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志华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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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试读：
绪言
20世纪后半期苏联派往国外的顾问和专家问题，是苏联对欧亚许多国家战后发展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随着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加强自身在冷战中的实力地位，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向上述国家和地区派遣大量的顾问和专家。尽管苏联向外国大规模派遣顾问和专家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是1945～1960年这十几年，但其影响面却很广，最初是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继之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朝鲜和越南，1950年代中期以后则扩展到印度、埃及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本书专门考察1948～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近20年兴起的冷战国际史（或曰新[2]冷战史）研究中，最吸引各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苏关系史。中苏同盟的建立、变动及其结果，无疑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及冷战国际历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也是历史学家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而且也影响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冷战对峙的结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某种质的飞跃。由于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各国研究者得以在观念上突破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的束缚，从客观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变动的全过程，从而取得了不少令人[3]信服的成果。
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同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恩恩怨怨，以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比，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也许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第一，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应该加强对于出现在社会基层的那些现象、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重点集中在社会的上层，集中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举动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而忽略了对于民间交流和交往的研究。应该说，一般民众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感应和反馈，也是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中苏关系方面，在苏联专家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致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实地观察和了解苏联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苏联的认识，除了中国本身的大量宣传外，主要是通过苏联文学和电[4]影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苏联人，恐怕就是派遣到全国各地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了。所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认识苏联专家就是认识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感情和态度，就是对苏联的感情和态度。在一定的时候，民众的情感和倾向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相反的情况，即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殃及个人的情况却更为常见。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苏联专家问题的看法和评论，确实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笔者在访谈中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工程师对别人说，“其实苏联专家中不一定都是好人”。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于是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这位工程师就因这么一句话而成为“右派”，并被赶出北京，迁到东北工作。到1965年，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该工程师又私下对人说，“其实苏联专家当中也有不少好人”。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出来，他因此而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放逐到边远地区——青海进行劳动改造。类似的事例，笔者在采访和谈话中还听到不少。苏联专家问题确实牵动着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第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对于理解和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特征，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不仅人数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涉及面也最广。1947～1956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总计派去14000多人，“帮助建[5]设工厂和传授先进技术和经验”。而1950～1956年仅派到中国的苏[6]联专家，据档案记载，就有5092人。1956年以后，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中国的专家则继续保留下来，且还有大量新增者。据笔者的研究，到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计[7]超过18000人次。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工作人员的政策，前后加在一起，最多不过延续了10年，而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如果从援助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开始，到1960年全面撤退专家，共有13年，[8]而且在此后两年中苏联仍然向中国派遣了少量专家。至于派遣人员的工作范围，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东欧国家主要集中在军队和安全系统，以及少量苏联援建的企业，而在中国，他们则遍及政府和军队各个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机构，以及所有大型企业、重点大专院校和技术兵种的基层部队，甚至包括卫生和体育部门。
因此，相对而言，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作用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由于中苏之间有过一段交恶的经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和混乱的年代，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回想往事，难免令人尴尬，甚至会感到痛苦。或许，这也是苏联专家问题在中俄两国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但历史毕竟是历史，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况且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今后的对外交往，如何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所以，这是一页不应忘记的历史，并且理应成为中苏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谈到过苏联专家的问题——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罕见。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俄文学术论著，只有圣彼得堡大学扎泽尔斯卡娅教授的一部讲述苏联专家在中[9]国军工企业工作情况的专著。该书出版于2000年，可能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专门研究在华苏联专家的唯一专著，虽然其内容侧重于研究在中国军工企业中的苏联专家，但也涉及整个在华顾问和专家问题。