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德烈·施莱佛,[美]罗伯特·维什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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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试读：
致谢
首先。我们愿意向本书中有关章节的撰写者——马克西姆·博伊科（Maxim Boycko）、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弗洛伦西奥·洛佩兹-德-西拉内斯（Florencio Lopez-De-Silanes）和凯文·墨菲（Kevin Murphy）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与我们共事并允许我们将合作的成果收入本书之中。我们还要感谢詹姆斯·海因斯（James Hines）为本书起的正标题。
在过去的10年里，很多同事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对本书中不同章节有价值的意见。我们要特别感谢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马可·比切特（Marco Bechet）、罗兰·本纳布（Roland Benabou）、亚伯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马克西姆·博伊科、苏珊妮·库珀（Suzanne Cooper）、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马克·杜根（Mark Duggan）、斯蒂文·弗里德曼（Steven Friedman）、蒂莫西·弗赖伊（Timothy Frye）、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d）、乔纳森·海（Jonathan Hay）、卡洛尔·希姆（Corol Heim）、伊加尔·亨德尔（Igal Hendel）、詹姆斯·海因斯、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吉多·伊姆本斯（Guido Imbens）、史蒂夫·卡普兰（Steve Kapla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丹尼尔·考夫曼（Deniel Kaufmann）、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斐尔·拉·波塔（Rafael La Porta）、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弗洛伦西奥·洛佩兹-德-西拉内斯、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萨姆·皮尔茨曼（Sam Pelzman）、安妮·皮埃尔（Anne Piehl）、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保罗·罗默（Paul Romer）、艾尔亚·西格尔（Ilya Segal）、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罗伯特·沃尔德曼（Robert Waldmann）和迈克尔·惠斯顿（Michael Whinston）。
本书的研究得到了很多组织的资助：布拉德利基金会（The Bradley Foundation）、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国际发展政策改革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licy Reform of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塞奇基金会（Sage Foundation）和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我们要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
最后，我们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迈克尔·阿隆森（Michael Aronson）和伊丽莎白·格雷茨（Elizabeth Gretz），他们对书稿进行了精心的编辑，还要感谢克莱尔·麦克莱恩（Clare MacLean）为确保该书的出版所做的很多实际工作。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第1章[4]看待政府的视角1.1 关于政府的三个模型
在某个国家繁华的首都，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总部鹤立鸡群般地矗立在市中心。正像全世界的惯例那样，它是一家由政府拥有的银行，同时也像惯例那样，该银行正处于深重的财务危机之中。在一桩颇具轰动性的丑闻曝光之后，这家银行的很多大借款人纷纷拖欠债务。一位冉冉升起的电影界新星就因无力偿还自己的巨额欠款，在美国遭到犯罪指控，最终借保释的机会逃之夭夭。另一位重要的债务人，因自己的公司卷入了一桩弥天骗局，事发后跳船自溺。以上两位客户从这家银行借款时，均与该国的执政党有着密切联系。这家银行本来还企图称霸自己所在的大洲，在业务迅速膨胀期间，做出过很多糟糕的借贷决策，然而，在该行高达300亿美元的总损失之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是要归咎于欺诈。
该银行的自救努力也没能获得成功。例如，在一家本土的优质企业中，这家银行原本拥有一大笔股份。但是，当银行的管理层试图将这笔股权通过竞拍卖个好价钱时，政府却要求他们将股份卖给该企业的创建者，价格只有市价的1/4。至于这位创建者，原来是该国总统的密友。
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银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居然是法国的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一家企图成为欧洲老大，却招[1]致了300亿美元损失的银行。不过，类似的银行随处可见。在西欧、东欧、亚洲、拉美和非洲的很多国家，那些政府控制的银行出现类似情形的简直比比皆是。
远不止银行，全世界的国有企业，不管是从事工业、服务业，还是交通运输业，都苦于错误决策和欺诈活动所造成的大量损失。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一份出版物中写到，土耳其的一家国有煤炭采掘公司，每年造成的人均亏损是该国人均国民收入的6倍；菲律宾的一家国有电力公司，时常中断向很多地方的供电服务，中断的时间每天达7个小时；孟加拉的一家国有制糖厂，有8000名冗员，导致国内糖价高达国际市场价格的两倍；坦桑尼亚的一家国有制鞋厂，即便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也只能勉强实现其生产能力的4%，最终只有关门歇[2]业。谈到政府运行的无效率，国有企业的问题只是一个方面，臃肿而低效的机构、欺骗性的再分配计划以及法官和官员的腐败都是明证。同样，这种类型的政府在全世界占大多数。
公共部门的运营业绩如此糟糕，使人不免质疑经济学家有关政府问题的传统观点，尤其是对“二战”以后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思潮形成了挑战，这种干预主义思潮建立在“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上（比如，Musgrave，1959；Stiglitz，1989），目的是为了纠正所谓的市场失灵。根据扶持之手模型，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会导致诸多弊病，包括垄断定价、外部效应（例如污染）、失业、不完善的企业信贷供应以及地区发展的失败等。为了矫正这些市场失灵，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从矫正性税收、管制、总需求管理到价格控制、政府所有制和计划等。
