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于恩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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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语言学（第五辑）试读：
·方言理论探索与建构·
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格局与思路
甘于恩（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632）提要 广东是方言资源十分丰富的大省，汉语方言研究历来受到重视，研究力量厚实。本文分析广东方言研究的基本格局，并从宏观层面对未来的广东方言研究提出七点建设性意见，即推进广东方言的精细研究，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并重，致力促成岭南学派的形成，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注重大型项目的申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行，全方位开展学术交流。
关键词 广东方言 研究 格局 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的汉语方言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出现空前蓬勃的发展态势，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文字应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创办了《南方语言学》杂志，并举办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活动。以下从基本格局与研究思路两方面讨论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些情况。一、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格局（一）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总体格局
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总体格局，可以用四点来概括，即“特色突出、分工合作、研究精细、转型明显”。
1．特色突出
广东是古百越之地，语言复杂，汉语方言互为交融，表现出许多区域特征和变异特征。近些年来，广东各高校启动了多项以抢救、调查广东方言和语言为目的的大中型研究项目，主要有甘于恩主持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陈云龙主持的“粤西濒危方言调查研究”（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温昌衍主持的“客家方言词汇的调查与研究”（2007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伍巍主持的“粤方言比较研究”（200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彭小川和范俊军共同主持的“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建设”（200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邵慧君主持的“广东粤语语音数据库”（2008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严修鸿主持的“客家方言词汇深度调查”（2009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方言接触带上的语言地理”（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林伦伦主持的“粤东闽方言的地理分布及其语言类型学研究”（2010年度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庄初升主持的“一百多年来香港新界客家方言的发展演变”（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从巴色会文献看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以及“客家方言的界定、划分及相关问题研究”（2010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甘于恩主持的“粤东闽方言地图集”（2010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刘新中主持的“广东粤方言实验语音学研究”（2011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以及范俊军主持的“中国语言生态监测理论及信息平台建设研究——以岭南地区为中心”、“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理论体系、实践规程和技术准则研究”（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这些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项目，对抢救和保存广东省的语言和方言资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也都突出地体现了广东学者的研究特色。
2．分工合作
广东地域广阔，方言种类繁多，光靠某个研究团队要完成全省方言的调查研究，那是不现实的。因此，组建合作平台，强调分工合作，至关重要。由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成为省级基地，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趋势的深化。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在方言研究战略上起着主导的作用。
暨南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①广东粤语（彭小川、伍巍、邵宜、甘于恩等）; ②地理语言学（甘于恩、李仲民、彭志峰）; ③语言资源库建设（彭小川、范俊军）; ④海外汉语方言（陈晓锦、甘于恩）; ⑤实验语音学（刘新中、王茂林）。中山大学在土话、客家话以及粤东闽语方面较有优势，方言语法研究亦是其特色。而华南师范大学的特色则是粤语语音数据库的调查与建设。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形成了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骨干力量。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在岭南地区高校设立了近20个科研工作站，在体制上为分工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应该仰仗各地的科研力量，为方言的大面积调查和综合研究进行布局。这种分工合作已经逐渐得到各地院校的认可，如湛江师范学院的学者侧重于湛江、茂名一带的闽、粤、客方言研究，韩山师范学院的学者以研究粤东闽语为主，嘉应学院的学者以研究粤东客话为主，罗定的学者亦已认识到南江流域的方言是其研究的特色所在。今后必须以各地院校工作站为立足点，有意识地强化这种分工合作的趋势。
3．研究精细
早期的广东方言研究，具有明显的粗略的特征，选点不够细密，如珠江三角洲有9市（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数十个县区，但在《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中仅有30个点（包括粤、闽、客三种方言），很多县市没有选点（肇庆方言另在《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中反映），而闽语只调查了中山隆都1点，显然无法精确地反映方言分布和实际情况。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带来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但必须客观地予以指出。21世纪以来的广东方言研究，选点普遍较多，这对于我们掌握更全面的方言实情，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广州地区粤方言语音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实地调查了16个粤语点，加上多个原有的粤语点，分析显然更加到位。
