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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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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作品集(1937)试读：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一

成竹在胸韬　奋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二

还我河山，痛念国难常追怀岳武穆和他的这句话。韬奋书于苏州看守所廿六年三月廿八日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三

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韬奋书于看守所廿六年三月廿八日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四

在羁押中朋友们对于各种问题常有讨论衡山先生常提起两句话就是主张坚决态度和平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可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这里所谓主张是指合理的切于现实的主张所谓和平是指在辩论或说服的时候用不着面红耳赤肆意咆哮。韬奋写在苏州看守所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五

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韬　奋廿六年六月廿三日写于江苏高院看守分所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六

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今日统一的目标就是抗敌救国离开了这目标就无法统一起来

录拙作坦白集中语韬　奋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七

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韬奋撮录自著坦白集中语廿六年七月廿七日江苏高院看守所

“七君子”获释后在群众欢迎会上题词

个人没有胜利　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韬　奋廿六年八月一日

为邹恩俊题词

从事实做出发点的斗争决不是没有阻碍的有阻碍便必然地有困难解决困难也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历程

录拙著坦白集中语与

俊妹共识之韬奋　廿六年五月七日江苏高院看守所

为陈北鸥题词

鞠躬尽瘁　努力救国

北鸥先生南下慰问　书此共勉韬　奋廿六年六月十一日受审日

致张菊生之一

菊生先生赐鉴捧诵六月十四日手示承蒙慰藉恳挚殷切溢于言词此间诸友于铭感之余尤深兴奋韬十年前主办生活周刊时即蒙先生爱护有加赐书勉励长者扶掖之隆情厚谊十年来未尝须臾或忘也此间诸友自陷身囹圄以来个人利害非所计及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则不得不誓死力争拜读大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所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韬得间当作一文介绍于国人广播先生之爱国精神努力服膺先生之懿训为国奋斗亦即所以报答厚爱于万一也专此鸣谢并颂道安韬奋敬上六月十六日晨

致张菊生之二

菊生先生：

顷奉十月九日

赐书，敬悉一是。关于海盐通讯一则，亦已阅悉，先生留意民间疾苦，蔼然仁者之言，不胜敬佩。惟此事在当局或许视为有关军事，公开刊布，或易引起误会，故愚意不如设法将此中情形，由先生详述函告军事委员会或竟函告蒋先生，收效必速，同时可免防务之外泄，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前承枉顾，复蒙赐函慰问，垂注厚意，铭感无已。郭先生曾晤面，已将先生致候之意代为转达矣。专复敬颂大安。韬奋敬上十月十日

衡山先生暨章王李沙诸兄均嘱笔问候

致徒然

六月十六日手示，早已收到，虽身羁囹圄，仍终日忙碌，迟迟未复，深以为歉。闻兄编著《某国人在中国》专号，暴露侵略者之真面目，殊为佩慰。尊意拟请章王李诸先生撰述自传之一章，已为转达，虽蒙允许，能否交卷，殊未敢定，盖彼等亦各忙于预定之工作也。今日又为催询一次矣。弟自己则以无甚可说之材料，且正在赶写第二本《读书偶译》，方命之愆，唯求 老友谅之为感。此间殊热，颇以为苦，幸身体尚康健耳。专复即颂著安。弟韬上七月十八日

为《救国无罪》一书题词

同心协力　抢救危亡韬奋廿六·八·一。

中日空军的异点

在杭州被我国所俘获的日空军飞行员，身旁多被搜出大批神佑符！飞机是二十世纪的产物，身藏神佑符却不免有十六世纪的遗风，尤其可注意的是这明明表示怕死的心理！他们的怕死，其实也确是很可怜悯的，因为他们不过做本国军阀的工具，作毫无意义的牺牲品；这样毫无代价的死，他们满不愿意，我们不但不忍责备他们，实在觉得他们的怪可怜！

中国的空军恰恰和这种现象相反。我们的空军斗志知道他们的英勇抗战是为着整个民族的生存，是为着人类的正义，所谓理直气壮，所以格外勇敢；他们身里所有的是热血肝胆，是同仇敌忾，所缺少的却是“神佑符”这一类滑稽的货物！

我觉得这是中日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异点。

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日本战斗机连日被我国击落的已在三十架以上，而我方仅三架受伤。这在日空军的冤死者也许要埋怨“神佑符”的无灵，在我们看来，却是由于我们的斗士英勇抗战的结果，——不怕死的结果。

马相伯先生近状

记者于本月中旬在南京曾和几位朋友去访问爱国老将马相伯先生。他今年九十八岁了，虽然耳朵和眼力都比前差一些，但是精神仍然很好，还是谈笑风生，无时无刻不以抗日为念。据他的孙女儿告诉我们，他天天嚷着要看报，看到华北我军打胜仗（那时沪战还未发生），他的身体就特别好些，看到我方军事失利，他就生起病来，他的健康简直和抗战的胜利成了正比例。

