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越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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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自然、技术与社会博弈试读：
导论
当我们探讨技术的相关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梳理出与技术相关的几个重要的关系，那就是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环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得不说，书中的绿色技术在本质上仍然是现代技术的一种，但是它却试图跳出现代技术的“反生态”架构，在实现人类改造自然界目的的同时，克服和超越工业文明视域下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因此，在对绿色技术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出关于环境、技术、人类、社会的几个重要问题，这是探讨技术发展和剖析绿色技术的关键，也是实现绿色技术与自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一章 绿色观念：绿色技术的理论母体
在探讨绿色技术之前，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对绿色观念进行探讨，任何一项伟大的发明和创造都起源于一个小小的观念，绿色技术也不例外。绿色观念，作为支撑绿色技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核，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群体对绿色技术的理解，对绿色技术在社会中的发展和进步起到思想上的先锋作用，就如技术人员和自然科学家利用绿色技术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绿色观念的阐述和传播则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大众群体对绿色技术的理解，为生态文明的萌芽与兴盛奠定了基础。但是不得不说，任何新事物在诞生之初都会受到一些排斥和挤兑，绿色技术也不例外，所以要让社会大众和非专业人士更好地接受、应用绿色技术，推广绿色技术的社会使用价值，就必须让他们对绿色技术有所了解，对绿色技术的内在价值核心和基本理念有所了解，因此，绿色观念作为绿色技术的理论母体，对绿色技术逐渐发展深入社会大众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对作为绿色技术理论母体的绿色观念的认识是必要且重要的。
第一节 环境及其相关问题
一 环境概念的哲学阐释环境这个词对于人们来说是熟悉但又陌生的。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环境之中，它与我们戚戚相关，每日每时都伴随我们左右，我们离不开环境，环境与人类密不可分，它带给我们生产生活的原始资源，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的场所，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来源。说它陌生，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真正知道环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环境中会有敌对关系，为什么环境有时会对人产生伤害而不能为人类所用。其实，自古至今，在不同的学科分类中，关于环境的解释也是不尽相同的，可以说“环境”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例如作为自然科学的环境科学对环境的解释是：“环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1]境。”按照环境科学关于环境概念的理解，它是一个复杂且不可分割的体系，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根据其与人类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和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加工的程度，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分为若干等级的环境，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多级分类系统。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以维持人体的发育、成长和繁衍。环境科学对环境的定义揭示了人体的物质组成与环境的物质组成具有很高的内在统一性，从而能够稳定地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所以一旦环境中的物质组成同人类的生存不相适应时便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出现环境污染，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是人为的，也可以是自然发生的。
人文社会科学有关环境的论述与自然科学相比有所差异。人文社会科学认为环境应当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两个大类，但不管哪个体系中的环境都是由众多要素组成的非常复杂的整体，即各种要素不仅与有机体相互作用，而且各要素之间也相互作用，很难存在一部分离开整体单独存在和改变的环境。“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认识环境、评价环境和改造环境的基本出发点。只是为了了解一个环境的结构和作用，确定研究和测定的项目，人们才[2]必须在抽象的意义上将其划分为各个要素。”
而在环境哲学中，环境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含义，一般来说，环境哲学所界定的环境更偏重于环境的自然属性。首先，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即《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一文中，罗尔斯顿就对自然环境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和说明：它是以自然主导文化而不是相反，从根本上来说，自然环境的存在缘起于自然或荒野的生态逻辑，这个逻辑的具体展开便是：自然是系统的、有机的整体；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存在；自然是自生成、自发展、自组织、自确证的；自然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绝对的存在；自然具有固有的内在的价值，等等。其次，盖娅假说的创始人拉伍洛克先生也认为，自然环境，尽管它所表现出来的各部分的异质性是明显的，但它首先仍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的，这个系统就是以盖娅而命名的地球母亲。盖娅，缘起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她代表了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生物与非生物都是平等的主体，她们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维持着系统的稳定。此外，盖娅本身也是一个控制和反馈的系统，她可以通过无数次的控制和反馈最终把自身维持在生命的最优状态。最后，麦茜特在其著作《自然之死》中也对自然环境做过隐喻的解释，她把自然比作女性，既体现了地球的活的有机体特质，也隐喻了地球养育者的母亲地位，从功能结构和道德伦理两个方面对地球环境进行了详细明确的阐述，认为环境在本质上也有自己的功能结构和权力道德，而且与人是相似的。
由此看出，环境哲学关于环境的哲学阐释是围绕环境的系统性和异己性两大特质展开的。环境的系统性特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承认并强调的。系统性特质也可以看作环境的整体性特质，它以现代系统论科学和近现代生态学研究为理论来源和研究基础。系统论科学是对工业文明时期近代科学中形而上学的扬弃，它打破了近代科学中的系统机械论与简单还原论，将系统定义为是系统各要素的有机组合，而并非要素与要素间简单的堆积与机械的叠加。近现代的生态学研究也表明，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在这个复杂的有机体中，每个生命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置，都履行着不可被生态系统中其他生命替换的功能。这种特殊位置与特定功能的有机结合，使得生态系统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处于一种“内稳定”的状态。系统论第一次与生态学的结合源于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创的“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坦斯利看来，生态系统是由生命有机体和环境无机体共同组成的，它包括了在这个系统中产生的所有物质、能量的交换。沃克特曾经说过：“生态系统一般是指一个最大空间尺度上自我维持的实体，这个实体可以从几个厘米到几千公里，只要是生物体和它的环境作用过程，在其边界范围内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复杂性、相互作用及相互依赖、无固定的空间尺度和范围、随时间推移[3]而变化是系统的主要属性。”环境的系统性特质告诉我们，生态网络中的每一个存在物都依赖于它所处的整体环境，就像高级的人类、低等的生物，以及没有生命的无机体，它们都无本质差别地成为了地球这个整体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部分一样。环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系统的存在，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都依赖并取决于它们所处整体的结构。
