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④：文功武治宋太宗(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纲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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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④：文功武治宋太宗(上)试读：

前言

宋太宗赵炅，不喜欢饮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赵匡胤。但他偶尔饮酒，也往往尽兴。史上记录他三场酒事，颇见真性情。

雍熙元年（984）正月，元宵节。首都汴梁，人们在大街小巷，各色灯火之下游逛。丝绢或彩纸扎制的灯笼，争奇斗艳。叫卖声此起彼伏，很热闹。太宗登上宫城南门丹凤楼赏灯，站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半个东京城。几年没有打仗了，看着这般和平景象，太宗来了情致，对随从的宰辅们说：“国家承续五代十国多年战乱之后，现在终于海宇平安，京师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时很少饮酒，今晚与爱卿们同乐，应一醉方休。”

说罢，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饮完，便“虚爵以示群臣”。“虚爵”就是“空杯”；“以示群臣”就是将空杯展示给群臣看。

这个动作与今天北方人的豪饮没有两样。熟悉北方饮酒习俗的都知道，某人饮干之后，往往将空杯倒过来给人看，并不忘加上一句：“我干啦！”天津人饮酒干杯，往往还要说：“我先干了，先干为敬（净）。”感到这个时刻的太宗赵炅，有一种河南人特有的豁达和亲近。我仿佛听到他操着洛阳口音对宰辅们说：“俺这个酒干，恁那个酒咋不见动？”“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太宗朝有一个猛将，名孔守正，战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欢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时他已经做到了殿前都虞候，这是负责警备监察的武职。同座也很多武将，渐渐就喝高了，于是开始在御座前各自争功，互不服气，一时间脸红脖子粗。史称“忿争失仪”，愤怒地争吵失去了端敬的礼仪。那时“礼仪”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员，皇上又在跟前，岂可如此无礼！有侍臣看不下去了，于是主张将这几位争论者请到有关部门去推问，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该挥挥手，带着醉态，没有答应。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将们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纪律，于是来到殿廷请罪。太宗很随意地说道：“朕亦大醉，漫不复省。”昨晚那事儿？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记得了！于是这事就过去了。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与名相寇准商议，定下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并做了一场太子就职仪式。这对帝国权力变更是一个重要安排，在选举制度尚未到来之前，帝国的太子制度就是一种规则。晚唐以后，已经罕见预立太子的秩序规定，皇权大位成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国不宁，杀机四伏。太宗此际立太子，是恢复古制，百余年来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门，人人都争着来看，纷纷夸赞赵元侃。这事传到太宗耳朵里，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娇，很不高兴。召寇准说：“人心都向着太子了，这要把朕放在哪里啊？”

寇准却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之福啊！”

寇准一向不特别会说话，说话就冲人，但关于立太子这事，他每次答对，都非常得体，且有效。士庶称赏太子，他不说是太宗之福，也不说是太子之福，而说是“社稷之福”，这就是“价值制衡”，让正道行在权力分配中。太宗听后也觉得有理，于是高兴起来。进入后宫，宫中人也都来庆贺。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适人选，大好事。就出来再次约见寇准，俩人对饮，史称“极醉而罢”，俩人都喝高了。

太宗赵炅，有“孩子气”，三场酒事可以略见一斑。孩子气

太宗喜欢读书，儒家经典外，他也喜欢“读老”。

有一次，他读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对近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伯阳，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话，见于《老子·四十九章》，原文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话大意说：圣人常常不会起刻意为善为恶之心，而以士庶之心为心。但还不止于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这样就能做到为善之德。士庶诚信，我也诚信；士庶不诚信，我也诚信，这样就能做到诚信之德。圣人执掌天下，要收敛自己的欲望，以浑朴之姿对待天下之自然运转。士庶一般都专注于耳目聪明，物欲追求，但圣人则一任浑朴纯真之婴孩状态。“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这段话的主题词。“圣人常无心”，“圣人皆孩之”，类似意见，在儒学中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论个人修养，可以回归“真人”境界的描述；论政治治理，就是对恪守“无为而治”也即“自发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个注：“无为而治”是儒学话语，四字就在《论语》中。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种状态：负重的骆驼、沙漠的雄主、无怀的赤子。一般人们都注意于“沙漠的雄主”这一阶段，以为这类“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讲述的主题。但这是一种激进时代需要的“误读”。“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为人类文明推进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尼采所标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来，最高的境界是“无怀的赤子”，也即纯任自然的婴孩。这才是尼采欣赏并理解的人类愿景。《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经多次言说了这个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论及这个主题：“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李贽“童心”说，与老子和尼采的论说也颇接近。

在俄罗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称赞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时候，往往把他比之于“孩子”，如托尔斯泰就被人说很像一个孩子。

孩子的状态，是一种无心为善、无心为恶的状态。

以这种心态、境界主持天下，则：无论士庶善与不善，我要善；无论士庶信与不信，我要信。儒学主张邦国领袖与政府，必须行仁政、有诚信。这两大指标，不得借口士庶“素质”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质”差不差不可知，领袖“素质”差不差则一望而知。且士庶大众，良莠不齐，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试图一揽子解决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这是驵侩交易——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圣贤价值理念，不摇摆、不飘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变更。

当年丘吉尔为大不列颠立下泼天大功，英国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顾这位大英雄的昔日荣耀，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改变致力于英国自由事业的初心。

太宗赵炅，以他“读老”、读佛、读圣贤书，且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资源，觉悟到这个“君道”，与丘吉尔有逻辑上的相通处。这不是寻常君主可以达致的境界。寇准“令帝复坐”

名相寇准，是一个“刚猛威断”的人物。“澶渊之盟”，几乎就是他逼着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的结果。他对太宗也有“刚猛威断”的记录。一次奏事，说来说去，太宗不听他的，越说意见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准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再坐下来。一直到这件事满足了寇准的要求，寇准才退出。

但太宗还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留下一句话，被史官记录在册：“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对文武大臣，往往就是这种姿态，豁达，大度，亲切，不端着，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话说，就是“贵其自然”，儒学的意见就是“诚”，真实而又诚恳。宋太宗批评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评唐太宗。他对左右说：“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预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策，此岂自然乎！”

帝王的举动，贵在自然。朕曾经浏览唐代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应是一个好虚名、好虚荣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预先做张做势，然后去做，传之简册之事，这样自然吗？

太宗赵炅看不惯那种为了流传青史而矫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为。开宝寺灵感塔与田锡的讥评

不仅“本色自然”，他还“克己复礼”。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译的佛经五卷，太宗看后，觉得不错，就对臣下说：“凡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说，亦有可观，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作为君臣，能够治理天下，有利于天下，就是修行。过去梁武帝动不动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经之说，也有很可观的地方，爱卿等可以试着读一点。我的想法是：要让世间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于佛教中不理政事。

这是接近“政教分离”的大智慧，很得圣贤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兴土木，建造佛寺。城内兴国寺，有两个楼阁，用来安放高大的佛像，远在都城数十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塔阁。两个阁楼之间有飞楼联结为御道。我想象那规模仿佛应县木塔或蓟县独乐寺，甚至还要宏阔高大。要登上六七层楼，才能见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头，就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史称“观者无不骇愕”，参观的人没有不心生恐怖和惊愕的。

他更建构一座十一层高的开宝寺灵感塔，从杭州迎释迦佛舍利进入京师，用这来宝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仪式那一天，太宗甚至为之流泪。这塔高360尺，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如是，则高达112米以上，费用亿万计，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竣工后，史称“备极巧丽”。太宗似乎为此很得意。但知制诰，负责起草文书的政事堂秘书田锡上疏说：“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众人都认为这塔金碧辉煌，但臣认为那是涂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鲜血。

这话说得如此之狠，太宗什么表示？史称“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点一样，太宗也爱听奉承话。大宋承五代乱世而来，而五代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终于在后来的日子里被太宗克服，从此中原一统。太宗高兴，考进士时，就用《六合为家》作为试题。“六合”指东西南北加上下，总六个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这题一出，有个进士王世则很快就写好了，内中有句：“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这词不太难懂，翻译为白话，毫无意味，就这样读下去，读几遍，那个“气魄”就读出来了。大意是说六合之内都是皇天后土，日月所照都是宫禁金銮，领土、领海、领空，不光“普天之下”，连“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称“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皇上一看大为高兴，将王世则擢升为进士第一人。