研究的精细化还包括选题的精细化。近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面上方言的调查研究，而是选择一个领域（如语音、词汇、语法）来做深入探讨。如彭小川对南海粤语语音的精细研究，林华勇对廉江粤语语法的细致描写，都颇能体现出这种趋势。
4．转型明显
整个20世纪，广东方言研究的主流，还是体现为较为传统的描写语言学，侧重语音研究，方法相对落后。自20世纪90年代起，实验语音学、地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数据库语言学等新方法逐渐兴起，为广东方言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型在中青年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转型必然对广东方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型的、综合性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二）研究机构与人员
广东从事方言研究的机构，以广州市最为集中，各地的高校也有一些从事方言研究的人员，他们主要从事广东三大方言的研究，旁及其他方言的研究。
1．研究机构
专属方言研究的机构，广东只有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嘉应学院客家方言研究所。另外，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也以方言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方面。以下分述。（1）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首任主任为詹伯慧。2008年5月，该中心成为广东省教育厅第五批“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为伍巍。现任主任为甘于恩。现有20名专职人员，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8人；有博士学位的占85%。该中心成立至今，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科规划，国务院侨办，广东省社科“七五”、“八五”、“九五”、“十五”重点项目等众多研究课题，其中甘于恩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2004—2008）、范俊军的“五岭汉语方言和瑶语生态评估及双语接触研究”、陈晓锦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结项皆被评为“优秀”。目前尚有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个、省部级项目8个。近年来出版专著20多部，如“南方语言学丛书”一套八册、《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粤语论稿》、《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桂阳方言词典》、《汉语词汇·句法·语音的相互关联》、《广府方言》等；在境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更是可观。
该中心近期对原有下属机构设置做了调整，增设发音语音学实验室（主任刘新中）、地理语言学研究室（主任甘于恩）和语言培训及应用部（主任高然）。现共有研究室6个，即岭南方言研究室、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室、发音语音学实验室、语言资源及语言技术研究室、地理语言学研究室和语言培训及应用部。该中心与海内外许多高等院校、学术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多次成功主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如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国际闽方言研讨会、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汉语方言研究发展战略研讨会等，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2）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9月成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为左鹏军教授。从事方言研究的有邵慧君、练春招两位教授，前者以粤语语音研究为主，近年来主持的项目有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基地重大课题“粤方言语音系统数据库建设”，目前已经调查了近30个粤方言点的语音数据；后者以客家方言研究为主，参加基地重大项目“客家方言词汇的深度研究”。另外，暨南大学的甘于恩作为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也参与了该中心的方言研究项目，并在该中心的年刊《岭南学》上发表研究成果。（3）湛江师范学校粤西方言与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9月，所长为陈云龙教授。“粤西方言与文化研究所”采用校地合作形式，主要研究领域为粤西闽语、粤语及客家方言，粤西濒危方言，粤西地方文学与地域文化。
2．研究人员（1）暨南大学：该校从事方言研究的人数相对集中，包括詹伯慧、邵敬敏、伍巍、彭小川、陈晓锦、甘于恩、邵宜、范俊军、孙玉卿、刘新中、钟奇、高然、熊玉珍、彭志峰等。其中邵敬敏主持200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2003—2008），已结项并出版专著；甘于恩主持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2004—2008），已结项，接下来将开展“粤东闽方言地图集”（2010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和“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范俊军主持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岭汉语方言和瑶语生态评估及双语接触研究”、陈晓锦主持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皆已结项；邵宜主持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赣方言宜丰话语法研究”，在研；伍巍主持200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粤方言比较研究”，参加者有甘于恩、邵宜、刘新中、钟奇、覃远雄等；彭小川、范俊军主持200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建设”，参加者有熊玉珍、彭志峰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省、部级项目亦与岭南方言相关，如陈晓锦的广东省社科“十五”规划项目“泰国潮、粤、客方言比较研究”（2004—2007，即将出版）、邵宜的“广东省粤、闽、客三大汉语方言动词体的比较类型学研究”（2006年度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范俊军的“五岭中部瑶语岛调查及瑶汉双语接触研究”（2006年度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6—2008）。（2）中山大学：庄初升主要从事广东土话和客家方言的研究，也有若干论文涉及广东诸方言的接触与联系，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巴色会文献看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07BYY013）以及汉语方言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客家方言的界定、划分及相关问题研究”（2010）；施其生的研究主要着重于闽语（粤东闽语），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06BYY010），在研；林华勇原在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现调至中山大学，目前主持的项目有“粤闽客方言接触对粤西粤语语法的影响”（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项目，项目号07YJ03, 2007— ）和“粤语体貌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项目号09YJC740030）；陈小枫主要从事中山方言的研究，杨敬宇主要从事粤语语法的历时研究，主持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粤方言历史文本语法的比较研究”。