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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金山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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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而生试读：

生产马铃薯与生产哲学，有什么不同吗？罗宾斯1932年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问道。懂经济学的人当然知道答案：没什么不同，都是稀缺资源配置问题，都是选择问题。从此，经济理性之光照耀，人们对“经济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的争议渐渐消失。

经济理性的前台是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历史发展隐而不见的真正动因，而不论历史处于何阶段、何类型。人们常说，资本永远向“市”而生，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强大动力的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碰到问题，重要的不是斩断资本链条，而是如何驾驭资本。不仅资本如此，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二、豁然开朗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而成长、学习、工作。

1990年我到兰州大学学习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上，老师讲到承包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让我联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老家秋天田野里孩子们的笑声，因为孩子们可以放开肚皮吃花生了。在此之前，花生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只有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时才能吃到。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家家户户都种了花生。天还是那样的天，地还是那样的地，人还是那样的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大呢？这就是承包制的力量！

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了经济学的力量。1994年我继续在兰州大学读硕士，恰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超过21%，但没有发生抢购风潮。而1988年通货膨胀率18%左右时，全国却发生了抢购风潮，我家邻居光灯泡就买了100多个。为什么会这样？我开始思考宏观问题。

1997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读博士，恰逢发端于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联系汇率制的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索罗斯攻击完泰国不久，调转枪头攻击香港市场。我当时只是观察到现象，但不太懂其中的联系，在人大听了相关讲座，读了相关文献，请教了老师和同学，突然明白，开放视角如此重要，货币力量如此之大。十年之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就很快理解了其发生的传导机制。

2000年7月我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工作，没能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好处，因为1999年底广州市停止了福利分房，我只差半年，好遗憾。但也预见到，这一巨大的体制改革必将催生一个巨大的住房市场。买房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对我而言，房子是必需品。幸好，2004年买了房，尽管要给银行打工（还按揭贷款）！否则，就要身陷房价滚滚洪流了！真是福祸相依！感谢经济学的力量！

回想整个过程，学习经济学，是一个渐悟与顿悟交替的过程。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渐悟到一定时候，就会豁然开朗。

我的使命是为经济学布道，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经济学的快乐！互联网时代，只有90后才懂90后！富裕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和我们70后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经济学的逻辑是不变的。经济学就是要研究最大化行为选择下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时代变了，约束条件变了，我们要培养学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厘清逻辑关系，让学生体会到经济学的理性之光。三、宏观之基

我常常探索的问题是，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基础到底是什么？行为主体到底是怎样行动的，怎样进行理性选择的？不摸清现象背后的真实情况，我们就无法面对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于现象进行抽象提炼，是学者的本职工作。

这一理念，贯穿于我的学习、研究生涯，我对现实问题极其感兴趣，极其爱思考现实问题，极其爱到企业和城乡等不同地区调研。我也充分体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快乐。通过发现现象背后的微观机制并试图解释或解决之，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走进现实，和产业工人、村民聊聊天，和企业家谈谈发展大势，和政府官员探讨政策效应，甚至有时候因观点不同而有所争论，都是一种收获、一种思考、一种进步。四、珠水论道

云山珠水花城，广州五羊生辉。珠水畔，暨南园。经济学布道，学子在前行。因缘际会，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引着，结识了《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地方税务》（内部发行）等平台，思想的点点滴滴，逐步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平台，布道的“合作秩序”不断拓展。感谢这些平台，让我的思想空灵有了图腾的广阔天地。

本书收录了我2004年以来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短文，也包括部分参加座谈会的短论。收录时，部分短文题目有所调整，但内容是原汁原味的。这些内容记录了我思考、成长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思考逐步逻辑一致或有了质的飞跃。有些观点，时过境迁，再去看看，颇有一番韵味，而不陷入“对与错”的二元论。

当思想的空灵图腾时，感谢批评我的人，感谢赞扬我的人，感谢支持我的人，感谢与我争论的人，感谢一切与我交往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点滴的经历，都是宝贵财富，都促使我思考，使我进步！

思想在远行，因为山在远方！刘金山2016年8月第一篇　市场之美

我们得到的晚餐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同胞们的仁慈来生活。

每个人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亚当·斯密　1776年《国富论》[1]1．理解市场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对引领社会各界正确认识、理解、运用市场规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经历了3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改革，1992年以来，我们经历了21年目标明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仍不时响起，有些符合争论逻辑，有些不符合争论逻辑，尤其是在某项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争论（尤其是不符合争论逻辑的争论）往往延误了改革，错过了改革最好的时机。出现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偏差，没有形成对市场经济的共识，“市场”还没有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常识。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以市场的名义反对市场，以改革的名义反对改革。