这么爱听好话的人，听了田锡的一番讥评，却“不怒”。

这是饶有意味的一个姿态。

如果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下罪己诏，就要改变信仰，就要拆除灵感塔，这是信佛的太宗赵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贬黜田锡，至少要斥责一番，但对于一向鼓励官员直言的帝王，这么做，就等于食言，这也不是太宗愿意接受的格局。

当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认错，坚决不改。但这样就是“不诚”，而“不诚”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还可以与田锡讨论，慢慢说说为何要造塔，意义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国计民生，花上亿经费，做这么个东西，与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说法，相距太远。太宗理亏。理亏而强辩，就是“文过饰非”。而圣贤规则有一款：“小人之过也，必文！”（见于《论语·子张》子夏语录）小人有了过错，一定会掩饰。太宗不是小人，无法掩饰。大宋一朝的帝王有个天大的长处：讲理。蛮横的事，他们很少做；无赖的事，几乎不做。于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只能听着，不做表态。

这故实让我想起“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记录。宋太宗仿佛齐宣王，田锡仿佛孟子，孟子对齐宣王一番讥评之后，齐宣王开始掩盖自己的尴尬，故意对左右扯别的话头，宋太宗则干脆啥也不说，不解释，也不遮掩。这种“纯任自然”的姿态，是“克己”之后的一种豁达。

帝王是人类特殊的职业，但并非在人类之外，因此，人类所有的弱点，帝王也有。因为所在九五之尊过于隆崇，言动之间，即影响朝廷内外。因此，“克己”成为帝王的优秀品质。太宗不是那种“深居简出，示人莫测”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动辄“龙颜大怒，阴沉雄猜”如汉武帝、永乐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炀帝般的人物。他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按理性规则出牌。在帝国领袖这个位置上，他“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得很足，有圣贤气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学生。日僧奝然

日本国有个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过千里风波，到汴梁来见宋太宗。

日本与大宋早有来往，吴越国时更与日本有过密切交流，国王钱俶还曾赠送日本很多小型宝塔。

奝然来宋时间，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达汴梁时间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与他同来的有五六人，献上了铜器十余尊，还有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还有《孝经》两种，一种是《孝经郑玄注》，一种是《孝经新义》。《孝经郑玄注》是汉代大儒郑玄做的注解。《孝经新义》是大唐越王李贞题签，记室参军任希古撰写的注解。这两部《孝经》都有“金缕红罗标，水晶为轴”，显然是布帛状，不是书籍状，但是装帧相当豪华，看出日本对古来《孝经》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绿色的服饰，他善于书写隶书，可惜不通汉语。太宗问他日本风土，他就写在纸上回答，说：“我日本国中有儒学经典‘五经’，也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还有佛经多种；《白居易集》七十卷，这些都是往昔从中国得来。日本土地适合种植五谷，但小麦较少。市场交易用铜钱，铜钱文字是‘乾文大宝’。牲畜有水牛、驴、羊，多产犀牛、大象。也产丝蚕，大多织绢，薄致可爱。乐器有中国、高丽两种。四时寒暑，与中国相类。日本国之东境接近一海岛，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此作为对日本国的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为官。”

太宗给了奝然很优厚的待遇，赐给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绿色升格为紫色是一种擢升。奝然下榻于太平兴国寺。而后又要求去五台山朝拜，太宗答应了他，并诏令所路过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临别时，又想要《大藏经》，太宗也下诏给他一部。随后，他跟随台州宁海县的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谢信和一批贵重礼品。这是由另一拨日僧，奝然的弟子带来的。感谢信写得非常典雅，内中有言：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奇。……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

当初我来的时候，看着落日而西行，只感觉时光太慢了，怎么也走不完这十万里波涛；等我根据信风而回去时，又感觉这时光太快了，几千里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这个狂妄的下根之人，却有幸看到了中华之繁盛。皇上您还不断下旨，允许我到远地去跋涉；我这心总算得到满足，粗粗地见识了天下的瑰丽奇异。……奝然我辞去凤凰所驻之仙洞，回到蝼蚁所栖之封土。无论在天朝还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虽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里敢忘记怀念皇帝的深情。纵使我粉碎了这个百年的肉体，那也无法报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笔来写信，不断有泪水流下。展开纸张说话，无法表达我对皇恩的仰慕……《孝经》

我关心的是奝然带来的礼物，其中一种是《孝经》。

近人著书说，在日本曾发现“古文”《孝经》残本，也即汉儒孔安国的注本残本。奝然带到中国来的《孝经新义》不详，但《孝经郑玄注》却属于“今文”《孝经》。两种版本文字略异。《孝经》一般认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书不计标点，只有一千八百字。《孝经》本来有三种版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大唐帝王玄宗曾亲自作注一种。玄宗注本颁行后，郑、孔两注都渐渐失传，虽然有清人辑本，但并非全貌。奝然带来郑玄注的《孝经》今文全本，应该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国对《孝经》极为重视。

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曾对我说：日本名人吉田松阴早年曾经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借美国人佩里再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到美国船上请求出洋，遭拒绝后自首。陶教授考证出，吉田偷渡时随身带了四本书：《孝经》《唐诗选掌故》《兰学》《和兰词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师，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并吞五大洲”的梦想。《孝经》在日本，自八世纪开始，就得到重视。曾经得到鉴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谦女皇，大约是日本史上最为娇媚而有作为的巾帼女杰。她终生未婚，虽然不少风流韵事，但对传统儒学却礼敬有加。她曾经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备加教授”。

德川时期的日本大儒，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曾著有《孝经启蒙》一书，内中有言：“吾与父母本一体而无间隔，故吾立身行道，则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传播，则父母之名亦因以光显也。”他认为这是“孝行成功尽头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举国倡导“文明开化”，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却加入不少忠孝文字与内容，“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是日本国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经成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样重视《孝经》。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阁赐给名臣李至。李至将它做了刻石立碑的处理。太宗再来，看到《千字文碑》，就说：“《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残碑钟繇的书法，而后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义理方向上没有什么更多可取的，如果论有助于天下之教化，莫过于《孝经》啊。”说着还亲自书写了《孝经》全文，赐给李至。此事成为“《孝经》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孝经》，可能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儒学经典。

世间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听途说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辈，不断咀嚼近代反传统者反复咀嚼过的馍，认为《孝经》是“封建专制传统”之产物。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展开来评论《孝经》不是我此书的目的，但我愿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视《孝经》的故实，略说一说《孝经》的大义。

简言之，《孝经》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感恩。它是规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的政治与伦理之理性规则。《孝经》总根于爱——理性之爱。《孝经》第一章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说有五大要点：

一、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扬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两全，恪尽职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这五大要点，都是政治伦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欧美、在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都是常识，都是正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反对这五大价值。故《孝经》乃是讲述文明常识与存在价值的典籍，所言义理，与现代价值自有吻合之处。当然，《孝经》不等同于坊间流传的《廿四孝》。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约”的性质。以《廿四孝》而掊击《孝经》，非好学深思者说话，是言不及义的，不足论。

顺便说几句：所谓“封建专制传统”这类说法，不属于吾土圣贤话语，孔孟、老庄、孙逸仙无此话语；不属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洛克、柏克、哈耶克无此话语；也不属于基督教神学话语，加尔文、阿奎那、奥古斯丁无此话语。就史学逻辑而言，它不属于真判断。我做此书，犹如一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经》，不仅需要一种对古人的“温情”，一种肯认文化保守主义精神的姿态，更需要一种方法，也即从经典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方法。隔断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联系，犹如隔断中国古代与近代的联系，都是同样问题重重。我与接受激进主义思潮的朋友一样，若干年前，曾有“反传统”暨“反《孝经》”之言说，所以我熟知这类模式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货色，至今后悔觉悟太晚。

奝然所言让太宗有了感慨，史称“帝叹息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这是岛夷之国啊，居然世祚如此久远，他们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绝，这是古来之道啊！想我中国，自唐末海内分裂，五代之国帝王世数尤其短促，大臣子孙，都很少有继承父祖之业的人物。朕虽然德能不如往圣，但常常心怀敬畏，励精图治，从来不敢放纵自我而求安闲娱乐。期待能够建构无穷之基业，立下久长之规则。既为赵氏子孙所想，也使大臣们能世代守住禄位。这是朕的愿景啊！

