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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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师的教育家(1)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
陶行知小的时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亲无力供他读书，但小行知自幼聪颖过人，被一个童蒙馆老师方庶咸发现，愿意免收学费为他启蒙。
陶行知七八岁时，其父携其到休宁万安镇谋生，外祖母喜其颖慧，决意着力培养陶行知，先伴读于蒙馆，后师从当地一个著名儒者、前清贡生王藻攻读四书五经，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
由于当时西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渗透到了中国农村，陶行知的父亲成为基督教内地会歙县的一个会员，其母得以在当地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帮佣的差事。这时，从外祖母家失学归来的陶行知经常去教堂看望母亲，幸运的他被传教士英国人唐进贤慧眼看中，由于唐是崇一学堂校长，他主动邀请陶行知免费入学该学校。这一人生机遇，改变了陶行知一生的轨迹。这一年，他刚满15岁。
在崇一学堂里，陶行知初步接触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较好的英文基础。但他并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于白（居易）、杜（甫），这对他后来善写白话诗和养成深沉的忧国情怀影响甚深。他在该校宿舍墙壁上铭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宏伟志向。由于旧学根底好，又聪慧过人，陶行知仅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
1908年，对医学救国抱有兴趣的他考入广济医学堂，但仅仅入学半年即退学，原因是该学校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轻的陶行知不肯牺牲自己的人格而就范。退学后半年，没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运地遇到唐进贤，得其帮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学院预科就读。同年秋，该校与宏育书院合并，组成金陵大学，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在大学里，他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识蓬勃发展。思想活跃的陶行知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发现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只有英文版，受众窄隘，他认为，没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来的。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积极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学协助校方筹划创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终于在1913年2月问世，他为该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担任了该刊中文版主笔。
在大学表现活跃的陶行知学习勤奋，各科成绩优异，热心帮助同学，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更得到校长美国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黄炎培先生应邀出席毕业典礼，他亲自为陶行知颁发了毕业文凭。因了这个因缘，当32年后，陶行知积劳成疾逝世时，黄先生曾有“秀绝金陵第一声”之悼亡诗。陶行知在典礼上用英文宣读了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该文阐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同时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直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初步窥见陶行知以后把推广、普及教育作为他终生志业的根苗。
由于卓越的学业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长包文推荐并部分资助陶行知赴美求学。抱着“十扣柴门一扇开”希望的陶行知终于筹足了旅费，1914年秋负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业是通过教育实现造福中国共和的理想。为此，一年以后陶行知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里有教育哲学的重镇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陶行知师从孟禄，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社会的教育》、《明日之学校》与《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社会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后来他回国从事乡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中国创造性发展版本。
1917年夏，陶行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6岁的他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他艰辛的平民教育实践之路。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次年5月即受聘该校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这段教育经历中，他发现中国的教育方法陈腐落后，沿袭着灌输的旧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好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工厂。”掌握了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知当然不满意于这种扼杀学生创造力和进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导教学的改革，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新教育论文，诸如《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师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学法”的转变，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准备，这成为他后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决不只是把他的教学理论囿于区区一个校园，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学法推广到全社会，让整个中国人民都受益。从1920年起，他首创暑期学校，经过初步的成功试验以后，他利用暑期学校大量招收社会上准备报考大学的男女高中毕业生，参加暑期学习，而教师则除本校教师外，还广泛聘请社会名流讲授，方法灵活，视野开阔，思想先进。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1年夏，经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禄来华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历时4个月，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累积了一手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统计材料。这为陶行知扩展他教育实践的空间进一步提供了学术依据。
