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吉尔·马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弗兰克·洛伊的第二生命试读：
前言
我之前撰写的弗兰克·洛伊的个人传记《超越极限》（Pushing the Limits)发表于2000年，这第二本传记起始于上一本的结尾。当时正接近他的70岁生日，大家都预计他会退休，但就像这本书所写的，他并没有就此隐退。
弗兰克·洛伊是一个极其重视个人隐私的人。我写第一本书时，他忍着性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公众形象背后的故事。由于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写作本书时他向我袒露了更多。我尽我所能坚守着他对我的信任，将他的老年故事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对于那些没有看过上一本传记的读者，我已将它概括在这本书的前8章，称之为“第一生命”。
在为弗兰克·洛伊书写这几十万字以后，除了对他诚挚的感谢，我没有其他要说的。感谢他与我交谈的那些数不清的时光。吉尔·马戈第一部分第一生命上个世纪的故事第1章早年间
1930年10月，当雨果·洛伊（Hugo Lowy）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小儿子走进犹太教堂的时候，他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那时的大萧条已经耗尽了世人的希望，人们在困境中挣扎，但可喜的是，雨果的怀里抱着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教会的一群男人们聚集在小男孩身边，依照惯例履行着上帝的契约仪式，为他命名。雨果祝福着他的儿子，希望他能够延续大家的未来。由于小男孩的祖父和外公在他出生前都已辞世，他继承了他们的希伯来名：平夏斯（Pinchas）与乔纳（Jonah）。在后来的人生中，他被简称为弗兰克。
洛伊一家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四个孩子挤在同一张床上，水也要从后院的一个水泵里抽取。作为最小的孩子，弗兰克在有限的家境中被大家尽情地宠爱着。在他哥哥约翰（John）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孩子，“他是所有人的掌上明珠——从小到大他从未停止过让大家震撼”。而在姐姐伊迪丝（Edith）的记忆中，弗兰克有些任性，是一个脾气大的小霸王，经常我行我素，不达到目的就大吵大闹。
这一家人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菲拉科沃（Filakovo）这个拥有两百多人的团结的社区，也就是现在的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个小镇。犹太人于19世纪早期在此定居，并被当地人广泛接受。他们参与这座城镇里的商业生活，他们的孩子也在当地的学校上学，每个安息日，他们还会固定地聚集在社区的小木屋犹太教堂里祷告、聊天。这个犹太社区注重自己的需求，并且让大家觉得有安全感。
每星期五，学校早早放学，小弗兰克会跑回家看着妈妈伊洛娜（Ilona）为安息日做准备；他也知道每逢这天午饭时间一过，爸爸就会打开家门，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拎着公文包。作为一个旅行推销员，雨果每周都要与家人分开，家人因此热切盼望着他的归来。到了晚上，雨果会带着儿子们走去犹太教堂参加安息日的仪式。
当时许多无业及靠救助过活的贫困犹太男人会在城镇之间穿梭，想办法寄几枚银币回家。每当星期五，他们会走进最近的一个犹太教堂，祈祷自己能够被邀请参加一顿安息日晚餐。洛伊一家总会接收一两个这样的流浪者。仪式结束后，他们会和接收他们的家庭一起回家享受节日晚餐。当人们陆续回到他们的房子里，平和安静的男人们和孩子们就渐渐地从街道上消失了。
从窗外，弗兰克能够看到家中点起了蜡烛，走进家门便会看见妈妈和姐姐已经准备好了一周最重要的一顿饭。对于餐食和周末休息的等待，雨果总是兴致勃勃地充满期待。他会习惯性地抱起一个孩子在房间来回走动，通常就是最小的儿子弗兰克，嘴里默念着传统安息日的致辞。这时家里充满着喜庆的气息，即使有陌生人同桌也没有影响。全家人又一次团聚了，就像弗兰克所度过的每一个星期五一样。他们会围坐桌前，挺直身板，在吃饭前吟唱和祈祷。
弗兰克一家有着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血统。雨果出生于匈牙利，曾在奥匈帝国军队里服役的他，比来自斯洛伐克比斯特拉（Bystra）小山村的妻子伊洛娜更为世俗一些。因为雨果和伊洛娜都来自大家庭，所以两边都有很多堂表亲戚。和弗兰克最亲近的是表姊妹伊娃·豪普特（Eva Haupt），她经常到弗兰克家过夜。弗兰克和伊娃会把家务活当作玩耍，一起处理家里的杂事。当弗兰克自己一个人跑腿时，他会骑上家里的自行车，但因为太矮，只能坐在自行车横杠上操控。从伊迪丝的话里我们得知，雨果非常喜爱弗兰克，会亲切地称他为“塔塔”（Tata）。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雨果·洛伊有魅力也善于交际，但他并没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他曾经不止一次迫于无奈向伊洛娜的家人或是自己的哥哥利奥波德（Leopold）寻求帮助。利奥波德是小镇上的那位“有钱伯父”，虽然雨果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乘坐过他那三辆车，但他们每年都会拜访一次他的豪华别墅。
弗兰克出生前，雨果曾开过一家窗帘店。后来，当雨果经营不善而考虑要宣布破产的时候，他的父亲乔纳打消了他这个念头。“振作起来，”他教训道，“洛伊家永远不容许有人破产！”虽然雨果最终还清了所有债务并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失去了一切，包括他们的房子。通过父亲雨果的转述，乔纳的话总是在弗兰克的童年里回荡着。
当弗兰克出生时，雨果正在利奥波德的手下做旅行推销员，平常承接一些厨具订单。为了贴补家用，伊洛娜开了一家小型的食品杂货店，售卖糖、面包、面粉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还额外拥有一张有限的售酒牌照。一家人就住在这家商店的后面，孩子们总是进进出出，接待着顾客们或是从大玻璃瓶里找糖吃。通常到吃午饭的时候，店门口的铃铛就会响起，表示有客人进来了。这时弗兰克总会跳起来，在招呼好顾客后，回饭桌的间隙顺手抓起一把糖塞进嘴里。虽然这家店的经营情况尚可，但雨果对于纸牌的热衷致使杂货店并没有帮助家里缓解多少经济压力。他经常与比自己强的对手玩牌，输钱也就是常有的事。
每天下午放学后，洛伊家的男孩们必须参加宗教教育，星期天也不例外。对于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来说，这是强迫性的。他们在学校用的是德文，在家说的是匈牙利语或斯洛伐克语，在犹太教堂祷告时用的是希伯来语。