这一故实信息密集，“解构”它，可以做一篇绝大文章，但太宗这一番话，核心是：期待长治久安。中国帝制为何没有“万世一系”

日本国虽然有战乱、有割据，也有天灾，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国体不变，世系不变，这样就有了基本秩序。时论常有批评中国“封建社会”（且不论“封建社会”四字的定义之荒谬）的生态为“超稳定系统”，并以此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日本“系统”比中国“超稳定”得多。显然，“超稳定”，与“落后”不构成“充分必要”之逻辑链条。各种“反传统”迄今没有见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许多“大言”，不是“真判断”，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逻辑方向上。大多数“反传统”言说，禁不住至为简单的逻辑归纳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国这种政治生态，很羡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国帝系中，也算比较久长的了，但与日本天皇世系比较还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国内治理，其文明程度并不比日本差。在奝然来中国的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带武器的人，大宋则正在滑州（今属河南）治理黄河泛滥。太宗爱惜民力，不愿意动用民工，而调拨五万禁军来堵塞决口，次年还废弃了岭南采珠场，原因是：海下采珠艰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几百年，日本国最常发生的故实就是天皇“让位”。“让位”背后的力量较量，熟悉人性弱点，就不会陌生。

与日本比较，中国是一个“四战之国”，东西南北都有“异族”觊觎。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战”之中，最凶恶的“异族”来自北方：大明遭遇满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与金国，都有了被“异族”亡国的经历。五代后晋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国也屡屡遭遇来自北方的多种“异族”之害。南北朝时代，东西晋时代，也曾被“异族”颠覆半个中原。大汉帝国，北有匈奴，匈奴最强盛时期，汉高祖曾被冒顿单于包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时如此强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常年镇守关外。战国时的北部，赵国也曾遭遇匈奴侵扰，名将李牧镇守雁门关，这才抵挡住来自北方的战争危险。但日本没有“异族”之患。日本“万世一系”，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

这也是为何太祖赵匡胤像个“守财奴庄稼汉”一样，辛苦聚财、守财，充实“封桩库”，准备或赎买“燕云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拟与契丹武力相对，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失地。也是为何太宗像个“愤怒的青年”一样，对契丹放狠话：“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中原历代王朝，无不期待“万世一系”。除了那些无道邦国自内部而旋起反对力量，遭遇颠覆以外，大宋、大明，并无大恶，而且在内部生长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终止了大宋的文明展开，满清终止了大明的文明展开。直到民国，还在遭遇异族侵扰。中国，地缘环境太过于恶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样做到“万世一系”，固然也应该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结果，不存在单一向度的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在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为凸显。按照帕斯卡尔的意见，罗马历史，与埃及艳后的鼻子有关：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长一厘米，世界史都会从头改写。而现在，她的鼻子“偶然”刚刚好，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大宋，恶劣的地缘“偶然”如此存在着，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这并不是游戏说法，而是历史经验判断。当然，谁都知道，罗马史，除了埃及艳后的鼻子刚刚好，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大宋帝国没有成为日本国那种“万世一系”，除了地缘政治环境之外，也同样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这是无须深入解释的事实。

在如此地缘环境之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来远人”，通过修德，而让边缘的“异族”向化，以此来规避可能的“民族战争”。

奝然对日本国的介绍，让太宗感慨万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践祚之后“励精求理”，也就是“励精求治”的意思。翻阅宋史各类史料，会发现，宋帝几乎人人“求理”。作为十世纪、十一世纪的中国合法领袖，他们尽到了个人的最大努力，与历代帝王比较，大宋帝王群体，最为仁慈而又尽责。他们怀有天下目标，但却因为“异族”入侵而两次中断“世系”。

日本君主国的“世系”经验证明：国体，不影响文明之展开。据此，我也愿意逻辑地推断：大宋帝国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续，同样不会影响文明之展开。中国圣贤，并不比日本圣贤笨。

考与太祖、太宗大略同时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圆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条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始终未能自主掌握权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国内又有多场叛乱，造成财政紧张。

冷泉帝，几乎是在宫廷政变中被迫让位，他也懒得执政。藤原家族的“独裁”让国家备受苦难。

圆融帝，不过是个孩子，藤原家族在摄政中，又开始家族内部的“绞肉”斗争。日本，家国不宁。

花山帝，诗人，才子，“和歌”写得不错。但他“践祚”当天，看中一个侍奉他的宫女，居然当着众大臣的面在御座上与宫女做爱，于是诸臣纷纷向他进献美女。以后的岁月，他的荒淫，难言。最后他被藤原家族连哄带骗，稀里糊涂地让位、出家。

一条帝，好学，人品也不错，写《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就是那时人。但一条帝几乎无权，国家权力都在道隆、道长兄弟与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这类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国，千年之后，有能力，并有运气，演绎为福泽渝吉“脱亚入欧”之变革思想。经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几代人的时间，成长为现代邦国。比较来看，以大宋帝国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学深思，开放襟怀，其帝王谱系下的邦国，至少也应有不下于日本帝国的更好前途。我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我想说的是，那种动辄将中国“落后”推诿于“帝制皇权”或“封建专制传统”的说法，不是真判断。

帝国，需要在演绎中生长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种”，那就是“天下为公”。“道种”在，吾土文明就不会省略“元亨利贞”之吉相。自尧舜以来，这一粒“道种”，往往“或跃在渊”，但“无咎”。它的生命机缘，不是被决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现的。天心如何“呈现”，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护持这一粒“道种”，带着希望，等待，并劳作。

宋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名相张齐贤，认为“法贵有常”“政尚清净”。我欣赏这些意见。它们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国的领袖、精英，他们的近代性甚至现代性。

宋太宗赵炅，他的时代，留下了无数故实。了解这些故实，可以知道十世纪的帝国领袖和士大夫精英团队，在中国文明的展开中，事实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开中，尽力了。

壹 太宗践祚

第一份诏书也即“五条意见”

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日，宋太祖赵匡胤，崩。

灵柩停在万岁殿东楹。

一夜大雪，白了京师，全城缟素。

第二天，甲寅日，早上，太宗赵光义在太祖灵柩前即位。

群臣祭奠太祖、拜贺太宗。

赵光义很悲痛，号啕痛哭，几乎昏过去，史称“帝号恸殒绝”。

当天一大早，汴梁城中士庶看到官员们腰里系了灰白色的麻绳子，铁黑着脸，踏着深深的积雪匆匆进宫，不难猜得出：皇上殁了！

一些老人们回忆起近世以来，死了皇上，后面就是一场又新又旧的大位争夺与加冕。那时节，往往就有了刀光剑影。当初后汉高祖刘知远死，枢密使郭威起兵，推翻后汉，乱兵劫掠市肆那一场，老人们记忆犹新。往日的恐怖被召回，流言开始按照流言的模式悄悄传布，城里有了隐隐的骚动。人们不知道新任皇帝会有怎样的动作，更不知道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窜出一股子乱兵来，拥戴什么，或劫掠什么……

京师，人心不定。

但是，很快，冬十月乙卯日，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

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平常大赦时，犯有大恶的罪犯往往不在赦免范围之内，这一次也给予了赦免。

二、禁生边衅。“令缘边禁戢（音及，收敛、停止的意思）戍卒，毋得侵扰外境”。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三、广开言路。“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阁门使实时引对”。群臣如有批评或建议意见，可以直接上疏；如果要面奏，皇帝办公室人员必须及时引见。

四、提倡孝悌。“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天下文明，有赖于家族和睦。子不孝、弟不顺，冒犯父兄，或不到分家时而离家别居者，要由有关部门督察举发。

五、率由旧章。“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踰越”。太祖赵匡胤创业多年，很多大事，往往防患未然，谨慎小心地订立各种制度，大的规则已定。天下自有常规，各级官员当恪守奉行，不能违背。

诏书后还有两句话：“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于是，京城很快安静下来，人们有时间慢慢回忆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业绩，并对新科皇帝赵光义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时，人们也有时间开始慢慢规划自家新的一年和未来——怎么能过得更舒坦一点。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们，在免于牢狱之苦后，喜极而泣，会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围炉夜谈，慢慢诉说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等到国丧过去，就买上几斤肥肉，扯上几尺粗布，打上几斤老酒，准备过年；再置办几把趁手的锄头，开了春，好好种地……

