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太宰治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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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失格 李现推荐试读：
译者序
“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太宰治的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1年。张嘉林先生翻译的《斜阳》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了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翻译热浪里，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股虽不张扬但持续涌动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于“狂热信徒”的读者群体。与川端文学和后来的大江文学不同，太宰文学不是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甚至是“同谋犯”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一隅，搅动了读者内心深处最柔弱而又最执拗的乡愁。
太宰文学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被年轻的少年们（包括另一种心理状态上的少年们）视为神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着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绝不妥协的纯粹性，堪称世界上青春文学的最好范本。与此同时，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正如他在《蓄犬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在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出发点，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从而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强大、别样的高贵和骄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拥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题材。他出身豪门，一生立志文学，师从井伏鳟二等小说名家；大学时代曾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却中途脱逃；生活放荡不羁，却热心于阅读《圣经》；五度自杀，四度殉情未遂，三十九岁时与最后一位情人投水自尽。以至于他说“回首往昔，我的人生充斥着耻辱”（《人间失格》）, “生而为人，对不起”（《二十世纪旗手》），但与此同时，“上帝选民的不安与恍惚俱存于吾身”（《叶》）。而这些格言式的短语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学的最好注脚，也从某个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轨迹。
太宰治于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县北津郡金木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多额纳税的贵族院议员。尽管津岛（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轻这片穷乡僻壤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却是依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因此，“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 “实在是一个俗气的、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苦恼的年鉴》）。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同时又使他终生对那种真正的贵族抱有执着的憧憬（这在《斜阳》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以追求个人的自我价值。不难看出，太宰治作为津岛家的公子，为这个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这种双重情感的分裂与太宰治一生的极度荣誉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调乃是一脉相承的。
从小在周围和学校受到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优厚待遇和自幼的聪颖敏感以及“名门意识”，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种。这种极度的自尊和优越感发展为一种极度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所谓的“选民意识”。而过分的自矜又导致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感受性，并必然在粗糙的现实中动辄受伤。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构着他人的面目和人类的本性，从少年时代起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悲惨的失败，进而是对人性的绝望。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感受性构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调。它不难演变成一种对绝对的渴求，对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执着憧憬，容不得半点瑕疵的洁癣。这种绝对的追求因为缺乏现实的根基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蜕变成强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这无疑最好地表达了太宰治一生的纯粹性和脆弱性，同时亦不妨看作现代青春特性的集中写照。
作为家庭的第六个儿子，加之父亲的忙碌和母亲的体弱多病，他是在叔母和保姆阿竹的养护下长大的。他生活在孤独寂寞的世界里，渴望着热烈的爱而又无法得到，这使他感到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悲哀。外界对于他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存在，仿佛自己被排挤在社会外，不能与现实社会和他人发生有机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使他能够站在现实以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识来认识乃至批判家庭和社会中人的冷漠、虚伪和庸俗。可以说，在社会和外界遗弃了太宰治的同时，太宰治也拒绝了伪善、鄙俗的外界社会，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和分裂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成为一种尖锐的对抗性。因而，他对世间的认识永远是静止的，甚至不乏极端的成分，并依靠这种极端而成就了一种绝不妥协的纯粹性。他蜷缩在自己独自的世界里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质条件的优厚使他得以在一个远离了实用性和人生操劳的超现实的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观世界里，编织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环，并以此为基点去认识现实和批判现实。而这种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批判意识因为处在丑恶的现实之外，所以使他能够在剖析实际生活时变得更加犀利更加纯粹的同时，也很容易变成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一种必然败北的斗争。
而当太宰治的极度荣誉感和强烈的批评意识从外界转向自我时，追求至善至美的性格又使他无法肯定自我的价值，从而对自我进行了毫不留情甚至是苛刻的反省，迫使他背负了在常人看来大可不必的自卑意识和自我欠缺感。作为大地主的第六个儿子，太宰治有一种“家庭的多余人意识”，之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与平民百姓的接触中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的多余人意识”。于是，他陷入了一种现实的批评者和理想的追求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中，以至于不得不在早期作品《往事》的题首录下了魏尔伦的诗句：“上帝选民的恍惚与不安存俱于吾身。”