1922年，陶行知受聘担任由蔡元培、马叙伦等知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由于该社总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务、教职，举家北迁。
1923年，他联合北大教授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部卓越的平民教育教材。同年8月，他趁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举行之际，宣布“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是本届年会的大事”。他与朱其慧（北洋与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熊希龄的夫人）、袁观澜、晏阳初、王伯秋等人一起邀请各省代表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平教会宣言称“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固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陶行知担任了平教会的执行书记，自此，一个由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兴起。为专心于平民教育，陶行知拒绝了北洋政府对他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任命，也谢绝了母校金陵大学校长职务的聘请。在平教会成立不久，在一次讲演中，陶行知曾谈到他平民教育的宏伟蓝图：“我们的具体目标，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内，能使那十二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
从1923年到1925年陶行知几乎竭尽全力于广泛宣传和推行平民教育，他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他一身中国农村平民着装的风尘仆仆的身影，几乎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家人。他曾有一首《车上过年》的小诗描绘了他这一时期的匆忙与艰辛：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
在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在和广大贫苦农民接触后，陶行知意识到平民教育的方向应该有所转变，他认为如果平民教育不能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那是没有前途的。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1924年，陶行知在给朱经农的信中说：“知行自从亲自到民间去打了几个滚，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没有效验的。”陶行知决定改变平民教育方向，他要到乡下去！
1926年元月，陶行知就江苏省立五所师范学校在乡村设立分校一事，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意识到，点到即止的乡村支教对改变中国乡村的教育面貌将无济于事，他的梦想是让“乡村学校做改进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为了实践他的理想，陶行知放弃了教授的派头和享受，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中国乡村。
1926年秋，陶行知他们不停地为他未来的乡村师范学校寻找校址。他们找到了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附近一个靠着老山的叫小庄的村落，这里依山傍水，桃林似锦。陶行知高兴地发现这是一个理想的设立乡村师范的地方，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之余，对同行的赵叔愚说：“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劳山。小庄也应改叫晓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晓庄师范的校址由是选定。
同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的宣言书》，声明该社的使命是“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这一宏伟宣言的倡导之下，晓庄师范就这样诞生了。
1927年初，晓庄师范开始招生。它的招生广告别具一格，值得全录如次：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科目：（一）农务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五）五分钟演说。本校准备：（一）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投考资格：初中、高中、大学一年级半程度，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意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招生广告后还特别声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这一打破陈旧框框的招生广告一时轰动全国。自此，来自全国各地热心乡村教育事业的有志青年纷纷前来投考或是应聘担任教员。
3月15日，晓庄师范经过艰苦而简单的筹备正式开学，董事长为蔡元培，校长为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陶行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称：“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只有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指导。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
晓庄的教学是别开生面而务实有效的，它完全地贯彻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关于他的生活教育和杜威的教学理念有什么差别，陶行知曾做过精彩的解释：“传统教育在学校和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是‘学校社会化’，提出‘学校即社会’的口号。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主张‘社会即学校’，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
因了这个理想，所以晓庄师范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不完全按照书本教学，而是把教学活动分成文学、教育、农艺、美术、科学、政治、乡村建设、医药卫生等各种小组。有的科目讲几小时，有的则上好多周乃至几个月。所有校务，无论大小，全由学生轮流担任，小到饮食卫生，大到接待客人、防卫校园，都是如此，陶行知本人也亲自参加买菜烧饭、洒扫庭院。学校重视体育训练、重视技能培训、重视自己动脑动手。举一个典型的小例子，学校的科学组聘请的生物学教员为陶行知的金陵大学故人姚文采，刚开始上课时，他抱了一大堆参考书，结果当场遭到陶行知的否定，陶行知要求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而不是课本教学。自此，姚文采逐步把“教学做”运用自如。一次，一个被毒蛇咬伤的农民被送到晓庄乡村医院救治，原来当地多长虫，晓庄的师生也很怕这东西。姚文采就借机邀请来一个南京夫子庙耍蛇的艺人来到课堂上，教学生如何辨别有毒蛇和无毒蛇，讲授如果被咬伤如何治疗的知识，并当场要求学生一起演示如何捉蛇，很快学生都精于此道。晓庄的教学大率类此。
