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路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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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5（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前言
本报告是“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阶段性成果。“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冯仕政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创始于2009年，自2010年以来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持续和全额资助。2013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发布了首部年度报告——《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2》。2014年又出版了第二本报告——《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4》。本书是该年度报告系列的第三本。
截至2013年底，“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已连续进行五轮。考虑到频繁的追踪调查会给受访者造成一定负担，2014年和2015年仅进行受访者的联络和样本维护工作，没有展开访谈。到2013年底，本调查所追访的2006级本科生已经毕业三年，2008级本科生也已经毕业一年，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毕业后信息，为分析首都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尽管2013年未能达到前几轮那么高的追踪率，但仍然占到第四轮追访案例的63%，2009年基期案例的53%，接触到但未填答问卷的受访者还有不少。具体到各受访学校的追踪率，如表0—1所示。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样本维护，在更加精简的问卷设计和更科学高效的追访方案基础上找回更多的受访者。表0—1 各受访学校的追踪率（%）
资料来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后文图表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这一数据。
当前这本报告综合使用了全部五轮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首都高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情况。报告内容涵盖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的比较，不同专业的性别隔离情况，自主招生学生在大学的表现情况，以及户籍制度、党员身份、家庭背景、个人能力等多种因素对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工作地、工作质量等方面的影响。报告的核心主题是社会不平等与流动，试图呈现大学影响青年人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机制。
报告各章作者如下：
第1章 李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吴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本科生）。
第2章 贺光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3章 李忠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2011级博士研究生）。
第4章 李丁，王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本科生）。
第5章 叶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第6章 陈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第7章 宋月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宋正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本科生）。
第8章 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报告撰写得到冯仕政教授和吴晓刚教授的大力支持。宋月萍、巫锡炜等老师参与了报告的撰写和讨论工作。2012级本科生张吴璠、王鹏、唐承祚承担了繁重的文稿校对工作。李丁博士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组织和统稿工作。
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执行过程中，众多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参与了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其中，参与2013年度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有：王文津、王海林、王鹏、古丽给那、龙海莉、田文婷、任丹怡、向钰、刘雨璐、刘籽昕、李星辰、李洵、岑俏、沈轶、沈涵、张竹楠、张吴璠、张洋、张宪、张倩、张倩楠、陈昱桥、陈晨、陈露、周柯含、钟晓蕾、洪韵怡、秦婷婷、袁洁、夏欣、徐群、唐诗萌、章伟、董浩月、詹泽璇、潘孝龙等。没有他们的认真工作和对调查中心的信任，难以实现目前的追访率。
最后，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和科研处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和《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提供的经费支持；感谢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王卫东、唐丽娜、张长颖、韩佳妤、张延松等同事在调查执行和报告撰写期间提供的无私帮助。第1章北京本地学生的大学生活与发展状况
