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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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浅话(中华传统文化普及丛书)试读：
前言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这样一段名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也就是说，在夏、商、周时期，无论农夫、戍卒还是妇女、儿童，他们都具备一些必要的天文学知识，对于所谓的“火”“三星”“毕”“龙尾”等星星也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时至今日，由于社会的发展，不同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乃至于某些方面的权威专家，也很有可能对天文知识一无所知。更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大气污染和光污染严重，原先稍一抬首就能仰望到的满天星斗和灿烂银河常常隐而不见，人们对于天文学最基本的感性认知也几乎不复存在。因此，天文学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几乎已是盲区，更不消说还有一层历史隔膜阻碍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了。
当下现实如此，越加凸显了学习的必要性。天文学是一个人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人常常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某人的博学多闻，足见天文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天文学，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政治、医学、建筑等诸多学科都曾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果对天文学一窍不通，很难想象能够毫无阻碍地深入理解其他相关学科内容。例如，《周易·贲卦》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天文现象与人事伦理联系起来；《论语》中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音拱）之”，用北极星来比喻以德治国的执政者；《文选》中有诗云“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用“参”和“辰”两个不同时节分别出现的星星比喻永远不能再见的两个人。因此，学习中国传统天文学，不仅可以掌握必要的天文知识、增长见识，更能够从这门古老的学问入手，深入地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不管你以后是坐于一室之内诵读“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优美诗句，还是站在高台之上仰望空中划过的美丽流星，抑或是在天坛圆形祈年殿前流连忘返，相信你都会因为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了解而获得远比从前更多的思考与领悟。第一章中国古代天文综话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méng）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wò）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wēi）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伟大的诗人屈原抬头仰望，遥思万里，不禁对天上的景象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在太古之初，谁创造了天地，世界又从何形成？似穹庐一般笼盖四野的九重天，是谁动手经营？斗柄的轴绳系在何方？天极遥远延伸到何处？八个擎天之柱撑在哪里？大地为何低陷东南？天的中央与八方四面，究竟在哪里依傍相连？边边相交，隅角众多，有谁能统计周全？天在哪里与地交会？十二区域怎样划分？日月天体如何连属？众星陈列究竟何如？灿烂的星空
事实上，这些疑问并非屈原独有，那神秘深邃的星空，自古及今，一直都令华夏大地上的先民无限向往。他们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横溢的才华创作了无数动人的传说和优美的诗句，无数博闻多识的学者和思辨入微的哲人更是把天文学作为自己毕生孜孜探寻、上下求索的主题，为追寻其中的真理而不懈努力。
那么，什么是“天文”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天，颠也。至高无上。”“文，错画也。”合而言之，中国传统天文学就是研究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和排布状态的一门学问。它的产生，最直接的原因是满足古人在生产生活中确定时节的需要。
荀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地处中纬度地区，四季分明，通常情况下适合播种、收获等农业活动的时令只有短短几天，我们的祖先必须密切地关注时节的变化来安排农业活动，保证不违农时，否则，稍有怠慢便极可能造成一年的绝收，不仅徒劳一场，更会引起饥荒等危机。
