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时进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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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史(1949-2009)(上册)试读：
前言
石油化学工业包括石油炼制工业和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学工业(简称“石油化工”)。石油化学工业是基础性产业，它为农业、能源、交通、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建筑、建材等工农业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配套和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石油化学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的支柱产业部门之一，同时它也与国防和国家战略安全紧密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可谓是国家工业的基石。
石油炼制工业是将原油经过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加氢精制、冷冻脱蜡、催化重整等炼制工序，生产出包括各种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等)和润滑油以及液化石油气、石油焦炭、石蜡、沥青等副产品的生产过程。石油化工则是以轻质油品(凝析油、石脑油、轻柴油等)、天然气、石油气为主要原料，经过裂解、分离、合成等工艺过程，生产出以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为代表的基本化工原料的生产过程。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树脂和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氨等产品，然后再进一步加工成生产资料和消费品。
本书通过真实记录和描述新中国1949年以来广大石油化工战线的干部职工，在旧中国一穷二白薄弱基础上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至2009年我国石油化学工业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二石油和化学品生产及消费大国的发展过程，总结经验，展示成果，弘扬石油化工行业干部职工的奋斗精神，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石油化学工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填补石油化学工业史著述的空缺，完善从古代、近代直到当代的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史的研究体系，也希望能对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史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和指导。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加上课题要求完成的时间紧张，史料收集及处理难免会存在纰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或提供补充资料和展开讨论。
本书得到教育部“2010华东理工大学交叉学科与重大项目培育基金”的资助，对于帮助过本项目的校内外领导、专家和朋友，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黄时进2012年11月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十分落后；今天，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石油和化学品生产、消费大国，本书将真实再现1949—2009这60年来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历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将实证研究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在每一个阶段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国民经济、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等社会各重要方面的客观影响，同时通过“口述史”来再现新中国“石油人”和“化工人”的奋斗历程。第一章1949年以前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从有历史记载的西周开始，在石油与天然气地质、钻井、开采、集、输和加工应用上，都有过令后人骄傲的创造与发明。
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经济掠夺，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尤其是1931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石油化学工业无法得以正常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上发动全面内战，致使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停顿。“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回顾1949年以前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概要，对于我们理解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很有必要。第一节中国古代的石油与天然气发展史概要
我国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有着悠久的开采、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历史。根据中国古代石油与天然气发展史大事记载：