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起初是一个规范模型（normative model），描述了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人们逐渐把它当成了一个实证模型（positive model），宣称这个模型描述了政府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经济学家们也把各种各样的干预政策说成是对市场失灵的实际反应，包括政府管制、政府所有制、价格控制等。不幸的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实证模型，还是作为一个规范模型，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都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实证模型，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采用国家所有制和扶持农业这样的干预政策，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干预政策如果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那纯粹是一种巧合。扶持之手模型作为政策指导也是失败的，原因正是它假定政府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于错误的前提，该模型的建议常常与服务公众的目标背道而驰。
与扶持之手模型相对的另一个传统模型，是有关政府的自由放任观点，也即“看不见的手”模型。该模型的出发点是，市场运转良好，无须任何政府。政府需要执行一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职能，比如，提供法律、秩序和国防。除了提供这些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个模型的追随者很少探询真实经济中存在大量政府干预的原因，也不关注那些能够遏制政府的改革举措。
和扶持之手模型一样，看不见的手模型起初也是被当作对理想的有限政府的规范性描述。这个模型显然不适合作为实证模型，因为在现实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版本的看不见的手模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也使该模型对提出政策建议无所助益，由于忽视了政治过程，这个模型就不能提出可行的战略以实现自己所倡导的有限政府的最终目标。在很多复杂情况下，通向有限政府的路径往往是曲折的，看不见的手模型提出的政策建议反倒可能有害。
对政府的第三种看法是，应该公正地看待政治，并把政治过程看成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我们在此将这种看法描述为“掠夺之手”模型。与看不见的手模型一样，掠夺之手模型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但是，掠夺之手模型却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政府在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因此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更具建设性。掠夺之手模型和扶持之手模型都对政府改革持积极态度，但是由于彼此之间对政府的理解相去甚远，他们对改革的具体看法也就大相径庭。一般而言，掠夺之手的分析会寻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范围。
掠夺之手的出发点源自如下的政治行为模型：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独裁者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常常抱有更多的公利动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再次当选，但是，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政治家一般也不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正如布坎南和塔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1962）以及《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民主政治中获胜的多数派经常执行一些破坏性的政策，利用再分配来剥夺那些失败的少数派。比如，有时候获胜的多数派会向富人征收特别高、几近没收性质的税收，将财富转移给自己，不惜以阻碍企业家的活动和牺牲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代价。过去30年里的瑞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Lindbeck，1997）。
民主政治会导致政治家追求非社会福利目标，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集团和游说会对政治选择产生影响（Olson，1965；Becker，1983）。游说活动之所以能影响政治决策，原因是政治家需要从他们的成员那里获取选票和捐款。游说集团便利用这一影响操纵再分配，从公众那里掠夺资源，有时会以高额的社会成本为代价。在英国工党政府统治时期，工会的游说导致了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计划，也许这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英国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政治模型告诉我们，不论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都与社会福利，或者所谓扶持之手的目标截然不同。因此，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就与扶持之手模型——政府会最大化社会福利——完全不同。这样的分析也不同于看不见的手模型，因为该模型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理论。由于掠夺之手模型是从政治学的分析入手，因此，它可以提供一个实证性的政府选择理论，同时可以帮助分析公共部门的弊病并正确处理，还可以提供有关政府所有权和民营化、腐败、法律制度、政府成长等理论。同时，掠夺之手分析法也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导原则来服务于政策，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些实际建议，同时又承认了政府的局限性。该模型能帮助我们设计一些好的制度，使经济行为人免遭政治家的盘剥（这是扶持之手模型并没有做的事情），同时又没有完全排除政府的影响（而看不见的手模型的普遍假设则不切实际地完全忽略了政府的影响）。
掠夺之手模型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态度，但它同时带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谁去推行改革？如果政府是自私的，那么政府的领导去推行政治改革，特别是使政府变得更弱的改革，难道不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吗？实际上，掠夺之手分析法并没有假定，那些改善社会福利的改革者唯一的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通过民主形式当选的领导，比如英国的撒切尔、墨西哥的萨利纳斯、俄罗斯的叶利钦，或者捷克共和国的克劳斯，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实施了收缩国家职能的政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至少部分在于其主要政治支持者——不论是游说者还是选民——都会从这些政策中受益。这些人获得的利益包括税收减让、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开办新企业的机会增加、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带来的增长率和生产率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等等。事实上，掠夺之手模型指出，最好的改革时机正好就是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福利相一致的时候。该模型的一个中心内容，也是最有趣的内容，正是如何构建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