最初，古人辨别时节的方法为“物候授时”，即根据经验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时节。我国南宋大诗人陆游《鸟啼》诗中有这样一段：“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闵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cù）。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根据鸟啼声来判断月份，进行相应的农业活动，这便是物候授时的典型例子。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也有一段有关“物候授时”的有趣情节：美猴王孙悟空离开花果山，渡过千山万水向菩提祖师学艺。数年后，祖师问悟空：“你到洞中多少时了？”悟空回答说：“弟子本来懵懂，不知多少时节，只记得灶下无火，常去山后打柴，见一山好桃树，我在那里吃了七次饱桃矣。”祖师道：“那山唤名烂桃山。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在这段故事中，师徒二人便是以桃子成熟这一物候现象来作为年岁变迁的判断依据。
然而，气候变化莫测，不同年份的草木荣枯、花开花落和燕子去来等物候特征都会不同，提前或推迟数天甚至数十天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粗糙、原始的物候授时越来越难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智慧的先民便开始了对天文学的探索。他们注意到，天空中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以及星斗的出没和转移，都存在着某种极为稳定的周期和规律，不仅可以用来确定时节，而且其精确性远远大于物候授时。例如，形状和勺子颇为相像的北斗七星，始终围绕着北极星进行有规律的旋转，因此可以根据斗柄所指的方向判断当时的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又如，在一年当中，当“大火”星（又称辰星、心星）在黄昏时分显现时，这便标志着农事活动的开始；而当北方的“营室”星出没时，则意味着农事活动的完毕，当趁此时大兴土木、建造房屋。上古时期的儒家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说的就是尧命令当时的天文官羲氏与和氏，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来确定时节、编订历法，从而指导人民的生产生活——这就是所谓的“观象授时”。
中国古代天文学除观象授时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探知天命，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来窥探上天的意志。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给天文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即天文学是通过研究二十八星宿的序位排列和对五星日月的推步计算来归纳判断天象的吉凶，以供圣人和皇帝为政参考的一门学问。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极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每当有军国大事，皇帝都要向负责天象观测的太史征求意见，询问他们当时的天象是否有利于自己的行动；甚至普通的黎民百姓，在做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也常常会翻一翻“黄历”，意图讨个好彩头。可以说，中国古代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天文学是一门神秘、神圣的学问”这一观点在他们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传统天文学与生俱来的实用性（观象授时）和神圣性（探知天命），使它成为历代帝王所严格控制和掌握的一种秘密知识，具有极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中国古代的所有王朝，无不对历法进行垄断，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倘有违反者必将予以严惩。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所说：“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颁布历法是天子的一项特权，正如西方统治者有权发行带肖像和姓名的货币一样。人民奉谁的正朔，便意味着承认谁的统治权。”
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哲学思想贯穿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方方面面，那么毫无疑问，能将这门既广博又深邃的学问“一以贯之”的，非“天人合一”思想莫属。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临终前总结的：“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生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在这种“天人合一”信念的支配下，“天”与“人”被直接地联系起来，高邈难测的天空似乎也充满了“人情味”，原本只存在于人间的皇帝、宰相、将军、后妃、街市、河流、桥梁、战场、牢房、兵车、簸箕、酒斗等，在天上都有与之一一对应的星星。古人似乎按照人间的模式在天上又重新仿造了另外一个世界，无数美丽的神话，如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与此同时，地上的人们通常也会顺应天文规律、效法天象来安排人事活动，如历代王朝的某些制度与政策就取法了星辰的运动规律，秦朝的长城、明朝的北京紫禁城等建筑也模仿了某些星宿的排布形态……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古人对于天象的异常变化（如日食、荧惑守心、彗星、陨星等）的关切程度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他们坚信异常的天象在传达着上天的重大指示，人间将会有与之相应的巨变发生。