偏逢屋漏雨，伍尔夫总统祸不单行。媒体称，在伍尔夫宣布辞职的前一天，德国的一些检察官要求议会取消总统的豁免权。相关检察官指出，在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伍尔夫与一位电影制片人交往甚密，进而从中获得了好处。例如，2007年，得益于该制片人的买单，伍尔夫在一家豪华宾馆住了一晚。此项丑闻愈演愈烈，对伍尔夫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伍尔夫在下萨克森州的发言人格莱塞克的住所已经被检察官搜查，他被指控于2007-2009年期间从施密特组织的“北南对话”活动中获得了不法收益。虽然检察官只是调查格莱塞克，但是明眼人都清楚，检察官剑指其背后的高位者——德国总统，因为格莱塞克是伍尔夫的亲信，是“除了总统夫人外对伍尔夫最了解的人”。一旦检察官发现伍尔夫与其发言人有共同贪腐的证据，总统辞职将是唯一的选择。

在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名表中，德国为什么能名列前茅？我认为从总统说谎丢掉乌纱帽一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敢于“小题大做”。对于德国人来说，政治官员尤其是总统，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类似出言不逊、言语不一、撒谎、滥用职权和公款等现象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一旦发生类似事件。此人的政治生涯就完了，因为老百姓已经不再信任你了。如果伍尔夫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有可能被歌颂为清廉的楷模，被邀请到各处进行演讲，宣传他是如何拒腐蚀、做清官的。在中国，朋友之间借多少还多少、有借有还不也合理合法吗？中国朋友之间借钱的事多得很，但付利息的并不多，朋友之间白送的也不少，伍尔夫找朋友借钱还钱时给4％的利息，利率只比银行利率低一个百分点。请商家买单，在一家豪华宾馆住了一晚，在不少国人看来，这算得了什么？不少领导干部出国访问，费用让企业家买单，这样的事不是司空见惯吗？德国检察官揪住伍尔夫在豪华宾馆住一晚让企业家买单一事，是敢于“小题大做”的典型例子；二是舆论监督必须到位。凡是人，甭管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都难免有贪欲。做清廉、不说谎的道德楷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甘于清贫，不去捞点油水？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只要政治家敢伸手，媒体就敢报道。哪怕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媒体都给你抖出来。伍尔夫虽然是州长但并没有太多的钱，甚至连50万欧元都拿不出，为了买房只好从朋友处贷款。后来议员质询时他否认有这回事，这给其留下了隐患。他担任总统后，该问题被媒体挖掘出来，使国民认为他的诚信出现了问题，最后连住一晚豪华宾馆请企业家买单之类的事也被曝光，由此给他带来了更多更大的麻烦；第三，不说谎是政治家的道德底线。任何领导人，说套话、说空话都难免，但说假话必须坚决杜绝。尤其在德国，在那里高官没有太多贪腐的机会，兜里没有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如果说谎，那么他早晚都会付出代价。关于这点，我愿意多费点笔墨。

近代史专家雷颐说得好：“不同民族、国度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然而，‘不许撒谎’却几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从古到今都要求必须遵从的道德戒令。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多数成员都撒谎成性，这个民族、国度确实难以生存。所以‘不许撒谎’也许是全人类一条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然而，在这里不能不痛心地指出，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显示的却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说谎比赛的演义。雷颐在《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一文中举了一个李鸿章在俄国国事访问中鼓吹隐瞒事实真相，“推销”他说谎的艺术，以说谎为荣的例子：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

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

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

了严重拥挤，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

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

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

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

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

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

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

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

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

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

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

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

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

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其实不独“李鸿章时代”的官场如此，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特殊知识”。只要看看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事情：老老实实讲假话，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办虚事，这样的例子少吗？

伍尔夫担任总统不到两年。当选总统时，伍尔夫年仅51岁，堪称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曾担任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副主席以及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州长。伍尔夫因为说谎而下台了，非常可惜，然而我对他却充满敬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的过失狡辩，而是在接受德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坦然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适时辞职。中国曾经有过为说谎道歉的政治家吗？中国哪位贪官会在台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自己的不是？中国曾经有哪位达官显贵因说谎而下台？我更对德国人充满敬意，对于在道德上有瑕疵的政治家，敢于吹毛求疵，敢于说“不”。