而异己性中的“己”是指代人类而言的，异己，则是指环境拥有不同于人类的某一根本属性。近代科学的主旋律是理性，而理性是在人类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表现的，不仅近代科学家，甚至在许多理性主义阵营的哲学家看来，理性都是支配自然的重要法宝，也是因为理性，人类能够从自然中分离开来，成为地球环境的主宰。由此看出，理性在构成人类根本特质的同时，也使得环境成为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异质性的存在。美国著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默迪就曾指出，人类的中心地位是根本不可能被其他非理性生命所超越的，人类的主体性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的独特性。默迪强调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自为的存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地球中唯一能够在理性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的生命，因为人的理性，人类能够获取、积累、扩大和传递知识，使得知识能够成为一个体系式的存在，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的主宰地位。
尽管笔者并不赞同理性主导下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但是对于环境是与人在根本上有差别的异己性存在，笔者还是持基本赞同态度的。所谓异己性，即环境有区别于人类的一面，才是人类发挥实践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因为尽管环境也有与人类同质的一面，但是这种相似性并不构成环境与人类的系统性本质。相反，正是环境对人类的异己性构成了“环境—人类”系统的本质特质，就如马克思所说，对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样，环境的异质性是构成环境与人类差异性的主要根源，而这种差异性也直接影响了人类实践活动与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哲学上的环境，或者说科学技术哲学中技术所指向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因为这里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作为客体的外部物质环境，它是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交叉重叠与互动关系的环境，具有上述三种环境的“质”的特征。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所研究和讨论的环境是有内在价值的环境，它需要在对环境进行科学与技术实证研究的同时，也对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进行价值修正和判断，特别是在人类活动与环境交互作用越是明显时，对这种价值的凸显和要求就越是强烈。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涉及环境的行为选择、道德判断、环境保护和相关环境政策的制定、修改，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逐渐成了我们在探讨和解决环境相关问题时的理论原则和行动准则。二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表现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促使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在悄声无息地蔓延着。据不完全统计，自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全球一共出现了至少18起地域性污染导致的全球性环境破坏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案例1：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
据统计，在1990年到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的一年时间内，先后排入海湾的石油达到了150万吨。在1991年多国对伊拉克实行空袭之后，科威特各地油田严重起火，最严重的一起是1991年1月22日科威特南部的瓦弗拉油田遭受空袭引起的火灾，当时火光滔天，浓烟四起，原油顺着海岸流入波斯湾。与此同时，科威特南部的输油管道也遭到严重创伤，原油滔滔如海，经过不到三天时间，在1月25日，科威特接近沙特阿拉伯的海上形成了长约16公里、宽约3公里的“黑色带面”，并以每天24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南蔓延，部分原油燃烧后不仅对空气造成破坏和污染，甚至遮蔽阳光，腐蚀降雨，以致在伊朗南部下起了黏糊糊的“黑雨”。到了2月2日，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油带已经扩散了5倍之多，总长达到90公里，宽也达到16公里。该黑带直逼巴林，威胁到了沙特，迫使两国采取紧急措施，出台保护淡水的相关政策以维持两国公民基本生存，然而这次的油污染事件，短时间内就造成了数万只海鸟死亡，众多海洋生物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案例2：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1986年4月27日早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组反应堆发生核泄漏事故，该事故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环境和人类都遭受了严重打击。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云团随风飘到北欧芬兰、丹麦、挪威等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瑞典东部的核超标量是正常的100倍，乌克兰地区小麦的5%～10%受到不同程度的核污染，水源遭受污染导致苏联畜牧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科学家预计这场灾难将引起数十万人在未来十年内患骨癌或肺癌死亡。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导致的最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产生了放射性的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是广泛而巨大的，特别是对核电站附近30公里范围以内的居民而言，这简直就是毁灭！不仅他们生存的土地被划为隔离区，所种植的植物全部死亡，更由于核放射的潜在性影响，在日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他们被禁止进行放牧、耕作等农业活动，所有蛋奶制品都被禁止生产，甚至他们的婚育都要经过政府严格把关，以免过多有缺陷人口给政府造成过重的负担。然而实际上，据苏联相关机构的不完全统计，当年仅参加救援工作的83万人中，就已经有30万人因为辐射导致身体器官病变而死亡，7万人受到核辐射影响而成了有生理缺陷的残疾人。仅在乌克兰，就有250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而患有甲状腺、神经系统、造血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
