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辽宁省档案局（馆）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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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辽宁试读：
前言
辽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然风光秀美，山海景观壮丽，文化古迹别具特色。早在远古时代，辽宁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营口大石桥南金牛山发现的金牛山人化石及其遗址，距今已有28万年，是迄今为止辽宁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处人类栖息地。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的鸽子洞遗址及出土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遗址，距今有5万年左右。这些古人类的出现及其繁衍生息，在辽沈大地留下了众多的古文化遗迹，记录了辽宁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开端。辽宁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辽宁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从氏族公社到阶级统治的全过程。从新乐人的和睦大家庭到北方各民族部落的争斗与融合，从后金的崛起到大清的建立，从军阀的割据到东北易帜，从“九一八”沦陷到“八一五”光复，从东北解放到现代化建设，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新乐遗址让我们仿佛看到了7000年前沈阳人的生活；日新月异不断扩大的沈阳城，又不禁让我们联想，它最初建成时是怎样的模样？城里破旧的古庙与那些仍然气势恢弘的老宅是否有过同样的辉煌？北大营、东大营里又上演过怎样的刀光剑影？眼前光洁的大道上，也许几百年前正有一队清兵骑着高头大马绝尘而过，抑或是一群穿着长袍马褂的路人操着手围观那个突然出现在路中间怪模怪样的红绿灯⋯⋯
历史就像一条纽带将各个阶段的社会文明连接起来，并一直传承下去，这就是地域文化的根源。在同一片大地上，不同的时空里，同样的芸芸众生演绎着或喜或悲的故事，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文明。不论时代怎样进步，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们，身上总会带有这一地域文化的烙印，它已深入骨髓，影响着人们的思绪，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一旦远离，就会像一棵失了根的浮萍，孤独迷茫。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思念故乡，总要落叶归根。
在当今社会，因为科技的发展，因为交通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故乡。他们为了追逐理想拼搏奋斗，可无论成功失败，独处时，心底总有一丝空虚、落寞挥之不去，身边围绕的都是急急忙忙的异乡人。当他们回去寻找故乡时，却发现故乡也在一群异乡人的建设中变了模样。没了熟悉的柴草垛，没了村头的老水井，人们不再聚在广场上聊天，孩子们也不再热热闹闹地捉迷藏⋯⋯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忽然发现弄丢了自己的故乡。于是人们开始变得慌张、浮躁，不知道怎样排遣自己的孤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曾有一位哲人说过：“当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就回头看一看你从哪里来。”我们身边的一砖一瓦一石，也许都曾见过千百年来人类怎样的繁衍生息，社会怎样的发展变化，如果你虔诚地叩问，也许它就会向你展示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走进历史吧，历史会帮你找到前进的方向。
辽宁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乡也随着时代大潮，日新月异地变着模样。老建筑越来越少，大楼越盖越高，许多历经百年风霜的历史遗迹都已湮没在了现代文明里。记载历史，传承文化，是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在厚厚的档案里，寻找有关辽宁历史的点滴记载，从各个角度还原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瞬间。意图通过这些片断的记载，让人们了解我们的故乡曾经金戈铁马、风起云涌，我们是怎样艰难地穿越历史走到今天。
通过不断的挖掘，我们已写出了近200篇介绍辽宁历史片断的文章。2009年我们选取部分文章编辑成《奉天纪事》，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今天，我们再选100篇文章汇编成《风物辽宁》以飨读者，也希望爱思考的读者能借此找到辽宁地域文化形成及发展的足迹。2012年5月第一章前清往事努尔哈赤缘何另建东京城
辽阳自古就是辽东重镇，到了明朝中后期，更成为辽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他兴奋异常，认为是上天的眷顾，立即将后金都城由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而仅仅一年后，努尔哈赤却又将都城迁到了城外。是什么原因促使努尔哈赤舍弃了繁华富庶的辽阳城而另筑东京城？清代之前辽阳系辽东重镇辽阳东门里的街市
辽阳位于太子河与辽河交汇处，它西通蒙古，东联朝鲜，在公元前3世纪到17世纪，始终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据《辽阳县志》记载：“辽阳襟山带河，可设险而守，故历代以重镇视之。”自秦汉以来，辽阳就是军事重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辽东郡是其中之一。辽阳城是辽东郡首府所在地，而沈阳当时还隶属辽阳。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曾亲征辽东，打开了由幽州经辽东到朝鲜和日本的“东方丝绸之路”，并设安东都护府于辽阳。李世民月夜登辽东（辽阳）城头极目远眺，向东向南远山近黛，蜿蜒起伏；向西向北平畴沃野，晃与天接。太子河波纹粼粼，跳银耀金，像条蛟龙，绕城游走。面对如此壮美的河山，他挥笔写下了《辽城望月》的千古流传诗句。辽、金两代也曾在此建立都城，规模渐渐扩大。元代在辽阳设行中书省，明代在辽阳设辽东都指挥司，明代中期以后，辽东总兵官也由广宁（北宁）移驻辽阳，辽阳成为辽东的中心城市。努尔哈赤迁都辽阳
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与明朝双方形势出现转折，明军由攻变守，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后金乘胜追击，迅速攻下开原、铁岭。天命六年（1621）三月，又攻取沈阳城，接着乘胜攻下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努尔哈赤夺取辽阳城之后非常高兴。辽阳是辽东首府，位置优越，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辽阳城经元、明两代的不断修葺，规模宏大，城池坚固，为东北第一城。占领了辽阳，就相当于掌控了东北。努尔哈赤认为是上天眷顾才将辽阳赐予他，因此，他不想再回归故里，决定将后金国由偏隅山区迁向辽阔平原。
