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走出中美困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缉思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释疑：走出中美困局试读：

内容提要

本报告中提到的“战略互疑”，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的主要政策演说中指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北京和华盛顿均寻求建立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此外，中美关系是成熟的。双方能够了解彼此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进行广泛的交流。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相对频繁，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多场政府间对话。但以往的交流经验和广泛的交流活动，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不信任本身即具有缓慢的破坏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加剧不信任。由于缺乏信任，双方领导人很难确定是否已经了解对方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本报告的两位作者阐明了两国领导层对另一方深刻的关切是什么，并揭示了产生这些关切的原因何在。两位作者各自叙述了本国政府的观点，并且没有对对方的文字做任何修改。两位作者共同撰写后续的分析和建议。本报告的重点不在于说明双方在日常事务的各种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而是在于集中分析一方对另一方的长远意图产生疑虑的因素。

叙述战略互疑的目的是，希望两个国家的领导层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确定更为有效的途径来

建立战略互信

理解战略互疑：美方观点

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并不是美国政府决策者当前的主流观点。相反，他们相信与崛起的中国建立一种基本的建设性长期关系，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但美国的决策者也认为，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并据此产生担心，引发辩论，探讨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地促使中国行为更加符合他们的愿望。美国领导人关切的基本问题如下。

各种消息来源表明，中国方面认为，中美关系是长期的零和博弈。这就要求美国准备捍卫自己的利益，防备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它可能会做出试图削弱美国的举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控制邻近海域（“近海”）的强烈愿望，可能对美国自由出入公海并在其中自由行动提出挑战。而这种自由，对美国实现对其朋友和盟国的承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亚洲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国而言，如约继续履行其对该地区内朋友和盟国的承诺变得更为重要了。

从经济上看，美国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将有损美国经济复苏的机会。源自中国的网络黑客窃取了美国商业秘密和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关切。

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也从不同角度引发了不信任。美国人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之间理所当然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而集权的政治制度本质上不太稳定，更容易把其国内的不满归咎于他国。集权制度本质上不够透明，这使其他人更难以判断他们是否具有诚意，以及其真实的意图是什么。美国人认为，中国存在侵犯人权（尤其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使美国更难采取行动设法建立更深层的互信。

尽管美国欢迎一个更加富裕、更多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但是它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规则方面应给予特殊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华盛顿希望，北京能够担负起主要大国应该承担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些责任；当北京拒绝依此行事时，它就感到担忧。

美国认为，对于未来美国的利益来说，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因此，美国领导人对那些表明中国可能对该地区行使更多霸权的做法特别敏感。华盛顿在中国2010～2012年的行动中看到了类似迹象。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可能直接损害美国经济成本的政策尤为敏感。其中，包括盗窃知识产权，把人民币价格控制在低于市场水平，对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以及中国在2010～2011年对稀土金属出口的限制（此举看起来有获取敏感的外国技术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

最近的事态发展，增加了美国相关机构对中方的猜疑。美国军方认为，解放军看来在优先发展特别针对美国作战平台的武器系统，担心中国军方在军事计划和理论方面缺乏透明度。来自中国境内的对美国政府、军事和私营部门进行的网络攻击，范围广泛，且持续不断。这让主管网络安全的美国官员颇为震惊，并对中国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提出了严重关切。美国情报官员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北京在思考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更多的是从零和角度出发，而中国在美的间谍活动不断增加。

理解战略互疑：中方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美关系中，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实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愿望。北京意识到，中美合作必须基于战略互信。与此同时，在北京看来，正是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状况。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深深植根于历史。反映近年来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变化的四种中方观点，则导致了这种疑虑的加深：中国地位上升，自2008年以来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国之列；尽管美国目前仍具有雄厚的实力，但是正在走下坡路；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新兴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挑战西方主导地位，并且也在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对社会和经济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西方民主及其市场经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供借鉴的选择。所有这些看法结合在一起，让中国的许多政治精英认为，是美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他们相信，鉴于此，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并由此得出

结论

美国促进民主的话题，被中国理解为是图谋破坏共产党的领导。因此，领导层努力抵制美国意识形态、美国关于民主人权的观念及相关问题的影响。针对中国人眼中美国分裂和削弱中国的图谋，中国正在建设日益强大而精巧的政治和技术手段，以维护国内稳定。

尽管海峡两岸关系有了大幅改善，但是美国仍然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在中国沿海进行抵近侦察活动。这加深了北京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华盛顿最近对亚洲政策的“再平衡”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威胁感。美国对朝鲜、伊朗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立场使中国感到不安，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

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

中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国际政策和行动进行的批评和抵制，反映出中国的疑虑。即这些政策和行动，是建立在不公正的、狭隘的美国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并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利益。