在这种极度的苦恼、自我意识的分裂中怎样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创作。在这里有许多我的同类，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的战栗。做一个作家吧，做一个作家吧。”（《往事》）于是，太宰治在一个远离了现实的地方，在一个独自的世界里——文学中找到了孤独和不安的排泄口，使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 — 创作的天地中，依靠观念和冥想得到了暂时的统一。
除了在文学中寻求矛盾的暂时缓和以外，在实际生活中太宰治被迫走上了一条自我破坏的道路。对市民社会的虚伪性和陈规陋习深恶痛绝的他弃绝了那些世俗的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而是通过确认自己的自我欠缺感，甚至牺牲自己这样一种貌似无赖的方式来达成旧的道德秩序的解体，以换取一种“废墟的生命力”，实现一种曲折的自我肯定、自我升华，摆脱过剩的自我意识的泥沼。而大正末年、昭和初期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恰好成了他确认自我欠缺感、进行自我破坏的突破口。
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运动直接波及了津岛家，以榨取农民血汗致富的津岛家不用说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对象，这加深了太宰治的“社会多余人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作为地主儿子的“民众之敌”的意识。太宰治为此抱有一种宿命的罪恶意识，在少年期所经历过的观念上的败北因为革命的到来得到了具体而实际的印证。这种阶级意识上的“负的意识”压迫着太宰治，促使他很快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出席秘密研究会，并写出了《学生群》《一代地主》等带有无产阶级色彩的作品，但不久他就脱离了革命。显然这与他的思想性格、特别是他参加革命运动的独特方式密不可分的。
太宰治作为绝对理想的追求者必然对相对的现实、僵化腐败的现存道德秩序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因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异于一盏明灯点燃在现实的黑暗之中。他对现实的矛盾不加妥协、一律拒绝、全面批判的态度，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实社会的猛烈批判乃至对旧秩序的颠覆，从某种意义上看，无疑有着相似的一面。因而太宰治来不及仔细研究共产主义，仅仅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有制度的否定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总之，与其说是那种运动本身的目的，不如说是那种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人间失格》）毋庸置疑，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现实革命，作为大地主的儿子，太宰治所抱有的宿命的罪恶意识使他不可能作为一个革命者，而只能作为革命的对象投身其中。因此，不是成为革命家，而是破坏自己、灭亡自己，清算封建家庭的罪孽，成为民众之友，发掘自己作为被革命者的存在价值，就成了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的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稀里糊涂地投身于革命，在自己极度受伤甚至毁灭之后，便又脱离了革命。显然，他参加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自己出身的原罪意识和过剩的自我意识。换言之，他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个人伦理来参加革命的，这决定了他在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改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必然半途而废，因而，他始终没有从世界观上信奉马列主义，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识修养对马列主义持理解态度。因此，不难理解太宰治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脱离革命的结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深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并进行了残酷的自我破坏之后，太宰治逃离了革命。这彻底决定了他只能以灭亡者的身份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生活道路。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感、背叛感一直折磨着患有洁癣的太宰治，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罪恶意识”，使其文学变成了与罪恶意识搏斗的记录。“如果是叛徒，就要像叛徒一样地行动。……我等待着被杀戮的日子。”（《虚构之春》）太宰治在确认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 “叛徒意识”之后，只能把叛徒的烙印打在自己的脸上，以自我破坏来追求自己作为“叛徒”的价值。“丢了性命来彻底地过所谓的不道德生活，也许这倒要受到后世人们的称赞。牺牲者。道德过渡时期的牺牲者。”（《斜阳》）因此，太宰治自觉地也是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不仅彻底毁灭自己，并以此去扩大恶，从内部来使旧的秩序彻底崩溃，为新的时代，为他人尽自己作为破灭者的努力，求得一种“负的平方根”，进而最终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便是太宰治的“无赖”哲学。而最大的自我毁灭就是死亡——于是，太宰治和一个酒吧女招待一起跳海自杀，结果那个女人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这无疑更加深了他的罪恶意识。
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使他对一切思想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也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他又重新回到了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一度中断的文学创作中。他以遗书的形式发表了总题为《晚年》的一系列小说。他在文学中以观念的形式避免强烈的自我破坏来解决现实的苦恼，达到了一种较为直接的自我肯定，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正当化。然而，每当他的自我在文学中得到主张时，其批评意识又会即刻复活，对这种自我主张本身发起攻击，从而形成更深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主张与自我否定交替进行，循环往复，使他暂时在文学中得以统一的自我变得愈加分裂，而这给他的创作手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叶》《丑角之花》《虚构之春》《狂言之神》等小说中，分裂的自我在绝望的自我否定与自嘲式的自我肯定中轮番登场，而无数的主人公都不啻作者的分身。
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背负着“罪恶意识”而又渴求自我绝对完美的太宰治只能以彻底的自我牺牲和自我破坏来谋求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试图在这种联系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其具体方法就是他所谓的“丑角精神”。在与外界的敌对关系中经历了无数次败北的“多余人”和“叛徒”最后只能屈从于外界的现实生活，罩上“丑角”的面壳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用小时候起就惯用的“逗笑”“装模作样”等手法来伪装自己，取悦于他人，使自己彻底地非自己化。与他人同一化，从而发展成一种“丑角精神”。但他极度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不允许他完全屈从于外界社会，因此，他又开始了向人们的攻击和报复。因而，“丑角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的产物。