（3）华南师范大学：从事方言研究的主要有邵慧君和练春招。邵慧君近年来以粤语语音数据库的调查研究为重点，主持2008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广东粤语语音数据库”（项目号08J-03）和2011年度国家基金项目“粤西湛茂地区粤、客、闽方言接触研究”，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调查。“小称（变调）研究”是邵慧君近年来关注的重点，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如《广东茂名粤语小称综论》[方言，2005（4）]、《江西乐安县万崇话的小称变调》[方言，2006（4）]。练春招主要从事客家方言的研究，出版的《客家古邑方言》（另两位作者为侯小英、刘立恒，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首次对河源地区的客家方言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该院民族研究所2006年被批准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直是该所的优势，目前已出版著作多种。已完成和在研项目有蓝庆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壮侗语族语言语音词汇语料库”、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重点课题“壮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项目“临高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粤语声学参数数据库”、广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侗台语族中的汉语借词层次”；符昌忠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点项目“黎语支语言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新发现濒危语言 ‘来语’研究”、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标语深入调查研究”、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畲语抢救性调查研究”、广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粤琼濒危民族语言个案研究”。另外，林春雨研究粤东闽语，杨希英则从事广西平话的研究。（5）华南理工大学：杨蔚以湘西乡话为研究重点，但也关注粤语，参与广东省育教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华南理工大学高水平建设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粤港澳地区社会用语研究”（项目号0206040, 2004—2006）研究工作；单韵鸣以广州话为研究重点，发表数篇相关论文，并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B类“汉语方言语法比较和方言语法语料库”项目（刘丹青主持，项目号0300000310）中的“广州话语料库的建设”（2003—2008）；李小华则以客家话为主要研究对象。（6）深圳大学：该校从事粤语研究的有汤志祥和丘学强。汤志祥主持“深圳方言研究”项目（2001年起）；丘学强从事军话研究，承担科研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子课题“军话调查研究”（2004—2010）和粤语的次方言四邑话研究，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调查（深圳粤语）；从事方言研究的还有梁源（主持2007年度教育部规划基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粤语语序功能研究”）和占勇。（7）韩山师范学院：该学院以粤东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学者有林伦伦、潘家懿、吴芳、杨姝、林朝虹等。林伦伦主持的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标语调查及其与粤语的关系比较研究”、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项目“南澳方言研究”（已出书）、广东省“十五”规划社会科学项目“粤东闽语区语言生活的变异和趋向调查”；吴芳从事粤东闽语的地理学研究，杨姝则研究粤东畲语。（8）湛江师范学院：该院近年以粤西方言为研究重点，取得较多成果。骨干人员有陈云龙、李健、赵越、黄高飞等。陈云龙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粤西濒危方言调查研究”、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等，出版《电白旧时正话》、《马兰话研究》等专著，博士论文为《粤西闽方言语音比较研究》；赵越为暨南大学在读博士生，主持省哲学社会科学共建项目“雷州半岛客家方言语音数据库的建立及相关理论探讨”（2012），其博士论文研究题目定为《雷州半岛客家方言语音研究》。（9）嘉应学院：设有“客家方言研究所”，所长为温昌衍。温昌衍、温美姬主攻客家方言，出版了《客家方言》（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梅县方言古语词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主持基地重大项目《梅州客家方言研究》（2007— ）以及省厅级科研课题多项；研究粤东客家话的学者还有侯小英、黄婷婷（曾参与香港中文大学课题“中国六省区与东南亚闽方言调查及综合研究”、广东省教育厅课题“粤中片客家方言的全面调查与综合研究”等科研项目）。（10）韶关学院：李冬香主要研究粤北土话和客家话，与庄初升合著《粤北土话调查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主持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6年度第四十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粤北土话濒危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并参与“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的调查（负责粤北方言）。
其他一些院校也有语言学的项目，如广东法商大学的向柠主持2009年度教育部项目“基于声学实验的穗、港、澳三地粤语语音比较研究”。
此外，随着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在各地设立工作站，带动了一些地方院校的方言研究力量，如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开始重视两阳方言的研究，增加了投入。二、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路（一）宏观层面（研究战略）的思考
1．继续推进广东汉语方言的精细研究
前人在方言的基础调查上做了不少工作，留下宝贵的资料，如出版了大型综合性的《广东的方言》、《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广东粤方言概要》、《韶关土话调查研究》这四种著作（主要以表格形式出现的“调查报告”不在此列），前者偏向普及，而后三者学术性较强。但是宏观探讨闽、客方言的论著仍然不多，这些情况的出现，固然与研究力量不足、方言普查不够深入有直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与研究力量的整合与利用比较欠缺有关。必须指出，我们对于全省方言的全貌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尤其是对于乡镇、农村的方言，更是缺乏全面的调查。乡镇方言保留不少早期方言的信息，非常珍贵，必须抓紧抢救性调查。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城市方言发生了诸多变化，对这些变化进行跟踪调查，对于构建有汉语特色的社会语言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并重，解决理论上的重大问题