的确，从改革意义上讲，我们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些认识、观念难以革除，心中“行政主导”的小辫子还难以剪掉，基于利益博弈的、与市场难以融合的部分陈腐理念还不时回归。从发展意义上讲，我们从落后经济逐步走向发达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经历，没有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对市场的感知、对市场的共识；在初步经历、初步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从改革意义与发展意义的双重转型来看，我们到了必须形成市场共识的关键时刻。如果在未来时期，市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如同吃饭一样，我们有了市场共识，生活在市场之中，也就没有无谓的争论了。回望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市场的启蒙阶段，经过了市场的初步历练，目前到了我们深入理解市场、建设市场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通过市场化引领工业化，我们经历了工业精神的启蒙，目前到了工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我们回到市场的本原：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如何起作用的？怎样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任何社会都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稀缺的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如何符合社会偏好而不浪费；二是如何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如何激励每一位成员奋发图强、积极工作而不会造就一批懒人、闲人、庸人。解决这两大问题，不同的经济制度有着不同的效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经济制度一直在竞争，最终优胜劣汰。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发展迄今，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但至少可以证明是比较有效率的。这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地区）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经历探索之后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所在。

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市场价格信息的有效利用，引导理性行为主体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符合社会偏好上去。符合社会偏好，资源配置有效，理性行为主体就有利可图，福利就会增加；否则就是浪费，就无利可图，福利就会损失。在这一过程中，自由选择的行为主体自由决策，决策的结果自行承担。理性行为主体要想福利最大化，就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使其他理性行为主体的福利增加。正所谓，通过使别人幸福，实现自己的幸福，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激励相容。这就是市场经济功能的作用过程，也就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实现过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塑造一个好的社会，一个人们通过市场平等发生联系的社会。

如何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无锅之炊。市场就是这只“锅”，通过资源配置产出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锅”。对于还在进行双重意义转型的我国而言，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关键作用在于市场增进，包括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弥补市场失灵。理性行为主体突破地域和血缘的限制，通过市场实现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正是通过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各类要素得到合理的市场估价，各类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力才可能得到释放。正所谓：市场无限，合作无限，活力无限。

许多人常常把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市场的错，是过度市场化的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其实他们怪错了对象，他们没有认识到，市场实际上还没有成熟、成长起来。“锅”还没做好，怎能把饭烧煳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反对市场，反对改革。我们需要的是激情，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市场建设中；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是深入理解、正确认识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辩证统一的，是互为一体的。市场有了相对成熟的传导机制，政府政策才有可能进行有效传导从而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

理解市场经济，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更应该成为我们出于本能的自觉行动，因为我们生活在市场之中，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1]本文发表于2013年11月18日的《南方日报》上。[1]2．市场决定价格的目标是形成好的社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未来时期将贯穿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关于这一主线，《决定》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顶层框架设计和具体路径设计。但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决定》所提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市场决定价格，这是市场经济最为核心的共识（而不是最为核心的共识之一）。这一共识只有转化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主导机制，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否则，必将是伪市场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决定价格”的具体机制，将最终形成好的社会。

理解这一共识，让我们回到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这些问题解决得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类社会需求尽可能得到满足，各类要素尽可能充分利用，这将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分工与合作运行流畅的社会。总之，这是一个资源配置有效率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

然而，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解决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问题的关键是知道基本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信息。任何行为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都不可能是“至善”的，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无所不知的权威机构，不可能基于建构理性来解决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问题。传统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僵化的运行方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只能基于演进理性来解决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问题。演进理性的核心在于：顺应规律，因势而动。有什么能够反映信息，而且能够相对准确、及时并不断根据情势变化动态反映信息？我们没有一个最优的选择，也不可能有一个最优选择。但市场价格能够相对有效率地反映信息。我们常说，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其潜台词是：价格是一面镜子，把市场中的一切信息都反映在其中；市场价格的变动，意味着信息的变动，意味着行为主体决策的变动，意味着资源配置的变动。

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于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需求供给决定价格、成本收益决定成败。供求关系是最基本的市场关系，自由决策的需求者的资源配置与自由决策的供给者的资源配置决定着市场价格及其变动趋势；这反过来决定着行为主体的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市场价格这只无形的手通过引导行为主体的理性决策，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

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在为市场提供产品与服务，通过市场，可以突破血缘、宗法、地域等方面的限制而相对平等地合作，实现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市场又成为检验产品和服务的过滤器，适者生存、优者生存，资源配置符合社会需要，福利最大化，浪费最小化。这是一个好的社会的基本体现。