太宰治扮演丑角乃是为了向他人求爱，同时又保护脆弱的自我。但太宰治的文学却力图使自己的这种“丑角精神”上升为一种绝对的利他精神，以此来反衬社会和他人的冷漠，夸耀自己的纯粹。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丑角精神”虽然总是力图上升为一种利他主义精神，却一直未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其直接的目的较之服务于他人，更注重保护自我。由于这种“丑角精神”是在绝对固守自我的内心世界，割断与现实联系的前提下发挥的，因而“求爱”只是一个外壳，核心乃是掩藏真实的自我。即使他用虚假的自我赢得了与他人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建立在真实的自我之外的，因此必定是脆弱的、缺乏现实性的表面联系，从而注定了太宰治的“丑角精神”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根本否认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太宰治是能够预料并且不怕这种失败的，因为虽然败在了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正是在一次次惨重的失败中，太宰治向人们、更向自己证实了自我通向至善至美境地的途径。因而，太宰治的“丑角”越演越烈，并在《人间失格》中大谈“丑角精神”的发挥和破灭。正是借助文学与现实的相辅相成，太宰治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人格上的自我升华和非同寻常的自我优越感，使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先在汗流浃背的服务中冉冉升起。“只有具备自我优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乞丐学生》）不难看出，太宰治的“丑角精神”既是获取自我优越感的途径，同时也是因扮演丑角、屈从于他人和社会而受伤的自尊心对外界现实和他人的报复。“以自虐为武器试图进行报复，这是太宰治的伦理。”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我肯定，他就只能加倍地扮演丑角。他的这种自我肯定有时甚至是建立在一种希望现实的恶、人类的恶暂时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现实和他人的恶不变，甚至越烈，他的高尚和纯粹才越发夺目，才越能在与现实和他人的反衬中追求并凸显自己的完美。因而他是靠摒弃了对现实社会之完美的追求来保持住了对自我之完美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但他又要用自我的完美反过来教育世人，给人类以爱的榜样，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以至于他不惜用死亡来证实并完成自己的纯粹，然后再用自己的纯粹来拯救世界。换言之，是企图先拒绝现实以追求自我的绝对完美，然后再用绝对完美的自我来引导人们追求现实世界的绝对完美。至此，太宰治的想法明显地向《圣经》接近了。
怎样使自己的“丑角精神”和自我破坏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呢？太宰治以文学为媒介表白自己的衷肠，证实自己的纯粹，但又不免感到这种文学上的自我肯定有他自己厌恶的傲慢与矫饰之嫌。所以，他在文学上的自我肯定是相对的，显得躲躲闪闪，时刻有被自己和他人批评的可能性。因此，太宰治迫切需要找到文学以外的一种东西来求得绝对的自我肯定，以统一分裂的自我。“‘ 你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这是我最初的宗旨，也是我最后的宗旨。”（《随想（回信——致贵司山治）昭和二十一年三月》）于是，太宰治以《圣经》为依据，将自己的“丑角精神”上升为一种爱邻人的宗教精神，从而使自己的自我破坏因为神的出现而获得了绝对的道德意义。正如同为无赖派代表作家的坂口安吾所言：“在不良少年中也算是特别的胆小鬼和好哭鬼。依靠臂力不能取胜，依靠道理也不能取胜。于是，只好搬出一个证据的权威来进行自我主张。芥川和太宰都把基督搬出来作证。这是胆小鬼和好哭鬼的不良少年的手腕。”太宰治一接触到《圣经》，不需要教会和牧师，便马上变成了《圣经》的热心读者。一面扮演丑角，一面又怀疑丑角意义的太宰治通过接近《圣经》，使“丑角精神”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种有力的理论依据，从而有可能从自我保护手段上升为崇高的宗教精神。因而，他死死攀住基督这棵树，来使自己摆脱自我怀疑的泥潭，向基督的完美境界阔步前进，以成为一个绝对的善者。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太宰治对那种纯粹高尚的、无报酬的行为和毫无利己之心的生活，还有这种生活的完美实践者、基督的美感到深深的钦慕和向往。但太宰治作为一个罪人、叛徒，只能把自己投影于犹大身上，主动走向神这个绝对者的审判台，使自我破坏和“丑角精神”在神的面前演变成一种自我赎罪，并使自我赎罪彻底化为通向自我完善的途径，以获取与基督相同的意义。他“不相信神的爱，只相信神的惩罚”（《人间失格》）。这是他对神的独特信仰方式，从而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基督教徒。我们知道，基督教因保罗的出现而由律法式的宗教变成了信仰的宗教。神把他的儿子耶稣派到人间，将人类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无罪的基督身着仆人的褴褛衣衫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以他一个人的死赎清了全人类的罪过。因而基督之死证明神不仅是惩罚之神，更是恩宠之神。只有这样才打开了前往天国的道路。但太宰治对于神不是乞求宽恕，而仅仅是乞求一种惩罚。太宰治没有看到，更准确地说，是故意抹杀了死于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的耶稣的光辉，而只是以绝对理想追求者的身份崇拜着基督的完美。他把“人间失格”的形象与基督耶稣的形象联系起来，不断地乞求神的惩罚，以便使自己在神的惩罚中不断升华，最终由一个“人间失格者”过渡到耶稣式的英雄。越接近基督，也就意味着自我破坏愈加惨烈，越是丧失为人的资格，从而在这种带有自虐色彩的行为中汲取到文学的源泉，体验到一种超越了凡人向神的完美过渡的快感。正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言：“我因鞭笞自己而感到喜悦，喜悦自己的无处逃避——其中有莫大的骄傲，在身处罪恶时。”于是，太宰治借助神的惩罚而获得了鞭笞自己的喜悦。但鞭笞自己的极限无疑是自杀——尽管太宰治深谙这一点，却依旧勇敢地向自虐寻求文学的据点。他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称为请求神惩罚的结果。如果失去了神的惩罚而相信神的恩宠，太宰治将作为一个常人成为教徒，从而可以得到心灵的解放而免受自我意识分裂的痛苦，但与此同时，也将失去太宰文学的本质。因为对神的信仰意味着单纯的“祈祷”，一切行动将由神来赋予，而人也就失去了作为人本身的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成为神的仆从。这势必威胁到太宰治能否保持作家的主体性。至此，太宰治面临着文学家和信徒之间的选择危机。但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学家的立场，弃绝了神的拯救和日常生活的安定，背负着十字架，用文学家的精神来贯穿了自己的一生。“只有信仰基督的赎罪，才会得到神的义。并且，不是依靠自己的功绩，而是依靠恩宠得到义的人才会得到实行基督的戒律的能力。”由此一来，不相信基督之赎罪的太宰治自然不能得到神的义，从而关闭了自己通往天国的道路。既然不能得到神的义，就自己创造自己的义——“像玩扑克牌一样，负的全部收齐，就变成了正的。 ”（《维庸之妻》）面对神的权威，他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要是神不惩罚我，我就自己惩罚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神不啻是他自我惩罚的工具。神被太宰治利用后便遭到了抛弃。可以说，太宰治自始至终贯彻了人本主义，以人的胜利来战胜了神，从而反过来证实了神的胜利。无疑，当他拒绝了神的拯救时，信仰也就发生了危机，注定了他自我惩罚的尽头只能是自杀。