除此之外，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产生的放射性粉尘也对乌克兰附近的白俄罗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仅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居民因此而受到核辐射的潜在威胁，白俄罗斯6000平方公里土地也无法继续使用，很多昔日富饶的农耕地区变成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了尽可能降低核辐射的影响，政府不得不关闭受害区的上百所学校和企业。据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白俄罗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50亿美元。案例3：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5～8日，地处泰晤士河谷地带的伦敦城市上空出现了高压中心的天气状况，一连几天无风，大雾笼罩着烟雾城，加之时值冬季，煤炭大量燃烧以供取暖所用，排放的烟雾灰尘在无风的气候状态中根本无法自动消散，烟雾和湿气聚集在大气层中，以致城市上空四五天都一直处于烟雾弥漫的状态，能见度极低。许多进出港航班被迫取消，即使在白天，汽车也必须开着车灯行驶，行人走路也极为困难，只能靠着人行横道摸索着前进。
多日过去，由于积存的烟雾并没有消散，许多人开始出现恶心、头晕、呕吐的症状，伦敦各大医院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呈不规则上升的趋势。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就达到了4000多人；两个月内，死亡人数达到8000人，悲剧笼罩着伦敦上空。
据分析，造成伦敦烟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取暖的煤炭火炉和工业排放的烟雾，间接原因则是逆温层现象。所谓逆温层现象是指，在某一大气层中出现的与正常温差相反的现象，在正常情况下，气温是随着海拔的增高而降低的，但是逆温则相反，气温随着海拔的增高而增高，其直接后果就是暖而轻的处于冷而厚的空气上部，形成稳定的锅盖形态，不易散去，严重阻碍了空气的对流，不利于污染物的消解。在伦敦烟雾事件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浓度达到了平时正常值的5倍以上，让伦敦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毒室”。
更可怕的是，伦敦烟雾事件的出现不只有这一次，在10年时间内，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烟雾中毒事件，造成1200人死亡。直到伦敦开始减少火电的使用，使大气的污染程度降低，此类的悲剧才避免再次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随着环境污染的一次又一次加剧，人们被迫开始思考这样一个看似普通却又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一种新兴的环境保护运动，与以往的环境保护运动相比，这一阶段的环保运动持续时间更长，扩散规模更大，参与的社会力量和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也更为广泛，但相对于以往无组织无纪律的环境运动来说，这次运动仍然缺乏纲领性和目的性，不过它比较注重行动的落实，而不仅仅停留于思想和口头上的宣传。并且在这次绿色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有识之士，他们不仅关心和探讨环境问题的现状，积极寻求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真思索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努力从根源上去遏制和反思环境问题，讨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若干原因。
原因之一，环境问题起源于科学技术。最早将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归结为科学技术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就提到了“启蒙神话自我破灭的研究”，实际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异化”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4]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的口号，主张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出发，用一个全球环境的模型对地球上各要素（主要是经济和环境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经过分析，罗马俱乐部得出了由于地球上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经济和人类不可能无限制发展的悲观结论，并且强调如果人类要违背这个结论，强制性地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而发展，那么便只能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人类发展技术，实际上是促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行为，技术是产生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应当遏制技术的发展。
原因之二，环境问题起源于人口数量。把环境问题归罪于不发达国家人口膨胀的最著名代表就是以“共用地悲剧”和“救生艇伦理”而闻名的美国生物学家哈丁。哈丁用“共有地悲剧”反驳了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能够促成并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对此，哈丁举例说明：假设在一块公地上，当所有权属于这块地内生活的每一个人时，他们会为了个人利益拼命地追加对这块地的使用权，结果便是过度放牧和耕作，最终导致这块共有地承载力的崩溃。因此，哈丁认为并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群体利益最大化，相反，正是人口的无限制膨胀才是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解决“共有地悲剧”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共有地承载范围内。
在“救生艇理论”中，哈丁延续了自己“共有地悲剧”的观点，他将地球比作一个承载能力已经走到极限的共有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救生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地球共有地上的一部分生命，但是因为救生艇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口急剧膨胀的发展中国家便要做出牺牲，因为正是他们人口不加控制地增长才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他们不能够乘坐这艘救生艇，这也就意味着，在哈丁看来，发达国家没有任何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环境问题，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控制人口的增长。
原因之三，环境问题起源于消费模式。把环境破坏视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在西方环境思潮中屡见不鲜。例如，在《改造社会》中，默里·布克钦就把消费者的横流物欲视为对制造污染的大公司的支撑；在《绿色生活方式手册》和《治愈地球病患的1001种方法》中，杰里米·里夫金则是把消费者看作环境破坏的主体，并以此为预设而展开其“节约”理论的。
在现代的西方，为了遏制错误的消费模式，呼吁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倡导，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人人素食主义的口号。因为据研究显示，每人如果每年少吃一公斤肉，就可以减少18%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据调查报告，肉类食品已经取代交通工具，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而在实际中，也有不少政府官员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例如气候变化机构的领导人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席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就援引了这个18%的数字作为告诫人们应该考虑少吃肉的依据。三 环境问题：人类“存在之根”的遮蔽