分析

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有三个主要来源：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第一个来源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更为实际的做法是，华盛顿和北京应该解析和处理产生战略互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源，通过改善彼此对对方国家国内形势的认识，更加有效地开展双边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战略互疑在北京的感受程度要比华盛顿更深，这可能是出于中国对“百年屈辱史”的记忆，以及对同美国相比中国在实力地位上处于弱势的认知。

建立战略互信的建议

以下建议旨在举例说明可能用哪些类型的新举措来应对战略互疑问题。不必把它们理解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连本报告的两位作者也不是对每一个细节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发双方提出一些创造性想法。

经济和贸易方面：创造条件鼓励中国对美国实物资产进行投资；在2012年美国大选之前，完成目前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评估；中方可以对美国主要官员和分析家增加关于中国政治体系具体运作方式的透明度，使他们能够形成对中国更切合实际的预期。美国和中国也应该尽快完成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军事方面：开展长期的深层次对话，讨论双方应该如何进行军事部署和正常活动，才能既允许中国捍卫其核心安全利益，同时又允许美国充分履行其对该地区的盟国和朋友应尽的义务。这种对话由两国最高层领导主持，两国军方积极参与，可能会产生如下相关结果：达成相互限制部署新型破坏性手段的协议；更好地认识朝鲜半岛形势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改善双方对台海周边整体安全局势的相互理解；就减轻中国领海之外的海上紧张形势的方式达成某些一致意见；探讨可能的步骤，以减轻目前困扰中美在核现代化和太空活动方面的安全困境。

网络领域：讨论可能采取的规范、规则和可以接受的做法，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各自政府是如何组织处理该领域内问题的，同时采用共同的词汇和原则。

多边对话方面：推动举行两个三边（中美日和中美印“小多边”）对话，来处理三边架构中各个国家相互关心的问题。这种三边对话或许能够减少出现战略区隔的可能性，即把美国放在一边，把中国放在另外一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基本结论

上述建议反映作者的一个信念，即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应对战略互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试图提出各种具体措施的建议，以期削弱双方对彼此长远意图存在深刻不信任的基础，并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合作。

这种应对的责任风险特别高。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两国关系的性质对两国公民、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互疑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快速发展下去，势必会让所有相关各方付出沉重的代价。

言辞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提出的许多建议集中在开展新的对话上。如果这样的对话和相关行动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双方领导人应该非常仔细地考虑，在双方都对对方国家的长期意图怀有深刻不信任的情况下，应如何管理中美关系，实现合作最大化，并尽量减少紧张和冲突。

致谢：我们感谢为本报告提供重要反馈意见的美方审稿人，他们的宝贵意见提高了本报告的质量，还要感谢那些不辞辛劳为本项目贡献智慧、花费时间的人们。同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及约翰·桑顿慷慨支持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特此衷心感谢！最后，特别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此项目的支持，为研究者（李侃如）慷慨地提供了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吉欧中心的住宿资助。

原文为英文，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3月正式出版。本报告的中文本由刘春梅翻译，王缉思审校，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印发。

主题报告

导言

中美关系涵盖内容广泛、深刻，且相对比较成熟。中美两国领导人曾经反复强调，发展两国合作关系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两国都很务实，清楚哪些问题可能带来分歧；并充分认识到，避免使这些具体的分歧阻碍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展开合作的重要性，而进行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此外，两国领导人以及高层官员具有丰富的经验，深谙与对方的交际之道，在很多情况下，对对方的言行了如指掌。[1]

上述文字描述的是中美关系积极的一面，预示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良好的发展。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未来走向对两国、各地区以及全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美在诸如防止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等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上开展积极合作，或者至少协调动作，会使这些问题比较容易驾驭；如果中美两国背道而驰，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棘手，甚至无法处理。

尽管两国对以上内容表示默认，但是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2012年初，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同时按照日程表从阿富汗冲突中脱身，并且对亚太地区政策进行再平衡调整。这一转变反映了奥巴马总统的基本观点（他自称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即对美国的未来而言，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因此美国维持并加强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公开承诺要投入必要的资源维持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尽管美国国内财政出现的问题可能导致整体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对其在海外承担的主要义务进行资助也可能在国内引发更大的争

[2]议。

中国正在扩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实际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几乎每个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大多数亚洲国家同时也直接投资于中国经济。总之，现在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在不断参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将其融入实现本国未来繁荣发展的战略。尽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越来越多地与整个世界紧密联系，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仍旧在亚洲，即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中国“周边地区”。

除此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国防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得到显著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改观是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海军，同时在空军和导弹部队内也有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成为全球军事力量还需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但是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得到了显著扩张。

如此诸多转变引发了亚洲各国对美国和中国各自角色的质疑，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这些问题必然加大各国对中美两国的动机和意图产生疑虑的可能性。

在国内方面，在未来几年里，中美两国都面临对几十年来各自实行的特色发展模式的基础结构做出改变的需要。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财政赤字，如果不在支出和岁入两方面采取严厉措施的话，财政赤字问题在未来10年内将会失控。而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清晰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旧[3]有模式消耗的资源、环境、社会和国际成本都无比巨大。