为了让读者初步了解对政府的上述三种观点之间的区别，让我们再回到里昂信贷银行的案例上。要处理该银行的问题，利用这三个模型分别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可能不会承认里昂信贷银行的问题是源自政治控制。事实上，这位经济学家将承认银行处于困境之中，承认维持现状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和低效，但是，他会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公司治理，也就是市场失灵，而不是政治治理，或者说政府失灵。由于这个原因，如果让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来考虑该银行的处理策略，他会提出很多[3]复杂而涉及利益权衡的问题。
首先，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会看到保持大型银行的国家所有权具有很多优点，包括对国家或地区重大项目的补贴贷款，在银行内保留大量员工，运用银行来纠正私人资本市场上多种多样的失灵现象，等等。为了追求这些社会目标，政治控制便必不可少。结果，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就可能反对对里昂信贷银行实行快速的私有化，特别是该银行的规模庞大，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市场控制力。
同时，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会同意这样的观点——里昂信贷银行的公司治理是失败的，因此有必要在该领域进行改进。为此目的，他也许会建议给银行管理层提供一个基于绩效的激励合同，或者任命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当然，如果这些变化没有限制到政府为追求社会目标而需要的控制权，那就再好不过了。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也许还会建议对银行资产进行重组或者分解，最好是在公共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进行。最终，他很可能会赞成政府对银行采取更多的干预，而不是支持私有化。
相反，持看不见的手观点和持掠夺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国家所有权能带来的益处要少得多。通常，他们会认为银行出现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公司治理，而是因为银行被政府控制。只要政府的控制没有改变，不管是直接通过政府任命的董事会进行控制，还是间接通过新的委员会进行控制，银行的资源就会继续浪费在那些没有前途的项目上，到头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里昂信贷银行的公司治理或许也存在问题，但严格来说，它是由于最终的政治控制权带来的问题。结果，不论经济学家是持看不见的手观点，还是持掠夺之手观点，他们都会建议对里昂信贷银行进行快速的私有化。然而，尽管这两类经济学家都赞同银行的私人所有权，他们的观点在很多重要的细节上却存在差异。
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懒得理会私有化的细枝末节。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领域的干预越少越好，而市场上的竞争将会解决银行的任何问题。他们也许还会反对政府对银行进行任何形式的管制，包括存款保险。
持掠夺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则更加关注银行采取国家所有权的原因所在，以及私有化如何可以使其未来的活动免受政府干预。比如，他们也许会主张，为了降低将来再进行国有化的风险，政府应该将银行的一些坏账转移到自己的账目上。还有，为了增加将来再次进行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的政治代价，银行的股份销售范围应该尽可能分散。如果存在某些反对私有化的政治势力，比如那些长期享受优厚待遇的、为政府工作的银行职员，持掠夺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会考虑采用某些办法来说服他们，比如给这些职员提供低廉的股权来赎买他们的支持。因此，在这些特定的情形下，持看不见的手观点和持掠夺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虽然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后者的分析却更多地关注了实际的政治环境，也就更能提出可行的战略。
以上的讨论旨在证明，我们在分析政府的行为时选择什么样的模型，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学术的完整性、完美性或者强调重点的问题。我们以为，无论是扶持之手模型，还是看不见的手模型，常常都会对关键的经济问题给出不完整的，甚至不正确的答案，而掠夺之手模型则更有可能给出正确答案。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更加明确地论述这一命题。在后续的各章中，我们将利用掠夺之手模型来分析许多具体问题，而不再特别强调这个模型的优点。总之，准确地说，掠夺之手分析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为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
[1] 有关资料来自The Economist（1997）。
[2] 在《商业中的官僚机构》（Bureaucrats in Business，世界银行，1995）一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例子，该书的名称可能产生误导，让人们以为是介绍世界银行自己的历史。
[3] 有关扶持之手的观点对该事件的更一般看法，还有关于国有企业的麻烦在于公司治理失灵的观点，参见Bardhan and Roemer（1992）。
[4] 感谢罗伯特·贝茨、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爱德华·格莱泽、奥利弗·哈特、大卫·莱布森和拉·波塔的有益评论。1.2 视角的重要性
首先，在理解不同国家现存的制度差异、解释这些制度构建的原因，以及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利弊这些问题上，从掠夺之手的视角出发都是很有助益的。在描述一个国家的制度，比如所有权模式、监管结构和法律机制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过去常常关注制度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North and Thomas，1973）。但是在最近，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发现很多制度的结果恰恰是阻碍了增长，而不是促进了增长（参见North，1990），例如，监管机构阻碍了产业进入，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武断办案甚至缺乏诚实，政治家们利用政府的财产来讨好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是服务于大众。要弄清楚这些功能紊乱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维系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些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目标以及他们手中的权力。