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8世纪，西周初年成书的《易经》中，有“泽中有火”的记载。不少学者认为它反映了在大自然中油气苗燃烧的现象，并被当时的人们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用以占卜吉凶。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战国时期的李冰在四川兴修水利、钻凿盐井。而后在临邛(今邛崃)的盐井中发现了天然气，当时称之为“火井”(《华阳国志》)。公元前61年，西汉宣帝即位时，在陕西鸿门(今神木县一带)发现天然气井，并立“火井祠”(《汉书·郊祀志》)。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文人杨雄著《蜀都赋》，把火井列为蜀都的一大名胜。这是今日所见到的关于我国天然气井的最早文字记载。公元54—92年，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中，第一次记载了陕北三延(延安、延长、延川)地区的石油。公元1—2世纪，在1950年四川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有一幅“煮盐象”，生动地描绘出我国当时利用天然气熬盐的情景。公元2世纪，东汉顺帝在位期间，在四川陵州(今仁寿县一带)钻凿盐井时遇天然气(《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诸葛孔明曾亲自到临邛观看过天然气井。据《异苑》记载，这口井燃烧时间长达三四百年。公元3世纪，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中，第一次记载了酒泉、玉门一带油苗燃烧的“火泉”。史学家司马彪在《后汉书·地理志》中，则进一步描述了这里油苗的产状和性质。公元3—4世纪，西晋时期的一些文人曾写诗作赋，描绘火井壮观的气势(左思著《蜀都赋》、郭璞著《盐池赋》)。公元4世纪，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较详细地记载了自秦汉以来四川天然气熬盐的情况。公元4世纪，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给四川成都的朋友写信询问天然气井的情况，此信的墨迹汇辑在《王羲之临帖大观》中。
公元386—550年，魏收所著《魏书》中，第一次记载了新疆库车一带的石油产状。公元512—518年，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其中对玉门和延长的石油及其应用都有记述。公元557年，南北朝北周时期，把四川临邛命名为“火井镇”(《旧唐书》、《元和郡县志》)。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宣政年间，突厥族进攻酒泉。酒泉人用石油焚烧了进攻者攻城的武器和工具，取得了胜利。这是把石油用于军事的最早战例(《元和郡县志》)。公元606年，隋大业二年，四川临邛由“火井镇”改为“火井县”(《旧唐书》、《元和郡县志》)。公元958年，五代后梁贞明五年，吴越国对吴国的狼山水战中(今江苏南通附近)，曾使用石油进行火攻。据《吴越备史》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即今阿拉伯。这是外国石油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公元958年，占城国向中国皇帝周世宗进贡猛火油八十四瓶(《新五代史》)。公元971年，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向中国皇帝宋太祖进贡火油(《宋史》)。公元975年，据《南唐书》、《续资治通鉴》记载，北宋太祖开宝八年，朱令赟在一次援助南京的水战中，使用了石油进行火攻。
公元1031—1095年，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第一次提出“石油”这一名称。同时，对延长石油的产状和用途，作了详细的论述。公元1044年，北宋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一书中，第一次记载了含有石油沥青的火药配方和火攻武器——猛火油柜，以及当时设在京都开封的原油粗炼加工车间——猛火油作。公元1041—1053年，在北宋仁宗庆历、皇佑年间，中国的钻井工艺技术有了一次大的革新，出现了“卓筒井”。这是从大口径的浅井向小口径的深井发展的标志。当时在世界上，中国的钻井技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并传到西方各国(英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公元1068—1085年北宋神宗时期，在都城汴京(今开封)设有军器监，下属十一个作坊中有猛火油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公元11—12世纪，据《本草衍义》记载，北宋时期用石油制药。公元12—13世纪，在我国西北边防出现了为战备需要而挖掘的土油池(《昨梦录》)。公元12—13世纪，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在延安用石油制蜡烛的情形。嘉泰壬戌年(1202年)，陆游为四川天然气井作“跋火井碑”(《渭南文集》)。公元13世纪南宋时期，用沥青做粘合剂补缸(《志雅堂杂抄》)。公元1253年，宝袥元年，以畜力(牛)代替人工进行钻井和提升汲筒等繁重劳动(《元一统志》)。公元1303年，元成宗大德七年成书的《元一统志》中，记载了陕西延长、永坪、宜君等地的石油井，有的井年产量约400斤，所得之油均存入延安的“延丰油库”。这是关于我国油库的最早记载。公元14世纪明洪武年间，在延安对石油进行粗加工，提炼成灯油(《格古要论》)。公元1461年，《大明一统志》第一次记载了广东南雄地区的油苗“南雄府油山，在府城东一百二十里，高数千仞，其势突屹，傍有一穴出油，人多取以为利。”公元1506—1521年明正德年间，在四川的嘉州(今乐山)、眉州(今眉山)、青神、井研、洪雅、犍为等县，已有一批采油井(《蜀中广记》《益部谈资》《丹铅总录》)。公元1578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详细地记载了石油的性质、功能、医药用途和产地。公元16—17世纪，明代学者曹学佺著《蜀中广记》，在卷六十六有“井法”一章，记载了自宋代以来钻“卓筒井”的工作程序。公元1637年明崇祯十年，宋应星写成《天工开物》一书，对我国古代钻井、天然气熬盐等技术都作了详细记载，并绘制出精美的钻井图和火井煮盐图。公元17世纪清康熙三十二年，在今台湾省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了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公元18世纪清高宗(年号乾隆，1711—1799年)曾写火井诗一首：“羲之广异闻，火井欲具示……凿井如置产，恒引供烹饲。亦可用煮盐，盐井则别异……”(《四川盐法志》)。公元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在四川自流井构造钻老双盛井，井深达530米，遇天然气，日产量约160米(《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公元1815年，自流井构造的井已钻穿侏罗纪地层，达到三叠纪的顶部。在此之前，桂炶井的井深已达797.8米(《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台湾省苗栗出磺坑的居民吴琳芳，在当地后龙溪岸之石隙中，发现有油苗渗出。公元1835年，我国钻井深度超过1000米，自流井构造的兴海井井深达到1001.4米，据《川鹾概略》记载，这样的井需钻三年。公元1840年前后，自流井构造磨子井井深达到1200米以下，钻穿了嘉陵江石灰岩的主气层。由于气势凶猛，发生了大火，从井口喷出几十丈高的火舌，像座火山，史称“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火井王”。据考证，当时在自流井气田上日产万方的气井约有十口(《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充满智慧的创造发明，在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及利用的实践中，在世界石油化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二节中国近代石油化学工业概要(1860—1949年)
