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上中下套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弗格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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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上中下套装）试读：

罗斯柴尔德家族（上）

罗斯柴尔德家族8代的简化谱系说明：

1.未与家族成员通婚的女性成员的后代未列入。省略部分用星号标出。

2.所列的名字只要可以确定，即使用可以区分个人的名字（通常采用他们的名，但不是全部）。

前言 现实与神话

所有银行都有各自的历史，尽管它们并非都有人研究或记文相传；不过，在这些银行中，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拥有一个神话。自19世纪20年代起，有关这个家族的神话就已开始流传：他们的财富起源以及规模，急速蹿升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仅在设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五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恪守的犹太主义。这一神话也已被证明几乎与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N.M.Rothschild&Sons）一样历久不衰。“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德文原意是“红盾”）在今天可能没有100年前那么广为人知。那时，就如契诃夫所写的那样，一个过时的俄罗斯棺材铺老板都会用这个名字作为绰号来嘲笑一个贫穷的犹太音乐家。不过，仅从它仍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这点来看，相信大多数读者对这个名字也已有所了解。

罗斯柴尔德银行可能不再是1815年之后那个世纪的“金融巨人”，这个家族的成员可能已如散沙般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仍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其中一些人对它极为关注。即使那些对金融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一生中也可能遇到这个名字至少一次。因为，这个家族对动物学和园艺学的世代痴迷，使得自然界多达153种或次种类的昆虫顶上了“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此外还有58种鸟、18种哺乳动物（包括巴林戈长颈鹿），以及14种植物（包括一种罕见的拖鞋兰和一种火焰百合），当然了，还有3种鱼、3种蜘蛛和两种爬行动物也同样拥有这个名字。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美食几乎同等热爱，也使得这个名字烙在一种苏芙喱（由蜜饯、白兰地和香草制成）和一种开胃酥（明虾、白兰地和奶酪放在面包上烤制而成）。而在以色列，以这个家族成员的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数不胜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的武当王庄以及拉菲葡萄庄园所产名酒畅销全球；从英国的艾尔斯伯里谷到意大利的里维耶拉，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无数栋房屋——在南极洲，甚至有一个岛也叫做“罗斯柴尔德”。

肖邦和罗西尼为这个家族谱写过乐曲，巴尔扎克和海涅为他们写过书。这个家族以它的众多收藏（其中一些可以从展览馆里看到）享誉艺术界，也以赛马的显赫“德比”战绩名震赛马圈。在写这本书期间，我几乎没碰到一个没听说过这个家族的逸闻的人——最常听到的是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投机滑铁卢战役获得巨额利润的神话，以及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故事，英国作家迪斯雷利以自己的小说使之广为流传。对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来说，不妨看看《犹太人幽默集》，书里面仍然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笑话。此外，还有两部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影，一部话剧以及一部剧情怪诞、表演不怎么成功的百老汇音乐剧。

需要立刻说明的是，本书讲述的并不是长颈鹿、百合、苏芙喱、葡萄佳酿或南极洲岛屿的故事。它主要还是一部关于银行业方面的书，在这里特别解释一下，确保有些读者不至于产生错觉，因为这些读者对富豪家族如何挥霍财富的兴趣远大过他们如何积累财富。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从技术上讲并不是一家银行——至少，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金融记者沃尔特·巴杰特在其《伦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书中的定义来看，它不能算是银行。巴杰特在书中写道，“如果被问到谁是银行家，一个外国人通常会认为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但是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英国对银行业的定义与欧洲大陆的定义存在差异”：

几位罗斯柴尔德先生都是大资本家，手中掌握着大量借入资本。但是他们不会接受100英镑的汇票，然后以5英镑一张的支票兑现，而这恰恰是我们英国的银行业务。他们掌握的借入资本数额庞大，归还的期限相对较长。英格兰银行家处理的都是小额资本，都是短期或随时需要归还的。两者在运用资金方面也存在差异：外国人认为“交易所业务”——即买卖外国债券——是银行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绝大部分英格兰银行家不知道如何操作“交易所业务”……他们宁可想转变为丝绸商人。交易所交易掌控在很小而且很特别的外国债券经纪团体手中，在这些人中几位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佼佼者——这个家族的成员不是英国的银行家，无论从他们借入资金的定义上来看，还是从他们利用资金的方式来看，都不符合英格兰银行家的定义。

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在英国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纺织品出口，因此他从技术上来说是一个商人，后来逐渐精通各种金融业务。他自己在1817年曾说过：“我的业务……由政府交易以及银行运作组成”——后者他可能是指与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往来，而不是存款之类的银行业务，这些业务被巴杰特称作是“我们英国的银行业务”，而且也是今天许多街头大银行的主要业务。

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当时也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家族公司，直到1905～1909年之间的某个时刻，它才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中的一员，这个集团由几个家族成员掌控——其中，唯一经营到今天的只有伦敦分行（尽管法国目前也有罗斯柴尔德父子银行，但它不是由最初的巴黎分行直接衍生而来，1981年巴黎分行被法国收归国有）。在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鼎盛时期，这个集团拥有5个分设在各地的银行。除了内森在伦敦的分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有最原始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M.A.Rothschild&Sohne，1817年后改名为M.A.von Rothschild&Sohne)，这家公司在老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死后，由长子阿姆谢尔接手；在法国巴黎，五子詹姆斯创立了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de Rothschild Frres）；此外还有法兰克福总行的两个分行，即四子卡尔掌管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银行（C.M.von Rothschild）和次子萨洛蒙执掌的奥地利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S.M.von Rothschild）。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五家银行合作都非常紧密，因此讲述其中一家银行的历史必定要提及其余四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们都是一个跨国银行的组成部分。甚至一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合伙人体系仍在运转，“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巴黎分行有着休戚与共的金融联系，“法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伦敦分行也是一样的关系。与现代的跨国公司不同的是，它一直是一个家族公司，所有经营决策都严格控制在合伙人的手里，而（一直到1960年）合伙人只能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