此外，要从掠夺之手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改革。什么样的策略能减少政府官僚的腐败？什么样的改革能阻止政府利用国有公司去追求缺乏经济效率的政治目标？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应该如何进行？什么样的法律体制是比较好的？外国援助有积极作用吗？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及的那样，看不见的手是一种消极主义的态度，而掠夺之手的主张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积极主义的。掠夺之手的研究，其目标并不是要抨击政府，或者提倡纯粹的放任自由，相反，是为了在政治家追求个人利益的假设下，理解不同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及在承认改革必须迎合政治利益和约束的条件下，探讨进行制度改革的战略。
在政府的掠夺之手的研究上，我们延续了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奥尔森（Olson，1965）和贝克尔（Becker，1983）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传统。然而，我们对制度改革的强调却与公共选择学派的怀疑论颇为不同。比如，布坎南在整体上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尤其担心“多数人的专制”，因此他反对大部分政策改革，而宁愿在无知的面纱之后进行那种一劳永逸式的宪政建构。奥尔森也怀疑政府行动主义，原因是他认为政策是由游说决定的，而游说增加了非效率，使社会变得更加僵化。相反，我们的观点是：不论是多数人，还是游说者，在有些时候都可以被政治改革家利用，以推行能提高效率的改革。实际上，从掠夺之手的视角来看待政府，常常可以提示改革者，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寻求支持自己的多数人和游说势力。
作者在俄罗斯从事过有关私有化、资本市场发展和法制改革的顾问工作，本书中的很多篇幅也来自这些工作的启发。在俄罗斯的顾问工作使我们相信：一个人看待某个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将深刻影响他所接受、倡导和执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视角选择不恰当，那么从一个漂亮的理论所推导出来的最符合逻辑的政策建议，反而会给身边的某个问题提供完全错误的答案。这正是写作本书的根本原因所在。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国家所面临的三个改革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私有化，它生动地反映了三种类型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国有企业的巨大失败时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一般会表现出模棱两可的看法，即使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国有企业的运转普遍失败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在有些情况下，扶持之手分析法关注公司治理问题，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经理人的选择和激励不当（比如，Laffont，1994）。这种分析法强调，改革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选择最好的管理团队和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政府能发现好的经理人，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激励，那就不必进行私有化了。同时，扶持之手分析法也关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失灵，比如，把过度的垄断当作大型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认为，在进行任何私有化改革之前，有必要由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分解和重组，并制定新的监管制度（比如，Tirole，1991）。扶持之手模型强调市场失灵，而不是政府失灵，因此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把管理激励和垄断放在中心地位的信念。在该模型中，政府自身必须警惕市场失灵，因此，他们对私有化的看法如果不是负面的，也至少特别谨慎。正如里昂信贷银行的情形一样，这种谨慎的结果导致决策者仍然在利益权衡中犹豫不决，而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则继续停滞不前。
看不见的手视角在私有化问题上能够提供的帮助有时甚至更少，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让我们回忆一下，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只给政府赋予了少数几项合理功能，包括保护产权、提供法律和秩序。离开这些公共产品，市场经济将难以运行。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些制度运转良好，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将赞成私有化，正如里昂信贷银行那样。但是，倘若支撑市场的制度特别不健全，比如在很多新兴市场中那样，又该如何办呢？赞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家们就建议，把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事实上，很多赞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应先于私有化，原因是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私有产权的经济收益可能会变小。由于这个原因，很多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反对俄罗斯在改革的早期就进行私有化。
但是，用看不见的手模型来分析私有化，存在如下问题，它忽略了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产权保护制度并不能指望一个公益性的政府用法令就足以建立起来，而是私有产权的所有者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才导致的结果。可以说，私有化将为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进行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只有私有化才能产生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只有这些私人所有者才能开始游说政府。如果没有私有化，这样的私人所有者就不会存在，那么，呼吁产权保护制度的政治呼声将十分脆弱。俄罗斯的实践经验，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证实了看不见的手分析法存在根本缺陷。确切地说，正是因为私有化，因为产生了需要保护自己财产的既得利益集团，俄罗斯的政府才开始采取步骤，建立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赞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家们，没有在分析中考虑政治因素，也就不能解释转轨经济中一个关键的动力机制。