人们对大宋帝国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过了对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据说像哥哥赵匡胤一样，赵光义出生时也颇有异兆。说他们的母亲，史称“昭宪皇后”的杜夫人，曾经梦到一个“神人”手捧太阳给她，这之后，有了身孕，妊娠期满，就在丈夫赵弘殷供职的官舍生下了这位未来的宋太宗。据说，太宗出生时的当天夜里，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腾如火”，街坊邻居们提了水桶脸盆来“救火”时，还闻到了“异香”。

宋太宗出生的这一天，是后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赵匡胤小十二岁，同属猪。

赵光义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游戏时，小伙伴们对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长大成年，不怒自威，应该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据说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们还有个四弟赵廷美。

这位老三年轻时就很“嗜学”，以至于他的父亲赵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头，于是，更多地鼓励老二习武、老三习文。说赵弘殷在跟随后周大帝柴荣讨伐南唐淮南之地时，凡是攻破州县城池，什么财货也不要，只去搜罗各类古书，而后转送老三，并时常勉励、告诫他学古学文。于是，赵光义年轻时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学者风范，文业不凡，艺能不俗。

当赵光义最后以“晋王”身份践祚为大宋皇帝后，这些关于他的种种神异传说开始流布，预示了天下士庶对他的肯认。

赵光义做皇上之前，已经有过十几年的历练。

后周时，他曾经做供奉官。官职不大，不过是执掌一点后勤工作的武官侍卫之类，但他在陈桥兵变中，与谋臣赵普一起，拥戴赵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泼天大功一件。不难想象，陈桥驿现场，乱兵蜂起中，赵光义镇定自若，经由天才擘画，将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叛乱”，顺势引向了王朝更替，成为乱世的胜利者。这类胆识和能力，让那个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叹服，士庶敬畏。

赵匡胤称帝后，赵光义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这是禁军中侍卫亲军负责执法的武官。赵光义首次进入中央高级将领行列。由此，他得以结识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领”睦州（今属杭州）防御使。所谓防御使，与团练使、观察使相近，都属于地方军政长官，宋代的防御使有一些往往不过是武官的“寄禄官”，也即表示薪金级别，划定叙迁之阶，并无地方实权的官职。要得到实权，还要皇帝另外“差遣”。“领”有“遥领”之意，“领”防御使，就更不是实缺。赵光义得到这个官职，虽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却带有荣誉性质。

最让天下士庶领教赵光义权威地位的是，赵匡胤北征时，他以“大内都点检”的官职身份留守京师，总揽首都军政。留守，有时也称监国，一般由太子来干这个活儿。赵匡胤不派儿子们做留守，又不给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从未册立过“太子”），现在让三弟赵光义来做这个工作，天下人应该有感觉，乃至于有市民惊呼：“点检作天子，更为一天子地耶！”过去，皇上从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要有一个新的点检做天子的事出现了吗？

没有任何记载说正做着皇上的赵匡胤对这类传闻生出反感（这一点与赵光义不同，书后会讲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后，让三弟来“领”泰宁节度使。节度使是比防御使权力更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泰宁在福建，那时福建未平，显然也是个虚衔。但这个虚衔意味着三弟赵光义从防御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镇大员”的荣誉。

后来赵匡胤南征扬州李重进，又以三弟为大内都部署，也即朝廷总管；并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之职；还行开封尹，也即京师市长；再加兼中书令，这也是宰相级别的职务。宋代一个人可以带几个宰辅职务，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仆射、中书令、参知政事等，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职称。到了太祖征讨太原北汉政权时，又改三弟为东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赐给门戟，封晋王，官员立朝排序，晋王在宰相之上。

门戟，是一种木制仪仗礼器。赵光义得到晋王的仪仗礼器，按照等级划分，与皇帝这个最高职务职称，只差一步之遥了。

我相信这是赵匡胤对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赵匡胤对左右夸赞三弟说：“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们看这位晋王，走路有龙虎之态，何况他出生时就有异兆，将来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强，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赵光义三十七岁登基，此前十几年的历练让他有了朝中人脉，更有二哥的护佑、加持，让他在做大宋皇帝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届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际出现权力争夺，成为规律性的“政治瓶颈”，但在大宋王朝，赵光义顺利得很。他登基后颁发的“五条意见”，也预示着天下安宁。宋太祖赵匡胤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天下除了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着

避讳

甚至，正当人们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时，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避讳”这俩字的，不必“避讳”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赵光义，改名赵炅。避讳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赵光义，叫赵匡义，但他哥哥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应有“避讳”，人名不得使用“匡、胤”两个汉字，于是赵匡义改名叫赵光义。现在赵光义当了皇上，如此，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又当避讳“光、义”二字。但“光、义”二字，朝野使用频率太高，“放光明”“存仁义”之类名词，文件常见；“光大乡”“仁义里”之类地名，州县常见；“张小光”“马大义”之类人名，士庶常见。所以认真“避讳”起来，礼部官吏们审定存世文件、地方太守们更动所在地名、官民男女们修订户籍档案，诸如此类，实在是太麻烦啦。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天下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为“避讳”这两个汉字而忙碌，到处都在改名。“避讳”礼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无能改变。

赵光义了解到这个“避讳”现象后，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单名一个“炅”字。与“光义”比较起来，“炅”字稀见，偏僻得很，天下“避讳”这个“炅”字，工作量就会小得多。赵炅之后，大宋历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选择偏僻汉字，以此减少民间和官方的工作强度。赵炅带了个头。“避讳”这事，由来已久，世界皆然。史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非是制定一种礼俗，不去直呼其名，借此表达对尊者、亲者、贤者的一种敬意。古代，《旧约》时代，上帝也即“耶和华”，这几个字，书写时就由不发音的希伯来字母组成，意思是不能妄称上帝之名。后来演进中，总要有称呼，于是被翻译为类似汉语文字“耶和华”的读音。传统中国之“避讳”也在演进中，到现在，尽管还不适宜当面口头上直呼“尊者”“亲者”之名，但书写已经无妨。是否直呼“贤者”之名，历史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个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诗人孟浩然。他经过一个叫“浩然亭”的地方时，不禁感慨：怎么能直呼贤者之名呢？于是将“浩然亭”改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这位士子就不乐意；但是尽管他不乐意，还是有人愿意直呼。这是士子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制度性规定。到今天，风雅点的人士还是愿意称“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愿意直呼“康有为”；愿意称“蒋中正”“中正先生”，而不愿意直呼“蒋介石”，等等。“避讳”也在流变中。

赵光义改名赵炅，是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变易的中道行为。如果恪守传统，不做变易，天下为实现“避讳”这一礼俗，就会折腾出数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如此，天下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如果干脆废掉“避讳”礼俗，在那个时代，也将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失衡”状态。

赵炅，经由一个小小的变易，走向了“中道”。这个“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赵炅，是中国帝王中，比较能理解儒学“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这事不简单，容我以后来表。

简单说，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讳”事小，治理邦国，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这个诉诸价值“应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与没有这个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区别“圣君”“贤君”与“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说到“炅”字，也有讲究。“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大宋认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运”。“以火德王”，是汉代以来五行哲学的一种说法，正式的名称是“五德终始说”。注意，是“五德终始”，而不是“五德始终”。意思是“五德在循环中，一个终结后，另一个开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一般认为托名殷商亡国之臣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文献《洪范》，为“五行”的最早记录，但一直到汉代，才成为逻辑链条比较清晰的哲学。“五行”说，在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时，倡导一种循环论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循环运行中，有衍生或克灭的关系。所以历来朝代更替，都要确定前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后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属于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断本朝之“德”。此事攸关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换一句话说，本朝立国，是否合理、正当、合法，一句话，是否符合天命，必须先来界定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明了，而后才可以有资格号令天下。

秦汉以来，历朝都在严肃地玩着这个有趣的政治游戏，乐此不疲。

为此，历代史学家在撰写正史时，往往要编写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后的天命。直至民国卿士撰写《清史稿》，都昭示着，不懂“五行”，是没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后周确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续为“火德”。大宋自建国之初，就已经推断并确定了本朝属于“火德”，故史称“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说谋士王朴在后周任枢密使，帮助周世宗柴荣打天下，所向成功。因为经常要与世宗讨论用兵事宜，所以王朴常常住宿在宫中。