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充实，几乎没有闲暇。偶尔，赶上非常幸运的时候，雨果会带着弗兰克看足球比赛。雨果是个足球迷，所以一到周末，他必须花言巧语地帮小弗兰克向教会请假，带他逃避星期天的课程。他们小镇的足球队在整个地区以实力强劲著称，对他们来说，看一场比赛简直就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享受。父子俩手牵着手穿过围场，走向那搭建着摇摇晃晃的球框的临时足球场。在工作日里，只要弗兰克和他的朋友们有任何闲暇，他们就会用自己的袜子做成一个碎布球一起重温球场时光。
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可怕的。大萧条造成了人们低落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恐惧，也滋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当反犹太主义浪潮在德国和波兰泛滥时，捷克斯洛伐克对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族裔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但是到了弗兰克开始上学的时期，犹太人家庭的前景开始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1938年11月，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事件里，数百个犹太教堂、商店和房屋被毁，恐惧蔓延到了整个欧洲的犹太族群。
同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让洛伊一家沮丧，他们发现自己居住的地方已经划归匈牙利，而大多数亲戚却被边境线分割在了斯洛伐克。和堂表亲戚们一起度过漫长暑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犹太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并且不能再拥有自己的生意或房子。伊洛娜被迫与一位非犹太合伙人一起经营自己的杂货店。犹太人再也不能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小镇里他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弗兰克和他的朋友会在上下学的路上被骚扰。“你知道自己身为一个犹太人，大家都不喜欢你。这让人感到极大的羞辱。”弗兰克回忆道。虽然他很害怕，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雨果丢了工作，房子也有被没收的危险。小弗兰克仔细地听着大人们的讨论。他分担着家庭关于房子的担忧，也再次感受着被伊洛娜的家人救助后的巨大安慰。时至今日，表亲们那毫不犹豫的资助令他依然记忆犹新。“家庭团结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母亲的家人给予彼此的支持不仅限于金钱，而是全方位的，包括情感上的和精神上的。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周写信给对方，有时甚至更加频繁，任何人的个人问题都是全家的问题。”
1942年，洛伊一家收到了可怕的消息。斯洛伐克当局开始大规模驱赶犹太人，伊洛娜的几位家人被带走了。在听说他们可能将面临被驱逐出境以后，伊洛娜4月收到了兄弟格扎·格伦菲尔德（Géza Grunfeld）的令人心碎的来信。他为自己的孩子们的处境感到绝望：“我很想问你可不可以带走我亲爱的孩子们。虽然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也不好过，但我们只是可怜孩子们。实在有困难，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可以安排他们到……（单词被检察官划掉了）如果那时我们还在的话。”雨果和伊洛娜毫不犹豫地立刻派人去接回孩子们。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四家亲戚，包括每家的三四个孩子，都被驱逐并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消息。伊洛娜悲痛欲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哭泣和祈祷。屋子里弥漫着悲伤，每个孩子都感到十分失落，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
恐惧在原本已紧张不安的犹太社区里蔓延。四周发生的险恶事件让他们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弃在这个东欧小镇上，逃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纳粹在欧洲猖獗，波兰已经沦陷，旁边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已被驱逐。菲拉科沃犹太人的安全还能持续多久？
在犹太赎罪日这天，整个社区的人们都挤进了他们的教堂，虔诚地、战战兢兢地祈求着永久的救赎。通常在这神圣的日子里，犹太人会祈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不要抛弃他们。教堂里回响着大家慷慨激昂的请求。仪式过程中，男人们会将祷告用的披巾盖在头上，开始通过内省感受与上帝的距离。雨果把一旁的年仅11岁的弗兰克拉进自己的披巾下，两人紧紧相拥。依偎着父亲，透过白色披巾，弗兰克可以听到牧师开始高歌：“谁应该生，谁应该死……谁应该被火烧，谁应该被水淹……”弗兰克能感觉到父亲在发抖，这首圣歌唱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处境。最后，雨果在他身旁边哭边紧紧捏着儿子的手。等待他们的到底将是什么？
从那以后，雨果认为他们一家人在乡下生活实在太显眼了，该搬到繁华的布达佩斯去住了，在那里他们可以淹没在人群中。第2章到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一个很难得的避难所。虽然犹太人还是面临着一些限制，但是好在洛伊一家人的生活在这一年多里也终于平静了。他们找到了一间不错的公寓，雨果又找到了一份旅行推销员的工作。弗兰克看到父母重新坠入爱河，手牵手在公园散步，一起在集市里挑选最好的苹果。在菲拉科沃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精力都是为了生存，现在他们又开始光顾戏院了。
弗兰克就读的那所犹太日校的男孩子都非常热爱MTK布达佩斯足球俱乐部。才几天时间，他也成了一个忠实的“粉丝”。他每天乘坐拥挤的电车上学，背着书包，一手勾着栏杆。每个星期天他会去看足球比赛，星期一则是和朋友们一起仔细研究报纸上的体育报道。相对于学业，他更热衷于体育活动，他给自己的学业表现打分为“平均水平”，但是他的老师们打的分就不会这么仁慈了。