要透彻理解这种跨国合伙人体系，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815～1914年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家族公司非常轻易地占据了世界最大银行的宝座。以他们资金相互交错的情况来说，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联盟里。20世纪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公司和人物：即便今天最大的银行业国际公司，也享受不到罗斯柴尔德公司鼎盛时的“霸权”；今天，也没有任何人拥有的资产占世界财富的份额能够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内森以及詹姆斯匹敌（见《》附录1）。

如果不研究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积聚起天文数字般的财富，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就是不完整的。他们的空前成功有什么“秘密”吗？这个家族头上戴着无数个商业财富的光环：比如，掌握了证券业1/3的财富、房地产业1/3的财富，以及珠宝和艺术品业1/3的财富，将证券交易所当成“冷水浴”（快进，快出），或者说，只给别人留了10%的财富——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成功。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意？他们是如何利用手中的经济杠杆的？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点19世纪的国家财政状况，因为正是借款给政府，或投机已有的政府债券，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也是他们庞大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Ⅱ

整个19世纪，所有国家都会偶尔出现财政赤字，一些国家几乎一直入不敷出——这就是说，它们的税收收入通常不足以应付所有开支。当然，这些国家的情况与18世纪时的情况差异不大。1800年之前，各国都处在战争之中或在为战争做准备，这自然带来了巨额的开支；而农产品歉收（或贸易锐减）也导致税收减少，从而使得国家收入大幅下跌。

尽管这些赤字的数额与国家收入比起来相对较小，但是却不容易在财政上实现填补。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而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初见雏形，首次形成了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借贷代价昂贵——即它们为贷款所付的利息相对过高——因为它们被投资者认为是不可靠的债务人。因此，预算赤字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填补：要么出售皇家资产（土地或办公场所），要么通过通货膨胀（国家贬值流通货币）来实现。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征收新的税项，但是鉴于17世纪已发生，并将贯穿19世纪的事例来看，税收制度的重大变化通常需要通过代表机构作出某种政治承诺；法国大革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加速到来，当时为了从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中的权贵们手中获取新收入，国王作出了一定的承诺，但所有其他财政变革未能跟上国王的军事行动需求，因而引发了大革命。这条法则有一个例外，即当时的英国，它自17世纪晚期就形成了一套相对精密的公共借贷（国债）和货币管理（英格兰银行）体系。另外一个例外是德国的一个小公国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它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收入盈余，他雇用属地中的人给别国当雇佣兵获取收入。参与管理该国统治者的庞大投资组合，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从一个硬币交易商（他最初的业务）转变为一个银行家迈出的第一步。

1793～1815年期间，再次发生的战争主宰了一切，它对财政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复杂。首先，所有参战国的经济都因为空前的开支而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最极端的例子是法国的纸币体系崩溃。欧洲的货币——包括1797年之后的英镑——均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其次，战争的破坏（比如，法国占领了阿姆斯特丹以及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计划）带来了一些机会，一些商人可以通过高风险的交易获得巨额利润，比如走私纺织品、金银等以及帮助流亡的统治者管理已有的投资。第三，英国对欧洲大陆盟友的巨额经济援助推进了跨国界支付系统的变革，因为此前这个系统从未处理过数额如此庞大的款项。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堪的局势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实现了关键性的飞跃，他们从两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位于法兰克福的小型商业银行以及位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布料出口公司——一跃成为一个跨国金融合伙人公司。

拿破仑被打败以后，世界对国际金融服务的需求并没有终结；恰恰相反，战争带来的债务和赔款业务几乎一直贯穿着整个19世纪20年代。而且，新的财政体系需要快速摆脱政治危机。这段期间，西班牙以及奥斯曼帝国一直被这种危机困扰。与此同时，英国财政紧缩以及货币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种新的投资需求，即那些在战争期间将资金投入到高收益英国债券上的人已适应高风险的考验，仍希望有类似的投资机会。这种需求在内森以及他的兄弟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他们建立的体系能够让英国的投资者（以及西欧其他富有的“资本家”）通过购买具备国际兑换能力、固定利率的无记名债券（即可以转手），来实现对别国债券的投资。这种体系对19世纪历史的意义不能被过于强调。这个日益扩张的国际债券市场将欧洲真正的“资本家”聚集到了一起：那些身家足够显赫的人能够在这样的资产中“冻结”一部分财富，并足够精明地意识到这种资产相对于传统持有财富方式（土地，贪污受贿）所具备的优势。债券是流动的。它们一周内在欧洲证券交易所买卖的时间长达五天半（节假日除外），还可以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私下交易。这些债券能够带来巨额的资本利润。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同时也会带来巨额损失。

什么决定了19世纪债券市场的涨落起伏？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理解罗斯柴尔德银行历史的关键所在。很显然，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短期贷款的条件以及可选私募证券的要求方面尤为突出。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信心：投资者（尤其是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大型做市投资商）对发行债券的国家偿付能力的信心。实际上只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不再履行自己的义务：战争，这会导致其开支增加以及税收的减少；国内局势动荡，从政府更迭到全面爆发的革命，这不仅会导致收入锐减，而且还可能导致权力更迭，新的政府可能不会承认之前的债务。这些危机的任何一个迹象都是市场极为关注的，因为它们带来的可能是债务的终止，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比任何人都更关注这些迹象。