我认为，发达国家不只是在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发达，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诚信机制建设方面也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就像德国那样，说谎的空间小，说谎的代价大，即使是总统说谎也不行。什么时候社会环境迫使奸佞之徒、宵小之辈不愿撒谎、不敢撒谎、不能撒谎，这个社会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什么时候客观社会环境迫使善良之人、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则说明这个社会已是病态社会；什么时候把说谎当成“成熟”，把诚实当成“傻瓜”，甚至把“谎言当成了真理”，那么这样的社会恐怕是病入膏肓，万劫不复了。

公务员在老外眼中的地位

这些年来，中国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火爆。美国合众国际社2010年12月5日报道：在7年时间里，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增长了16倍，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绝不为过。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如此火爆，这种考试热是完全健康的吗？是值得鼓励的吗？我不这样认为。我愿从公务员在老外眼中的地位着笔，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010年5月，苏里南举行大选。当时，我出任驻苏里南大使只有半年多时间。大选前，苏里南政府中有一位华人部长——土地和森林部长杨进华，议会有一位华人议员——28岁的女议员李嘉玲。为了在新一届大选中赢得华人选民的支持，当时的主要执政党民族党拿出一个名额给华人曾少猷，支持他竞选民族党议员；当时的主要反对党民族民主党也拿出一个议员名额给华人选民，同时承诺，如该党取胜，给华人一个内阁部长职位。民族民主党主席鲍特瑟找到该党资深党员、苏里南最大华人侨团广义堂堂长迟玉基，说要把迟玉基的儿子推出来竞选民族民主党的议员。迟玉基既是苏里南著名侨领，又是苏里南的名商、富商，他开了饭店、钟表店和黄金公司，就一个儿子，40来岁了，曾留学荷兰，说得一口流利的荷兰语、英语和苏里南语，做议员比较合适。苏里南议员月薪2万苏元（4万人民币），只要当满一届，退休后终身可领退休金。苏议员开会时上会，不开会时干自己的事，是老板的继续当老板，是教授的照样当教授，该赚多少钱照样赚多少钱，因此，迟公子如果当议员，做生意和当议员完全可以两不误。想不到迟公子对从政、对议员职位不感兴趣，毫不犹豫地对此予以婉拒了。大选结果出来后，鲍特瑟曾亲口承诺的给华人一个部长职位。哪个华人适宜当部长？当什么部长有利于维护华人整体利益？一段时期里侨领们动起了这个脑筋。议论来议论去，侨领们认为当贸工部长对华人最有利，侨领们议论半天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当部长的人选来。一天，苏里南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会长张秋源对我说，迟玉基的儿子适宜当贸工部长。因我不认识迟玉基的儿子，不知道他是否适宜出任部长。如果合适的话，在方便和适当的场合，我可以向当选总统鲍特瑟转达侨界的推荐。于是我安排了一个饭局，邀张秋源、迟玉基及迟的儿子一起参加。我们在饭局上没有谈到推荐迟的儿子入阁的事。事后，迟的儿子了解原委之后，死活不肯当部长候选人，就愿意做他的生意。一天，我眼睛一亮，对张秋源说：你适宜当贸工部长。你是商人，又会荷语，又是著名侨领，还获得过总统授予的苏里南国家勋章。他笑说，他年纪大了，不适合。后来，我遇到担任中文电视台台长的华商张志和，我又说，你不是很适合当部长吗？他说他是荷兰国籍。最后，这届政府中没有华人部长，实在很遗憾。