同时，弗兰克开始通过战争年代寻常的风险投机补充自己的零花钱。当时电影非常受欢迎，并且周末场次的票特别贵。一周的前几天里，弗兰克会购买一批电影票，而后在周六卖出赚点差额。碰到不叫座的电影，他囤的票也会卖不完，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赚钱的。
和他们家人住在一起的亲戚来自斯洛伐克，是一位年轻的宗教信徒，虔诚的他为弗兰克举行了受戒礼。这个传统的快乐日子象征着这名小男孩已然跨入成年，可惜到了1943年10月，再没有任何人能激发出原本该有的喜悦。弗兰克最大的哥哥亚历克斯（Alex）因为被匈牙利军队招去做苦役而不能和大家团聚，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越来越难以阻挡，他们正不断失去一切的现实变得越来越清晰。到处都是难民，空气中弥漫着不确定性。一股悲伤的情绪笼罩了整个犹太人社区。
作为布达佩斯的新移民，洛伊一家没有亲戚和朋友来分享弗兰克成年礼的喜悦。以往伊洛娜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家庭都会浩浩荡荡地前来，但是他们都已经被驱逐，再也见不到面了。弗兰克的大伯利奥波德从菲拉科沃赶来，并且给弗兰克买了他的第一块手表。之后，家人邀请几个客人在他们的公寓吃午餐，听弗兰克发表了一段演讲。悲伤笼罩着所有在场的人们。
洛伊一家努力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最终还是在1944年3月19日这个星期天被打破了。伊洛娜和雨果去剧院看了日场演出，回来时还兴高采烈，但马上因为德军已经入侵匈牙利这则令人恐惧的新闻而沉默不语。在这之前，匈牙利也是纳粹德国的同盟之一，现在它也被占领了。和德国军队一起来到布达佩斯的还有一支德国秘密警察的突击队。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带领下，这个突击队的唯一目标就是清除匈牙利的犹太人。
弗兰克能够清楚地记起父母脸上的恐惧、焦虑和对于灾难的预感。看着他们，他感到了胃里一阵痉挛和压抑，大人们讨论了一个晚上。他们的避风港已经不再安全，必须再一次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黎明时分，他们有了答案，雨果会去火车总站购买全家前往120公里外的维斯普雷姆（Veszprém）的火车票，他们在那里有亲戚。[1]
雨果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他会把自己的经文护符匣绑在[2]额头和右手臂上，再用披巾包裹住自己开始内省。这个私下的仪式会每天提醒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上帝同在。那一天，他用尽全力在上帝面前颤抖着祈祷，恳求他能够保护家人的安全。他合上了祈祷书，镇定心神，与妻子和家人吻别后动身前往火车站。
整个公寓静悄悄，每个人都在屏息等待。到了午餐时间，雨果的座位依旧空着。客厅里的窗户下面有一个沙发。弗兰克整个下午都站在上面往街上看，他坚信父亲会随时回来。那天晚上有人来告诉他们，当天在火车站的犹太人遭到了围捕，关于围捕事件的细节很少。雨果被抓走了吗？他逃了吗？没有人知道答案。
当家人都在利用自己有限的交际圈子打听消息和搜寻任何雨果可能幸存的迹象时，弗兰克继续趴在窗前守候着。作为布达佩斯较新的居民，他们认识的人很少，并且没有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他们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门前站着的是一位身材魁梧、胡须浓密的匈牙利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雨果还活着！他被困在小陶尔乔（Kistarcsa）——一个离布达佩斯20公里远的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里。
在信里，雨果表达了分离的痛苦，以及再次拥抱家人的深切渴望。他要求伊洛娜寄给他一些私人物件，他最想要的是他的祈祷包，里面装着他的披巾和经文护符匣。这些宗教物品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在集中营里带给他无限的安慰。这位匈牙利人同意把这些物件带给他，也确实做到了。事实上，他同意并担当了三个星期的信使，帮雨果和家人传递食物和信件。
这些信件充满了爱、情感和焦虑，描述了他们对一家人再次相聚的渴望。虽然身陷囹圄，雨果不忘为每个孩子写下实际的建议，表达着他的疼爱并给予鼓励。到了四月底，这位匈牙利人又带来了一封信，雨果认为他马上可以回家了，所以提出要一个手提箱。后来他又改变主意了：他会把自己的物件用纸包起来。
从那以后，一家人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将近50年后，弗兰克才得知他父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失去雨果以后，一个亲戚建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设法取得假证件并且还要分开住。因为弗兰克还没有证件，所以他与伊洛娜别无选择地和其他22万犹太人一样被关进一个“黄星屋”，也就是那些门上贴着黄色星星的房子。这些房子专门为犹太人设置，遍布在布达佩斯多个地方，有时候20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这对母子去的那间房子位于旧的犹太区，不久就会被隔离成贫民窟。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们离开了“黄星屋”并躲藏起来。但是躲藏又带来了新的危机，被发现的恐惧让他们神经极度紧张。得不到安宁的他们再次回到了“黄星屋”，这时那里的条件已经变得更加让人绝望。
在那些个可怕的月份里，母子俩越发靠紧，彼此相依为命。伊洛娜用母爱滋养着弗兰克，而靠着弗兰克的机智，他们得以继续活下去。他悄悄地走在街上，寻找食物，打探消息。来自每个角落的威胁使得他很快领悟到了警惕的重要性，并且提高了自身观察和聆听的能力。他说：
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刻，我的童年就结束了，我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变得更像我母亲的父亲。我每天都要谋划如何活下去、吃饱和生存下来。我总是在听人家说什么可以确保我们存活。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朋友，只有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和恐惧。我的哥哥约翰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吃的，我们都为彼此冒险。我们为父亲和哥哥担忧，期望他们还活着。这些日子里唯一的快乐就是和哥哥见面并获得食物。