这也解释了他们每天总是密切关注政治和经济新闻的原因所在。三方面可以让一个投资者取得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接近政治生活以及消息来源的中心；得到各国消息的速度，无论这些国家离他多远；控制这些消息传给其他投资者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尽可能与当时上层政治人物维持紧密关系的原因。它同时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精心构建一个网络，在其他核心金融市场中安插代理人，并向其支付薪酬的原因，这些代理人的工作不仅仅是代表他们开展业务，同时还负责替他们收集最新的金融和政治消息。此外，它还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想方设法地提升消息从代理人那里传递到他们手里的速度的原因。早期，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的信使系统，也享受到了超越欧洲外交机构的果实。他们有时也用信鸽在不同市场间传递最新的股票价格和汇率等信息。电报问世后，信息趋向“大众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个角落；而在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问世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网络使得他们比对手拥有了更多优势。即便丧失了这些优势，他们仍然对金融媒体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这些媒体，相关消息传递给了更多的受众。

有关国际或国内局势可能出现动荡的信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它带动市场价格和投资收益的跌宕起伏，而这些又是投资者所密切关注的。但是，政治与债券市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模式的关系。已有的政府证券——过去财政政策的产物的价格波动对现在以及将来的财政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来借入更多的资金，现有债券价格的下跌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出于这样的原因，债券价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历史学家很少提及。它们是对某一政权信心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每日民意调查。当然，用现代、民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它们确实是一种基于无代表性对象的民意调查。当时只有富裕阶层，即“资本家”拥有投票权。19世纪的政治生活本身并不是民主的。实际上，持有政府债券的人，非常粗略地说，都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即使那些传统富豪（即主要以土地房产为财富形式的人）与持有债券的资本家（即掌握纸质证券的人）不时会爆发一些小冲突，这些资本家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阶层，他们的观点在等级森严、不民主的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投资者抬升一个政府的证券价格，这个政府便会感到高枕无忧；而如果他们抛售股票，这个政府可能很快就会财源枯竭，根基受损。

债券市场这一独特的“美丽”之处，最终被每个国家（包括所有新兴国家和殖民地）所认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可兑换债券在流通。政府债券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财富为透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它们也是理解诸如罗斯柴尔德这种银行的关键因素，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此类债券的主要做市商。实际上，通过调整现有的政府借贷制度，让债券更便捷地流通，罗斯柴尔德家族等于是创立了现代形式的国际债券市场。早在1830年，一个德国作家就注意到，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18年引入了债券这种新发明：每个持有国家债券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无须舟车劳顿就能就近收取利息。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可以在伦敦、那不勒斯或者巴黎支付奥地利金属货币的利息、法国的定期存款利息以及英法联盟的债务利息。

本书的核心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花费大量心血建立并发展的国际债券市场，尽管他们同时也在其他许多金融业务上投注了大量的精力：金银块交易中介和金银提炼，接收和贴现商业票据，直接买卖商品，国外交易所交易和套汇，甚至涉足了保险业务。这些活动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存款和借贷业务，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一些经过选择的客户——通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拉拢的皇室和贵族成员——提供一系列的“个人银行服务”，从大额个人贷款（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王子）到最高等级的私人邮递服务（如维多利亚女王）。与巴杰特的印象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也会接受这些独一无二的客户的存款。他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工业投资商，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重要性通常被低估了。

随着铁路的发展，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交通系统的转型成为可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众多支持铁路修建的财团之一，当时的铁路从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境内开始修建。实际上，到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已经建成了泛欧铁路网，北至法国、比利时，南至西班牙，东到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涉足了采矿业。从19世纪30年代兼并西班牙的阿尔马登汞矿开始，他们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急速扩大了在矿业方面的产业规模，投资黄金、铜、钻石、宝石和石油矿业。与他们最初的金融业务一样，他们的矿业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从南非到缅甸，从蒙大拿（美国西北部一州）到巴库。

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阐述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最不寻常的一家企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不过，它并不仅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史。因为，这个公司的历史与这个家族的历史是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之前的历史学家（以及电影制片人）经常使用“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词，也被许多与这个家族同时代的人使用，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本身，以彰显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定期修改和更新合伙协议来掌控家族的商业活动以及日益庞大的利润分配；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成功的秘密中，与合伙协议同等重要的便是它的婚姻协议，他们一直恪守“族内通婚”的规则——即罗斯柴尔德与罗斯柴尔德结合，这样就能保证整个家族资产的完整——也能够防止“外人”分占。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成员嫁给家族外的人时，她们的丈夫就被禁止直接参与家族业务，这些女性成员同样被剔除在外。家族合伙的理念也通过世代相传来确保家族企业的永存和增长。不可避免的是，家族的整体野心与“不幸”使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个人意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老迈耶·阿姆谢尔去世之前强势维持着整个家族，强调整体的野心，但他去世之后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却几乎没人具备这种奠基人对工作和利润无休止追求的热情。父亲们对儿子们失望之极，兄弟们相互憎恨；爱似乎并不需要，甚至是被禁止的。表亲通过婚姻强扭在一起，丈夫、妻子经常反目。所有这些，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些享誉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小说中描绘的大家族共通的地方；如萨克雷刻画的纽科姆家族、特罗洛普笔下的帕利泽家族、高尔斯华绥描写的福赛特家族、托尔斯泰呈现的罗斯托夫家族，以及托马斯·曼笔下的布登勃洛克家族（幸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家族不在此列）。当然，19世纪时的大家族比比皆是——出生率高，而且对于富人来说，死亡率又低——可能仅从这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家族”（海涅曾这样评价过这个家族）。