因此，中美关系未来前景如何，必须要考虑到中美两国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推进目前面对的经济转型。现阶段，两国国内许多评论家和政治家都把本国经济中出现的缺陷归罪于对方的行动，并提出各种惩罚措施以示回应。所以，如果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改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两国关系更可能趋向恶化。而这种可能性又另外引发了对两国未来立场和实力发展状况的不确定性。

在中美安全关系中，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这使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近年来，经济活动、军事活动和社会活动都经历了巨大变革，在这些变革中，数字世界对三者来说变得越来越关键。数字世界本身具有跨国界的特点，同时数字世界的一些特性使很多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建立互信的正常方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极短的时间内，网络活动加深了北京和华盛顿对彼此意图和实力的怀疑。很明显，两国需要花很多年时间才能建立起对一些理念、方法、实质性发展和原则的相互理解，进而减少这一新兴网络领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和疑

[4]虑。

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了主要政策演说，把增强互信的必要性置于中美两国需要更加成功应对的一系[5]列挑战之首。他优先考虑这一问题是正确的。

本报告的两位作者都有多年参与中美关系的深刻体验。我们感到，相互理解对于产生对两国都有利的结果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很担心，在一个变化深远的时代，两国越来越不确定在双边关系中对方的真实理念及长期意图是什么。对方是否在寻求并期待发展一种正常的、务实的大国关系，实现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并在利益不同的领域尽量管控分歧？或者，对方是否认为，有必要协调行动，限制并削弱对手的实力和影响，才能取得本国的成功？对方的最高领导层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耗费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克服不利于建立更加合作的两国关系的国内障碍？

本报告把双边关系中对最终意图的不信任定义为“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这里，“战略”指的是从长远的角度对双边关系本质做出的预期；它与“军事”不是同义词。因此，“战略互疑”指的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你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令人担心的是，截至2012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这种观念一旦发酵，就会使之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敌对状态。

本报告作者相信，如果两国领导层怀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对方国家领导层对导致不信任的那些问题的看法，那么两国便能够更好地各自控制战略互疑问题。但是，想要获得这种准确的理解，对双方来说都不那么容易。首先，在领导者个人之间，对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景如何，不会达成绝对的共识。其次，领导人是在不断变换的——中国的高层领导在2012年秋季和2013年春季进行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而美国亦在2012年11月举行了总统大选。尽管奥巴马获得连任，在其政府中占据重要岗位的一大批相关官员也会出现变动。最后，最高层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同他们为迎合眼下的需要必须说的话、做的事之间存在的反差，总是很难确定的。

尽管困难重重，本报告试图坦诚地阐释一方是如何理解另一方动机的，每一方的领导人据此而产生的对未来长期发展的关切，以及本报告的分析对未来努力减少中美关系战略互疑有何寓意。这样做，使本报告不会仅仅聚焦在中美两国两三位高级官员身上。相反，本报告希望能够描述各自国家上层领导中广泛接受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不是完全一致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些可能在将来有助于减少中美战略互疑的措施类型建议。

因此，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双方理解对方思维方式的能力。[6]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想要制定出可以减少战略互疑，或者至少有效控制战略互疑并且符合双方利益的政策，则是难上加难。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双方很难预想对方会如何诠释自己的决策，甚至旨在促进双边关系的那些决策也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

两位作者目前都不在政府部门任职。每位作者都尽所能把自己对本国形势的理解完整地在本报告中体现，希望能够对两国的相关领导人有所帮助。鉴于此，两位作者都没有试图影响或者修改对方在本报告两个核心部分中表达的观点，即“

理解战略互疑：美方观点

本报告主要描述国内各层次决策者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基本观点，而非表达大众观点。文章有意特别聚焦于两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各自所持有的疑虑是什么，以及这些疑虑存在的原因。深刻的疑虑与真诚、有意义的努力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后者旨在共同构建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并在两国间搭建桥梁。但是如果这些疑虑没有得到有效应对，一段时间以后，将会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互敌对的状态。本报告作者著文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这种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1] 截至2012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已经有过10次会面，并经常通电话。中美政府官员之间每年都会举行60多次正式对话。

[2] 李侃如：《美国重心转向亚洲》，FP.com，2011年12月21日。

[3] 原有发展模式尤其注重大量出口、储备和投资。

[4] 李侃如、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网络安全与美中关系》，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2月。

[5] 2012年2月15日，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

[6] 用美国习语来表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真正动机和观点，两国的决策者能够“把自己套到对方的鞋里（put themselves in the shoes of the other side）”，中文可表述为“换位思考”。理解战略互疑：美方观点