例如，古人通常认为日食现象意味着君主将会遭受重大的灾难，彗星的出现表示人间将会面临除旧布新的变局等。也正是这种思维传统，使得数千年来很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定，最终竟然归结为某种异常天象的出现！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说：“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月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是准确无误的。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与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事实上，不仅仅在亚洲地区，即使放眼整个世界，中国古代天文学曾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令人瞩目。中国古人不仅制作了数据精密、性能优越并富有特色的历法，也发明了种类繁多、构造精巧、外形美观的天文仪器，还留下了长达三千多年持续、精确、系统的天象观测记录，这些都是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在宇宙论方面，古人曾提出了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等理论，其中很多论述具有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第二章古人眼中的宇宙
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头顶的苍天和脚下的大地，究竟具有怎样的形状，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的先民持续地观察着，猜想着，计算着，试图解开这个深奥的谜题；又反复地辩论着，验证着，完善着，不断修正自己给出的答案。悠悠数千年，随着哲思的碰撞、灵感的迸发，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理论逐渐形成。一、盖天说
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之神共工与黄帝的孙子颛（zhuān）顼（xū）为了争夺帝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战斗中，共工被颛顼手下的大将火神祝融打败，于是暴怒的共工一头撞向位于西北的天柱不周山。因此，天柱从中间折断，牵拉大地的绳子崩开，陡然之间，天的西北部塌了下来，日月星辰也随之改变了方位，天的中心“天极”向北方偏移，开始与地的最北端上下相对。不仅如此，大地也没能在共工的这次破坏中幸免于难，在东南端缺出了一大块，导致大大小小的河流全部向东南方向的缺口流淌，最终积聚成为大海。也正是因为这个天塌地陷的巨大事故，才又有了后来女娲炼制五色石补天、砍断大鳌四肢来撑天的动人传说。
这个神话故事，反映出中国人对于宇宙结构的一种古老看法：天就像圆形的华盖，地如同方正的棋盘，天空笼盖在大地之上——这种看法被称为“盖天说”。盖天说认为，苍天无时无刻不在以中心北极为轴向左旋转，而太阳和月亮则恰恰与此方向相反，不停地向右运动，只是“无奈”太阳和月亮如同锅盖上的蚂蚁，脚下的锅盖向左运动的速度远比它们自身运动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总的来看，太阳和月亮依然是被拖着向左运动的。
随着古人认识自然的不断深入，早先的盖天说理论上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有人问孔子的弟子曾参：“‘天圆地方’，真的是这样吗？”曾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天圆地方’的话，那么半球形的天肯定不能完全盖住方形的地，四个角肯定会露出来的啊。”正是这些矛盾，使盖天说在原来的理论之上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不再认为大地是平平整整的棋局，而是将大地看作一个倒扣的盘子，四周高、中间低。就如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周髀（bì）算经》中所说：“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新的盖天说认为太阳在随天旋转的过程中共沿着7条轨道运行，在一年之中，向南运行时变换6次，向北返回时又变换6次。其中，太阳在冬至时沿外衡圈运动，春分和秋分时沿中衡圈运动，夏至时沿内衡圈运动，如下图所示。七衡《周髀算经》，原名《周髀》，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从天文学角度讲，为一部对“盖天说”的阐释性著作。唐初规定它为官方教材之一，故改名《周髀算经》。《周髀算经》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介绍了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如用于天文计算。三国时代的赵爽对《周髀算经》做过较为详细的注释。
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呢？盖天说给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太阳光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一旦超过了16万7千里，人眼便不能再感受到它照射出来的光芒了。因此，当太阳运行到离我们16万7千里的范围之内便是光明的白昼；相反，在这个范围之外则为漫漫的黑夜了，如下图（假想我们从天空中俯视）所示。