在努尔哈赤与明朝对战初期，他每征服一处就要拆毁城堡带走降户、俘虏，之后仍退回辽东边墙以东山区的后金国根据地。征服以掠夺为目的，不在于扩大领土，只是倚山区为屏障积蓄力量。而此次他改变观念和策略，征服不再只为掠夺，而是将城池据为己有，加以利用扩大统治区域。诸王贝勒习惯了游猎民族以劫掠为主的作战目的，不了解努尔哈赤欲征服中原的远大抱负。攻取辽阳后，众人所获战利超乎寻常都已经满足，想告别征战回归故里享受生活，因此大都不赞成迁都。努尔哈赤劝告众人：国家最重要的是领土和人民，今天我们放弃已得到的疆土和百姓，敌人就会返回固守，将来再攻取就更加不易。况且辽阳是明朝及朝鲜、蒙古接壤的要害之地，既得上天眷顾，我们应该顺应天意在此居住。最终他说服了众人，于天命六年四月，将后金都城迁至辽阳，八旗军户迁来辽东。
迁都辽阳，是后金国力量壮大后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它走出大山，控制辽河平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形成与明朝对峙的局面。迁都辽阳后遭到汉人抵抗
迁都辽阳后，大量后金军民涌入辽阳城，他们居无定所，亟须安置。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颁行“计丁授田”、“计丁征兵”制度，废除明朝按户征役的旧制，令辽东地方汉人的房屋与满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供奉满人的吃住，并要将家中有粮食多少斛、多少升如实报告，按满人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这严重损害了汉人的利益。满汉杂居共处，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为缺少粮食而饿死，尔后金军又屠杀了很多贫穷没有粮食的汉人，幸免的汉人也做了满人的奴仆。
努尔哈赤还在当地推广很多后金残暴落后的弊政，诸如强令剃发，改变当地百姓的习俗信仰，胡乱迁民，强行剥夺汉人的大片耕田，清查没收汉人的粮食以及加重压迫和剥削的按丁编庄制度等等，这些做法激起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抗，满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他们以逃亡、投毒、暴动等多种形式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后金的都城并不稳固。为稳固后方另建新城
而此时的明朝虽丧失了辽、沈二城，但军事力量不可小视，辽河以西关内腹地仍然归明朝所有，后金与明朝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当时朝鲜、蒙古还没有臣服，在旁觑觎。辽阳城虽然是辽东的首府重镇，地域辽阔，规制宏伟，但围城古老，大而陈旧，年久失修，难以固守。如果远征在外，必定会有后顾之忧。内忧外患，使得努尔哈赤萌生了另建一座新城的想法。
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营建新城的大事。他说：“承天眷佑，遂有辽东之地。但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圮。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贴。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也。”这句话完全道出了努尔哈赤要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他将建新城的理由说得很清楚，却遭到诸贝勒大臣的阻谏，他们不愿意舍弃现在居住的城郭室庐，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因此加以强烈阻拦。努尔哈赤告诫大家：既然已经与明朝交战，就不能再贪图安逸，众贝勒大臣所怜惜在乎的只是一时的劳苦而已，而我所做的是长远的打算。只贪图一时的安逸，如何能成就将来更大的绩业呢？他为安抚怕破财的众人，命令降服的百姓筑城，“而庐舍各自营建，如此，虽暂劳，亦永逸已”。努尔哈赤排除了众人的反对，在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建筑新城，并取名东京。9个月建成东京城
新建东京城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新城村，据《辽阳县志》记载：“东京城周长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长二百六十二丈五尺。”整个城在丘陵地带沿地势修建，呈菱形。改变了原来依山作寨，筑在横岗之上的建筑形式。而选在农耕经济与狩猎经济相邻之地，这是后金建城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东京城天佑门
东京城内有八门，两座东门，分别为抚近门和内治门；两座西门，分别为怀远门和外攘门；两座南门，分别为德盛门和天佑门；两座北门，分别为福盛门和地载门。城内西侧两个高点各建“八角龙殿”和“寝宫”，东侧建弥佗禅寺。新城用城砖包砌，城内八角宫殿建筑，融汇各民族特色于一体，展现出多民族的建筑风格。八角殿内外排柱16根，殿顶采用黄绿两色琉璃瓦，殿内和丹陛上，铺满六角形绿釉砖，这是昔日牧地和猎场生活在宫殿建筑上的艺术再现。八角殿是努尔哈赤举行重要政事的场所，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满文老档》和《清实录》中对“八角殿”均有记载。
东京城天命六年（1621）六月开始修建，至天命七年（1622）三月建成，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速度相当快。新城建成之后，努尔哈赤率福晋及诸贝勒大臣迁居新城。他让汉人住辽阳老城，满人则住新城。满汉分开居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起到了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清入关后，在北京城仍然采取了满汉分城居住的做法。
努尔哈赤在东京居住了4年，这期间他也做了许多重要的施政举措。他重视文化学习，仿效明朝办起官学，教习儿童读书，促进女真社会的发展。另外，努尔哈赤为了孤立明朝，对接壤的蒙古、朝鲜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与蒙古王公贝勒联姻，以笼络蒙古上层阶级。曾迁祖陵葬于东京城
初出大山的努尔哈赤，也许将东京城看作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是后金稳固的都城，急急忙忙地将祖陵迁到此处。努尔哈赤择东京城北阳鲁山为祖陵风水宝地，修建陵寝。天命九年（1624）四月，迁移祖父母、父母以及后妃、兄弟、子侄等人灵榇，葬于东京陵，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祀典活动一直延续至顺治年间。《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八年封东京陵山为“积庆山”，设立保护范围，严禁入内采摘打柴。设守陵章京二员、笔帖式二员、马法二名、兵每旗二名。规定每年冬至、岁暮、清明、中元、十月朔都要祭祀。冬至、岁暮、清明，各用牛1头，献酒、果、饭、羹，供香、烛，焚帛，读祝文。中元、十月朔，各用羊1只，献酒、果，供香、烛，焚帛，读祝文。五祭俱遣宗室觉罗大臣致祭。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用熟羊1只，献酒、果，供香、烛，令守陵官员致祭。礼仪烦琐而隆重，彰显对祖宗的孝心与思念。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将东京陵所葬其母孝慈高皇后迁出，与太祖努尔哈赤合葬在沈阳城东浑河北石嘴山，即现在的福陵。随同迁来的还有太祖继妃富察氏。顺治十五年（1658），迁景祖（努尔哈赤祖父）、显祖（努尔哈赤父亲）于兴京永陵，随二祖同时迁到兴京的还有礼敦（努尔哈赤伯父）。由于二祖迁归永陵，从此停止了东京陵的祀典活动，其余葬者由后人自行管理。这座显赫一时的陵寝骤然冷落。如今这里仅存努尔哈赤胞弟庄亲王舒尔哈齐和贝勒穆尔哈齐、长子褚英三座墓园。