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并不是美国政府决策者当前的主流观点。相反，他们一致认为，北京和华盛顿有可能实施一些促成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政策，而这正是人们对这两个基本还算合作的大国的期待。到21世纪20年代，理想的中美两国关系应该包括：努力减少可能发生的冲突，转而进行合作或者至少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平行协作，提供地区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比如海上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最大化双边利益。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没有摩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冲突，每个国家的文化、体制和近代历史都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它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必然会出现分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在可能的领域中寻求双赢结果；如果无法实现，就尽量减少危害。

因此，美国目前的态度是，美国与崛起的中国建立一种基本的建设性长期关系，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崛起能促成很多积极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强大繁荣的中国自身要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法规和协议，要相信两国可以同时在亚洲的关键领域扮演重要角色，鼓励中美两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目前，美国官方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不会运用其不断强大的实力来专门削弱或损害美国的利益。

不过，美国政府决策者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以上提到的美方态度，是建立在一系列相对比较乐观的假设基础上的。他们也意识到，在现实中，这些假设有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美国政策的一个目的是，确保这一系列相对比较乐观的结果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们也很清楚，一旦事与愿违，他们也必须具备处理相应状况的能力。

因此，尽管现阶段美国的目标基本上是很积极的，但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状况的担忧也是存在的。同时，还在进行辩论，争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最有效地促成中国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行事。这些担忧目前尚不足以让美国的国家政策制定者得出结论，认为中美关系本质上成为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之所失）将是不可避免的。潜在的担忧及其产生的原因如下。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

与形形色色的美国学者和权威专家不同，美国领导人不会从霸权转移的一些大理论、文明冲突理论，或其他有关全球政治的整体结构性解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更具体的问题，即使在思考如何运用全球性准则和方法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思维方法往往不重视某些结果必将出现的论调，而让机敏应对的外交和偶然性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排名在最近几年快速提升；而美国却对经历严重的国内困境的事实本身产生了特殊的敏感性，并导致了不确定性。就美国领导人对北京的战略信任程度而言，这一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包含四个基本部分。

◆ 美国领导人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第二，并且假想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必然会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这种态度在中国媒体上随处可见，在许多其他信息来源中也有清晰体现。这种观点让美国最高层既担心中国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又担心中国从根本上把中美关系看成一种零和博弈。从中国现在和将来都将继续持有这种观点的程度来看，有些官员提出，美国应该始终抱有如下假设才是审慎的，即中国把削弱美国视为自己利益之所在，美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诠释并对中国的行动做出反应。

◆ 中国军队正在不断增加军费，以增强其在西太平洋的战力投送能力，其目的可能是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加强全球影响。最近，解放军拥有了反航母导弹、隐形战斗机和航空母舰。此举不可避免地威胁限制美军在西太平洋的灵活性，而该地区对美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目前，美国军方与解放军之间的互动太少，导致美方无法确信这些事态发展在将来不会危害美国的利益，不会不利于美国维护其地区联盟，以及保护在该地区更广阔的外交和商业利益。解放军方面发表的一些文章坚称，决心限制他国军队在临近海域（“近海”）的活动，更加增加了这种担忧。美国军事规划部门把解放军的这种决心以及获得特殊军事能力的做法，解释为最终目的是要拒绝美国军队进入中国领海之外的水域，以及不让美军获得在该海域自由航行的能力。但这种进入和行动自由，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上种种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方面制订应急计划并确定采购项目，以此来确保中国无法成功实施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该战略旨在一旦出现冲突，能将美国军队阻挡在远离中国边界的区域。

◆ 包括领导人在内的美国人，都对国际金融危机感到震惊。在试图让国家重新回到正常轨道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担心自己的政治体制出现运转失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国家可能企图利用美国目前的困难来减少美国复苏机会的意图会更加敏感。中国的许多活动，特别是经贸领域的活动，被视为至少部分是以此为初衷的。正如下文相关部分将要详述的，这种努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通过网络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被视为旨在降低美国在主要产业领域竞争优势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限制美国向不断扩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出口产品的货币政策。

◆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亚洲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调整外交政策。中国的言行让亚洲其他国家对未来美国继续在本地区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信心逐渐减少，从而引发严重关切。

总之，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政治和价值体系

美国领导人认为，民主国家天生就比专制体系更值得信任。这种印象部分源自一个分析性的结论，即专制体系自然会更加担心本国国内稳定，因而更愿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制造国际危机，以确保国内稳定。由此，当中国出现了强烈民族主义的表达时，当国家层面出现对中国国内稳定表示担忧的迹象时，这些表达和迹象就变成了令人不安的标志，即中国存在迫于（或源自）国内压力而做出反美努力的可能性。当中国将国内出现的不满或者社会不稳定归咎于美国（中国的国内宣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尤其如此。