尽管我国古代就在玉门等多处发现有石油，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经济实力薄弱，科技实力落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受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战乱不断的影响，一直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勘探，一些零星的有限勘探，也都没有找到大储量的油田，因此，当时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1914年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经理罗基斯在《美国实业发展史》一书中提到“亚洲复地，包括蒙古高原，中国大部分及西藏大山脉，毫无石油蕴藏的可能”。由于没有勘探到大储量的油田和天然气井，近代中国依托石油、天然气开发加工的石油化学工业几乎是一穷二白。
由于国内不能大规模生产工业、交通、生活所需要的石油加工燃料，自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有“洋油”(煤油)输入，最终输入的“洋油”专供外侨点灯使用，年输入仅3万加仑左右。后因国人觉得煤油比植物油好用，故“洋油”需求迅速增加，同治九年(1870年)全国已进口“洋油”28万加仑，光绪六年(1875年)增至500万加仑。而到了1936年，我国进口煤油104350466加仑、汽油45479266加仑、润滑油13114493加仑、柴油78370000加仑，总计241323225加仑。据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的统计，全国原油自产量仅6万吨，进口“洋油”达200万吨，可以说，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及国人生活所需的石油所提炼的化工品，基本上依赖进口。
在近代，石油勘探和采炼工作有所开拓的是玉门老君庙油矿。我国古代就发现玉门有石油，1928年，甘肃省派张人鉴进行石油专门调查。1930年，张人鉴在报告中说：“石油河两岸，被冲成深谷……山东城红色页岩下亦有墨色石油流出，油质颇浓厚，因名干油泉。”41937年6月，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组成西北地质试探队，由史悠明任队长，孙健初和美国卫楼博士参加。1939年3月13日，根据孙健初的指导和定位，在玉门老君庙油矿开采第一号井，3月27日开采出油。到1943年先后钻井10余口，平均年产原油40万吨。自建塔式炼油炉，汽油产率达20％，1945年原油产量达到20253 960加仑、汽油13033549加仑。玉门油矿在1939—1945年间，共生产原油50万吨左右，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0％以上，占同期石油总产量的95％以上。
四川是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比较早的地方，但一直限于用作煮盐和炊事的燃料。1947年，四川省政府拟利用陇昌圣灯山的天然气建设年产7万吨硫酸铔的化肥厂，由著名化学家侯德榜制订计划，1948年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但由于政府急于内战，没有资金投入建设，致使这项工程成了一纸空文。
日本帝国主义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侵占控制了我国东北抚顺煤矿，成立满铁会社，一方面掠夺煤矿资源，一方面运用干馏技术将煤层上油页岩精炼出页岩油。1928年，日本人在辽宁抚顺筹建“抚顺炭矿西制油厂”(石油一厂前身)，利用页岩干馏生产人造石油。到1942年共建成140台干馏炉及其配套工程，共生产出页岩油27万吨。在建成西制油厂后，日本侵略者又筹建“抚顺炭矿东制油厂”(石油二厂前身)，但至1945年只建成页岩破碎设施和60台干馏炉，仅对其中40台干馏炉进行了试生产。从1942年开始，还在吉林桦甸建立页岩干馏制油工厂，但系土法开采和干馏，产量极少，至1945年仅生产110多公斤。
1941年，日本侵略者利用德国鲁奇公司技术，在“锦西制作所”建立煤低温干馏车间，1944年建成鲁奇式干馏炉两座，但因炉体烧坏未能正式投产。日本侵略者还在抚顺建立了“煤液化加氢厂”(石油三厂前身)，在锦州建立了“煤气合成油厂”(石油六厂前身)，并在吉林省的吉林市、四平市建立了煤焦油加氢装置。由于煤炼油技术复杂，对设备要求高，投资大，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除锦州煤气合成厂和抚顺煤液化加氢厂基本建成、处于试生产的初期阶段外，其他厂都未建成，更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另外日本侵略者控制的石油株式会社，在台湾高雄建有日处理原油7000桶的炼油厂，在东北辽宁建有日处理3000桶的锦西炼油厂。这些炼油加工设备也基本上在日本投降时被苏联红军拆卸后运回苏联。
新中国成立前夕，炼油生产装置大都遭到严重破坏，剩下能够继续运转的装置寥寥无几。到1949年，全国炼油厂的原油加工量只有11.6万吨；石油产品产量只有8万吨，其中，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注：指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产量只有3.5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在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地，还有少数依赖进口原料而维持生产的小医药、染料、赛璐珞(硝酸纤维素塑料)和酚醛塑料加工厂。这些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基本属于作坊生产方式。至于化学纤维工业，也只有两个技术陈旧、规模很小、设备缺损、不能正常生产的粘胶纤维厂。到1949年底，全国有机化工原料的总产量仅有900吨。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以及依托石油天然气进行加工的化学工业基本上是空白，真正开始大规模开展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以及相关化学工业的开发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三节吉化记忆(1949年以前)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了伪满傀儡政权。为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炮制了《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在吉林大肆开矿建厂。伪满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以下是两位老同志对当年的回忆。一、1949年以前的吉化——姜福恒同志的回忆
姜福恒，男，汉族，辽宁省新宾县人，1918年6月20日出生，中共党员，初中文化，1934年2月至1936年1月，在吉林五区铁匠炉当学徒。1939年4月至1948年2月，在“伪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明城采矿所、电石实验场当工人。1948年3月，先后任吉林化工厂生产技术科科长、检修科科长、副厂长等职。1954年到苏联学习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1955年11月，任吉林电石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67年至1968年，任吉化电石厂代理厂长。1978年10月至1984年8月，任吉化电石厂副厂长。1984年9月离休。