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神暂时统一了太宰治分裂的自我，却不能填平太宰治与不存在着神的外部世界之间的鸿沟。太宰治因为神不是走进了大众和现实，反而更加远离了现实的人类。但太宰治活着的目的更主要是在向人类的求爱中通过他人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较之神的肯定，他更希求的是人的肯定，甘愿为得到人类的信赖和爱而放弃神的恩宠。所以，他只是借助了神的力量，而不可能在信仰的世界里驻足常留，必然在终极意义上抛弃神而返回人间，即便这是一个不可能获得“信赖”和“安慰”的冷漠世间。可是，“怎么也不能对人类死心的”的太宰治一旦放眼现实世界，面对战后假民主主义的盛行，沙龙思想在文坛上的支配地位，还有战后的一片废墟和旧有道德的全面崩溃，他不禁发出了高度虚无的叹息：“只是一切都将逝去。”（《人间失格》）“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维庸之妻》）于是，他只好用肉体的消亡来结束内心的纠葛。但他不愿平常地死去，而必须得做一次悲壮的牺牲，来维护并成就自己英雄的声誉。面对让人绝望的现实，又要拯救这个神不存在的人类世界，太宰治只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来自人间的神，换言之，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为了全人类他要勇敢地死去，靠死亡来最后完善自己，然后再用死亡达成的永恒、绝对、至美来拯救人类和现实。因为自杀有着区别于自然死亡和被动死亡的英雄色彩，因此，在他看来，自杀意味着主动抛弃了现实的相对性而获得了永恒和绝对。于是，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投河自杀，试图通过死亡来成为人类现代的赎罪者，本世纪的耶稣。“是吗？……真是个好孩子。”（《眉山》）“我们所认识的阿叶（主人公名），既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哪。”（《人间失格》）他留下这些自我主张的美丽希望后绝尘而去，他的死不是面对神，不是通向天国的，而是面对人间的，即希望以死亡来换取人们的承认和赞美。不过，太宰治最终也没能变成耶稣，倒是因其独特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于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今，太宰治和夏目漱石、宫泽贤治一样，是日本读者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甚至成了不少青少年的精神导师。
太宰治作为文学家活跃于日本文坛，只有从1933年到1948年的短短十五年。太宰治的文学创作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分别与日本左翼运动遭到镇压的战前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迷惘时代相对应。从空间上看，养育了太宰治的故乡，乃是津轻这样一个处于日本本州北端的乡下地区。尽管太宰治长大成人后移居到了东京的郊外，但除了故乡津轻和东京之外，他也就只去过伊豆、三岛、甲府、新澙、佐渡等区区几个地方。不用说前往海外旅游，就连京都和大阪等关西地区也不曾涉足。换言之，太宰治作为一个文学家，在时间上只短暂地生活在了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异常的年代里，而从空间上说，也只是生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狭窄地域里。不用说，这样一个作家所写出的作品，成为一种非常偏狭的特殊文学，自有其必然性。
尽管如此，太宰文学却具有一种超越了时空的不可思议的普遍性和现代性。阅读《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不能不感觉到，太宰治所直面的乃是人类、特别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自闭者、叛逆者、边缘人或多余人的悲剧。比如，就像《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那样，在现代，一旦试图富有实验性地、忠实于自我地生活下去，就很可能遭到社会的疏远和异化，成为“人间失格者”。或许在所有现代人的心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块懦弱、孤独而又渴求着爱的荒地，而这块荒地却被太宰治的文字无声地侵袭，而且无从回避。之所以有无数的读者痴迷于太宰文学，无疑是因为他们把太宰治看作了自己心灵秘密的代言人，甚至具有排他性的青春密友。在太宰治自杀辞世已经过去了六十七年的今天，太宰文学迷有增无减，且逐渐跨越了国界。与其说太宰文学业已跻身于功成名就的经典作品行列，不如说在现代语境里反倒越来越彰显出历久弥新的鲜活的现代性。这无疑是因为太宰治不惜用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置于实验台上以曝露现代人的耻部，追求人类最隐秘的真实性和人类最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并表现为融独特性和普遍性为一体的文字之缘故。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所有人内心的无意识深处都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所谓“永远的少年”，乃是奥维德对希腊少年神伊阿科斯的指称。既然被称为“永远的少年”，也就意味着可以返老还童，永不成年。在厄琉西斯的秘密仪式上，他又是谷物与再生之神。作为英雄，他试图急速地上升，但时而又会突然坠落，被吸入作为地母的大地中。于是他又以新的形式再生，重新开始急速上升的过程。借助地母神的力量，他可以不断重复死亡与再生的过程，永葆青春。他永远不会长大成人，是英雄，是神的儿子，是地母的爱子，又是打破秩序的捣蛋鬼，同时又不可能彻底定型为其中的某一角色。他绝不被习俗所束缚，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们对无意识中闪现的灵光，总是保持着开放的心灵，却缺乏加以现实化的能力。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心理学上的退化。但荣格认为，退化并不总是一种病态，毋宁说是心灵创造性过程的必需之物。依靠退化，自我得以与无意识相接触，由此获得的，既可能是病态的或者邪恶的东西，也可能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或是崭新生命的萌芽。因此，这种退化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退化。
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把太宰治文学称为永恒的“青春文学”。我们总是——同时也只可能——从他的作品里找到一个主人公。一个保持了纯粹性却长不大的“永远的少年”。即便我们从封闭的自我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走向了成熟，而不能不向他挥手作别，但这个“永远的少年”也总是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唤起一种深深的战栗和乡愁般的情愫，让我们管窥到人性的渊薮，点燃我们潜在的创造激情。这是因为——就像李安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也必定潜藏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序言我曾看过那男人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该说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吧，想必是在十岁前后拍下的。只见这个男孩子被众多的女人簇拥着（估计是他的姐妹，抑或堂姐妹吧），他站在庭院的水池畔，身穿粗条纹的裙裤，将脑袋向左倾斜了近三十度，脸上挂着煞是丑陋的笑容。丑陋？ ！殊不知，即使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和丑漠不关心的人）摆出一副无趣的表情，随口恭维一句“是个蛮可爱的男孩子哪”，听起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确，在那孩子的笑脸上，并不是就找不到人们常说的“可爱”的影子，但只要是接受过一丁点审美训练的人，也会在一瞥之间颇为不快地嘟哝道：“哎呀，这孩子怪瘆人的！ ”甚至还会像掸落毛毛虫那样，把照片扔得远远的吧。
说真的，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毛骨悚然。那原本就算不上一张笑脸。这男孩一点儿也没笑。其证据是，他攥紧了两只拳头站在那儿。人是不可能攥紧拳头微笑的，唯有猴子才会那样。那分明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脸。说到底，只是往脸上挤满了丑陋的皱纹而已。照片上的他，一副奇妙的神情，显得猥琐，让人恶心，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说“这是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迄今为止，我还从没看到过哪个孩子的表情有如此诡异。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惊人的巨变。那是一副学生的打扮。尽管很难断定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的照片，但已经出落为一个青年才俊。但同样让人觉得蹊跷的是，这张照片上的他竟没有半点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处露出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并且脸上还挂着笑容。然而，这一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皱巴巴的猴子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总与人的笑容大相径庭，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涩滞之类的充实感。