有一天他谒见世宗时，很悲痛地说道：“大祸不久就要来了！”世宗问什么祸。他说：“臣观看天象大异于平时，所以不敢不说啊！这件祸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当这个祸事。今晚请陛下跟我一块来看，就知道了。”当晚，王朴与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后，王朴指着说：“陛下看到河对岸像渔灯一样的东西了吗？”世宗看到了一盏灯闪出荧荧的火光，渐渐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个火轮。火轮之下有一个小儿，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在比比画画。

等到火轮到了近岸处，王朴说：“请陛下赶快下拜。”世宗当即下拜。拜后，看到那个火轮与小儿渐渐消失。

王朴哭泣着说：“陛下既然见到了，臣没有什么更多话说了。”

此事过去没有几天，王朴就在与名臣李谷吃酒时，在座位上忽然无疾而终。而世宗北伐，下关南等地，没有来得及收复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师汴梁，崩。半年后，“天授我宋矣”，天命归于我大宋了。

作者王铚解释这个故实说：“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

但大宋确实应该自命“火德”吗？这事也有争议。

太宗雍熙年间有个“布衣”，就是没有做官的庶民，叫赵垂庆，他给朝廷上疏，大意说，大宋不应该继承五代的后周自称“火德”，而应该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应自称“金德”。在他看来，乱哄哄的五代，没有资格称天命，也即没有资格进入“五德终始”的圣统。

斯事体大，太宗拿到尚书省，要百官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性意见的是名臣徐铉。他的说法是：

五运相互承续循环，是国家大事，历来载籍，都有明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续，但有不同。后梁自命承续大唐“土德”而为“金德”，但后唐却不承认后梁，而自认后唐就是对大唐的恢复，所以后唐与大唐是一个圣统，依然属于“土德”。在后唐看来，“五德终始”的天命关系中，没有后梁什么事。后梁不过像夏王朝中间出来个后羿、寒浞，汉王朝中间出来个新莽一样，都属于篡代，非正统。后唐中兴大唐，理应是正统。

在此之后，后唐“土生金”，代替了后唐的后晋就是“金德”；后晋“金生水”，代替了后晋的后汉就是“水德”；后汉“水生木”，代替了后汉的后周就是“木德”；后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后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从国初到现在，二十五年，已经有过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显然这是上天降佑，祖宗显灵，“火德”这一圣统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听信布衣赵垂庆的这类意见，“伏乞圣宋永为火德”，我匍匐而请求：我神圣大宋，永远属于火德。

史称太宗“从之”，接受了徐铉的意见，“火德”没有改。

可以推知，赵光义之所以改名赵炅，自有附会“火德”，应天顺人之意。有一故实，可以约略看看赵光义对“火德”的自信。

红鸟与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这一年，纳土归宋的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他的从子钱昭序，正在执掌通利军（属河南开封），辖境内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白色的兔子。红鸟、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俩同时出现，被人同时捉住。

按照传统神秘家言，红鸟代表太阳，白兔代表月亮。这俩一个属于“阳精”，一个属于“阴瑞”，同时出现，就有阴阳和谐的意味，而“阳精”则恰好属于“火德”。这就等于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着其他“德”应该“服膺火德”，譬如位于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属“金”。现在有红鸟、白兔这样的“祥瑞”，这是“示金方驯服之征”。表示西夏就要有驯服大宋的征兆。

钱昭序将这俩东西带到朝堂，上表，说了这一番道理，认为这俩东西属于“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希望能将此事通告史馆，也即国家历史档案馆，记录下来。太宗看到了红鸟和白兔，答应了钱昭序的请求，并且对近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红鸟，颜色红得像红百合，可以相信国家“火德”的征兆了。

赵炅，相信天命，但并不特别相信“祥瑞”。各地经常有人“献瑞”，他都做了很低调的处理，只有这个与“火德”有关的“祥瑞”，他给了肯定性的意见。按照天下治理原则，“炎宋”的“火德”，预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条件下的德能彰显。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诸邦觊觎之下，王朝应有“顺应天命”的表征，以此宣示内外。后来的真宗皇帝策划天书符瑞，荧惑朝野，泰山封禅，兴师动众，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理解。

改名赵炅的宋太宗，初期还没有“金方”西夏的问题，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缘问题来自北方，那里有个强悍的恶邻：契丹。正是因为契丹，才使得北汉至今顽梗地存在着。但赵炅认为可以用一代人时间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条件是河山一统，是为中原治理争取更多合理的地缘生存空间。

大宋帝国，当人们期待以后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新科皇帝赵炅，久久萦回不去的第一个念头是：

平定北汉，收复河东。

但他将这个念头雪藏起来，不说，不动，一直在隐忍。

诏罢河东之师

河东，黄河之东，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来，为天下第一藩镇所在，现在，北汉在那里。

就像当初赵匡胤面对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赵炅先生面对蜷缩于河东的蕞尔小国北汉，也恨不能如此这般咆哮一句！当初周世宗柴荣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拿下北汉；赵匡胤也曾经顿兵于太原城下，功亏一篑。北汉，如此顽固！

最近一次，赵匡胤出兵平北汉，已经两个多月，虽然北汉还在那里，不倒，但它已经摇摇欲坠。京师汴梁，不断地接到来自前线的捷报。现在，哥哥赵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讨北汉的军队还在那里，怎么办？

继续征讨，还是调回？

太宗赵炅思前想后，最后，拿定主意，在国丧期间颁诏，调回了前线的征讨大军。史称“诏罢河东之师”。

他为何要召回看上去胜利在望的北伐军？

北汉政权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持。但宋太祖时，大宋已经与契丹“通好”，契丹对赵匡胤、对大宋有敬意，对困守河东的北汉则更多了约束，要求他们不要撩拨大宋。

北汉主刘继元感觉到契丹与大宋的“通好”，不免忧惧丛生，甚至想过破罐子破摔，干脆南距大宋、北战契丹，与两个大国决一死战，最后经臣下劝谏才放弃了这个昏妄的念头。

赵匡胤在世的最后一年，感觉到了河东与契丹之间微妙的政治裂痕，于是抓住难得的战机，开始收复河东。当时派出两大指挥官：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马军总司令）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河东前线马军、步军总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副总管）潘美为都监（河东前线总监）。这两位前线指挥官干得不错，开宝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不断传来捷报，宋师已经包围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势。契丹接到北汉泣血请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军缓缓前来，在石岭关与宋师发生一场战事，败归。但并没有提出终止与太祖的“和约”。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东，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现在，前线将士们得到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后，同时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师回朝的命令。史称党进、潘美等人，“皆自行营归阙”，都从前线军营回到朝堂。

这是太宗践祚之后，做出的一个有意味的重要决定。

党进、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时名将，现在太祖驾崩，前线将军有理由回朝参加葬礼。而命令他们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们接受了调遣，也即意味着军权在中枢。中央集权，对于藩镇割据而言，具有秩序价值。党进、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线“辉煌”，承五代流风，不幸被“权反在下”的将士们“阴谋拥戴”，乘国丧期间杀回京师，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来，这样的“阴谋拥戴”，反复上演。更吊诡的是，往往不是主帅造反，而是被部下“拥戴”，不得不反。所谓“部下”，基数庞大，良莠不齐，怀有造反发家念头的不逞之徒，二百年来，并不罕见。假使部下已反，主帅不反，那就有两个结局：主帅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实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将士们会杀掉主帅，另外“拥戴”他人）。故主帅一旦被将士“拥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来，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这类充满血腥汗臭的故实。太宗不想出现这类格局，于是抓住时机，行使帝王权力，彰显最高权威。此举自有遏制藩镇流风，捍卫大宋秩序，将可能的悲剧消弭于无形的良苦用心。

说宋初直至太宗时代，武将们多少还遗留着五代藩镇习气，不是虚言。

与太祖时一样，太宗也不主动侵扰契丹。他在践祚的第二天就下诏颁下“五条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就是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但这个诏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当时的边将，瀛州（今属河北省河间）防御使马仁瑀，负责管理霸州军（今属河北），另一位边将李汉超，正做着齐州（今属山东济南）防御使，但被扩大管辖范围，来做云州观察使，同时继续管理齐州军政。李汉超的职责是监管关南屯兵。云州，在今河北北部张家口一带，地理位置已经与契丹犬牙交错。所谓“关南”，乃是当初后周世宗柴荣时，从契丹手里收复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其实还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于是习称这三关以南之地为“关南”。其地略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逦东南一带。周世宗打下的关南之地，被大宋所继承，这是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军民“恢复中原”最好的战略成果。