1939年4月，我在“伪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明城矿当工人，吃尽了人间苦难。从1939年4月开始进行基建施工。第一期工程建有500千伏和2000千伏电石炉各一座。后来又将500千伏电石炉改为5000千伏。这两座电石炉的年生产能力总共为1.4万吨。除此之外，电石试验场的机械设备原定由德国提供，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交通运输线被阻断，所以就改由日本产业营团提供。合成橡胶工厂于1939年动工兴建，年产量为1万吨，该装置于1943年试车。第一座38孔炼焦炉1941年春开工建设，焦炭年产量为15万吨。电石试验场和两座石灰窑于1942年建成。第二座36孔炼焦炉于1944年4月开工建设，但工程只完成了40％就“光复”了。黄磷炉于1944年建成，黄磷年产量为100吨，硫化磷年产量为50吨。赤磷工程也仅完成40％就“光复”了。明城采矿所于1939年开始进行探测勘察，于1940年4月动工建设，1942 年1月开始生产石灰石。石灰氮工场于1942年动工建设，但只完成了基础工程就“光复”了。“伪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自1939年4月动工建设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时为止，仅有电石实验场、制磷工场、合成橡胶场投产。1944年生产电石2217吨，未达到原设计的生产能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日伪株式会社的日本人却不甘心失败，仅三四天时间，就销毁了大量技术资料和图纸，然后纷纷龟缩在铁东住宅区里等待遣送回国。
1945年8月19日，苏联空降兵进厂，实行了军事警戒，并对工厂的各种机械、文献、物资进行了清查。同年10月，苏联军队把拆卸下来的机电设备、器材当作战利品，全部打包装上火车运回了苏联国内。当时，我看到装了40多个火车皮，约有1400多吨。
1946年3月，东北民主政府派军代表汤世玉等3人来吉林接管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工场。他们进厂后，首先从解决工人生活问题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动工人群众四处收集散失的器材、资料和机电设备，着手恢复生产。1946年5月28日，由于军事形势变化，汤世玉等随解放军撤离。之后，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吉林市。6月14日，国民党吉林省政府建设厅派王阁麟等人作为接收大员，由王阁麟任主任委员接管了原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并将其改名为吉林省电气化学工厂。1947年9月1日，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指令电气化学工厂划归吉林省生产供应局管理，并任命魏益坚为厂长，清查各工厂现存的各种物资。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厂区，驻扎在铁东原日本人居住的宅区里。国民党军队官兵不但不关心工厂的生产恢复，而且还大肆拆毁厂房和住宅，将器材盗卖变现，将房架、门窗、电线杆等用于修碉堡筑工事。工厂和住宅区被洗劫一空。二、1949年以前的吉化——原兆富同志的回忆
原兆富，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吉林化工厂副总工程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与伪满傀儡政权相互勾结，决定在吉林市松花江北岸、龙潭山西北侧，建设满洲电气化学株式会社和满洲合成橡胶株式会社，以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满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需要。满洲电气化学株式会社第一电石工场以生产生石灰和电石为主，炼焦工场以生产焦炭和回收副产品为主，盐酸工场以生产盐酸和烧碱为主，石灰氮素工场以生产石灰氮和氮类化合物为主，制磷工场以生产黄磷和硫化磷为主。满洲合成橡胶株式会社以电石发生乙炔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氯丁橡胶。
然而，由于中国劳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抵制，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历时7年时间，仅建有2000千瓦和500千瓦的电石炉各一座，小石灰炉一座，500千瓦的制磷炉一座。可是，就在炼焦场的炼焦炉刚刚升温、第二电石工场电石炉的基础刚刚打完、石灰氮素工场厂房基础刚刚建成、满洲橡胶株式会社的氯丁橡胶工程刚刚交工的时候，在全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下，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宣告无条件投降。从此，日本人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们占领的株式会社场址。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工厂停产，厂内秩序混乱，日本人销毁了大量图纸、文献、资料、器材。然后，就统统龟缩到了铁东住宅里等待遣送回国。不久，苏联军队进驻吉林市，他们对工厂作了一番调查后，就将工厂的设备仪器、动力装备、物资材料以及一些日本人来不及销毁的资料、文献、图纸等一一收集、装箱，作为战利品，用飞机、火车运往苏联。
1945年9月初，在吉林市维持会会长马德恩的支持下，工厂成立了电气化学维持会，由原来满洲电气化学株式会社的参事王中飞任会长。在王中飞的主持下，组织了会社部分工人、职员守护工厂。这时，苏联军队仍在拆运设备，王中飞束手无策。由于工人不能开工资，生活没有着落，于是，维持会也维持不下去了，工厂再度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
1946年2月，东北化工局派解放军代表接收了这个工厂，改名为“吉林电气化学工厂”，开始组织工人恢复工厂的生产。可是工厂早已被拆得破乱不堪，一时无法恢复，只临时修建了一个100千瓦的小电石炉生产，并利用敌伪留下的粗制黄磷进行黄磷精制。
1946年6月，国民党占领吉林，国民党吉林省政府建设厅派王阁麟接收了工厂，改名为“永吉化学工厂”。国民党接收后，无意恢复工厂生产，并将修建的100千瓦的小电石炉和黄磷精制也停产了。国民党官员将苏联军队拆卸后剩余的设备、物资，有的变卖中饱私囊，有的用于修建战地堡垒。工厂的工人们对国民党这种大发横财、荒淫无耻的生活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进行了多次斗争。