探讨人类的“存在之根”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存在之根”就是人类正常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说正常生存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人类能够按照自我本身意志自由地存在。对此，弗洛伊德曾经将人的全部存在归结为一种本能基础上的存在，即“本我”的意识结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是与生俱来的，遵循的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原则，即一切以自我感觉作为评价标准，快乐就是善而好，痛苦就是恶而坏。而现代工业文明则是动摇了这种本我的意识结构，将“本我”划归为“自我”，即必须以自身对环境的适应作为自我的存在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人性的压抑。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和“自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自然与文明的冲突，现代工业文明通过技术的进步与扩张压抑了人的本性和自由意志，而成了人类本能的束缚。第二，正常生存的内在核心应是生态的自然观，而非生产的自然观。生态的自然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其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传统的自然观总是忽略了自然的“社会语境”，忽略了不同社会环境对自然的不同建构方式，由于人们长期忽略社会环境对自然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看来，自然和社会完全就是两个体系，它们有各自不同的规则和运作方式，自然界是消极被动的，而人类社会则是积极主动的。奥康纳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自然界拥有“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所谓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说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于是，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5]在一起的发展过程。”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影响，而不只是关注生产的社会经济效应。
因此，“存在之根”作为对人类正常生活方式的保证，就必须要消除人类生产活动与生存方式中的极端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元对立。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因为自己的理性给自身披上世界之王的桂冠，这是造成人类丧失存在家园的根本原因。因此，克服人类中心的困境，关键在于两个替代：用生存关系替代对象性关系以及用生存论思考替代决定论思考，这便是要人们从自然环境的统治者和主导者转向自然环境的守护者和看护者。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在存在中体会到一种丧失了具体时间的永恒存在，从而顿悟自身只是在众多存在中的特殊存在状态，从而自觉地消解自身的主体性中心地位，基于此，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之根的根必须根植于自然与人类和谐的关系之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工业文明时代造成人类存在之根丧失的主要原因是隐蔽于技术中的“破坏与毁灭”，而可悲的是，自以为聪明的人类居然还积极主动地将这种“破坏与毁灭”无限扩大化，以致人也丧失了自身的存在，走向了自身全面的异化。海德格尔认为，要使得人恢复自在的存在，首先必须将技术对自然的影响控制在一个限度内，这个度应当既能维系自然自身的存在，也应当能够保持人在地球上诗意地栖居，“除了在自然中的进化以及通过生产工具针对自然的集体劳动外，人是不可思议的。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其中人改变了自然并被自然改变——正是他内部自然的本质……自然作为创[6]造人反过来又被人创造的物质和环境力量是可以界定的。”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可以认为环境的异化与人的异化是同步的，环境的异化就是环境的破坏，环境的破坏也意味着人类开始异化，这实际上是矛盾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人类以技术作为武器在造福自身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我本真消极的消解，出现了被技术控制的异化的结果。被异化的人无奈于技术的控制，甚至将这种控制看作主体性的膨胀，从而将自然环境进一步奴役，并将其视作人类主体性和理性的极致发挥。而环境受到人的压迫和奴役，在自身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将这种破坏传递给了人类社会，以灾难和灾害的形式向人类发出哀叫并实施报复，因此，环境的破坏就是人类存在之根的遮蔽，它不仅使得人类丧失了自身栖息的家园，更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而这种美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建立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一个新准则。这也说明，恢复人类真正的存在，建立环境的伦理新准则的当务之急应当从改善被破坏的环境入手，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和意义，但这也并不表明，我们主张人类回到过去那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这无疑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真正理性的方法应当是对技术进行调整和反思，而不是取缔和消解，构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即笔者在书中将要探讨的“绿色技术”才是解决环境问题，消除人类“遮蔽之根”的根本途径。
第二节 技术及其相关问题
一 技术的哲学理解这里我们对技术的探讨主要是在人文科学的学科视域下进行的。虽然技术哲学兴起和发展的年代并不长，但是关于技术是什么的探讨却是早已有之。最早关于技术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技艺”的理解，而后，也有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从这些关于技术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技术与自然和社会中各种要素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一）技术的逻辑体系
历史上关于技术的理解可以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技术史四个角度进行简要的阐述。首先，从技术本体论上看，技术是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表征，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它既表现为具体的人造物质形态，又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并加以改造的各种方法的总和。其次，从技术的认识论上看，关于技术的探讨主要是从技术产生发展的动力系统，技术风险—收益—成本评估，技术双重本性与技术物质中介几个方面着手的，重点突出技术是自然社会人类三者协同进化的体系，强调技术与社会中其他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来探讨和分析技术本身，突出与社会联系下技术的正负效应并寻求克服其负面影响的途径。再次，从技术的社会价值分析，博林认为，技术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存在方面，因此技术的社会价值是技术最重要的本质体现。埃吕尔也说，技术是人类从社会活动中获得有效方法的整体，这些都是技术社会价值的体现。最后，从技术史的角度分析，技术既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它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影响，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更是带动了人类自身的解放，因此，一些技术史学家总是说，技术既是历史的，同样也是超历史的。（二）技术的概念与作用