与之类似，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冬至昼短夜长，而夏至昼长夜短。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盖天说认为天的中心为北极，地的中心为北极之下，在夏至日的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树立一根八尺长的标杆，影子为一尺五寸，从阳城出发每向南千里影短一寸，向北千里影长一寸——盖天论者就将以上作为已知条件，运用勾股定理、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等原理，竟然求出了天的高度、内衡、外衡、半径等极其高深难测的数据。虽然前提条件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些结果也都不准确，但古人这种勇于探索、严密论证的精神却着实令人佩服。
盖天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宇宙学说，与古人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吻合。就像古人唱的那首民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一个人站在广袤（mào）平坦的大地上，放眼望去，在目力所及的最遥远的地方，天空的边缘与大地相接，天不正像那聚拢的华盖、地不正像那方正的棋盘吗？盖天说这种“天高地低”“天圆地方”的理论，数千年来深深影响到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天尊地卑”的哲学认识、“外圆内方”的处事方法、方孔圆形的铜钱、上圆下方的筷子及北京的著名建筑——圆形的天坛和方形的地坛等。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稍加留心，我们就能找出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天坛祈年殿二、浑天说
盖天说所构造的“天在上，地在下”的宇宙模型，实际上存在着诸多缺陷，越来越多地受到后世人们的质疑。到了两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打破成见、敢于发难的天文学家，他们指出，盖天说中的很多理论并不合理，与实际情况存在矛盾。例如，盖天说认为太阳光的照射范围是有限的，只在半径为16.7万里以内的区域可见，在此范围之外则是一片漆黑——既然如此，亮度远比太阳微弱的繁星，它们与太阳一同“镶在”天球上，为何却依然闪烁着点点的光芒？又如，盖天说认为夏至日太阳一天所行的路程只是冬至日的一半，则夏至日太阳的运行速度也应当为冬至日的一半，为何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这些在盖天论者看来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事实，运用这群质疑者的理论，却可以近乎完满地解释了。他们的理论，名字叫作“浑天说”。
浑天说也是一种关于天地结构的原始看法，“浑”就是圆的意思。这种理论认为，天像一个圆球包围着大地，天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有天体都在天球上运动，同时又在随着天球不停地旋转。与盖天说一样，这种宇宙理论的起源年代也十分久远。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周天子就曾在宫廷之中摆放根据浑天说制作的模型“天球”，用来作为王权的象征器物。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庄子》等哲学著作也对浑天思想有过些许涉及，只是大多语焉不详。西汉、东汉为浑天说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汉的落下闳（hóng）、鲜于妄人、耿寿昌、扬雄及东汉的张衡等都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浑天论者，而大科学家张衡则为浑天说的集大成者。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对于天文学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少年好学，博览多识，40岁后游历京师，以辞赋闻名，受到汉成帝的重视。王莽篡位后，扬雄奉命在天禄阁校对典籍，后因受到符命案牵连，被迫跳阁自尽，未死，后被召为大夫。扬雄的哲学著作和文学篇章对后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将他与孟轲、荀况相提并论，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更是用30多年的时间为扬雄的《太玄》和《法言》做注解。
张衡在他的《浑天仪注》一书中，对浑天说进行了总结和阐释：“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gū）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在这里，张衡将天地的结构近似地比作一个生鸡蛋，天为球形的蛋壳，地为悬浮其中的鸡蛋黄。天外为气体，天内为水，地就漂在水上。而天的旋转就如滚动的车轴，永远也不会停歇。
浑天说在解释一年中的昼夜长短时，引入了“天球”的模型（如下图所示）。旋转的天球有南北二极，北极出于地上，南极没于地下。在春分和秋分时太阳沿圆2运动，白天与黑夜所走的路程相等；在夏至日太阳沿圆1运动，白天路程明显多于夜晚；在冬至日太阳沿圆3运动，白天路程明显短于夜晚。这种解释，比盖天说更为严密、准确。除此之外，浑天说在描述天象变化的原因、预测星辰出没的日期等方面也较盖天说高出一筹。“天球”模型