从掠夺之手的视角来看待私有化则与上述的视角不同。与扶持之手不同，掠夺之手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对经营的干预，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比如雇用过多的职员。因此，在设计私有化方案时，就必须把焦点转移到限制国家对私有化企业未来可能的影响上，包括补贴、管制甚至少数股权等。事实上，把寻找更好的经理人或者重组垄断企业这样的任务交给政府，与掠夺之手的前提是完全背离的——因为政府控制本身就是根本问题所在。关注焦点的变化，导致私有化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去政治化，而不是重新调整所谓的仁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就强调了这样的思想，诸如对股票所有权进行快速而广泛的分配，鼓励公司内部人的合作等。这些计划本身并不强调公司治理，原因在于计划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减少来自政府失灵的损害，而不是来自市场失灵的损害。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者非常清楚产权实施不力的危险，然而，由于他们强调政治过程，改革者预料制度将随着私人财产的产生[1]而建立起来，而不是相反。在这里，经济模型的差异导致了处理政策问题时完全不同的方法。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政府官员的反腐败问题。扶持之手对腐败的诊断是，政府官僚的选拔体制产生了低素质（和低道德）的官员，而对这些官员的激励措施也没能促进他们诚实守信。官员们工作有保障，但工资太低，并且很少因诚实或腐败而得到相应的奖惩。因此，扶持之手模型推荐了很多反腐战略，包括在选拔官员时物色更好的人选，提高对他们的激励等（比如，Kiltgaard，1988）。为了减少受贿对官员们的诱惑，也许应该提高他们的报酬，或者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同时对诚实的官员给予奖励和提升。最重要的是，扶持之手模型假定，首先，产生受贿机会的政府限制和管制是必需的。该假定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在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的眼中，市场失灵比比皆是，那么，政府对市场的限制和管制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一般不关注腐败。对他们来说，腐败只是众多政府失灵现象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坏的情形。事实上，在政府管制既定的情况下，一个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反而认为腐败会带来很多益处，因为腐败使得私人经济机构有可能绕过管制（Leff，1964）。
相比之下，掠夺之手模型的出发点却是，很多管制的实施目的其实是为了增加政治家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因此，该模型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反腐败而言，放松管制和自由化远比在官僚体制内增加激励和进行人事选择更为重要；至于有些在所难免的管制，则应该使官员个人在行使权力时的随意性越少越好。我们要强调，对反腐败而言，这是一个与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完全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传统的扶持之手对腐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关注官僚体制内的人事政策，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官员实际上的所作所为。
下面是最后一个例子，也可能是最有效的例子，它说明了掠夺之手模型与看不见的手模型所提供的建议有时是多么不同，这就是争议颇多的外国援助问题。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赞同大多数的外国援助。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在富裕国家中都看到了那么多的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能看到的市场失灵自然更多（Stiglitz，1989），那么，既然政府要纠正市场失灵，而外国援助又可以将资源转移到那些面临更多市场失灵的政府手中，因此，几乎所有的外国援助行为都应该受到支持。他们认为，存在很多有益的外国援助，覆盖了宏观经济、卫生、教育、工业、基础设施、金融市场、能源以及世界银行所支持的所有其他领域。
相反，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则对所有的外国援助都极端敌视（Bauer，1976）。因为外国援助毕竟是一种形式的政府开支，并且用这种形式花费纳税人的钱，其效果究竟如何，援助国政府也许尤其不清楚。
在这种特殊情形下，掠夺之手模型对外国援助的观点就与其他两种观点迥然不同（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5）。掠夺之手观点与看不见的手观点都同意，大多数的外国援助都被浪费了，部分原因是援助所支持的项目选择不当，部分原因是受援国政府会挪用或者浪费这笔钱。然而，掠夺之手分析法却认为，尽管援助在经济上的作用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却相当大。因为那些贫穷国家的经济改革者和自由化拥护者，常常在政治上处于弱势，有时甚至不能从国家预算中获得哪怕一点点可以推动改革的资源。此时，被用作政治目的的外国援助，就可能给这些改革人士带来帮助，给他们提供继续当政和追求改革目标的资源。此类援助的范围常常非常有限，并且直接给予某些特定的政治集团。由于这种援助带有极端政治化的特征，所以经常遭到批评，即便持扶持之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这样的援助在扶植经济改革和自由化的事业中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比如，叶利钦在俄罗斯当政的最初五年就是如此。对那些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有政治倾向的援助促进了他们所赞成的目标，但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援助的作用，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观点不够完整，并再次说明，政治视角对于选择正确的政策至关重要。
这三个例子阐明了本书的关键信息，即人们在政府决策的问题上采取什么视角，常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问题的结论。人们是从扶持之手、看不见的手，还是掠夺之手的立场出发，不仅仅会影响到研究者得出的模型细节，而且会对人们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产生影响。私有化的设计、反腐败的策略以及对外国援助的态度只是其中的三个例子。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在不同的方面继续阐述这一基本观点。
[1] 目前的研究支持了这一预测。在建立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俄罗斯的企业正在迅速进步（Blasi、Kroumova and Kruse，1996）。支撑公司治理的制度，比如，银行领域和资本市场，也发展迅猛，部分原因在于私有企业正在创造更多的盈利机会。1.3 本书的结构
对于看不见的手模型，经济学家们已经做过很多分析，对于扶持之手模型，也已经发展出一套漂亮的理论（比如，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然而，对于掠夺之手模型至今还没有做出一整套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掠夺之手模型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政治家的利益是什么？第二，这些利益将如何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中，以服务于政治家的目标？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很多研究已经在关注第一个问题，并且试图将政治体制，包括选举、司法、政党、利益集团等模型化。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以及奥尔森（1965）的创造性贡献正是秉承了这一传统。