且说马仁瑀。

这位大将军幼时不好好上学，总是逃课。他爹把他弄到乡校去读《孝经》，学了十多天，一个汉字没认识。老师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马仁瑀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烧了学堂，老师梦中惊醒，在好大一蓬烟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来。

据说马仁瑀少时与乡里孩子玩游戏，总是做出排兵布阵的模样，自任“将军”。每次与孩子约定时间，有来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又常常买了果子分给伙伴们吃，总是分配很公平。孩子们又都服气他。

青年时期，马仁瑀几乎无师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强弓。后汉时，投奔到邺镇（今属河北邯郸）郭威麾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赵匡胤，因为据资料推断，赵匡胤从军，也在郭威镇守邺镇时。周世宗时，高平一战，他与赵匡胤同时立功。

周世宗征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时，见水寨中间建有一座飞楼，高达百余尺，相距二百步。飞楼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为周师奈何不得他，就高声谩骂。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厮射箭，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马仁瑀不声不响，扯过弓来，拉满弦，只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厮“应弦而颠”，跟着弦声响过，一头栽倒。

随后，他在跟随周世宗南征北讨时，屡立战功。后周末年，已经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禁军左路军的总司令。

大宋建国后，他跟随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今属山西）时，率师巡边。大军曾到幽州境内，契丹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蜷缩着不敢出来。马仁瑀就放纵士兵四野略夺，劫了成千上万的牛马羊。后来又奉命随军征讨川蜀，所在有功。在山东做密州防御使时，群盗在兖州一带活动，首领有一人状貌奇伟，大高个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称“长脚龙”，很为盗贼畏服。当地监军多次征讨，不利。马仁瑀知悉后，率帐下十几人进入泰山，擒了“长脚龙”，平定了齐鲁匪患。

从小胆大妄为的一条好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当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常常对将帅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来，诸将因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礼让三分。只有马仁瑀不买他的账，曾经有几次要撸胳膊挽袖子揍这位皇戚。俩人甚至暗暗约定，要在太祖郊区讲武时，私下械斗。老赵得到消息后，谁也不得罪，干脆取消了这次讲武活动。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举，马仁瑀请托照顾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时一看，某某人名在孙山之外。举子们及第，要吃“闻喜宴”，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带着某某人，大闹“闻喜宴”，当着诸考生狠狠地呵责薛相一番。相国岂可随便凌辱？此事闹大，被专门负责纠弹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赵匡胤也不过轻描淡写处理一番完事。赵匡胤知道，马仁瑀还有另外一面：执法公正。他一恶侄杀人，苦主被恶侄派人游说，放弃了司法追究，但马仁瑀还是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了杀人犯，并给苦主一家安排后事，做了经济补偿。

马仁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赵了解他，对他很优容。

到了太宗朝，刚刚上台的赵炅刚刚出台了不得侵扰边境的诏令，马仁瑀就给新科皇帝来了个难堪。

他居然置大宋诏令于不顾，擅自发动麾下兵马，进入李汉超与契丹胶着的边境地带“略夺”，扩大地盘。

李汉超也是生猛将军，镇守关南，契丹多年不敢觊觎。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一事。说李汉超带精兵五千，常驻高阳关，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阳县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经之路。李汉超总是担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奏章到朝廷来请求增兵。太祖赵匡胤迎着他说：“是不是你老爸让你来请求增兵啊？”于是让他吃饭，并对他说：“你爸要是不能办我的事，那就等着契丹斩了你爸的脑袋，我再用能办我事的去守边关。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后又解下宝带，让他带给李汉超，还给了优厚的赏赐。从此李汉超能够奋励守边，终其一世，契丹没有能够入寇。

但马仁瑀从关南“略夺”，就涉及李汉超防地的安全问题。于是两大边将从此“交恶”，有了冲突。如此，北境会发生什么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测。

置酒讲解

太宗承继了太祖家法，对这两员悍将也不想“严肃处理”，但边衅一开，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当初契丹收买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一样，收买李汉超或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个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隐患凶险，不得不防。可能的祸患，连萌芽都不让它出现，所谓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从五代藩镇割据以来，抑制武夫们可能的祸乱，让邦国实现文官治理，是太祖赵匡胤以及大宋历代君王的第一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大宋再也不允许出现藩镇割据！要理解从“杯酒释兵权”到“冤杀岳鹏举”到“蒙元亡大宋”这条逻辑链上的军政大事件，藩镇割据问题，是大宋历代君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事实上，从东汉末年“诸侯兼并”以来——直到民国初期，藩镇割据，确实是祸害中原的恶性政治肿瘤。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必须有抑制这个肿瘤生长、割除这个肿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历代君王，在这个政治格局中，与汉魏晋隋唐乃至于元明清民国比较，是做得最出色的。终大宋帝国三百年，无藩镇割据事件出现。

但造化潜施，阴阳秘运。大宋在警惕这个“肿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缘政治格局。后来的日子里，强悍的女真、蒙元与大宋同在，让中原大宋在闪展腾挪中，由于不存在藩镇力量，也同时失去了地方武装的加持。此事说来话长，容我以后慢表。

且说两将“交恶”，已经构成了可与藩镇割据之乱世产生联想的重大事件，作为邦国领袖人物，必须要处理，抑制可能的“肿瘤”生长！

赵炅选择了一个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点：“遣使赍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派遣使者带着金钱布帛，赏赐给李汉超和马仁瑀，让他们二人置办酒席好话好说，彼此和解。

这路数很像江湖黑道手段，体现了新任帝王的宽厚，但“令置酒讲解”的“令”字，却透露着“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时期过来、浑身带着江湖气的两位边帅能够感觉到：老大就是老大，毕竟身份不同。昔年赵匡胤都与武夫大佬们结成过“十兄弟”，宋初的武夫们熟悉这种路数。所谓“杯酒释兵权”，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赵操练江湖路数解决了藩镇割据隐患。与乃兄比，太宗是个读书人，也不得不对江湖“规则”高看一眼。太宗一纸诏书，“令”二位边帅“置酒讲解”，让二位边帅瞬间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强大气场，于是二人握手言欢。

赵氏兄弟懂江湖路数，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并不依靠江湖路数，而是依靠儒学经典以及《誓碑》《宋刑统》所揭橥的政治正义。这一点很像孙文先生。孙先生当年曾与洪门力量来往，很懂江湖路数，但民国治理，并不依靠洪门，而是依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六法全书”所阐述的政治正义。大宋政权之取得，从合法政府后周朝廷“禅让”而来，但后来不仅成全了柴氏后人，更推演“天下为公”之政治正义，乱世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史称“逆取顺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赵氏兄弟有时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似也可从“逆取顺守”的格局中，揣度一点政治伦理的复杂性。

所以从史上逻辑来看，“诏罢河东之师”，是太宗调整内部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决定——大宋要长治久安，必须控驭武夫。

但也不得不说，前线形势非常乐观之际，借国丧而撤军，实在是失去了收复河东、统一中原的一次大好机缘。

事后沙盘推演，太宗当时如果不撤军，而是点齐御林军，亲征北汉，也许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不过，且慢！太宗另有打算。

太宗本质上乃是一介文人，但他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相当自信。他认为他有能力拿下河东。哥哥的未竟事业，需要兄弟我来完成！如此，作为帝王的“武功”才有着落。新科皇帝，应有超迈周世宗、宋太祖的“武功”资本。

但是，有必要在践祚之初，先解决本土内部问题。

开拔出去的大宋禁军主力，是否可以流畅调动？

这是内部问题的“重中之重”。

宋太宗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棋，他成功了。前线将帅听命“归阙”，预示着大宋帝国的内部管理有效。

草原帝国不知道，大宋臣民不知道，宋太宗赵炅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比起乃兄赵匡胤来，要凌厉得多。“诏罢河东之师”，不过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次小小布局……

大宋与契丹交聘

赵炅现在还不想惊动北汉和契丹。

契丹与大宋“通好”，是北方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中原帝国，也是中原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北方帝国。其性质可以表述为：中国土地上，南北两大政权在互相警惕中得到肯认。