努尔哈赤在辽阳又筑城又迁陵地大动干戈，却仅仅居住4年就再次迁都沈阳，东京城仅设留守章京，驻兵防守。康熙二十年（1681），守城军移驻金州，东京城逐渐倾圮。现仅存南门部分遗迹及断断续续的夯土墙心。（宋黎黎）370年前皇太极发布禁烟令
17世纪30年代，烟草刚传入中国不久，统治东北的皇太极很快认识到种烟吸烟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危害，明令加以查禁。为此，清政府特别发布命令严禁八旗官兵人等种烟吸烟，违者按盗窃治罪，在其统治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一场禁烟运动。烟草从两个方向流传到东北
烟草，属茄科，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美洲。印第安人有吸食烟草的习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烟草开始传入欧洲，以后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在17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
据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考证，烟草传到中国的渠道有三个：一是从日本传到朝鲜，又传到我国东北，然后进关。二是从菲律宾传入台湾、福建，然后南传广东，北传江浙，再向四周推广。三是从越南等地传入广东，然后北上。
烟草传播到东北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广东的军人带来的。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为了替父祖报仇，以13副遗甲起兵，先后统一了大部分女真地区，到17世纪初，开始向辽沈进军。为了镇压努尔哈赤的反抗，明政府陆续征调大量的广东军队到辽东，于是广东的军人把烟草先后带到了北京和东北。二是由朝鲜传播过来的。大约在1605年左右，葡萄牙人首次将烟叶带到日本，日本当时将葡萄牙人叫做“南蛮”，并根据葡萄牙文音译称烟草为“淡巴菰”。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1616—1617）间由日本输入朝鲜，朝鲜人便称烟草为“南蛮草”，又名“南草”。1621年以后，朝鲜吸烟的人很多，烟草也由朝鲜商人带入辽宁境内。烟草曾是贵重的礼品
烟草有驱寒、提神功效，再加之新鲜、刺激，传到沈阳以后，迅速在八旗各阶层流传开来。周边的蒙古贵族、明朝将领中同样吸烟者众多。当时烟草并非本地土产，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烟草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贵重礼品。
在后金天聪四年（1630）以后，皇太极与人交往中双方经常用烟草作为礼物。当时皇太极派人与驻守在皮岛（今朝鲜椴岛）的明将刘兴治谈判议和，刘兴治除赠送给皇太极茶叶、粉丝、铁针、毛牛角、耳坠、生丝、线、石青等礼物外，还送给皇太极派去谈判的使者巴吞巴克什白银30两、绸缎4匹、貉皮袄1件、弓1张、烟50刀（1刀为100个烟叶），送给使者李凤白银10两、绸缎2匹、弓2张、插有9支箭的撒袋1个、烟30刀。
清崇德二年（1637），朝鲜向皇太极臣服。朝鲜国王按照从前接待明朝使臣赠送礼品之例，向皇太极派往朝鲜的使臣每人赠送同样的礼物。礼物中除了马匹、银两、布匹、纸张等物品外，其中正副使臣每人送南草35袋、烟竹30根，一等常随官每人送南草20袋、烟杆20根，二等常随官每人送南草20袋、烟杆6根，三等常随每人送南草14袋、烟杆6根，跟随人役每人送南草6袋、烟杆6根。这些烟和烟袋杆一直送到崇德八年（1643）才被皇太极下令停止。明将赠送皇太极使者烟草的档案
而皇太极赠送烟草的对象，主要是来访的蒙古各部贵族。根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形成的典籍《满文老档》记载，仅天聪五年（1631）一年之内，皇太极就先后向来访的岳母、大舅哥等蒙古各部贵族23人赠送烟草。这一年皇太极的妻兄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博尔济吉特氏乌克善陪同皇太极的两个岳母前来沈阳，闰十一月二十八日（1632年1月19日），皇太极赠给两个岳母每人貂皮帽1顶、烟20刀、海参1包，送给乌克善烟20刀、海参1包。说明当时在蒙古贵族中吸烟的人也非常多，包括皇太极的岳母和大舅哥。皇太极禁止平民吸烟
由于烟草并非本地土产，主要依靠从朝鲜进口，价格昂贵。皇太极见到那些穷乏的八旗人家，仆从的衣服都穿不暖，却还要耗费钱财购买烟草，因此在他当政初期，便下令禁止平民和官员抽烟，但并没有禁止贵族贝勒们吸烟，烟草依然作为对外交往的礼物之一，同时也没有对违犯烟禁的官员平民规定任何惩罚措施。
由于禁下不禁上，因此大臣们便阳奉阴违，在公署禁止吸烟，回到家便偷着吸烟，所以禁令没有什么效果。
天聪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34年2月9日），皇太极生气地质问管理旗务的固山额真纳穆泰说：“你们这些大臣，在公署禁止别人用烟，等到回家又私自吸烟，这样做又有什么颜面去指责别人呀？以此推之，则阳奉阴违，你们竟无一可信之事。如果你们认为我禁烟是不应该的，你们当时就应该直接进谏劝止，否则在外面私议禁烟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你们仔细想想，我曾有因人谏诤而加以谴责过吗？”
看到禁烟没有什么成效，皇太极便问他的侄子管理礼部的和硕贝勒萨哈廉说：“烟草已经禁了这么久，民间为什么仍有不遵守而擅自用的呢？”
萨哈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转述了自己父亲大贝勒代善的话：“禁烟只禁平民不禁贝勒，大概是因为我抽烟的缘故吧。”之后萨哈廉说：“要想彻底禁烟，必须是不分贝勒平民，一概禁止。”
皇太极为自己辩解说：“小民是不应该与贝勒一样待遇的。比如贝勒们穿着貂鼠或猞狸狲皮衣，庶民也能仿效吗？那些民间食用的各种物品，我又何尝加以禁止过呢？”
实际上由于贵族内吸烟的人比较多，即便皇太极想禁也没有能力禁止。当时八旗旗主权力很大，每个旗就相当于旗主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有绝对的管理统治权，大贝勒代善为正红旗和镶红旗两个旗的旗主，另一个烟瘾大的和硕贝勒多尔衮是镶白旗主，正蓝旗先后两任旗主莽古尔泰、德格类均吸烟。当时皇太极真正执掌的只有正黄旗和镶黄旗，因此，皇太极的禁烟也只能绕过旗主贝勒们去禁止官员和平民吸烟。
由于烟草昂贵，随着与汉人及朝鲜人的接触增多，清统治区内开始有人偷着种烟。此次禁烟禁上不禁下，并且未规定对违犯者如何处罚，因此禁烟的力度不大。吸烟种烟按盗窃治罪
崇德三年（1638），盛京刑部开始对违犯烟禁者进行治罪处罚。十月初四日（1638年11月9日），正蓝旗唐贵在囚禁时抽烟，被镶红旗佟什禄执付法司，唐贵应打82鞭，准许每3鞭折交银1两赎罪。十一月初八日（1638年12月12日），正白旗大凌河守备陈家茂被家奴坦达、宋亚美、宋有明举报到法司说：“陈家茂做烟袋卖给铺子。”经审讯属实，应打陈家茂82鞭、贯耳鼻（即用一根铁钎子穿透两耳、鼻子），但准许交银两赎罪，又另外罚银9两，共罚银42两3钱。
崇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639年7月26日），奉皇太极的命令，户部颁布告示，禁止官员人等栽种或吸食“丹白桂”（“丹白桂”是满语“烟草”的汉文音译），违者将严加治罪，并规定了对违犯者治罪的相应措施。