报告开篇两章先对首都高校大学生进行一些基本情况的描述，涉及生源地和性别两个最基础的维度。这里所谓北京本地学生是指高考前就已经获得了北京户籍的大学生，常被学生们称为北京的土著大学生。他们在北京长大，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学校教育，而且这里的文化资源丰富，教育市场十分发达，有着丰富的课外学习机会；他们的父母很多具有非常清晰且超前的教育投资理念，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所经历的高考常常有着被全国其他地区小伙伴们所羡慕的低难度，高考后还有着更高的大学录取率。但并非每一个本地学生都能进入最好的学校，而且由于绝对规模较小，他们在北京常住人口中占比很小。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35岁北京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50%，其中还包括大量后来获得北京户籍的外省迁入人口。如果假定1990年普查时15岁及以下的人口都是北京本地人，这些人在2010年大概只占到同龄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2010年时，20~35岁的常住人口中，本地人不足三分之一。在上中小学的时候，土著们可能还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等到上大学，特别是参加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成了少数。
由于到北京读大学的外地学生主要选择北京较好的学校，这使得北京本地大学生毕业时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北京集中了全国39所985高校中的8所，112所211高校中的26所，占到全国同类高校总数的2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地区。部属高校外地生源的比例甚至在80%以上。除此之外，全国各地高校（包括名校）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想来而且会来北京发展。因此，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将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北京学生。当然，有人会认为，在全国大学生都涌向大中城市的背景下，哪里的竞争都不会轻松，那还不如在自己的地盘上与人竞争。这是不少北京本地的学生不愿报考外地高校、到外地工作的原因之一。相对于外地大学生，在京就读的北京本地大学生有着怎样的来源与背景，他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如何，毕业之后的发展如何？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为我们了解相关情况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不过，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中的“北京本地大学生”总体只是本地高中毕业生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还有一部分北京高中生最终未能考上大学或者到外地的高校上学。这里，我们将从多个方面对在北京读大学的北京本地学生的背景和发展状况进行概要描述，并与在京就读的外地大学生进行对比，为本地大学生以及外地大学生更好地了解彼此提供些基本信息。下文我们也会交叉使用北京土著大学生和本地大学生来指代北京本地生源大学生。第1节本地大学生的来源与分布情况
首先对北京本地大学生的背景与分布情况进行描述，了解清楚他们主要分布在北京的哪些高校、何种专业，他们来自怎样的高中，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等，从而更好地认识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发展经历。一、本地大学生在大学的分布情况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被访大学生是通过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直接从首都高校在校生学籍库中随机抽取的。第2章直接利用这一数据库描述了各类学生的分布情况。抽样的总体是2006级和2008级在校大学生。严格随机抽样设计使得样本数据能够很好地反映当时北京高校大学生的构成情况，对于分析北京本地大学生的分布很有帮助，在官方统计数据公开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学校（后文有时简称北清人）的学生，将他们作为独立的抽样层进行了膨胀抽样。为了还原总体的情况，后面的分析我们都会进行逆向加权。但由于北大、清华、人大三所学校中本地学生样本数较少，为了提高统计效力，有些部分我们会将三所学校合并作为一个类别进行描述。（一）学校分布情况
首先来看本地大学生在各类高校的分布情况。从表1—1可以看到，北京本地大学生集中分布在北京市市属高校，占全部本地大学生的将近80%。如果以是否为211高校进行划分，则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比例达到83%。女生集中在市属高校的比例比男生更高，前者达到近83%，后者为75.4%。相对而言，外地生源的大学生，不管男女，都集中分布在部属高校，其中11.4%在北清人三所全国一流大学，79.7%在其他部属高校，分布在北京市市属高校的比例不到9%；在非211高校就读的约占外地学生的四分之一。表1—1 不同生源地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北京高校的分布情况
从不同户籍学生的分布情况来看，城乡差异仍然是北京内部重要的差异。尽管当前北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程度已经超过85%，但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要相对落后一点，北京市户籍人口中仍然有将近20%属于农业户籍。而且在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户籍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仍然超过40%，有的区县甚至超过50%（见表1—2）。
高考前户籍身份不同的本地大学生在大学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1—3）。城市户籍的大学生只有76.3%在市属高校，而农村户籍的大学生高达90.1%在北京市市属高校。而且北京农村大学生进入北清人的比例非常低，远远落后于北京城市户籍的学生。如果再考虑到农村户籍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更低，城乡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我们在首都大学生数据中看到的还要大。表1—2 北京市各区县户籍人口情况
资料来源：北京市2014年统计年鉴。