在苏里南，华人一门心思做生意发财，愿意当公务员、适合当公务员的人实在不多。愿意当议员、当部长，适宜当议员、当部长的人自然更少，在苏里南，议员、部长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部长的收入也比中国部长高。离职后的苏里南部长，前6个月仍拿原薪，即每月16444苏元（1苏元等于2元人民币）。此后，每月还可以照拿工资，标准等同于常秘（相当于中国副部长）的工资8222苏元，另加每月津贴3288苏元，合计每月11510苏元。只要当满1年部长，就可以每月拿这笔钱，你还可以去干别的活，赚别的钱。就像当过部长的杨进华那样，离任后就不是公务员了，不用再进政府办公室上班了，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手领部长补助金，另一手再去赚别的钱。此外，60岁开始，停发部长补助金，改领部长退休金，计算方法是：当部长的总月数工资乘以2％，同时，部长家庭成员享受免费医疗。在我看来这么优厚的待遇竟然打动不了迟玉基的儿子。换作别的人，可能就想着先干上一年再说，满了一年，辞职以后，每月可拿2万多元人民币，还可享受其他好处。可迟公子就是这个死脑筋，后来我发现有这个死脑筋的不只是迟公子。鲍特瑟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布杜女士干了11个月以后，竟然辞职不干了，也就是说，她不在乎再干1个月就可以每月领部长补助金了，就可以终身享受当过部长的人的待遇了。

试想一想，当议员、部长之类的高级公务员，一些人尚且不太在意，普通公务员在老外眼中是什么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苏里南华人愿意从政的少之又少，其他族群的年轻人进苏里南政府机关的也实在不多。那么，发达国家的人愿意当公务员吗？国人可从国外大学生的就业倾向来了解外国人对待公务员职业的态度。

美国联邦审计总署2010年对美国9所知名大学的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对公务员职业的兴趣普遍不高，愿意报考的只占被调查者的3％左右。美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低于私企，美国公务员涨薪幅度也只能参照并且低于私营企业。对于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来说，收入普遍比医生、律师、大型私营企业员工要低得多。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资和补偿金法》的基本宗旨是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必须等同于同一地区同等工作强度的非公务员工资标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工资每年都会根据劳工部发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进行年度调整。

日本2010年对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就业倾向进行调查，公务员排在这一榜单的第53位，其排名甚至落后于西点师、木匠的职业排名。日本公务员与公司职员在收入上差别不大，据2009年统计，公务员工资是职员工资收入的107％，二者收入基本持平。若差别太大，国家就会减薪。近年来，日本公务员已数次减薪。在收入方面，公务员根本没有诱惑力可言。由于经济不景气，日本近年来报考公务员的毕业生的确多了。不过，目前日本政府为控制开支，不断减少公务员人数。民主党在不久前提出削减公务员20％的工资，再加上一些人认为公务员工作过于平淡。与公务员相比，企业仍然保持了较高人气。

在2009年调查机构对法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中，公务员职业的第一选择率只有5.3％，一般刚进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收入比大型企业员工要低。BBC在2009年曾做了一次电视采访调查，公务员职业居然入选法国大学生20大厌恶的职业榜，排名第19位。

根据社交网站LinkedIn 2012年统计结果，英国每10个大学生里有4个倾向在时装行业找工作。此外，在英国最受大学生和毕业生追捧的热门行业还包括电视广播、企业咨询、建筑设计、公关和影视音乐，但没有公务员职业。为什么青睐公务员职业的不多呢？因为英国公务员收入不高，所以常发生公务员罢工现象。2010年，英国社会平均收入为一年26740英镑，公务员年平均收入只有25344英镑。

新加坡2010年毕业的大学生中，只有2％的人选择公务员职业。

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公务员报名火爆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欧美各国大学生都对公务员职业不感兴趣，显然不准确。实际上在一些国家，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也不少，通过公务员考试不容易。即使在某些公务员职业不吃香的国家，某些年份也会因特殊情况引发公务员考试热。例如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全美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公务员热，3300个政府新职位引来约30万名申请者，录取率仅为1％，而当年我国公务员的录取率为1.75％。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里，多数大学生不愿意当公务员，但在2011年日本大学生就业倾向调查表里，排名第一的选择是当公务员，这是因为受日本经济极度低迷的影响。印度、韩国公务员考试多年来则一直较热，印度考录比为714：1，被称为印度最难的考试。韩国公务员考试火爆程度恐怕仅次于中国，目前韩国公务员考试考录比在1100：1。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2010年“特招门”丑闻从另一个的角度说明了公务员职业在韩国的社会地位。由于他女儿被特招为外交通商部公务员，在韩国国内引发强烈争议和舆论批评。9月3日，在首尔外交通商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柳明桓向韩国民众鞠躬道歉，“一个女孩受雇于父亲领导的机构会引起猜疑，我忽略了这点，为此感到歉疚”。柳明桓说，“我女儿也决定放弃申请，考虑到和父亲一起共事不妥。”次日，柳引咎辞职。但是，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在全世界是最热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国家的公务员考试，都不会有中国这么多、这么高比例的青年学子趋之若鹜。