更进一步讲，市场决定价格，将形成激励相容的社会运行机制。每一个人为了获得幸福（福利最大化），需要很好地为市场（他人）工作以获得报酬，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倘若如此，这将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分配有序的社会。

市场决定价格的前提是充分竞争，竞争出效率。竞争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是价格动态调整的过程，是资源配置动态调整的过程。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破除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市场性垄断），国有企业垄断的实质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就是一种特权经济。特权是“市场决定价格”的天敌，特权是牺牲他人的幸福而使自己幸福。我们需要让真正的市场竞争发挥作用，无竞争，无市场，无效率。正如《决定》所提出的，“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决定价格，意味着价格就是权威，任何行为主体不可能替代这一权威。因此，价格政策首先要顺应市场基本规律。正如《决定》所提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价格干预要慎行，实践表明价格干预的初衷往往是好的，但其结果往往是坏的。政府的最高限价，往往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名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了排队、走私等现象；政府的最低限价，往往以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损害了生产者的利益，造成了产品过剩等现象。价格干预，也要有负面清单。“法不禁止即自由”，在负面清单之外，一切皆由市场说了算。

其实，一切经济问题，都是利益问题。一切利益问题，都是价格问题。一切价格问题，都是选择问题。一切选择问题，都是资源配置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价格则由市场决定，此乃题中之义，放之四海皆如此，无须争议，更不能强词夺理。

[1]本文发表于2014年1月6日的《南方日报》上。[1]3．提升市场化的“质”

2011年1月，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其中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这是抓住了广东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的博弈与竞争中，市场机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迄今为止，却是最有效率的。从长时段来看，不存在市场机制不发达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的案例。

广东经济成长的过程，是市场机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由“小”到“大”，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由“大”到“强”。与之相伴随的是，广东市场化改革先行先试，市场机制从“无”到“有”，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从“有”到“好”。市场机制“好”的实现，就意味着广东经济“强”的到来。

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有效配置资源。有效配置的核心在于对经济活动的理性计算。理性计算的核心在于形成一套完善的市场价格体系及相关支持系统。这套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意味着一切皆可定价，而无论何时何地，即定价可以跨越时空。与之相随，资源可以跨越时空进行配置，这将空前解放生产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收益递减规律，实现收益递增。提升市场化的“质”就在于形成系统、完善、全面的价格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次序是先商品市场化，后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滞后，这是广东乃至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提升市场化的“质”的关键领域。要素市场化抑或要素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需要认识的深化、实践障碍的清除与科学规则的快速实施。

资本市场是完善市场机制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实质在于，用未来的收入流作抵押，募集资本从事现在的经济活动。用经济学的术语，叫“贴现”；用通俗的话说，叫“我拿今天赌明天”。资本市场的发育，是要素市场化的核心环节，因为资本市场可以跨越时空，盘活一切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盘活资源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可行的市场价格体系。

对于广东而言，资本市场是软肋，是转型升级的薄弱环节之一。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一次世界制造中心的变迁，必然有一个强国（区）的出现，世界工厂以其强大的生产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推动着该经济体的快速成长。表现之一就是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市场价格中心，“生产权”上升为“价格话语权”。当前，世界制造中心在中国，中国制造中心（一定程度上）在广东。但广东的“生产权”没能上升为“价格话语权”，其关键环节在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三十多年来，广东的产业模式是“加工制造”；未来时期，广东的产业模式必将是“金融+制造”。这是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不以广东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是广东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事关广东发展攸关的战略高度。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当其时，时不我待。这一点，亟须真正做出来。广东不需要与香港、上海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号，而需要踏踏实实把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塑造好、运作机理把握好，让能进入市场的都进入市场，把资本市场的“细胞”培育出来，通过市场的演进理性实现广东的转型升级。

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还提出，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改革。这是广东主动化解压力、迎接挑战的积极声音。要素会逐步全面地进入市场，这是不可避免的。要素成本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性产品的稀缺性更加凸显。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是市场机制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

广东是资源输入大省，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是广东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既是广东转型升级的一个硬外部约束，也是广东需要积极主动解决的一个问题。

广东目前拥有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宗产品交易市场，部分专业市场已经起到价格风向标的作用。广东应借助这种市场优势和省内产业集群较为发达的优势，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资源性产品交易市场，既包括现货市场又包括期货市场，进而形成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还进一步提出，要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这是完善市场机制的根本保障。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全面系统的法律制度能够提供高预期性与可计算性，使得经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可计算的。这对于市场所追求的“合作秩序”的拓展，对于形成完善的价格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根基在市场机制，保障在法治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的核心在于，使法律成为行为主体理性计算面临的一种硬约束，通过法律意识，形成一种氛围，这对保护广东的企业家精神和吸引全球的企业家人才至关重要。广东目前所拥有的地方性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要紧紧围绕法治的可预期性和可计算性科学用权，并借助毗邻港澳台的地缘优势争取“扩权”，促进转型升级。

