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W.房龙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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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试读：
序言
从前，人类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过着快乐的生活。
永恒之山向四周绵延伸展。
智慧小溪在深邃的溪谷里缓缓流淌。
小溪从过去之山中流出，又消失在未来之泽中。
虽然小溪不如江河般宽广，但足以满足村民们的日常之需。
夕阳西下，牲口喂得饱饱的，水桶重新打满水，村民们纷纷坐下来，享受心满意足的生活。
这时，人们搀扶着智慧老人出来。他们整个白天都待在阴暗的角落里，对着一部神秘的古书冥思苦想。
他们对孙儿们咕哝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言语，可孩子们却想着去玩那些从遥远的地方带回的鹅卵石。
他们的话听起来含混不清。
可既然是千百年前的祖先流传下来的，它就是神圣的，尽管那个民族早已被人遗忘。因为在无知山谷里，只要是古老的，便是神圣的。若是有人敢质疑先辈的智慧，他一定会受到千夫所指。就这样，他们维持着平静的生活。恐惧却与他们如影随形。如果他们不能分享园中的果实该怎么办？小镇狭长的巷子里，悄悄流传无知山谷着关于那些胆敢质疑之人的故事，虚虚实实，让人摸不清楚。
那些人出走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有人试着穿过那遮天蔽日的山峦，却只见山崖下的累累白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依然在平静的无知山谷里幸福地生活着。* * * * *
突然，黑暗里爬出了一个人。
他蹒跚着来到一户最近的人家，敲开门。
因为长途跋涉，人们见他的手指甲已经磨破了，腿上渗出的血染红了他脚上缠着的破布。
他晕倒了。人们就着微弱的烛光，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回来了！”一大清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邻里们围在四周，连连摇头。他们知道，他完了。
等待那些胆敢溜出山谷的人的，只有认罪伏法。
角落里，智慧老人们不住地摇着头，嘴里不时蹦出激烈的言辞。
他们其实并不想这么残忍，但孤独的漫游者律法毕竟是律法，这个人胆大妄为，违背了智慧老人们的意愿。伤一好，就要审判他。
他们本想仁慈。
他们记得他母亲奇异闪亮的目光，还回想起他父亲三十年前迷失在大漠的悲剧。
但是，律法毕竟是律法，必须得遵守！
智慧老人们会处理这件事。* * * * *
人们把他带到市井，虽然周围挤满了人，却出奇的安静。
由于饥饿和脱水，他依然很虚弱。
智慧老人们让他坐下，但他不肯。
他们让他保持沉默，但他还是要说。
他背向老者们，用目光搜寻那些之前还和他一道的伙伴。
他哀求道：“听我说，听我说！提起精神来！我从山的那边回来，我踏上了新鲜的泥土，我接触了别的种族，我看到了美丽的景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的花园便是我的世界。”“自创世以来，这些山脉便坐落在四周。”“每当我问大人，山的那边是什么，大人们便陷入沉寂，无奈地摇头。当我继续追问，大人们便把我带到岩石堆，告诉我，那累累白骨便是背叛上帝的人留下的。”“当我哭喊着：‘不对！你们说谎！上帝钟爱勇敢的人！’这时，智慧老人便过来诵读圣书里的内容。他们说，律法已经规定好了世间万物的归属。山谷是我们的，我们可以住在这里；牲畜、花草、瓜果、鱼虾是我们的，我们可以享用。但山，是上帝的。除非到了世界末日，我们无法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骗人的！他们骗了我，他们也骗了你们！”“山的那边有牧场，也有草地，不比我们这里差。那里的人们跟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那里的城郭经过千百年的建设，富丽堂皇。”“我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那里的路，我看到了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更美好！跟我去吧！我会带你们新家园去那里，上帝在这里微笑，在那里也同样会朝我们微笑！”* * * * *
他说完，人群发出惊恐的叫声。“这简直是亵渎！”老人们吼道，“这是对神明的冒犯和亵渎！要狠狠地治他的罪，他已经疯了！律法是一千年前流传下来的，他竟敢嘲笑它！他必须死！”
于是，人们拿起了石块，把他砸死了。
作为对后世质疑先辈智慧行为的警示，他的尸体被抛在了山崖下。* * * * *
在那之后不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干旱。智慧小溪干涸了，牲口渴死了，地里的庄稼枯萎了，而无知山谷里的人们也陷入饥饿的危机之中。
智慧老人们却并不担心。他们预言，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圣书里是这么写的。
他们这么说还因为他们老了，吃不了多少东西了。* * * * *
冬天来了。
村庄荒芜了。
过半的人都因为缺衣短食死去了。
活着的人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山的那边。
但律法不允许，人们又不得不遵守。* * * * *
终于，在一个晚上发生了叛乱。绝望把勇气赋予了他们——那些一直被恐惧压迫的人们。
智慧老人们无力地劝阻着，但被人们推到一边。
他们抱怨命不好，为儿孙们的忘恩负义黯然神伤。但当最后一辆马车即将驶离村子时，他们拦住了车夫，让他带上他们。
于是，向未知世界的征程开始了。* * * * *
距那位先驱者回来已经很多年了，想要找到他当年开辟的道路绝非易事。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饥渴，直到他们找到第一块界碑。而从那之后，人们沿着这条路线走便没那么艰难了。那位细心的先驱者在丛林里和无际的乱石荒野中用火烧出了一条清晰的小道。它引领人们从容不迫地来到了这片新大陆的牧场。可怕的冬天人们静静地相互凝视，他们说：“他是对的！智慧老人们错了……”“他说的是真的，智慧老人们撒了谎……”“他在山崖下尸骨未寒，而智慧老人们却坐在我们的马车里吟唱着老掉牙的曲子……”“他救了我们，我们却砸死了他……”“我们对不起他，但当时如果我们知道……”
然后他们停了下来，将牛羊赶到牧场上。他们在那里建房子，划分田地，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 * * *
时光荏苒，几年以后，人们为智慧老人们修建了一座崭新宏伟的大厦，并准备把那个先驱者的骸骨移到里面。
一列队伍庄严地行进到如今已经荒芜的村庄，当人们来到当时抛尸的地方，却发现他的尸骨不见了。
饥饿的豺狗把它拖到了窝里。
他们在行进的小道上（如今已成了高速公路）竖立了一座小石碑，上面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他是第一个敢于反抗未知恐惧的人，带领人们进入新的自由纪元。纪念石碑
石碑上还刻着，这是由感恩的后人所立。* * * * *
这个故事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但我不希望将来还会有人重蹈覆辙。第一章无知暴政
公元527年，查士丁尼一世成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他是个塞尔维亚的农民（来自乌斯库布这个在前次战争中备受争议的铁路枢纽），没读过啥书，因此不懂得尊重知识。正是在他手里，主张古典哲学的雅典学派消沉下去。曾经有一座埃及神庙，在信仰基督教的僧人占领尼罗河谷之后，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香火了。也正是在他手里，这座仅存的埃及神庙关闭了。[1]
神庙坐落在菲莱小岛上，不远处就是尼罗河的第一大瀑布。在[2]人们记忆中，这座庙是供奉伊希斯神的。不知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各路神仙相继黯然凋落之后，这位女神依然香火不断。直到公元六世纪，这座岛成为研究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们还在从事着胡夫统治下的埃及其他地区早已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这位目不识丁的“国王陛下”大令一挥，这座寺庙和邻近的学校全部收归国有，里面的雕塑和画像都被运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教士们和书法家进了监狱。随着他们中最后一批人在饥寒交迫中绝望地死去，象形文字这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艺术瑰宝便失传了。
真是可惜啊！
查士丁尼真该死！如果他那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采取类似诺亚方舟的方式放走一两个象形文字专家，那么如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将[3]会轻松得多。尽管（在天才商博良的努力下），我们可以勉强读出这种稀有而古怪的文字，但想要真正理解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人的内在含义，仍然是件艰难的工作。