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论述中采取了比较客观的立场，并使用了大量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在英文论著中，比较早的有原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黛博拉·凯佩尔的一篇论文，该文最初在1996年1月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组织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10]术会议上宣读，后经作者修改收入文安立主编的论文集中。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以及作者亲赴莫斯科对30多位苏联专家本人的采访记录，而缺憾是基本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美国学者李滨（Douglas A. Stiffler）以苏联专家与[11]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为题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尽管尚未出版，[12]但作者已经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虽然只讲到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系统的情况，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而且还使用了不少中国文献，甚至包括连中国学者都很少利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至于中文论著，除笔者曾发表过几篇有关的学[13]术论文外，迄今尚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199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中文著作、报纸、文献和回忆录，文字也很生动。不过，那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作家协会的成员。该书对于历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本身毕竟不属学术研究。
笔者在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到，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之所以一直未能展开，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史料相当分散和零乱。所以，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收集历史资料。
首先是历史档案文献。
作为当事国，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相关研究开展的最主要原因。
及至1990年代初，作为顾问和专家的派出方，俄国大范围解密和公布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从而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创造[14]了机会和条件。笔者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工作期间，曾数次到俄罗斯和美国寻找和收集俄国档案文献。[15]由于俄国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相反，美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学校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档案，而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则优越得多。从笔者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来看，有关中苏关系以及在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总统[16][17]档案馆、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18][19]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20]。尽管比较分散零乱，但毕竟已有不少原始资料问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学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专门研究。本书对苏联专家在华状况和相关政策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笔者本人收集[21]的和转引自其他学者论著的大量俄国档案。
与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的光环。然[22]而，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虽然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利[23]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并没有实质性改进。中央一级或相关部门的档案馆，普通学者仍难[24]以问津。各种档案文献集的出版固然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却也存在着很多弊病，至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彼者看来无关紧要的文件，却是此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目前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普通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献编辑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比如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仅收入的文件数量很大，而且比较完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的注释，里面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档案文件和信息。当然，最令笔者高兴的是，这两部文献集中收入了很多有关苏联专家的文件。遗憾的是这些文件目前只编到[25]1952年。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经过五年的准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2004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第一批解密的档案文件的时限从1949年至1955年，约万余件。随后又解密两批，文件的时间推至1965年（“文革”前），数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涉及中苏关系，包括苏联专家问题的档案数量很多。笔者曾推荐一些国外学者去那里查阅档案，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目前开放的档案层次较低，特别是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殊不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目前迈出的虽然还只是一小步，但这对于推动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开放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国家部委一级档案的首次对外开放，不是在文化部门、经济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而是在最具敏感性的外交部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笔者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不仅外交部档案的解密范围会不断扩大，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部委档案对公众开放。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出发点，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述，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推进缓慢，而研究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中国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先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市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美国奥荷马大学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均收到了很好的效
[26]果。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有大量决策的结果，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研究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状况所必需的。于是，在研究和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前后奔波数月，到新疆、内蒙古、包头、黑龙江、吉林、长春、辽宁、大连、福建等省市档案馆查阅档案，并惊喜地发现，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从聘请专家的程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样样俱全，面面俱到。此外，笔者还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案馆（室）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特别是苏联专家在各机构或厂矿企业的工作状况，与中方人员的关系，以及基层单位对待专家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等。大量地使用这些材料，正是本书在史料利用方面的一个特点。