增创市场经济新优势，必须抓住重点，提升市场化的“质”，广东必须前行！

[1]本文发表于2011年3月28日的《南方日报》上。[1]4．要素市场化的“质”

市场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在1992年“春天的故事”之后改革目标明确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多年来，我们建立了相对丰富的市场形态与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未来时期，如何看待改革？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可见，改革开放是一项永恒的事业。

未来时期，改革开放的使命是为中国经济由“大”变“强”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此刻，我们需要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改革向何处去？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指出，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如何激发新活力？我们需要回到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规律之中寻求答案。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次序是先商品市场化，后要素市场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从商品价格改革和商品流通改革开始的。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变量，商品价格改革激励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早进入市场早受益，一批从事商品流通的人先富了起来，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脑体倒挂”现象。这一现象的实质是要素没有进入市场。

1992年以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需要要素逐步进入市场，知识、技术、信息、资金逐步市场化。随着“脑体倒挂”现象的产生，要素逐步通过市场实现了其价值。只有要素全面市场化，才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才能丰富市场形态和市场体系。

要素市场化，其实质是要素所有者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经济组织。马克思对此有生动的评述：“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突破时空限制，把要素连接起来的途径是资本化。资本化，是把要素（或资源）转化为资本，即把政府未来财政收入流、企业资产（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等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等，通过产权化、证券化等形式，转变成可流通的资本，转变为“活钱”，即可以现在用的钱。比如国债，就是政府以未来财政收入流作抵押，募集资金，相当于把明天的钱盘活，拿到今天花。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借款来扶持民族工业发展，而不受短期内税收水平的限制。历史学家理查德·爱伦贝格曾说，“如果不是在1693年到1815年期间发行了9亿英镑的国债，英国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大不列颠帝国，不可能把半个地球征服在脚下”。

美国的财富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创造更多新的财富，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资本化体系。

要素进入市场，只是要素市场化的起点。要素资本化，盘活一切可以盘活的资源，形成一个对内对外皆开放的经济体系，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才能促进经济组织突破收益递减规律的限制，实现收益递增，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素资本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优化风险配置，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分解开来，让那些愿意并且能够承担风险的行为主体来承担。要素资本化，需要对经济活动的成本收益进行理性计算，需要可计算、可预期的社会环境——规则。只有在产权清晰、产权与契约权利得到可靠保护的情况下，要素才可以被资本化。

要素资本化的金融体系及相关的核算、财务、统计、会计、审计、契约监督和司法等制度，构成一个支持系统。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具有规模效应。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英国的立法机构得到举国信赖，使其能利用信用把虚幻变成现实。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支柱是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从宪法到商法，乃至会计法和公司法。

法律是利益的分配文书。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称之为法律。被信仰的法律，才能激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精神。

广东是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极之一。率先构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持续机制和微观基础，是广东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在商品市场化相对成熟、要素市场化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广东要继续谋求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必须要紧紧抓住要素资本化这一环节，通过要素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活力。这里需要形成一个理念：一切企业，无论其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有何特殊性，从资本化意义上讲，都可以是社会企业或公众企业，都可以通过资本化途径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突破思想的樊篱，才能发挥开放社会的活力。

[1]本文发表于2012年8月20日的《南方日报》上。[1]5．转方式应首倡市场理性

汪洋同志说过，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要处理好市场手段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坚持以市场机制为重。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命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回到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回归到政府主导一切的建构理性，而是要回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演进理性。寻求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市场机制，是演进理性的集中体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首先提倡市场理性。