晓庄师范很快在全国声名远播。1927年10月，蔡元培和沈定一等来学校参观，对学校火红的教育成果大为叹服。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肯定了晓庄的事业对改造中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晓庄吸引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不仅如此，晓庄甚至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博士是设计教学的创始人，从苏联考察教育后，他专程来参观晓庄。他把参观过程拍成纪录片，在和陶行知交流后，他盛赞说：“在我这次参观考察后，觉得你的学校办得很好。今后无论我走到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我都要说中国南京有一个晓庄学校，办得很好。它是代表世界教育的一道曙光！”
晓庄培养的学生大都极具社会关怀，而且实践能力十足，在很大意义上，它实际培养了许多有志的社会革命者。要求聘请晓庄毕业生的邀请函如雪片翻飞，甚至泰国曼谷的华侨学校都来该校聘请教师。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以及桂系军阀发动中原大战，由于陶行知和冯玉祥交情甚深，蒋介石疑心陶行知的晓庄是他的反对者，再加上晓庄的确存在具有革命倾向的热血青年。蒋介石悍然于4月8日下达了关闭晓庄的密令，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离开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晓庄，避走日本，以逃脱国民党政府的迫害。
自国民党对陶行知发出通缉令后，持续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国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杜威、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等于1930年秋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撤销对陶行知的通缉令。次年春，陶行知秘密潜回国内，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支持，供职于《申报》。以化名创办《读者通信》专栏，谴责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反动行径，并发起“科学下嫁”运动。
1931年，蒋介石二次下野，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冯玉祥也为此而努力，迫于国内外压力，次年元月，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陶行知的通缉。陶行知终于又自由了，他再次投身于他钟爱的大众教育。
解放了的陶行知准备光明正大地让晓庄复校，并登载招生广告，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却食言而肥，他们用非法手段侵占晓庄校园，致使学校不能正常办学。学校二次被封，陶行知对蒋介石的独夫本质有了深刻认识。但他不会屈服，他要以更灵活的方式来传播他的“晓庄”精神。
陶行知和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创办了工学团，继而又组建了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等承继晓庄教育精神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陶行知发明并倡导了享誉世界的“小先生”制。
1934年1月28日，山海工学团召开普及教育总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就是通过教育家庭的小朋友，再利用小朋友去教育家里不识字的人。
陶行知总结了采用“小先生”的几大好处：一是有利于中国女子教育。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女性主要在家庭里，而且奉守陈旧的观念，她们的教育问题相当不好解决。而有了“小先生”们，该困境几乎不再存在，至少识字教育不是障碍；其次，大人跟小孩学，无形之中能使大人心态年轻，这也有利于培育少年中国的精神气质；再次，“小先生”制有利于打破教育垄断的藩篱，使得知识可以转化为公共资源，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最后，传统教育的一大难点是家庭和学校之间联络不畅，但如果有了“小先生”们，就可以把学校、社会和家庭有效地联结在一起。
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虽然饱受质疑，但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的确起到了非同寻常的巨大作用。其影响波及整个国统区，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中共解放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共和国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就是这一制度的践行者，“小先生”制在延安被广泛采用。不仅如此，实行“小先生”制的成果经受住了国际友人的考核，并由此扬名国际。
1936年8月，在伦敦世界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上，陶行知作了“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运动实践情况”的报告，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印度代表甚至直接邀请陶行知去访问印度，指导印度的普及教育工作。在印度，圣雄甘地抱病和陶行知交流半个小时，临别时，特别叮嘱陶行知：“请代表我向中国人民致意。请把您在印度演讲大众教育的问题，写成文章，寄给我们。”
随着罪恶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摧残加深，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陶行知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游说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日的民族事业中。饶是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一方面，他提倡国难教育；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继续着他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拯救并改造中国的理想。
1938年，陶行知结束了欧、美、亚、非26国的访问行程，回到国内。其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他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间推广他的教育理想。他相信他的“生活教育”的理念有助于坚定中国人养成自立、自强精神，他说：“我相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够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帮助创造一个和平互助的新世界。”这一年12月15日，广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社会贤达的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省政府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随后，他着手筹备创立育才学校，它的对象是教育战时汇集在重庆的200多万流浪儿童。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借北碚北温泉小学校舍举行了开学典礼。陶行知宣讲了该学校的创办旨趣：“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至于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地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他强调，学校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希望学生能根据各自的兴趣，把他们育成专才；更不培养人上人，而是要让学生从老百姓中来，学成以后再回百姓中去。因此，这里的教育仍然是普及大众教育的一部分。
