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凤东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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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步伐：中国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运筹启动
●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邓小平对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张荣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首先将题词送给广东省领导传阅。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个个喜笑颜开。
邓小平建议增加开放城市
198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同中央几位领导人谈话。在坐的有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和宋平等。
邓小平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
邓小平接着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这次谈话是在邓小平于1984年1月24日至29日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2月7日至10日视察了福建厦门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经济特区，2月15日视察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之后进行的。
1984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田夫陪同下，乘专列从北京南下到经济特区视察。
神州大地，万物更新，气象万千；南国繁花似锦，春意盎然。中国经济特区诞生后，经济迅速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
然而，对中国试办经济特区，国内、党内还有不同的意见，还有一些人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
经济特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是在“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的争论中度过的。特区的建设者们，在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下，迫切地希望得到中央最高层的明确肯定。
正当特区艰苦行进、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邓小平决定亲自出动，到特区视察。
1月24日10时，专列抵达广州火车站，邓小平在专列上分别接见了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林若、梁灵光、宋志英，以及广州军区的负责人。
刘田夫要把邓小平接到广州珠岛宾馆休息，但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坚持要先到深圳去看一看。
邓小平对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说：
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小平对特区深切关爱的急切之情，令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当日中午，在刘田夫与广东省委书记、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邓小平一行抵达深圳。
在乘坐中型旅行车驶往迎宾馆的路上，邓小平的心情显得十分兴奋和迫切。他几次掀开窗帘，眺望窗外繁忙的工地和正在兴建的高楼大厦。
12时50分，旅行车来到迎宾馆桂园小别墅门前停下。当身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下车时，就受到宾馆工作人员的列队鼓掌欢迎。
周鼎、周溪舞、刘波、罗昌仁等深圳市党政负责人快步迎上前去，在深圳领导的介绍下，邓小平一一同他们热烈握手。
15时30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在刘田夫、梁灵光的陪同下，走进迎宾馆二楼会议室，受到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随后，邓小平请深圳领导介绍深圳的情况。
深圳领导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把特区4年来引进外资、基本建设以及推进改革等方面的情况，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
邓小平吸着烟，细心地听着汇报。
40分钟汇报结束后，深圳市领导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党中央和您老人家提倡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
16时10分，邓小平一行从住地出发，乘坐大型旅行车参观深圳市容。
整个特区简直就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一辆辆各种型号的载重卡车川流不息，一部部挖掘机、推土机，在轰隆隆地操作；一幢幢正兴建的厂房上空，吊机伸开巨臂来回转动，指挥的哨音此起彼落，到处呈现一派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
邓小平目不暇接地望着窗外一幕幕建设场面，问随行的同志这是什么工地，那个高楼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
16时50分，邓小平等驱车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
当时，寒风呼啸，气温下降到11度。
邓小平不顾旅途劳累，冒着严寒，兴致勃勃地登上已经竣工并且开业不久的22层高国际商业大厦顶楼天台，俯瞰深圳全景。