其实，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国家，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古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宗教卷册。当他们虔诚地疾呼：“谁能理解天神的旨意”时，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不断祈求神灵，奋力解读神灵制定的律法，将他们的旨意刻满圣城的花岗岩柱上时，巴比伦人对神灵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们忽而极为宽容大度地鼓励教士们去探索天文地理，忽而又极度残忍，用酷刑惩罚那些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值一提的违反宗教礼仪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的奥秘，我们一直都搞不明白。[4]
我们派人考察尼尼微，在西奈半岛的沙漠里挖出了数英里长的[5]楔形碑文，并成功破译。不放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东西方相遇
突然间，我们偶然发现，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任由我们进出。[6][7]
但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没有设在阿卡得或孟菲斯的附近，而是在丛林深处——它就藏在异教寺庙的木头柱子后面。* * * * *
我们的祖先为了侵略的目的，去和他们乐意称作“野人”和“蛮族”的人打交道。
双方的初次会面并不融洽。
可怜的异教徒们，会错了白人的意，对他们矛箭相击。
而这些来访的人们也毫不示弱，以枪炮回击。
从那以后，双方很难再有机会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了。
野蛮人大都被描绘成又脏又懒、一无是处、整天游手好闲的家伙，并且崇拜鳄鱼、枯树之类的东西，对什么都逆来顺受。
直到十八世纪，西方世界才涌现一种新的思潮。卢梭开始怀着一丝怜悯之心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同时代的人深受他的影响，纷纷掏出手帕，跟他一起掉眼泪。
无知蒙昧的野蛮人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他们眼里（虽未亲眼见过），野蛮人俨然成了周遭不幸的牺牲品，同时又是集万千优点于一身的代表，而这些优点已被三千年来腐败的人类文明制度所剥夺殆尽。
今天，经过对这个特定领域的调查研究，至少让我们有了更透彻的认识。
我们像研究高级动物一样研究原始人，两者并无多大差别。
通常情况下，只要我们付出辛劳，总能得到回报。野蛮人便是我们在恶劣境遇下的自我体现，还好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感化。通过仔细研究他们，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社会；通过透彻认识他们，我们也可以窥见隐藏在礼仪和习惯那些薄薄的外壳下的人类天性，而那些礼仪和习惯是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花了五千年的时间养成的。
这些发现并不值得我们总沾沾自喜。相反，我们侥幸逃脱了悲惨的命运，欣赏我们取得的丰功伟绩，认识到这一点，只会给予我们新的勇气，继续我们手中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对待我们落后的异族远亲更加宽容一点。
这不是一本关于人类学的手册。
这是一本献给宽容的书。
但“宽容”这个主题太过广泛，很容易离题。一旦我们偏离正道，天晓得我们会在哪儿打住。
既然如此，我就用半页纸的篇幅来准确、具体地阐释我所理解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不靠谱的发明，任何定义都是任意的。因此，对于学识尚浅的学生而言，最好选择操这种语言的大多数人广泛认可的权威解释。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第26卷第1052页写道，
宽容，源于拉丁文“tolerare”，是对别人行为或判断自由的宽恕，对个人或普遍认可的理由、观点的不同意见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但就我写这本书的目的而言，我还是选择这个定义吧！
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不论好坏），现在不妨回到之前提到的蛮荒时代，我将告诉你们，在我们有记录以来的最早期的社会中，我所发现的宽容。* * * * *
现在的人们依然普遍认为，原始社会相当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句简单的叽里咕噜，原始人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随着世界变得“复杂”而消失了。
但半个世纪以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深入到中非、极地和波[8]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中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其实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复杂，原始人不仅自己是奴隶，他的先辈和后代也永远都是奴隶。简而言之，这些可怜的生灵生于忧患，死于恐惧。
这可能与人们想象中的那些红皮肤勇士无忧无虑地游荡在大草原上，追捕水牛和战利品的画面相去甚远，却更接近真实。
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奇迹的故事，但它们漏了一个，那就是人类存活下来的奇迹。
到底这种手无寸铁、最无助的哺乳动物是如何抵御了细菌、乳齿象的侵袭，又挺过了严寒与酷暑，并最终成为万物主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多说。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个性融入部落的复合特性之中。* * * * *
因此，原始社会只能被一种思想所主宰，那就是压倒一切的求生欲望。
但求生很难。
所以，其他所有想法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最高要求——活下去。
个人是微不足道的，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部落就是一座移动的堡垒，一切靠自己，一切为自己，一切都是自己的，排外是保证自己安全的唯一方法。
但问题比刚开始出现时更加复杂。我刚说过的仅仅适用于有形的世界，而在当时，和无形的世界比起来，有形的世界简直微不足道。
要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原始人跟我们大相径庭，他们根本不懂因果规律。
如果我不慎落入毒蔓之中，我会先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然后派人请大夫，并让我的小儿子弄走那东西，能有多快就多快。因为我能辨别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我知道这些毒蔓会引起麻疹，然后大夫会给我开些药止痒，而清除毒蔓可以避免这种痛苦的经历再次发生。
但面对同样的情况，野蛮人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们根本不会把引起麻疹跟毒蔓联系在一起。他们生活的时代，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首领死去了会变成神，邻居死了会变成幽灵，他们会成为部落里看不见的成员，不管走到哪里都陪伴着活着的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还帮忙看守大门。与他们套近乎，并搞好关系是他的职责，如果没有做到，便会立即受到惩罚。但他不可能懂得怎样一直取悦神灵们，于是他便整日处在神灵报复的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因而，他会将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跟幽灵神明扯在一起，而不是寻找根源。当他注意到胳膊上的疹子时，他不会说：“该死的毒蔓！”而是喃喃道：“我肯定是触犯神灵了，是神灵降罪于我！”于是他跑到巫医那里，不是要膏药解毒，而是去求一枚“符咒”，这枚“符咒”的威力要比恼怒的神施加给他的更厉害才行。
至于那棵给他带来痛苦的毒蔓，他却任它在那里继续枝繁叶茂。如果有一天，碰巧有个白人带着一罐煤油把它烧掉了，他反而会恼羞成怒，诅咒他多管闲事。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如果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由看不见的神灵一手操纵，那么这个社会想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神灵怒火的律法。
在野蛮人眼里，这样的律法是存在的。他的祖先们制定好了，传授给他，而他这一生最神圣的职责便是保护它完好无损，并将其原原本本地传给下一代。