户籍差异同样体现在外地生源的大学生中，到北京上大学的外地农村学生更多地分布在北清人之外的其他部属高校和市属高校（见表1—3）。外地农村学生要进入好大学的难度要比城市户籍的学生大很多。考虑到全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超过60%是农村户籍，而在北京就读的外地大学生中农业户籍的学生仅仅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北大、清华的外地学生中城市户籍的占到80%以上（见图1—1），你就可以大致把握城乡差异的巨大。这也是本报告其他章节几乎都关注户籍这一变量的重要原因。表1—3 不同生源地不同户籍的大学生在北京高校的分布情况二、本地大学生的家庭背景
从上面的分析已经看到性别、户籍等先天因素对大学生就读何种大学和专业的重要影响，那么，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影响如何呢？在往年的大学生成长报告中，我们已经发现家庭背景对于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大学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集中关注本地大学生的家庭背景特征，并将之与外地大学生进行对比。（一）家庭结构背景
当今大学生主要由“80后”“90后”构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追踪的大学生集中在1986—1991年之间出生，属于典型的“80后”“90后”。对于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的家庭结构之一是是否属于独生子女。整体上而言，2006级和2008级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很高，达到61.5%。城市学生属于独生子女的比例达到77%以上，农村学生属于独生子女的比例也将近四分之一。分地方来看，北京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达到71.3%，本地城市户籍的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更达到84.8%。外地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为56.5%，城市户籍中的比例为72.9%（见图1—2）。这批大学生中不同户籍的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与我国城乡实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这一家庭成长环境特征将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形成持续影响。图1—2 大学生中属于独生子女的比例（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兄弟姐妹数量只是家庭背景的一个方面，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还收集了大量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信息。从表1—7可以看到北京各高校大学生的父母超过80%至少有一人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有一人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比例达到了48.7%。而且211高校的学生父母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211高校本地大学生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教育水平在研究生及以上，还有45.2%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有大专或本科的教育水平；非211高校本地学生中对应的比例分别只有7.2%和36.7%。在外地大学生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211高校就读学生的父母教育水平相对更高，非211高校外地学生父母教育水平结构与本地学生父母教育结构相似。表1—7 大学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
注：以父母教育水平较高者为准。
从父母的职业类型来看，在211高校就读的学生的父母职业为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比非211高校更低一些，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更高。而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大学生的父母的职业比同类学校外地学生父母的职业更好，前者有近50%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管理人员，而外地学生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父母中有管理人员。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父母职业差异较小，外地学生父母中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相对高一些（见表1—8）。表1—8 大学生的父母职业类型情况
注：取父母中职业地位相对较高者。
如果从大学生自己认定的家庭经济地位来看（见表1—9），211高校的本地学生认为自家经济地位在当地属于中上层及以上的比例达到了20%以上，而非211高校的本地学生做如此认定的比例仅有8.4%。外地来京就读的大学生，无论是211高校还是非211高校，认为自家在当地的经济地位在中上层及以上的比例都在10%以上。此外，本地学生更多地认为自家的经济地位在当地处于中层（超过半数），而外地学生认为自家属于中层以下的比例相比本地学生更高一些。表1—9 大学生的家庭经济地位情况
学生们主观认定的家庭综合社会地位分布（见表1—10）具有上述类似的特征。211高校的本地学生认为自家的综合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有约四分之一来自中上层及上层，而非211高校的本地学生更多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及中下层。相对来说，外地学生自认为家庭综合社会地位来自中上层的比例比非211高校的本地学生更高。表1—10 大学生的家庭综合社会地位情况
从上述社会经济背景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大学生中来自社会上层的比例更高，比同类高校的外地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更好。但外地大学生，特别是211高校的外地大学生有一部分家庭背景也非常不错，来自当地相对较高的社会阶层。