然而，浑天说却并未因此就能够将盖天说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尽管粗糙的盖天说有很多地方难以自圆其说，但它的竞争者浑天说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浑天论者认为地像鸡蛋黄一样漂浮在水上，于是盖天论者便开始发难：“若地是浮在水上，那太阳、月亮、星辰绕到地下去时又如何能够从水中通过呢？太阳是一团火，掉到水中岂不是会熄灭，第二天又是谁点燃的？”对于此类诘难，浑天论者要么对自己的理论涂涂抹抹，以致前后自相矛盾；要么干脆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应对。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更加具有决定性——浑天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意识格格不入，极难浃洽。在古人心中，天比地高是理所当然的，“天尊地卑”是所有人的固有意识，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形成了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历朝统治者更是对这些观念大力渲染和推崇，然后加以利用，将此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思想手段。例如，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就曾在宫廷中专门组织一大批学者以讨论宇宙问题为名，大力褒扬盖天说。在这种背景下，浑天说自然显得太“不识趣”了，竟然胆敢宣称：天并不总是比地高的，有一半位于地下，连日月星辰也常常会转到地下去。这样，哪里还存在着什么“天尊地卑”呢？
浑盖争论就这样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僧一行、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滑县、开封、扶沟、上蔡等地同时测量影子长度，发现滑县距离上蔡只有524.9里，但是二者的影长相差竟然达到2.1寸，用事实否定了“千里差一寸”的假设。至此，浑天说才终于成为大部分天文学家信服的主流宇宙理论，而盖天说则进入了哲学家们的思辨范畴。三、宣夜说
东汉大学者蔡邕（yōng）曾说：“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也就是说，除了前面所介绍的盖天说（即周髀说）和浑天说之外，在我国古代还存在着第三种宇宙理论——宣夜说。“宣夜”一词究竟应当作何解释，历来说法并不一致。东晋天文学家虞喜给出的答案似乎与实际更为接近，他说：“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数，其术兼之，故曰宣夜。”意思是：“宣是明显的意思，夜是幽深的意思。对于二者的规律，这种方法都能够概括出来，因此称为‘宣夜’。”
蔡邕：东汉最著名学者之一，博学多识，文学、音乐、书法、天文无所不通。东汉桓帝时，天子听闻他擅长古琴，遂召他入京为官，蔡邕称疾不往。灵帝时被拜为郎中，负责校对典籍。后来由于上书弹劾宦官而被流放，遇赦不敢返归乡里，在江浙一带流亡12年之久。汉献帝时董卓专权，但是对蔡邕敬重有加，强迫其出来为官。后来董卓被司徒王允、温侯吕布所诛，蔡邕由于一声叹息而引得王允大怒，遂被捕，最终死于狱中。
虞喜：字仲宁，余姚人。博学好古，尤喜天文历算。三国时期大儒虞翻之后，世为豪族，精天文、经学，兼擅谶（chèn）纬诸学。东晋咸和五年（330年），根据冬至日恒星的中天观测，发现岁差，认为太阳从第一年冬至到第二年冬至向西移过原先位置，推算出每50年退一度（现代测定为71年8个月）。《宋史·律历志》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馀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岁差”一词由此而来。此前中国天文学家认为，太阳从上年冬至到这一年冬至环行天空一周永相吻合（那时尚不知地球绕太阳环行）。这一发现对以后的天文学颇有影响。咸康年间，根据宣夜说著《安天论》，主张天高无穷，在上常安不动，日月星辰各自运行，以批驳浑天说、盖天说。
同盖天说和浑天说不同，宣夜说否定了“天是一种壳状结构”的固有看法。宣夜说认为地面之上并不存在固体的“天壳”，天实际上是没有实质形体的无限空间，它的苍色不过是因为无限高远而显现出的一种视觉效应罢了。就像黄色的山脉远望时呈现青色，千仞的深谷俯视时显示出黑色，而事实上“青”非本色，深谷中的“黑色”也绝不是实际物体。日月星辰都漂浮在一片虚空之中，它们的运行与停驻靠的是一种“气”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们的运动状态才能够互不相同。假如真的像盖天说和浑天说宣扬的那样，日月星辰都“镶嵌”在天壳上，那么必然会随着天壳一进全进、一退全退、要快都快、要慢都慢，如何还能够自由自在、逍遥任性地各自运动呢？
先秦时期的一些哲学著作也曾对宣夜说进行过生动的描述，最为有趣的当属《列子·天瑞》篇中“杞人忧天”的故事。有一个杞国人担心天与地会在某一天崩塌坠落，因而整天惴惴不安，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才能躲开这一场巨大的灾难。为此，他食不甘味，夜里也忧愁惶恐得睡不着觉。又有一个人，他对整天忧虑的杞人感到十分忧虑，便前去开导杞人。他说：“天不过是气体的堆积，整个宇宙到处都是气，我们每时每刻就生活在‘天’中，何必担心天会塌下来呢？”杞人说：“天如果真的是气态，那日月星辰不会掉下来吗？”那人回答说：“日月星辰也不过是能够发亮的气体，即使真的会掉下来也不会把人砸坏的！”杞人又说：“那么，如果地坏了又该怎么办呢？”开导他的人又说：“地是固体的硬块，充满于整个宇宙空缺的地方，十分结实，人们可以随意地在上面奔跑跳跃也不会踏坏的！”杞人听了这番解释之后，心中的大石头一下落了地，开心极了；而那个担忧他的人，心中的大石头也一下落了地，开心极了。