理性计算的硬约束效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的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谋求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产出。这是市场经济的理性计算，对企业是如此，对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亦是如此。每一个行为主体，都要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理性计算进行选择，谋求最大化的收益。理性计算的前提是预算硬约束，而不是预算软约束。政府财政预算硬约束，才会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公共服务才会到位，纳税人缴税的动力才会持续不衰。企业成本预算硬约束，才会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才能形成真正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传统体制下，因政府的“父爱主义”而对国有企业形成的预算软约束，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场景比比皆是，无须赘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就是全社会理解并自觉接受市场理性计算的过程。所谓“市场不相信眼泪”，就是说硬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计算不得不接受。“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在于实现市场理性计算的动态最优化，不在于短期，不在于一时。然而，收益递减规律是一个社会、一个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收益递减是经济发展方式不变条件下存在的必然规律。只有突破了收益递减规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许多国家或地区曾经辉煌一时，但都没能突破经济发展中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一种扬弃，是寻找与构建收益递增机制的必然结果。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收益递增，是靠企业家精神才能完成的。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就是公司的崛起。公司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力量。而在每一家公司的成长与做强做大的过程中，企业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早在20世纪初，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告诉我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周期性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和持续动力。企业家精神是整个社会实现动态理性计算的集中体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就是全社会理解、尊重并倡导企业家精神的过程。由此引申出，在当前背景下，让合法致富的富人更富，让合法致富的富人带穷人致富，实现中等收入者占社会阶层的绝大多数，将是更为符合社会理性计算的选择；此时，切不可采取平分“蛋糕”式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释放，是三十多年广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微观基础。在当前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新一轮的先行先试，在更高层次上引导、培育企业家精神，夯实广东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微观基础。

规则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理性计算需要有稳定的理性预期，在时刻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只能奢谈理性计算。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并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形成了有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历史实践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一套法制化的、公开透明的并以独立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制度或许在开始建立时成本很高，却能够展示出强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并能支撑更大规模的交易活动，且有助于超越内部团体的大规模的非人格化（非关系型）的交易活动的产生。其所主张的程序正义，能够提供高预期性与可计算性的法律结局。全面系统的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支持系统，也是理性计算硬约束的集中体现。这个支持系统使得经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可计算的。由于这种可计算性，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成为可以处理的事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就是全社会形成、理解、自觉遵守并尊重、信仰社会规则的过程。所谓“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表现和结果。广东三十多年的体制改革探索，释放了巨大的产出效应，是规则的规模经济效应的体现。未来时期，广东需要更为全面的规则支持系统，才能发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市场理性表明，当前劳资关系是从属矛盾，主要矛盾是产品价格与要素成本的矛盾。价格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地位。统计表明，近年来，广东工业品产出价格缓慢上升，广东企业是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同时，资本要素价格却快速上升，广东企业同样是资本要素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广东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产出价格和资本要素价格，导致企业陷入利润困境和工资困境。广东这样一个区域的无奈，彰显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无奈。出路在于：提高产品产出价格，增强市场定价的影响力。这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行业协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更需要企业逐步做强做大。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扩大，将能理顺和夯实劳资关系基础。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把“蛋糕”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者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分配”出来的。因此，分配制度改革要形成正和博弈的局面，不要形成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的局面。着眼于生产的分配制度改革，是市场理性计算的必然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回到经济的本原，回到市场理性。通过市场理性，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是通往富裕、和谐社会的必由道路。

[1]本文发表于2010年9月27日的《南方日报》上，2010年11月2日被《新华日报》转发。[1]6．谋求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

在全球经济社会大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谋求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汪洋同志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既是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总结和未来图景的谋划，也是对全球转型和中国科学发展的一种探索。报告的主题鲜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旗帜，改革开放是动力，转型升级是路径，幸福广东是目的，其中动力至关重要。报告指出，广东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竞争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能否继续谋求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关于这一问题，近年来社会各界颇有争论。

是否存在制度红利，关键在于：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哪个阶段？对此，报告的两个判断至关重要。第一个判断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这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关键环节、支持系统还有待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些空间的改进，将释放巨大的经济发展效应。第二个判断是：广东与全国一样，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表明，广东虽然是先行先试者，但广东的改革开放之路依然很漫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这表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可能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所走的历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依然具有强大的制度红利。

谋求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绕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逐步超越“替代”理念，演进到“互补”关系，即政府与市场应该“握手”，政府的职能在于增进市场、完善市场功能与丰富市场体系。

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政府不断增进市场的过程。从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增量改革，到远景目标明晰情况下不断成熟的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路径探索，都体现着政府与市场的“握手”。这一“握手”得到的是制度红利：天还是这样的天，地还是这样的地，人还是这样的人，但生产力极大提高了。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于：政府要继续增进市场，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市场经济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突破空间、时间、血缘、地缘等限制，实现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其前提是具有基于理性计算的微观行为主体。此刻，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是夯实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支持系统。在此，强调三点：