同时，专制的政治体制因为不够透明，而被认为天生就不那么值得信任。在外界看来，中国的体制尤其注意掩盖其核心政治过程，比如说，高层领导人的产生和文官政府同军队的关系。因此，美国领导人不理解中国海军在南海的行动或者隐形战斗机的首次试飞事件，是否与文官或者外交方面有过良好协调。比如，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到达北京，想要重建中美高层军事对话。在此之际，中国隐形战机试飞成功，很多美方人士认为，此举是对美国国防部长的直接侮辱。从更广阔一点的角度来说，在接班政治中，外界人士很难理解，什么样的声明和行动更多的是依据国内政治考量，而非国外政治因素制定出来的。缺乏透明度，使美国更加不确定中国对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由于对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真正运作的了解甚少，美国人容易认为，中国的决策是战略性的、经过协调的，而且是统一指挥的。因此，当各部门、单位和地区相对缺乏协调的行动带来了完全不同且彼此冲突的结果时，美国人经常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旨在迷惑和欺骗美国决策者而使用的完美政策网络的组成部分。而没能兑现对美国的承诺（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或者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定）倾向于被认为是不真诚的象征，虽然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是由中央政府能力不足、政策无法在全国严格地推行造成的。总之，美国领导者对中国国内政治体制理解得不够，因此经常不能准确判断哪些结果反映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决策，哪些反映的是政治体制本身的运作机制，是那些领导人无法控制的（有时甚至是有悖于他们愿望的）。当中国方面把国内能力所限作为其不能如期履行承诺的原因时，美国也倾向于质疑中国方面的解释，认为这些解释都是为自己辩解的、不诚恳的。

长期以来，美国不仅一直认为民主政治体制与生俱来便在国内更具合法性，因此生来便更加稳定；同时还认为，民主体制下的官员能够更好地理解美国政治的本质。因此，他们认为，民主体制中的官员不太可能对何为美国政治的核心、何为美国政治的杂音做出错误判断。所以，当美国边缘人物发表一些荒谬言论的时候，他们也不太可能把这种敌对的意图归咎于美国。这就使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不太可能出现敌意。

把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考虑在内的话，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境内发生的被认为是违反人权（尤其是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使得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很难采取行动与这些国家首先建立互信。美国人倾向于强烈怀疑那些践踏本国公民权利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是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就让包括高层官员在内的许多美国人产生忧虑，因此更难建立完全的互信。这一因素比过去更为微妙，但仍然是信任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外交

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根本态度是：一个更加富裕的、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是受欢迎的。其前提条件是，中国要寻求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相对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再详细一点来说，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美国不可能特别限制中国的发展；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认为限制中国是可取的。实际上，从总体来说，他们觉得，一个更加富庶、在全球事务中参与更多的中国，对美国是大有裨益的。同时，美国总体上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GDP总量和雄厚的外汇储备。所以，美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能够在诸如防止核武器扩散这样的事件上强化全球规范和机制，并且能够越来越多地承担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为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提供各种公共产品。他们担心中国未来的表现，因为他们认为北京目前对于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做得太少。

出于各种原因，尽管中国不断地重复保证它不会寻求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但是美国领导人仍然很担忧中国可能会试图控制该地区，并且这种控制是以牺牲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和利益为重大代价的。2010年期间，中国在地区外交中的很多做法，都加深了美方在这方面的基本担忧。比如，中国强烈反对美韩在黄海地区进行海军演习，尽管这场演习是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做出的回应。但是，中国反对的原因是认为美国航母进入黄海的国际水域，暗含威胁中国安全的意味。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严厉指责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干涉与美国无关的事情，因为她在会上评论了南海问题。由于美国认为亚洲是对其长期利益最重要的地区，美国对中国在亚洲所采取的行动潜在的长期影响特别敏感，如果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对该地区采取一种更加显示霸权的态度或者试图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和活动的话。经济和贸易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很高的年增长率，加之美国认为中国政策越来越倾向于重商主义，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为追求维持快速增长会直接侵害美国利益。在这方面，有一些具体问题尤其会引起美国对中国领导人意图的质疑。

·盗窃知识产权。尽管制定了相对高质量的法律和法规，中国也加入了有关国际公约，但是中国黑客持续不断地大量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这种盗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年来，来自中国黑客的网络攻击，导致美国私有部门的知识产权信息大量丢失，此外还有敏感的军事信息，比如F-35新型战斗机的工程数据，因此对中国的怀疑随之增加了。而当中国出台政策，实际上要求提供技术转让才能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在新型绿色技术产业中）之后，这种怀疑变得更为强烈。在很多情况下，美国领导人认为，把签署技术分享协议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提条件造成了技术偷盗，并且中国利用这些技术（结合各种中国政府补贴和对本国公司的其他支持）将美国公司逼到破产。

·货币政策。中国控制人民币的价格，使其保持在低于市场定价的水平，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在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进行广泛的补贴，并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征税。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创造就业的时候，这种货币政策至少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极重要利益表现出的漠不关心。

·限制直接投资。虽然中国抱怨美国对出口到中国的一些技术横加限制，但是北京也会定期出版一项非常重要的列表，列出不允许或限制外商投资的部门。这一举措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范畴，相当于保护主义，直接危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这些限制中有很多影响了美国公司极具竞争力的部门，比如说金融服务领域。这一事实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认为中国准备以美国方面直接的、不公平的损失为代价发展本国经济。