在今天看来，宣夜说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都是领先的，它对于宇宙的理解与真实情况也较为接近，这在既没有望远镜也不懂得万有引力定律的古代，让人不得不赞叹其思想的难能可贵。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宇宙学说既缺乏理论证明，也没能像盖天说和浑天说那样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应的计算模式，而是在思辨的层面上停滞不前，始终都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久而久之，人们对于这些“空谈”逐渐淡漠，宣夜说日渐式微，甚至几乎湮没不闻了。第三章人情味的星空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深邃的夜空，璀璨的群星，这里寄托了诗人的想象，吸引着孩子的目光。给那些星星起上好听的名字吧，再给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划分开来——它们是天上的，可也是人间的呀！一、中国星官体系
在某个晴朗的仲夏之夜，当你半躺在椅子上乘凉，抬头仰望，只见那满天群星或明或暗闪烁着，像是有人眨着眼睛，映衬着那遥远而又神秘的深蓝色天空，此时谁的心中不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与遐思？夜空中的星星，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恒星”。只是，它们并非像名字中所说是“恒定的星星”，而是像宇宙间的一切其他天体一样，始终都在不停地运动着。我们认为它们保持恒定不动，是因为它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实在过于遥远，以至于它们的位置变化在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难以被觉察出来。
有了这些“不动的”恒星作为参考，我们便可以比对出那些“动的”星星的所处位置、运动状态和运行规律。因此，古人在对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进行研究时，很自然地便将满天恒星组成的星空背景作为坐标参照系。在建立这个参照系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恒星分布的特征。为此，我国古人将天空中的恒星多寡不一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定一个名称，这样的组合就称为星官，与现今人们所说的“星座”概念颇为相近。每个星官的恒星数目有显著差异，多的几十颗，少的则只有两三颗，甚至一颗。
西方的星座：一般认为，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人已经有了黄道12星座（又称作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后来经过腓尼基人传入古希腊。古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许多新的星座。他们把星座名称和神话传说联系起来，既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又有助于认识和记忆星座。到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总结了古希腊天文学的成就，写成巨著《至大论》，书中介绍了48个星座的名称（包含黄道12星座），其中绝大部分沿用至今。到了15世纪大航海时期，欧洲人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道，看到了在地中海一带难以看到的南天恒星。1603年，德国天文学家巴耶尔增添了12个南天星座，用南半球的动物名称命名，如孔雀、杜鹃、火烈鸟、飞鱼等。1687年，波兰天文学家赫维留又增添了一些新星座，主要以珍奇动物名称（如犀牛、长颈鹿等）命名，其中有9个保留至今。到了18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拉卡伊又增加了14个星座，并采用当时的科学仪器和一些工具给这些新星座命名，如圆规、显微镜、望远镜等。但是在后来，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增设新星座的做法导致星座命名的混乱。为此，1928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决定，将全天划分成88个星区，即88星座，现代星座体系也自此正式定型。沿黄道天区的12星座：双鱼座、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北天29星座：小熊座、大熊座、天龙座、天琴座、天鹰座、天鹅座、武仙座、海豚座等；南天47星座：唧筒座、天燕座、天坛座、雕具座、大犬座、船底座等。
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留意对恒星的观测和记录，西汉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最早系统地记载了500多颗恒星，在此基础上，东汉班固的《汉书·天文志》当中又增加了200多颗，前后加起来总共有783颗，后来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获得的恒星数目大大超过以往，达到2500颗之多！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令陈卓在前代天文学家观测的基础上，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归纳，共统计出了1464颗“与人间关系密切”的恒星，并将它们划为283个星官，建立了一套以“三垣（yuán）二十八宿（xiù）”为骨架的恒星划分系统，即中国星官体系。这个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恒星天区划分的标准方式，一直沿用至清代。
三垣，指的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垣，本义就是“墙”，由于这三个天区都是被形似围墙的星官包围而成，因此得名。