那笑容不像鸟，而是像鸟的羽毛，轻飘飘的，恰似白纸一张。总之，感觉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工制品。说他“矫情”，说他“轻薄”，说他“女人气”都嫌不够，而说他“喜好刀尺”，就更是隔靴搔痒了。仔细打量的话，还会从这个英俊学生身上感受到某种近似于灵异怪诞的阴森氛围。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看到过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古怪的，简直无法判定他的年龄。头上已早生华发。那是在某个肮脏无比的房间一隅（照片上清晰可见，那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已经剥落），他把双手伸到小小的火盆上烤火，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那么坐着，把双手伸向火盆，俨然保持着这个姿势，已经自然地死去了一般。这分明是一张弥漫着不祥气氛的照片。但奇怪的还不只这一点，照片把他的脸拍得比较大，使我得以仔细端详那张脸的结构。不光额头，还有额头上的皱纹，以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和下颏，全都平庸无奇。哎呀，这张脸岂止是毫无表情，甚至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它缺乏特征，比如说，一旦我看过照片后闭上双眼，那张脸便顷刻间被我忘在了九霄云外。尽管我能回忆起那房间的墙壁以及小小的火盆等等，可对于那房间中主人公的印象，却一下子烟消云散，怎么也想不来起了。那是一张构不成画面的脸，甚至连漫画也画不成。睁开眼睛看过后，我甚至没有“哦，原来是这样一张脸啊。想起来了”这样的愉悦感。说得极端点，即使我睁开眼再次端详那张照片，也同样无法回忆起那张脸来，而只会变得越发抑郁焦躁，最后索性挪开视线了事。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再多一些表情或是印象吧？或许把马首硬安在人的身体上，就是这种感觉吧。总之，那照片无缘无故地让看的人毛骨悚然，心生厌恶。迄今为止，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诡异的脸。手记之一
回首往昔，我的人生充斥着耻辱。
对我来说，人类的生活难以捉摸。因为我出生在东北乡下，所以初次见到火车，还是在长大以后。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完全没有察觉到，天桥的架设乃是便于人们跨越铁轨，满以为其复杂的结构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得像外国的游乐场那样又过瘾又时髦。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这么想。沿着天桥上上下下，这在我看来，毋宁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俏皮游戏，甚至我认为，它是铁路的种种服务中最善解人意的一种。尔后，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实用性阶梯时，顿时感到大为扫兴。
另外，在孩提时代，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自于实用性的需要，而是缘于另一个好玩的目的：即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倒是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显得别出心裁，趣味横生。
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我总是一边躺着，一边思忖：这些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罢了。于是，我对人类的节俭不禁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也从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这倒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生长在不愁吃穿的富贵人家。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只是真的对“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无所知。或许这样说有点蹊跷吧，但即便我两腹空空，也真的不会有所察觉。在我上小学和中学时，一旦放学回到家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哎呀，肚子也该饿了吧，咱们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呢。放学回家时的那种饥饿感，可真要人的命啦。吃点甜纳豆怎么样？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哟。”而我则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喜欢讨好人的禀性，一边嗫嚅着“我饿了，我饿了”，一边把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可实际上，我对“饥饿感”是何等滋味浑然不知。
当然，我也很能吃，但我不记得，有哪次是因为饥饿而吃的。我爱吃的，是那些看来很少见的珍馐，或是貌似奢华的食物。还有去别人家时，对于主人端上来的食物，就算不喜欢我也要咽下肚去。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最痛苦难挨的莫过于自己家用餐的时候。
在我乡下的家里，全家就餐时，十来个人排成两列，相对而坐。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午餐时一家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嚼着饭粒，那情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我家是一个古板的旧式乡下家族，所以，每顿端上饭桌的菜肴几乎一成不变，别奢望会出现什么稀奇的山珍，抑或奢华的海味，以致我对用餐的时刻充满了恐惧。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末席上，因寒冷而浑身颤抖。我把饭菜一点一点地勉强塞进嘴巴，不住地忖度着：“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板着面孔吃饭，就俨然成了一种仪式。全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阴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摆好饭菜，即便没有食欲，也得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嚼着饭粒，这或许是为了向蛰居于家中的神灵们进行祈祷的一种仪式吧。”“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在我听来，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但这种迷信（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
总之，我对人类的营生仍旧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格格不入，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打幼小时起，我就常常被人们称为幸福之人，可我却总觉得自己身陷于地狱之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幸福的人远比我快乐，让我望尘莫及。
我甚至认为，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交给别人来承受，也会将他置于死地。