国际商业大厦脚下两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是深圳特区未来的繁华商业中心，也是香港新界跨进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门槛。在这里将大部分引进外资，兴建198幢18至48层高的高楼大厦，当时已有63幢动工，有18幢竣工。电讯、供水、供电、供气、防洪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初具规模。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正在崛起。
邓小平顺着这座高层大厦天台围墙，从东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西面和南面，时而凭栏远眺，时而鸟瞰近景，尽情地饱览深圳特区的建设风貌。
时近黄昏，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久久地凝望着。在夕阳和晚霞的辉映下，深圳特区高层建筑物染上一抹绚丽灿烂的华彩。
邓小平看见深圳奇迹般的变化，他的心中已有了明确的答案。最后，他满意地对深圳市领导说：“我都看清楚啦！”
1月25日10时30分，邓小平在广东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参观。
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几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饮水思源，老支书吴伯森一再感谢中央，并高兴地陪同邓小平等，参观了配有空调设备的文化馆。接着，特意请邓小平等到他家做客。
在下午，邓小平一行视察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深圳工贸中心电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微型电脑、电脑软件和电脑外壳等。
邓小平一行参观车间设备，详细听取了副总工程师王兆全介绍公司的情况。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一行驱车抵达蛇口工业区。这里是香港招商局办的一个新兴工业城。
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热情地把邓小平等领导带到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然后说：“首长来工业区视察，是蛇口工业区全体员工的愿望，这幸福的一天终于盼到了。由于广大员工不能和我们（接待工作人员）分享这份幸福，我请求首长和全体接待人员合影留念，使全体员工得偿所愿。”
邓小平随即高兴地和大家合影留念。
邓小平边看工业区全景模型，边听袁庚汇报建设情况。
当袁庚介绍蛇口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提示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
邓小平说：“对！”
袁庚知道邓小平在市里听完汇报后不讲话，也不表态，因此他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袁庚这种不给客人出难题的聪明做法，使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人首先登上微波通讯大楼，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接着参观了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材厂。随后到由一艘豪华旅游船明华轮改装成的“海上世界”做客。
邓小平称赞蛇口工业区在开展旅游事业上开辟了新路子，并应主人的请求，为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题名，即席挥毫写下了“海上世界”4个苍劲的大字。
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深圳经济特区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渡过伶仃洋，抵达珠海特区。
邓小平按计划前往中山市，下榻于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和中山市合资兴建的中山温泉宾馆。
邓小平一行每天由宾馆乘车前往珠海，先后参观了拱北海关、石景山旅游中心、九洲港直升机场和南山工业区。
28日上午，在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等人的陪同下，邓小平到宾馆后山——罗三妹山散步，一直登上山顶。
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警卫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不走回头路。”
这一句话，充分反映出邓小平的非凡胆识和气度。
霍英东后来回忆说：
当听到邓小平说“不走回头路”，我心里踏实了，邓小平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是坚定不移的，要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实现经济繁荣、文明进步是坚定不移的。
当天晚上，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在中山温泉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先生，以及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等。
邓小平又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看来路子走对了。”
霍英东、马万祺先生认为试办特区是成功的。邓小平听了很高兴。
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亲眼目睹了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的巨大变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珠海宾馆，吴健民等人见邓小平日理万机，难得抽空来特区一次，于是请他题词留念。
邓小平询问写什么。吴健民马上说：“对珠海经济特区评价之类的话……”
邓小平健步走到侧面一张准备好的摆着宣纸、笔墨的写字台。他干脆利索，大笔一挥，题写了几个矫健浑厚、苍劲有力的大字：