努力抗战的同胞们，我们只有努力于抗战的工作，才能安慰我们这位九十八岁高年的爱国老将。

前线急需机器脚踏车，希望有人捐助

由前线传来消息，前线急需机器脚踏车，因为在激战中，军用电话常受到敌人或汉奸的破坏，传递军情及重要联络时，以机器脚踏车为最适用，希望爱国同胞中有人能捐机器脚踏车，愿捐者可把车子直接送到辣斐德路比德小学内公用局办事处。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捐的一定要好的脚踏车，才适用。倘若是“老爷车”，一来就坏，一来就要“抛锚”，反而足以误事！

一个八岁小弟弟献银救国

八岁小弟弟吴志进听到献金救国运动，欣然把他的寄母送给他的银器一套，交给本刊转送银楼，献银救国，本刊已为代送宝成银楼取到收据。依收据所载，重量共计九两五钱，值十一元四角。这个小弟弟年龄虽小，爱国热诚却不小，是很可敬佩的。现在把他亲笔开的银器单子在本刊发表出来。

我们想到有许多人家的小弟弟小妹妹，多少有一些金银装饰品，希望他们都拿出来贡献给国家（各大银楼可代收）。积少成多，对于抗敌救国是很有补助的。昨天（廿四日）记者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所召集的各救亡团体联席会议，该会筹募捐款主任在报告中也提到这件事，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各家小宝宝都该拿所有的金银装饰品贡献给国家。中华民族能长寿，小宝宝不怕没有前途；中华民族假使不能长寿，小宝宝大起来做‘印度阿三’，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答朱草明、许白天

朱草明、许白天两先生：承你们几位热心的朋友为着第一期的本刊作了一次座谈，给与本刊以切实的指教，这是我们非常感谢欣幸的。你们所提出的三点，现在简要地奉答如下：第一点是关于形式方面，认为太呆板，标题不醒目（最好用方头字）等等。这种缺憾是在这紧张的时期里所难免的。我们勉强得到印刷所能替我们印刷，能按时印出来，已觉万幸，形式上是存心迁就印刷所的便利，一点不敢苛求，例如标题的字，方头字多要临时刻起来，必然地要延误我们出版的时期，我们是叫印刷所有现成的什么就用什么。我们在印刷方面的困苦赶迫，是局外人所不易知道的，（例如因晚间戒严，印刷所因所在的区域关系，夜里老早就须停工，更使我们的时间急迫，）这一层却希望读者能加以原谅。第二点是内容方面要切合战时需要，要注重实践，这是很对的，我们当特别注意。第三点是文字方面还欠通俗，文字有些也嫌冗长。文字力求通俗，我们也在注意，以后当格外努力。文字也在力求其短，就已往的情形说，二千字左右的文字只有一两篇，大多数都在千字左右或以内。有些意思，说得太短了，也许说不清楚，这只得就内容加以斟酌。不过避免冗长，却是一件应该注意的事。

答善鸿

善鸿先生：你所提出的关于组织工人的问题，关于处理一般失业工人的问题，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说自沪战发生，失业的工人有十三万多，然而这十三万的反帝基本队伍都散开了，这就是平时没有严密的组织与很少教育他们的缘故；中国的工人有极强的反帝情绪，然而因为生活太痛苦，又缺乏平时的组织训练，有些有被敌人利用的危险；我们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是急不容缓的问题，也并非来不及。这些话都是完全对的。我和好些朋友在两年前就积极这样主张过，并主张党政方面应该出来领导。我和几位朋友最近在南京见到党政当局的时候，还郑重提及这件事。我们现在仍望上海的党政当局会同民众团体，赶紧把这件事实行起来。这类事平常就该有充分的准备，现在如急起直追，还是可以补救的。

答倪润之

倪润之先生：关于救济难民的问题，本刊上期时评里已贡献过我们的意见，认为消极的救济徒然消耗物力人力，根本的办法是要在整个的国防经济计划里容纳下来。你所建议难民失业登记及分别训练，固然都是重要的步骤，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先有整个国防经济计划，容纳多数国民于紧张的经济建设事业里面，才能解决，否则登记尽管登记，还是没有事做；训练也毫无标准，训练后也无法安插。

答任一

任一先生：当民族自救的全面抗战的炮声在黄浦江响的那一天，你就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服务的机会；可是到了现在，你仍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后备军，你认为这是青年的莫大的苦闷，耻辱，和损失。这不仅是你的苦闷，可以说是大多数青年的苦闷。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大概不外下面这几个：（一）由个人自己根据自己的特殊能力，寻得服务的机会，例如有一部分人能开汽车的，能做医生的，能做看护的，以及其他等等，寻得机会加入这些种类的工作。这个途径当然是有限的。（二）由党政机关和民众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调查登记有能力可用的人们，通盘筹划地支配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向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建议过希望它能在上海区域内负起这个责任。不过这件事也有一个难点，该会办事费很有限，如要它顾到工作者的生活费，（虽然是最低限度的，）恐怕在事实上也有困难。以上两个途径，如有特殊技能而又能尽义务，问题也许比较地易于解决，而且依我们所知道，已有一部分人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服务。（三）最根本的办法，我们认为中央应迅速决定并执行整个的国防建设计划，从国防生产方面容纳大量的国民，训练大量的国民。这并不是在紧张的时候做和平建设的迷梦，却是持久战的必要的条件，而且这种建设的进行也应该是紧张的，加速的，大家在艰苦中奋斗着干的。