普通旗人栽种、吸食、贩卖烟草按贼盗治罪。当时盛京城有德盛门、天佑门、福胜门、地载门、抚近门、内治门、怀远门、外攘门共8个城门，凡犯禁者分别戴枷在8门旁边的集市各示众1天，打82鞭，用铁钎贯耳，并罚银9两奖励给捉拿罪犯的人。如果有人看到违犯者徇私情不举报，被别人抓获，知情不举者与违犯者一样治罪。种烟人所属牛录的牛录章京（后来改称佐领）和封得拨什库（后来改称骁骑校）负有管理责任，即使不知情也要受罚，牛录章京罚银10两，封得拨什库打30鞭，管理村庄的拨什库（后来改称领催）打50鞭。奴仆举报主人，经调查属实，举报者允许离开主人成为另户平民。
虽然皇太极下令张贴告示严惩，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偷偷地种烟。颁布告示后的第一个月，盛京刑部就查办了金有官、觉沙、德衣布、佟克昌、佟外郎、何二、蛮子、郭沙耀、苟竖子、王善耀、邓文硕、马二、辛大、石卓、祖二伯、邵五、刘大、张千、海什、尼尼、崔利毕、金善共22个人种烟案件，每人均是枷号8门之市各1天，打82鞭，用铁钎贯耳，罚银9两。其中七月二十四日（1639年8月22日）这一天，就查出正黄旗赵宗科牛录下邓文硕、李茂牛录下马二、宋仁牛录下辛大、张承德牛录下石卓等4人种烟，户部理事官俄屯执送法司审讯属实，种烟4人枷号8市各1天，各打82鞭，用铁钎贯耳，各罚银9两。对种烟事失于觉察的主管牛录章京赵宗科、李茂、宋仁、张承德各罚银10两，分管的4个分得拨什库各打30鞭，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4个村的拨什库各打50鞭。走私烟草者处死
由于明与清处于战争状态，物资禁运，朝鲜是清廷唯一的烟草输入国，尤其朝鲜出产的南草质量味道都非常好，深受吸烟者喜爱，因此，不管是商人还是出使的官员，都喜欢夹带烟草贩运到沈阳。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为了断绝朝鲜与明朝的关系，解除自己攻明的后顾之忧，亲自统兵进攻朝鲜，迫使其订立城下之盟，建立了政治隶属关系。为使朝鲜不敢轻举妄动，朝鲜国王世子及一些六卿子弟在多尔衮的押持下到沈阳为人质，这些人质住在沈阳质子馆中。朝鲜世子的随从陪臣经常给国内写报告索要烟草及钱物等，用于送礼或交换日常用品。八旗官兵从朝鲜掳掠来大量人口，其家属前来赎还，主要也是携带南草。
崇德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638年6月6日），朝鲜世子的陪臣们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提到：需要用南草来换取蔬菜等必要的生活用品，因为清廷禁止种烟，有吸烟的个别清朝官员利用职权到质子馆中索要南草，要求国内迅速送烟草过来。
清政府实行禁烟后，便下令禁止朝鲜人从国内带来南草贩卖，只是允许人质带来自己使用。对朝鲜国内来人搜查极为严格，到凤凰城后，守堡将领都要带兵搜检南草。凡是搜出烟草，一律就地焚毁。崇德四年的禁烟告示
但对于朝鲜的质子及其家属，清廷还是给以足够的礼遇。十月二十三日（1638年11月28日），朝鲜前判书李溟质子及其家属到凤城时，因守堡将领下令搜查质子之妻，朝鲜陪臣向清礼部承政英额尔岱控诉，英额尔岱立即派人将该将领抓来当着朝鲜陪臣的面用鞭子抽打责罚。
清廷禁烟的对象是老百姓，不禁贵族。由于禁下不禁上，禁令没有什么效果，贵族大臣们有意见，老百姓依旧是偷着种。于是两年多后又开放自种自用。
崇德六年（1641）二月，皇太极下令开禁，准许抽烟之人自种自用，至于从国外走私输入的，仍然要杀头。但对朝鲜来人则不再搜查有无私自携带烟草，采取了价买的方式，南草一斤，价银三钱。于是质子馆的朝鲜陪臣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大肆索要南草，“此处粮草杂物贸用及不时需用莫如南草，请多多火速送来。”
从这件事情看来，清太宗皇太极根据形势调整烟草政策，采用民间自种、严禁走私进口的措施是正确的，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措施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盛京通志》记载说：“冬可御寒，上人尤多食之，出抚顺者佳。”有此妙用的烟草，随着禁令的解除，自然得以在东北的很多地区种植和使用。如此，方造就出著名的关东烟。（程大鲲）禁赌难题困扰清朝267年
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恶。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费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论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摘自辽宁省档案馆藏《清世宗实录》卷82
这段文字是1729年雍正皇帝发布的禁赌上谕中的一部分。在此上谕中，雍正帝历数赌博的危害，他认为赌博悖礼害义、助长游惰习气、危害社会治安，必须严加禁绝。事实上，不仅雍正帝，历代清帝均三令五申严厉禁赌，然而收效甚微。有清一代，赌博非但没有因禁而止，反而于乾隆朝以后愈演愈烈，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直至清朝灭亡，禁赌问题也没能完全解决。清代赌风炽盛东北地区最流行“斗纸牌”
据文献记载，我国自殷商时期起就出现了赌博。此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历经几千年，赌博从未绝迹。到了清代，赌风之盛，已非历朝历代可及。
清代赌风炽盛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赌博名目繁多，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骨牌、叶子戏、麻将、樗蒲、象棋、马吊、骰子、摇摊、升宫图、状元筹、压宝、敲诗、斗蟋蟀、斗鹌鹑、斗鸡、斗狗、斗雀、斗鱼、花灯鼓、掩钱、番摊、闱姓、山票、诗票、铺票、白鸽票、花会等等，林林总总。
而清代东北地区最为流行的一种赌博项目便是叶子戏。叶子戏又称为“斗纸牌”，最早起源于唐代。北宋中期以后，叶子戏在汉人中渐渐绝迹，而在北方的辽国，却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大众的喜爱而广为流行。据《辽史》记载：“（应历）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辽穆宗）与群臣为叶格戏。”自辽以后，叶子戏继续流行，至明清时期已成为北方社会上最为盛行的赌博项目。保存至今的清代纸牌，两头印着相同的点子，中间的空白处印有人物或花卉图案，最常见的图案是各种戏曲和《水浒》人物。赌博摊
清代赌风炽盛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参赌人员十分广泛，可以说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宫廷中的帝、后到下层的宦官内臣，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统兵的武将到下层兵丁，乃至妇女和幼童，均参与赌博活动。赌博成为有闲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流传至今的许多清代年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生动的斗纸牌场面。清廷制定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厉、详密的禁赌法规
清代，统治者把赌博与乱民、盗贼、娼妓并列为社会四大恶，认为“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肤、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过于此四恶。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9中更载有“民间恶习，无过于博戏”的文字。这些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对赌博的态度。