珠海经济特区好
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决策在四、五年实践之后的又一次肯定，也是他对珠海经济特区建设的一次检查结论。
在场的珠海特区建设者深受鼓舞，报以热烈的掌声。饭后，邓小平在珠海宾馆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他同珠海市的主要领导人和马万祺先生合影留念。
在珠海前往广州途中，在顺德清晖园停留半小时，邓小平听取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关于生产情况的汇报。
邓小平听完欧广源汇报后，十分高兴，鼓励顺德干部群众要按自身的生产特点，因地制宜布局，尽快富裕起来。
当日，邓小平从顺德抵达广州，下榻于珠岛宾馆。
深圳市的领导听到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后，深深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后，究竟怎么想？怎么评价深圳？能不能也请他题个词，打一打“分”，看“及格”“不及格”？
深圳市的领导焦急不安，打电话向省里求助。
当得悉邓小平将在广州过春节的消息后，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深圳市领导把任务交给市委接待处长张荣，对他说：“你同省委接待处关系熟，人头也很熟，方便见机行事，我把市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重担都交给你了，一定要完成这个重任啊。”
张荣深知道此行的重要性，他匆匆忙忙地赶到广州珠岛宾馆，先找杨尚昆说明来意，拜托他安排。杨尚昆表示会尽快找机会向邓小平转达深圳市的要求。
两天过去了，张荣仍然没有得到回音，深圳方面不断来电话催问。张荣被搞得寝食不安。
2月1日早上，张荣忍不住去找杨尚昆，但得到的答复仍不是十分肯定。
杨尚昆认为当天早饭后是个好机会，他要张荣做好准备。杨尚昆找机会对邓小平说：“你说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经济特区不是更好吗？”
10时左右，邓小平在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回来，一进门，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就说：“爸爸，深圳的字还没写啊，深圳的同志还在这里等着。”
邓小平说：“不是回北京写吗？”
等他们吃饭的时候，邓楠就讲了：“现在他回不去，拿不到题词这个春节不好过。”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下，起来就走到台前，台上早摆好了笔墨纸砚。邓小平拿起笔来提笔就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的题词一气呵成，字字遒劲有力，浑然一体。邓小平十分细心，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在他离开深圳的那一天。这是他经过几天深思熟虑的结果，表明他在深圳时已经有了这个评价。
张荣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首先将题词送给广东省领导传阅。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个个喜笑颜开。接着，张荣立即打电话给深圳报喜。随后他赶回深圳。
当热切等待的市委领导看了邓小平的题词之后，无不喜出望外，欢欣鼓舞，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寄托着一份大海般深沉的厚爱。
第二天，恰好是甲子年大年初一。一大早，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就通过深圳电视、广播及《深圳特区报》和大家见面了。和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每隔5分钟播放一次。
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之后，2月2日又应邀为即将竣工开业的广州花园酒店题写店名。花园酒店是以香港第一位华人议员利铭泽等港澳方股东与广州市政府各占50%的股份兴建的。
在当时，正值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谈判处于重要关头，港澳商家人心浮动，邓小平欣然题词，除了对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表示肯定外，也表明了他对港澳爱国商人投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稳定了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这次看似不经意的题名，在当时的港澳商界引起了轰动的效应。
2月5日，邓小平离开广州，乘专列前往厦门视察。刘田夫、梁灵光、宋志英等到火车站为邓小平送行。
2月7日这天，一列客车从广东方向驶来，徐徐进入厦门火车站。
列车停稳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带领省市党政军主要领导高兴地迎上前去。
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他双脚一踏进厦门岛，视察便正式开始了。
在从厦门火车站到厦门宾馆的路上，邓小平一面听取项南对厦门市情的简要介绍，一面不时向窗外两边张望，心情显得格外开朗和喜悦。
与广东情况相比，不同的是，厦门是福建唯一特区，起步晚，难点多，需要更多关怀。
2月8日，邓小平在项南等同志陪同下，首先来到东渡港区。这里是一处刚建立不久的极具现代化雏形的新型码头，一座座高大的龙门吊车，一排排整齐排列并与国际航运接轨的标准集装箱，一艘艘正在装卸货物的远洋货轮，一组组聚精会神操作机械的码头工人……所有这些，都使邓小平倍感欣慰。
紧接着宾主一起登上“鹭江”号小型游艇。
此时此刻还是王震想得周到，他特意挪了一下自己的位置，让项南坐在小平身旁，以便创造良好条件方便他们彼此交谈。
