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岗,王一鸣,马晓河,刘元春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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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 2014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第一章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 趋势和应对策略
摘要：在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中，对“中期”还缺乏明确的时间界定。通常情况下，“短期”主要是指季度或年度，“中长期”主要是指5年或更长的时间段。从这个时间尺度上把握，“中期”大致可以界定为3年。“中期”大致覆盖“十二五”时期的后三年。今后3年，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阶段性变化之中，经济增速放缓压力明显增大。分析这个阶段的经济走势，研究应对策略，不仅有利于增强短期稳增长政策的针对性，而且对于更好地把握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有效应对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开放效应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升周期，经济增速由2001年的8.3%上升到2007年的14.2%。但随着经济增速不断加快，各种矛盾也逐步凸显出来，出现所谓“三过”现象，即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同时通胀压力也明显增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我国在2005年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2007年年中又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明确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在2007年2季度经济增速(季度累计同比增速)达到21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最高点14.5%之后，从2007年3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季放缓，这既有利于解决“三过”问题，也是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到2008年上半年，随着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外需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加之国内接连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和经济的周期性回调，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增大。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等美国五大投行倒闭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并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迅速扩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出口订单大幅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滑态势，引起了各方面的担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年底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但2009年1季度经济增速仍回落到6.6%，2009年2季度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增速强劲反弹，到2010年1季度达到12.1%。随着一揽子计划的能量逐步释放，经济增速重新回落，2010年2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连续10个季度增速放缓。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7.8%，比2011年下降1.5个百分点，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见图1—1。图1—1 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季度累计同比)变化(2006—2012年)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总体上看，2007年后经济增长态势的变化呈现不完全对称的“W”型，经历了两次放缓和两次回升，第一次放缓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随后在一揽子计划作用下经济增长强劲回升，第二次放缓比第一次放缓要更加温和，到2012年4季度重新确立回升态势。从内在动因看，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受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变化的影响，这一轮经济增长态势变化已隐含着结构性因素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作用。特别是第二轮放缓，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原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潜在增长水平已趋于下降。
在2012年5月起陆续采取“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后，经济增长企稳回升态势逐步确立，当年4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9%，但这并不表明经济又将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而是相对温和的回稳。从目前多数机构的预测看，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大约在8%左右。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是围绕8%左右的潜在增长水平上下波动，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8%左右的“新常态”。二、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分析
从中期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较多，但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受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有明显回落。
(一)从需求方面看中期经济增长趋势
从需求方面看，今后3年，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逐年放缓至17%左右，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释放的消费需求，将使消费需求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4.0个百分点，基本保持“十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再加上汇率、通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将使我国进口增速逐步放缓，贸易顺差逐步收缩，外贸进出口大约拉低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
1.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
21世纪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2001—2011年年均增速为22.9%。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了80%。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一揽子计划，使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大幅上升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33.2%，两年后迅速回落到2011年的17.3%。2009年投资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来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增速高达46.2%，拉动总投资增长11.1个百分点，远高于以往3个多百分点的水平。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逐步放缓，2011年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增速大幅下降到9.3%，对总投资增长的贡献仅为4%。2010年和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降，但实际增速依然保持较高水平，这主要是房地产业投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回落。
从中期看，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将逐步减弱。一方面，经过“十一五”时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大规模建设，沿海地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已接近饱和，而中西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短缺程度也有所减缓。另一方面，随着外需市场逐步收缩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各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继续大规模扩大产能，不仅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会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企业的投资意愿将逐步减弱。与此同时，在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情况下，过度扩大投资规模，会引发资源要素供需矛盾和通货膨胀。总体判断，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将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由“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年均22.3%的增速逐年放缓至17%左右，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比“十一五”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
2.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需求将基本保持平稳
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黏性较大，内生波动性较小。21世纪以来，随着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1—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1%，特别是2003—2008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消费需求短期也受到出口和投资需求的影响，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口增幅大幅回落，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进而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影响到就业和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也明显回落，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5%。2010年后随着出口需求逐步恢复，企业投资趋于稳定，加之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和减免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等鼓励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促进了消费需求逐步恢复，2010年和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8.3%和17.1%。
从中期看，我国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特别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进一步释放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总体上看，消费需求将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率，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0个百分点，与“十一五”时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3.出口增幅趋于放缓，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二战以来的“黄金时期”，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6%。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9年出口出现21世纪以来首次负增长，为-15.9%，以后逐步恢复，到2010年和2011年，出口分别增长31.3%和20.3%。
从中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和治理结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增长期转入深度调整转型期，短期内难以重现危机前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全球“再平衡”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预计今后3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回落到5%～10%区间，进口增速回落到10%～15%。
(二)从供给方面看中期经济增长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今后3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储蓄率、劳动力供需等宏观经济变量逆向调整，将导致资本、劳动等基本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加之技术进步的贡献短期内难有明显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减弱，土地和能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剧，使支撑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各种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使潜在增长率回落到8%左右的区间。
1.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