以上所提到的三个途径，只有第一个，青年自己也许还可以留心相当的机会；第二和第三两个途径，其责任都偏重于地方的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及中央政府。

你来信的地址是某大学的临时办事处，倘若你在目前是参加教育的工作，这也是后方的一种基本工作，似乎不必苦闷。持久战的后方工作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分途努力。

答卓杰宇

卓杰宇先生：关于民众参加工作的问题，本刊屡有讨论，并请参考本期答复任一先生的短简。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公处在爱多亚路（福煦路口）浦东同乡会五一九房间。你有意替该会帮忙，可找该会组织部长钱俊瑞先生谈谈。

答包霖

包霖先生：关于防毒药水药方用法，你可以写信给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询问一切。关于口罩的制法，也可以问他们。因为你问的问题，书面上是不容易解释得清楚的。

答乐华

乐华先生：你提出来的几点意见，我曾经转达给无患先生，他也没有特殊的意见，本来打算把你的信公开发表的，让大家来讨论讨论，因为篇幅关系，只得从略了。

答季业威

季业威先生：谢谢你对于本刊指教和勉励的厚意。你所提出的“失业痛苦”和“救国无门”，已是一般的呼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也略贡献过意见，想你也许已见到在这里不多赘了。你怪现在的各种救国团体不能把大部分的民众组织起来，建议另来个切实的组织。我觉得在现状下，只得就现有的救国团体加以推动和充实，不宜分道扬镳，分散力量。而且解决大多数人的失业问题，仅仅组织还不够，必须政府迅速实行整个的国防生产计划，才有出路，我们应从各方面努力推动这件事的实现。

全面抗战开展以后

上海的抗战发生以后，全面抗战的形势一天天开展起来了。在军事方面，只要有坚持久战的决心，军事策略上的进退，甚至在战争过程中的偶有失利，都和整个的抗战局面，没有什么大关系，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而且在战略上的深谋远算，不是参与机密的军事专家，也无从越俎代谋，站在民众的立场，只须知道军事的大势，具体的内容只得付托军事的当局。所以在全面抗战开展以后，我们对于前线的战讯，虽有着深切的关怀，我觉得我们的思考却要特别集中于如何巩固持久战的基础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巩固后方的问题。再具体点说，便是经济建设问题和民众组织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适当而迅速的解决，巩固后方的问题，或巩固持久战的基础问题，便无从解决。所以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及严重性，希望全国同胞推动政府对这方面有积极的行动。

抗战开展以后，难民纷至沓来，失业继长增高，这形势的严重，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对于难民的处置，经各公团及各同乡会的努力设法，不过做到“遣送回籍”，至于这一大批一大批的难民“回籍”后如何谋得生活，便是一个谜。我敢说这不过是甲地的难民变成乙地的难民，结果还只是难民！失业本是社会上一个待决的问题，在全面抗战开展以后，有许多的政府机关因为实行紧缩政策，听说都纷纷实行“留职停薪的办法”。这就是说请你暂时回府，等到恢复常态时再来，在回府期内，不发薪水。这在政府各机关因在战争紧急时期，不得不作财政上的打算，原是未可厚非。但是我不得不问，这许多暂时回府无薪可得的人们，自己的肚子和一家人的肚子怎样“紧缩”起来？这实在也是个待决的问题。其他工商业的机关，因营业紧缩甚至消灭，对雇员也不得不紧缩或请君永远回府。因此在事实上，失业的队伍势不得不大大地扩大起来。别的不说，只这个难民和失业的扩大现象，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持久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可以仅仅由于调查登记等等的一套老把戏，必须有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在比较后方的各省里迅速实行起来，在紧张的环境中，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下，动员大多数的人民，从事加速的生产工作。这生产当然要以保障军事胜利为中心目标，要集中力量于极重要的重工业（尤其是铜铁和煤），农业生产，及交通建设等。

这当然只是原则上的建议。我们希望政府鉴于此事的重要和迫切，速行召集国内有经验的工商业及经济专家，确定具体的方案，积极施行。

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那便是民众的组织问题。诚然，在全面抗战开展以后，各处的抗敌后援会和救亡协会纷纷成立，有如雨后春笋，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现象。但是这实在太不够。这类后援会和救亡协会，只是偏于少数上层的凑合，和一般的大多数的民众，相去十万八千里，彼此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换句话说，并没有深入民众，并没有深入下层，绝对说不上什么民众组织。城市这样，乡村也这样。近代国家的战争，不只是一国的军事和别一国军事的战争，却是整个国家和别一个整个国家的战事。所以民众——广大的民众——必须组织起来，和有组织的军队打成一片，然后才有胜利的把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只是出于少数军阀和财阀的暴行，日本的大众实厌恶战争，敢怒而不敢言，这已有种种新闻为佐证。中国为抢救危亡而抗战，是全国同胞所同心同意的。这种全国同仇敌忾的心理，正是一种极伟大的力量，但是非有组织，——扩大的组织，——有如一盘散沙，仍然是显不出它的潜伏着的伟大力量。我们所以比日帝国主义占优势的就是这种全国广大民众在军事后面的基本力量，伟大力量。倘若我们不把这广大的民众组织起来运用起来，便无异把自己的优点消除，以减损抗战的实力，这是多么一件很可痛惜的事情！