从两位吉化老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1949年以前的吉化无论是日伪时期的满洲电气化学株式会社和满洲合成橡胶株式会社，还是国民党时期的永吉化学工厂，都没有形成现代石油化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再加上苏联红军的拆卸机器设备的掠夺行径，吉林石油化学工业基本上名存实亡。第二章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奠基阶段(1949—1957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迎来了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春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工人、技术人员、解放军(包括集体转业人员)团结一心，在苏联的援助与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1949年至1957年，通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为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新中国建国初期(1949—1957年)政治经济概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和革命烈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百折不挠、追求探索的伟大胜利，它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外形势极为严峻。在国内，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在国际上，美国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斗争的同时，以极大的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处于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
正当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悍然出兵侵入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界；美国第七舰队也开到中国的台湾海峡，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政府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950年10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同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美国侵略者被赶回三八线以南，并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军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1951年继续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互相结合，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则尚待进行。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区首先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从此，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极为困难。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与掠夺和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再加上长期战乱摧残，工农业受到极大破坏，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没收国民党政府的财产，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使这些企业转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并很快恢复了生产。这样，人民政府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后，投机商人兴风作浪，引起物价暴涨，市场紊乱；为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人民政府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经过集中打击金融投机和粮食、棉纱等投机倒把活动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有效地稳定了全国物价。到1950年上半年，国家财政开始好转。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确定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会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农村，在深入进行土地改革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引导农民组织互助合作，促进生产发展。在城市，工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还精简、整编国家机构和人民解放军，节约财政支出。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从而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奠定基础，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努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1—1952年，在继续完成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经过新中国头三年的努力，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投资不断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并日益巩固；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在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中共中央于195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和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历史的必然。2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以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了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三大改造结束，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经济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已成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的建立，政权的稳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第二节新中国“一五”计划(1953—1957年)及石油化学工业奠基与发展情况