2011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8%，比1978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2个百分点。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和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0.8个百分点，见图1—2。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人口抚养比将趋于上升，而且随着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支出将持续增长。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图1—2 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1982—2011年)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由图1—3可知，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随着“80后”、“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劳动年龄和他们的父母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 727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上年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劳动力供需形势开始发生逆向变化，“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劳动力供给增速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不可逆上升，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来驱动。图1—3 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1995—2011年)
3.劳动力再配置和技术引进的效应减弱使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下降
随着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放缓，要维系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我国过去这些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通常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5～6倍，只要这种转移过程持续进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近尾声，今后一个时期转移规模和速度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体制变革又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4.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2年达到36.2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12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8亿吨标煤，即使今后8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控制在1亿吨以内，到2020年也将突破4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必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
综上所述，无论从需求方面，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速将明显回落，这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背景，但主要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而且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潜在增长水平正趋于下降，已经难以保持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三、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如同其他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样，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也将对中期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
(一)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势必要出现一个经济减速的过程。我们利用Conference-Board世界经济数据库(前身为麦迪逊数据库)进行大样本统计，对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减速时的人均GDP区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5 000国际元以下出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经济体占14.4%，5 000～10 000国际元占40.4%，10 000国际元及以上占45.2%。绝大多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出现在4 000～15 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
根据Conference-Board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 371国际元，按增长趋势预测，2015年将超过11 000国际元。这意味着今后3年，我国将进入经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进入“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趋势将更加明显。这个结论与国际机构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经历一个增速缓慢下降的过程，2011—2015年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4%，2016—2020年将为7.0%。
(二)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渐进特征
国际上，一些国家表现为经济增速的突变式下降，另一些国家表现为渐进式下降。从各方面因素看，我国具有更多渐进变化的条件。
首先，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近两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新兴消费增长点和新型消费业态不断形成，为拓展内需市场创造了条件。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2.6%，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条件，将使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并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其次，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明显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1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0 24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97%，见图1—4。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没有研发活动，研发经费支出占比过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条件逐步改善，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储蓄率降低和资本投入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弱，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图1—4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和占GDP的比重
再次，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较大。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与经济具有均质性，资源禀赋具有单一性的小规模经济体不同，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产业跨区域转移而得以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各区域发挥在不同产业层次上的比较优势并形成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使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表现出更明显的渐进变化特征。
(三)中期稳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具有经济增速渐进下降的特征，但也要看到，经济增速下降对中期稳增长也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
1.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大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更为低廉的要素成本，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挤占我国传统市场，我国将面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双重挤压”，即在中高端技术领域，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在中低端技术领域，由于低成本优势减弱，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国家追赶竞争，落入“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竞争格局，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2.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在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有一部分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去产能化”任务十分繁重，继续依靠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
3.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
随着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近年来，企业用工成本呈现加快上升态势(见图1—5)，土地供给日趋紧张，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继续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困难。图1—5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995—2011年)
4.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
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明显暴露出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多没有研发活动，即便是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研发规模和研发水平也偏低。目前，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5.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在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速放缓后，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幅也会随之大幅回落。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债务和信用规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大了潜在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规模贷款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聚积，在增速放缓后，各种潜在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四、中期经济增长波动和风险分析
从中期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各种风险将日益显现，世界经济有可能处于错综复杂的缓慢复苏进程之中。国内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各种条件发生变化，长期积累的矛盾有可能叠加显现，引发经济增长波动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把握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需要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和带来的风险。
(一)需求层面的增长情景分析
三大需求中，外需和投资可能成为引发经济增长波动最主要的因素，我们初步设定两种风险情景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景：外需出现较大波动，但内需仍保持相对稳定。
在较高风险水平情形下(概率大约25%)，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进一步扩散，欧洲经济出现较长时期的动荡，加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导致欧美消费和进口疲软，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回落到0%～5%，进口增速回落到3%～8%，外贸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增速可能回落到16%，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3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回落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3.9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可能放慢到7%左右。
第二种情景：外需出现较大波动，内需也同时出现大幅波动。
内需波动主要表现为投资大幅波动，进而引发消费波动。2005—2010年，我国80%以上投资增长来自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未来我国的投资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这三个部门，其中，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对市场的反应最为敏感，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最为直接。
房地产业风险。2005—2010年房地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平均为23%，年均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5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近1个百分点，从长期看，我国城镇化发展加快，对房地产投资仍有较大需求。但近年来房地产业扩张过快，积累了大量泡沫，房价快速上升。在房价严重背离实际价格水平后，系统性风险急剧增大，一旦成交量持续大幅下降，最终可能导致价格急速下跌，不仅直接影响房地产投资，也极有可能带来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造成市场恐慌，进而使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贷款，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制造业风险。2005—2010年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平均超过35%，每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7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大约1.5个百分点。从各种因素判断，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可能已达到峰值，预计“十二五”时期这一比重将逐渐下降。制造业的大多数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对价格和市场的反应极为敏感和迅速。国际金融危机后，作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我国产能利用率尽管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高，但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而且我国对外需依赖程度较高，一旦外需放缓或出现收缩，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就更为凸显。制造业出现波动，不仅直接影响相关投资，而且会使得大量中小企业亏损倒闭，导致大规模失业。