因为如此富裕，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轻易地得到与欧洲贵族同等的物质条件；他们在克服各种法律、文化阻碍，得到上层地位方面获得的成功，是19世纪社会历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课题之一。由于老迈耶·罗斯柴尔德被禁止拥有自己的住宅（现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以外的任何资产，所以很容易理解他的5个儿子对土地以及大房子的渴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宏伟“宫殿”和住宅是其第三代修筑的，这些也成为这个家族让人景仰的“纪念碑”。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致力于追逐和获得名誉、头衔与其他荣耀，进而获得最终的“奖品”——1885年被授予英国贵族地位。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还涉足了狩猎和赛马，这些都是典型的贵族消遣项目。他们在融入社会方面也有着相似的过程，这方面能够从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活动中探寻到：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对艺术品、装饰品以及家具的收藏有着很大的热情，他们也将大部分收藏传给了自己的后代；他们还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揽入了许多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和海因里希·海涅）、音乐家（最著名的是弗雷德里克·肖邦和焦阿基诺·罗西尼），以及建筑师和艺术家。从很多方面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19世纪的“美第奇家族”。

但是如果你将他们视为“封建”中产阶级家庭的原型，代表的是以土地为资产的精英阶层，那就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带到贵族阶层中的许多行为方式的动机都是出于商业考虑。起初，他们购买土地用于投资，希望能借此获得经济回报；他们修建大房子，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运营考虑，作为向企业界展示自己好客作风的私人酒店；内森的儿子和孙子们甚至将购买赛马当做是一种有趣的投机性投资，他们赌马的方式与股票市场中的操作手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直白地说，混杂在权贵阶层之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些人手握大权，掌控一切，而且从非正式社交场合获得的信息并不比与大臣们的正式会议获得的少。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们比任何贵族或中产阶级家庭都更忠诚地团结在一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维系自己头上的“王冠”。与那些走出众多欧洲国王的庞大家族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族内通婚的偏爱近乎极端。他们一直沉浸在一种自我感觉当中，即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欧洲犹太精英阶层中是这样的。从这方面讲，同时期人们称呼他们的，诸如“犹太人之王”这样的词语包含着重要的真实成分。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以及行事处世的——如他们的信中出现的“我们神圣的家族”，这也是许多没那么富裕的犹太人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

与欧洲和中东犹太教以及犹太社区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最迷人的主题之一。对他们以及19世纪移民到西方社会的众多犹太家庭来说，融入定居国的社会生活为他们的信仰带来了挑战，尽管有关歧视的立法比较松散，使得他们不仅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也能用钱买到许多他们渴望的东西。不过，无论他们的房子如何奢华，他们的孩子接受多么好的教育，他们仍经常遇到排斥犹太人的现象——从法兰克福暴徒的攻击到贵族们不经意间的蔑视，以及异教徒银行家为“犹太佬”提供的服务。其他许多富庶的犹太家族迫于这些压力，改变了信仰，变成了基督徒。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没有，他们仍然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在自己所参加的犹太社团的各种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寻求利用自己在各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来改善这些国家中犹太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进行着这样的努力，而且还一直在许多他们有业务的国家以及没有经济利益存在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叙利亚）中，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着。至少这个家族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些无私的活动是与整个家族的成功密切相关的：坚持祖先的信仰，牢记自己“同一信仰的贫穷同胞”，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不仅能证明自己对好运的感激之情，也能够确保这种好运持续下去。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家族的历史既是政治史也是金融史：19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囊括在本书中。早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意识到接近政治家的重要性，那些人不仅仅能够决定预算赤字的额度，而且还能决定国内以及对外政策，而这些都是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政治家们也很快意识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家族有时在增强国家的偿付能力方面举足轻重，而且政治家还可以一直依赖他们的情报系统，这些情报几乎每分钟就能更新一次。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的首席财务顾问卡尔·布德鲁斯，以及后来的卡尔·泰奥多尔·安东·冯·达尔贝格（拿破仑莱茵同盟中的大主教）等人建立的紧密关系，是他的儿子们接近欧洲政治家的典范，他的5个儿子与全欧洲政坛人物的交往事例数不胜数。从1813年开始，内森与大英帝国的全权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里斯确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后者资助了威灵顿当年入侵法国的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在英国的另一个“朋友”是查尔斯·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的一个兄弟，同时也是英国驻维也纳、特罗保（今捷克共和国奥帕瓦）、莱巴赫（今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以及维罗纳议会的代表。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与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以及财政大臣尼古拉斯·万西塔特保持着直接联系；在1830～1832年的改革危机期间，还给威灵顿公爵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建议。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也深入到了皇室内部。内森首先与英国皇室成员确立了直接联络的关系，这得归功于老迈耶精明的“投资”：他购买了摄政王乔治（后来成为了乔治四世国王）和他兄弟们的未偿债务。与英国皇室的这种紧密关系后来又通过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交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娶了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他后来成为统治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国王。而且，利奥波德的侄儿阿尔伯特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之后，也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财政援助。作为回报，维多利亚的长子继承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的前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大量政治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紧密关系：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竞选英国下院议员时，不仅获得了辉格党人约翰·罗素勋爵和庇尔党格拉德斯通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和乔治·本廷克的支持。后来，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与格拉德斯通的关系变得疏远，但他们与迪斯雷利、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以及约瑟夫·张伯伦和亚瑟·鲍尔弗却是越走越近。19世纪八九十年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以及格拉德斯通的继任者、自由党首相罗斯贝里都在帝国事务方面向他们寻求建议。实际上，罗斯贝里的妻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迈耶的女儿汉娜。