目前，关于技术的探讨十分多元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1）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表征，人类改变环境的各种能力的整体拓展，本质上是属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是近现代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看到了技术对世界物质化和对科学实践化的能力，从而将技术视作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工具。（2）技术是人类一定阶段知识的总和。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将技术看作人类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科学方法制约的所有知识的总和；加拿大技术哲学家邦格则认为技术从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物理性技术、社会性技术、概念性（知识性）技术和普遍性技术，实际上也是从技术作为应用知识的角度对技术进行的分类。（3）将技术视为人类价值理性的彰显，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看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对技术工具价值的过度彰显，以至于导致了技术中人文理性的缺失。因此，主张通过对技术价值理性的复苏，重新构建技术与人类及社会的关系。（4）将技术视为人类从理论智慧到实践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所有理论方法、实践能力、手段工具、社会关系的总和。相比较而言，这种观点更常见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当代，特别是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例如SSK学派、环境伦理学派、生态女性主义学派，还有绿色技术主义学派都十分提倡这种观点，更加注重技术在产生和应用过程中的多方位影响。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哪一种关于技术概念的理解，都体现了一个共性：主观见之于客观。技术是人类理性的外化，在技术中包含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而实践理性就使得技术相对于科学有着对社会和人类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并不否认科学与技术始终都是沟通人类与自然、社会的重要桥梁，是我们在探讨人类、自然、社会之间关系时始终不可规避的两个重要话题，但相较于科学对人类的影响而言，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却是更为直接，也是更为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是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原动力。技术相对于科学，以一种更直接的作用方式来塑造和构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尽管我们不否认科学是技术产生的理论前提，但一项科学成果究竟能在多大实践意义上产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却是需要相应的技术来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技术，作为科学的实践形式，不停地对科学理论进行反馈和修正，在促进科学进步的同时，直接将科学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变为现实，带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随着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全球关系被带动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呈现出新的发展阶段，许多科学理论被运用到实践中，以技术的形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在工业革命的若干年之内，人类创造的财富是以往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第二，技术直接负载着社会价值，并在不断实践中推进和实现这种价值。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认为，技术是一个多要素互动整合的动态发展体系，它包括硬核：装置、工具、机器以及软核：技艺、规则、理论两大方面。在动态的技术体系中，有自然的属性，也有社会的属性，而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性也构成了技术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技术的异质性使得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互动相对深入、频繁，而在这样频繁深入的互动中，技术必然会形成一定价值的负载。一般来说，价值负载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1）包[7]含社会中各要素，以“开放性终结”（open-ended）方式运行的社会动力系统。处于这种动力系统的技术必须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群体之中，而这些要素都包含了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这也决定了技术直接负载着与之相应的价值。（2）人类以自身需求为目的对自然本身的超越性实践。技术从产生之初的抽象性走向对自身的具体规定性是在对自然的实践中形成的，在实践中，技术会产生不同时空效果的影响，而人们为了改进发展技术以更好地实现技术对人的作用，必然会对这些影响进行善恶好坏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就形成了技术自身的价值负载。
第三，技术能够对伦理道德产生深远的影响。技术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的内生创造性活动，既是按照自身逻辑规律发展的实然性实践活动，也是包含了目的向“善”的应然性价值判断的活动。古往今来，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在探讨着关于善的话题，因为善是伦理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人类生存所要实现的精神目的和价值诉求。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善的理解又是不尽相似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的事物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8]善。”近代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则说：“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9]有用的东西而言。”而康德则反对将善与经验相联系，规定善是一种道德的派生性概念：“善恶必须不先于道德法则，而只在道德法则[10]之后并通过它来规定。”但无论怎样，归纳起来，善始终是一个在实践中判断理解的概念，是否向善也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和检验。技术，作为科学的实践性进路，从产生之初就与伦理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受到社会的规范和影响，甚至以自身的向善性影响和规范着社会群体，从而约束和指正着人们处理自身与“他在”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对技术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影响技术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技术与他在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尝试着来理解技术：（1）从技术本体论上看，技术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理论与实践智慧的总和，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综合而系统的体现。这种技术本体论的观点告诉我们，对技术的理解不能只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或者社会属性某一单一的角度出发，而应该既关注到技术的自然属性，也关注到技术的社会属性，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相反，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推动着技术的发展，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应当表现为使得技术自身更加符合自然和社会双重的规律。（2）从技术认识论上看，技术既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也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中潜在的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这看起来貌似是技术的一个节点所在，既然技术是人自由意志的产物，那么为何还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被自然规律所束缚？这是否恰恰说明了技术并不是自主独立的？