这种肯认，是契丹首先采取主动。

太祖时代，契丹确实有讨好大宋的意图。赵匡胤征讨河东，契丹虽然勉强来援，也被太祖打败，但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和约”终止，好像那一场战事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

太祖时，契丹国的涿州（今属河北省）刺史耶律琮，第一次给大宋知雄州（今属河北省）孙全兴写了信件，权衡利弊，诚恳求和。信件转到太祖手上，太祖答应了契丹的请求。

随后，契丹派出使节来访，国书自称“契丹国”。太祖并不介意，接见并宴请了“契丹国”来使。

几个月后，第一批大宋使团出访契丹，团长是阁门使郝崇信，副团长是太常寺丞吕端。事在开宝八年七月，公元975年8月。阁门使是礼仪官，略相当于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宾的官员；太常寺丞也是礼仪官，但主管宗庙事宜。老赵派出这样的使团，有礼有节，可称处置得法。

史称契丹“自是始与中国交聘”，从此开始有了与中原政权的对等交往。“交聘”是外交的专有名词，一般指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契丹不仅讨好太祖，也讨好太宗。

太祖给了契丹友好的回应，太宗初期也有友好回应。

太祖逝世的消息传到契丹之后，契丹派出了使者前来吊唁，并修“赙礼”。“赙礼”就是“赙仪”，是带着钱财来参加丧事。太宗派出使者在城外宴请了这个使团。使团北还时，太宗还按照礼节给了他们赏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派出了更盛大的使团来祝贺太宗登极。

几个月后，等到太祖赵匡胤下葬时，契丹又派鸿胪少卿等人前来“助葬”。鸿胪，是中原职官，主管礼仪外交；少卿，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契丹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汉地职官制度，到了后期，契丹，也即大辽，基本汉化。这是后话，表过不提。这位少卿带来的“助葬”礼品有：山陵马三十匹、御衣三袭、金带两条、御马三匹（并配有黄金鞍勒）、金饰戎具一副。

随后，契丹使节不断前来朝聘。

太宗召回征伐河东的将士，也给了契丹一个感觉，似乎大宋可以与北朝不必发生战争。和平，是可能的。

太宗即位之初，两国友好，互赠礼品，互贺节日，互相往来，历史记录中，不下十几次。

当初在太祖朝时，虽然国境上也有贸易，但都属于民间行为。到了

太平兴国

看上去，两大帝国似乎正在呈现和平前景。

天下天平了吗？太平兴国“天下太平”，是传统中国历代圣贤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似乎就要在太宗一朝实现啦。于是，太宗登极伊始，不待转年，就开始“改元”。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年号：太平兴国。

赵炅先生还是个多产的帝王诗人，现在能看到他留存下来的诗歌达到五百六十多首。他似乎特别愿意追求美感。昔人笔记中记太宗一事，说他酷爱一种艺术名叫“宫词”，这东西有十个小调子，略相当于词牌，可以演唱。十个小调中有两个名为《不博金》《不换玉》。赵炅认为这俩小调子名太俗，根据内容意境，亲自改名，分别为《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赵炅乃是文武全才，他甚至觉得禁军各部的名号不雅，于是“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下诏用美丽的名字替换原来禁军各部名号：“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改为“龙卫”，“虎捷”改为“神卫”。

所以他制定年号也多有诗情。

他在位二十一年，使用了五个年号。

第一个就是“太平兴国”，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大宋国兴”。

第二个年号是“雍熙”，有“雍容和煦”之意。“雍容”是形容人的仪态最具褒扬的词汇，大意是温雅、华贵、舒缓、大方。“和煦”则指气候温暖，可以转义理解为用温和手段治理天下。显然，赵炅先生像历史上有道之君一样，有致力民生改善之倾向。

第三个年号是“端拱”。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无为而治”，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端拱”，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太平兴国”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淳化”。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以德服人”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至道”。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与民更始”，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开宝九年”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太平兴国元年”，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

史称此类现象为“一年两元”。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开宝九年”还是“太平兴国元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延康”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黄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咸熙”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泰始”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长兴七年”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天福元年”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考异”中，嘲笑司马光说：“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

存在“一年两元”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温国公”，故史称“温公”。“温公”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文正”）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责备贤者”：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王正月”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正月”，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正月”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殷商以十二月为“正”，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正”。

故“王正月”，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改元”和“年号”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司马光将“与年号无关的纪年”转义为“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以为如此可以体现“春秋大义”，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开宝九年”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两元”。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太平兴国元年”，属于太宗纪年。

此事今天看来已经很简单，也很清晰，但在司马光、朱熹二人看来，《春秋》体例自有“经学大义”，轻易不敢背离。但如前所论，经学作为一种儒学思想，在史学书写中，自有重要义理功能，但不能替代叙事逻辑。史上无数胶柱鼓瑟故实，大儒不能免，今儒也当警醒。

历史记录者有问题，宋太宗赵炅，作为历史亲历者，也有问题。

又不是异姓之间的改朝换代，都是大宋王朝，又是兄弟俩，哥哥的“开宝”还在当年，弟弟就改元“太平兴国”，这事就叫“失礼”（毕沅语）。后来，朱熹在评价这个“失礼”行为时，不乏幽默地说：“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他的意思是太宗登基时，朝廷没有大儒，所以乱改元。

这些都是闲话，表过不提。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确实预示了一代贤君致力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

但太宗初年，天下并不太平。

除了北汉还在割据，吴越也并没有成为大宋本部，还有南方的

清源军

大宋，中原，并不平安。

如果要平定北汉，赵炅希望能效法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那样，就要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他期待中原地区能够风调雨顺，士庶能够安居乐业，而后，他才有足够“放下”心态，致力于恢复汉唐疆界的伟大梦想……

灾害记录

太平兴国年间的自然灾害很严重。《宋史·五行志》将自然现象，包括水旱蝗虫、灾害变异、吉祥预兆等，分为水、火、金、木、土五个大类，十几万字记录。

梳理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太平兴国八个年头（由于太平兴国元年只有九天，不计入），仅仅与五行之“水”有关的灾害（不算“灾异”和“祯祥”）就有数十起，足见“太平兴国”不太平。

太平兴国二年（977）：

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一步，略相当于今天一米五），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涨二十五丈（这个数字可能有误）。兴州江涨，毁栈道四百余间。管城县焦肇水暴涨，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顷。颍州颍水涨，坏城门、军营、民舍。景城县雨雹。

七月，复州蜀、汉江涨，坏城及民田、庐舍。集州江涨，泛嘉川县。永定县大风雹害稼。景城县（天雷）震死牛商冯异。

这一年闰七月，卫州蝻虫生。

太平兴国三年（978）：

五月，怀州河决，河水北流。又汴水决宋州宁陵县境。

六月，泗州淮水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丈，塞州北门（抗灾，将北门堵塞，防水入城）。

十月，滑州灵河已塞复决（灵河决口，已经堵塞，再次决口）。

太平兴国四年（979）：

三月，河南府洛水涨七尺，坏民舍。泰州雨水害稼。宋州河决宋城县。卫州河决汲县，坏新场堤。

八月，梓州江涨，坏阁道、营舍。

九月，澶州河涨。郓州清、汶二水涨，坏东阿县民田。复州沔阳县湖水上涨，坏民舍、田稼。

太平兴国五年（980）：

四月，冠氏、安丰二县风雹。五月，颍州颍水溢，坏堤及民舍。徐州白沟河溢入州城。

七月，复州江水涨，毁民舍，堤塘皆坏。

太平兴国六年（981）：

七月，河南府、宋州蝗。（未记月份）河中府河涨，陷连堤，溢入城，坏军营七所、民舍百余区。鄜、延、宁州并三河水涨，溢入州城：鄜州坏军营，建武指挥使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溺死；延州坏仓库、军民庐舍千六百区；宁州坏州城五百余步，诸军营、军民舍五百二十区。