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无稽之谈。我们相信进步，相信发展，深信世界处在不断完善之中。
但“进步”是一个新近产生的字眼。所有那些处在低级社会阶段的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已经够完美了，无需再做什么改变，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其他的世界是什么样。* * * * *
假设这些都属实，那么一个人如何阻止既定社会形态以及律法的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
靠及时惩罚那些拒绝将公共法规视为天意的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靠一个不宽容的体系。* * * * *
但如果我据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人种，我并没有诋毁之意，还要在此赶紧补充一句，在他生活的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不宽容是理所应当的。他有上千条规矩来维持部族的安全和人们内心的平静。如果他允许别人干预那些规矩，部落的生活可能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罪不可恕的！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仅仅是一小撮人，怎样来维持这样一套口耳相传的复杂律法体系呢？要知道在现代，即使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武装力量，但想要推行几条普通的法律都还那么困难呢！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野蛮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他通过精确的算计，做到了靠武力做不到的事。
他发明了“禁忌”。
也许“发明”这个词用得不当。但这绝不是灵光一闪就能想得到的，而是靠长年的发展和试验总结出来的。不管怎样，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就是这样构想出了禁忌，由此省了一大堆麻烦。“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都或多或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禁忌，也就是不该做、不该说的事情。例如，不能在吃饭时谈论最近刚做完的手术；喝咖啡时，不能把小匙留在杯子里。但我们的禁忌没有那么严重，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礼节罢了，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幸福。
但对于原始人来说，禁忌却至关重要。禁忌
它指那些超然于世界的某些人或物，（用希伯来语讲）它们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只要谈论或触及便会招致杀身之祸，或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对于胆敢违背祖先意愿的人，应该受到重罚，毫不姑息。* * * * *
究竟是祭司发明了禁忌，还是祭司就是为了维护禁忌而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因为传统要比宗教的历史久远得多，禁忌应该在巫师和巫医之前很早就有了吧！但当后者一出现，他们便立即成为禁忌的坚实倡导者，他们使用禁忌的伎俩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禁忌”成了史前的“禁物”标志。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这两个国家还处在禁忌占据上风的蒙昧状态。它们的禁忌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禁忌那样原始粗糙，而是以庄严否定的形式来规范人们行为准则的戒律。它们都使用“汝不能……”这一类的字眼进行命令，就如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的“十诫”里的前六条一样。
无需多言，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国度，宽容的概念还不为人所知。
我们有时看到的宽容，其实是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
我们还从来没有发现哪一位国王或是教士允许别人享有哪怕一丁点的“行动或判断自由”，或“对异于自己或传统观念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态度的诚意，而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社会的共同理想。* * * * *
因此，除非需要从反面举例论述，这本书的兴趣不在于研究史前历史，这也不是什么古代历史书。
对宽容的追求在人类个性发现之后才开始。
而这项最重大的现代发现应当归功于希腊人。[1]原是埃及东南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屿，有许多古代庙宇和纪念碑的废址。[2]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其形象是一个给圣婴哺乳的圣母。[3]商博良（1790—1832），法国学者，对释读埃及象形文字起到重要作用。[4]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的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5]西南亚一地区，亦称“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平原，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6]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地区，在今伊拉克的中部，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北区（或西北区）。[7]尼罗河西岸的古埃及地位显赫的城市。[8]位于中太平洋。第二章希腊人
有一座偏居于地中海一隅的岩石半岛，它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各个领域，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吧。它是怎么办到的呢？数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每一位哲学家究其一生，总希望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与研究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总是掩饰不住对那些想要揭示“历史规律”的人的轻视。比如，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看起来就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世间的确存在这样的规律。我们现在掌握的规律确实很少，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上面下工夫。我们只是忙于积累事实，而没有下足工夫进一步消化、吸收、升华这些事实，以萃取对人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感到惶恐，特意借鉴了一下科学家们的成果，得出以下历史结论。
据现代科学家最优秀的理论成果，生命体不同于无生命的物质，只有在所有物理和化学因素全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时，第一个生命细胞才开始产生。
如果把这段话用历史学术语表述出来，便得到以下观点：
只有当现实世界里的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等所有条件都达到或者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那些看似突然、无意识的文明形式才会爆发出来。
还是让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吧！
一个种族的头脑发育水平如果只达到穴居人的程度，即使他们到了天堂，其文明也不会繁荣昌盛的。[1]
打比方说，伦勃朗、巴赫和普拉克西特利斯必须像爱斯基摩人那样生活，一天到晚都要留意冰面上洞口的动静，以捕捉海豹，那么伦勃朗就不可能勾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巴赫就无法谱写出朦胧幽暗的曲调，普拉克西特利斯也雕刻不出那惟妙惟肖的雕像。
同样，如果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一间棉纺织厂里打工，那么他就不会对生物学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只是罗曼诺庄园里的一个身不由己的卑微农奴，那么他也万万发明不了电话机。