一是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要能生可长。能生，即用注册制代替审批制。报告指出，加快以备案制为主的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宽入严管”的企业登记管理新体系，降低市场准入成本，这一点很重要。可长，即降低税负，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英国的小商店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使得1815年拿破仑败于这个被他称之为“小店主国家”的国家。由于超市发展威胁社区小商店的生存，进入21世纪以来，伦敦有7 000多家小商店消失，为了挽救社区小商店，2010年英国政府出台对小商店（含小企业）的税收减免计划。广东能否有效地利用税收手段促进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企业家。现代企业制度的逻辑是尊重人格独立与个人利益，并以此为基础来设计组织和制度。公司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力量，而在每一家公司的成长与做强做大的过程中，企业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周期性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和持续动力。企业家精神是整个社会实现动态理性计算的集中体现。中国企业转变的最大挑战是企业家本身。中国企业家要超越水浒式的江湖义气，去学习和拥抱商业文明。企业家的成长需要外部环境支持，但现在企业家面临司法风险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侵害。报告指出，要着力构建法治为基、诚信为魂、效率为先、公平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科学立法，加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力度，尤其要加强程序性法规的建设，保障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努力消除靠人情、关系办事的现象。这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

三是产业工人。工人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环节。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均衡至关重要。发达国家资本收入约占三分之一，而我国是劳动收入约占三分之一。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特别是工会与企业之间的协商制度；探索人民群众监督权力和资本运行的有效方式，规范权力和资本的行为。这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从长期看，应该让理工科本科生成为产业工人，但激励至关重要。总而言之，产业工人应成为中等收入者。

产业工人的成长，需要“有恒产者有恒心”。使外来工市民化或享受省民（市民）待遇至关重要。报告指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破除地域、户籍等限制，调整完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流动，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完善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入户城镇、考录公务员、参加社会管理等制度，促进他们逐步融入所在城镇。如能实施以上政策，产业工人就不会“汹涌而来，澎湃而去”了。

[1]本文发表于2012年6月11日的《南方日报》上。[1]7．以市场决定性审视企业区位选择

一个地区打造营商环境，最终目的是要集聚企业，要“稳存量，引增量”，即对已有的企业，要留住企业，要稳住企业家的心，要服务于企业做大做强；对外部企业，要具有吸引力，使企业愿意进入，或进行产业链拓展，或多元化运营。

留，还是不留；来，还是不来；这是一个问题。任何企业家，都会理性思考这一问题。求解这一问题的逻辑，从长期来看，必然是资本逻辑。其判断的唯一标准是，能否实现增值？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计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资本逻辑是市场逻辑的核心要义，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就必须尊重资本逻辑。

基于此，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有一流的市场理念。我们需要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思考如何打造营商环境，审视企业如何进行区位选择。尤其是要重视企业如何根据产业或所在细分行业的全球格局变化，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区域动态调整。

营商环境往往是政府所主导的事。此时，很容易出现政府替代市场，甚至误导市场的行为。为了引进企业数量最大化或引资规模最大化，许多地方政府会出现“忽悠”企业的行为：进来前，承诺连连；进来后，承诺拖延，甚至承诺成为空谈。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行为，破坏了地区信用和地区品牌。

我们需要记住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对市场变化是最敏感的。企业是离消费者近一些，还是离生产资源近一些？是离港口近一些，还是离车站近一些？是离上游产业链企业近一些，还是离下游产业链企业近一些？短期内企业需要什么，长期内企业需要什么？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需要什么？企业家必然有自己的权衡。地方政府的政策只是企业家权衡中的一部分。

企业区位选择的基本规律是：短期靠政策，长期靠市场。政策是救急的，可能（仅仅是可能）解决企业的创业生存问题；市场是救穷的，通过竞争解决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符合市场需要的企业就会发展壮大。因此，我们需要以市场决定性来梳理、定位、应对企业的区位选择。

根据匹配原则，进行X光透视。为什么目前广东部分跨国公司的总部迁往上海？为什么它们当初会选择广东？因为当初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成本节约的考量，广东的条件恰好与这一需求相匹配：土地成本低；基于政策优势的“孔雀东南飞”，使得劳动力成本也低。但目前，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市场拓展的考量，广东的条件就没能很好地与这一需求相匹配：对内地的辐射力，广东尚需努力。我们需要根据市场大势的变化，认真研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变化，并进行一一考察：哪些条件，我们具备？哪些条件，我们不具备？哪些可以通过努力具备？哪些是不可能具备的？只有通过一一匹配分析，我们才能找出打造营商环境问题的关键，才能有的放矢。这好比对人体进行X光透视，从细节入手，找准问题，抓实而非务虚。

根据产业链原则，进行集群式引进。现代产业业态，往往是“大中小共生并存”。企业区位选择，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产业配套服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产业链的配套。打造地区营商环境，要对地区主导产业进行分析，要对每一个细分行业进行产业链分析。要科学研判，本地区在哪些环节具备优势，在哪些环节具备劣势，哪些环节亟待完善。在此基础上，不是单个引进企业，而是集群式引进，通过产业链优势，引领企业集聚。