经过三年的恢复(1949—1952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勘探、开采、加工和衍生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通过苏联援助和大力支持所成功实施完成的“一五”计划(1953—1957年)后，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新型的、初具规模的能源及化工产业，为以后的石油化学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新中国“一五”计划(1953—1957年)概略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即国家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按照这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1954年基本定案，到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前后共修改五次。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7％，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4亿元，1957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1/3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产量1.9亿吨等。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制订计划的方法是重视各部门各主要产品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当然，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还是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在外援的帮助下，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培养中国的自主自强走上工业化能力。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其中部分要在“二五”计划期间进行)。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一五”计划时期，苏方派来我国的技术专家达3000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成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的奋斗下，“一五”计划实施顺利，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1953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1957年生产钢535万吨，原煤1.3亿吨，粮食1.95亿吨。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1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9％，工业物质消耗降低2.3％，每百元产值提供利润17.1元；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2％，同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到1957年底，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喜报频传。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此，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中，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有146项，其中石油项目为2项。一是新建兰州炼油厂，炼油能力达到年产100万吨；二是改建抚顺第二制油厂，1956年施工，1959年完成，年生产能力达到页岩原油70万吨。另外化工项目为7项，重点是将吉林化工区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因此，三大项新建项目都放在吉林化工区实施。一是吉林染料厂(代号101厂)，1955年施工，1958年建成，年合成染料及中间体7385吨；二是吉林氮肥厂(代号102厂)，1954年施工，1957年建成，年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9万吨；三是吉林电石厂(代号103厂)，1955年施工，1957年建成，年产电石6万吨。这三个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化学工业企业的投产标志着吉林化工区的建成，是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吉林石油化工公司从此崛起，不仅以全国最大基础化工原料基地的实力源源不断地向全国输送各类石油化工产品，更重要的在于吉化向全国几乎全部省份化工行业输送从厅级管理干部、工程师到技术工人的人才资源，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吉化不愧为共和国化工的长子和摇篮。二、1949—1957年石油化学工业奠基及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原油年产量仅12万多吨，其中天然气7万多吨，人造油5万多吨，石油职工仅1.1万人，其中技术人员仅700人。与石油天然气相关的化学工业除了玉门、抚顺、锦州等几个规模不大的企业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新中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艰难起步的。
经过三年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在勘探、开采、加工和衍生发展等方面，都以旧中国无法比拟的速度向前推进，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初具规模的能源及化工产业，为以后的石油化学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石油炼制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石油炼制工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燃料工业部，领导石油工业部门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组建科研设计队伍，组织和恢复生产。1951年10月，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与商业部石油公司联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石油展览会，朱德为展览会剪彩并致词。展览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王震、彭真等领导人先后到会参观，并指出发展石油工业的意义。从1949年至1957年间，根据当时原油生产状况和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对石油产品的迫切需要，石油炼制部门一面修复、改造和扩建原有老厂，一面依靠国内力量和从苏联引进技术与装备，建设了几家新的炼油厂，同时加强科研设计力量，从事新产品试制工作，使中国石油炼制工业迅速得到初步的发展。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石油工业会议，依据当时全国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实际情况和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确定了“大力勘探天然石油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的方针。