埃及曾最早建立起世界上高度希腊发达的文明，当时的天气虽十分宜人，但是那里的原住民既没有健壮的体格，也没有较强的进取心，加上当地糟糕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始终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巴比伦和亚述也是同样的情况。后来闪米特人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没什么问题，可是政治和经济状况实在太落后。
巴勒斯坦的气候乏善可陈，农业落后，除了在往返于亚非之间的大篷车里有些交易外，其他的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权也全被耶路撒冷圣殿的教士所掌控，这些都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条件倒是无可厚非，当地人生得人高马大，经商条件也很不错。可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却严重跛脚。一小撮船主不仅把持了全国的财富资源，而且还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商业垄断制度。就这样，提尔和西顿这两大商港城邦的政权早早就落入特权阶级的手中，穷人想要创造哪怕一丁点的事业，都会被剥夺权利。于是，他们渐渐变得麻木不仁。腓尼基由于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统治暴虐，他们和迦太基一样，逃不掉被毁灭的命运。
总之，每一个早期的文明中心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欠缺某种因素。
公元前五世纪，一个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不过它只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奇怪的是，它没有降临在希腊本土，而是诞生在爱琴海中，希腊的殖民地上。
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描述过一些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岛屿桥梁，很久以前它们就帮助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的商人来到欧洲。他们登陆的地点就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片狭长的地带上，这个地方叫爱奥尼亚。他们的到来，不仅繁荣了商业，也促进了亚欧之间思想的传播与交流。
这片狭长的山地有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早在特洛伊战争前的几百年，这里曾经被来自欧洲大陆的希腊部族占领，并在这里建立了以弗所、福西亚、厄里特里亚和米利都等著名殖民城邦。正是在这些城邦的周边，成功的条件终于成熟，文明程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至多与之并驾齐驱，无出其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这些殖民城市里居住的是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中最活跃、最具上进心的人；
第二，在与欧亚新世界与旧世界的生意往来中，这些城邦累积了巨额财富；
第三，当地殖民政府的统治有利于广大自由民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聪明才智。
我在这里没有提及气候，是因为在一个专注于商业的国家里，气候因素无关紧要。无论刮风下雨，船只可以随时修建，货物可以随时装卸，丝毫不受天气影响。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结冰，没有潮湿到洪水肆虐，居民们一般不会关心天气预报。
相反，爱奥尼亚的气候非常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知识的传承依赖人们的口耳相传，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期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形式。
在米利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有三百五十天既不刮风也不下雨，为人们在城镇的水泵周围学习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期的爱奥尼亚学者们就是充分利用这一绝佳的气候优势，成为指引未来科学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
据史料记载，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成了真正的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但他来历不明，并不是说他因抢劫银行或是谋杀了家人，不知从什么地方逃到了米利都，而是无人知晓他的身世。他是比奥蒂亚人、腓尼基人、北欧人（用我们种族学家的行话讲）还是闪米特人呢？
这倒也说明了麦安德尔山口这座古老小城，在当时是个多么国际化的城市啊！它的居民（和今天纽约的情形一样）来自世界各地，人们仅凭相貌识人，并不在意别人的出身。
既然这不是一本数学史或者哲学手册，因而没必要在这里展开关[2]于泰勒斯的种种猜测，除非这些猜测足以体现爱奥尼亚人对当时流行的新思想的包容态度。那时的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泥泞的小河上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市镇。犹太人还受着亚述人的奴役和欺压，北欧和西欧也只是一片人迹罕见的孤寂旷野。
为了弄清楚当时的发展情形，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希腊殖民者为夺取富庶的特洛伊堡垒，扬帆渡过爱琴海之后这里发生的变化。那些威名远扬的希腊神话英雄，不过是些极其原始的文明产物。他们只是一群发育过度的孩童，把生命看成漫长而刺激的打闹，并引以为荣。还有摔跤、赛跑等许多好玩的活动。要不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埋头于日常琐碎的工作中，我们也愿意像他们一样天天玩耍打闹。
这些英雄与天神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直接的，他们在处理日常生活里的严肃问题时也是一样的态度。那些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统治着公元前十世纪的希腊，他们和凡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与普通人相差无几。至于他们后来是何时何地，以及怎么与人类分道扬镳就不得而知了，从未有人说得清楚。然而即使是住在云端，天神们仍然对匍匐在地上，对自己膜拜有加的希腊子民怀有好感，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未间断过。这种亲密的色彩无疑给希腊的宗教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
希腊所有的小孩都知道，宙斯是一位法力无边的统治者，蓄着大胡子。每当他心血来潮，狂舞着他的闪电霹雳，世界末日似乎就要来临了。但等孩子们逐渐长大，可以自己阅读那些古老的英雄故事时，便会发现自己在童年时就耳熟能详的可怕神明也存在缺点和局限性。诸神出现在欢乐的家庭宴会中，无休止地相互恶作剧，在凡人的政治纷争中各站一方，每当意见相左，都会在凡间引起轩然大波。商业城市
尽管宙斯身上有凡人的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位非常伟大的天神，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个神圣不可亵渎的角色。同时他又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物，至于“通情达理”是什么意思，华盛顿的政客们怕是再清楚不过。但只要方法得当，他还是可以挺通情达理的。最为重要的是，他很有幽默感，打趣过自己，也调侃过世界，并不想把所有事情都搞得太严肃。
这或许不是一位天神最高贵的品质，却带给古希腊人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从没有一些硬性苛刻的条例，规定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时还没有出现“信条”这个词，更没有一帮专职教士借助绞刑架的威力推行僵硬的教条。在古希腊各地，人们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
住在奥林匹斯山下的色萨利人对他们山上的邻居的敬畏之情，远不及偏居于拉科尼亚湾的阿索庇的村民们，这是不难理解的。雅典人自以为得到了守护神雅典娜的庇护，便可以在这位女神的父亲面前撒野，而居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中的阿卡迪亚人则坚持纯朴的信仰，无法忍受别人对严肃的宗教事务表现出任何举止轻浮的行为。另[3]外，对于福基思人来说，他们靠着到德尔斐的朝圣者过活，因为这座阿波罗的圣地能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他们坚信，阿波罗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所有远道而来的人，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子儿，都应当虔诚地供奉出来。