共时研究由于面对语言现实，相对而言直接和容易一些；历时研究由于涉及的面比较广，相对而言会难一点。因此，广东方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共时，轻历时”的倾向，这在粤语研究上也有所体现，主要表现为重感性论述，轻科学论证；多主观推论，少客观论据；对史料的使用缺乏鉴别，结论经不起推敲。
要改变这种倾向，必须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并重，研究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如粤语的形成与历史层次、粤语与移民的关系、粤语与其他方言的接触和互为影响、粤语的发展、粤语的下位分类（目前只做到片）等。
要组织人力撰写《广东闽方言概要》、《广东客家方言概要》和《广东汉语方言概要》等具有重大学术分量的专著。
3．从精细研究向深度研究转型，致力于促成岭南学派的形成
在大范围、全方位地推进广东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以及注重共时与历时研究的开展，解决理论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要致力于广东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形成具有岭南特色的学派，即注重田野材料的真实性，关注方言（语言）间的接触关系，了解国外新近的理论学说，在不排斥先进的、有用的外来学说的同时，对岭南地区的语言现象展开创新性的研究，争取在中国语言/方言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将21世纪以来的方言研究，从总体上归结为“精细研究”。如何将这种精细研究上升为具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有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是摆在广东学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所幸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这点，如严修鸿对客家话词汇展开深度调查研究，但理论的影响力尚待提升。粤语、闽语、客家话以及其他方言，都有很多领域、课题需要做深度研究，只有越来越多的深度研究出现了，岭南学派的形成才会指日可待。
4．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促进地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
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开拓，有赖于基础学科材料的积累和理论的进步，这几十年来的广东方言调查，为新学科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传统的方言调查，从调查质量到调查手段、方法，皆有所欠缺。
目前许多新项目的实施，原有的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也就是说，多数点的材料必须重新调查、重新录音（因为大多数录音材料不符合现代技术的要求），一些调查条目也需按要求重新拟订。如果有了精干的团队、可靠的调查材料、先进的现代技术，那么，许多新兴学科如地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将得到迅速的发展。
5．注重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争取在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省部级重大项目申报上有所突破
2012年，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范俊军通过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语言生态监测理论及信息平台建设研究——以岭南地区为中心”和“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理论体系、实践规程和技术准则研究”。目前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正在申请其他国家重点项目，并力争在重大项目上有新的突破。
6．在拓展方言基础研究的同时，开展方言的应用研究
詹伯慧先生在《粤语研究与粤语应用》一文中提出“粤语研究要为粤语应用服务”，为粤语研究指出了一条拓展的道路。目前应用性的研究也较多集中在广州高校，未来应考虑在以下几方面着力研究：（1）粤语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如粤语测试标准）；（2）广东地区方言辞书编纂；（3）粤语语音规范与粤语播音；（4）粤语电视剧、电影的方言配音问题；（5）广东三大方言与地方文学；（6）粤语研究与方言地方文献编纂、注释；（7）粤语的其他社会应用（如窗口行业的方言应用）。
7．全方位开展学术交流，提升广东方言学界的学术影响力
广东此前的研究项目，多体现为以人脉关系组合的科研团队，优点是较易管理，缺点是科研人员的素质高低不整，影响了项目的整体质量。我们主张，广东方言的研究，要尽量避免这一弊端，以学术特长作为考量的主要因素，全方位地开展合作和对外学术交流。
既然是全方位的交流，便包括校级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比如香港中文大学长于理论思辨，藏书又非常丰富；暨南大学长于田野调查，实验性研究亦是其特色。两者完全可以在方言语法、实验语音学和地理语言学等诸多领域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既可以是项目合作，也可以是人员间的互访、短期的讲学等。总之，形式可以多样。
学术合作除了可以在省内各高校之间展开，也可以在省际高校之间进行，如近期暨南大学将与上海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就岭南地区大规模的方言语音数据库调查研究进行合作。
当然，更高层面的合作应着眼于国际的科研合作。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正在着手与美国的相关大学合作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这方面的潜力非常可观。（二）微观层面（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的思考
广东方言研究头绪甚多，要结合研究机构的特色和相关研究人员的专长，统筹兼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应重点扶持以下研究：（1）地理语言学应从目前的粤、闽研究，拓展至客家方言，中山大学和嘉应学院可在客家方言的地理学研究方面开展合作。条件成熟时，应举全省之力，申报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广东汉语方言地图集》。实验语音学研究也应作如是考虑，即从以粤语研究为重心，适时地延伸至客、闽方言。（2）加强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考虑申报《（广东）粤方言词汇深度研究》、《（广东）闽方言词汇深度研究》等项目，推动词汇精细研究的开展，并以此为基础编纂“广东方言系列词典”。（3）重视方言语法的专题比较研究，如小称、词缀、句型、句式、语序以及体貌范畴等，关注方言的形态（变调、变声、变韵）与方言语法的关系，开展方言类型学的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方言特点以语音为最，词汇特点次之，而语法差异最小。这种观点是在方言研究不够深入的情况下得出的，妨碍了我们对广东方言的全面认识。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在近二十多年来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出现了像邓思颖的《汉语方言语法参数理论》这样杰出的阐释性理论著作，刘丹青的《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南方语言学》（第二辑）] 也从宏观性的视角探析粤语的句法特点。