家庭背景只有转变为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才能改变子女的学习表现，助力他们进入好的大学。本地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拥有的学习条件是不是更好呢？在2009年的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学生上大学之前家里各种与学习相关的设备情况，结果如表1—11所示。可以看到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几乎在所有设备、条件的拥有率上都要高于外地大学生，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大学生又比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大学生拥有相关设备和条件的比例更高。
在所列条件和设备方面，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相差最大的是电脑（包括学习机、学习软件）拥有率和互联网接触情况，其次是艺术品拥有情况。211高校和非211高校的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差距也是最大的。为此，我们特别关注了大学生们拥有电脑和手机的过程（见图1—3、图1—4）。可以看到211高校的本地大学生在初中时就有三分之一已经拥有了电脑，非211高校的本地大学生初中拥有电脑的比例也达到了27.6%，而外地大学生中这一比例还不到10%。高中时本地大学生中有电脑的比例在40%以上，而外地大学生中这一比例还在15%左右。地区之间的差异几乎到大学毕业时才得以消除。而211高校和非211高校学生在拥有电脑方面的差异在上大学之后拉开差距，这在211高校和非211高校的本地大学生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到大二时，211高校的本地学生97%已经有了个人电脑，而非211高校的本地学生有个人电脑的比例只有71.4%，已经落后于211高校的外地大学生，与非211高校的外地大学生接近。学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能更多反映的是家庭背景差异。表1—11 上大学前家庭文化资源与设备情况（%）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电脑和互联网的接触日益影响到个人能力与机会。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在互联网普及和发展方面远远快于其他省份，特别是农村地区。这也使得本地学生能够比其他地区学生更早地接触到互联网和前沿科技与信息。而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也更有可能配备这些设备。今天，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子女在互联网可及性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值得继续关注。图1—3 大学生拥有个人电脑的过程
相对于电脑，手机的“必备性”更高。从图1—4可以看到，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在进入大学前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本地学生中拥有手机的比例普遍高于外地学生。到大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手机，拥有率在97%以上。手机已成为大学生的必备品。图1—4 学生拥有个人手机的过程
除了上述与学习相关的设备与条件外，在“软”件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在2012年的调查中我们让大学生们回顾了上大学之前是否经常进行有关文化活动（见表1—12）。可以看到除了阅读报纸杂志外，学生们在大学之前从事各种与文化相关的活动比例并不高。其中，北京本地的学生在多个方面的参与情况都要好于外地学生，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又要好于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而在非211高校就读的外地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参观展览馆、博物馆，参加流行音乐演唱会的比例比在211高校就读的外地学生还要略高。这多少可以看出在北京211高校就读的外地学生和在非211高校就读的外地学生家庭背景上的差异相对而言并不是特别大。实际上从前面手机、电脑、各种学习相关设备和条件的拥有情况，以及主观认定的家庭经济地位的分布情况也可以看出这种特征。表1—12 2008级本地学生高中文化生活情况与外地学生对比
总体来看，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的家庭背景比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更好，也比在211高校就读的外地大学生要好。不同类别学生的父母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的社会阶层情况，对于教育设备和条件的投入情况，特别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接触情况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家庭背景上的差异为211高校与非211高校、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之间的分化和发展差异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211高校的机会差异到底有多大，但通过211高校和非211高校的学生构成情况的差异可以多少窥见这些不同。三、本地大学生的高中来源及高考情况
家庭背景是大学生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其高中就读学校。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能否进入好大学，越来越取决于能否进入好高中（吴晓刚，2009）。学术界对于大学之前的教育不平等的关注越来越多。通过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就读高中情况的对比，可以更好地了解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而对高考及进入大学过程的对比可以深入地考察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地区差异。（一）高中质量情况