唯一神的信念使犹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而这种信念的产生与犹太人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当时，犹太人生活仅仅局限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力量足以摧毁其他朝圣地，并维持这种单一的排他的宗教信仰的权威，其他信仰都毫无立足之地的状况长达十个世纪之久，否则只信仰一个上帝的宗教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但在希腊，这种条件还达不到。不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能成为希腊本土公认的首都，并且它们双方争夺首都的矛盾激发了多年劳民伤财的内战。
难怪，这样一个包含如此众多伟大个性的民族，可以为独立思想精神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常常被称作希腊的《圣经》。但实际上，这两本书压根就与《圣经》毫无关联，它们仅仅是“书”而已，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圣书”。书里所讲的是英雄们波澜壮阔的冒险经历，他们总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是自己的祖先。而且里面的天神均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凡人的争端，将自己的正经事弃置不管，反而专心欣赏起在自己领地里上演的罕见厮杀。这便给这两本书添上一层宗教色彩。哲学家
但是，荷马的著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被宙斯、密涅瓦和阿波罗影响过，这一点古希腊人从没有想过。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两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成为漫漫冬夜里的谈资，也可以增强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但，仅仅如此。
在一个充分尊重知识并崇尚精神自由的环境下，在一个充满了来自七大洋航船的浓烈海腥味的城市里，东方的纺织贸易让这里富甲一方，城市里充满衣食无忧的人们的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环境下，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座城市学习、工作直至最后死去。如果你发现，他得出的结论与当时大部分人的观点相左，请记住，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米利都的普通百姓们可能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吧，就像今天的纽约人大概都听说过爱因斯坦。可是要是问起谁是爱因斯坦，人们便会说他不就是那个叼着烟斗，拉拉小提琴，留着长头发的家伙吗？他有时还卖弄下文墨，写过一个男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小文章，登在了星期日的报纸上。
就是这个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真理的一星半点火花，并最终颠覆（或者说大大改变了吧）了过去六十个世纪以来的科学观念。而对于成千上万随和的纽约老百姓而言，这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痛痒，只有在他们喜爱的击球手能否冲破引力的束缚进球时，他们才会稍微关心一下数学问题。
古代历史教科书为省去麻烦，只印上“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前624年—约前546年）”的字眼。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利都报》上刊登“本地毕业生发现科学的真正奥秘”时的情景。
但至于何时、何地，泰勒斯如何另辟蹊径，开创出自己的学说，我没法告诉你们。有一点却可以非常肯定，他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个知识沙漠，也没有凭空臆造自己的智慧。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便有大批的科学成果出现，大量的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的资料随时供科学家们参考。
巴比伦的观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的奥秘。
埃及的建筑专家们经过大量精心的计算，才敢将两块百万吨重的花岗岩放在金字塔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地的数学家们潜心研究太阳的运转规律，预测出了旱季和雨季的规律，并制定出一部农业的历法，帮助农民更好地从事农活。
但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仍然将大自然的力量看作某些隐形的神的意愿。神掌管着四季更迭、星辰运转、潮起潮落，就好比现在的总统内阁管理农业部门、邮政部门和财政部门一样。
泰勒斯拒绝接受这种观点，但作为一个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读书人，他是不会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或反对的。每当海滨的水果摊贩们遇到了日蚀，他们便会惊恐地匍匐在地上，呼喊着宙斯的名字保佑自己，以驱散那不祥之光。但那是他们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多管闲事，去告诉他们，但凡稍有天体基础知识的小学生都能够预测出，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月亮会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由此，整个米利都城会陷入几分钟的相对黑暗之中。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正在与利迪亚人混战，由于光线不足，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战。泰勒斯并不认为这是利迪亚的神仿照几年前在阿加隆山谷战役中的先例，暗中关掉天国的灯，以帮助自己偏爱的一方取得胜利。
泰勒斯的成就和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敢于将所有自然现象都看作是永恒意愿的表现，受永恒法则的支配，完全独立于神的意志之外，而那些神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他觉得，那个下午即使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仅仅有两只狗在以弗所的大街上打架，或是在哈里奇举行了一场婚礼，日蚀也同样会发生。
经过他的科学观察，得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结论，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有一个总的法则，不可逃脱。他猜测，万事万物的本源是水，因为水在地球上无处不在，可能在世界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他的猜测在某一程度上是对的。希腊传说
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泰勒斯本人留下的任何文字。当时的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字母，因此，泰勒斯很可能已将他的思想付诸于笔墨，但我们今天却找不到半点他留存于世的文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所有了解，全部来自他同时代人的书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泰勒斯是个商人，他与地中海各地人都有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大多数早期哲学家的典型生活写照。他们都是“热爱智慧”之人，但他们从未忘记，活着便是生活最崇高的真谛，从不超越生活本身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否则就成了“为智慧而智慧”。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为艺术而艺术”，或是“为吃饭而吃饭”。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都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一闲下来便琢磨人这种奇怪的生物，并且实事求是地做研究，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