广东学人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广东粤方言概要》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广东粤语的特点；杨敬宇出版了《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甘于恩出版了《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特点》；彭小川对广州话语法（包括虚词）特点做了精细的描写，出版了《粤语论稿》和《广州话助词研究》；邵敬敏主编的《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则涵盖粤、闽、客方言的特点。（4）历时研究上，可申报课题《岭南方言的历时研究》，力求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另外，要开展一些方言史的研究，包括粤、闽、客以及土语的历时研究，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进行方言本体研究。（5）要重视边界方言和濒危方言的研究，组织人力开展调查，出版“广东濒危方言研究丛书”。陈云龙、丘学强先后出版过《旧时正话研究》、《马兰话研究》、《军话研究》，为保存濒危方言作出贡献，但整体影响不够，较之广东地区众多需要抢救、研究的小方言而言，我们调查并出版的这方面成果，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三）其他几点措施
除研究层面的考量之外，我们还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以推动各地、各校方言研究的开展。比如可以推动有条件的地方院校联合举办方言专题研讨会。2013年下半年，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将与湛江师范学院共同举办“粤西方言与文化高端论坛”，探讨粤西方言研究的重要问题。每年定期组织专题业务培训，培养中青年学者尽快成长，独当一面，使方言调查研究后继有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已经连续四年举办“广东/岭南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培训会，第一届（暨南大学，2010）以“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研究为主题，第二届（嘉应学院，2011）以语音数据采集作为主题，第三届（湛江师范学院，2012）以粤西方言研究作为主题，第四届（暨南大学，2013）则以地理语言学绘图软件为主题，影响不断扩大；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多方带动学生走向田野，培养他们独立开展田野调查的能力，强化他们善于思考、善于质疑的思辨能力。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已取得省优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佳绩，下一步要致力于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冲击国家百篇优秀论文的目标。
综上所述，广东汉语方言研究要想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形成独特的学派风格，必须潜心思考，潜心研究，有所继承。应当关注理论研究与关注应用研究并举，同时贴近岭南、贴近现实、贴近传统。学术带头人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宽容的学风与态度，善于团结同行，倾听不同意见，允许他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名利之争对于广东方言学界的发展毫无益处，应当摒除这种恶习。广东学人只要同心协力，在现有的基础上致力于方言研究更上台阶，前景无疑是十分光明的。参考文献[1] 甘于恩．粤语与文化研究参考书目 [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2] 甘于恩，詹伯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1）．[3] 甘于恩，林亦等．近五年（2004—2008）来粤语及两广方言研究综述 [A]．甘于恩．南方语言学（第三辑）[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4] 甘于恩，曾建生．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之若干思考 [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5] 詹伯慧．二十年来汉语方言学研究述评 [J]．方言，2000（4）．[6] 詹伯慧．粤语研究与粤语应用 [J]．学术研究，2008（10）．
汉语方言特字研究综述
贾坤（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083）提要 特字是汉语方言中从读音的来源或演变的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字，即各种“例外字”。研究特字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汉语方言语音发展演变的规律。文章对学界以往有关特字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特字 汉语方言 综述
特字是汉语方言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值得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目前学界对特字的研究比较零散，本文拟对学界以往有关特字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一、特字的定义
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赵元任等（1948: 1494）第一次提出了特字的定义：“特字”是指一些从读音上看有分歧、不同的来源的字。
李荣（1965a）把造成语音对应规律的例外的主要原因归纳为“方言语音演变有例外”和“各方言字音来历不同”两个方面。李荣先生还指出：各方言间对应关系不符合常例的字，研究方言音韵的人叫做“特字”，即音韵地位特殊的字；各方言间字音来历不同造成对应的例外；所谓字音来历不同，是说从《切韵》系统看，各方言字音所反映的古音类不同。
曹志耘（2002: 59）指出，“特字”是指读音特殊的字。所谓特殊，一般是指不符合本方言的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当一项语音演变由于受到某种因素的阻碍而中途停止时，演变就不成系统，如果这项不成系统的演变所波及的字很少，这些字就会成为特字。此外，有时所谓不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字音，实际上另有古代来源，只是这个来源的读法今天在多数方言里已不通用，因此，沿用该来源的读音就显得比较特殊。
丁邦新（2002）指出，特字在某一个意义上是例外字，就是方言的读法跟《切韵》、《广韵》、《集韵》收录的音不同；或者从演变上说，在方言里某个字的读法发生了例外的变化。《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2008）“前言”对特字的界定是：从读音的来源或演变的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字。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特字是汉语方言中从读音的来源或演变的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字，即各种“例外字”。二、特字的研究价值
语音的发展演变是有规律的，但人们发现，语音变化有时会有例外。“例外考验规律。通过例外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规律。”（李荣，1965b）“研究例外，目的仍然是解释规律”, “只有当例外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规律才能得到确立”, “例外的研究可以成为观察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的一个窗口，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徐通锵，1991: 135、134、132）。