1．人造石油的恢复生产
石油炼制部门以东北为重点，对几个人造石油厂抓紧进行修复和扩建，利用该地区丰富的煤炭和油母页岩资源，迅速恢复了人造石油的工业生产。1948年10月抚顺解放后，抚顺矿务局接管了当地各石油厂，并拨给资金，调配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迅即开始了抚顺页岩油工业的恢复建设。当时设备器材和技术人员都极其缺乏，恢复工作十分艰难。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广纳人才，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老工人的经验，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到1954年即实现了分期分批逐步恢复的计划。
首先进行的是西制油厂的恢复工作。到1949年底，该厂的80台干馏炉陆续恢复生产，当年产油约5万吨。1950年4月，东原油80台干馏炉全部恢复生产，当年生产页岩原油10.16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5.8％。东部生产装置恢复生产后，全面开展了对西部生产装置的恢复工作。1951年，西原油五、六、七部日处理油母页岩150吨的60台干馏炉和东分蜡装置相继恢复生产。同年6月，接触硫酸装置恢复生产。同年7月，西连续釜蒸馏和西单独釜装置恢复生产。到1952年末，除常减压蒸馏(西蒸馏装置)是在1953年10月恢复生产以外，其余装置都恢复了生产，产量逐步提高，当年生产页岩原油22.5万吨，是1949年的4倍，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51.6％；生产汽油1557吨，是1949年的4倍；柴油34435吨，是1949年的5倍。1952年，该厂由当时的东北石油管理局命名为石油一厂。岩油炼制加工装置也全部修复投产，为市场提供了汽油、轻柴油、重柴油、石蜡、油焦、润滑油脂等产品，对缓和当时国内石油产品的供需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军用润滑油、润滑脂等产品还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图2-1为恢复生产后的抚顺西制油厂。
东制油厂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破坏最为严重，工厂几成废墟。新中国成立后，也立即开始修复工作。后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厂修复工作一度中断，到1952年又继续进行修复工作，并命名为石油二厂。1952年重新开始全面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先后拟订了1952年至1957年基本建设计划，后又修改为1953年至1957年恢复工程计划。为了确保石油二厂修复工程计划的实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石油管理局从石油一、三、六厂等单位调给石油二厂600多名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抚顺市劳动局又调来260多名工人，加上原有的干部和工人，到1952年末，全厂职工总数达到1500多人。1953年5月，中央燃料工业部正式批准恢复石油二厂3个部60台干馏炉和辅助设施的建设。随即页岩破碎、干馏装置、水源地、变电所、动力锅炉等恢复工程陆续开工。1954年5月1日，日处理200吨油母页岩的第一部20台干馏炉正式恢复生产，同年6月1日和7月23日，第二部、第三部共40台干馏炉正式恢复生产。当时，由于加工装置均未建成，所产的页岩原油送石油一厂加工炼制。同年6月1日下午2时30分，石油二厂恢复生产后第一列满载页岩原油的槽车，在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后开往石油一厂，石油一厂也锣鼓喧天地将列车迎进工厂。当年石油二厂共生产页岩原油42757吨，标志着石油二厂的页岩干馏装置已全部恢复生产。1955年生产页岩油达到17.1万吨。图2-1 抚顺西制油厂(后改为石油一厂)恢复生产(摘自《中国石油工业1949—1989》，中国石油工业编辑部编，中国石油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在恢复建设石油一厂、石油二厂的同时，还对石油三厂(原抚顺石炭液化加氢厂)进行了修复改建工作。该厂是日本侵略者于1939年建成的烟煤液化高压加氢生产航空汽油的试验工厂，但因液化加氢系统始终不能正常运转，而且多次发生爆炸，被迫停止生产。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时，加氢装置已全部停产，同时又把技术资料销毁了。国民党占领时期，又将部分仪表、设备拆毁了，再加上技术要求高，给加氢生产的恢复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视察团来到抚顺视察，视察团团长刘鼎、化工组组长顾敬心经过调查认为，这个厂是我国唯一的高压加氢工厂，虽然损坏严重，但在当时国内仍是极为可贵的，并且页岩原油加工生产的各种石油产品，由于稳定性差、含硫量高，需要经过加氢工艺加工，才能生产出航空汽油等优质石油产品。另外，还可通过修复这个厂来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为以后炼油加氢工艺技术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结论是应该修复。接着侯德榜同志又来厂详细调查，也认为应该修复。
1950年1月26日到2月7日，中央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化学工业会议。会议期间，经抚顺矿务局刘放副局长和侯德榜同志建议，对石油三厂加氢装置的修复问题专门开了两次小组会，决定由中央重工业部通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进行修复，并派顾敬心、洪瑞棻、杨伟、董超到抚顺进行详细调查。顾敬心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调查组受到抚顺矿务局的热情接待，对我们在旧社会当教授，被看成是教书匠的人，解放后领导如此尊重专家，使人感动。”顾敬心和洪瑞棻在厂里进行了20多天的认真调查，编写了修复规划，主要内容有：用页岩油的重油为原料，经加氢制成航空汽油、车用汽油、灯油和柴油；估算修复投资3000亿元(东北流通币)，时间约需一年；需要到南方招聘四五十名工程技术人员。
1950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批准了修复计划，投资3000亿元(东北流通币)，其中有10多万美元外汇。这时，抚顺矿务局派了12名工程技术人员去南京永利纽厂实习，又由抚顺矿务局办公室主任褚志远同顾敬心、付叔勉去上海招聘工程技术人员，订购特殊钢材和仪表等设备。招聘工作进展顺利，很快便联系到孟继炎、洪瑞棻、杨伟、钱鸿业、张国士、管毓齐、胡超振、汪宝泰、朱宝钰、刘国云、张其耀、王荫槐、张炳驹、金一英、王文昭、苏家骥等工程师。又从大专院校分配来大学毕业生20多人，从石油一厂调回全部老工人，到1952年5月全厂共有职工近800人。同年5月12日，隆重召开了修复动员大会，宣布成立修复委员会，矿务局任命褚志远兼任修复委员会主任，顾敬心为第一副主任兼总工程师，陈骥为副主任。会上，顾敬心宣布了修复计划，要求修复工程必须保证质量，以安全为前提，艰苦奋斗，分秒必争，如期完成。修复委员会的业务职能部门设有主任办公室、工程师室、工程科、工程计划科、人事科、会计科、总务科、供应科和保卫科。