鉴于赌博的种种危害，为肃清社会风气，有效治理全国，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开始便以明律为基础，在清律中明确禁赌的规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对这些规定不断进行完善和细化，最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全面、严厉的禁赌法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的禁赌条例。这些条例从赌具、赌场和赌徒三方面对惩治赌博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对官员和旗人的惩处尤为严厉。
首先是赌具之禁。清统治者认为：“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 “欲杜此恶习，则赌具之禁，自不可不严”。因此，“凡为首造卖赌具如骰子、纸牌、骨牌等者，发配边卫永远充军，为从者亦要视其情况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或处三年徒刑；藏匿不销毁者也要发配边卫永远充军”。至于旗人造卖赌具，雍正时规定一律处以绞监候，即绞刑，待秋后处决。乾隆时稍微放宽一些，但至少也要发配边远之地充军。
其次是赌场之禁。雍正时规定，“凡开赌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旗人开设赌场，康熙、雍正时均处以绞监候。乾隆时则规定：初犯者发配极边远地区充军，再犯就绞监候。同时，赌场房屋一律没收充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赌场的问题。
第三是赌徒之禁。清朝禁赌条例规定：“凡赌博且有其他劣迹者，处杖八十枷号两月；无劣迹者杖八十枷号一月。赌场、钱物充公”。而无论满汉官员赌博，都罪加一等，一律革职为民，永远不准再入仕途。
同时，清朝统治者深知，赌博能否禁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官员对禁赌条例的执行是否到位，因此清朝法律特别强调主管官员在禁赌中应负的职责，并对之有奖惩的具体措施，防止“走过场”。“凡下属官员赌博，均逐级追查其直接主管上司的责任，如：县属职官，责之知县；府属职官，责之知府。以此类推。倘若明知下属赌博而不揭发处理者，降官三级，失察者也降官一级，罚薪俸一年。”“凡拿获赌徒及赌具，其制造赌具之家出于某县，即将该县知县革职、该府知府革职留任、该省督抚司道等主要官员降一级留任。反之，如知县能查获并惩治赌具制造犯，知县加官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省官记功二次，以资奖励。凡官员查获赌博，所获银钱财物，全部作为赏金给予拿获之人，以激励官员查办的积极性。”
另外，为了发动民众举报赌案，清王朝在对告发者进行奖励的同时，对知情不报者也给予重处。凡旁人举报者，将所获赌场钱物一半给举报者充赏；赌徒自己自首者，免罪，并退还所输钱物；地方保甲长和邻居知而不报者，杖一百，如收受赌徒和赌具制造者的财物，则从重处杖一百，徒刑三年。同时，清王朝还特别对亲属告发予以鼓励和宽大，“如同局之父兄伯叔据实出首，本犯亦准免罪”。
由于上述严密的措施，加之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政权强大，吏治相对清明，禁赌取得了较大成效。鸦片战争后禁赌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严刑峻法虽然颁布全国，但主管官员如何执行则是关键问题。自乾隆以后，由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吏治腐败问题日益突显，清朝的经济和社会风俗日渐出现紊乱和衰败的迹象，赌博之风也大有抬头之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因外国的入侵而改变了性质，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那些自古以来就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小农日益破产并由此而绝望，进而产生了游戏人生和巧取豪夺的异常心态。像泛滥的鸦片邪魔一样，赌博亦在以往的基础上以空前的疯狂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从官场到民间，赌博之风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当时在官场，最为流行的赌博方式便是打麻将。麻将，清道光、咸丰之际产生于江浙地区，同治到光绪年间传到北京、天津地区，随即迅速扩散到全国。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又极易入门，所以很快就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而清代，在官场中，麻将牌局并非普通的赌博或消遣，其中往往夹杂着变相的行贿受贿。比起看似“文雅”的官场赌博，民间的赌博之风则席卷得更为粗俗，赌徒们也更加狂躁。当时的文人对全国的赌博“盛况”曾进行过生动的描述：“赌博之风，十室而九，白昼长夜，终无休息，处处有赌场，人人有赌具，真谓十步一楼、五步一阁者矣。”而单就东北地区来看，也出现了“不问年节，不辨忙闲，设场开赌”，赌徒们趋之若鹜的“壮观”场面。而此时，禁赌法规在实施层面俨然已成为一纸空文。赌场博弈看似公平实则暗藏玄机
赌博自产生以后，历经几千年，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一直活跃、大行其道，是因为在迷信色彩浓厚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以赌博的方式来决定财物的归属是绝对的“碰运气”，其结果是冥冥之中由神灵决定的，代表了上天的意志，因而是最公正合理、天经地义的。然而，作为一种以财物输赢为目的的游戏，赌博中的“公平”只能是一种极不现实的奢望。为了取得游戏的胜利，赢取更多的钱财，古往今来的赌徒们绞尽脑汁，创造了花样繁多的舞弊和行骗之术：他们或者在赌博工具上做手脚，利用作伪的赌具赢得胜利；或者三五成群结成团伙，用各种“妙计”骗取单独赌客的钱财；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综合起来行骗。而这些骗术，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赌博方式之中，于是便出现了“十赌九骗”这句俗话。清代赌博中的骗术与以往相比，不仅花样更多，而且也更有技术含量。清代麻将赌博
清代最常见的赌博骗术便是骰子舞弊。骰子舞弊就是通过灌铅和灌水银的方法在骰子上做手脚，从而达到无往不胜的目的。铅和水银都极沉重，骰子一边轻一边重，就能随心所欲的掷出想要的点数。所以赌徒中流行一句话“骰子灌铅，赢钱不难；灌了水银，点铁成金。”使用这种骰子舞弊的常见方法是“掉包”，赌棍随身准备两副外表一模一样的骰子，一真一假，先用假的赌掷，赢钱之后又伺机偷换回来。
牌九是清代盛行的赌博方式，精于此道的赌棍称为“牌九司务”、“牌九郎中”，其舞弊行骗的手法也是惊人的。最常见的手法是认牌法，将一副骨牌32张全部根据背面的竹纹暗记默识下来，自然无往而不利。另外一类手法是“掉牌法”，其中一种称为“袖箭”，即预先带几张牌藏在衣袖中，必要时取出一张与某牌调换，以凑成“至尊”或“天牌对”之类的大牌来赢得大注。而且在末条洗牌时还要将原牌调还，以免闹出三张天牌或两张幺钉之类的笑话，被人识破骗术。另外一种称为“龙摆尾”，即每次洗牌时，预先拣出一副大牌，砌于牌尾，待出现大注时用隐秘的手法将这副牌脱下，而以手中小牌补上。认牌加上调牌，再加上掷骰有方，自然可以使“牌九司务”们无往而不利，每每大获而归。
号称“国弈”的麻将牌，作弊也不少。最常见的是“抬轿子”，也就是两人或三人串通作弊，欺骗其他人。比如四人同局，甲乙二人对面坐，心有默契，甲需某牌，乙知之照发，乙需某牌，甲亦照发。由于配合得当，打起牌来得心应手，百战不殆。其通风暗号之法俗称“令子”，令子分口令和手令两种。口令就是以某字代替某类牌，如“打”字代表“条”, “顶”字代表一四七，“吃”字代表二五八，“摸”字代表三六九等。手令是用各种手势表情或香烟火柴的不同位置，以及移动面前的哪张牌等来暗示对方打哪一张牌。比较起来手令更加隐蔽而多样，一直为赌徒们采用。东北“会局”曾坑害无数愚昧民众