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当时的人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们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这要比他们挨家挨户向人们说教太平盛世强得多。
他们从不要求人们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只要真正理解了大自然的力量，人们就会得到内心的安宁，而这种安宁正是所有幸福快乐的根源。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他们便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继续学习、探索和研究，甚至还可以涉足那些大众认为只有上帝才可以干预的领域。泰勒斯作为这种福音的先驱，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项伟大的事业。尽管泰勒斯把希腊人眼中的整个世界分解了，还分别考察了每一个最细小的部分，尽管他曾公开质疑过自古以来人们就深信的观点，但当他寿终正寝时，并没有人为难他。不过就算曾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学说负责，我们也不得而知了。自他开了头，后人便纷纷效仿，安那克萨哥拉就是个例子。来自克拉佐曼纳的他在三十六天文学家岁时就从小亚细亚来到了希腊，此后多年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好几个希腊城市里做家庭教师。他专攻天文学，并告诉人们，太阳不是他们所认为的上帝驾驶的战车，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红色火球，离希腊有成千上万英里的距离。
见那时还没有人出来指责他胆大包天，也没有受到天打雷劈，他变本加厉，将自己的理论继续深入。他大胆地提出，月亮的表面其实被山峰和峡谷所覆盖。到最后，他甚至还暗示，自开天辟地之始，万事万物皆有一个“本源”。
但像许多后世的科学家一样，他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讨论的是人们熟悉的东西。太阳和月亮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天体，哲学家们怎样称呼它们对于希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没多大关系。但当这个哲学家开始说，万物皆由一个“本源”发展而来，而这个“本源”又说不清道不明时，他便有点过火了。希腊神话传说中，是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大洪水过后，点石成人，造就了人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传说。而安那克萨哥拉的言论背离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这严重威胁到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的安定。这会导致孩子们质疑长辈们的智慧，这绝对不行！因此，安那克萨哥拉受到了“雅典家长联合会”的声讨。
若是在君主专制时期或是共和体制早期，统治者还是有能力保护一个饱受争议的教师免受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的无理谩骂，但那时的雅典已经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个性的自由早已今非昔比。况且，[4]当时并不受欢迎的伯里克利正好是这位大天文学家的学生。于是，对安那克萨哥拉的起诉被看作反抗独裁的运动，广受欢迎。
有一个教士叫迪奥菲特，同时也是当时人口稠密的一个郊区的行政长官。他提出“对一切不信奉现存宗教和亵渎神灵的人，应当立即治罪”，且这条法律得到了通过，安那克萨哥拉也因此蹲了监狱。但最后，还是城市的开明势力占了上风，在交了一点罚款后，他重获自由。之后，他搬到了小亚细亚的兰普萨克斯，于公元前428年寿终正寝，其美名流芳百世。
他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官方对科学理论的镇压从来都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安那克萨哥拉被驱逐出雅典，但他的思想却流传了下来。直到两个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被他的思想吸引，并把它用作其科学假设的基础。冲破千年的黑暗时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被一位叫做阿[5]威罗伊——这位著名的阿拉伯内科医生所接受。这位医生在西班牙南部小城摩尔的大学里教书，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播给了他的学生。他将这些思想写成了书，当然也加进了他自己的观点。有人带着这些书翻越比利牛斯山，带到了巴黎和布伦的大学里。在那里，它们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为广大西欧和北欧的人们所接受，至今已成为许多科学的入门必备知识，就和乘法口诀一样无害。
再回到安那克萨哥拉，在他受审后又过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科学家们才被获准教授与大众观点有所出入的学说。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最后几年，另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
这次的受害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一位来自爱奥尼亚殖民地阿布戴拉村子的流浪教师，这个村子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的“欢笑哲学家”，他曾经说过：“只有能让大多数人获得绝大部分幸福和极少部分痛苦的社会才是值得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受到当局严加监视。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种学说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研究多年后，向人们宣布说：人是测量万物的价值尺度。然而人生苦短，经不起折腾，将时间花在研究那些神的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简直是一种罪过，我们应当把有限的精力致力于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普罗塔哥拉
当然，他的言论触动了传统的根基，动摇了人们的信念，比以往任何的言论都要厉害。更要命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值雅典与斯巴达开战，人们饱受战败之苦和瘟疫之灾，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在那个时候质疑神的超能力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他以散布无神言论的罪名受到控诉，勒令其认罪伏法。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免受审判，但此时他已去世了。普罗塔哥拉只是个科学家，也不愿殉道。于是，他逃跑了。
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岛的路上，他的船沉了。自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应该是溺水而亡了吧。
另一位深受雅典不宽容势力迫害的受害者——迪奥格拉斯，他其实不是哲学家，而是位年轻的作家。因为他输掉了一场官司，认为是神没有站在他那边，因而对神怀恨在心。他整日郁郁寡欢以致性情大变，到处散播神的坏话。但在希腊北部人们对神灵很是尊敬，对于他的过分举动，足以使他万劫不复，被判死刑。但在行刑前，这个可怜的家伙趁机溜走了。他逃到了科林斯，继续谩骂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直到最终因肝火太旺，一命呜呼。
后来希腊人的不宽容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我们掌握的历史记录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审判。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希腊人也不比后人宽宏大量多少，苏格拉底的名字便会被拿出来，作为希腊人狭隘可怕的有力证据。但是，经过彻底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位才华横溢却又招人厌烦的街头演说家，其一生对于公元前五世纪时盛行于希腊的自由精神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而直接的贡献。