广大的民众组织对于军事胜利的伟大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已有过事实上的表现，不过那时打倒的对象是北洋军阀，现在要打倒的对象是日帝国主义罢了。

我们都切盼着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但是勿忘巩固抗战的基础的努力。

战争时期的文化工作

谁都明白，现代一国和别国的战争，决胜的因素并不限于军事，虽则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一切部门都须以保障战争胜利为中心的目标。所以在战争时期，除军事的前线工作外，经济方面的生产工作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工作，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关于后者，只要看日帝国主义者每用武力占据了一个区域后，便对大批的知识分子作残酷的屠杀，便可概见了。

文化工作的范围颇广，像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对所到的各地民众努力做政治的宣传，以至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等等工作，都可算为文化前线的工作。当时军心和民心打成一片，这种文化前线的工作实有很大的助力。

此外文化的工作大概都是比较偏于后方的工作，虽则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减低，尤其是在长期抗战中，它的重要性比平常的时候还应该增高。

我在这短短篇幅中所欲具体提到的文化工作有两大类：一是教育者，一是新闻记者（包括编辑人）。教育者的内容所包的也颇广，学校的教师，民众教育的工作者，乃至到乡村去担任组织农民和训练农民的青年文化人，都包括在内。他们在战争时期中的工作，应在政府所定的整个计划之下，作紧张加速的教育工作，——以抗战救国为中心的基本教育及生产教育。

讲到新闻记者，除了报人要努力于正确的报道以外（在战争时期，正确的报道是特别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为大众筹思怎样具体地来解决当前的紧迫的种种问题。在这紧急的时期中，大众不要听抽象的理论，却都渴望着要有具体的办法，具体的建议。新闻记者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至少他应该要做许多专家的“轴心”；尽推动，唤醒，汇集，提倡等等的责任，由此促成或加速种种紧迫的重要问题得到具体的合理的解决。

总之，战争时期的文化工作应以巩固抗战的基础，及保障抗战胜利为中心。（又例如现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也有很重要的成绩。）

《从战区逃出的一个工人》编者按

这次的抗战，谁都知道，是我们民族谋解放的伟大战争，我们抱着重大牺牲的“焦土”主义，去和敌人作长期的拚命。

我是从战区里逃出来的一个织绸的工人，现在我非但失了业，并且连家也失掉了！我虽然是将要陷于绝境，可是一些没有怨恨，因为我生身以来，从没见过这样伟大而雄壮的战争，所以还觉得非常的兴奋，我个人的牺牲有何足惜，不幸的，或者连生命也无辜地在敌人残酷的手里牺牲呢！

这几天贵刊和各报的评论，都很关心一辈劳苦失业的工人，我觉得这是我们流离失所的工友，得到一线生存的希望，请先生们继续不断地为苦的工友们呼吁着！希望党政当局和各团体，赶快地计划，组织，来解决当前一个严重问题。更请先生转请蔡叔厚先生：先行计划劳资登记的问题。

其次我得声明，我誓死不愿做亡国奴和汉奸的，皆使（假使）各团体有什么工作我是很愿去做的，也可尽我为国民的职责。敬祝

中华民国万岁！并颂　先生们撰安国民一份子的沈玉鸣敬礼二六、八、二十八。

编者按：这封信除在“皆使”两字下注了两字外，其余全照原文登出，以存其真。为国牺牲的悲壮情绪是最令人感动的，尤其是出于艰苦挣扎中劳苦的同胞。

答丁大中

丁大中先生：你虽在来信里说是“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工人”，但是你却能为失业与农民用心思，想办法，这是很可敬佩的。你说“一批批的遣送回籍，他们在乡间亦不能生活，以前在家乡没有立足的地方，到都市中谋生活，现在送他们回去，叫他们做些什么？吃些什么？这神圣的抗战又不能一二年可以停止的，叫这许多没有田种的白白饿死么？”这确是目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建议把田暂归区公所统制，使男女大家有工作，等到我们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之后，再把田归还地主。田归还区公所统制，是否能使“男女大家有工作”，是个疑问，但是要解决大量失业的问题，非有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农业生产也在内），作紧张和加速的进行，枝枝节节的消极处置，不是根本办法，那却是无疑的。

答金光卫

金光卫先生：抗敌后援会的事情有该会秘书长陶百川先生负责，我并不是该会的组织人和负责人，如有事与该会接洽，请看看陶先生。

答黄宗汉

黄宗汉先生：你热烈地要为国效力，看到你所说的：“我不想出风头，我不想得酬报，我更不畏危难艰辛，甚至到战地去，我只希望我活的话，不要像只猪！我希望出尽我的全力，做有益人类的事，然而我苦无门”，受到很深的感动。又知道你是一个化学工厂里的化验员，这是专门的技术人材，实在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中坚分子，我想国家如决定实行国防建设计划，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材，一定是有很大贡献的机会。目前你在生计上既没有迫切的危险，希望你不有过于着急。同时你或许可去访问抗敌后援会秘书长陶百川先生，或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钱俊瑞先生，和他们商量商量看。