根据国际化原则，完善服务体系。在全球化、智能化、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人都要做国际化生存的人，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做国际化生存的企业。无论企业在何处，做什么，都会直接或间接与全球市场变化相关联。打造营商环境，需要一流的国际化服务体系。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风靡全球，一个重要环节是其多语种和智能化服务体系。国际化服务体系，包括国际化基础设施（即时在线）、国际化市场信息平台（即时了解全球市场动态）、国际化交易平台（即时便利地提供咨询、鉴定、评估、签约等中介服务）、国际化创意平台（便利同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等。

根据合作原则，淡化区域边界。营商环境的着力点重在产业。产业的联系是跨越时空的，是要冲破时空壁垒的。打造营商环境，需要区域合作，力戒画地为牢。以广州为例，南沙新区需要大发展，产业基础有待提升，但有政策优势；广州开发区需要再升级，具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但工业区需要再拓展。二者如何进行有效的产业链接，这是广州需要考量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南沙新区和广州开发区各自需要主动考量的一个大问题。比如，南沙新区的海洋生物产业，完全可以和广州开发区的生物医药产业进一步融合共生。

打造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重在梳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参数。这些参数应市场而变，我们的着力点也要应市场而变。相信市场，没错的。

[1]本文发表于2014年6月3日的《南方日报》上。[1]8．构建小店主新时代的支持系统

何处寻求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提出，要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再一次回到市场原动力，又将迎来草根创业新时代，迎来小店主新时代。

观察现实问题，我们总能找到历史的踪迹。想当年，拿破仑在欧洲战场是何等威风，却在滑铁卢一战中一败涂地，被他所看不起的“小店主国家”英国的军队击败。实际上，拿破仑不是被英国的军队击败，而是被英国的小店主击败。任何战争的背后，都是经济实力的博弈，都是经济发展动力的博弈，都是经济制度的博弈。正是18世纪英国小店主的蓬勃发展，他们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市场，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正是个体工商户蓬勃发展的时期，或贸易，或生产，或运输，弥补市场空白，使市场需求与供给尽快相遇，充分释放了市场活力，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一轮原动力，也是第一轮制度红利的源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依靠中小微企业“五六七八九”的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产品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一个小店主主导的社会，将是一个充满市场活力并不断创新的社会，将是一个中等收入者占主导因而比较和谐的社会。

再次开启草根创业，迎来小店主新时代，关键是如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李克强总理给出了3张清单：政府拿出完整的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企业要给出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管市场要理出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3张清单相互联系，缺一不可，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行了顶层设计。具体落实，需要构建相应的支持系统，3个关键环节亟待行动起来。

一是要积极探索“宽入严管”的企业登记管理新体系，降低市场准入成本，要允许小店主顺利“出生”。关键之处在于要改审批制为注册制，才能充分释放小店主的能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有了明确的规定，“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政策在于落实，落实的前提是认识。纵观发达国家或地区，办公司不是什么神秘的事。英国每年新成立公司超过35万个，对公司注册限制很少，股本可以低至1英镑，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公司。美国注册公司很简单，不需要任何钱，一天之内就可以创立一家公司，硅谷的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此。在香港地区，无论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 000元的费用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新公司就可以开张。对于小店主而言，时间就是市场机遇。快出生，才能快成长。

二是尽快制定出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就是黑名单，就是禁区。除政府规定不开放的经济领域外，即负面清单之外，市场主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高层多次指出，“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其实，负面清单遵循的是“除非法律禁止的，否则就是法律允许的”这一逻辑解释。负面清单明确划分了企业与政府各自的职责范围，让市场与政府各就各位。政府给市场主体画出一条清晰的政策底线，主要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环境等工作；企业能做什么以及该做什么，可根据法律法规和市场实际，作出自己的判断；企业间的竞争，则主要是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若触犯了法律和市场规则，则由政府出手治理。这能够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关系，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制定出针对小店主的负面清单。

三是通过法治稳定预期，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市场经济发展，要稳住企业家，要留住企业家，要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要通过法律意识和舆论引导，形成一种氛围。这对保护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也对小店主的成长至关重要。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依法治国，对此，小店主以及即将成为小店主的人们充满了期待。

欣闻国务院2014年9月提出6项政策措施推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要构建小店主新时代的全方位支持系统。这一支持系统的确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支持系统要保持动态调整，及时“推陈出新”，把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及时除掉，从而根除小店主发展的羁绊。

[1]本文发表于2014年9月22日的《南方日报》上。[1]9．需要并期待着民资焕发活力

无形的手需要紧握有形的手。“找市场，不要找市长”，这种市场经济理念，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市长引领企业找市场”，这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消除歧视，扩大信任，这是市场力量的内在逻辑，还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加以实现。