如何看待“规律”和“例外”曾是语言学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青年语法学派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他们强调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无疑是对历史语言学的一大贡献，但他们把这种规律性绝对化，“要求用不允许有例外的语音演变规律来解释语言的发展”，后人受他们的理论的影响，“习惯于用连续式的音变特点来解释语言中的音变，把凡是不符合这一音变特点的语音现象统统列入 ‘例外’”,“对例外缺乏具体的分析”（徐通锵，1991: 124、131、132）。我们认为，语言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但也会有例外，而产生例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对例外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和掌握规律。
特字是汉语方言语音发展演变中的例外现象，每个特字的形成都有着一定的原因，研究特字必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汉语方言语音发展演变的规律。三、特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
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等，1948）第一次对特字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该书“特字表”一节首先提出了特字的定义并对特字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简单探讨，随后详细列出了“全省大体一致的特字”和“各地读法不同的特字”两个大表，两个大表又分别分成“送气不送气”、“清浊”、“通塞”、“见系杂例”、“声母杂例”、“开合口”、“韵母杂例”和“声调”等八个小表，每个特字均注出反切、古类（声类、韵类或调类）及各地今音所代表的古类（个别字古类不便注或无法注就改注今音类或今音值）。尽管该书对特字的分析比较简单，并且基本上只涉及湖北一个省的特字，但现在看来这种分析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对之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为难得的是，该书后面的“地图”部分专门画了十幅特字地图，分别为“触”、“跑”、“特”、“锅”、“隶”五个字的声母归类法，“茄”、“绳”、“倾”三个字的开合口归类法，“去”字白话音，“饰”字声调归类法。这些地图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上述特字的读音（声、韵或调）在湖北省的分布情况。
李荣先生《方言语音对应关系的例外》（1965a）和《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1965b）两篇文章对特字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前者着眼于来源，后者着眼于演变，两篇文章合起来看，可以说是对特字形成原因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详见后文）。此外，李荣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与特字问题相关的文章，如《论北京话“荣”字的音》（1982）、《论“入”字的音》（1982）、《“捐”字的音》（1988）、《禁忌字举例》（1994）、《打字与幐字》（1996）等，为特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近年来未见研究特字的专著，少数单篇文章或研究某方言语音的著作中涉及特字问题，但大都研究得不太深入。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邢向东《神木话“例外字”试解》（2002）、李树俨《银川方言读音例外字例释》（2004）两篇文章分别对神木、银川等方言中的例外字做了一些研究；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2002）一书在声、韵、调三章分别汇集了南部吴语里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比较特殊而不成系统的个别字音，并略作说明；孙宜志《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2007）一书在介绍万载、弋阳、永修（三角）、安福四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特点时对这几个方言点的特字字音分别进行了描写。
丁邦新先生《汉语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2002）一文是近年来少有的将特字作为题目的方言学文章。这篇文章首先归纳了特字形成的原因（详见后文），在此基础上，尝试利用特字来区分汉语方言，也就是试图将特字作为汉语方言分类的一个依据，这也是丁先生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丁先生选取常用且非名词的特字作为依据来区分汉语各大方言，具体如下：用“借”的声调和“醒”的声母区分闽语和其他方言；用“挑（挑担）”的声母区分湘语和其他方言；用“剂”的声母区分客赣方言和其他方言；用“肥”的声母区分客家话和其他方言；用“剥”的声母区分粤语和其他方言；用“溃（溃脓）”的声母区分吴语和其他方言；用“特”和“僕”的声母区分官话和其他方言。丁先生另有《从特字看吴闽关系》（2008）一文，该文通过观察吴语声母特字“蟹、铅、防、歪、轧、环”和闽语声母特字“飞蜂、竹抽、深树、猴咸、红鞋、圆云、蝇、窗、筛、锄”在浙闽交界处各方言的读音情况，讨论这些方言的归属。在文章末尾，丁先生特别指出，“特字只是讨论方言异同的尺度之一”，他无意“以这个尺度取代别的尺度”, “只是提供一个不同角度的观察”。在上述两篇文章中，丁先生选取的绝大多数是声母特字，对此，他本人的解释是：“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看，声母的特殊读法最容易把握，韵母则不易说定，声调的差异也比较难以找材料，还要进一步观察。”
2008年出版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共有205幅语音图，其中有32幅是特字图，它们为我们展示了汉语方言中的特字的大致面貌。其中声母特字图19幅：谱鸟桶踏弄雀松柿产鼠箍钩今劲去溪跪雄铅；韵母特字图3幅：还打梗；声调特字图10幅：听熬猫聋脓柄派糙鼻拉。各图均包括该字在全国930个调查点的读音情况（“无”的情况除外），地图从读音的中古来源或现在的读音特点两个角度进行分类。这些特字图为特字研究提供了一份准确而翔实的材料（例见下文）。四、特字形成的原因
李荣先生《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1965b）一文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分析了汉语方言中的例外产生的原因，总结出了六个原因。第一，连音变化。指邻近的音相互影响，包括同化和异化两种情况。以北京话中的“杉”、“犀”、“婿”等字为例。第二，感染作用。指语法上属于同一小类的用法相近的字，有时在读音上互相吸引，引起字音的改变。这种作用也被称作“类推”。以“我、你、他”三个字的声调为例。第三，回避同音字。容易引起误会的同音字会有互相排斥的现象，有时会引起字音的改变。例如，北京话“糙”字读阴平（本应读去声）, “死”字没有同音字（从音韵地位上看本该与之同音的字都读同“洗”了），广州话“钩”字读鼻音声母而不读不送气塞音声母（按规律应读后者）。第四，字形的影响。包括“读半边字”和“多音字的合并”两方面。字形影响字音一般限于口语里不常用的字。北京话中的“屿”、“垃圾”等属于“读半边字”的情况，“守”、“胜”等则属于“多音字的合并”。第五，误解反切。《广韵》和其他古书上的反切折合成今音，多半不能简单地把“反切上字的今声母”和“反切下字的今韵母今声调”加在一起，而是要按古今音演变的规律折合，否则就会误解反切，如果相沿成习，则会造成音变规律的例外。这种现象通常限于书面语，因为口语用字是不需要根据反切推求字音的。例如“窈窕”的“窕”和“平上去入”的“上”。第六，方言借字。各方言语音演变规律不完全一致，因此方言之间的借字就往往不符合借入地区方言的音变规律。例如，北京话的“搞”和“尴尬”的读音都是外来的，都不是直接从古音演变而来的，因此也就不符合北京话的语音演变规律，从而成为例外。这篇文章最后还讨论了“本字问题”，指出了一些看似例外其实不是例外的现象。李荣先生认为北京话“浮水”的“浮”（读作去声）的本字是“赴”, “酒盅”的“盅”的本字是“钟”, “值班、值钱”的“值”的本字是“直”，这些看似例外的读音只是一种“假例外”。