其次是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和方法是对知情者进行采访，以及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台湾学者早已做出了[27]令人钦佩的成绩。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毕竟有许多原始档案是学者无法看到的，或者它们原本就不存在。同时，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就把俄国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法，凯佩尔招徕了30多名曾于195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了作者对俄国档案文献的理解，也使得作者对苏联专家[28]在华工作场面的描写生动细腻。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史料进行鉴别或核查，很有可能就会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提出的“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29]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和补充。
值得庆幸的是，在笔者开始考虑研究苏联专家问题时，恰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收集、整理大量当事人的回顾材料，从一个侧面再现新中国外交的历史画面。笔者参与了该项目的“中苏关系口述历史”课题，受益匪浅。在课题组成员（李丹慧、张玥、季萌、鲍佳音、蓝建学、王日华、夏维勇、孙璐、李琳、肖瑜）的协助下，笔者[30]对尽可能找到的与苏联专家密切接触的当事人进行了采访。他们是：李越然，1950年代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俄文翻译，曾长期为毛泽东做翻译，并与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有密切往来；阎明复，1950～1960年代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彭真担任俄文翻译，对中苏关系的高层情况有相当的了解；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对苏联军事专家的情况了解甚多；李正亭，1950年代曾任劳动部办公厅主任，主管专家组的工作；孟戈非，时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与苏联著名核物理专家做过促膝长谈；朱庭光，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宣传处处长，参加了中共中央与苏共论战的写作班子；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曾与苏联顾问朝夕相处；赵明，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编译处副处长，专门负责专家工作；宣淼，曾任外国专家局聘请处干部，长期与各方面苏联专家接触；戴道，曾在任洛阳拖拉机厂业务处长期间，与该厂专家组长出差考察；宿世芳，1950年代在中国驻苏商贸参赞处工作；周立平，曾作为空军某部地勤人员跟随苏军官兵见习数月；路逸，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期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班调干学员，毕业后在高等教育部工作；安纯祥，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后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担任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厂长；邢锦棠，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局离休干部，曾陪同苏联专家视察北京小学的教育情况，并聆听苏联著名教育学家凯洛夫的讲座；欧阳惠，曾任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中国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报《中苏友好报》总编室主任；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撰办公室主任，在撰写厂史过程中曾广泛组织老一代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座谈，回忆苏联专家在厂工作的情况；郭德瑜，当年是解放军通信兵大院的“孩子王”，与苏联专家的儿子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后，除了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外，本书还利用了其他一些中国的文字资料。例如1950年代《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各地方分会出版的介绍苏联专家的小册子，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专家工作的公开政策、评价、宣传口径及其变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由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1949～1964），其中反映了很多当时不易公开的专家工作中的缺陷和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的政策、方针和指示，有一些就是根据这里的内部报道做出的。此外，如果说公开报刊作为舆论宣传工具，多是进行正面报道，那么《内部参考》作为新华社向党和国家高级干部提供国内外情况的渠道，其报道就全面多了。因此，从研究的角度讲，利用这些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只引用公开宣传材料的片面性。
在笔者看来，作为历史研究，考察19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历史现象，至少应该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估量苏联向国外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影响。
在1947年冷战初起的时候，莫斯科对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政策，首先甚至主要不是与西方对抗——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是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通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并将其清除出“教门”，斯大林完成了在[31]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整合机制、统一步调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向其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各国派遣顾问和专家，除了要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巩固政权外，主要动机自然是为了进一步监督和控制这些[32]国家及其执政党。在莫斯科幕后组织的对东欧各党的政治“大清洗”中——诸如对匈牙利总理拉伊克的审判，以及对保加利亚总理科斯托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的死刑判决等，苏联顾问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莫斯科在东欧国家的顾问和专家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完成了苏联党交给他们的任务。那时，派遣顾问和专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苏联监督和控制东欧各国的手段之一，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判断。
那么，后来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向中国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影响应如何评价呢？赫鲁晓夫在他掌握国家权力的初期，竭力主张大规模对华提供经济援助，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华顾问和专家的数量骤然增加。那么，赫鲁晓夫在做出这一决策时，与斯大林的出发点是否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以保证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和领导权，还是通过扩大对华经济援助，以改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实行监督和扩大苏联的影响，还是传授经验、技术，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至于说到作用和影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基础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建立的过程中，苏联顾问和专家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进一步的研究则涉及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形成，对于中国选择、学习和实行苏联模式，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提问，如果没有大量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中国是否就会更早地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第二，如何评判苏联顾问和专家撤退的目的及结果。