仔细研究，其实不然，技术之所以为技术，之所以能够成功作用于自然，推动社会前进，正是因为技术将抽象的自然规律具体化为某种物质形态，这恰恰是技术不被抽象的自然规律完全束缚的表现，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是技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是对自然的改造才是技术的核心要求。（3）从技术价值论上看，技术包含了工具的价值和人文理性的价值。历史上，曾经因为对技术工具价值的夸大，而将技术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技术人文理性的抹杀。技术中蕴含了人文的关怀，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将技术作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手段，更要在这种手段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对自然和环境的人文关怀，展现人本主义的道德情操，不能因为眼前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损害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环境利益。（4）从技术史维度上看，技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时空维度中，特定社会形态的体现。这便决定了只要有统治阶级存在，技术就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成为为特定统治阶级服务的手段与工具。从这个角度讲，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也是有历史性的，这也便是为什么同样是火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却被用来进行多被用于烟火的燃放，而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却被用来作为战争武器。二 技术观的演变与发展
技术观是对技术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理论体系，是对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关系的梳理。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技术系统的理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更是深刻而详细地对技术的有关内容做了深入的理解和探讨。古希腊学者对技术的理解一般是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对于自然的理解又略微不同于近现代自然科学中对自然的理解。“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处于其对置性中的自然只是一种方式，即自古以来被称之为φúσι（自然）的在场者如何启示自身，如何受到科学加工的[11]方式。”而在古希腊人看来，自然是一个广泛而带有整体性的概念，它并不特指一种或一类存在，自然可以指称动物、植物、环境甚至人类，到亚里士多德时，他将存在具体划分，于是作为技术的存在者开始从作为自然的存在者中脱离出来，这时的自然仍然是自行涌现产生的东西，但是技术就已经变成了人通过自我表象活动产生和制造的东西了。
近代工业技术的技术观基础是与近代科学观有一脉相承关系的近代技术观，其非常深刻地体现了近代技术发展中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在近代科学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论是主张主客体分离对立的二元论思想的产物，与之相适应，这时的科学也是带有非常强烈本质主义思想的理论学说，它渲染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将知识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论真理。受到科学本质主义的影响，近代的技术也带有技术本质主义的色彩，它将自然当作没有生命与理性的机器，认为自然是人类征服和恣意征服改造的对象，如果说自然是一件物品，那么技术就是加工和改造这件物品的工具，就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对待自然就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实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她，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阴谋和秘密，逼她说[12]出真话，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服务。”虽然近代的技术仍然是产生和制造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合目的性和合工具性却进一步得以彰显，从本质上看，近代的技术不仅被当作创造物质财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具，同时它也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进行殖民扩张的武器。
现代社会中的技术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得到影响和改进的，它既受到新兴有机论和非二元论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少量传统机械论和二元论的特质，这便决定了现代技术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技术本质主义的框架，但是相对于近代有明显工具主义倾向的技术观来说，现代技术观又是一种带有“现代性”问题的技术本质主义。
技术的“现代性”问题是二元论的机械自然观向非二元论的有机自然观过渡时期的产物，它既保留了传统技术“外在独立”于自然的逻辑，将技术看作有自身发展特质，不受外在于技术其他因子影响的缘构方式；同时，它也蕴含了新兴有机论与非二元论的有机统一思想，认为技术与自然、社会和人类，特别是与人类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将技术看作人类按照自身主体本性的一种建构，但是并不否认技术仍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逻辑。归结起来，这种现代社会中技术观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是技术本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逻辑与外在价值，存在论意义与历史性意义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它既保留了近代社会关于技术本质主义的一些思想，也为后现代技术观解构消解这种本质主义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伴随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迈进，后现代一些关于技术的理论思潮也对技术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以技术建构主义的影响最为明显。技术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社会建构论最初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即强纲领原则。提出这一纲领的爱丁堡学派认为，知识的本质在于建构，不论自然的知识还是社会的知识都是在社会之中建构起来的信念，信念都是相对的，它们不过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与个人意志的反映和妥协，是社会中各种利益整合与协商的结果，这种思想被比克与平齐从科学引入到技术中，便成了技术建构主义的理论支撑与思想来源。于是，受到技术建构主义的影响，技术观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曾被视作技术发展外部因素的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如果在工业社会之前（包括早期工业社会时期），技术观更注重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更注重技术的独立性和规律性，以及技术如何征服和改造自然，那么在后工业文明时期，技术观则更注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吉尔斯的“社会技术情景”（socio-technical scenario）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吉尔斯认为，社会技术系统并不只是宏观整体的，而是多层次、多方面不同步，但总体上趋向于一个方向的发展。在这个系统框架中有三个主要部分：微观层面的技术小生境（technological niche），中观层面的技术域（technological regime）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技术地景（socio technical landscape）。其中技术小生境表示非连续性的创新，是系统创新变革的基础；技术域则是以有着共同认知范式的工程师群体为主体塑造的技术轨道，在此轨道中，是各种利益群体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联盟与实践活动，技术域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现有的技术轨道变得稳定；社会技术地景则是包含了一系列趋势的系统环境，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所以，社会技术地景的变革与发展是相对缓慢的。受到不同社会时空效应和技术社会主体的影响，技术观也逐渐开始走向以社会建构为基础的发展，这就更要求我们在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中全方位、多角度地考虑，综合自然、社会、人类、技术发展的因素，制定相关技术政策。