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也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19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与维莱尔伯爵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他们又将自己的忠诚心转移到了路易·菲利普身上；1848年，通过接近共和党上层人士，他们成功地“熬过了”大革命；再后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拿破仑三世的对外冒险主义政策，又暗中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一番斗争。他们在第三共和国里也有一个坚定的盟友：莱昂·赛，他曾四次担任法国财政大臣。在德国和奥地利，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与梅特涅的紧密关系，在1818～1848年间极其重要，但是这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复辟时代的其他朋友还包括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伯爵以及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的成员；同时还有（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亲王，教育改革家、外交官威廉·冯·洪堡以及普鲁士皇家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罗特尔。与俾斯麦之间建立联系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尽管19世纪70年代时，迈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已能够充当“老俾”和伦敦、巴黎政府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威廉二世授予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一枚奖章，表彰他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并视阿尔弗雷德的兄弟纳迪为“一个值得尊敬的老熟人”。

本书的中心目标之一便是要理清这些关系。弗里茨·斯特恩在针对俾斯麦与格尔松·布雷克劳德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通常羞于承认金融因素在俾斯麦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他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政治人物。奇怪的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度影响力颇大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点也几乎没采取任何行动来予以修正，他们更喜欢武断地认定而不是通过论证来证明统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或是其附属物）。近年来，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于伦敦与帝国关系的认识。但是凯恩与霍普金斯改进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金融史中扮演着极罕见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个模型来说，这个家族是一个例外，其对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证明理论规则成立的范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之后的成员，在西区剧院或在英国变得确实颇有绅士风度，但是在“账房”中，他们仍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们所用的法则和戒律都发源自法兰克福的犹太街——他们的“老家”。Ⅲ

上面提及的是这本书将要详述的内容，即可以称之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原貌”的东西。故事本身已经引人入胜，再加上这个家族本身与日俱增的神话般的传说，更加深了故事的吸引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头上的神秘光环自他们被同时代人看做是个“例外”的时候便已存在。

这个家族神话的起源——现存的已出版的史料中能够找到的——可以追溯到1813年，即老迈耶·罗斯柴尔德去世的那一年。尽管S·J·科恩的著作《不朽银行家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杰出一生》从书名及语调来看，很像是老迈耶授权写成的传记，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过，这本书确定了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功的基准（如果不是官方的）语调，即这个家族是因道德高尚而获得财富的垂青。科恩认为，迈耶·阿姆谢尔不仅仅是位虔诚、精明的犹太人，而且他的一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一个犹太人既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人和一个好市民”。与后来许多在书中表达敬意的作者一样，科恩对迈耶·阿姆谢尔的从业生涯评述甚少，但是他强烈地暗示：老迈耶作为银行家获得的成功是某种神圣的嘉奖。

13年后，另一本著作问世，它的解释更为准确，但仍未摆脱道德的框架，由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出版的《受教育阶层的德意志百科全书》是毕德迈时代杰出著作的一个典范。它极受欢迎，卖出了大约8万本，但是，尽管其形式上与法国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了启蒙运动之前的时代）相像，但它的内容仍受到了保守当局的严格审查。实际上，罗斯柴尔德词条首次出现是在1827年版的百科全书中，而撰写这个词条的是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冯·根茨；词条内容的积极评述反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出版业以及根茨本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词条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肯的，而且还提供了报酬：在出版之前，根茨向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高级秘书利奥波德·冯·魏瑟姆斯坦大声朗读了词条的内容。10天之后，他从萨洛蒙·冯·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了“实质性的回报”。

尽管根茨在布罗克豪斯出版的4卷百科全书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背景几乎只字未提——实际上，他根本没提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根茨暗示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才成为“所有商业公司的佼佼者”。他暗示道，这种成功根源于迈耶·阿姆谢尔的“辛劳工作和节俭……他的知识以及真诚”。同样，他的5个儿子“（各方面）要求合理……对待自己的职责时精心细致……他们的计划简单明确，他们也总是以聪明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业务”。除了五兄弟作为商人的技巧之外，根茨还着重强调了“他们各自的个人道德”是“他们事业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组建一个政党并不困难，只要这个人拥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吸引许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的人即可。但是团结所有政党并赢得各阶层的尊敬，需要的不仅仅是足够的物质资源，还需要精神品质，而后者通常并不会与财富与权力自然共存。各方面都乐善好施，从不拒绝向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永远乐意满足祈求帮助的愿望，而不管这个人的出身如何；以最慷慨的方式提供最重要的服务。通过这些方式，这个家族的五个分支获得了应有的荣耀和支持，这些并不是通过精心计算来实现的，而且出于自然的善心和仁慈。

当然，这些评价自身带着一种微弱的标准化特质，即从远古时代开始，雇佣文人就一直以这种“谄媚的”笔触来刻画钱的“主人”。私下里，根茨其实很矛盾，他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次评价与词条恰好相反。（1818年，他的朋友亚当·穆勒写的一篇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想法，根茨针对这些想法作出了评价。）他赞成穆勒的说法，即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拥有自身特质的特有物种”，准确一点说，他们是“普通、无知的犹太人，他们做生意的方式颇为自然（也就是说，全凭直觉），对事物间的联系没有更深入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具备了非凡的直觉，使得他们通常能够选择正确的东西或在两个正确的东西中选择更好的一个”。他们庞大的财富“全部是直觉的产物，人们习惯称之为运气”。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记性注释》的一章里，根茨以马基雅弗利式的语调详尽地描述了能力（品德）与环境（运气）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事实，它尽管并不新鲜，但通常被人们所误解。“运气”这个词通常被用在描述名人或著名家族的历史中，而如果我们将其与个人或情感因素割裂开，那么它就会失去所有的含义。在人的一生中，运气在一些环境和事件中或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它并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唯一因素。但是，持续的成功和经常性的失败通常可归结于受人赞美的个人品德或遭人谴责的自身过失或缺点。无论如何，最优秀的个人品质有时可能需要特定的环境或通过世界性的事件来“开花结果”。也正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开疆拓土的帝王为自己争得了王冠，看到了罗斯柴尔德成为伟大的家族。