总之，弄不明白。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都是我捉摸不透的谜。实用性的苦恼，仅凭吃饭就能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才是最强烈的痛苦，是惨烈得足以使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阿鼻地狱吧。但对此我却一无所知。尽管这样，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也毫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几时痛苦过呢？他们让自己成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又几时怀疑过自己呢？倘若如此，不是很轻松惬意吗？然而，所谓的人不是全都如此，并引以满足的吗？我确实弄不明白……或许夜里酣然入睡，早晨就会神清气爽吧？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他们一边款款而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尽管我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但却从不曾听说过“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不，或许……不，就连这一点我也没法开窍。……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地攫住。我与别人几乎无从交谈。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我都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搞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是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并且，我依靠搞笑这一根细线，保持住了与人类的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地强装出笑脸，可在内心却是对人类拼死拼活地服务，命悬一线地服务，汗流浃背地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就连家里人，我也猜不透他们活着有多么痛苦，又在想些什么。我只是心怀恐惧，对那种尴尬的氛围不堪忍受，以至于成了搞笑的高手。就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一个不说真话来讨好卖乖的孩子。
只要看看当时我与家人们拍下的合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表情，唯独我总是很奇怪地在歪着头发笑。事实上，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搞笑方式。
而且，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我都从不顶嘴。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在我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使我几近疯狂，哪里还谈得上以理相争呢？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之辞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真谛”，只是自己无力去实践那种“真谛”，所以才无法与人们共同相处。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既不能抗争也不能辩解。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他们说得有理，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所以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于狂乱的恐惧。
不管是谁，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怒斥，内心都会感到不爽。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驯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在勃然大怒中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对自身感到一阵绝望。
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对自己作为人类一员的言行也毫无自信，只好将独自的懊恼深藏进胸中的小匣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封存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把自己一步步地彻底打磨成搞笑的畸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在人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愈演愈烈，我只能用搞笑来逗家人们开心，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命拼地提供搞笑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里面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长兄也忍俊不禁：“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热，以至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乱窜的怪人。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
我父亲在东京有不少的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回到家时，总是给家里人，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的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好，并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和蔼可亲，还是很罕有的事情。“叶藏呢？ ”
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这时，一个念头陡然掠过我的脑海：怎么样都行，反正这世上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同时，只要是别人赠与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滋味，因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之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了我所谓的那种“充满耻辱的人生”。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脸上泛起了不悦的神色，说道：“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人卖那种过年跳狮子舞用的面具呢。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戴在头上玩，你不想要吗？”
一旦别人问我“你不想要吗”，我就只好举手认输了，再也不可能用搞笑的方式来回答了。作为搞笑的滑稽演员，我已经不够资格。“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是吗？ ”父亲一脸扫兴的表情，甚至没有记下来就“啪”的一声关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如果不趁现在想想办法，可就不可挽回了。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打着冷战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又折回去躺下睡了。对于那跳狮子舞用的面具，我提不起半点兴趣，不如说还宁愿要书。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面具，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思，讨他高兴，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这非同寻常的一招取得了预料中的巨大成功，得到了回报。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在商店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咦，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哪。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呀，先前我问他时，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吃吃笑着，默不作声，可事后却又想要得不得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呢。他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却自个儿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既然真的那么想要，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去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还有，我把男女用人们召集到西式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佣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琴键（虽说是偏僻的乡下，可这个家里却几乎应有尽有）。我则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腰布的合缝处（那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竟露出了我的小雀雀。这顿时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意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会订购不下十种新出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奇问奇答博士”呀，还有“什么东东博士”呀，我都如数家珍。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趣谈之类的东西，也门门精通。因此，我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些笑话，令家人哈哈大笑。