这些经历塑造了未来的弗兰克。他没有就此变得意志消沉，相反，这个苦难的火炉将他锤炼成钢。
1944年10月，他们已经岌岌可危的境况因为变换了一个新的支持纳粹的政府而进一步恶化。统治者箭十字党（Arrow Cross Party）通过屠杀几百名犹太人宣示他们已经掌权。箭十字党的青年分子会将犹太人从家里赶出，折磨他们，并且朝他们射击，使他们从桥上掉入多瑙河中。他们最喜欢的玩法之一是将三名犹太人绑在一起，射杀其中的一个使他们失去平衡，再看着他们翻进冰冷的河水中。大约两万名犹太人在多瑙河岸这样被枪杀。
类似的事件激起了那些驻布达佩斯的中立国外交官的愤慨，中立国的代表者瑞典和瑞士等国尽力保护着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保护性的文件，让他们住进大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受外交保护的领地。其中最大的一个建筑瓦达斯街（Vadasz Street）29号的玻璃屋，在瑞士政府的保护下住着数千名犹太人。
弗兰克这个机敏的小道消息采集者听说了瑞士护照正在发放中。他探访了玻璃屋并且看到焦急的申请人已经围绕街区排成长队。在队伍里等待非常危险，因为德国人可能随时出现将大家围捕。他怎样才能避免这个危险而早点领到证件呢？从远处观望后，他想好了一个主意：他到附近的戏剧用品店以口袋里仅有的几枚硬币租了一套电报员的制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送急件的信差。他来到了队伍的前端，用随身携带的两张照片，顺利获得了证件。
一个小时之后，他和哥哥约翰及妈妈一起上路，前往多瑙河岸附近的一家庇护所。这些房屋挤满了饥饿和焦虑的人。有这两个机智多谋的孩子觅食，伊洛娜感到幸运。不管弗兰克或约翰弄到了什么食物，她都会和屋里的其他人分享。弗兰克会反对：“拜托了妈妈，为明天留点吧，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获得更多。”但是伊洛娜无视他的请求。对她来说，有食物不与大家分享简直不可思议。
从11月中旬开始，除了住在庇护所里的那些人外，布达佩斯所有的犹太人都被强制赶入贫民窟，庇护所也不再安全。趁着黑夜，箭十字党党员会破门而入，将脸上写着惊恐的居民拖到河岸上，一个一个排好，再射入水中。弗兰克和伊洛娜窝在一张床上一声不吭，听着枪声，想着什么时候会轮到他们。
随着苏联军队迫近的传说越来越广，箭十字党的暴行也在激增，掠杀庇护所里的人成了例行公事。如果这对母子继续留在那里，箭十字党党员很快就会到达他们的街区，但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住在大约第15个街区的附近，当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出几天后苏军就要到了。但问题是谁会先到。”弗兰克说。
在1945年年初的隆冬时节，苏军解放了这座城市，洛伊一家开始寻找雨果。他们到处都找遍了，向幸存者打听并且翻遍了红十字会列出的名单。每天他们醒来的时候，都满心希望可以听到好消息。有人听说雨果被带去了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但无法确认。这时亚历克斯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他是从奥地利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步行了500公里回来的。没有人认得出这个年轻人，他瘦得皮包骨，还患有伤寒。家人发现他后温柔地将他抱进去，紧紧围着他哭泣。他们将他放进浴缸后，伊洛娜说他背上的尘垢厚到可以种小麦。随着他渐渐康复，全家人继续一心寻找着雨果。
但是希望还是破灭了，布达佩斯已成了一座废墟。带着沉重的心情，他们转向了老家。洛伊一家和为数不多的几名犹太人一起回到了菲拉科沃，却发现他们曾经的社区几乎已经全部被夷为平地，并且当地人不再欢迎他们。[1] 经文护符匣，希伯来人的经匣，在工作日早晨祷告时，用皮质带子绑住并绕着头部和手臂的装着经文的盒子。[2] 披巾，一条带有须边的祈祷围巾。第3章到巴勒斯坦
弗兰克在菲拉科沃看了一圈，他知道对他来说，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回忆是可怕的，他产生了一股强大的、要离开的内在动力。约翰已经决定要去巴勒斯坦，并且他很快就实施了这个计划。犹太组织派遣了使者来召集流浪者及无家可归的人们，并把他们暗中送到巴勒斯坦。弗兰克这时也想过去。
我已经错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业，我不想也恐怕无力再拿起书本去学习了，也没有欲望在欧洲扎根。加入这个去巴勒斯坦的团队就好像参加一个学校的野营，这给予了我一个全新的开始——新的国家，新的身份，还有一个和犹太人一起创建家园的机会。我感觉自己为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正在离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1946年，伊洛娜为自己最小的儿子的离去送上祝福。他们都在各自的心中盼着不久还能相见，以减轻亲人们的分别之苦。
在这个1929年成立的、代表着巴勒斯坦犹太人社群的犹太组织的引导下，弗兰克在法国马赛登上了一艘非法轮船向他的新家园出发了。“嘉格号”（Jagur）这艘本应承载60人的轮船却超载着600余名来自欧洲各地的难民，大家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船上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十天的路程显得极其漫长。15岁的弗兰克晕船，感到极度孤单，特别想念他的母亲。之后，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地中海东岸海法（Haifa）山上的灯光突然映入眼帘。甲板上的每个人自然地唱起了《希望之歌》，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拟定的国歌。
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探照灯光开始横扫他们的轮船，带着扩音器的男人大声喊着：“停下！停下！”在枪口的指引下，这些难民被引进了一艘英国舰船里。几天后，弗兰克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塞浦路斯一座英国临时集中营的阶下囚。
在集中营里，主事的是哈加纳（Haganah），一个犹太人的地下精英保卫组织，它的成员为我们安排希伯来语的课程，帮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并鼓舞我们的士气。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培训我们，以使我们在到达巴勒斯坦后能够坚强、自信并积极地生活。在入境人数限额制度下，他们让年轻人最先进入巴勒斯坦。3个月后，我成了最早一批坐船抵达那里的人。