在考察苏联向国外派遣顾问和专家这一历史现象时，人们注意到，无论动机怎样，其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这些顾问和专家撤退时——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都标志着派出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紧张或破裂状态。在这方面有几个典型的例子。首先看苏南关系。在战后南斯拉夫的恢复时期，莫斯科向贝尔格莱德派去了许多军事顾问和经济专家，他们对于南斯拉夫的政权巩固和经济重建应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当1948年2月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冲[33]突时，苏联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撤走了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苏波关系也是如此。战后苏联控制波兰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波兰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所有上层和关键部门安插苏联顾问，甚至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罗科索夫斯基本人就是苏联元帅。当1956年苏波关系出现危机时，赫鲁晓夫被迫做出的第一个让步措施，也是从波兰召回全[34]部的苏联顾问。中苏关系方面的情况更是人所共知。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宣布全面撤退在华苏联专家的举动，不仅成为中共指责莫斯科破坏中苏国家关系的主要罪名，也是西方国家和中国民众判断中苏同盟开始破裂的重要根据。
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撤退的原因，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情况比较清楚。莫洛托夫曾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立即将“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理由：南斯拉夫政府做出的“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的决定，“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35]不友好的表现”。既然监督和控制的目的无法实现，这些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南斯拉夫对斯大林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莫斯科做出提前召回在波兰国家安全机构中的苏联顾问及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军官的决定，则完全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主动要求的结果。哥穆尔卡对提出这一要求的解释也很明确：“在波兰和苏联之间没有权利平等的关系”，在波兰的“某些机构内，实际上（苏联）顾问们变成了他们的领导”，在波兰军队里，“苏联军官占据着领导岗位并负责一系列非[36]法审判和非法处死一些波兰军官”。显然，这里问题的核心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中苏之间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赫鲁晓夫不顾一切地突然宣布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其直接目的当然是要以此非常手段迫使北京在与莫斯科的争论中让步，但实际的原因何在？是像苏联政府的声明中所言——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还是如一些人的猜测——赫鲁晓夫因无法控制中国而恼羞成怒，或者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如果把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举动看作中苏国家关系破裂的最初标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联撤退专家的原因，就是中苏分裂的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时，心里想的确实像其表面做出的那样，即决定结束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为什么在随后的一年中莫斯科又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包括表示愿意继续向中国派遣专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赫鲁晓夫何以要一意孤行地采取这种违背基本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呢？
第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和特征。
在专家问题上出现麻烦从而影响两国关系的类似情况，在冷战年代的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苏联与波兰、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以及中国与越南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派遣和撤退专家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变化的晴雨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20世纪40～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要么是为维护团结和统一，不顾他人（或放弃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要么是以主权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为由，断绝相互之间的一切往来。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向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行的领袖外交的特征之一，的确使他们的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的性格可以促进或延缓事态的发展，而不能也没有决定事情的本质。上述情况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并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
不过，本书主要不是进行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对比、考证和分析，从而把这个历史现象的基本情况和脉络搞清楚，说明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措施，苏联顾问、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状况，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当然，笔者既然提出了上述三个问题，自然会在梳理史料和描述史实的过程中加以思考。
根据中苏双方在苏联专家来华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可以反映这一变化的专家来华的规模和在华工作的状况，笔者把研究的内容分为四个时期，而本书也就大体依照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分为四章。不过，有些专门的问题在论述时会相对集中一些。
第一章，1948～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促使斯大林着手调整战后苏联的对华方针，并开始加大对中共援助的力度。但在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尚未明朗化之前，莫斯科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遂使斯大林在为中共政权提供大批专家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政策。直到1949年下半年，中国大局已定，刘少奇才终于以优惠的条件把大批中共求之已久的苏联专家带回中国。
第二章，1949～1953年。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其对华经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同样，在派遣专家问题上也显得斤斤计较。中苏关于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主要在于双方经济条件和观念上的差异。与东欧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的是，苏联专家大批来到中国，完全是为了满足新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而且确实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和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中苏双方都缺乏准备和经验，在专家派遣和管理上出现了许多矛盾和纰漏。为了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毛泽东倡导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方针。
第三章，1953～1957年。赫鲁晓夫掌握政权以后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形成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高潮。中国政府给予苏联专家的优厚待遇和关怀照顾，体现了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本性以及对苏联人的崇敬之情，也为更全面地发挥专家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科学技术方面，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1956年苏波关系出现危机，迫使苏联同意撤回在东欧各国的专家，向中国派遣专家也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虽然不像东欧那样抵制苏联专家，但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两方面的考虑，在聘请专家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少而精”的原则，倾向于减少在国家机关和管理机构中的顾问，而集中聘请经济技术专家，特别是研制核武器方面的专家。1956年发生的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等，没有对中苏关系以及双方的专家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