项南代表省委汇报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地处厦门岛北端名叫湖里的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在这块小小的地方即使很快将它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说：“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建议把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项南明快地回答说：“使整个厦门岛都对外开放，这对加快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对改造全岛的国有老企业，对加强台湾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边听汇报，边仔细察看放在他身边的厦门特区规划图。然后肯定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接着，邓小平又对厦门岛与金门岛近在咫尺，问道：“怎样才能使两地直来直往？”
项南胸有成竹地说：“建议厦门特区搞自由港……现在台湾、金门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了。如果能把距离金门、台湾最近的厦门特区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在旁插话：“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立即接过话题说：“可以考虑。”但他又反问：“搞自由港应当实行哪些政策？”
针对这个问题，在场的福建省市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大伙集中议了一下，然后由项南作出归纳：“搞自由港主要有三大自由：人员来往自由；货币兑换自由；货物进出自由。”
邓小平认为搞自由港是个大政策，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为此，这时他对这个问题仅作了“可以考虑”的谨慎回答。
同一天，邓小平、王震与项南等人还特意到中国人民海军东海舰队厦门驻地码头，亲切看望了水警区官兵，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2月9日，大清早，邓小平在项南等省市领导陪同下，驱车来到著名的五老峰下的厦门大学。
离开厦大，邓小平和项南等人随即驱车来到湖里工业区，这里就是当年厦门特区的发祥地。
按1980年10月国务院批示，划定湖里2.5平方公里山坡地为厦门特区，接着于1981年10月正式破土动工。
几年过去，此处在平整土地基础上，通路、通话、通电、通水，并盖起了一批标准厂房，供外商选择使用。至1983年底止，外商来此投资落户，特别是已开业生产的企业还为数不多，所划定的特区范围也确实太小，拳脚施展不开。
邓小平在特区管委会办公大楼会议室里听取了特区领导简要汇报，察看了特区规划模型和正在建设中的湖里工地现场，然后，在众人热切期盼下，欣然挥毫题词：
把经济特区办的更快些更好些。
这个坚挺有力的题词，寓意深，份量重，影响大，对特区的领导者和建设者，都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作用。
2月10日上午，邓小平在项南等省市领导陪同下，冒着蒙蒙细雨来到著名而颇具特色的厦门风景区万石植物园，带领大家精心种上了一棵珍贵的云南香樟。
随后，福建省市领导陪同邓小平和王震一行，来到厦门火车站，依依不舍地欢送他们登车北上。
邓小平的谈话，像一阵春风，澄清了对特区工作的许多迷雾，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
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总参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全体到会人员。
沿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八个沿海城市、四个经济特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建议：
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青岛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4月6日，会议结束。
在当时，沿海大中港口城市，交通方便，工业基础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科教文化事业比较发达，既有对外开展经济贸易的经验，又有对内进行经济技术协作的网络，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通过放宽某些政策，改革现行的某些管理制度，增强这些城市及其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把积极利用包括资金、物资、技术、知识、人才在内的国外资源、扩展国际市场，同市内工业结构改组、企业技术改造、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必将大大加速经济的发展，使整个地区、企业和人民群众更快地富起来。
这些港口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在沿海从北到南联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又必将在发展科学技术，推广管理经验，繁荣国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援和带动各自的腹地，有力地促进全国的经济建设。
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建议，并发出通知指出：
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较好，势必要先行一步。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它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
文件除了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和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以外，对14个港口城市10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作了优惠规定，成为这些城市对外开放工作的主要实施纲领。
其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措施之一就是：
这些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文件并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任务、要求，发展方向，优惠政策、支持措施、审批程序、加强监管及注意事项等都作了原则规定。