消费波动风险。消费需求短期受投资和出口影响。当投资波动较小时，消费可以成为维持经济合理增长的稳定器；但投资波动较大时，消费波动就会进一步放大经济波动的风险。1999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速总体呈上升趋势，2003—2009年上升趋势明显，且幅度较大。2010—2012年出现回落，与投资增速放缓、通胀率较高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等短期因素有关。
如果外需处于前面假设的高风险水平，就会拉低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时，制造业和房地产两个领域的风险相继爆发，导致实际投资增速回落到10%左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为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下降到3.7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大幅放慢到5.5%左右。
(二)供给层面的增长情景分析
供给层面的风险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其中，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长周期结构性变量，一般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中期风险主要集中在资本供给。资本供给又取决于市场和经济的整体表现，如果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信心下降，流动性趋于短缺，资本供给必然大幅收缩。
(三)不同风险阈值和后果的初步判断
根据以上分析，从中期看，今后3年，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回落到8%左右，接近潜在增长水平。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有利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果外需出现较大波动，但内需仍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到7%左右，通过国内政策的适度调整，辅之以一定的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拉回到潜在增长水平附近。
如果外需出现较大波动，内需也同时出现大幅波动，特别是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同时出现大幅回落，经济增速可能大幅下滑到5.5%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下降到潜在增长水平以下。
(四)经济增长波动带来的风险
1.失业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就业空间收缩，失业水平明显上升。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开始绝对减少，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也同时呈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21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09，后5年为0.04。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依然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风险。
2.金融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潜在金融风险也将显性化。2001—2011年，我国银行的信贷规模迅猛扩张。截至2011年年底，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超过58万亿元，是2005年的2.8倍，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接近55万亿元。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额大幅上升，达到18万亿元左右。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银行在高速增长时期过度扩张的信用，就会出现大量呆坏账，加之资产估值收缩，信贷回收困难，严重时将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3.财政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偿债能力明显减弱。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公共部门总体债务率在50%左右，虽然仍在60%的预警线以下，但是其中占GDP比重26.9%的地方债，将陆续进入还债高峰期。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债务到期期限相对集中，加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都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加之债务规模较大，不仅平衡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大，偿债能力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并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
4.社会保障压力
经济增速下降，失业水平上升，加之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将大幅增长。财政部已要求各级财政将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目前的10%提高到“十二五”时期的25%左右。如果今后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社会保障刚性化支出保持较高增幅，就将使社会保障压力明显增大，若处理不当很容易增大社会稳定风险。五、稳增长的中期应对策略
在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并转入新常态的情况下，迫切要求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核心就是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创新活力叠加起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并适度加强经济波动的风险防范。
(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科技进步和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求将经济工作的中心转向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从宏观层面讲，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长上，还体现在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加上。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提高质量和效益就无从谈起，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就缺乏物质基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的是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速度。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去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减小、速度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速率减缓，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又受到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变化的制约。因此，必须下决心加大科技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科技进步对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作用，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单位产出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仍然较重，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仍然过大。必须下决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
(二)深化改革开放释放改革红利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释放改革红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决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激活经济增长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由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效率为主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行相应调整。过去在成熟产业领域，技术路线明确，市场前景较为明朗，政府通过组织资源进行大规模投入，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在新兴产业领域、技术路线不明确，市场前景也不明朗，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就会造成资源低效配置，甚至浪费和错配。这就要求政府从直接抓发展转变为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
第一，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
第二，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环境。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第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公共财政建设，较大幅度提高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比重，提高节能环保支出比重，降低“三公”经费支出比重。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公共预算。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境保护税。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以培植税源并平衡国际收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基层政府财力。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步建立以SHIBOR为基准的政策利率。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放松对个人和企业外汇管制，扩大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跨境流动，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放宽金融业准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第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从高收入人群开始试点包括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在内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建立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形成更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六，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有步骤地推进各个领域的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激发服务企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加快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培育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安排，引导企业由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
(三)推进城镇化挖掘内需潜力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挖掘内需潜力。城镇化可以创造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特别是可以扩大消费需求，来消纳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并由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2011年城镇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标志着我国从以传统农村为主体向以现代城镇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但我国城镇化仍然面临“三个滞后”的问题。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011年我国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为89.9%，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65.2%，但城镇化率仅为51.3%。二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1996—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由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3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1倍，同期城镇人口从3亿人增加到6.9亿人，仅增长1.1倍，两者的弹性系数为2.8，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系数为1.12。三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要求。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城镇化的要求，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交通业配套设施不完善，很多城市面临交通拥堵问题。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全国城镇人口约为7.1亿人，其中约有2.6亿农村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市民化，享受不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据有关调查显示，一个农村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所需成本，全国平均大约为18万元左右。考虑到未来中国还有3亿人口要进入城镇，全国累计约5.6亿农村转移人口要实现市民化，以此推算，总计需要100多万亿元，相当于我国两年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多，这将创造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推进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就要加快城镇化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向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阶段转换，由以城市建设为主向以人为本、城乡融合、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第一，把推进城镇化与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结合起来。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 161元，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为4 734元，城乡居民消费绝对差距是10 427元，两者的比值是3.2∶1。而1990年这一比值是2.85∶1，两者之间的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将显著提高购买能力，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此，要把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点，加快土地、户籍制度改革，激活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房屋等资产，增强农民进城谋生的经济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改善其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逐步改变农村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