综观技术观的演变，实际上是技术与横向他在关系逐渐多元化、平等化的过程，从最初的技术决定论到现在的技术建构论，也逐渐体现出技术主体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影响和反馈，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观折射出了绿色技术应有的核心旨趣。
第三节 技术与市场关系简述
所谓市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它是人类生活中各种经济关系最为集中展现的地方。而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身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与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是密切不可分离的。因此，技术的经济维度就集中体现在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之中。
最早的市场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那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除了生产能够维持自身所需要的基本物质之外，也能够获得一些剩余产品。但在这些剩余产品中，并不是所有产品都是产品持有者所需要的，于是不同产品的持有者开始将多余却不需要的产品进行有偿地转让，以获得自身所需要但却不能自己生产的产品，这就是最早人类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物物交换，被交换的产品在“交换”这种经济活动中成为商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剩余产品也逐渐增加，产品交换的规模开始扩大，早期特殊、偶然的物物交换开始发展成为固定、必然的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商品固定交换的场所，也就是早期的市场形式。一 市场发展的影响因子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市场作为集中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将关于商品的经济活动以某些特定方式固定下来，其出现又进一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所以我们说，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载体和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市场存在的重要原因。市场的发展是一系列与市场相关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我们将结合图例来进行分析，看看市场发展是如何受到这些相关因素影响的，以及这些相关因素又是如何作用于市场的。
如图导-1所示，从整体上看，市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进行市场活动的主体；（2）市场活动主体所指向的客体；（3）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所遵循的交易准则；（4）市场主体投入的所有成本；（5）市场主体获得的所有收益；（6）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运行的方式。在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根据经济活动的交易准则，采取交易准则范围内的多种形式进行成本的控制，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而影响市场发展的所有要素则在市场实践中，以某种特定的实践方式形成彼此间的联系，共同作用于市场的发展。图导-1
说明：这里为了更精确地阐述市场的运行机制，我们将政府从市场的主体中独立出来加以分析，目的是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对市场自发性活动的影响。但实际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完善，政府也被视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二 技术对市场发展的作用
影响市场发展的因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会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与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被取代，新的集约增长型的发展模式开始兴起并成为主流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竞争与发展的制高点，掌握新兴的技术就意味着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和控制权。（一）技术对市场主体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也被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纳入市场经济活动中，成为直接参与和影响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市场主体就主要包括四个大的群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私人中介，而在以经济为主导的市场模式中，生产者为了降低成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要求助于技术的革新。传统的经济增长是依靠人力、物力投入的增加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收益，是非常素朴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依靠技术的革新则可以在保持经济增长、效益提高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减成本，减少人力、物力的使用和浪费，比起传统的“双高”增长，可谓是“双赢”的经济模式。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利益主要是通过消费效用实现的。所谓消费效用是指消费者通过对某种产品的有形消耗（我们也将其称为物质消费）或者以享受闲暇（我们称为精神消费）的方式来达到自我身心的愉悦，使自我的需求、欲望得到满足的消费量度。实际上，消费量度是可以被技术改变的，一般来说，技术的发展和革新总是使得消费效用的边际效应相对提高。举例来说，在电脑出现以前，人们如果想看电影就必须要提前去影院买票入场，但影院的位置总是有限的，所以每每总会有一些人是不能如愿以偿地买到票看上电影的，于是这部电影对于这些人的消费效用就呈现出了负的指数，整体上则必然影响到该电影对整个消费群体的消费效用。但是电脑出现后，不仅影院可以满足消费群体对某一电影中的消费需求，电脑也可以具备影院的部分功能，提高该电影对消费群体的消费效用，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电脑仍然不能完全代替人们对影院的需求，但是它却弥补了对不能进影院的那部分消费群体的消费效用，从整体上提高了某部电影对整个消费群体的边际效应。
政府，相对于其他的市场主体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因为政府不仅要遵循市场主体所应当遵循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而且它作为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会用“看不见的手”无形地去矫正市场交易中的一些污垢和弊病。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在早期，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自身的权力和信用，通过政策法规颁布实施的主要方式来加强对市场的调控，本质上采取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式。但是由于政策法规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外在于市场的因素，所以在实际上它的影响力和影响周期往往会与预计的有一些出入，并且这些政策和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市场自身的逻辑进程。所以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为了克服传统宏观调控手段的弊端与不足，政府会以技术为武器来进行另一种模式的宏观调控。技术作为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市场中进行流通，本质上是市场的内部组成要素，政府通过对技术的调控来对市场进行调控，能够让“看不见的手”更加深入地把握市场的不足，调节范围更加广泛，调控力度更加有力，可以说，技术就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