答我见

我见先生：你的意见很对，我觉得汉奸如能悔过自首，我们应该给他们一条生路，不仅是你所说的那样办法。

答杜绝

杜绝先生：雷同的报纸刊物过多，徒然损耗物力，确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我们以为没有特色，徒然模仿的刊物，还是以不出版为是。你指出在各种刊物里常常登载着同一作者撰述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刊物纵然很多，作者却依旧是原班人马，同时可以想见许多作者所负文债的苦况；你又指出这样重复的出版物也消耗读者的经济力。这是很中肯的话希望能引起出版界的注意。

答吴光伟、张道平

吴光伟、张道平先生：你们所建议的组织，意在惩治汉奸，动机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以为民众果有组织，尽可用公开的合法的办法。

答同志远

同志远先生：你既在政府设立的军事教育机关里受过六个月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何以跑到几个有战地服务组织的团体里去投效，都被他们拒绝，这很使人费解。你怪自己“平时和各界缺少联系”，怪自己是个“无团体组织背景的志愿者”。我想这不应该是被拒绝的理由。我想你何妨向原来受过训练的军事教育机关询问，也许可以得到效力的机会。

答范斯君

范斯君先生：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只有设计委员会，没有“战事设计委员会”，战事的设计根本也不是民众团体所能顾问的。设计委员会虽叫我加入做一个委员，也只是贡献意见，并没有用人的权力。

答杜子美

杜子美先生：你要几位朋友“题小册子”，虽属盛意，但是我却主张把此事作罢，因为大家忙得很，还是以节省时间为妙。

答毛雨岑

毛雨岑先生：报国之道并不限于“拿了枪杆跑到前线去杀敌”，近代的战争，军事只是一个部分，其他部分如经济文化等等部门，都在在和保障军事的胜利有关系。我们应该各就自己所受过的训练，及所擅长的职务，作更艰苦的奋斗。

答陆壮焱

陆壮焱先生：现在救亡的小组织颇多，很难一一保证，你所提及的组织，我不知道，所以未敢瞎说。

答张其康

张其康先生：你建议“请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以及其他有关‘军事化学’的学术团体联合起来，聘请‘军事化学’专家，把全国愿为国家服务的数千化学系学生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卓见甚佩我觉得不仅“军事化学”而已，如有整个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加速的训练专门人材，在好多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答余济民

余济民先生：你主张“可恶已至极点的汉奸，捉到了就枪毙，不但耗费了子弹，而让它无痛苦地死去，太便宜它了；最好先割它的耳、鼻、舌头，然后挖它的两眼，使它受些活罪，深悔不该帮助敌人，最后再砍它的头颅，将头挂在各地的热闹地方，以儆一戒十。”汉奸固属可恨，但是治本的方法，还是要分析它的来源。除极少数丧心病狂如黄濬之类的高等汉奸外，一般的汉奸大抵都是由于贫穷和无知。关于第一点，国家须迅速实行非常时期的紧急生产计划，以解决一般人民最低限度的生计。关于第二点，广大的民众组织，广大的宣传，广大的民众制裁力，都须受到深切的注意。所以就某种意义说起来，倘若是由贫穷和无知而陷入了汉奸的泥坑里去，在负有卫护人民责任者方面，也辞不了他们的罪咎。我们倘若不从根源方面消灭汉奸，断绝汉奸的来源和正确的制裁法，（广大的有组织的民众的告发和制裁，）那汉奸是难免要随着战事的扩大而增多的。

答樊希静

樊希静先生：关于我对国事的主张，散见所办的种种刊物：

如《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及《生活星期刊》等，汇集的单行本有《大众集》，《坦白集》，和《展望》等书；最近的意见都陆续在本刊上发表。来信问及“今日急应看读之书报一二种”，这要看你所注重的是那一种内容。如关于抗战及国事的消息，《立报》及《大公报》等日报可看；关于言论，时势分析，及问题研究各方面，有《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和《国民周刊》所合办的《战时联合旬刊》可看；关于文化和文艺方面，有《文化战线》（编辑人协会主干）及《呐喊》（茅盾先生等编辑）可看。关于书籍，则繁多难于列举，请就所欲研究的问题或范围，到各书店去看看。或将所欲研究的问题或范围示知，当再奉告。

答郑祜

郑祜先生：你苦于无法为某君“代谋饭碗之职”，我和你也有同样的困难，没有力量相助，深以为歉。

答童皋

童皋先生：文化界救亡协会需要什么人材，我也不知道，请询问该会组织部长钱俊瑞先生。上海抗敌后援会，没有听说有指定的办公处，如有事接洽，只有访问该会秘书长陶百川先生。（福煦路六十三号同义中学。）你所提及的几点，简答如下：（一）中国抗战会不会胜，这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日本的侵略只是发动于少数军阀和财阀，国内大众都厌恶战争，加以财政非常困难；中国是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整个民族的抗战，以全国的人力物力，精诚团结作持久战，我们深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说中国一下不能把日本赶出去，就说中国不能胜，这种人就不明白民族解放要经过艰苦的历程，不是可以塌便宜的。日本既是侵略中国，当然在中国土地上打，这点吃亏是无法避免的，难道怕这点吃亏就束手待毙，让日帝国主义来灭亡我们全国吗？（二）中国可运用国际形势，得到互助，立于反侵略的共同战线上合作，并不是把国家送给那一国。（三）中日战争的结果是否会“给别国渔翁得利”，这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徒然惧怕是无用的。