育才学校最后在古圣寺开学，学校没有入学考试，也没有升学考试，也不存在所谓的毕业问题，不过要经过必要的智力测试。学校设立专业为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和社会五组，无数当时享誉全国乃至国际的高级知识分子、诗人、音乐家、艺术家纷纷到学校任教。育才学校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异的学校，因为它是根据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它不仅要求其学生有相当的智力，还要测试学生的特殊才能和兴趣。与此同时，它的学制规定又是那么不拘一格，而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强调“创造性”的培育。
同时，它在培养学生的品德方面也是别出心裁，而且至今仍极有启发意义的。有一天，陶行知校长看到一名男生正要用砖头砸同学，立即将其制止，并让他到校长办公室等候。陶行知回到办公室，见男生已在等候，便掏出一块儿糖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按时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儿糖给他：“这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行知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随后，掏出第三块儿糖给他。这时，男生哭着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又拿出第四块儿糖说：“你已认错，再奖励你一块儿，我的糖给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我们至今很难评价育才学校的历史贡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此外它一直在经费极其拮据的情况下运行。尽管它受到进步党派团体和人士的支持，但国民政府一直对它的存在甚为警惕。陶行知为了保证它的运转四处奔走而积劳成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中国平民教育的巨人，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享年仅56岁。他的遽然辞世，震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10月27日，上海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年12 月9日，美国纽约也为这位世界级的教育家举行追悼会，由杜威和冯玉祥担任名誉主席，威廉霍兰德担任主席，美国教育界的各大名流以及留美中国人士出席。陶行知先生备享身后哀荣，他理当享有这样的荣誉。
陈 垣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一八八○年，他自幼好学，但没有师承、家学，只靠勤奋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之路。在考据学、宗教史、元史和史论等方面，著作等身，都取得成绩，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四、五十年间，他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给予他们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众多的史学人才。
陈垣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导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后四十五年。解放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等职。在政治上，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垣同志治学，能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思想不断有所前进。在他少年时，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考过科举，不中。后来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参加了反清反帝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积极进行政治活动。
民国元年，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以连年军阀混战，宦途又污浊黑暗，大失所望，于是决心从事著述与教学。
八年抗战，陈垣身陷敌占区的北平，在教学中以著述明志，以著作抗敌，教育青年，指责汉奸，坚决斗争，不计生死，直至北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在党的教育下，在新生活中，陈垣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并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一个爱国学者，他深切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年过七十，在继续努力学习与科研教学进程中，在现实的教育下，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终于以七十九高龄，被吸收入党，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准备在晚年，继续努力为党多作贡献，但体力日衰，更兼处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在一九七一年，九十一岁病逝。
陈垣同志自小好学，无师承，只靠自学摸索，自辟蹊径。十二、三岁，在私塾里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卷有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他读后高兴极了，即以为师，按目求索自己需要的书。后来买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视为良师益友。按所指导和辅助，泛览群籍，经史子集，无所不触，因而知识面愈广，求知欲愈强。他的认真治学，可以说从《提要》开始。
陈垣十七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回来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岁，他读了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首卷识语有：“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侯博验君子订正。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他认为前者是“史法”，后者是“史事”，于是把《札记》剪裁，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以便研究。这种分法，他在以后治史中时常应用。
陈垣治史，认为有时代的需要，也受时代的影响。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等，到二十世纪初，兴起了民主革命的风暴。一九O五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领导民主革命，就在这一年，广东人民展开了反对美国政府迫害旅美华工的爱国斗争。他和潘达微几位青年志士，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为武器进行反帝反清的战斗。
这期间，陈垣因父亲患肾结石病，几经治疗，后得西医动手术治愈，深有感触，因而又决心学西医，并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必须使科学发达起来。