文件特别提出：
中央国务院决定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为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力量也要加强。
此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工商、海关、公安、外事等，相继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管理措施作出了具体执行规定。
同年6月2日，海关总署发出《关于对十四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的若干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进出口免税规定。
10月27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发展沿海地区轻纺产品出口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
为使轻纺产品更加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计划对1100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随后，海事法院建立，国务院又批准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工商统一税。
举办沿海开放干部培训班
1984年6月4日，国务院责成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并委托深圳市，在深圳特区举办了沿海开放干部培训班，取名“经济开发研讨会”。
研讨会学习和贯彻《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精神，由深圳特区有关方面及蛇口工业区介绍对外开放及土地开发工作经验，讨论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工作的思路。
参会的有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海南岛及开放城市的领导，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人员，国务院办公厅和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研讨。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对这次研讨会非常重视，特意改变了原来安排的行程，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
7月份又举行了第二期“研讨会”。
这两次培训，实际上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开放及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次启蒙。
11月28日至12月1日，国务院特区办在福州市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实务碰头会，交流《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下达后的工作情况，讨论《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的意见。
各地代表认为：
研究制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规定是必要的，但目前搞全国性条例的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各地分别制定地方性法规。
1985年1月4日，谷牧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实行进一步开放以来8个多月的主要进展情况。
邓小平说：“看起来大有希望。”
10月8日至12日，国务院特区办会同国家计委，在天津召开由全国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所在城市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工作座谈会，交流开发区规划，并研究如何贯彻省长会议精神、控制开发区基建规模等问题。
正在天津考察的谷牧、甘子玉等中央领导，到会听取了汇报。谷牧发表了重要讲话。
国务院特区办根据开发区工作座谈会情况，向国务院提出了专题“报告”，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基建情况做了分析汇报，针对有关部门认为开发区是“冲击全国基建规模的四大因素之一”，以及有的同志提出的是否可考虑暂停几个开发区建设的看法，提出了意见，建议11个开发区可在缩小开发施工面积的基础上继续建设，不宜采取停建的做法。
这个意见得到国务院的认可。
二、规划建设
●爱开玩笑的张昭若开始在政府和市委机关里招兵买马。他说：“我有上方宝剑了，看上谁，谁就得跟我老汉走，到开发区创业去。”
●时任青岛副市长的宋玉珉说：“虽然现在开发区的标签就是‘开放’，但那时我常想，开发区该怎么封闭，是用铁丝网，还是设关卡？”
●1985年春天，一份盖着国务院鲜红大印的批复文件从北京飞来：“由于主客观原因，近期内（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宜动工。”
天津在盐碱荒滩进行开发
1984年4月的一天，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张昭若接受了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任务，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的在14个沿海城市进一步开发的号召，谋划成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爱开玩笑的张昭若开始在政府和市委机关里招兵买马。他说：“我有上方宝剑了，看上谁，谁就得跟我老汉走，到开发区创业去。”
8月6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成立，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对开发区的行政、服务、发展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区管委会先临时在常德道的一家招待所里办公。李瑞环市长给他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