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出版的《百科全书》的读者，也会将这些看做某种谄媚的词句。但实际上，根茨的编辑在脚注中插入的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段具体的、未公开过的故事，而这段故事恰好能够明确地表明根茨所说的品德与运气的关系：1806年，当法国军队逼近黑森时，其统治者选帝侯威廉仓皇逃命，他的巨额私人财产眼看就要成为拿破仑的战利品。迈耶·阿姆谢尔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机智，保住了威廉大部分财产，并一直周全地照应着它们。

在1836年的版本中，这个故事的细节更为丰满。此时，故事是这样的：选帝侯将保全自己财产的希望寄托在罗斯柴尔德身上，财产总值高达数百万古尔登。为了不负重托，罗斯柴尔德只有通过牺牲自己的财产并冒一定的风险保住这笔财产。外界所知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所有的财产均被法国人劫掠一空，这也让流亡的选帝侯认为自己的财产也已化为乌有。实际上，当他向罗斯柴尔德询问自己的财产时，他甚至都没估算过自己财产的价值。

但是他低估了品德高尚的迈耶·阿姆谢尔：当局势再次平息后，罗斯柴尔德立刻用手里的财产重新开业，当选帝侯于1813年回到故土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立刻归还了他当年托付的所有资产，而且他们还以收到财产的日期算起，向他支付了利息。选帝侯被如此诚实、守信的举动惊呆了，他将自己所有的资产在罗斯柴尔德公司中继续存放了好几年，并拒绝接受前几年的利息，利息自他归国时算起，而且他将利率定得非常低。通过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介绍给别人，尤其在维也纳议会中，选帝侯也帮助这个家族扩大了他们的关系网络。

这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的）生意取得重要进展的决定性因素”。金融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故事被反复传颂，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通过口口相传，将自己的家族故事传播开来。1834年，内森在餐桌上，向英国自由党首相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讲述了一个删节本的家族起源故事；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则阅读了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836年版《百科全书》，而且词条的内容可能还由他儿子的导师施莱默博士进行了扩充；这个故事甚至还是莫里茨·丹尼尔·奥本海姆两幅小型画作的主题，186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托奥本海姆绘制了这两幅画。

不过，根茨并没有将选帝侯财富的故事刻画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成功的核心要素：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成功）的经营方法还有一些别的见解。“所有重大交易中的成功，”他说，“并非纯粹依赖于选择和对有利时机的利用，更多的是靠利用谨慎选择的基本箴言。”除了他们“精明的管理和有利的周围环境”，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绝大部分成功的还有一些“原则”。其中一条是：五兄弟需在利益互通的氛围中开展自己的联合业务……任何动议，无论它来自哪个人，都需要经过集体讨论；每项业务活动，即使无足轻重，都必须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实施，并且需要每个人都出力参与；每项业务的成果由五兄弟平分。

在选帝侯的财富故事中，选帝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兄弟般的故事情节似乎正是受到了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彼此关系的启发。1817年（即在奥地利国王授予他们爵位之后），他们公布了自己的家族盾徽，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手臂握着五支箭，象征着五兄弟的团结——N·M·罗斯柴尔德公司至今仍在其信纸上印有这个徽章。五兄弟后来采用的箴言——“和睦，团结，勤勉”——更精确地描述了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罗列的品德。

根茨是众多作家中第一个用非常友好的（如果不是阿谀奉承的话）笔调描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有关这个家族的更富感情色彩的故事能够在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找到，他对这个家族非常熟悉（而且与根茨一样，对他们的财富也甚有兴趣）。例如，在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Coningsby，1844年）一书中，主角西多尼亚与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非常像（尽管并非完全一致）。书中，西多尼亚的父亲在半岛战争中挣了一笔钱，然后他“决定移民英国，也将自己数年中形成的商界网络带去了哪里。他在巴黎恢复平静后抵达英国，一同抵达的还有他的巨额资产。他将所有的资金押在了滑铁卢贷款上，而这次战役让他变成欧洲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弟兄们将自己的钱借给了欧洲诸国，他也因此“变成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主人和大师”。年轻的西多尼亚也具备了作为银行家的一切技巧：他是一个善于社交的数学家，并且“娴熟地掌握了主要的欧洲语言”。在《坦克雷德》（Tancred，1847年）一书中，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人物为原型的犹太女孩埃娃问：“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坦克雷德回答说：“我认为是伦敦最富有的那个人的兄弟。”当然，他们和埃娃拥有一样的“种族和信仰”。显然，迪斯雷利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书中人物，经常充当了作者的传声筒，反映了迪斯雷利对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的看法。我们不能将小说中的人物看做是“活生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不过，这些“模特儿”在书中留下了无数可以追寻的踪迹，也使得这些小说具备了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真实价值。