当人们仍然相信世间存在多位神灵的时候，苏格拉底就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了唯一神的先知。尽管那时的雅典人还弄不懂他说的“daemon”（即神指导他说话、行事的内心灵感）是什么意思，但人们清楚的是，他的言论正向他们千百年来奉为神圣的理想发出挑战，他根本不尊重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秩序。最终，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并清除了他的学说（官方硬说此举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实则证实与审判结果毫无关联。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凿石匠，家里孩子多，但收入菲薄，导致子女没钱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并且，当时的哲学家们很实际，通常上一门课就要收取两千元。此外，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学习单纯的知识和无用的科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一个人要想净化自己的灵魂，他只需培养自己的意识和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他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心灵的救赎也不一定非要懂天文学知识。
同样，这位披着件破斗篷、鼻梁塌陷的平凡年轻人，白天在街角和小混混们争论不休，晚上则要聆听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她靠给别人洗衣服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因为丈夫完全不把维持生计放在眼里）。他曾打过仗，参加过多次远征，当过雅典的议员，最后做了教师，是一个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放弃生命的勇士。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了解当时雅典的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思想沉重打击了当时的政治，对人类智慧和进步事业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虽然他在七十岁的时候被杀害了，但他的一生都在告诫人们，他们在浪费他们的机会，他们的生活是空虚、肤浅的，他们将太多的时间花在了毫无意义的享乐和虚荣的成就感上。伟大而神秘的神赐予人们神圣的天赋，而人们却为了空洞的荣耀和自我满足，肆意挥霍它们。他突破了之前哲学家们的思想束缚，深信人的命运无上高贵。他深化了普罗塔哥拉的思想，后者提出“人是测量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宣扬，“人的无形的意识才是测量万物的最终价值尺度，我们的命运应由我们自己创造，而不是神”。
苏格拉底在掌握自己生杀大权的法官们面前发表了一篇演说（准确地说，当时共有五百位法官在场，他们都是被苏格拉底的政敌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不少人还有读写能力）。这篇演说对任何听众而言，不论他们是否持同情态度，都无疑是最鼓舞人心、通俗易懂的。
这位哲人说：“这世上没有人有权强迫别人的信仰，也没有人可以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只要一个人不违背道德良心，有良好的意识形态，即使没有朋友的赞许，没有金钱，没有家庭，甚至没有安身之所，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但是，对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深入的权衡，我们便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完全的自由，就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官方干涉。”
但不幸的是，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表的错误言论。[6]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的穷人与富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一触即发。而苏格拉底是个“温和派”，一个既看到双方政权组织中的利与弊，又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以满足所有的人。但结果可想而知，他得罪了所有人。不过那时两方势力均衡，无暇对付他。
最后，在公元前403年，那些纯粹的民主派控制了城邦，驱逐了所有的贵族，苏格拉底便在劫难逃了。
朋友们知道了消息，纷纷劝他赶紧离开，好汉不吃眼前亏。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敌人不比朋友少，在他生活的那几十年里，他睿智、勤勉，他时常揭露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丑恶行径，并以此为乐，就像是今天的“专栏作家”，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因此，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往往他在清晨讲了个笑话，到晚上全镇子的人就都知道了。甚至还有人以他为原型编了剧本，以至于当他被抓起来送到牢[7]里时，全阿提卡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法庭上的审判员们慷慨陈词，认为这个人的言论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腐化，奴隶中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涨，他们深信，他们正在为“文化界”除掉一个危险分子，为社会造福。其中有一个颇有名气的粮商，大字不识一个，却自认为领悟了神的旨意，在审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苏格拉底还是以其精湛的说辞为自己辩护成功，居然博得了大多数审判员的同情。他们认为，只要他不再大放厥词，与人争论不休，彻底摒弃与人辩论、争吵、说教以及说服别人的可怕习惯，他便可以被无罪释放。换句话说，只要他离人们远一点，不再将他的偏见强加于人，不再质疑这质疑那，大家便都相安无事。
但苏格拉底拒不听劝。“不可能！只要我的良心还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便会将人们引向通往真理的正道！”
说完这话，再也没有人为他惋惜了，他已在劫难逃。[8]
苏格拉底的死刑延缓三十天执行。因为那时开往提洛岛朝圣的船还没有返航，雅典的法律规定，在此期间是不准执行死刑的。在这一整个月里，这位老人安静地在牢房里完善他的逻辑理论体系。尽管他有许多逃跑的机会，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已经活够了，他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而他现在太累了，可以放手了。直至行刑前，他还在与他的朋友娓娓交谈，尽可能地将他的真理传授给他们。他还嘱咐朋友们，应当将精力花在内心世界的满足上，而不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
随后他饮下一杯毒汁，躺在床上，与世长辞。一切争论都随他的逝去而终结了。
一时间，他的门徒们都被公众爆发出来的愤怒给吓住了，打算先出去避避风头。苏格拉底之死
但是后来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他们便开始重操旧业，宣扬导师的精神，以至于这位老哲人虽去世多年，其思想仍熠熠生辉，比生前更加流行。
然而，当时的雅典正经历艰难的时期。对希腊半岛的统治权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最终雅典战败，斯巴达人成了希腊的主人。这是一次肌肉与头脑的较量，最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斯巴达人赢得了胜利。但自不待言，这场胜利是极其短暂的。斯巴达人自始至终从未为后人留下过任何值得称道的文化遗产，也未给人类智慧做过任何贡献。当然，如果非要找出什么的话，现代足球运动里广泛运用的战略技巧倒是个例子。而且斯巴达人认为，推倒了敌人的城墙，摧毁了敌人的舰队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雅典人的智慧却从未因此损失一分一毫。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还不到十年，比雷埃夫斯港重又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热闹非凡，雅典的海军军官也重拾希腊海军的领导地位。
另外，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不受他的同代人重视，却把雅典打造成了全世界的文明中心，使得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便取得和今日的巴黎一样的地位。在罗马、在西班牙、在非洲，但凡供得起孩子上学的人家，要是能把孩子送到卫城的学校，哪怕是参观一下，都会感到无上荣光。