到了巴勒斯坦，人们在码头迎接他们。有人专门等着弗兰克，一个来自菲拉科沃的年轻人听说了弗兰克在塞浦路斯被扣留。当他得知第一批装载儿童的船舶就要抵达的时候，他决定去碰碰运气。他是弗兰克几个月来见到的第一个熟人，他甚至还带来了家里最近的消息。
多年来，弗兰克第一次卸下了他的警戒心理。他早晨会在田里工作，下午去上学，晚上和其他也是通过不同途径从欧洲过来的男孩女孩们一起唱歌跳舞。几个月后，他过去常年日积月累的焦虑渐渐消散。他用了平夏斯·利维（Pinchas Levy）的化名，没有人再会追捕他，他拥有了自由。在田里，他会躺在柚子树的树荫下避暑，随时伸手就可以摘下一只果子。
弗兰克和一群难民儿童被安置在莫夏夫（moshav）——海法附近的一个农业合作定居点。犹太组织照料着他们的生活起居，根据国家的着装风格给每个男孩发了一套蓝色工作服，休闲时穿卡其色套装，还有为特殊场合准备的白色俄罗斯民族风格的衬衣。弗兰克利用每天下午的课程追赶学业进度。有几个男孩认为他非常老练世故——当他们被困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时，弗兰克就想方设法逃上街头自主谋生；因此，在某些方面，他应对战争的经验要比其他同龄人丰富一些，他也学会了如何承担风险。
到了1947年的夏天，弗兰克开始坐不住了，他渴望探索莫夏夫以外的世界。虽然他喜爱现有的朋友圈，留下的诱惑也很强烈，但他仍希望可以刻画自己的人生方向。16岁时，他离开了这个定居点。此时的他身无分文，第一个目的地便是海法劳工介绍所。他每天白天做苦力，最终得到了见习管道工的职位。这份工作所获得的微薄薪资让他很难找到住宿地，好在他的老板碰巧正在修建一个快完工的楼房，他便安排弗兰克住进了底楼。虽然那里的墙壁依旧光秃，窗户也没安好，弗兰克还是把一个小角落整理得井井有条，适宜居住。出于隐私，也为了保护自己，他用木板盖住窗户，买了一张床垫和一盏小油灯，然后他在这里安营了几个月。到了晚上，他会不情愿地走进这个小房间，在黑暗中安静地躺下，心里感觉空空的。当楼房完工并且通电后，他继续留了下来，为了增加收入，他当起了管理员和清洁工。但是，孤独的感觉开始笼罩着他。
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英属巴勒斯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点来到了这里。到1947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尽精力、疲惫不堪的英国将巴勒斯坦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联合国。11月，联合国投票表决支持巴勒斯坦的分割，划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则实行国际托管。当犹太人为此庆祝时，阿拉伯人公开声明这是一场灾难，拒绝接受并且宣布要将犹太人赶进大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战因此爆发。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参军是毫无疑问的。在莫夏夫生活的时候，他们每个月有一天可以去探访哈加纳。如今，他们要前往特拉维夫（Tel Aviv），希望可以全职加入这个组织。在招募站，他们被分配到了加利利（Galilee）的军营，并且领到了临时制服，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鞋子、美国的军用夹克及帽檐上写着意第绪语的“美国帽匠的礼物”的帽子。他们被告知要在市场上购买卡其色衬衣，再去太巴列（Tiberias）附近的定居所报到。入伍让他们感到自豪。“我们到了一个检查点，那些英国人挥手示意让我们通过。他们看到我们的制服，便认为我们应该属于某个部队。”弗兰克回忆道。
他们的军队很快便迎来了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在一次交火中，弗兰克被手榴弹的弹片炸伤了头部。他失去知觉，战友们以为他不行了，但出乎大家意料，他居然在医院醒来了。几天后，他头部绑着绷带重新投入了战斗。
自从他离开欧洲，妈妈每周都给他写信。他虽然也尽可能按时回信，却从来不向她提起自己面临过什么样的危险。妈妈的信充满了疼爱之情，也时常表达着她有多后悔让他陷入如此危险和不确定的境地。“我最亲爱的弗里（Feri，弗兰克的昵称），”她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经常特别纳闷我怎么让你离开了，即使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生活有多艰辛，我在这里是如此地想念你。我们当时就应该留在一起的……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将你贴在我的胸口紧紧抱住，并且再也不让你离开。”她恳求他透露一点他到底在做什么，但他从未告诉过她。
1948年5月，当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新以色列国独立时，弗兰克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战壕里听着嘈杂的广播，在前线奋战的他们并不感到可喜可贺。事实上，本-古里安本人也有同感。他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当他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欣喜中，但他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所有的阿拉伯军队的战争”。确实，在他宣告独立后的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就被5支军队围攻。
叙利亚军队开始轰炸加利利海边的基布兹农场，这是属于刚成立的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的阵地，在经历重大损失后，戈兰尼旅最终击退了侵略者。在好不容易休战的时刻，拉菲·科切尔（Rafi Kocer）这位24岁的军官开始招募坚强勇敢的年轻人组建戈兰尼旅的突击队。当他听说这群包括弗兰克在内的难民男孩都是能干的战士时，科切尔便决定将他们带离现在的常规部队。
科切尔秘密地让他的副手为这些年轻人拟订了一个计划。如果他们自愿参加，就必须半夜偷偷溜出自己的部队。一旦被抓，他们会因为未经指挥官允许擅自离队而被惩罚。这个测验能够显示出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加入突击队。弗兰克和他的战友们跃跃欲试。正如安排的那样，他们丢下了自己的武器，成功地在午夜悄悄不辞而别。
欣喜和自豪的他们签署了一份誓约加入了戈兰尼旅巴拉克营的12号部队。科切尔通知了他们之前在常规部队的指挥官，这群难民孩子现在已经听命于他。这些男孩都领到了英国伞兵的帽子和德国造的枪支，并立即开始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晚上在敌军战线的后方行动。对其他保持沉默的人来说，这些奇怪的欧洲男孩根本配不上他们那“无畏的战士”的称号，但是科切尔明白他们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他们是在为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复仇并赋予自己强大的力量。他们愿意为此不顾一切，忍受任何艰难。”他事后说道。