然而，说到学校呢？呜呼！我不禁一声长叹！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受人尊敬”，这概念本身就令我畏葸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定义：近于完美地蒙骗别人，然后又被某一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致生不如死。即使通过欺骗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也肯定有人会看穿那种伎俩。不久，当人们从那个人口中了解到真相，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之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生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来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所有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时，我也毫不用功，即便去上学，也只是在课堂上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就把它们拿出来给班上的同学看，讲给他们听，逗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尽写一些滑稽的故事，即使被老师警告，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呢。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在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通道上的痰盂当成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非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那么干的）。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踪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随即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选出我的来，一边走过走廊，一边读了起来。他“哧哧”地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还立刻拿给其他老师看。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淘气鬼的恶作剧”。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而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的本性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是恰恰相反的。那时，我已在男女用人的教唆下做出了可悲的丑事，并遭到了他们的侵犯。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就此洞悉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说真话的习惯，那么，或许我就能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告他们的罪行吧，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诉之于人”的方法。无论是诉诸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诉诸警察，抑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的冠冕之辞所打败吗？
不公平是必然存在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说到底，诉之于人就是枉费心机。我只能对真相一言不发，默默忍受，继续搞笑。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什么呀，你这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成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就会直接通向宗教之路。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是在自己幼小时发生的事。当时，父亲所属政党的一位名流到我们镇上来发表演说，于是男用人就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剧场里座无虚席，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亲近的人都悉数到场，使劲地鼓掌。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说着演讲会的种种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于愤怒的声调大肆品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致辞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也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人我家，走进了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大言不惭地回答说：“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佣们刚才还在回家途中叹息着说道：“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双方相互欺骗，却又颇为神奇地毫发不伤，相安无事，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显得干净利落而又纯洁开朗的不信任案例，在人类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从早到晚都是依靠搞笑来欺骗着人们。对修身教科书上所说的正义呀、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却纯洁而开朗地活着，抑或是有信心如此活下去的人，才更令人费解。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如果明白了那些妙谛，我就不必再如此畏惧人类，不必拼命地讨好他们了吧。也更犯不着再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去遭受每个夜晚的地狱所带来的痛楚了吧。总之，我没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用人所犯下的可憎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缘于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紧闭了信任的外壳。因为就连父母也不时向我展示出他们令人不解的部分。
然而，众多的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无法诉诸任何人的那种孤独的气味，以至于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被女人们乘虚而入的种种诱因之一。