如何衡量一所高中的质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高中学校往往以有多少学生考上大学、重点大学、一流大学为招生的广告。但这被很多反对应试教育的人士所反对。不过，官方的评估和排名仍为我们了解各个学校的质量提供了部分信息。不少地方已经取缔了重点高中的称号，但既有的名号仍然为大家所传颂，当我们询问受访的学生是从怎样的高中毕业时，他们都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高中是否为重点高中，是何种层次的重点高中。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来自全国重点及省重点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外地进京就读的学生来自全国和省重点高中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见表1—13）。有关北京大学生源的研究表明，少数重点高中是该校学生的主要来源（梁晨、张浩等，2013）。尽管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外地学生的家庭背景在某些方面要弱于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但是从他们的高中来源来看，进京外地学生实际上主要来自当地相对较好的高级中学。表1—13 所毕业高中的类型构成
不过，北京本地学生所就读的高中的校风情况似乎要明显好于外地学生所就读的高中，即便是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所就读的高中，出现旷课、早退、打架、学生顶撞老师、被收保护费等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外地学生所就读的高中，更不用说211高校本地学生所毕业的高中。同样是外地学生，在211高校就读的比在非211高校就读的高中情况更好，但对比不如北京本地两类学生所读高中的差异大（见表1—14）。表1—14 所读高中校风校纪及特殊经历情况（%）
从学生自己在高中的经历来看，在211高校就读的学生和在非211高校就读的学生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比方说，在211高校就读的学生来自尖子班、进过奥赛班、高三时属于理科班、拿过奖学金或者获得地市级及以上荣誉、当过班干部的比例都比非211高校的同类学生要高一些，而参加校代表队的比例更低一些。本地学生，无论是在211高校就读还是在非211高校就读，在多个方面不如外地学生（但表1—14中最后两项211高校本地学生比非211高校外地学生好一些）。
从高中背景来看，外地学生多数来自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甚至是省重点和国家重点，具有很好的学校背景。不过这些学校在校风方面与北京本地高中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管理制度相对不那么明确和完善。外地高中的学生内部差异大，确实有部分学生经常出现违反学校纪律的情况，而北京高中学生整体基本素质相对较高，上述违反纪律的现象相对较少。
进京就读的外地学生个人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他们在多个方面的经历要超过本地学生，甚至是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可以说，来北京就读的外地学生，多是当地的“精英”学生。这使得北京本地学生在大学及毕业后面临的竞争不容小觑。本地学生及其家长可能也早已经注意到这种竞争，因此他们对于教育的投入情况远远超出外地学生家庭，包括在高中请家教的情况（见图1—5）。本地学生中有35%左右请过家教，比外地学生要高一倍。并且，北京本地学生在高中阶段受家庭照顾的比例更高，走读比例超过60%，而外地学生寄宿的比例在50%以上，农业户籍的外地学生寄宿的比例更在80%以上。图1—5 高三走读及请过家教辅导的比例（二）高考及进入大学过程
本地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过程是否有所不同呢？通过这一过程也可以窥见家庭给子女，以及地方政府给市民提供的保护情况。从图1—6可以看到，在高考选择哪所学校的志愿决定上，本地的学生主要受父母影响的比例要高很多。本地家长对于子女高考志愿的介入更高反映出他们更高的介入意愿和更强的介入能力。本地家长对北京高校的情况更为了解，这为他们介入子女的高考志愿提供了信息基础，成为本地学生的一大优势。图1—6 谁对高考志愿的确定影响最大
信息方面的优势还体现在本地学生更多利用了特殊入学通道（保送、自主招生、降分录取等）上。因为本地家庭更容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得这些特殊的信息，并参与这些特殊的招生考试或活动，不像外地学生还需要支出远距离跋涉的经济与心理成本。从图1—7可以看到，在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有超过40%享受了某种特殊优惠，远远高于外地学生和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即便是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享受过特殊政策的比例也高于同类学校的外地学生。这背后是否存在地区性的保护或歧视值得关注。图1—7 进入大学享受了保送、自主招生或降分录取特殊通道
地方性的保护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生高考志愿的调剂上（见图1—8）。北京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为本地学生升学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机会，当前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超过80%，学生们即便考得不好，也可以通过志愿调剂的方式进入某所大学就读。非211高校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机会，愿意给本地学生提供保底机会的主要是这些高校。可以看到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有超过40%第一志愿并非报考的当前就读的学校，远远高于其他类别的学生。211高校，学校志愿调剂的比例很低，无论是北京本地的学生还是外地的学生，都仅略高于7%，本地学生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图1—8 大学录取时学校调剂比例
不过，北京的高校更愿意为本地学生提供专业调剂机会。我们调查的本地学生中有将近40%的学生进入大学时的专业并非自己的第一志愿专业，专业调整的比例要略高于外地学生（见图1—9）。图1—9 大学录取专业调剂比例
概括前面有关本地学生家庭背景与来源情况的分析，以及与外地学生的对比，可以看到，本地学生有着相对较好的教育环境、家庭背景和信息及政策优势，但是大多数的本地学生最终进入了相对较差的非211高校，特别是北京市市属高校。本地学生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分化，进入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在众多方面比在非211高校就读的学生更具有优势，而且差异明显。
外地学生将给在非211高校就读的本地学生带来较大的压力，这些学生出自当地最好的家庭和最好的高中，有着更为出色的高中经历，而且主要进入了211高校。甚至进入非211高校的外地学生在背景方面与进入211高校的外地学生之间差别也不是很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