我们现代人很难准确地理解这个古老的世界，当时的人把生存方式看得太过严肃。
异教文明是早期基督教的死敌，而当时的罗马人或希腊人都受异教文明影响，故而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生活放荡，道德低下，任意崇拜一些来路不明的神灵。剩下的时间要么动不动就胡吃海塞，畅饮一整桶萨莱诺酒；要么倾听埃及舞女的缠绵情话；间或为了调剂一下生活，就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或者达契亚人，满足自己嗜血的爱好。
当然，在希腊和罗马，大批的商人和军火商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对苏格拉底在审判员们面前精辟阐释的道德准则不屑一顾，而罗马人更甚。因为这些人有钱，人们不得不忍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优秀代表。
我们挖出了埃帕弗洛迪特的豪宅遗址，他是个十足的恶棍，曾作为罗马皇帝尼禄的帮凶，掠夺了罗马及其殖民地，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靠着聚敛的不义之财，他建造了这座有着四十个房间的宫殿。看到这里，我们禁不住摇头叹息道：“真奢侈腐败啊！”[9]
爱比克泰德是这个老恶棍的奴仆，他的精神崇高而典雅，当我们坐下来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仿佛在和一位高尚显赫的魂灵打交道。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邻居或者其他国家评头论足，但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是他那个时代的正面代表，同埃帕弗洛迪特，这个朝廷的马屁精也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反面阶层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圣洁美好的生活，这种欲望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现代人。
毫无疑问，当时人们所追求的神圣跟我们的比起来大相径庭。它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与东方世界无关。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建立了这一理念，并视之为崇高、理想之物。他们慢慢地发展了这样一个人生观，如果我们也认同，那么就表示我们的追求目标和他们是一致的：身体不在于多强壮，健康就好；财产不在于多，够用就好。不奢求太多，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他们不大关心灵魂何去何从，认为人类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哺乳动物，由于能把知识用于实践中，便高于爬行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如果他们经常提到上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个代号罢了，就如同我们用“原子”、“电子”或“乙醚”这类词汇一样。原始的事物总要有个名字，比如宙斯在爱比克泰德的嘴里，便成了欧几里得的数学原理中X、Y的问题，可以指代宇宙万象，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当时的人们最关心的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因此，他们按照苏格拉底界定好的分析方法，研究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其发扬光大，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遗憾的是，在他们追求完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偶尔会走向荒唐的极端。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在众多古代学者里，柏拉图是唯一一个完全出于对完美世界的热爱而宣扬不宽容教条的人。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苏格拉底的思想大都是由他记载的。
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谈话和想法收集成册，编成一系列的对话，都可以叫做《苏格拉底福音书》了。
这项工作完成以后，他开始阐述导师的一些晦涩难懂的观点，洋洋洒洒地写进他的著作里，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学，使雅典人公平、正义的思想冲破雅典城邦的束缚，扬名四海。
柏拉图将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不带任何私心，他的丰功伟绩可以与圣保罗媲美。圣保罗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将思想的浪潮带到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不同，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花园的椅子上，便有各地的人前来拜访。
他能做到这样，有赖于他的出身和可供他支配的财产。
首先，他拥有雅典国籍，从他母亲一脉甚至可以追溯到梭伦。而他一到法定年龄便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对于他的简朴的生活来说绰绰有余。
其次，他的口才相当好，只要能听到他讲学，人们情愿不远千里跨过爱琴海，来到柏拉图学园。
除此之外，柏拉图与当时普通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他也服过兵役，但对军事没什么兴趣。他也经常到户外参加体育运动，曾是不错的摔跤手和短跑运动员，但从没因此成名。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他也爱好旅行，他曾跨越爱琴海，来到了埃及北部，他的外祖父梭伦在他之前也到过那里。在那之后，他回到家并从此不再远游。塞菲斯河流经雅典的郊区，河畔有座静谧的花园，他便在花园的树阴下悉心传授他的学说，五十年来从未间断，人们称之为“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起初是研究数学的，但后来逐渐转向政治学。在这个领域，他为我们当今的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坚信人类进化是一个平稳渐进的过程。因此，他教导学生，人的一生是由低级层次发展到较高层次的过程。人类世界先有必要的物质基础，然后才能建立完善的体制，有了完善的体制才能产生先进的思想。
这要是在书上看看还行，但当柏拉图试图为他的完美理想设定具体的原则时，对公平正义的炽热追求却让他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容不得其他的考虑了。他理想的共和国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造者们奉为人类世界最完美的典范。而这是一个畸形的共和国，它代表的是退伍上校们的偏见，他们拿着丰厚的退休金，习惯于出入上层社会，对下层阶级深深地质疑，生怕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想挤进“上流阶层”分得一杯羹。
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欧中世纪的学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遗憾的是，在他们手中，他的《理想国》成了对抗宽容最可怕的武器。
这些博采众长的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柏拉图形成他这一理想时的背景与十三四世纪的情况大相径庭。
例如，以基督教的教义来看，柏拉图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崇拜的神明不屑一顾，认为那些只不过是马其顿边远地区的乡巴佬。他曾为特洛伊战争中祖先的无耻行径深感羞愧。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坐在花园里的那株橄榄树下，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越发对各城邦里的愚昧纷争忍无可忍。亲眼目睹自己的民主理念彻底失败，他开始慢慢觉得，平民需要有某种宗教来约束，否则，他的理想国将顷刻间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因此，柏拉图坚信，他的理想国立法机构需要建立起明确的规范体系，并普遍适用于所有公民，不论奴隶还是自由民，如不遵守，将处以拘禁、流放甚至是死罪。苏格拉底不久前还为宽容的精神和信仰的自由抗争，并英勇献身，而这听起来像是对导师的全盘否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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