除了以上种种骗术外，当时东北的“会局”舞弊则是一种影响面更广，对社会毒害更深的赌博骗术。
会局是清朝末年东北地区的一种主要赌局。会局的赌博项目主要是押彩，掌权的会头多为当地富商大贾，如本溪县田师傅沟一带就有一个很大的会局，主要分子都是富商、官员等“有身份”的人物，在他们之下还有照注的、帮拐的、跑封的、巡风放哨的“伙计”。会局内的陈设颇有讲究，在上房设有“大仙堂”，供奉“胡仙”（狐狸），堂内挂上红布的帐幔，供上馒头、梨子，每逢初一、十五还用整猪、整羊上供，充满神秘的气息。会局的“彩”有37门，押彩的赌法很简单，类似于今天的彩票。参赌人员在37门彩中预选1门作押，开彩之时，如果选买的门刚好是中彩之门，参博者最多可以得到相当于自己博注30倍的博彩，如果没有押中，则博注全归设赌者所有。
由于这种赌博不需掌握复杂的技巧，又不限赌资，而且押中后赔率特别高，所以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儿童妇媪，都被吸引其中，参与会局赌博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其他赌博项目。当时在辽宁地区，某屯设立会局，方圆七八里之内不论男女老少多半都会去押赌，每天少则有数百人，多则至上千人，场面十分壮观。如此规模，其为害之烈也可以想见。
会局押彩的玩法看似公正，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骗局。因为在37门彩花中，有7门无中彩权，押1仅赔30，而不是37，其中有7个“彩”已被“局方”剥夺。且押中正门才是1赔30，如押中旁门，仅是1得10，如押中配门的只能得个本钱。同时，不管是白封（没押中的）还是红封（押中的）都要缴10%的头钱，而那些会头及帮会的人可以两头得钱。除此之外，会头可以轻易地在开彩时捣鬼、做手脚。因十押九输，很多人都输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赔上了性命。
为了能押中得彩，一些人想从迷信活动中寻找答案，便去“请大神”、找人“扶乩”，或者到深山洞里去“摆会签”，希望能够得到神灵的启示。做梦是所谓神灵启迪的最常见表现，因而当时许多赌徒常常将梦中所见的事物加以牵强附会，凭此押注。为了能祈求到这些启示，当时沉溺于押彩之中的愚昧妇女间流行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称为“祈梦”。起初这些“祈梦”的妇女是到荒郊野外向古墓前的石人、石兽跪拜，后来竟然演化为在旷地野冢、乱葬坟岗中通宵野宿，而且不能有家人陪伴，以示心诚而祈求神灵托梦。结果非但没有得到神灵的启迪，反而导致了奸污甚至杀身事件的屡屡发生，祈梦者还认为是自己的心不够虔诚所致。这种荒唐的现象说明迷信和赌博相结合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也证明了愚昧和贪婪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别出心裁 发布白话告示禁赌
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历代清帝对这一地区都十分重视。清朝末年，东三省连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劫难之后，疮痍满目。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1907年4月，清廷下诏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予钦差大臣，希冀通过徐世昌的努力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徐世昌早年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协理大臣。1918年10月，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发布的白话禁赌布告
1907年5月，徐世昌到任。上任之初他便发现奉天“赌博盛行，无论官商皆嗜好之”。而地痞土棍乘机崛起大开赌场，抽头渔利，违法犯罪事件频发，更使他意识到事态之严峻。当得知近年来奉天各地屡屡发生赌徒勾窜俄人、日人于车站附近甚至市街聚赌滋事等案件，更坚定了徐世昌的禁赌决心。1907年5月23日，徐世昌以白话布告民间禁止赌博。当时的官府布告通常为文言文，遇到不通文墨的人，难免会看不明白。徐世昌正是了解这一点，所以别出心裁写了这篇简单通俗，只要是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能看得懂的白话告示，从而使禁赌深入人心。徐世昌此举实为一种创新，而此布告有可能是我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
除了布告民间禁赌外，鉴于“奉天官场打麻雀牌者亦复不少”、官员暗中或公开地操纵赌博并从中获利等问题，徐世昌还于5月23日通饬“旗民文武营署大小局所候补公属在官人员”一概不许赌博，并加大力度查办官员参与赌博、操纵赌博案件。加之清末“新政”在奉天取得了实效，奉天官场的赌博之风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近乎疯狂的民间赌博在短期内并未能够因禁而止。直至清朝灭亡，禁赌问题也没能完全解决。（赵春丽）清代东北地区最大的衙门——东三省总督府
在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之间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清早期建筑——东三省总督府，承载着300余年沧桑历史的东三省总督府的前身为盛京将军行署。300年前的将军行署人喧马嘶，达官显贵如过江之鲫往来其中，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政令均由这里不断发出，历史长达300年，直至九一八事变之后。今天的总督府却如同一位耄耋老人，将辽宁300年的历史在脑海中留下了斑驳的印迹。清入关时设盛京将军行署
作为清王朝“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盛京，历代清帝都对其十分重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金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京师。顺治元年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带领满族王公、八旗人丁大举南迁，同时在关外的清政府机构也全部迁至京师。在八旗人丁纷纷“从龙入关”的同时，清廷为了保证对盛京的有效管理，崇其为陪都，擢内大臣何洛会为留守盛京驻防内大臣、盛京总管，负责镇守陪都及东北地区。
顺治三年（1646），改盛京驻防内大臣为盛京昂邦章京（汉语总管之意）。康熙元年（1662）称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四年又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定名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至光绪元年（1875），盛京将军加衔“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管理兵刑两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盛京将军官秩正一品，统管盛京的所有事务，是主掌镇守陪都、统管八旗军民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此外，还有负有盛京三陵的保护修缮等职责。