·稀土金属。中国成为全球90%的稀土供给来源之后，严格限制稀土出口，这一举措引发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略方针的特别关注。稀土对许多军事产品和民用产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电子产品和绿色能源领域。尽管中国解释说它采取限制措施是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但是造成的形势是，如果有公司在2011年希望获得足够的稀土金属，那么只能将其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技术被盗的风险越来越大。不管中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陡增了对下面问题的担心，即一旦北京能够在更广泛的行业和问题中主导事情的结果，北京将会如何行事？

以上所有问题增加了美国领导人的担忧。他们觉得，尽管很多公开言论与此相反，但是中国很可能从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同那些只参与到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官员相比，美国高级政治领导人可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从经贸领域的担心引出的关于中国意图的消极结论。制度化的不信任

战略不信任在美国体制中已经被部分制度化了（在中国体制中也是如此）。每一个机构实际上都很庞大且多样化，把某一种观点归咎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主要机构都是不对的。不过，确实有一些重要官员的某些观点只是与他们所在机构相关。下面将重点说明此类问题。军事

与其他国家军队一样，美国军队受命做最坏的打算，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军力，对保护国家及其重要利益进行规划。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并且其军事能力增长的速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美国方面认为，解放军很显然在优先发展那些专门针对美国军事平台——比如航空母舰和卫星——的能力，同时，解放军对其能力、在今后面临主要的战略威胁时将采用什么新力量和原则，都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实现透明化。

当一个国家的长期规划得到理解，并且该国采取的行动大体上与这些规划相一致时，信任才会产生。就中国而言，它没有清晰地呈现其主要领域的军事规划。比如，军方发表的白皮书中没有地域分区，没有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何在。同时，解放军正在世界范围内建设基于空间技术的情报、通信和导航系统，并且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和两栖登陆舰。

考虑到中国将目标特设在美国主要军事平台以及中国武器计划缺乏透明度，美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解放军获得的最新装备感到震惊，并大为不快。这增加了对解放军最终意图和规划的不信任。在美军内部，这种不信任在海军、空军、网络空间和情报部门里尤为强烈。

一些具体的事态发展，使美国军方对中国的怀疑变得特别强烈。[1]比如，在2001年EP-3和其他军事事件中，中方一直拒绝认真参与对案件真相的调查，固执地坚持主观意见，然后到某一时刻认真讨论如何解决。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种做法引起了不信任——如果中国不想受到案件真相的影响，那么中美两国相互理解、合作和妥协的基础就很难建立”。网络安全

美国最近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综合的网络司令部（在各分支机构中还存在次级指挥部），同时在政府官僚机构的各个其他部门中也设立了专门的网络安全机构。这些种类繁多的网络防范机构，很快对来自中国的网络操作变得极其敏感，因为网络活动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和民用（既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目标。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规模宏大且范围广泛，有些极其执著、组织严密，并且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已经取得了惊人成果，进入某些重要网站并复制了具有直接军事、外交和经济重要性的高度敏感的数据。

因此，尽管许多网络相关部门接到的任务并非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点，但这些部门却实际上已经在对以中国为基地、以敏感的美国能力为目标的网络活动不断发出警报。虽然网络空间特有的归属难以追寻，但很多操作都是从位于中国的服务器发出的，目标集中在中国政府、军队和公司特别感兴趣的部门。很多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指使的，并暗含了中国的态度和意图。因此，美国方面不可能不存在战略疑虑。情报机构

美国情报界的许多机构发现，他们收集的情报显示，在内部交流中，当谈及与中美关系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问题时，中国的主要官员非常倾向于采取零和方式。这种交流更倾向于局限在少数机构里而非面向大众的宣传。因此，它们的基本内涵在一些情况下被认为是清晰地暴露了中国的“真正”目标。

联邦调查局在反间谍活动和国内网络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对以中国为基地、针对美国国内目标的活动已经变得非常警觉。最近几年来，以盗取美国公司技术为目的的间谍活动数量剧增。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打击间谍活动的努力收效更明显，同时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源自中国的行动显著增加。在网络安全方面，联邦调查局忙于处理来自中国服务器的网络入侵，这些入侵都针对美国的敏感目标，且使用非常高超而持续的方法入侵并获取信息。在非常多的情况下，遭受入侵的信息被认为只有中国政府部门才会特别感兴趣（一般的黑客、犯罪集团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不会感兴趣）。

总之，美国政府关键部门根据其接到的任务和以往经验，有充足的理由得出下面的结论，即无法相信中国把实现同美国进行建设性合作作为其长期的战略目标。“9·11”事件之后，这些部门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使战略不信任越来越成为美方政策组合的中心。国会