相反，我们的工作并不专注于政治活动的模型化，并且一般把政治利益视为给定条件，我们想做的是试图为第二个问题，即利益如何转变为政策和制度，提供详尽的剖析。我们要描绘，在政治家们利用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国家所有制、掠[1]夺性的管制、腐败、短缺等现象是如何出现的。
本书收集了利用掠夺之手模型得出的十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问题，一边建构理论，一边搜集证据。我们的研究涉及社会主义经济体、资本主义经济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的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但是，这些论文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考察政治家的政策和制度选择对资源配置造成的后果，并探讨对政治权力过大导致的消极影响进行矫正所能采取的措施。
本书的各章可分为四组：第一组关注政治权力“钳制”经济发展的负面后果。这些论文的主题是，政府的掠夺不仅仅带来再分配，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第2章由布拉德福德·德龙和安德烈·施莱弗撰写，考察了工业革命前800年的欧洲经济史，作者发现，如果以城市的兴起来测度经济进步，那么在那些政府权力更有限的欧洲地区经济发展更快。第3章是与凯文·墨菲（Kevin M.Murphy）共同撰写，该章考察了掠夺之手运作的特定机制，也就是，有才能的人被配置到寻租职业而不是生产性职业。而其中一个寻租职业，同时也许在很多国家是最重要的职业，就是政府机构。在这些国家，最好的也是前途最光明的职业，就是成为政治家和官僚，而不是企业家。因此，这些人会倾其才智，从别人那里攫取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对其余的公民来说，这样的结果造成的代价实在过于高昂。第4章也是与墨菲共同撰写的，该章从理论上阐述了人才在寻租职业上的配置，将如何打击被掠夺的生产者。在有些情形下，经济将受到打击，并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陷阱。这些章节的内容表明：政府的掠夺之手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并促使我们进一步考察那些特殊的制度弊病，明了其原理，并寻找治疗的药方。
在第二组文章中，我们将逐步深入。第5章是我们讨论的中心，该章提出了一个腐败模型。腐败被解释为政府官员故意创设管制的结果，企业家为了绕过管制而支付贿赂。这样，腐败就成为政治家将权力转化为金钱收入的一种机制。由于腐败提高了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成本，因而它降低了效率。当很多的政治家各行其是，给私有经济活动设置多个壁垒，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壁垒收受贿赂时，由腐败造成的损失就特别大。如果企业家们需要跨越太多各不相干的壁垒，他们甚至会放弃事业，或者为了避免管制而转为地下经济。第5章的核心论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腐败并不是道德败坏才出现的结果，而是政府的掠夺之手普遍而自然的运行结果。
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考察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第6章里，我们提出，价格控制为官员们创设了受贿的机会，人们为了获取稀缺的资源而行贿。该章表明，短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政治家们进行理性经济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计算错误或者仁慈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在第7章中，我们重提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把商品市场与中央生产计划融为一体的、从未实现过的经济体制。市场社会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体制，当时的资本主义正备受萧条之苦。现在，市场社会主义被新一代的继承者当作一项从社会主义转轨的战略。我们的论述表明，不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是赞成者，他们在大部分的争论中都假定政府是仁慈的，转而关注比较小的问题，即这样的仁慈政府在不同的体制下如何实现资源配置。因此，这些讨论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中心问题，就是操纵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政府的掠夺之手中，同时，他们也忽略了这样一个实施市场社会主义的强力政府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在这里，对政治家私人目标的关注，再一次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分析结果，与扶持之手和看不见的手的视角所得出的答案迥异。
在第三组的各章中，我们集中讨论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运用形式：运用政府控制的财产追求政治目标，比如就业。第8章与马克西姆·博伊科共同撰写，在该章中，我们概述了企业的政治控制理论，并且考察了如何利用私有化战略来解决这种控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表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政治家通过补贴来购买影响力的一个反映，而硬化预算约束对于私有化能带来的效率提高则十分必要。去政治化和减少对企业的政治控制，将是私有化的中心目标。
在第9章中，我们将深化这一讨论，并考察不同形式的政治控制，包括管制以及它们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将考察与私有化有互补关系的改革战略，其中之一就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它有助于减少补贴，硬化预算约束。最后，在与洛佩兹-德-西拉内斯合写的第10章中，我们做了一个实证分析，研究美国县级地方政府的服务私有化经验。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的理论一致，表明私有化决策的关键决定因素包括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工会的权力等政治变量。
该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只包含第11章，也是明确讨论东欧和俄罗斯问题的唯一一章。该章由施莱弗撰写，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到1996年时，东欧的一些国家，比如波兰，在向资本主义转轨的过程中比前苏联加盟国家，比如俄罗斯，要更加成功。我们相信，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由于常规的改革，比如价格自由化和稳定化等，因为这类改革的速度和性质在上述国家是十分类似的。然而，在政治转轨上，即从不受约束的政府掠夺之手向一个更有限的政府转轨方面，东欧要比俄罗斯更加成功。1996年的调查和其他证据清楚地表明，政府极端的掠夺之手是俄罗斯众多问题的根源，包括经济增长缓慢、腐败和犯罪，等等。
与其他问题一样，清楚的诊断和恰当的方法可以让人们更理性地思考纠正措施。俄罗斯的情况，正如其他存在严重的政府掠夺之手问题的国家一样，表明对法律体制、管制体制、税收体制、联邦体制以及其他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些改革将带来大量的益处，削弱官僚体制的掠夺影响，给地方和地区政府提供激励，刺激他们增加自己的税收，并为当地提供初等教育、健康、警察保护等公共服务，促进小企业的创办等。这些改革要求政府在有些领域的作用要扩大，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例如治安，而在其他一些领域的政府干预则要减少，比如对土地的控制。从掠夺之手的视角出发，改革者可以将这些制度改革视为一种提高政府对公众需要的敏感程度的机制。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从掠夺之手的视角来看待政府，反而可以让我们明白如何让政府为公众提供扶持之手，而不仅仅是掠夺之手。