在国外，人们报考公务员大多是考虑到了公务员饭碗的相对稳定性。比如在韩国，在社会地位方面，虽然不能说公务员就比一般民间企业员工高，而且，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对要比民间企业低，韩国公务员2009年平均月收入约为374万韩元（1美元约合1107韩元），是100人以上规模企业员工平均月收入的84.4％左右。但韩国公务员每年却有3％的淘汰率（这比中国高多了）。1997年韩国遭受经济危机，很多企业经历了大规模裁员，企业员工终身制被打破，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相比于稳定性较差的企业，很多人更愿意担任公务员。此外，韩国政府为公务员提供某些福利，例如，政府虽然不给公务员提供住房，但会对公务员进行适当的住房补贴，以减轻公务员的住房压力。也就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加入到报考公务员的队伍中。

公务员考试制度如何设计体现了政治是否清明，是否以人为本。有人认为，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美国法律规定，高中毕业就可以报考公务员，学历不高、身有残疾以及年龄不占优势者，都可以通过考取公务员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因此，在美国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尤其是普通公务员队伍里，经常可以看到黑人、墨西哥裔、亚裔以及第一代移民的身影。

国外高官政要怎么用车

交通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利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所当然地包括在交通法面前人人平等。高官政要在公车配备方面严守法纪，带头遵守交通法规，尽量做到礼貌开车、和谐开车、低调开车、节约用车，这是政治清明、政坛清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当高官政要们遇上“认死理”的交通警察，会是谁让步呢？是法律的尊严，还是高官政要的权威？交通警察是交通秩序的维护者，理当秉公办事。但事实上，当面对一些身份特殊的司机时，交警们也许就不那么容易做到“执法如山”了。可是，在世界许多国家，不少“认死理”的交通警察，不管面对的是首相、州长还是政要，都一视同仁，有力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我常驻国外，多次有机会从公共交通的角度，观察国外的高官政要，并引发了一系列思考。

高官政要外出坐什么车，是否带车队，怎样过路，这都必须在老百姓眼皮子底下进行，因而事关形象和影响，事关政风和廉政建设。在我常驻过的国家中，高官政要外出最摆谱、最摆阔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2001年，我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担任二把手，正逢朱镕基总理访问埃及。那天，总理车队外出，走到路上被穆巴拉克总统的车队挡住了，也就是说，在十字路口，埃及交警让朱总理车队停下来，以便让总统车队先过。按理说，朱总理是应穆巴拉克总统邀请访问埃及的，总理外出时，埃及警车在前面引路，即使在十字路口，其他车也要为总理车队让路，这不是特权，而是礼貌、礼遇和国际惯例。当时，我是接待总理来访工作的总协调，出现这个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任何情况下，埃及交警都会给穆巴拉克的车队开绿灯，这已成为穆巴拉克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的思维定式。虽然在技术上来说，穆巴拉克车队避开朱总理车队完全是举手之劳，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从而留下对国宾不那么礼貌的形象。当然穆巴拉克对华一直友好，他本人十之八九不知道他的出行挡了朱总理的车队。