近期，国企大项目、“央企地王”等诸多事件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时间关于“国进民退”的议论甚嚣尘上。是也？非也？我们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短视，而是要放在经济社会转型与演进逻辑中考察。也许，当前的现实仅是其特定表现。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民资成长的历史。实践表明，民资是市场机会的敏锐发现者，是储蓄转化为投资启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是应对危机的坚实力量。民资的地位，从“有益补充”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巨大进步，更是经济社会转型与演进逻辑的必然结果。经济转型，路径是市场化，目标是利为民所谋。三十多年来，政府自觉“增进市场”，为民资谋划市场空间；民本自发进入市场，丰富完善经济体系。这是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所形成的良性发展路径。

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但我们的转型还远未成功。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对民资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与理解，或者说，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时有反复，时有偏差。这些反复与偏差传导到实践层面，就是民资发展的波动与民资活力的不确定。我们需要再一次厘清：我们需要什么？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企业，不论其出身，都处在社会分工的某个环节，都承担着社会责任，其背后都存在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成为上市公司后（即是公众公司），公与私的边界也许就模糊了。这是市场经济复杂而和谐的图景，但这种图景不是一蹴而就的。自然界难有跳跃，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也是如此。

早进入市场早受益。民资的发展，是经济转型的表现，更是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和谐社会，需要民资快速发展、焕发活力。

消除潜意识歧视。对非国有经济的潜意识歧视与民企投资的政策壁垒，虽有部分消除，但依然遍地皆是，无论是投资领域、投资范围、投资主体资格资质，还是法律条文、惯性思维。这使人想起，拖着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老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的名言：“我要想剪下的，正是头上的这条辫子很容易，可你们要想剪下精神上的那根辫子，可就难了。”我们需要剪下歧视民资的精神辫子。

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构成分工合作、错综复杂的社会。民资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信任，民资本身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农民是理性的，这厘清了我们对“小农意识”认识的误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实践告诉我们，穷人是讲信用的。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不能天然地对某些群体存在信任误区。温州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可怜的温州人”，到处奔波求生存；“可怕的温州人”，假冒伪劣遭人弃；“可敬的温州人”，质量为上谋宏图。这反映了民资的自省力量，这是市场无形之手的外在压力与资本长期逐利的内在动力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民资发展，需要政策“宏观有为，微观无为”。宏观上，要塑造能为民资发展良好提供条件的外部环境；微观上，尊重市场自身的配置机制与纠错机制，不干预具体经营。

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与均等化。企业应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民企也不能例外。民企员工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降低企业社会福利负担，有利于稳住人力资本，实现可持续经营。基本公共服务责在政府，权在政府。

融资约束亟待拓宽。虽然民企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银行信贷依然存在结构性错配，偏好国企。这是信息不对称逻辑演进的结果，这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加以弥补。政府可以探索发展中介融资市场，可以政策扶持信用担保机构，这些措施不能仅仅在危机时刻出台，而是要使这些机构可持续经营，成为促进民资发展的可持续力量。

税费分流归位。“费大于税”的局面虽然有所缓解，但政府非税收入的规模及比重并没有相对下降。“税”是固定的，“费”则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合理的费，不仅会增加民企的经营成本，更会造成不公平竞争。

民资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上些许建议，实乃挂一漏万，用意在于呼唤民资活力。让我们期待，民资发展会更好！

[1]本文发表于2009年9月21日的《羊城晚报》上。10．启动农村消费需企业家、先行资本与配套服务齐[1]下乡

企业家下乡带动农民致富，这样才能保障农村消费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先行资本的供给水平普遍有待提高，成为农村消费的瓶颈，即使农民有支付能力，也难以形成消费意愿；产品下乡的目标应是提高农民的消费心理效用，使其感到适用便利，这需要下乡前、中、后三个阶段配套服务的协调行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报告要求做好“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工作。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成为“扩内需、保增长”的关键措施。在目前财政补贴各类产品下乡的热潮中，我们需要思考怎样保持农村消费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

目前的产品下乡热潮，似乎是在政府财政补贴下农村消费升级的大好时机。但消费升级的基础在于收入增加。产品下乡热潮的实质是农民用钱换来消费品，提高生活水平。这是货币的单向流动，产品下乡，商家资金落袋。如果仅仅是单向流动，农民手中的钱是有限的，这种下乡活动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的财政补贴，也就经过农民的手，流入商家口袋。

产品下乡能不能带动农民收入增加呢？可能的情况是，产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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