[1]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在这些领域颇有建树，一些最有帮助的贡献包括Brennan and Buchanan（1980）、Bates（1981）、Riker（1964）、Huntington（1968）以及Wilson（1989）。第2章[12]君主与商人：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增长2.1 引言
经济学中有一个古老的话题，就是专制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在专制体制下，由于君主可以随意逮捕、伤害和处决国民，或者征收令人不堪忍受的重税，财产的安全就得不到保护，经济会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相反，那些产权得到保护的经济体，则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些地区要么存在着对君主权力的强有力的宪政约束，要么存在着完全由商人而不是君主所组成的统治精英。亚当·斯密曾言：“在一切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有常识的人，无不愿意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求目前享乐，或求未来利润……在生命财产相当安全的场合，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所能支配的一切资财用于这些用途之一，必定是十足的疯子……如果不幸……人民财产随时有受侵害的危险，那么，人民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当他们所时时刻刻提防的灾难一旦临头，他们就可随时把它带往安全的地方。据说，在土耳其、印度，并且我相信在亚洲其他各国，都常有这种事情。在封建[1]暴虐时代，我国似乎也有过这种情形。”
早于斯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该话题已由孟德斯鸠提起过，以说明在18世纪时，共和制的荷兰和宪政制的英格兰商业经济的日益兴隆，与专制主义法国的经济停滞现象之间的反差，“大型的商业企业不是产生在君主体制下，而是在共和政府下……在这些（共和）国家里，财产所有权有更大的确定性，使得（商人们）敢于从事任何生意……由于他们对自己已获得的财富十分自信，为了获得更多，他们也敢于露富……一个普遍的原则是，奴隶制下的民族更多地致力于保护财富，而不是获取，而一个自由的民族则更多地致力于获取财富，[2]而不是保护”。
这种看法在普通的欧洲国家历史书中也屡屡得到印证，通常的情况是，在上一章中，一个强大的军事王朝兴起，而在紧接着的下一章中，就是城市和商业的衰落。比如，在11世纪时，诺曼德·欧特维尔王朝（d'Hauteville）征服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当时欧洲最繁荣和城市化的地区。德·欧特维尔王朝建立了欧洲最中央集权和最强大[3]的政府，但是，在诺曼征服之后，意大利南部的繁荣景象却走向衰落，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形成鲜明对照。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是专制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庞大帝国的中心，为了支持反对基督[4]教改革运动的战争，他们向繁荣的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镇征收重税。就这样，在西班牙帝国的黄金时代，城市开始衰败，人民流离失所。到1800年，西班牙已沦落为一潭死水。
同时，在欧洲的历史上，也出现了相反的例子。在那些不存在强大君主的地区，政治权力由商业寡头掌握，或者受到宪法的限制，由代表大会来监督，其城市迅猛发展，商业繁荣兴旺。在中世纪之后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和勃艮[5]第的城邦到处是一派繁荣和增长的景象，直至16世纪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控制为止。在工业革命前的荷兰和英国，宪政政府体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兴旺，荷兰成功地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而英国在1640—1660年发生了大革命，1688年完成了光荣革命，它们都确立[6]了议会在税收事务上的绝对权威。
在这里，我们将利用更系统的数据，对君主体制下与商人体制下的增长进行理论上和叙述上的比较。在1050—1800年，西欧的一些[7]地区由强大的君主统治，我们称之为“专制主义”（absolutist），君主们将法治秩序看作一个控制工具，而不是对自己行动的约束。欧洲的其他地方则不受这种君主统治的约束，有些地方一直保留着封建传统，或者制定了限制君主权威的自由宪章——这些地区建立了“等级社会”，在此类社会中，地主、行会师傅以及公民拥有永久的权利，君主也只是等级之一。还有一些地区，则是由商入主导的城邦统[8]治。
詹·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根据1914年时的国家边界将西欧划[9]分为不同的地区。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如果某个地区在一个世纪中未受专制君主的统治，那么与遭受专制统治相比，在该地区的3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居住的总人口要净增12万。这个数字要比1000—1800年欧洲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还要高。因此，从纯粹统计的角度看，专制主义与低速的城市增长之间的联系足以解释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在1800年时，西欧有的地区城市化率偏低，而有的地区则拥有繁荣的城市和商业。强大的君主统治与滞后的城市商业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关联。与此对照的是，在那些权力更加有限的政府中，商人或者领主大会拥有发言权或者宪政否决权，则与更快的城市增长存在着系统的关联。斯密和孟德斯鸠所观察到的对比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实行宪制的欧洲与实行专制的亚洲之间，或者仅仅存在于实行宪政的英国与实行专制的法国之间，而是更为普遍地存在于工业革命[10]之前近千年的西欧大陆上。
孟德斯鸠与斯密的评论，以及最近由吉奥弗雷·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詹姆斯·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以及曼库尔·奥尔森重新进行的研究，都比较了专制政府与有限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证[11]明存在某种规律。他们认为，专制君主主要关心其辖区所产生的税收收益；他们征税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因此危害了统辖地区的经济。与此相反，有限政府则更关心私有经济的繁荣，那些由商人寡头领导的政府并不在乎扩充国家的权力和提高法院的地位，保护和发展商业更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那些承受税收负担的议会和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成员则拥有否决权。这样的有限政府将会制定较低的税率，把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降到最低——至少是对地主的租金经济和商人的商业利润造成的破坏较低。因此，有限政府对经济增长更加有利。
[1]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一章。
[2] Montesquieu（1948）.