第四章，1958～1960年。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之间出现了全面合作的辉煌前景，苏联专家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基础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面，苏联专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尽管“大跃进”的浪潮和中苏分歧消息的传播不可避免地恶化了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但中国政府试图尽量使苏联专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继续发挥作用。1958年夏天台海危机以后，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矛盾逐步暴露，并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自然会对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产生一定影响。无法承受政治压力的赫鲁晓夫独断专行，宣布全部撤退在华专家，终于导致中苏国家关系的破裂。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争吵的结果，特别是赫鲁晓夫鲁莽粗暴的行为，致使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不过，苏联专家撤退时的感人场面告诉人们，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并不是政治家一时的感情冲动所能割断的。[1] 本文使用的“东欧国家”概念，泛指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忽略了其现在的地理意义。[2] 享有盛名的美国学术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专门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相应的学术刊物也取名为CWIHP Bulletin。而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则称之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详细介绍和评论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年7月，第173～181页；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16～25页。[3] 笔者以为，近年来在整体性研究中苏关系史方面值得推荐的学术著作，以英文出版的有：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Michael 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Chicag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以俄文出版的有：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Москва：НИМ，199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以中文出版的有：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迪特·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笔者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 关于苏联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有专文论述：《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新史学》第12卷第4期，2001年12月，第25～74页；《从高歌到低唱：苏联群众歌曲在中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9月，第149～191页。[5] 《人民日报》1957年2月23日，第5版。[6]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in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p.155.[7] 关于这一数字的详细考证见本书结论部分。[8] 1961年苏联又向中国派出9名专家，1962年派遣了10名。参见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с.49。[9] 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бГУ，2000.[10] 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ed.），Brothers in Arms，pp.117-140，凯佩尔是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曾出版过一部有关中国如何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专著（Dream of A Red Factory，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11] Douglas A. Stiffler，“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57，”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2002.[12] Douglas A. Stiffler，“Creating ‘New China’s First New-Style Regular University，’1949-50，”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eds.），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8-308；“Soviet Expert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1950-57，”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entitled “The Soviet Impact on China：Politics，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1949-1991”，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June，2007.[13]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37页；《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38～44页；《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中共党史资料》总82辑，2002年5月，第93～115页。[14] 关于俄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情况的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第92～103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15]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了7年的风雨磨难和艰辛努力，笔者作为执行总主编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在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文件集收入俄国档案6000余件，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中苏关系的文件未能收录其中。[16]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藏：以下简称АПРФ。[17]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藏：以下简称АВПРФ。[18]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以下简称РЦХИДНИ。该档案馆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и Истории，以下简称РГАСПИ）。[19]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以下简称ЦХСД。该档案馆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以下简称РГАНИ）。[2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以下简称ЦАМОРФ。[21] 凡本书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文献，笔者均存有原始文件或已发表文件的复印件，但其中有些档案的原始馆藏号在辗转复印时缺失。为便于读者核查，笔者把所有收集到的俄国档案复印件整理编辑成册，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2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17卷；《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未收入34卷中文本的档案）第1～26卷。