起初，这些年轻人都是集体行动，但渐渐他们的指挥官们发现，他们的小团队有一个低调的领导者——弗兰克。因为他的希伯来语讲得最好，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他进行的。后来，科切尔说，即使在最极端的压力下，有一些孩子崩溃了，但弗兰克从来不会。科切尔回忆道：
一开始，他年轻、迷茫，对周围的世界充满猜忌，但是在战争中，他似乎发现了自己新的力量。他学会了真正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百分之百地相信对方会竭尽全力相互营救。这也是这些男孩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这让他们学会了相信自己和相信他人。
如果弗兰克生命里没有这个时期，我相信他不会做到以后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果断的性格。在战场上，你有战友，但你必须自力更生。你必须和团队保持同步，但也要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一瞬间做出决定并且尽最大努力取得成功。弗兰克做到了。他塑造了自己，战争后的他在意志上变得更加坚强。
在1948年7月到12月的6个月中，这支部队一共执行了73次战斗任务，很多次都是深入敌后。当他们在北方的任务完成后，他们被调配到南方，开始在加沙（Gaza）和内盖夫（Negev）服役。正是在这些战役中，科切尔受重伤，以致他的部队不得不在1949年3月解散。
弗兰克被派去学习莫尔斯电码和无线广播。在这个过程中，他第一次对自己做了自我评估。“我理解这些素材非常迅速，我发现自己可能有天赋。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几个月后，1949年，在为效忠以色列国的德鲁兹教派的一支部队执行通信系统工作以后，弗兰克却被解雇了。他静静地思考为什么自己始终没有能够获得军衔，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和这些难民孩子同时加入部队的是那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更为年长和老练的人，而等到了这些新成员开始可以胜任指挥官的时候，部队却解散了。
回到平民生活以后，弗兰克必须找到工作。幸运的是，他的通信培训经历帮助他找到了一份邮局的工作——用莫尔斯电码发电报。虽然这样的工作已经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弗兰克却认为这个职位就是一个死胡同，所以在工作的同时，他开始上夜校进修会计学。此时他和他的哥哥约翰一起住在海法，当他提到他希望去银行上班，约翰笑道：“谁有可能得到银行的工作啊？”几周后，弗兰克在以色列国民银行收获了一个薪资较低但大有前途的职位。
这一时期，他正步入成年并且享受着在海法的生活，“这个地方充满着活力。我们差不多都住在大街两旁，平时去看电影，看球赛，参加晚间的歌唱活动。这里总有事情在发生。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感到乐观。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虽然他每天都在想念伊洛娜，但他明白即便没有母亲的庇护，自己也能活下去。以色列已然成了他的祖国。
15岁到21岁是令人印象深刻的6年，这段时期打开了我的视野，并且教会了我新的生活方式。以色列出生的犹太人非常自由勇敢，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安静内向。久而久之，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也通过我们自己逐渐建立的自信，我们两个群体间的关系得到改善而且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这些年还开启了我西式的思维方式。现在，当我想起来到澳大利亚之前的“家”，我会想到以色列。
这些年来，洛伊家其他成员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迁移到了澳大利亚，而不是以色列。弗兰克和约翰感到两难。他们应该留下来建立这个新国家，还是走向家人身边抚平分离的痛苦？第4章在澳大利亚开始的日子里
1952年1月的一个晴朗的夏日，弗兰克与约翰看到了站在悉尼机场航站楼内的他们的母亲和哥哥亚历克斯。分开的时候，弗兰克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小男孩，现在拥抱着伊洛娜的他已经是一个21岁的强壮小伙。当他踏入位于悉尼东郊主干道上的洛伊家的小客厅后，弗兰克一一看着分别已久的亲人们，内心感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放松。“我有了一种归属感。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多么的孤独。现在，我突然找到了母亲和兄弟姐妹，我有了一个家。”在他们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的同时，洛伊一家也为雨果的缺席感到痛心。他们仍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这对兄弟必须马上找到工作来偿还购买飞机票的借款。弗兰克的第一份工作来自一个工具制造厂，工厂坐落在一个潮湿并且压抑的地下室里。他看着时钟，梦想着能有一份在地面上的工作。他看到了登载在当地犹太报纸上的一个城市商店里招聘三明治面点师的招聘广告，立即递交了申请，申请信是亚历克斯的妻子利塞尔（Liesel）写的。“这就好像是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充满生机，许多漂亮女孩都想买三明治——我总是非常乐意替她们制作。”这间店面是雅各比（Jacoby）一家经营的，弗兰克仔细观察着他们。这是一个亲密和完整的家庭，要像他们一样成了弗兰克的理想。他们家的儿子刚好是犹太人足球俱乐部哈克（Hakoah）队的队长，这也意味着弗兰克可以参加他们下一场的比赛。
新国家的生活开始在他面前展现。那一年，在一个庆祝犹太光明节的派对上，他观望花园的时候被一位非常美丽的金发女孩迷住了。尽管女孩忽视了他，但18岁的雪莉·鲁桑纳（Shirley Rusanow）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也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哇，他好英俊！”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一定很强烈，以至第二天她就告诉一个朋友弗兰克就是自己的意中人。雪莉1934年生于悉尼，她比弗兰克小4岁。她的母亲戈尔达（Golda）来自伦敦，父亲雅各布·鲁桑纳（Jacob Rusanow）来自波兰。虽然鲁桑纳一家为了雪莉、艾伦（Allan）和利奥尼（Leonie）这三个孩子的教育努力经营着裁缝铺的生意，但是赚的钱还是不够送雪莉上大学，所以雪莉小小年纪便开始工作。