其他“正面的”小说式表述则不具备同样的重要性。比如，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一部小说将萨洛蒙·冯·罗斯柴尔德刻画成了维也纳版的“圣诞老人”。他非常仁慈地帮助一个木匠的女儿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女孩希望嫁给她那富翁父亲的学徒，这个学徒天资聪明但家境贫寒。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短篇小说《穷模特儿与百万富翁，钦佩的注解》（1887年），故事描述了一个落魄的富家公子在一个名为“豪斯贝格男爵”的富翁的慷慨相助下，最终娶回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在此类虚构故事中，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主角通常被刻画成慷慨大方的救世主，这在20世纪有关这个家族的一些流行小说中也能见到，尤其是巴拉、罗斯、莫顿、考尔斯以及威尔逊的著作中更是常见。这类作品有意识的（有时让人生腻的）正面腔调甚至从其书名中就能看出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罗曼史》、《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家族的画像》、《财富家族》以及《财富与权力的故事》。1969年上演的描写迈耶·阿姆谢尔和5个儿子的音乐剧间接地反映了这种阿谀风格的延续。在这些作品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历史被描述成善良的犹太男孩反抗掠夺的故事，最终堕落成了南德意志版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就是：庸俗。

不过，这种正面的描述在“罗斯柴尔德神话”中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结为他们的高尚品德，就会有2～3个作家持相反的观点。

最初的时候，即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像后来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根茨为他的“朋友”做的另外一件事便是向诸如《汇报》这样的报社下达指令：不准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使是在1843年，激进共和党人弗里德里希·施泰因曼仍然发现，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他的历史学著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它的历史和交易》，因为这本书中描写的细节众多而且充斥着批评词句，又过了15年，它才得以问世。允许出版的最大尺度题材是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记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撰写的软性文章，他当时报道了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的一起偷窃案，在其中他有些“多余地”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形容成“万能的上帝和大师，掌握着东半球所有铸成钱币的白银和黄金，国王和帝王们需要谦卑地从他的钱箱里借钱，他是万能之王”。即使在相对自由的英格兰，早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也只能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出现，比如克鲁克香克的《犹太人和医生》；或者在议会授予的特权保护下发表，比如1828年托马斯·邓库姆针砭时弊的发言：“一个新的、可怕的力量，直到今天仍不为欧洲所知，他是无限财富的主人，他吹嘘自己是战争与和平的决断人，而且国家信用都需要看他的脸色。”

这种方式并不罕见，在法国，最初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巴尔扎克在小说《纽沁根银行》（The House of Nucingen，1837～1838年）中，讲述了一个无赖式的德国银行家的发迹史，纽沁根通过一系列的虚假破产积聚了自己的财富，迫使他的债权人接受贬值的纸币作为偿还的款项。纽沁根的蛮横、无情以及粗俗与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有非常多的巧合之处；在另一部小说《情妇们的辉煌与哀伤》（Splendours and Sorrows of Courtesans，1838～1847年）中，巴尔扎克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它不仅适用于纽沁根，按照巴尔扎克的暗示，也适用于詹姆斯：“所有迅速积聚起来的财富，要么是运气或偶然发现的产物，要么是‘合法’的偷窃。”

巴尔扎克的创作至少起到了散播作用，一则故事迅速成为反对罗斯柴尔德浪潮中最受欢迎的段子：在《纽沁根银行》中，巴尔扎克描写了纽沁根第二大商业阴谋便是利用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9年后这个故事在乔治斯·戴恩瓦尔的通俗小说《醒世离奇的历史：罗斯柴尔德一世，犹太人之王》（1846年）中再现，戴恩瓦尔称，凭借第一时间内得到的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消息，内森在股票交易所通过投机捞取了大量金钱。在之后的版本中，内森被描述成目睹了战役的进行，冒着风暴，赶在威灵顿获胜的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抵达伦敦，并以此将2000万～1.35亿英镑的财富收入囊中。另外一些传说则称，内森贿赂了法军将领格鲁希，从而确保了威灵顿的胜利，然后在伦敦故意散播截然相反的战争消息，以便引发恐慌性的卖出浪潮。

当然，现代作家可以重新演绎有关滑铁卢战役的传说来作为内森商业嗅觉敏锐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似乎正是绝大多数人从奇闻轶事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论。而美国一个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甚至受这个传说的启发，赚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财富。但是，与内森同时代的许多人则认为，抢在战争结果公布之前进行巨额投机的想法让人非常震惊：实际上，这种行为当时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健康的”，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控制着股票交易所，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行为。在拒绝格拉德斯通授予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爵位的请求时，维多利亚女王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否某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能够与外国政府签订合约提供贷款，或成功地在股票交易所进行投机，就能申领一个英国爵位？”似乎对女王来说，“投机仍然是种赌博行为，它的规模极其巨大——而且离她乐意授勋的合法交易太远……”

当时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另外一种演绎则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中立立场：如果拿破仑赢了，内森在英国债券上就会成为彻底的输家。一些作家将这次投机看做是内森对反法联盟积极支持的证据。法国的评论则认为，滑铁卢的故事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缺乏爱国热情（一时是德国人，一时又是英国人）。对此，戴恩瓦尔解释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从我们的灾难中赚了一笔，但如果法国胜利了，他们就赔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对手的财政资助，也可以被认为是他们保守政治立场的表现；他们向奥地利、普鲁士以及1815年之后波旁王族控制的法国提供贷款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事实上，当奥地利正统王朝的激进反对派在国会中卷土重来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冠上了“神圣同盟首要盟友”的骂名。而在德国作家路德维希·博恩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他们在破坏自由根基方面比任何人做的都多，如果他们没有向那些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欧洲人民早享受到自由的欢乐了”。