答吴薰等

吴薰，侯青白，张柏辛诸先生：你们“想结合境遇相同的青年，率领无家可归的灾民们，往内地去开发‘新原’”；认为“这件事须请求政府的补助和督促指导，才能有实效；”并说“这个组织和计划，如能给我们实现，不但难民获得安身之处而安定后方的社会，且可增加国家生产和培养国家实力。”这些话都对，但是这决不是仅仅三数人所能举办，必须政府实行整个的生产计划，关于这一点，本刊已屡有讨论，想你们已经看到了。

答黄今科等

黄今科、伍南、黄光华诸先生：你们要回到家乡去做后方工作，非常佩慰。关于组织民众的工作，须看各地方的实际情形而定，很难凭空悬拟，倘若你们以后有什么具体问题提示，我们当尽所知奉答。关于原则方面，像本刊第五号所登的由汉奸之多谈到农村工作（附有工作大纲）和本期的民众组织的前题各文，都可供参考。都市的民众组织和乡村的民众组织都同样地需要，应该做那一种，要依照各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为转移，不是可以凭空决定的。主观的力量和客观的环境要配合起来。

答潘雅南

潘雅南先生：你的建议是要“利用目下遣送各地的难民，按他们教育程度的高低，一一分配编队，择用迅速成效的方法，在短期内教育救亡意识，救亡歌曲，战争常识等，并分给大量的宣传品和战事书报，由他们带往乡间去组织和宣传，激发民众抗日的情绪，同时还可以增进他们更多的认识”，意思固然很好。但是同时要顾到他们回乡后最低的生活，却是很重要的，你“想”“他们的老父对于自己失业回来的儿女的生活，一时援助一定是可能的”，这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答一得

一得先生：你说敌军的士兵受军阀压迫来侵略中国，并非出于自愿，我们优待俘虏，可使他们充分认识谁是真正的敌人，所见甚是。据我们看来，现在略有思想的人，都不赞成以虐待俘虏为报复之计的，所以在事实上我们对于俘虏也确是很优待的。

答致远

致远先生：我没有做过“各界抗敌后援会知识讲习所民众训练干部班”的什么“所务委员”，我对这件事一点不知道，直到有你的信来报告才知道。我既不是该所的什么“所务委员”，该所的事情，我当然不能负责。你说该所的消息，本刊亦有提及，实无其事，本刊并没有提及过该所的消息。你说陶百川先生否认有该班的设立，按陶先生是抗敌后援会的秘书长，当知其详，他既否认，更非局外人所明白的了。

答孙立己

孙立己先生：来信收到，先生爱国热忱，语重心长，敬佩敬佩。救国捐和救国公债系属两事。五万万元是救国公债。关于这项公债，我们当然希望能在最短时期内完成。先生说“有钱者未必肯捐，无钱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确是实情，所以我们现在要多方宣传，使有钱者肯捐。关于这一点，本刊上期登有《论救国公债的筹募》一文，亦曾论及。先生所拟方法，似将救国捐和救国公债混为一物。此外先生所主张的工业宜迁到内地继续生产，救国团体之宜于统一，均属当务之急。捐助前方用品，愚意只须确为前方所急需而为民众力所能及者，都应该尽力援助。

答邵振为等

邵振为、陈祖荫、章贤诸先生：你们的来信虽是各写各的，但都是为训练问题。关于这件事，可往浦东同乡会五楼五一九号或五二二号，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所办的训练委员会接洽。时间以下午为宜。你们可把自己的志愿及欲受何种训练告诉他们，或提出问题请他们指教。

《由火线上来》编者按

当我们正在加紧训练的时候，就得到你们出狱的消息。远在××，身为军人，虽然无法表示敬意，但每个人心中都好像得到一个共同的安慰。现在调回××，又值战事紧张调动甚忙，老想写点我们前线的情形，都没时间和心绪，而且在营中写文章很不方便，即使写了，投递又成问题。……

顷在前线看到《抗战》三日刊创刊号，在前线的弟兄们能够看到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是十分困难的。后方工作必须和前方有密切的联络，否则后方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忽略了最重要点。在火线上浴血苦战的“堑壕猪”，对于枪炮声以外的事情是无从知道的。我们都需要外面有人来沟通消息：全线打到怎么样，后方民众怎么样？虽然带了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我们也会兴奋到不得了！我们很需要外面的力量来鼓励和安慰。我们虽然过惯了单调的生活，但如果能有外面的少量鼓励，的确可以增强战斗力。……

原有很多的事情要告诉先生，但因到了值班放步哨的时间，这里又没有电灯，借伙夫的马灯，写到这里眼也有点涩，时间已到，就此结束吧！……

编者按：这是一位已在火线上为国拚命的我们的读者。我们只能把可以发表的地方略为披露一些。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在前线浴血苦战中的战士，在百忙中仍在念念不忘后方的民众，这封原信是用铅笔写的，潦草模糊，匆促得很，但我觉得这封信实在太宝贵了，所以要披露一些给读者诸友共同看看。