不久后，雪莉和弗兰克再次相遇了，雪莉陷入热恋。她母亲试图撮合她与另一位更门当户对的男子交往，称弗兰克是一个贫穷的移民男孩。“他能够有什么作为？”戈尔达问道。但是，对雪莉来说，弗兰克与众不同。“他有一些特别的品质。他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他渴望改变现状，也绝对不会一辈子做一名三明治面点师。他会说四五种语言，而且喜欢听音乐会，看电影。他热爱音乐。”
1954年3月7日，弗兰克和雪莉正式结婚，并且在英王十字区（Kings Cross）的一个极小的公寓里安了家。这时的弗兰克已经在职业技能上得到了提升，成了一名肉类加工厂的送货司机。
我为差不多40家店供货。我有一个很大的硬币袋，每天早上，我会起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拿硬币用公用电话给它们打电话获得订单。到了中午，我就会完成所有的送货，然后我会检查它们是否需要更多，然后下午会再跑一圈。诀窍就是要赶在早上抢先拿到大的订单。我习惯开快车，每当到了红灯和十字路口，我会把握时机在方向盘旁边夹着的笔记板上写下订单和发票。
他们结婚的时候，弗兰克的薪资是每周9英镑外加2%的佣金，但这就是他成功的动力，他每周带回家的钱从不少于100英镑。他为创业而积蓄的决心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必须节俭。结婚不久后便怀孕的雪莉一共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在家穿，另一套用于外出。1954年的新年前夜，戴维（David）出生了。公寓的阳台变成了育婴室。那里可以放下一张婴儿床，但仅此而已。
弗兰克的送货工作让他认识了长他八岁的约翰·桑德斯（John Saunders），一位在市政厅火车站开着一间小熟食店的匈牙利裔犹太人。桑德斯和他的太太埃塔（Eta）都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1950年抵达悉尼时一无所有。桑德斯凭本能感受到弗兰克的潜力并喜欢他。“有许多销售员到我店里。大多数都会过度加价，还会迟到，”桑德斯说道，“但弗兰克不一样。他的发票上永远是正确的重量和价格，而且他总能准时。毫无疑问，他肯定有他的缺点，但我从来都没有看到。”
他们的接触是彼此人生的转折点。桑德斯确信弗兰克会是一个不错的合伙人，便提出了他们一起合伙经商的提议。弗兰克回答说他会考虑，几天后回来时，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太太都完全不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弗兰克的坚定与决心打动了桑德斯，他欣然接受。
他们第一个投资项目便是在位于悉尼以西35公里的布莱克镇（Blacktown）上开一家杂食店。这个区域对他们两位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但是这里到处都是新移民，他们知道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些欧洲移民的口味。刚开始的时候，弗兰克听从于有经验的桑德斯，但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法律问题。“当我们收到租赁文件并开始和律师协商条款的时候，他的表现让我惊讶。”桑德斯说，“弗兰克以前从未见过租赁文件，他仅凭直觉就可以知道怎样改变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收益。而后，因为他有会计背景，他开始负责财务。”
弗兰克通过勤俭持家，一共拼凑出了5000英镑作为他的初始资本投入了他们的业务。到1955年，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年半的他要穿着白围裙为自己的事业站柜台。布莱克镇的杂食店如期开业并准备好了迎接第一批客人。那时澳大利亚人吃的是白面包，奶品店卖的是奶昔，很难找到一杯纯正的咖啡。每当载着回家的工作人员的火车抵达布莱克镇火车站时，店里便会挤满想要买萨拉米香肠、黑麦、橄榄、咸鲱鱼及腌黄瓜的客人。当澳大利亚的英国侨民买着价值6便士的德文郡香肠及1先令的火腿肉时，布莱克镇的澳大利亚新移民已经大量地买起了按码出售的萨拉米香肠。
弗兰克和桑德斯都乐在其中。他们共用一个送货车，这周轮到谁用，谁就接送另一方上下班。他们一起前往莱卡特（Leichhardt）收集货物，然后到赫斯特维尔（Hurstville）的里加（Riga）面包店，通常他们都会早到，所以面包都还是很烫的。戴着手套，桑德斯会将面包扔向弗兰克，再由他装进运输车里。然后，他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及美味的新鲜食材一路高歌到布莱克镇——他们会唱着匈牙利歌曲、犹太民谣，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当他们大约在早上7点半到达时，店外已经有客人开始等待。他们的熟食店成了小镇周边区域的焦点，人们会长途跋涉来这里购买正宗的欧洲食材。当桑德斯和弗兰克带着一天不错的收入开车回家时，他们会放声大唱。他俩之间这一早期的合作标志着一个即将发展成长达30年的卓越商业合伙关系的开始。虽然他们的友情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但他们从不会在家中争吵。他们碰到矛盾总是会先想办法缓解。
一年内，两人在熟食店隔壁又开了一家咖啡厅，店外路面上放置的座椅，加上音乐和纯正咖啡，为大家又增加了一点欧洲的氛围，人们簇拥而来。新移民全部涌入这个地区，已经使这里住房严重短缺。在意识到了可以从该地区小块土地的涨价中获得挣钱的机会后，弗兰克和约翰开始买进并划分农田来建设住房。他们的业务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他们的律师莱斯利·温特（Leslie Winter）提议他们要从合伙人制转变成一家私人企业。
弗兰克对于法律问题敏锐的理解给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弗兰克的时候，他还是生意场上的一个新手，很快他就已经能够掌控最复杂的法律文件。我一直对他的智慧极度尊重。他给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诚实且穿着一贯整洁恰当。他有一种天生的风度——在伊顿或哈佛学不来的风度。他有着吸引人的自然魅力。”第5章西田的诞生
弗兰克和桑德斯采纳了温特的建议。但是他们应该给新公司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一个周六下午，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想出了很多名字，忽然想到了西田。因为他们在悉尼西郊做事，“西”字成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他们也正在分割农田造房子，“田”字似乎也很适合。这个名字的感觉就对了，由此，西田投资有限公司诞生了。