在听完开发区的筹备情况汇报后，李瑞环与开发区的领导班子成员们聊了起来：“对外开放、举办开发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的国家大事，是中国迈向世界的强国之路。天津过去是洋务运动的发源地，办开发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
李瑞环停顿了一下，端起他那只很有代表性的玻璃茶杯，喝了口水后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中国不搞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这叫逼上梁山，不走也得走。搞改革开放，就是困难与发展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马到成功。你们要去的海边，那是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条件很艰苦，不亚于当年的大庆，所以，我也赞成当年大庆人的那句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发挥这种战天斗地的创造精神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条件。市委和市政府要求你们要做到立大志，创大业，走正道，出人才，创奇迹。”
李瑞环略带沙哑的一口浓重的宝坻地方口音充满磁性，铿锵有力。
1984年12月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市在塘沽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指出：
第一期开发区3平方公里，要做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益一片，争取在三四年内基本形成规模。开发区引进技术的起点要高些，要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内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努力发展适合天津特点的新兴产业，开发新产品，要为天津市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重点行业的技术进步服务，上一批能在全行业起带动作用的项目；要建设能充分利用本地和国内资源、能扩大出口创汇的项目，要发挥开发区紧靠港口的优势，发展港口加工工业。
天津开发区位于天津市东部，西临京山铁路，地处京津塘高速公路东端，距天津市中心45公里，距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口天津港5公里，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38公里，距北京145公里。
天津开发区规划面积为33平方公里，其中25平方公里为工业区，8平方公里为生活金融商贸区。
1985年7月9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现已修正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规定开发区管委会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对开发区实行统一管理。
天津开发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天津市原副市长叶迪生是1984年来到开发区的，事先他本人并不知道，是市委作的决定。
叶匡迪说：“我当时并不知道开发区是做什么的，觉得自己只会搞科技工作，对调去开发区的事情还想不通。”
李瑞环召集管委会领导班子开了一次会议，谈开发区将来发展的规划。
会议结束后，李瑞环把叶迪生留了下来，分析派他到开发区的事。
李瑞环启发他：“搞开发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天津要尽快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所以需要你们这批懂经济、懂科技、懂各方面知识的人去开发，你去最合适……”
就这样，叶迪生开始了他的开发区建设生涯。
来到开发区后，叶迪生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往前看，往后看，都是一片盐碱荒滩。荒凉的土地，盐碱的土地，是开发区唯一的资产，最大的资产。他们就在这样一张白纸上，以梦作画，激情书写着理想的篇章。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夹缝里，招商引资，一步步滚动发展。
那年国庆节，很多部门都给职工发奖金庆祝国庆。而开发区的30多个人就聚在一起讨论、抒发感情。
很多“老开发”都坚信，建设开发区一定要有信心、有铁塔的精神。铁塔就是泰达。
当年，“老开发”郑华安建议，按国际惯例，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英文字头缩写“TEDA”译为“铁塔”。
后来，张昭若主任根据中国文化精神将其改为“泰达”，祈愿开发区走康泰发达的道路。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这个团队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
振兴中华，励精图大业；面向世界，众志建新城。
这就是泰达精神的最初内涵。
当年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无国内先例可循，又不能照搬国外模式。
在渤海之滨的盐碱荒滩上，肩负着“先行先试”的创业者们，不占良田一亩，不靠政府拨款，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一次全新尝试。
创建伊始，天津开发区就提出“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要“创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
1986年8月21日9时30分，一支车队沿天津港4号公路疾驰而来。
车队驶进开发区，在首家投产的合资企业丹华自行车有限公司门前停了下来。
车门拉开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首先下车，随后邓小平也走下车来。