为《生活画报》赠抗日战士题词

这是生活书店珍藏的画报　敬以贡献于为国苦斗的战士们备休养或休息时的浏览韬奋谨志廿六，九，十八。

答之方

之方先生：承你追想《生活》和《大众生活》，足见我们是精神上的老同志。不过你建议叫它复活，盛意虽可感，而我觉得随着它后面的刊物，如《生活星期刊》及现在的《抗战》三日刊，已是它的后身，它在实际上并未曾死去，不但未曾死去，而且因时代车轮的推进，它的后身也应着新时代的需要而以新姿态再出现了。

答陈声

陈声先生：上海和华北都在抗战中，而且日帝国主义封锁中国全部海岸，并用战斗机往沿海各地轰炸，中国全面抗战可说是在积极开展中。政府的抗战已有事实上的表现，我们民众不必多所怀疑，当一面拥护抗战，一面努力巩固后方的一切。

答杨克萍

杨克萍先生：义勇军在东北失地上为祖国挣扎，其他地方没有听说有义勇军的组织。你如有意受训练，可往浦东同乡会五二二号房间训练委员会接洽。

答汪国英

汪国英先生：你鉴于现在市上各种纸烟缺乏，价格飞涨，不久的将来，纸烟这类消耗品恐怕要绝迹，希望爱吸纸烟同志不妨事先要下个决心，提早戒吸，将节省下来的纸烟费储蓄起来做救国捐，同时并劝妇女界也速速起来戒除指油脂粉香水等等的消耗品。在集中物力作持久战的时期，我们当极力避免消耗，这原则是每个人所要注意力行的，你所提出的纸烟指油，脂粉，香水等等，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这种种事情，在每个人只须有决心，就可以实行的，似无须有什么组织，不过我们要多多宣传和提倡，或与比较接近的朋友们互勉励实行起来。

答“吴淞口的小百姓”

答王静之

王静之先生：你的意思，我们一方面虽希望政府有计划领导失业的人民得到工作做，一方面人民也应该站在自动的地位，不要像算盘子不拨不动的地位，在可能范围内自己寻工作做。我们应尽可能地干，不应该守等待主义，这原则是对的。但是目前大多数的失业者没有机会得到工作做，也是实情。我们认为须有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来容纳大量的人力，这问题不是枝枝节节所能解决的，你所提及的里巷居民联合会只是组织民众的一个媒介物，但是它不能给失业者以生计。你又提及非战区的工厂已在开工，可动员有知识的失业者来担任训导，劳工也可以多多插入厂中工作。在大规模的国防经济建设中，可以动员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训育或教育工作，是可能而必须有的，但是寥寥几个纱厂能容纳多少知识分子来做训育或教育工作，似乎是个疑问；如果这些纱厂只是旧有的，本来就有一大班工人，能容许多少新的插入，也似乎是个疑问。倘若得有容纳少数的机会，当然也好，但是从整个的国民失业问题看来，还是差得远，而有根本解决的必要。

答李华孙

李华孙先生：你因朋友谈及某医院对于重伤伤兵腹部受伤，认为无救，听其流血致死，甚为不平。此事果确，实属可恶已极。我以为你的朋友可将更具体的报告，向抗敌后援会秘书长陶百川先生告发，俾得纠正，免后来的伤兵再受惨苦。

答余瑞麟

余瑞麟先生：上海已有抗敌后援会，可算是上海各种救亡团体的总机关，现在他们正在积极促进统一合作的办法。不过这个会只是以上海为范围，不是全国性的。据中央的规定，全国性的民众团体须设在南京。

答于南俗

于南俗先生：（一）中国旅行社既说赴外埠不能携带行李我们也想不出办法。（二）转学上海，恐怕也须经过投考手续。（三）上海救亡团体有抗敌后援会，可向该会秘书长陶百川先生接洽。（福煦路六十三号同义中学。）

答黄正衡

黄正衡先生：在抗战期中，多数人失业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本刊对于这个问题，屡次呼吁，并贡献意见，想已看到。你建议最好请抗敌后援会出面请非战区商号不要辞歇伙友，恐怕在事实上无效，抗敌后援会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

《刚离监狱的囚徒》编者按

首先告诉你，我是一名刚离监狱五年不拿笔的囚徒，在“一二八”后入狱的。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希望你们将下面所写的事件，转达各救国团体及各界民众。

据我们得着确讯：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还有二百余判罪“十五年”与“无期”的人犯，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政治犯，——因反日反帝而入囹圄的，现在一个未放出，且有移解他处的说法，他们很忧愤，已绝食几次了（早已停止了接见）。

我们不忍心一部分民族力量被郁死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承蒙各界人士的帮助，我们被政府看成较轻罪的囚徒已无条件获得自由。出来的几百人除病得不能走动的外，都分头出发到抗战的每个工作的部门，可是判成重罪的入狱更久的其余的二百余位难友，还过着脚镣手铐的生活。在举国一致抗战的今日，不能不算是一个大损失。