第二，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发展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促进形成以上海、北京、广州等一批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体系，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城市群，增强这些城市群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使越来越多有能力和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就地落户，逐步融入迁入地并实现市民化。
第三，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功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和转化为城镇人口。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的政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益。
第四，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规划城镇人口规模，从严控制对耕地的占用，建立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城市规模与布局，要与当地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地质构造等自然承载力相适应。城市发展要改变重规划、轻管理的状况，强化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管，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四)加强科技创新增强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还存在一些深层次制约因素。一是企业创新能力薄弱。据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不到10%有研发活动，换言之90%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长期以来形成的代工和加工贸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发能力的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仅为0.7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研发人员平均仅有89人，而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规模庞大的研发中心，人员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二是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我国技术研发活动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许多技术成果的研发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没有成为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而大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缺乏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条件和动力。据调查，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部分科研院所、重点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高达40%～50%。三是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长期以来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要素供给压力没有转化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动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不适应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必须加快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对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供给，从而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培育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一，推进企业主导的市场导向型科技创新。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我国正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市场潜力非常大。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力求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第四，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础。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深化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五)改善宏观管理提升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以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该看到，一方面，虽然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空间，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一个时期积累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将逐步暴露出来，进一步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在潜在增长率水平趋于下降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的情况下，再像以往那样，过度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不仅难以提升经济增速，还可能引发通胀或资产泡沫，从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涨风险。
因此，在继续稳健审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必须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从体制变革和创新入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通过放松管制、激活市场等制度创新，促进平等竞争，强化市场功能，化解制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改变供给低效和刚性，提高供给效率和弹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轨道上来。
1.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
激活市场需要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加以推进，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税率。继续实施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着力优化财政支撑结构，进一步向民生和薄弱环节倾斜，加强对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支持。在保证教育和民生领域政府开支前提下，减少财政的建设性和一般性支出。加强对财政风险的防控，适当增加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
2.保持货币政策审慎稳健
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供给水平趋于下降，但投资需求增长仍具有较大的惯性，往往会加剧通胀压力，加之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增大输入性通胀压力。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投放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规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定期对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提高金融系统风险防范意识，尽早阻断风险扩散，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3.推进产业兼并重组
这一轮经济放缓，供给面下降幅度要比需求面大，反映了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然而，产能过剩也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4.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重点突破制约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增强国际产业竞争的主动权。
5.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
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吸纳国际服务外包，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吸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生产性服务企业就业，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作用。
6.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
支持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资源转变为进口原材料，推进我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转变。鼓励企业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王一鸣)第二章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和机遇挑战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治理格局、货币体系等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危机前的高增长时期结束，世界经济进入以低增长为特征的转型期，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也呈低速增长态势，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全球治理结构与国际货币体系都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地缘政治等问题更加突出。从趋势上看，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逐步兴起、美元地位持续削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都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气候变化博弈更趋激烈、国际能源资源争夺加剧、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都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新挑战。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21世纪前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展变化，抓住和用好机遇的难度上升。要求在稳外需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树立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开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及影响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由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最终演变为战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其爆发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放松对金融创新和高风险金融交易的监管，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最终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废止了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gall Act)等有关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大部分限制性规定。但是，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依旧采取多头分业监管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为追逐高收益，漠视金融风险，以资产证券化为依托纷纷开展以高杠杆、高风险为特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
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放松对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抵押贷款的监管，人为制造房地产泡沫，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并引发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经济在信息网络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下陷入衰退。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政府连续大幅度降息，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住房抵押贷款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极大地刺激了住房需求，推动住房价格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刺激投机性住房需求。在住房价格持续攀升和看涨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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