与此同时，发生在布莱克镇上的事情使他们改变了方向。另一位匈牙利移民买下了他们杂食店附近的地块，他没有建造住房，而是建起了一排商铺。“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弗兰克说，并且很快他们建造并出售了在熟食店周围的一排店铺。
到1958年，桑德斯和弗兰克已经准备好了脱下围裙离开杂食店业务，转而专注地产开发。杂食店卖了两万英镑，他们也在周边买了一大片土地。他们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建造一条商业街，而是建起了一个零售中心，一个迷你版的购物中心，这种商业体在美国已初见成效。
这座名为西田广场的购物中心有12家商店、1个小型百货公司和1个小型超市，围绕着一个开放式的广场而建。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家购物中心，第一家购物中心是1957年开业的位于布里斯班北部彻姆赛德（Chermside）的汽车可以开进的购物中心，接着是悉尼的托普莱德（Top Ryde）购物中心，然后就是西田广场。它于1959年8月开张，并且一炮打响。
情况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年年初，雪莉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得（Peter），弗兰克也在繁华的玫瑰湾买下了一块价值4500英镑的土地。在那里，他花费2万英镑建起一栋房子作为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现在他也想扩展业务，将公司搬到中央商务区。桑德斯表示反对，布莱克镇是他们会下金蛋的鹅，为什么要搬走？弗兰克说服了他，1959年他们搬家了。刚安顿下不久，弗兰克便准备好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并开始催促桑德斯将西田上市。由于这会带来一系列监管问题，桑德斯又反对了。他不想自寻烦恼，可是他们确实需要为自己在悉尼北郊霍恩斯比（Hornsby）建设的一个新购物中心筹集资金，所以桑德斯还是被说服了。1960年，西田发展有限公司在悉尼证券交易所上市。
桑德斯开始找寻新的商机，他为此熟读了商业、建筑及工程的图书来帮助自己发现新的机遇；凭借自己对法律和财务方面的喜爱和钻研，弗兰克会认真评估这些机遇。他们彼此完美地互补。
当在霍恩斯比购物中心内租了一块地方的一家小型连锁超市被科尔斯（Coles）接管后，一个巨大的商机在两位合伙人的眼前闪现。科尔斯，作为一家主要的大型杂货店正在向超市转型。这是他们的机会。他们接近科尔斯并且很快拿到了创建超市的第一个任务，然后他们被引荐给了正想要扩张版图的埃德加·科尔斯（Edgar Coles）爵士。他们坐在科尔斯的私家专车上绕着悉尼行驶，埃德加爵士坐在前座，他指着窗外说：“这里给我造一个，那里也给我造一个。”他们确实做到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悦耳的‘音乐’。”弗兰克说，他们达成了一个又一个交易。
有了和谐的一家人，弗兰克也终于得到了自己渴望中的住房。他很有福气，因为雪莉很爱他的母亲。但是伊洛娜病了，1962年，62岁的她拉着雪莉的手辞世了。这是一段令人非常伤心的时期，而伊洛娜一生中遭遇的诸多不幸更是加剧了大家的伤感。“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雪莉说道，“她会坐在房子里盯着窗外，想念着她已故的丈夫和兄弟姐妹们。”每当想起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那段充满血泪的心酸历史，弗兰克也会心痛扼腕。他还记得妈妈作为一个年轻妇女所具有的活力，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有丈夫站在她的身边。他知道这股活力已经随着大屠杀而消失了。
当弗兰克和家人埋葬了伊洛娜的时候，他们也埋葬了一个时代。在母亲的墓碑上，他们为她的5个兄弟姐妹及所有丢失的孩子刻上了感人的墓志铭，这也成了那些亡者或失踪者唯一的纪念碑。弗兰克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挣扎，但生命周期在继续，那年11月，随着史蒂文（Steven）的诞生，快乐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
随着新南威尔士州的购物中心生意越发红火，弗兰克和桑德斯开始思考向澳大利亚其他州发展。他们首先想到了昆士兰州，然后是维多利亚州。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公司每年都会新开一个购物中心，弗兰克和桑德斯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可以称为传奇。弗兰克会逐字逐句地阅读每一份文件，并征询建议直到他对文件完全满意为止。他还继续监控着现金流，和桑德斯一起签署与他们那部分业务相关的所有支票。
可是两位合伙人之间也有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桑德斯习惯于每天早上10点左右到达办公室，他一进门就会一屁股坐在弗兰克面前，叫一杯咖啡开始闲聊。他经常会就报纸上的一些只言片语和弗兰克讨论新的想法。这时弗兰克内心会暗暗地感到烦恼和着急，他想继续工作，不愿意陷入这种随便的讨论。为了避免这个可以预见的打扰，他每天早上7点半便会来到他们共用的办公室，这样他就可以在桑德斯到来前清理他办公桌上的待办事项并完成重要的工作。但是到了下班时间，他们却产生了更多的潜在冲突。桑德斯晚上8点前是不准备离开办公室的，而弗兰克喜欢准点回家，在晚上7点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团聚对于洛伊一家人来说非常重要，而桑德斯却对此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他的太太也有工作，而且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他会毫不犹豫地让弗兰克晚上加班或者在下班后打电话去他家，他晚上或者周末也会随意地打电话。这种打扰让雪莉很烦恼，再加上这两个男人用的是匈牙利语沟通。他们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很容易让妻子感觉自己被孤立了。
当悉尼的城市规划者决定为了提高城市形象而将连接市中心和英王十字区之间的威廉街（William Street）改造成当地的香榭丽舍大街（Champs-Élysées）时，弗兰克和桑德斯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他们买下了威廉街上的一块土地并按此愿景开始建造。可惜的是，经济衰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