讨论至此，我们提到的“美国高层领导人”不包括美国国会，但是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贸易问题上尤为如此。同时，国会还控制着政府预算支出，因此能够以各种方式让行政部门感受到它的影响力。

美国国会有535名议员，他们分别代表着非常多样化的选民。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基于个人的经历或者体现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选区内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包括那些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的人。其中，只有很少几位议员认真研究过中国，或者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细节和内涵。

总的来说，很多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对美意图持高度怀疑态度。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种怀疑源自其选区内商人的抱怨。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怀疑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假设，或者对于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国会中对亚洲事务颇具影响力的几位主要成员对中国的消极印象，形成于他们自己的越南战争经历或者同其他集权国家打交道的经验。

国会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给行政部门中的决策者带来了真正的压力。比如，国会要求国防部每年起草中国军力发展报告。由于受命调查的焦点问题性质特殊，这份报告在增加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方面有典型意义。国会还要求禁止行政部门在中美空间合作和更广泛的科学合作上支出经费，这就剥夺了美国政府可能拥有的用于减少对华战略不信任的一个手段。而且，国会议员还会利用他们的权力，确保行政部门的高层官员对中国的最终意图抱有足够的警惕。

国会中众说纷纭，国会议员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莫衷一是。但是总体来看，来自国会山的观点以及国会议员施加的影响力，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那些对中国的长期意图不太信任的观点。

[1] 指2001年4月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同中国一架战斗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事件。——译者注理解战略互疑：中方观点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在中美关系中实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愿望。尤其在过去几年里，当北京觉察到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更多担心的时候，北京就会向华盛顿保证，中国不会寻求挑战或者代替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中美合作必须建立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中国领导层也采取了措施来管理国内媒体和大众舆论，以减少针对美国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在北京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互信。

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开始存在，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到60年代末期，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之后，美国的威胁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并且涵盖范围广泛，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

总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这种不信任，不仅在一些官方声明中可见一斑，在媒体、网站、博客空间和教育体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官方观点和大众情绪彼此深化，相互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

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战略格局做出的不同评估，导致北京的对外政策思考方式——尤其是对美国的认知——不断地随之调整。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苏东国家出现剧变之后，邓小平倡导对美国采取谨慎而非对抗的方针，这种方针在中国被广泛称为“韬光养晦”。在很大程度上，提出这种方针是以下面的事实——以及评估——为前提的，即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远不如美国，国际力量对比当时是朝着西方的政治体系、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倾斜的。在其后20多年里，邓的观点以及对美政策一直被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领导核心的两代继任者所奉行。

从2008年开始，几大事态发展重塑了中国对国际格局和全球趋势的看法，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随之出现了调整。第一，许多中国官员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国，应该得到与之相称的待遇。中国不仅成功地挺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且也成功应对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人眼中，后者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深层弊端造成的。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似乎在政治上也应该成为世界第二。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盛会感到十分自豪。中国的太空项目和先进的武器技术也增加了北京的自信。中国领导人不会把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或者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第二，中国的一般观点是，从长远眼光来看，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国家。美国的金融动荡、巨额赤字、高失业率、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国内政治的极化，被视为是美国衰落众多标志中的几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头脑足够清醒，他们注意到了美国实力的弹性，尚未得出眼下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经济走低一定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导致出口受损以及使中国用于储备而购买的美国国家债券贬值。然而，中国仍然认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缺乏信心和能力，并且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图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GDP是中国GDP的8倍，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减少为不足3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美之间实力平衡的转变，是当今世界正在呈现的新格局的一部分。西方世界总体上都面临着经济挫折，新兴大国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加入到中国的行列，共同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放在一起被称为“金砖五国”（BRICS）和“基础四国”（BASIC），并且金砖国家领导人定期举行[1]会晤。他们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协作对西方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制衡。G20正在取代G8成为一种更有效或许更有生命力的国际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现在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新兴大国的愿望和利益。

第四，中国的政治精英，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都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西方民主和经验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况且，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动荡和骚乱。“中国模式”（或者所谓“北京共识”）的特征是构建全方位强大的政治领导，从而确保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这与那些出现“颜色革命”每每导致国家分裂、西方侵犯其主权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美国人不会欣然接受中国人的上述观察。因此，许多中国政治精英怀疑，其实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过去，因为美国国力富足且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尊重美国，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现在这个国家既不再令人敬畏，也不再值得信赖，因此它对世界的示范作用和对中国的劝诫已经大大贬值了。