修复委员会成立后，分兵把口，有计划地全面开展修复工作。顾敬心回忆，对这样一个技术复杂、资料又不全的加氢炼油厂能否修复，当时有人还不放心。为此，1950年6月19日专门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召开了修复讨论会，抚顺矿务局领导和顾敬心等10多位专家出席了讨论会。经过热烈讨论，同年6月21日，作出了继续修复的决定。1950年7月1日，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成立造气、变换、压缩、反应、蒸馏、催化剂、制氧、机修、电气仪表、锅炉等10个车间和小型试验室、化验室。同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抚顺地区为战争前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通知，除煤矿、发电厂和石油一厂外，其他工厂的重要设备都要向黑龙江转移。石油三厂的重要设备，主要是5台压缩机，由于日本人当时就没有安装好，为了防止震动，机座已用水泥浇死，如果要转移，就得炸开，压缩机就要损坏，修建工作就无法进行。在这关键时刻，顾敬心征求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设备不能搬，工程不能停，哪天敌人从前门来，我们再从后门走，决不考虑个人安危，并向抚顺矿务局呈报了书面意见，很快得到东北工业部批准，不再搬迁。接着又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坚决守好岗位，加速修建，生产航空汽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接着又召开工程师大会，大家都表态说，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承担了第一项工程，只能干好，不能失败，要和前方战士一样，只有向前冲，不能做逃兵。修复工程所需的特殊钢管、钢板以及设备、备品配件、仪表等是年初向上海洋行订购的进口货。抗美援朝开始后，海港被封锁，不能按时到货，不得不在上海市场上重新采购，花去大量资金，到1951年5月已将修建资金用完。当时，资金管理很严，预算外开支分文不给，工厂处处节约开支。1950年冬天全厂职工没发棉工作服，平时自动加班加点，星期天照常上班，谁都没有要过加班费，甚至给部队装运油料的装运费，给兄弟厂运货、修理及劳动费等收入，都作为工厂的资金收入。条件虽然艰苦，但职工情绪仍然高涨，千方百计渡过了资金困难关，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1951年7月，造气、压缩，蒸馏、催化剂以及各辅助车间先后基本修复，第一套加氢装置也已修复，便以石油一厂经过碱煮的1号轻柴油(含氮0.03％，含硫0.4％)和精制较深的油品为原料，用自己研制的1∶9硫化钼——白土催化剂进行气相裂解加氢试生产。7月31日顺利得到生成油，经清华大学及石油七厂(当时国内仅这两家有测定辛烷值的设备)测定，每公斤加4毫升四乙铅后辛烷值为88.5～90，可作航空汽油用。经过一个多月的试生产，全部正常，便正式生产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同年9月3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大会，东北工业部、抚顺市、矿务局的领导出席了大会，一致对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志气、有能力完成艰巨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任务表示祝贺。东北工业部奖给锦旗一面，奖金2亿元(用作全厂每位职工一套工作服、一个茶杯和一枚纪念章的费用)。生产的航空汽油及航空煤油，在沈阳北陵机场地面发动机反复试验10多次，肯定产品质量后，由苏联飞行员在沈阳东塔机场进行了30分钟试飞，效果很好。但这次试验未能及时得出结论，只是原则上认为合乎规格，以后可以继续试验。后来因油品的技术指标与苏联的规格有出入，1952年便停止了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的生产，改产车用汽油和灯油。1953年，石油三厂又建成第二套高压加氢装置，并研制出新的加氢催化剂，以页岩粗轻油为原料，改用两段加氢工艺，生产能力扩大到年产汽油9000吨的水平。抚顺地区的页岩干馏制油工业在恢复和改造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发展阶段。在这一年里，石油一厂新建了24台干馏炉，设计生产能力为每年8.5万吨页岩油，并新建了两套从干馏气体中回收轻质油的装置，生产能力为每年6.3万吨。随着石油一、二、三厂的恢复和发展，抚顺石油研究所、抚顺石油设计院、抚顺炼油厂建设工程公司、抚顺石油学校、抚顺石油机械厂等单位相继成立，使抚顺成为中国最大的人造石油基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期，曾在辽宁锦州建立起一座以水煤气为原料的常压钴催化剂合成制油工厂，但至1945年，合成反应炉只建成不足四分之一，已建成的原料煤气发生炉一半在试运时烧毁，一半在烘炉时发生炉砖龟裂，始终未能正式运转。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化工局接管了这个厂(后命名为石油六厂)，并开始集中人力整理资料，收集散失的器材，寻求短缺的设备，积极进行钴催化剂的研制，准备恢复生产。1950年4月，石油六厂全面动工修复，进行部分试运。同年10月，北面一组48台原料煤气发生炉点火烘炉。1951年2月，在解决了造气、合成、催化剂制造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取得了费托法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成功。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当时是比较新的技术，工艺、设备也都比较复杂，因而在修复和投产时期困难很多。最突出的，一是缺少技术人才，二是合成用的钴催化剂没有来源。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石油六厂从天津邀请一批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厂参加恢复工作，后又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招聘和调入一批具有大专学历的人员，并于1949年冬至1950年春，招收100名初高中毕业生成立技术培训班，培养出大批生产骨干。为解决钴催化剂来源问题，该厂一面集中一批技术人员进行催化剂试制和催化剂生产装置的设计与建设，一面积极寻找硝酸钴、硝酸钍和硅藻土等制造催化剂的原料。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协作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石油六厂终于在1950年7月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钴催化剂，解决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关键问题。
石油六厂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装置投产后，接连克服了原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