对私人中介而言，拥有先进的技术也是提高自我市场竞争实力的重要基础。作为飞机订票系统的CRS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投放到美国的市场中使用，最早它的作用只是作为飞机订座系统使用的软件，其开发商和制作商也是依附于航空公司存在的子公司。然而，随着市场产品一体化的发展，人们发现只将CRS系统自身作为单一的飞机订座系统并不能在市场中占有主导权，也不可能只依靠单一的模式加快自身市场发展的进程。于是，经过再三思考后，CRS也开始走向多元化、集成化，从单一的订票系统发展成了旅游一体化的系统，成为集飞机订票、酒店预约、休闲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系统GDS。现在GDS系统的销售额和市场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前身CRS，并且现阶段的GDS系统正在逐渐向IT行业渗透，试图在继其纵向发展后，实现横向发展上的突破。从CRS到GDS系统的变革，说明了技术对于市场中介不可忽视和取代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二）技术对市场客体的作用
市场客体是市场主体指向的对象，主要包括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两大类。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而言，商品的质量都是影响其市场地位的重要因素，生产者通过商品质量占有市场和消费者，消费者通过商品的质量满足自身的需求，在这样一个满足与被满足的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商品的质量建立起了长期合作交流的关系，可以说，产品质量越高，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稳定。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者职业素养的提高，技术已经成为提高和稳定商品质量的重要工具，高技术带来了产品的高附加值，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的主要途径就在于技术。
随着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逐渐兴起，在发达国家其所占比例已经开始超过作为以农业为标志的第一产业和以工业为标志的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兴起相应，以服务为主的市场也开始出现，在服务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以中国深圳的家政服务市场为例，在深圳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时，经济发展处于急剧上升期，但是设施规划却相对落后，于是出现了服务业和服务市场发展滞后的局面，家政市场并不完善，甚至对雇佣的劳动力都没有进行严格的身份认证和实名登记，许多诈骗团伙乘虚而入，利用对家庭的保姆劳动力输入进行团伙盗窃、诈骗，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服务市场买卖双方关系的不信任，家政市场出现危机。但是从客观上看，家政市场的不完善固然有人为的因素，然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人力管理”难免会出现纰漏，在总结吸取教训后，家政市场也开始走向技术化，例如，通过网络加强对劳动力的管理和输入，出现了网上预约、网络交流、网络输入等一系列网络技术一体化的模式，对身份认证也有了相对可靠安全的技术管理模式，由此可见，技术的提高不仅能推进有形产品的发展，也能带动无形服务市场的完善。（三）技术对市场其他因素的作用
技术除了对市场主体与客体产生重要作用之外，还能对市场交易规则、市场利益分配方式等一系列市场要素产生重要影响。技术与市场互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来实现技术本身的经济社会价值，并且技术内在地为市场提供了一种驱动力和原动力，推动了市场无边界的国际化进程。不仅如此，技术通过对市场导向的影响，内在地改变着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敏感度和经济立场，于是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交易规则必然会有所改变，当交易规则发生变化时，利益分配方式也就随之改变，于是一定市场经济下形成的价值行为准则、伦理道德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可以说，这是一场均衡博弈的游戏，游戏的掌控者就是技术。三 市场活动不完备性对技术的影响
市场作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场所和载体，是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自发而不是以某种规定方式形成的，人们只能改变市场的模式和规则，却不能人为地抑制市场的出现和消失，就如经济从根本上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一样，人只能反作用于经济与市场。因此，在人与市场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自身的一些缺陷与不足，而这些缺陷与不足也可能会对人类经济活动和技术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一）市场活动过程盲目性对技术的影响
所谓市场活动过程的盲目性并非是指市场经济活动本身的非理性，相反，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往往都是尽量展现出自身理性的一面的，例如在进行市场分析或市场决策时，理性因素的比例与作用都是远远大于感性因素的。因此，我们说市场经济活动过程的盲目性不是针对主体的出发点和行为而言的，而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行为从理性出发所产生的过程悖论，即“理性的狡黠”。“理性的狡黠”是黑格尔先生的一个哲学名词，笔者将其引申到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意指市场并不是可以用理性完全预测的，从个体主体的理性出发，得到的结论和结果往往是在预测之外的。市场经济活动会产生“理性的狡黠”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市场本质上是多主体的集合体，而在进行某种特定具体的经济活动时，集合体中的每个个体往往是从自身出发，将自身利益与市场集合体分离开来，并非总是将自己看作不可分割的集合体的一部分。这与经济活动主体在经济利益与经济目的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有关，但这种排他性和独占性也引起了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困境：经济活动必须在社会整体框架下进行，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整体的框架越是充分、完整，每个个体在其中得到的利益越多，社会总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就越优越，因此每个个体只需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可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在实际中，这一构想却遭到了打击，首先是市场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市场也有承载的边界，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必须在市场承载的范围内，不然也会出现市场的崩溃。古典经济学只是考虑到将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等同于整体框架内经济的增长，是一种机械的计算方式，结果往往是理性不可计算和预测的！这样，个体需要依靠市场中的集合体实现自身利益，但是个体在理性思考中却是从自我利益出发的，这便出现了“理性的狡黠”。
第二，理性本身是有不足的，它只能尽可能地把握自身，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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