李荣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方言语音对应关系的例外》（1965a）主要从字音来源的角度讨论了汉语方言中的例外，指出“各方言间字音来历不同造成对应的例外”。文章前半部分简单举了一些例字来说明这一问题。韵母例字是“洒”、“晒”，声母例字是“箍”、“隶”，声调例字是“块”。特字古音类不同往往由于古代方言有别。为具体说明这一问题，文章后半部分详细讨论了“稻”、“松”、“堤”、“掰（擘）”、“蟹”五个字。这几个字都可看作是声母特字。
丁邦新先生《汉语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2002）一文也分析了特字形成的原因，一共归纳出七个原因。第一，韵书漏收。以“贷”字为例。第二，读音后起。以“脸”字为例。第三，读半边字。以“谱”、“械”、“侦”三个字为例。第四，受常用字影响。以“玻”字为例。第五，避讳。以“勾”、“钩”两字为例。第六，存古。以“糊”、“咸”两字为例。第七，音变的遗留。
上述李、丁二先生的观点有同有异，综合起来或可成为对特字形成原因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归纳。五、《汉语方言地图集》中的特字图举例
下面我们以“箍的声母”、“打的韵母”和“听的声调”三幅地图为例，简单介绍一下《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2008）中的特字图。同时，我们尝试对这三个特字的成因进行简要分析。“箍”的声母在汉语方言中有送气不送气之分，“箍的声母”（语音卷107）一图共分两个大类：“读如见母”（大多数读作 [k] 声母）h和“读如溪母”（大多数读作 [k] 声母）。该图为我们呈现了“箍”的声母在全国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这一分布很特别。大致来说，江西（东北部除外）、湖南两省“箍”读如见母，这一地区外围的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以及安徽南部、陕西南部等地区“箍”都读如溪母，而北方广大地区以及云南、上海“箍”读如见母。从地图上看，“箍”读如溪母的读法构成了一种环形分布。《广韵》中“箍”为模韵古胡切，以篾束物。《集韵》中“箍”有见母和溪母两个中古来源：模韵攻乎切，以篾束物；模韵空胡切，篾也。需要说明的是，《集韵》中“空胡切”的“箍”与“攻乎切”的“箍”字形和字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读如溪母的“箍”可看作另有本字，但二者字形相近且意义上有一定的引申关系，所以我们暂且把“攻乎切”和“空胡切”看作“箍”的两个中古来源。这样看来，“箍的声母”一图中两个大类的对立当是源于两个不同的来源。“打的韵母”（语音卷201）一图共分三个大类：“读如梗摄”、“读如假摄”和“与梗假摄都不同”。该图为我们展示了“打”的韵母在全国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大致来说，吴语点基本上都读如梗摄，此外，除少数点（分布于湖南、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与梗假摄都不同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读如假摄（闽语点不说“打”，除外）。《广韵》中“打”为德冷切，大致来看，汉语方言中只有吴语的读法是符合这一反切的。为什么全国大部分地区“打”的读音都不符合“德冷切”而是“读如假摄”呢？宋末元初戴侗《六书故》中“打”为“都假切”，可见最迟在宋代，“打”已有了“读如假摄”的读法。关于这种读音的成因，目前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钟明立（2007）认为“这是汉语语音发展中的阴阳对转现象”；黄典诚（1985）则给出了一种说服力较强的解释。黄先生首先排除了“打”来源于中古假摄开口二等的可能，因为声母是不符的；而后推测“打”可能来源于中古咸山两摄的入声，通过查阅韵书，进一步判断出“打”是训读字，它的本字是咸摄一等入声的“搭”或“搨”。“听的声调”（语音卷029）一图共分四类：“来自平声”、“来自去声”、“来自平声～去声”和“来自平声或去声”。全国930个方言点中，多数点的“听”来自平声，来自去声的方言点主要集中在浙江、湖南、广西、广东、重庆等省（市、区）以及皖南、赣北、苏南、鄂东、黔东。此外，福建、云南等省也有零星分布。从方言区来看，官话（包括晋语）、闽语、赣语大多数地区“听”来自平声，而其他方言则有些参差不齐。
由《广韵》可知，“听”有平声和去声两个中古来源：青韵他丁切、径韵他定切。这两个来源都有“聆听”义。可见，汉语方言中的“听”目前有两种声调，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听”在中古有平声和去声两个音韵地位，即现在的平声和去声两种读音有着不同的中古来源。
以上的分析只是找出了这几个特字形成的根本原因，至于它们在汉语方言中形成上述分布的具体原因，则还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六、特字研究展望
特字是汉语方言语音发展演变中的例外现象，研究特字对汉语方言学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以往对特字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且缺乏系统性。
事实表明，对汉语方言中的特字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难度。究竟什么样的字能够算是特字？我们提到特字，有时是具体到某种方言，有时则会涉及整个汉语方言，那么，特字的范围究竟是什么？什么方法比较适合用来研究特字？研究特字的具体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不应成为我们研究特字的障碍，更不应成为我们不去研究特字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一边研究特字一边解决这些问题。有些问题可以暂时搁置，等我们研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许它们就迎刃而解了。
在特字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无论是赵元任先生、李荣先生，还是丁邦新先生。他们对特字的重视以及他们对特字进行的探索性的研究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从赵元任等先生最早提出“特字”这一概念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了，在汉语方言研究繁荣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忽略“特字”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对特字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参考文献[1] 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 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 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 [J]．中国语言学报，2002（30）．[4] 丁邦新．从特字看吴闽关系 [A]．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8.[5] 黄典诚．普通话“打”字的读音 [J]．辞书研究，1985（1）．[6] 李荣．方言语音对应关系的例外（1965a）[A]．音韵存稿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 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1965b）[A]．音韵存稿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 李荣．论“入”字的音 [J]．方言，1982（4）．[9] 李荣．论北京话“荣”字的音 [J]．方言，1982（3）．[10] 李荣．“捐”字的音 [J]．方言，1988（3）．[11] 李荣．禁忌字举例 [J]．方言，1994（3）．[12] 李荣．打字和幐字 [J]．中国语文，1996（3）．[13] 李树俨．银川方言读音例外字例释 [J]．语文研究，2004（4）．[14] 孙宜志．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 [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15] 邢向东．神木话“例外字”试解 [J]．语文研究，2002（2）．[16]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7]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18] 钟明立．普通话“打”字的读音探源 [J]．中国语文，2007（5）．