陈卓：三国时人，天文学家，青年时即任吴国太史令，善于星占，精通天文星象，曾与吴国天文学家王蕃作《浑天论》，并于这一时期开始收集当时流行的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星官，进行汇总工作。公元280年晋灭吴后，陈卓自吴都建邺（yè）（今南京）入洛阳，任晋国太史令。这期间他绘成了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并写了占和赞两部分文字，还撰写了《天文集占》10卷，《四方宿占》和《五星占》各1卷，《万氏星经》7卷，《天官星占》10卷等占星学方面的著作。4世纪初，陈卓已从太史令职位上离任，但仍参与皇室天文星占事宜。公元316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于317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参与了元帝司马睿的立国，复为太史令。
天赤道，指地球赤道平面向外延伸与天球相交形成的大圆环，位于地球赤道的正上方。
黄道，也称日道，是一年中太阳在天球上运行的轨迹。
二十八宿则为28个恒星星群，它们将黄道（太阳在天空中慢慢走过的那一条路线）附近范围较宽的一条恒星带划分成28个天区。为什么是二十八宿呢？这里首先要讲一下“宿”的意思。“宿”即“舍”，有住宿、停留的意思。在古人的想象中，月亮的运行犹如人在赶路，白天辛辛苦苦奔走一天，到了晚上则要住宿在旅店中歇息。相对于恒星参照系，月亮在天空中走一圈共用27.32天，每天走一站，共停留了28家“月站”，就是二十八宿。另外，古人根据肉眼观察，在每宿中挑出一颗最为明亮醒目的星星作为量度的标准星，叫作距星。有了这个指标，古人夜观星象时就好似有了一把尺子，十分便利。三垣和二十八宿图二、二十八宿
古人将全天二十八宿按东、北、西、南四个方位划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七个星宿，并根据各部分中七个星宿组成的形状，用四种与之相像的神兽命名这四个部分，称为“四象”。就如张衡在《灵宪》中所述：“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四象”瓦当东方苍龙
位于东方的星群，形象为一条头朝东、尾朝西的腾飞的巨龙，共包括角、亢、氐（dī）、房、心、尾、箕（jī）七宿。苍就是青色，是春天的颜色。
角，就是龙角。每到农历二月前后的黄昏时分，角宿就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这意味着春天的到来。此时主管行雨的苍龙带来了很多雨水，应当趁此时节开始春耕。我国北方有两句民谚广为流传：“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其中的“龙抬头”指的就是苍龙的两只龙角从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抬起。
每年的“二月二”春龙节，民间都会有很多与“龙”相关的习俗来“应景”，如“剥龙蛋”（剃头）、“吃龙耳”（吃饺子）等。除此之外，“爆金豆”也必不可少，而且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传说。相传天帝有一次变成乞丐到人间微服私访，在路过一家庄园时，他刚要开门伸手讨饭，吝啬的财主便放出了看门狗扑咬他。天帝因此大为恼火，认为如今人人无怜悯之心，理当受到天罚，因此传令东方苍龙，要求三年之内不得向人间降下一滴雨水。可想而知，三年不下雨，靠天吃饭的百姓必然会遭受灭顶之灾，苍龙觉得天帝的做法实在不通情理，便在第三年的时候偷偷地给人间布雨。一场大雨过后，大地的旱情得到缓解，禾苗也开始生长，百姓们纷纷给苍龙设案供奉，称苍龙为“龙王爷”。后来天帝听闻此事，勃然大怒，将不遵守天规的苍龙压在“青龙山”之下，并在山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道：“苍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若想重登凌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感恩戴德的百姓们绞尽脑汁想要拯救苍龙，却怎么都找不到能够开花的金豆子。终于，他们在翻晒玉米种子时突然想到：“这黄澄澄的玉米粒不就是‘金豆’吗？将它放在锅里炒一炒，它就会爆开花，这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户户都开始爆玉米花，并设案焚香，给玉帝供上开了花的“金豆”。玉帝见此情景，只得把苍龙放回来继续给人间行云布雨。此后，每到农历二月初二，人们便爆玉米花吃，还边吃边说：“金豆开花，龙王升天，行云布雨，五谷丰登。”
除角宿外，亢、氐、房、心、尾五个星宿也是指苍龙的不同部位，亢为龙颈，氐为龙足，房为龙腹，心为龙心，尾为龙尾。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心宿中间的一颗亮星，名字叫作大火，也叫商、辰，有的时候则直接简称为“火”（并非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大火呈火红色，为整个天空中第15亮星，十分醒目，是古人确定季节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阅读古书时常常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例如，《诗经·豳（bīn）风·七月》中就有一句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很多不懂天文学的人望文生义，误认为“七月流火”是形容天气炎热得如同下了火，与诗句的本意南辕北辙。实际上这里的“火”指的是大火星，按商周时的历法，七月已是秋天。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农历七月天气转凉的时节，天黑以后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慢慢落下去，这便预示着寒冷的季节即将来到，在九月应该尽快准备御寒的衣服了。”
箕宿则是东方苍龙七宿当中唯一与龙无关的，共包含四颗星，连起来就是一个形似簸箕的四边形，因此得名。北方玄武