于八月廿二日，中央军人监狱全体囚徒，为了捐款救国，曾经“绝食一日”，表示出最大的抗战决心与热忱，与我们同样参加这一行动的重罪犯，我们获得自由，他们仍受拘禁这是为了什么？我们在监发出的给各救亡团体“信”，“宣言”，同上政府的“呈文”，虽未经公布，见到过的大有人在；这些文件上表示出我们虽被坚壁重墙所阻隔，但对于目前的民族危机和救亡的主张，是没一点不合于客观的时势的，更无一点是错误的。

我们拥护抗日的政府。我们同意团结御侮举国一致的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求用现有的囚粮改为军饷，将我们编赴前方杀敌。最后还说明：如在抗战终了，政府民众都认为我们以前对中国是犯了罪，我们愿意遵照判决，复入监狱。

以上面所述为内容的我们发表的文件，二百余名重罪犯都同意的，事实上保证都能做到。

可是直到今日，他们未出来。自然我们已得自由的应为他们呼吁，可是我们的力量太薄弱，生活与工作已使我们苦闷到脑子似乎要爆炸。更盼望各界对不幸者能予同情的人士们，给还留在狱中的我们的难友——中华民族中与帝国主义拚过命来的战士——大力的援助。使我们的战线上增加一部分经过千锤百炼的生力军，这是整个民族与国家之幸。

编者按：我们要集中整个中国的力量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横暴的侵略，然后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所谓国力，不外人力和物力。关于物力，我们一方面要极力避免消耗，一方面要在非常时期作加速度的生产。关于人力，也可引用同样的原则，就是要在非常时期对尚未成熟的人材作加速度的训练，一方面要尽量运用已有的人材，至于不该把已有的人材置之闲散，甚至置之牢狱里面，那更是不消说的了。

自抗战展开以来，我们的政府已经陆续实行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这是一件可以庆幸的现象。这种事实上的表现，最足以加强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仰，对于全国团结御侮和抗战前途必然地是有着良好的影响的。不过据我们在各方面所得到的消息，还有一部分政治犯仍在呻吟于囹圄之中，徒具一腔为国牺牲的热血而无处可洒，这仍然是一件憾事。我们很诚恳地希望政府对此事加以严重的注意，在最短期内作进一步的释放，使一切人力都能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救国而共同努力。

我们看到江先生在这书信里提到“如在抗战终了，政府民众都认为我们以前对中国是犯了罪，我们愿意遵照判决，复入监狱”，深深地感觉到这是怎样恳挚的含着热血热泪的话语！我们深信下决心抗日救国的贤明的政府，对于这个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急迫呼吁，一定要为之感动而从速作事实上的补救的。

同道相知

在十天以前，我就接到本栏编者谢六逸先生的一封拉稿的信，说“九月廿日为敝报二周年纪念，拟恳惠撰短文一篇，刊于《言林》”。俗谚有句话叫做“同病相怜”，谢先生吉人天相，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病，我也总算叨福健康，用不着“相怜”，可是讲到拉稿的编辑生涯，也许可说是“同道相知”。我记得在两年前谢先生一手创办《言林》的时候，承他不弃，就给我一封拉的信，我向来觉得脑子不大够用，总希望多吸收少发表，除在自己所干的刊物外，不敢在别处多噜苏。所以从未被他拉住。但是他最近被我拉了一下（谢先生替《抗战》三日刊第五号写了一篇很好的短文），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他反拉的信，我于惭愧之余，只得让他“抛玉引砖”一下了。（这是我依事实改的，不是抛砖引玉，请手民先生不要弄错。）

这些话似乎不免琐屑，但是我却津津乐道，因为今天是《立报》的二周纪念，《言林》又为《立报》的一个很有成绩的部分，而谢先生一拉拉了整整两年而仍未放手，这可以说是《立报》所以成功的努力精神的象征，是值得我们提起的。

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十五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以我个人所经历的辛酸，根据“同道相知”的定律，我可以想象到《立报》诸先进的艰苦经营和谢六逸先生的苦心孤诣，愿在这一天为出这一点不成文的东西，竭诚表示我的敬意。

中国的抗战能力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作残酷疯狂的侵略，在华北和上海引起了猛烈的血战，中国是否有抗战的能力，已有了事实上的表现，平津在两天内的陷落，不是由于抗战，是由于宋哲元幻想所谓“和平”，始终没有抗战的决心和准备，上了敌人的大当而一败涂地。像芦沟桥只有一团之众，英勇抗战，便能死守达两星期之久。一团之众和二十九军的全部十万大军，在数量上相差怎样远，这是无须解释而自明的，但是一团之众能坚决抗战，其抗战所得的结果竟非十万大军所能比拟。中国是否有抗战能力，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实例。

近日上海的抗战，更是在上海的人们所亲眼目睹的事实。空军出动，英勇作战，陆军杀敌，着着胜利，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实例。

事实胜雄辩。这些事实都是中国确有抗战能力的铁证，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出这一点，不是说在坚苦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决不会打几次败仗，却是因汉奸理论强，是常把中国没有抗战能力动摇国民一致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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