当时邓小平神采奕奕，步履矫健，既没拄手杖，也无人搀扶。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
当时的开发区条件很差，管委会甚至连好一点儿的会议室都没有，只好把丹华产品展厅的一半腾出来，布置成临时会议室。
就在这样简陋的会议室里，邓小平听取了李瑞环关于开发区整体规划的汇报以及开发区负责人对于开发区一年多来所作工作的汇报。
在当时，开发区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松开4根“绳子”，给予5项权力的要求。
其中，4根“绳子”是指：
金融政策管理适应商品经济要求；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放宽对注册资本与总投资额限制过死的规定；放开基建盘子、外汇指标与钢材进口指标等。
5项权力则是指：
合资企业间外汇平衡与外汇调剂权、对外资和境外企业审批权、工商登记审批权、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出口货物审批权等。
邓小平耐心地倾听完，微笑着说：“这些问题可以请政府部门去解决。”
而当邓小平听到关于对外开放的政策时，严肃地说：
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参观了丹华的车间和刚刚生产出来的自行车，并向外商详细询问了生产和经营情况，还亲切接见了在开发区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代表。
大家希望邓小平为开发区题词。
那天，邓小平兴致很高，当即欣然同意。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备有文房四宝的写字台前。
邓小平略作打量，拿起毛笔，润饱墨汁，刷刷刷，7个大字赫然落在纸上：
开发区大有希望
老人家悬肘书写，字字遒劲有力！
写完后，邓小平缓缓放下毛笔，指着墨迹未干的题词，轻轻地说：“就这个容易。”仿佛是在告诉大家，做一切事情都不容易，需要艰苦的努力。
当年这个题词，曾让多少开发区人热泪盈眶，它也鼓舞了全国各开发区建设者奋斗拼搏的意志。
邓小平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这条重要新闻。
当晚，开发区管委会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大连、广州、青岛、福州……全国各开发区建设者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接连数天，全国各开发区都派来干部，参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学习邓小平指示精神。“开发区大有希望”，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天津传向全国。
经过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关于开放理论，并结合天津当时实际情况，叶迪生等人意识到，开发区目标不能仅仅瞄准东南亚，更应瞄准美国、日本、韩国、欧洲。
为此，泰达在全国首先提出了跨国公司战略和以外资为主、以先进工业为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三为主”开发方针。
叶迪生首先想到了摩托罗拉。
叶迪生说：“过去搞科技工作时，我曾和李铁映一起从事托罗拉芯片的攻关项目，两人经常交流，比较熟悉。当时，李铁映刚担任电子部部长。他一下子飞到美国，找到摩托罗拉，欢迎摩托罗拉到中国来投资。摩托罗拉的老高尔文表示：‘到中国，不能合资，要独资。’李铁映当即就答应了。”
其实，那时中国的独资政策还没出台。
于是，李铁映就打电话联系叶迪生，询问可不可以搞独资。叶迪生说：“行呀，没问题，到我这里都行。”
叶迪生还同意摩托罗拉先到开发区进行考察。
叶迪生说：“我当时之所以敢说‘行’，是因为：这是高新技术，怎么不能搞独资呢？再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随着时间发展、变化，不能够只搞合资，所以我先答应，留这块地方给摩托罗拉。”
第二年春天，摩托罗拉派了7名董事来中国考察。在对厦门、上海、天津等几个城市考察后，7名董事投票选出投资地点。结果，天津获得了4票。
他们认为，在环境方面，天津虽然比厦门、上海、深圳有差距，但因为有南开大学等高校，人才有优势。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接待摩托罗拉的时候，开发区请出了李瑞环。
1992年，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建厂。
那一年，全国的开放形势又进一步，外商投资政策开放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大开放的格局全面形成。“针对怎么服务好摩托罗拉，我们特地成立了一个专业队伍，包括法律部门全都出动。当时，这就是军令状呀，谁都不能丢了这个项目！”叶迪生说。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中国投资高科技项目，而且是1.2亿美元的大手笔，当时就引起了轰动。
叶迪生说，这件事使他们总结出，引进一个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就会带动一大批相关服务企业，整个技术档次就会大幅度提高。
1993年，开发区创立10年后，国务院特区办曾经对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作过一个全面的调查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开发区投资回报率等21个指标综合实力排名无可争议地名列第一。其中，有14项指标都是第一，其余7项名列第二。其实，这已经不是泰达的第一个“第一”，而是坚持了多少年的“第一”。天津开发区的平均投资密度，达到了每平方米300美元。
1996年，开发区建立了3个区外小区，即位于武清区的逸仙科学工业园区，西青区的微电子工业园区，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区。
2000年6月，开发区又开始建立西区，实行土地扩展。
青岛选址黄岛作为开发区
1984年5月4日，中国改革开放掀开崭新的一页，山东的青岛、烟台与其他12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开放城市。
当月，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工作全面展开。
青岛开发区建在哪里？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东部崂山一带，二是城阳一带，三是黄岛一带。