在中国，很多人深信，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其霸权和统治，所以，华盛顿将会试图阻止正在崛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实现它们的目标，提高自身的地位。根据中国人对世界史的典型理解，美国政客是“丛林法则”的忠实信徒，他们推行民主和人权实际上是帮助其实现强权政治的政策工具。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没有人会公开证实美国人真的相信自己对人权问题所表示的关切。中国的崛起，基于其庞大的规模以及政治、价值体系、文化和种族的独特性，一定会被美国视为是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挑战。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得到解释。政治和价值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开始，人们始终坚信，美国一直怀有阴险的图谋，策划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这种计划被称为美国对社会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对苏联解体之前东欧的反共游行、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2011年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等所表现出的同情以及支持，还有它对缅甸民主改革的支持，全都是美国实现其图谋的例证。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防范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公民权利、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西方式民主，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接受的。中国官员和主流评论家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可能导致西方民主的所谓政治改革的想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3月的讲话中指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2]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中国主流观察家仍然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要“西化、分化”中国。他们强烈谴责美国对达赖喇嘛的同情和支持，认为达赖喇嘛是有意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人物。2008年3月，拉萨发生暴乱事件之后，他们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加深了。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长期支持和鼓励居住在海外的“藏独分子”的结果。2009年7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恐怖的暴乱事件，人们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更加愤怒。因为据中国媒体报道，维吾尔族政治激进分子热比娅策划了此次血案，并且她和她的分裂主义组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2010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国领导层普遍相信是美国在幕后策划了这一行动。刘晓波因“煽动颠覆”中国政府而被判刑11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现存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包括“法轮功”，都把它们的基地建在美国，因此中国认为这些势力都是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日益强大、复杂的机制，尤其是反间谍和网络安全部门，以此来确保国内政治稳定。人们始终坚信，中央情报局和许多看上去光明正大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实际上都对中国不怀好意，并在中国搜集一些敏感数据。2010年初，谷歌公司公开批评中国对其在中国境内的业务进行所谓的官方干涉，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回应。中国政治圈强烈怀疑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谷歌在中国网民中煽动反政府情绪。

美国参与中亚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加之美国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方面的看法，即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出现了类似事态和机会的话，美国将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中国现阶段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内政治维稳，由此导致的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愈加强烈。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布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尤其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部门以及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得到普遍接受。

最近的几个事态发展，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战略意图的不信任。首先，尽管从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后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以威慑大陆。此举在中国看来是极具危害性的，并增加了对华盛顿的疑虑，即只要中国的实力地位还落后于美国，美国就不会顾及中国的利益和感受。

其次，尽管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中国领导层保证它没有遏制中国的打算，但是，美国海军和空军加强了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活动。有些时候，美国的侦察飞机和舰只如此接近中国边界，以至于引起解放军在操作层面上的强烈警觉和反应。中国军方领导人认为，这些活动是有意挑衅，因为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甚至于俄罗斯，都没有受到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压力。

最后，华盛顿加强了与中国许多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包括近期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曾经与中国发生过边境战争，且目前与中国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美国与盟国不断加强的联合军事演习，引发中国更多担忧。中国官员特别关注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会议期间和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战略重心重新转移至亚洲的言论。北京的理解是，华盛顿在亚洲的许多最新动向，包括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轮流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鼓励缅甸放松国内政治控制和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在牵制中国。美国插手南海领土争议，宣称关注该地区航海自由，让北京感到尤为不快。经济问题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这样一种疑虑，即美国正在利用中美经济摩擦作为美国经济失败的替罪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被广泛视为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失利的象征。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华政治偏见导致对华出口管制造成的。同时，中国也注意到，美国正在给在美投资和合并或兼并美国公司的中国企业设置无数政治障碍。美国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行为，一般被看成是以中国经济和中国劳动力为代价、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一种专横、不讲理的手段。

从全球性经济危机开始之时，中国便大量持有美国国债，这一举措已经成为越来越有争议的国内政治问题。由于美元贬值、美国金融市场波动，以及2011年8月出现的债务上限争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是否有必要把如此大量的中国金融储备存放在美国，这样做是否明智。“绑架”“欺骗”“盗窃”“掠夺”和“不负责任”，只是中国人用来表述他们不信任美国债务证券的词汇中的几个。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来说，除购买美国的债务证券之外，其他备选很少。但是，对于那些为购买或增持美国金融资产的决定做辩护的人来说，北京的国内政治环境使他们的处境相当难堪。

随着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的削弱，北京越来越怀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持续性，并且增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紧迫感。与此同时，中国也怀疑美国将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制造障碍。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是依靠美元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维持，并且认为美国在过去曾试图限制欧元地位的上升。奥巴马政府计划最终确定并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此举在北京看来是企图同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之间不断壮大的经济关系展开竞争，并限制人民币的流通。能源和气候变化

许多中国官员认为，小布什政府代表了石油寡头的利益，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在控制全球石油供应的愿望驱使下实施的。中国对此的疑虑延续至今。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设计的开发清洁能源的项目与此类似，也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舆论领袖来说，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整体论述是西方的一个阴谋，这一阴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西方国家。他们相信，通过植入这种印象——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通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西方人能够卖出他们的低碳技术，进而获利，同时可以防止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崛起，因为这些国家仍需继续扩大生产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满足社会需求，从而摆脱贫困并向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过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