一九○七年，陈垣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读了一年，又因美国教会当局不尊重中国教师和学生，便愤然离开博济，另和友人创办光华医学校，开附属医院，延聘本国医师任教，自己继续当学生。他们这些爱国行动，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学校、医院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一一年，他学成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解剖学，研究医学史。其解剖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广州起义，继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运动，使陈垣又毅然舍医从政，时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自任编辑，更激烈地宣传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一九一三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他离开广州进北京，从此定居北京。入京后，他最高兴的是得纵览文津阁《四库全书》。后来他说：“因此可以补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政局混乱。从此，他专心著述的意志，逐渐增强起来。
陈垣同志研究宗教史，和他对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关。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韩霖《铎书》序里说：“迩年以来，余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之作。他重视这一著作，以为这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元史中基督教史问题。据他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基督教人华史略》，基督教入华史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为清以后的耶苏教。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景教的衰灭始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景教灭后，到元代有也里可温教，盛于一时。所谓“也里可温”，是当时基督教各派之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据此，也里可温教史是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宗教史上，仅元代有也里可温教。但作为宗教史来说，也里可温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这书解决了元史中的宗教史问题，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他把沉埋了几百年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的阐明，为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作出贡献。
此后，陈垣继续宗教的研究，先后写成《火袄教入中国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兴衰，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其教义——宗教思想史。《元也里可温教考》既属于宗教史的研究，又属于元史的研究。陈垣同志注意元史，实先于宗教史。早在青年时期，他在广州，有机会读到方功杰所藏旧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兴趣。其后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间偶尔买得这一旧藏抄本，不禁认为奇遇。前此，他先曾买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于是两相对校，他开始了《元典章》校补工作，同时也开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为他写《元西域人华化考》开辟了道路。《元西域人华化考》，题名“华化”，据他的解释：“华化之意义，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创者为断。”意思是说，“华化”指的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他认为是儒家。他说：“儒家为中国唯一的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家。”其次则宗教、文学、艺术、科学、风俗习惯等，也有中国的特色。至于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说：“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所未有，而为元所独有也。”“元时西域文化，本由袄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浓郁者数百年，最后役于西辽，受大石林牙之汉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目于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兹编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他用了多年的时间，积累大量的资料，掌握了丰富的元史知识，引用了二百种以上的图籍，具体而明确地阐明了元朝百年间西域诸族人来华后吸收并传播了汉文化，留下了大量汉文写成的著述。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元史，为我国民族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添上了光辉的一页。这一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继《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后，获得高度的评价。
陈垣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他特别钦佩钱大昕的精博。乾嘉学者重视掌握资料，用种种方法证明其正确，获得了确实的成就，超过前代。这就在于他们善用考据知识。他除了善于学习前人和自己的刻苦实践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接触了近代科学知识，就是他青年时曾学西医，并特别重视解剖学。他的史学研究，不但注意掌握史料，运用清人考据学的方法予以处理，而且科学地加以解剖，然后作出判断，作出结论。
陈垣的考据学，主要在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几门辅助学科上。
先谈校勘学。他既先后获得沈家本刻的和方功惠旧藏抄本的《元典章》，认为《元典章》是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的很好的一部参考资料。他细细地作了一次整理校勘工作。除方沈两本外，他继续买到和借到其他藏本三种，主要是借到故宫藏的元刻本。他先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得出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之处共一万二千多条，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又从沈刻本一万多条错误中选出千多条作例，分门别类，指出致误之由，加以分析，一九三一年他写成《元典章校析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他对《元典章》整理校勘工作，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才脱稿。
陈垣运用校勘学方法考究古籍的又一成果，是一九三七年写成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薛居正等编《五代史》，因后出的欧阳修的《五代史记》，而被称为“旧五代史”，且渐被埋没。清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史》，诏颁布于学宦。但当时馆臣为避免政治上嫌忌，将《薛史》原文中虏、戎、胡、夷、狄、蕃酋、伪等字眼，尽量改篡，失去了《薛史》的本来面目。他根据《册府元龟》、《欧史》、《资洽通鉴》等书，把辑本《薛史》中改窜的字句校勘出来，回复其本来面目；并指出当日馆臣之所以改窜《薛史》原文，实际有不满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不仅限于校勘，而且对当日馆臣之所以忌讳，作了分析。