玄武是两种动物的结合体，样子最为特殊，是一条蛇绕在大龟的身上。玄武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
拜牛郎织女轰轰烈烈、妇孺皆知的“异地恋”故事所赐，玄武七宿中的牛宿和女宿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百姓最熟悉星宿奖”，在此，它们首先应当感谢牛、女二宿北面的牵牛星（又叫河鼓大星）和织女星。这两颗星位于银河的东西两岸，含情脉脉地相望，只有在每年的七月初七，上弦月的光辉掩盖了银河，那一条横亘在牛郎与织女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好似消失，这对天上的有情人才终于相见。此时，地上的无数有情人也为他们的故事感动，北宋秦观为此作了一首《鹊桥仙》，词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银河，我国古代又称为“天河”“云汉”，是星空背景上的一条白茫茫的光带，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划开整个天空。在银河里有许多小光点，就像撒了白色的粉末一样，辉映成片。实际上一颗白色粉末就是一颗巨大的恒星，银河就是由无数的恒星构成的。太阳所在的星系就叫银河系。
民间盛传的牛郎织女故事，实际上是从下面这个更原始的版本衍生出来的。据《月令广义》记载，在天河东岸居住的织女本是天帝的女儿，她心灵手巧，认真劳作，一年到头忙着纺织，做成了一件极为美丽华贵的“锦天衣”。然而她自己却因为工作太忙，毫无时间来修饰打扮，更谈不上为自己织一件合身的衣服了。天帝怜惜她太过孤独，没有伴侣，便允许她下嫁给天河西岸的牵牛郎。哪知道，她结婚之后却只知道和牛郎卿卿我我，把纺织的工作完全荒废了，天帝因此大为震怒，责令她回到河东去住，每年只允许和牛郎相会一次。
在牛宿不远处，有一个形似酒斗的斗宿，从分野来讲“牛斗”指的便是江南吴越地区。相传在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意图挥师南下，灭掉偏居东南一隅（yú）的吴国。可是当时的占星家却说：“现在斗牛之间有紫气，那便意味着吴越地区正处强盛之时，切切不可伐吴。”司马炎没有听从，仍然命令杜预等率领大军渡过长江，一举荡平江东，终于使三分天下归于一统。然而奇怪的是，牛斗之间的紫气却越加明显，天空中一片奇异的景象，令当时所有天文学家都大为疑惑。这时，有人暗中告诉朝廷重臣张华说：“这种紫气，实际上是宝剑的精气上达于天形成的，因此我判断在丰城必有宝剑埋存地下。”张华一听大喜，说道：“一定是这样！年轻时就有算命的说我是‘六十岁后做三公，获得宝剑配腰间’。既然如此，我就把你安排到丰城做地方官，到那后你偷偷地把宝剑给我找出来！”果然，不久之后，此人在丰城监狱的地下挖到了一个石匣，打开一看，光彩夺目，两把宝剑藏于其中，剑身上面刻着剑名，一把为“龙泉”，另一把为“太阿”。将宝剑取出之后，再观天象，此时牛斗之间的紫气已经完全消散了。由这个典故还衍生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气冲牛斗”，形容气势很盛；另一个是“丰城剑气”，比喻宝物、人才终究不会被埋没。西方白虎
奎（kuí）、娄（lóu）、胃、昴（mǎo）、毕、觜（zī）、参（shēn）组成了西方白虎七宿。
在西方白虎七宿中，有一个是东方苍龙心宿的“亲兄弟”——参宿。据史书记载，上古时期的部落领袖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阏（yān）伯，小儿子叫实沈。这兄弟二人相处得很不融洽，经常带着自己的手下人互相争斗。当时的君主尧帝为了平息兄弟俩之间的争端，只得将他们远远地分开，一辈子永远不再相见。尧帝下了一道诏令，将阏伯封在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把实沈封在大夏（今山西太原附近）。后来阏伯成了商宿（即心宿）之神，而实沈则成为参宿之神，这兄弟俩在天上仍然没有将仇恨化解，各自分布在天球遥遥相对的两侧，每当心宿高挂在天时，参宿一定躲在地平线以下，而等参宿冉冉东升时，心宿便又悄然落下，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因此，后人就用“参商”来比喻两人感情不和睦，也比喻亲友分隔两地不能相见。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一首《赠卫八处士》，诗中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感慨人生在世，很多时候亲密的老友会分隔两地不能相见，就如同那天上的参宿和商宿一样。南方朱雀
朱雀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在天空中的形象是一只鹌鹑，因此古人给它的三个部分命名为“鹑（chún）首”“鹑火”和“鹑尾”。井宿的南部有一颗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古人认为这是虎狼一样贪婪的北方蛮夷的代表，当天狼星变得格外明亮时，那便是蛮夷入侵的预兆。北宋大文豪苏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豪放词作品《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词中要射的“天狼”，便是井宿的天狼星，而他手挽的“雕弓”，则为和天狼星一样同属井宿、形似弓矢的弧矢九星。这九颗星的“箭头”直指西北方向，是天狼星的一组“克星”，每当它们变得明亮、动摇时，那便意味着中原朝廷将会派大军征讨北方的胡人。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当时辽国南下侵宋，苏轼用这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自己虽遭贬谪，但仍愿效力疆场率领大军抵御外侮的豪情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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