但是，也不能轻易地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上偏爱保守政权。早在1823年，拜伦在《唐璜》第12章问道：“谁左右着世界的平衡？谁控制了所有的议会，无论是保皇派还是自由派的议会？”答案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伙伴克里斯蒂安·巴林。”这里面关键的一点是，拜伦认为“罗斯柴尔德”对王族政权以及自由政权都拥有影响力，他的势力触角甚至伸到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即使在1830年革命之前，一些传言也已经流传开，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资助王族政权，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寻求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权力能够与统治阶层和国王的权力相抗衡，甚至可以取而代之。1830年，查理十世从法国王位上被赶下台时，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却毫发无伤，这似乎证明了新金融王朝的说法。“如果所有国王都被推翻，罗斯柴尔德家族取而代之戴上王冠，”博恩在1832年嘲讽地问道，“对全世界来说，它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戏谑地说：“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先生对待新国王，就如富家小姐对待自己的玩具娃娃一样。”海因里希·海涅形容内森坐下来就如坐在王位上一样，说话“像个国王，身边围满了官宦朝臣”。同样的观点也能在海涅的文章里看到，他当时描述了萨洛蒙举办的一个儿童化装舞会：孩子们的着装非常可爱，他们表演的是如何贷款。他们穿得像国王，头上戴着王冠；其中一个大孩子的穿着几乎与内森·罗斯柴尔德一模一样。他表演得非常投入，双手插在裤兜里，拨弄着自己的钱，当一个小“国王”试图向他借钱时，他恶狠狠地摇头拒绝……

在另一些文章中，海涅更具体地分析了罗斯柴尔德权势自相矛盾的本质。他认为，从短期来看，这个家族充当了反动政权的“庇护人”角色，因为“革命通常是由于金钱匮乏而产生的”，而“罗斯柴尔德系统……弥补了金钱方面的不足”。但是，他也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系统”自身也蕴涵着可能进行的变革：在推动革命进程方面，没有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得更多……尽管这听起来比较奇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是国王的银行家，掌管国王财政的“要人”，如果欧洲帝制分崩离析，他们自身就可能被卷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中，对自己革命任务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认为罗斯柴尔德，”海涅接着说，“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是现代民主的奠基人之一”：罗斯柴尔德通过将国家债券体系推至最高位，消灭了土地的统治地位，这样就赋予了财产与收入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把之前土地的优势赋予了金钱。他也因此带来了一个新的权贵阶层，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是这个阶层所依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极不稳定的——金钱，因此绝不能像之前的权贵那样能够容忍退化和没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取代了旧权贵阶层，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拜物信仰。“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海涅在1841年3月宣称，“而罗斯柴尔德则是他的先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在开发铁路方面的成绩便是最好的证明。1843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财政支持、通往奥尔良和鲁昂的铁路开通时，海涅诧异地描述了这个让社会“震动”的事件，不过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短视性的暗示。此时，从他的作品中能够发现他的一些疑虑，他暗示日益强大的“金钱统治阶层”与以前那些土地贵族在本质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表现出比海涅更为明显的敌意——海涅据传受惠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希望将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下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詹姆斯促成的连接巴黎与比利时的铁路协议遭到了“七月王朝”的猛烈抨击，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色彩。阿方斯·图斯内尔的《犹太人，新时代的帝王：金融封建主义的历史》（1846年）一书主要针对的便是詹姆斯在金融方面的举措，这些举措保证了铁路协议的签署。

在某一层次上来讲，图斯内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法国铁路网应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但是，他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资本家”的同时，却没忘提及他们作为犹太人的种族背景——法国被“卖给了犹太人”，法国铁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他是）金融之王，基督教国王授勋的犹太人”。也正是图斯内尔这本书的论点激发了诸多效仿言论。与图斯内尔相像的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和乔治斯·戴恩韦尔》一书的匿名作者将犹太主义与资本主义画上等号：詹姆斯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世界之王，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是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代表了整个种族——它是一种权势的象征，这种权势已经笼罩着全欧洲”。与此同时，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所有中产阶级以及商业阶层的典范”。此类言论之间的联系以及后来发展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都为世人所熟知。1884年，卡尔·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文章《针对犹太问题》中发表他对“真正犹太人”的看法，他所指的犹太人是指资本家，并不考虑宗教信仰背景。在1848～1849年的革命浪潮中，尽管大部分政权被短暂地推翻，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依旧稳如泰山，这其中隐含的寓意对于马克思来说，再明显不过：“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如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信徒一样。”

到19世纪50年代时，海涅的论断——即罗斯柴尔德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盟友，似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并被一种新的批判言论替代，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旧有体制的卫道士，还是原始资本家以及经济剥削者。19世纪40年代，更多的革命“左派”作家更倾向于将新的批判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人身份等同起来——尽管这种论调从没有真正解释过为何在经济活动方面，犹太人应该拥有与异教徒不同的态度。（如果只是出于好奇和增添见识的原因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说明罗斯柴尔德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种族，我们需要再次翻翻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以及《坦克雷德》。）

进一步的甄别是有可能的。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人们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犹太人分离开——即上流银行，分别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为代表的“新兴”银行，以及以圣西蒙教派的佩雷尔兄弟为代表所创立的动产信托公司。这样一来，动产信托公司被许多作家刻画成法国财政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即在拿破仑三世期望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威。与大多数公开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种族言论不同的是，这次刻画的论据让人尊敬：动产信托公司今天有时仍被描绘成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式银行，追求的是将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这一点与那些“陈旧的”、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首的寄生式私人银行截然不同。但是当时许多人——最著名的是金融家胡莱斯·伊萨克·米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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