盛京将军行署即为盛京将军的办公处所，建于顺治初年。盛京将军行署为标准中式建筑，整个建筑的形状仿照过去的四合院形式设计而成。当时行署门前立有一个写着“放告”的大牌子，所谓“放告”就是准予百姓告状申诉的意思。一进大门，正门的影壁上有“陪都留守”四个大字，影壁后边便是盛京将军办公的地方。同时，为了彰显盛京将军行署地位的高贵，在其东西两处路口还搭建了东辕门和西辕门两座牌楼，形状类似于沈阳故宫门前的文德坊、武功坊，只不过规模略逊一筹。清末改建为东三省总督府
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持其发祥地的“龙脉”不受外来人袭扰，在东北采取了严格的封禁政策，并在盛京与热河等地交界处设立柳条边，严禁关内民人流入。然而自乾隆朝以后，关内的汉人迫于生计，纷纷违禁“闯关东”，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数量不断增加，人口成分多样、数量剧增，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渐露弊端。同时，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紧闭千年的中华国门，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挟制下，东北的一些地区被迫开埠，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东北的开放地点已有16处之多，原有的行政机构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官制改革势在必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终于作出了官制改革的决定，将盛京将军裁撤，改设东三省总督统理东北全局，正式设行省，并将盛京将军行署改建为东三省总督府。盛京将军行署前的牌楼
改建后的东三省总督府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两侧还有东西两座厢楼，整个建筑呈“凹”字形。东西两侧建有高大的青砖围墙，正门上有高大的门脸，下面为大半圆形的月亮门，门脸上的雕刻形如云朵，与下面的月亮门构成彩云拱月的景致。大门两侧设有卫兵值守的木制岗亭。总督府楼体外部文饰豪华，造型极具特色，所用材料也颇为考究，外部为青砖墙体，附以雕饰旋脸门窗，人字架木结构，房顶为深红彩瓦，气势恢宏，是当时东三省闻名遐迩的建筑。87位将军3位总督在此办公
从顺治元年（1644）盛京将军设立伊始，到1912年宣统退位、东三省总督裁撤，268年间共有87位盛京将军、3位东三省总督在此办公，主政东北。
守护着陪都重镇、龙兴之地的盛京将军作为上通朝廷、下达黎民的封疆大吏，有的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有的为东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在87位盛京将军中，战功最大的当属首任将军何洛会。何洛会十几岁走上战场，攻锦州，掠山东，下太原，战四川，战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崇德五年（1640），随多尔衮围攻锦州，授正黄旗满洲都统。顺治元年（1644），从多尔衮领军入关，击李自成军于庆都（今河北望都）。奉表迎世祖，擢升为内大臣，留守盛京，成为首任盛京将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依克唐阿出任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满族镶黄旗人，这位曾在甲午战争中率部英勇抗击日军的将领，是位颇有见地的人物。依克唐阿到任后，为解决奉天地区铸币短缺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工业，经准奏清廷，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奉天省城大东边门兴建盛京机器局，从事银圆铸造及军火制造。依克唐阿创办的盛京机器局不仅开创了沈阳近代民族工业的先河，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奉天乃至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依克唐阿死后，为表彰其为陪都所做贡献，经朝廷批准，在盛京城内修建了依克唐阿祠（简称“依公祠”），以定期祭祀。
随着清末官制改革的开始，东三省总督的设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任的赵尔巽成了最后一位盛京将军。赵尔巽作为盛京将军任期虽不足两年，但6年后，他又再次来到奉天，成了最后一位东三省总督。铁岭人赵尔巽成末代总督
1907年，清政府始设东三省总督，4月下诏：“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河南卫辉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徐世昌到东北时，正值东北中日矛盾焦点、满铁在东北全面扩张之际。徐世昌上任后，力主“新政”，一方面训练军队、加强边防，在奉天建立北大营；一方面设商埠、兴实业，开办东三省官银号等，维护了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贿赂拉拢，徐世昌在任的一年多时间里，以创办新政为名，抵押东北矿山、森林，向日本大仓组借款，使得满铁通过各种手段扩张其附属地3300多公顷，东北大量的土地、矿产被蚕食，为东北最终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埋下了罪恶的种子。清末的盛京将军行署
1909年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1911年，赵尔巽出任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辽宁铁岭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边修。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巽惊恐万状，急调张作霖的前路巡防队进驻奉天自卫，并与其联手组织“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对革命党人血腥镇压。据当时的报告称：“前后为赵尔巽、张作霖等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进退维谷者不下数万人，乃赵尔巽犹派兵剿捕，日事搜杀，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随着1912年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的逊位，为效忠清室而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的赵尔巽，结束了自己一年的总督生涯，同时也为东三省总督画上了永久的历史句号。但张作霖却在此次镇压革命党人中立下头功，并掌握了奉天军事大权，成为奉天军政两界炙手可热、不可轻视的人物，为他走上政治舞台又迈出了一大步。张作霖改总督府为东三省巡阅使署
张作霖因镇压革命党“有功”，得到袁世凯的重视。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发表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张作霖为陆军中将，二十七师师长，跻身政界。袁世凯称帝后，张作霖被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继续招兵买马，在东三省势力不断扩大。1918年，政治野心愈发膨胀的张作霖率军入关，正式参与中央政权角逐，并于9月7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至此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的前清巡防营统领获得了总揽东三省的兵马大权，坐上了东三省军政两界的头把交椅，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后，由于总督府毗邻帅府，张作霖便将其改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作为帅府以外重要的办公场所。