就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个能够保守住恋爱秘密的男人。手记之二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棵伟岸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伊始，便与看似黏稠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背景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不久，待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浪涛冲回到海岸边。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正是在这长着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学校的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印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面对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寄宿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朝会的钟声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依靠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在同学中的人气日益攀升。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赴他乡生活，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旷神怡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把搞笑的本领掌握得天衣无缝，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的缘故。当然，做这样的解释又何尝不可，但更为致命的原因分明还在于另一点：面对亲人和陌生人，身在故乡和他乡，其间难免存在着演技上的难度差异。而且，无论对哪位天才来说，包括圣子耶稣在内，不也同样会遇到这种难度上的差异吗？在演员看来，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如果是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情况下，哪怕再高明的名优，恐怕也施展不出演技来吧。然而我却在那里一路表演过来，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恐惧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班同学哄然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一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用手掩面而笑。甚至那些嗓音如雷贯耳的驻校军官，我也能轻而易举地逗得他们扑哧大笑。
当我正要为彻底掩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时，却冷不防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戳我背脊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羸弱，面色铁青，五官浮肿的家伙。他穿着像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上衣，过于长大的衣袖让人联想到圣德太子。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是在旁边观看，俨然就是一个白痴。就连我也从没想到有提防他的必要。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也就是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观看，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进行单杠练习。我故意尽可能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啊——”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纵身一跃，就像是跳远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掉裤子上的沙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已来到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假摔的真相。我仿佛看见世界在一刹那间被地狱之火裹挟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哇”地大叫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于疯狂的心绪。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取众人一笑，但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重重的叹息。无论我再干什么，都已被竹一识破真相，并且他还会很快到处透露这一秘密——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直冒汗珠，像狂人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四周。如果可能的话，我巴不得全天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露了秘密。而且我暗自打着如意算盘，要在我缠着他不放的这期间，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相信，我的搞笑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伎俩”，而是自然发生的真实行为。我甚至打定主意，希望一切顺利的话，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办不到的话，那我便只能祈盼他的死亡。不过，我却并没有要杀死他的念头。在过往的生涯中，我曾无数次祈盼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未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反而只会造福于可怕的对手。
为了使他驯服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善意”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搂抱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嗲声嗲气的肉麻腔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但他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闷声不响。不过，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吧，天上陡然下起了黄昏的骤雨，学生们都为如何回家大伤脑筋。因为我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并不在意地就要冲出门外。这时，我蓦然看见了竹一，他正满脸颓丧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跟我走吧，我把伞借给你。”我说道，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一起在骤雨中飞跑起来。到家后，我请婶婶替我们俩烘干淋湿的衣服，而我则成功地把竹一领到了自己在二楼的房间里。
我的这家亲戚是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姐姐（她曾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了娘家。我也跟着这个家里的其他人，管她叫“阿姐”），和一个最近才从女校毕业，名叫“节子”的妹妹。她和姐姐大不相同，个头娇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铺里，只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等，其主要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主人所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租金。“耳朵好疼呀。”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说道。“雨水灌进耳朵才发疼的吧。”
我一看，发现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脓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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