这些文件汇编均未出版，现存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上海），其中有些亦存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22] 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出版27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已出4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已出3册）等。[23]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24] 有关中国档案馆情况的介绍见杨奎松《浅谈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7期，1999年3月，第139～143页；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0～150页。[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6] 可参阅他们的专著：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27] 自1950年代末，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以后又不断有学者接替，至90年代末，已整理、出版访问记录70多部，堪称一项不朽的历史工程。[28] 参见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ed.），Brothers in Arms，pp.117-140。[29] 参见Robert K. Brigham，“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entitled “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January 2000）。[30] 笔者也曾试图采用黛博拉·凯佩尔教授登报征集采访对象的做法，遗憾的是，有关报社接到笔者的请求时答复说，报纸只登“寻人启事”，从来不刊登这样的广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以征集史料启事的方式在一些报刊上做了一点儿补救，虽然时间晚了一些，但毕竟还是有收获的。[31]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详见《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32] 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东欧各国状况的研究，参见Zoltan Barany，“Soviet Takeovers：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XXVIII，№4，January 1995，pp.409-433；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69-114；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104-113。[33] 笔者对苏南冲突的论述参见《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有关苏南在专家问题上发生争执的俄国档案文献，参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Секретная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1948 год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с.119-136；№6-7，с.158-172；№10，с.141-160，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4卷。[34] 详见Zoltan Barany，“Soviet Takeovers，”pp.422-427。关于苏共中央讨论召回在波兰的苏联专家问题的俄国档案文献，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7～50页。[35] 《1948年3月18日莫洛托夫致铁托或卡德尔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220～221页。[36] 《1956年10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在波苏联顾问问题致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决定》《1957年1月11～12日中国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会谈纪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7～48、56～57页。第一章逐步靠拢：斯大林时期之一（1948～1949）
说起苏联顾问和专家，中国人并不陌生。回顾历史，通过派遣顾问或专家这种方式，苏联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大革命时期，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即布柳赫尔）在中国就已经名声显赫，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北伐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此，不仅在中国[1]学者的著作中屡有论述，就是一般百姓也有所耳闻。如果说这段历史反映的还只是个别苏联顾问对中国在野革命党的支持，那么到1930年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在抗日战争前期（主要是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政府为了牵制日本、保障东线安全，派遣了大批顾问和专家来华援助中国政府对日作战。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不久，蒋介石于1937年8月27日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表示了国民政府决不对日妥协的抵抗立场后，蒋介石提出了要求苏联政府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的问题，并希望苏联尽快派遣飞行教练员来甘肃。9月14日，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也向苏联提出了选派苏联飞行员来华的问题。同年12月28日，蒋介石又通过苏联全权代表转告苏联政府，中国组建了20个师，建议苏联在3个月内给予各种援助，包括派遣参谋部军官，以保证半年后这些部队能顺利组建[2]起来。
当时蒋介石政府聘用的军事顾问团是由德国人组成的，首席顾问叫法尔肯豪森。因为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勾结，蒋介石不再信任德国人，遂有意请苏联人出山。苏联政府为鼓励中国抗日，遏止日本军队北进，欣然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请求，立即着手派遣军事专家前往中国。1937年11月底，М.И.德拉特文将军作为苏联大使馆的武官到达中国。1938年5月，法尔肯豪森顾问团离开中国，德拉特文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由于加伦将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威望，蒋介石曾两次请求斯大林派遣加伦担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显然，蒋介石还不知道加伦此时已经在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中遭到镇压[3]）。不久，德拉特文便回国了。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苏联军事顾问团很快就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一个门类齐全、阵容强大的多军兵种顾问体制。1938年5月底至6月初，苏联第一批军事顾问27人来到中国，到1939年10月，已增加到80人。他们分布在各个兵种和有关机构：步兵27人，炮兵14人，工程兵8人，通信兵12人，坦克兵12人，防化兵2人，后方和运输管理机构3人，医务机构2人。除了总顾问，在各方面军担任过首席顾问的有：第一战区的Р.И.帕宁、П.С.雷巴尔科、М.А.舒金，第二战区的П.Ф.巴季茨基、А.К.别列斯托夫，第三战区的Н.А.博布罗夫、А.Н.博戈柳波夫、А.В.瓦西里耶夫、М.М.马特维耶夫，第五战区的И.П.阿尔费罗夫，第九战区的Ф.Ф.阿利亚布舍夫等。担任过各军兵种首席顾问的是：空军的Г.И.索尔、П.В.雷恰戈夫、Ф.П.波雷宁、П.Н.阿尼西莫夫、Т.Т.赫留金，坦克兵的П.Д.别洛夫、Н.К.切斯诺科夫，炮兵和防空兵的И.Б.戈鲁别夫、鲁斯基赫、Я.М.塔本钦科、И.А.希洛夫，工程兵的А.Я.卡利亚金、И.П.巴图罗夫、А.П.科瓦廖夫，通信兵的格拉诺夫，军事医疗部门的П.М.茹拉夫廖夫，战役战术侦察的И.Г.连奇克、С.П.康斯坦丁诺夫、М.С.什梅廖夫等。到1941年初，在华苏联军事顾问达到140人。有资料统计，从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已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4]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还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前期活跃在中国蓝天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至1939年2月，志愿来华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已达3665人，他们技术娴熟，作战[5]英勇，在抗战期间共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1049架。
苏联顾问以其高超的技能、务实的作风和深思熟虑的建议很快就赢得了中国军方的好感。首席军事顾问团把训练部队的重点放在野战训练，在各种战斗行动中如何使用苏联武器以及战地工程建筑方面。在司令部工作的顾问主要帮助中国军队制订作战计划和研究以往的作战经验，组织和规划战役侦察，改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组织结构。航空兵顾问把主要精力放在按目标集中使用航空部队，改进同地面部队的协同动作，解决通信问题，以及伪装和构筑新飞机场，训练中国飞行员上面。在炮兵和防空兵方面，顾问们传授如何在防御和进攻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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