张作霖就任之初，由于日俄战争的恣意破坏、日本殖民者的疯狂掠夺，东北三省面临着财政枯竭、民生凋敝的严酷局面。为挽救艰难时局，张作霖除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外，还推行新政，积极倡导发展民族工业。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肇新窑业公司、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纺纱厂等相继建厂投产，东三省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仅奉天省已由1917年积欠内外债1200余万元变为结余千余万元。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东北相对关内而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稳定。
张作霖虽出身草莽，但却十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所以，在东北经济好转后，便接受一些教育界有识之士建议，着手创办东北大学，以实现广罗人才、培养人才、富强东北。1921年10月25日，奉天省议会讨论通过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在原文学专门学校旧址开办文法科大学，在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开办理工科大学，延聘教授、招收学生、购置设备等工作也相继展开。1923年4月26日，奉天省长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东北大学宣告成立，奉天省财政厅兼代省长王永江出任首任校长。1925年，东北大学又在北陵附近占地500余亩建成理、工、农三科新校址，形成南北两校区，可谓“南瞰城郭，北倚昭陵，而新开河环抱楼前洋洋西去，瞻眺环境爽垲葱茏诚胜地也”。东北大学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东三省高等教育的崭新局面，更为东北乃至全国培养出大批有知识有抱负的爱国青年。张学良将其改为保安总司令部
1928年6月4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实施皇姑屯炸车案，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危机四伏，动荡不安。为了稳定政局，6月2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三省总司令部，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省保安司令。而张作相认为应由“老把侄”子承父业，“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建议由张学良担任此职。7月2日，联合会再次召开联席大会，“当场表决，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全体通过”。7月3日，张学良发表就职通电，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也设于原总督府。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张学良上任后，首先召集军政会议，调整军队建制，整肃军纪风纪。9月12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凡有侵害商民，骚扰地方，干涉行政司法各情弊，准尔被害人投状申诉。一经查实，将加害之官兵依法重惩，决不姑宽。”同时，张学良还通过回收奉票，发行新币、公债等手段整顿金融市场。由于张学良的努力，东北的政治、经济开始走上了正轨。
张学良的上任，正中日本关东军下怀，他们认为张学良是个不谙世事的“奶娃娃”，容易拉拢控制。但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张学良不畏其威逼利诱，身怀大义作出东北易帜的爱国义举。张学良上任伊始，南京国民政府就曾派代表到东北同张商讨易帜之事。10月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并允诺东三省易帜后对外问题中央负责，内政问题仍维持现状自行负责，易帜条件已经成熟。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在宣誓后发表讲话：“举政权返还中央，以谋真正统一耳。”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面对内忧外患，张学良毅然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东北的险恶阴谋，维护了国家完整独立和民族尊严。东北沦陷后改为“奉天省公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9月24日，在沈阳成立了伪奉天地方维持会，起用汉奸袁金铠充任委员长。12月15日又成立伪奉天省政府取代伪奉天维持会。1932年，伪奉天省政府改名为“奉天省公署”，并将原总督府作为省公署办公处。“奉天省公署”下设总务、民政、警务、实业、教育五厅，“省长”由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充任。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14年中，“奉天省公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傀儡政权。伪满时的奉天省公署
新中国成立后，东三省总督府被人民政府接管，后交由辽宁省纺织研究所使用，1988年纺织所撤离后闲置至今，2004年被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目前，沈阳市文物局已着手将其复原重建。
370年的春秋岁月早已使总督府风雨飘摇，尽失当年风采，但300年间不断从这座建筑里发出的政令却见证并改变着辽宁乃至全东北的历史。（李影）清代盛京地区最高权力者——盛京将军
盛京将军这个官职称谓正式始于清朝成立后的114年。顺治初年，清军入关，盛京（今辽宁省沈阳）成为留都，内大臣何洛会受命留守。顺治三年（1646）任其为昂帮章京，即总管，负责盛京的户、礼、兵、刑、工各项政务，是盛京地区最高军事及行政长官，清朝的一品大员。15年以后的康熙元年（1662），改昂帮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辽东将军）。康熙四年（1665），改辽东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奉天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改奉天将军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改制建行省设总督，撤销盛京将军，其职权归东三省总督兼管。这样算来，盛京将军这一官职称谓存在了160年。清朝入关的260余年里，盛京将军及其前身名称几度变化，职掌略有差别，在很长的时期，替清帝管理着我国东北地区，是皇帝在此地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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