2006年，我出任驻津巴布韦大使。亲眼所见，高官政要亲自开车的现象在津巴布韦很普遍，也不存在耍特权、开“霸王车”的现象。参议长马宗圭、国防军司令奇文加上将都经常亲自开车。我和津巴布韦外交部马关兹等3个副常秘（相当于中国副部长）建立了每月工作晚餐一次的机制，每次也都是他们自己本人开车。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总统夫人格蕾丝参观新落成的中国使馆馆舍，开车的竟然是她自己。不过，对高官政要来说，津巴布韦是一个交通事故频发的国家，总理茨万吉拉伊夫妇遭遇车祸，夫人不幸去世，津巴布韦政府不管部部长马尼卡、首都哈拉雷军区司令车祸去世，这都是我在任期间发生的事情。此前，国防部长马哈奇、青年与就业部长盖齐等人也因车祸去世。总统穆加贝因已80多岁，车队中专门配有急救车，行进中，他座驾的前后左右各有一辆车，以防枪击。在车队后面有一辆敞篷车，坐着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加上前导车、后卫车等等，加在一起10辆多，一路浩浩荡荡。车队前面一辆接一辆的摩托车鸣笛呼啸而过，呼吁路上的行车闪开让路。一辆摩托车因跑得过快，撞在电线杆上，司机身亡。当地人跟我说起这事，言语之中认为总统车队过于张扬。

但整体来说，国外的高官政要在公共交通中不张扬、不摆谱、不耍特权的越来越多。2012年至2014年，我担任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据我观察，印度高官政要在用车方面是最不腐败的国家。印度政府对使用公车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内阁部长、文官中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辅秘（部长助理）和少数联秘（相当于正局长）等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配备政府专车。除了少数重要的联秘因公配备专车外，其他联秘办理公务都是临时要车，有时是两个联秘共用一辆车。联秘以下的各级官员原则上一律不配车，如确因公务用车，经批准和办理一定的登记手续后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临时要车。印度政府对无权使用政府公车的官员每月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印度政府部门均使用国产车，印度总统的座车是“大使”牌国产车，档次相当于中国的夏利。印度政府在有关公务用车的规定中特别强调，政府各级官员，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必须使用国产汽车，严格禁止使用进口车。印度国产汽车绝大多数是“大使”牌，少数为“总理”牌。官员乘坐国产车是铁的规定，至今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更没有人违反，这大概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有很大关系。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各级领导人坐这种国产车外，外国国家元首等贵宾来访，印方基本上也用国产车接待。2009年8月以来，我出任驻苏里南大使，我从未发现过苏里南有官员醉酒驾车的现象。即使是苏内阁部长，也没有特权车，虽然部长们的用车是专门的政府类牌照，但遇到路上车辆排队，警察并不会让部长的车先走。

总结起来，国外高官政要在尽量做到礼貌开车、和谐开车、低调开车、节约用车方面，体现了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取消特权不含糊。例如，俄罗斯取消了特殊牌照，从制度上使特权车不再存在。长期以来，俄罗斯高官政要习惯于坐在豪华轿车里从普通市民身边呼啸而过，由于高官政要拥有特权牌照，不管他们将车开得有多快，都可以免受交通法的处罚。以前，当这些特权车驶过时，交警还必须命令其他交通工具靠边让路，这让无法忍受每日交通拥堵的莫斯科人愤怒不已。后来，俄罗斯从上到下开始了对特权车的反思，出现了取消特权车的呼吁。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拥有特殊牌照的汽车共1605辆，其中涉及2005年交通事故的汽车有200辆。2006年11月初，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决定，取消提供给政府高官和议员们的特殊牌照。该年年底，议员们被取消了其特殊的汽车牌照，2007年2月，部长和高级政府官员的特殊牌照也被取消。一些拥戴普京的政党领导人交出了允许他们在莫斯科主路上使用特殊贵宾车道的闪亮蓝灯，很多部长也悄悄地将特殊牌照换成了普通牌照。从此，俄罗斯的高官政要失去了在马路上畅通无阻的特权。

——执行法规不通融。当高官政要们遭遇“较真”的交警，他们在交通法面前就耍不了特权。最典型的例子是：挪威首相的防弹车上不了路。2003年，“基地”组织一个头目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打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的利益。于是，给挪威首相克吉尔·本迪维克购置一辆更加安全的防弹车便提到了政府的日程上。10月中旬，德国的“宝马”公司向挪威交货。这辆车是严格按照北约领导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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