陈垣同志在考据学上另一方面成功的专著，是属于年代学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两书。在后一书的自序中，他简要地叙述了作书的原因和经过，“稿凡五易，时阅四载”。两书成于一九二五年。两书为研究中国史学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通史方面提供重要依据。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风习制度。考据学中的避讳学，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学科。陈垣同志在《史讳举例》中，介绍自秦迄清，历朝的避讳制度和讳例。两千多年来，避讳的制度、习惯和风气，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语言、文字上不能触犯所谓尊者亲者以至贤者的名字，违反的便是大逆不道，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史不乏例。谈到避讳成为制度，其历史很长，朝代更换又多，各朝所避的讳不同，避讳方法又不一致；其在文献上常有因避讳而改换文字，甚至改变前人的姓名、官名、书名，前代的地名、年号等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乱不清。但是，他在《史讳举例》的序文中曾指出：反过来，利用古文书的避讳，“可以解古文书之凝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识，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在《史讳举例》中，所举的例，不少带有启发性，引起探索各种疑难问题。
避讳问题，前人已有不少研究。钱氏（大昕）《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只因散在诸书，未能为系统之整理。陈垣同志用了很多工夫，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搜集和引用了一百种以上古籍中的材料，然后写成《史讳举例》。他在序言中说：“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陈垣同志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多年间，着重考据学的研究。其中《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完成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就在这年七月，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进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始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久，北京被日军侵占，成了沦陷区。他身处危境，但坚决与敌伪斗争。他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并黾勉学生爱国。同时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以抨击敌伪汉奸，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坚守教研岗位，写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论》等宗教史论文，而实际是民族抗敌斗争史的专著，最后以《通鉴胡注表微》作表微之著。
八年抗战，陈垣同志一直身处沦陷区。一九四三年他写成《通鉴胡注表微》。那年冬，他写信给西南一位学者，说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据，服膺嘉定钱（大昕）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炎武）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一九五七年，他在《表微》重印后记中叙述研究经过：“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亡，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这样“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意。
总之，《表微》确有表《胡注》之微的特点以处境相仿佛，不但表《胡注》之微，亦所以表自己内心之微。
解放后，陈垣同志在学术思想上有很大的飞跃。一九五○年他给武汉大学一位朋友的信说：“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不久，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垣同志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其中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立今后治学的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摆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他并且劝告胡适，应该幡然觉悟，转向祖国。
一九五○年，在辅仁大学坚决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使长期受到外国势力控制和影响的一所私立大学能够顺利地变成国立大学，并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为一所新型大学。他仍任新校校长。解放后，他的思想转变，还具体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参加西南土改工作团。作为团长，他率领工作团，到四川巴县进行土改工作。一九五四年兼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从一九五八年起，历次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学术上，他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整理历年旧著作，一方面不断用新观点继续从事史学论文的撰写，前后写成短文二十多篇。他壮心未已，本来还计划整理多卷本的古籍如《册府元龟》等，可惜年事已高，一九五0年后，又连续几次重病，并曾动大手术，使壮志难酬。
陈垣同志生活在旧社会近七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已经六十九岁。由于他多年专研历史，专攻史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他接触了新思想，迅速从旧思想的束缚解放出来，接受新思想，奋勇前进。经过十年的社会实践，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七十九高龄，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回忆多年旧社会艰苦酸辛的生活，今日身心都得到解放，不禁由衷地欢呼：“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此为题的文章。
入党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高，要求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特别在史学方面。然而不久，来了“十年浩劫”。他足不得出户，宾客亲属不能探访。这样，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在极端苦闷中含恨以殁，终年九十一岁。他临终嘱咐子孙，好好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同志谢世了，然而他留给我们一份极其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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