[3] Kantorowicz（1931）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欧洲第一专制君主”。
[4] 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靠近法国和地中海；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一地区，位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交界处。——译者注
[5] 勃艮第，法国东部一个历史上的地区，从前是法国的一个省。公元5世纪该地区建立王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勃艮第势力达到顶峰的时期，它曾控制了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在1477年被路易十一并入法国皇家领地。——译者注
[6] Boxer（1965），Burckhardt（1958），Croce（1970），Elliott（1963，1986），Kantorowicz（1931），Palmert and Colton（1984），Pany（1966），Plumb（1967），Runciman（1958），Wedgewood（1944）。有关意大利南部独裁统治的情况，参见Burckhardt、Croce、Kantorowicz以及Runciman。有关西班牙的情况，参见Elliott、Palmer and Colton，以及Parry。有关低地国家（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的情况，参见Boxer、Palmer and Colton，以及Wedgewood。有关大不列颠的情况，参见Palmer and Colton，以及Plumb。
[7] 参见Haskins（1915）、Kantorowicz（1931）和Runciman（1958）。我们扩充了“专制主义”的范围，例如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国（regno）。当然，与十七十八世纪所谓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官僚和行政相比，德·欧特维尔和霍恩施陶芬王朝的国家和行政工具更加脆弱、缺乏效率。尽管如此，诺曼征服中形成的王国，像西西里，与其他封建君主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别。对于我们的“专制主义”定义，持赞成态度的人包括Kantorowicz、Haskins and Runciman。
[8] 参见Poggi（178）。
[9] 参见De Vries（1984）。
[10] 参见Montesquieu（1748），Smith（[1776]1976）。
[11] 参见Montesquieu（1748），Smith（[1776]1976），Brennan and Buchanan（1980），North（1981）, North and Thomas（1973）, Olson（1991）。
[12]本章由布拉德福德·德龙和安德烈·施莱弗撰写，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36卷，第2期（1993年10月），第671—702页。感谢阿尔贝托·阿莱西纳、马可·比切特、科劳迪娅·戈尔丁、卡洛尔·希姆、劳伦斯·卡茨、保罗·克鲁格曼、迈克尔·克莱默、萨姆·皮尔茨曼、罗伯特·帕特南和罗伯特·沃尔德曼的有益讨论。同时，也感谢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支持。2.2 前工业化时期有关城市的数据
较大型的前工业化欧洲城市是信息、工业和交易的中心，在其周边地区，农业生产率和专业化分工迅速提高，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富有生产效率的农村和繁荣发达的贸易网络，这些城市就不可能存在。因此，那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人口就是反映经济繁[1]荣程度的一个粗略指标。
当然，在前工业化时代，经济繁荣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联关系也[2]不是绝对的。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北京或帝国时代的罗马都拥有众多人口，这更多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帝国掌握着庞大的贡赋和再分配权力，而不是由于商业的繁荣。用保罗·贝尔罗奇（Paul [3]Bairoch）的话说，这是一些消费密集型的“寄生型城市”，它们并不是贸易或者工业的中心，而是官僚和地主们的安身之所。但是，欧洲中世纪的统治阶级主要生活在农村，这意味着欧洲的城市通常不是作为地主们的消费中心或者地方行政中心而兴起的。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城市规模作为考察商业繁荣程度的指标，因为典型的欧洲后古典时期的城市主要是商业的中心，而不是官僚机构、行政管理或者地主[4]消费的中心。
之所以把较大型的欧洲城市作为衡量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还因为它们保留了更多直观的信息。历代的史学家、旅游者，以及现代的城市考古学者，都对这些城市的规模和繁荣程度提供了估计数据，而其他有关工业革命前的经济繁荣程度的数量指标则十分少见。因此，我们把前工业化时期的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作为衡量经济活动规模的指标，把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变化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为了衡量西欧城市的增长，我们采用了两个数据库。第一个是根据德·弗里斯对1500—1800年城市规模的估计构造而来，德·弗里斯引用了一系列档案，包括教堂的出勤名单、浸礼、葬礼、人口普查、税收记录等，构造出人口估计值。他也利用了其他一些“二手资料——通常是城镇历史，历史学家根据他们的常识来估算城市的人口
[5]数”。
1500年以前的估计值则来自乔西亚·拉塞尔（Josiah Russell）的推算，并根据后来的研究进行了修正。拉塞尔主要根据某个时刻的居住区域的大小来估算人口，他认为中世纪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英里120人，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接近每平方英里200人。因此，拉塞尔认为有关公元1000年左右某些地中海城市的人口估计过高了，例如科尔多瓦、巴勒莫（Palermo）和君士坦丁堡等，根据他[6]的计算，这些城市的建筑区域都太小，难以容纳多达几十万的人口。
第二个数据库是由贝尔罗奇（Bairoch）、让·巴图（Jean Batou）和皮埃尔·谢弗尔（Pierre Chèvre）构建的，也包括了第一手和第二手的材料。他们的数据首先包含了泰尔蒂斯·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和吉拉尔德·福克斯（Geraid Fox）提供的对城市规模的估算，然后加入了桑德巴得（G.Sundbard）在1908年的统计结果和法[7]国官方统计年鉴中的国际综述部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还不断地用“工匠式的”方法扩充和校正这个数据库，他们的“方法是……（1）每当有一个更新的资料，就替换原来的数据，但不需要系统更改参考资料……（2）按照同样的程序，添加以前缺乏的数[8]据……”。
我们对这两个数据库的可靠性——或者至少是一致性——抱有信心，因为贝尔罗奇的数据与德·弗里斯独立得出的数据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后期吻合度非常高。对1700年91个超过2万人的城市的总人口数，它们之间的估计误差只有0.6%，而对人口超过2万而少于5万的62个城市的总人口数，估计误差只有2.5%。两个独立构造的数据库得出的结果如此一致，的确令人惊奇。
对于更早的年代，这两个数据库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年代，贝尔罗奇数据库比拉塞尔—德·弗里斯数据库测算的城市人口要稍多一些。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贝尔罗奇对中世纪早期的城市人口采纳了比较高的估计值，而拉塞尔则根据他对城市面积的估算，对这些人口数据持怀疑态度。在对中世纪早期的穆斯林地中海城市，如科尔多瓦和巴勒莫的估计中，两者的差距最为严重，这些城市当时既是商业枢纽，也是政治中心。
根据贝尔罗奇数据库，我们在表2.1中列出了在以下六个时点上，西欧3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11世纪前半叶、12世纪末、14世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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