为科学规划、正确选址，青岛市委、市政府曾多次出国考察国外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参照设立开发区所具备选址在海陆空港交通便利、电源和水源等能源充沛区域的国际惯例，借鉴了新加坡、台湾等新兴中等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
经综合论证，最终将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在胶州湾西海岸黄岛区与胶南市之间的区域。
毗邻青岛老市区的崂山区，没有建立港口的先天条件，当时水资源比较短缺，且作为旅游景区，不宜大规模发展工业。
位于青岛老市区北部区域的城阳区当时属于崂山县，虽离青岛老港较近，水陆交通都较为便捷，但在“引黄济青”工程启动实施前，水资源和电源等能源相对匮乏，且区内大部分为耕地，开发征用土地成本较高，而中央当时对开发区总的原则，就是只给政策，不给资金。
而黄岛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黄岛虽离青岛母城陆路较远，但与母城隔海相望，海上最近距离不到2.26海里，同时具备了港口交通、水电能源等设立开发区的主要条件。
从交通上看，当时黄岛区域内正在兴建青岛新港区前湾港，并拥有国际一流的港口岸线资源条件。此外，直达机场和老市区的环胶州湾高速公路和通往市区的轮渡已经列入建设计划，胶黄铁路通过胶济铁路连贯全国。
从能源方面看，电力资源相当充沛，当时黄岛电厂已具备了67.3万千瓦时的发电能力，水资源也完全可以从周边的胶南市提供。
在用地方面，黄岛区的薛家岛当时大部分为滩涂荒地，实际耕地很少，开发建设的动迁和征地成本很小。
从青岛市的整个城市发展格局和生产力发展布局来看，向北发展将从交通、能源等方面拉长经济瓶颈，加重老城区和青岛老港区的满负荷状态，造成经济梗阻。
向东从浮山到崂山，空间十分有限，且多为山体、坡地和丘陵，只宜于发展高教区和旅游景区，同时从梯度推移理论出发，青岛市未来的发展惟有跨海西移，即在胶州湾西海岸的黄岛开辟新经济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才能有更大的作为，才能禁得起历史的最终检验。
1984年5月30日，青岛市委、市政府在上报给省委、省政府的关于开发区建设方案中提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在黄岛。
其实，当年选址黄岛还有一个原因：黄岛三面临海，便于封闭管理。这是当年兴办开发区的条件之一。那时人们担心对外窗口打开了，难免会飞进来几只苍蝇，要严加防范。
时任青岛副市长的宋玉珉说：“虽然现在开发区的标签就是‘开放’，但那时我常想，开发区该怎么封闭，是用铁丝网，还是设关卡？”
1984年10月20日，国务院批准青岛、烟台两市在抓好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土地面积分别为青岛15平方公里，烟台10平方公里。
开发区应以兴办生产性工业企业和科研项目为主；开发区内的建设项目，应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或是对现有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有明显促进作用的。
1984年，当年任青岛市城乡建委副主任姜震被抽调参与开发区筹建工作。他回忆说：
当时选址定下来，就开始实施了。当年青岛20多位城建专家在青岛人民会堂的化妆室里，伏在化妆台上画出了20多张开发区规划设计图。
1985年3月28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
当天，中央、省、市领导乘北海舰队的军用船只渡海，去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当天狂风怒吼，船在大浪中颠簸不止。
奠基仪式结束后，海上仍然是大浪滔天。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不得不改乘汽车返回青岛。
也许这成了一种预兆，预示着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要面临的是多年的漫漫风雨路。
蔡可卿，1985年转业到开发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任主任。
当时蔡可卿负责外商接待工作，虽然眼前是一片旷野，但他对着一张开发区规划图，一遍遍向客人介绍未来美好的前景。“外商更关心眼下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当时最困难的还是通讯、交通问题。
蔡可卿说：“刚开始，整个开发区只有3台从日本购进的对讲机，那东西通话时间一长就发热、断线。后来我们的四层小楼每一层有了一部电话，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我成了接线员，整天跑上跑下喊人听电话，后来没办法只能找个专人负责接电话。”
那时用的是民用电，隔三差五地就停电，但最难办的是过海交通问题。
一次，美国客人坐在汽车里乘轮渡过海，赶上当天涨大潮，海水没了栈道，汽车熄了火，外商只得挽起裤腿站在水里推车。
还有一次，韩国土地公社代表团回青岛又遇上了退大潮，交通艇无法靠岸，客人们只能手握船顶铁栏杆“荡”上船，过去一人，大家就鼓掌庆贺……
这些客人从此再没来过。
除了具体工作中的举步维艰，还有思想上的困惑。
曾任中共青岛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沙命枢，是开发区早期的负责人之一。他在一次回忆开发区建设时曾经说：
当初开发区的选址之争，在今天飞速发展的事实面前，总算有了定论。但开发区还经历着体制之争、融资之争、定位之争。总之，开发区是在争议中走过来的。
没有可供参照的样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青岛开发区在艰难中起步。
在20世纪90年代初，青岛市政府东迁、东部开发启动时，开发区的很多人迷惑了：“政府是不是要放弃西海岸？”
那时，消沉的情绪在一部分人中间弥漫开来。
那一年，蔡可卿将户口迁往开发区。办手续时，登州路派出所所长劝他：“老蔡啊，你可要想清楚，你现在迁出去容易，将来想回来可就难了。”
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赶到开发区，他说：“开发区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东部开发而改变，从长远来看，只有开发区才能承载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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