·专论·
谈詹伯慧先生对台湾学术界的影响
竺家宁（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台北）提要 詹伯慧先生是两岸学术界共同景仰的知名学者，他在方言学、汉语语言学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和贡献，同时也对台湾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语言规范、方言与共同语、方言史三大方面来论述詹伯慧先生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阐述其学说和论点对台湾语言研究的影响与启迪。
关键词 詹伯慧 语言研究 贡献 台湾 学术影响一、前言
詹伯慧先生是两岸学术界共同景仰的知名学者，他在方言学、汉语语言学都有巨大的贡献与影响。詹先生曾经多次访问台湾，应邀讲学，对台湾年轻一辈的学者影响甚大，对台湾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研究经验。本文试图处理詹伯慧先生提出的一些语言观念，一方面介绍他的学说和论点，另一方面也从当中看出在两岸交流上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相关的问题。（一）语言规范问题
这是詹先生论著中比较关注的课题，詹先生曾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包含《当前一些语言现象与语言规范》、《再论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漫谈海内外汉语言文化的互动》等。（二）方言与共同语
詹先生另外一个关注的课题，是有关汉语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发展以及互动的关系。这方面他发表的论文包括《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海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略论方言地区的双语应用问题》、《汉语方言调查与汉语规范化》、《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三）方言史的问题
詹先生在方言史方面也多次提出其研究心得，包括《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评述》、《汉语方言研究30年》、《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等。
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三个课题，来介绍詹伯慧先生的观点，并描述这些观点在海峡两岸所产生的回响。二、詹伯慧先生在语言规范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关于语言规范问题，詹伯慧《再论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3）] 特别提到了国外的经验。法国于1635年成立了权威的法兰西学院，这个学院的职责之一就是研究法语的规范化。进而提出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就更不待言了。在这个方面，从1979年正式出版，尔后多次修订增补的《现代汉语词典》，詹伯慧先生认为是集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大成的权威之作。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李行健主编），又在词汇规范化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广东省粤、闽、客三大方言鼎立，学习普通话问题很多，在方法上，詹伯慧先生主张广东的语文工作者应投身推普工作。要结合方言的实际，研究本地区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异同，找出对应规律，这样就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一些语言学习中的难题，使大家能更有效地掌握好民族共同语的规范。詹伯慧先生也强调，语言应用的舞台非常广阔。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不会使所有方言都销声匿迹。
詹伯慧先生论述了语言规范化与语言应用多元化的关系，也可以从国外的经验观察，像亚洲的新加坡是个典型的语言多元化社会，欧洲的瑞士、北美的加拿大也都是语言多元化的国家。语言多元化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多少障碍，而南亚大陆的一些国家，就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由于语言应用多元化，在政策上存在问题而导致民族冲突。新加坡政府面对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现实，一方面尊重各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使用各自母语的权利，在华族的中小学中，一定是英文—华文双语并用，同样，在马来族学校中，除了将英文作为教学语言以外，一般也是以马来语作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人口七成以上的华族人民，使用着祖辈从中国原居地带来的各种方言母语，所以有必要推广共同使用的普通话──华语。新加坡的华语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原以中国闽、粤、琼地方方言为母语的华族人民，都能使用共同华语（普通话）进行交际，而在宗亲、家庭范围内保存各自方言的另一层多元化语言应用的格局。形成一个在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社会中各种不同层次、不同作用的语言并存并用、各司其职的和谐局面，这确实是新加坡语言政策上的极大成功。
关于语言规范化与语言多姿多彩的关系，詹伯慧先生强调汉语是高度发达的语言。语言规范化方面的问题，做到去芜存精，既维护了语言规范的准则，又不至于影响语言表达的多姿多彩。在语言规范化与方言词语运用的关系方面，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语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从各地方言中吸收一些有益的成分来充实自己，使自身更臻丰富和完善。
早年共同语中吸纳过个别江南吴语（以上海话为代表）的语词，如“垃圾”、“尴尬”等；近十多年来，随着南北经贸交往的日益频繁，又有一些粤语的词汇“北上”进入共同语的词库，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约定俗成是主导语言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则。那么，语言规范化和约定俗成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呢？这一点，詹伯慧先生强调唯有约定俗成才是形成各种语言现象、造成各种语言差异的通规，才是打开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之门的总钥匙。约定俗成甚至可以使“错了”的东西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积非成是”了。某个按传统读音规律应属误读的音，只因大家都习惯念错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你不得不承认的读音，也只好让它以“俗读”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字典、辞典。詹伯慧先生提到广东人因为南方终年不见冰雪，人们普遍都是冰雪不分，于是言及冰雪的词，往往混淆不清，最典型的莫过于说粤语的人，凡普通话以“冰”为语素的词，大都以“雪”代之，如“冰棍儿”是“雪条”, “冰淇淋”是“雪糕”, “冰水”是“雪水”, “冰箱”是“雪柜”, “溜冰鞋”是“雪屐”,“冰镇”是“雪藏”。这就是约定俗成。
在缩略词方面，詹伯慧先生举例说，如“北京大学”叫“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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