太平兴国七年（982）：

三月，京兆府渭水涨，坏浮梁，溺死五十四人。宣州霜雪害桑稼。

四月，耀、密、博、卫、常、润诸州水害稼。北阳县蝻虫生，有飞鸟食之尽。滑州蝻虫生。是月，大名府、陕州、陈州蝗。

五月，芜湖县雨雹伤稼。

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又河决临邑县，汉阳军江水涨五丈。

七月，大名府御河涨，坏范济口。南剑州江水涨，坏居民舍一百四十余区。京兆府咸阳渭水涨，坏浮梁，工人溺死五十四人。阳谷县蝻虫生。

九月，梧州江水涨三丈，入城，坏仓库及民舍。

十月，河决怀州武陟县，害民田。

太平兴国八年（983）：

五月，河大决滑州房村，径澶、濮、曹、济诸州，浸民田，坏居民庐舍，东南流入淮。相州风雹害民田。

六月，陕州河涨，坏浮梁；又永定涧水涨，坏民舍、军营千余区。河南府澍雨（暴雨），洛水涨五丈余，坏巩县官署、军营、民舍殆尽。谷、洛、伊、瀍四水暴涨，坏京城官署、军营、寺观、祠庙、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又坏河清县丰饶务仓库、军营、民舍百余区。雄州易水涨，坏民庐舍。鄜州河水涨，溢入城，坏官寺、民舍四百余区。荆门军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五十一区，溺死五十六人。

八月，徐州清河涨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门以御之。

九月，宿州睢水涨，泛民舍六十里。

是夏及秋，开封、浚仪、酸枣、阳武、封丘、长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县河水害民田。

九年（984）七月，嘉州江水暴涨，坏官署、民舍，溺者千余人。

八月，延州南北两河涨，溢入东西两城，坏官寺、民舍。淄州霖雨，孝妇河涨溢，坏官寺、民田。孟州河涨，坏浮梁，损民田。雅州江水涨九丈，坏民庐舍。新州江涨，入南砦，坏军营。

除此之外，《五行志》记录与“火、金、木、土”有关的灾害也不少，如“金”之灾害（天旱属于“金”）：

二年正月，京师旱。

三年春夏，京师旱。

四年冬，京师旱。

五年夏，京师旱；秋又旱。

六年春夏，京师旱。

七年春，京师旱。孟、虢、绛、密、瀛、卫、曹、淄州旱。

九年夏，京师旱。秋，江南大旱。

与“土”有关的灾害（大风属于“土”）：

二年六月，曹州大风，坏济阴县廨及军营。

四年八月，泗州大风，浮梁竹笮、铁索断，华表石柱折。

六年九月，高州大风雨，坏廨宇及民舍五百区。

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

八年九月，天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

九年八月，白州飓风，坏廨宇、民舍。

……

史上这些灾害记录，来源于当朝者“史馆”也即“国家档案馆”的记录。

当朝者为何关心这些灾害？

因为它们不仅与皇权的合法性相关，更与“民生”问题相关。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民生”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国家，乃是人民对个人部分权力和权利让渡的产物。国家，理应在获取权力之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就包括安全保障的权利。所以，合法政权，一定是承担灾害责任，关注民生的政权。至于国体、政体都不是紧要处。大宋帝国，自赵匡胤第一个年号“建隆元年”开始，邦国治理，就对民生问题投入了极大关注，多方动员国家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大宋的“幸福指数”之高，历朝历代比较下来，大胆一点评价，可能仅次于民国。

之所以有此优良治理结果，与大宋关注“民生”的强度有直接关系。

而关注“民生”的强度越大，也就越需要“公正”理念的介入。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公正”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合法政权在推行“公正”问题时，容不得各种“折扣”。与“公正”最为相关的政治概念是“公平”和“正义”。这是一个比“民生”问题复杂得多（但未必重要得多）的政治学概念，譬如，组织内的公平正义，是一回事；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公平正义，又是一回事，等等。这里展开来谈是不可能的。但借助传统思想史意见可以约略知道：公正，与“义”有关；义者宜也。政治问题之处理，以“合宜”为佳。达致这个“合宜”状态，就是达致“平衡”状态；反之，就是“失宜”也即“失衡”，也即不合适，不妥当，不应该。“失宜”或“失衡”，是政治败笔。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时代起，就对“合宜”问题有关注。预防或治理灾害，需要国帑支出；对寡头政权而言，这类支出因为影响到团伙利益，他们是吝于出手的。但对天下为公的大宋政权而言，这就是必要的支出。大宋多次动用国库财政解决灾害损失，并从不将此视为德政，从不做自我旌表，就是认为救灾是合宜的，否则就是不合宜的。

这方面，太宗赵炅有一种文化自觉。考察中国荒政（荒年政治治理），大宋做得相当出色。具体故实容当后表。

王沔读试稿

宋代史料，记录了很多关于灾异的有趣故实。

大宋淳化二年（991），因为天旱闹蝗灾，宋太宗忧心忡忡，于是召问近臣时政得失，大臣寇准回答说：“《洪范》讲述天人之际的关系，灵验如影随形。之所以有天下大旱，那是因为刑罚有不公平之处。不久前，祖吉和王淮两个人都同样贪赃数万，但祖吉被正法，家资被抄没；王淮却因为他的哥哥王沔正做着参知政事（略相当于副丞相），算是朝中有人，只受了杖刑，还能继续做官。这样用法，轻重不一，执法不公，天下大旱，实在是上天有意示警啊！”

王沔，史称此人“聪察敏辨，有适时之用”，聪明，有洞察力，敏捷，有辨析力，适时需要，能献上中允意见。他在太宗前讲话，很从容，逻辑性强。过去殿试，往往由有关官员念诵给皇上听。王沔可以做到像播音员那般念诵殿试考卷，声腔抑扬顿挫，吐音明丽流畅，经他读过的试稿，往往都能高中。但此人“性苛刻，少诚信”。掌管政事堂国务时，凡是有人来拜见他，他都跟人说好话，但最后答应人家的事，并不办理，所以一般人都怨恨他。他与朝中大臣也有过节，名相张齐贤、陈恕、寇准等人，也都不喜欢他。他的兄弟王淮因为贪赃，按大宋律法，应该正法，但因为他的缘故，得到了从轻处罚。所以寇准在太宗讨论时政得失时，拈出此事，等于借天灾力量推动司法公正。

太宗往日也曾听到人们议论王沔的不是，但还是为王沔回护，毕竟是国务大臣，太宗有优容之处。这一次，经寇准一番议论，史称“帝大悟”，太宗大为醒悟，知道以前确实司法不公，而王沔则太多机巧，好使诈术，“非廊庙器”，做不得朝廷大臣。第二天，召见王沔，“切责之”，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随后，寻了个机会，罢免了他的参知政事。据说王沔得到诏令，来见太宗，哭着不愿意离开，甚至不久之后还为被罢免之事愁得须发皆白。

皇上“自焚”

大宋如此，是有“宗教信仰”为底色的。

古代祭祀，往往要有“祝版”，是将写好的祝词张贴在一块板子上。纸张因祭祀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美工装饰，有的要用白纸，有的要用红纸、青纸，有的还要配黄边，等等。祝词要预先写好，如果是国祭，就要皇帝在祝词后署名。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仲春，命宰相和群官祷雨，又派出中使，也即宫中宦官，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分头去祭祀五岳神山。按过去惯例，皇上要“御署”，也即预先在祝词上署名“大宋赵炅御笔”之类字样，然后再派遣。

翰林学士王禹偁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说：“准礼，五岳视三公，今虽加王爵，犹人臣尔。天子称名，恐非古制。请自今更不御署。”按照礼制，五岳的神职相当于朝廷的三公，现在虽然给五岳神加上了王爵，但“王”还是比“帝”低一格，相当于人臣。天子在祝版上署名，恐怕不是古来的制度。请从此不要“御署”。

太宗在王禹偁奏章的后面批示道：“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惮，至于亲署，又何损乎！”朕为万民祈福，即使是洗澡沐浴，像汤王在桑林祈祷下雨，准备自焚，我都不怕，至于亲自署名这事，又有什么损失呢！

赵匡胤以来的宋帝，人人虔诚“敬天”，谁也不敢违逆天命、天道。面对各类“天谴”，所有的宋帝都会反躬自省。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在宋帝这里得到很真诚的承续。

太宗说“自焚”事，并非虚伪的大言。

早在王沔事件后的蝗旱灾年，太宗就有了准备“自焚”的敬天举动。

宋人吕中《大事记讲义》，论及这一“灾异”时说：“淳化二年（991）二月，诏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下诏，认为蝗灾旱灾之重是因为帝王之德薄所致，准备自焚以谢天。第二天下雨。

明人孙承恩有《鉴古韵语》一书，对历代帝王都有一段“韵语”（相当于打油诗），内中说到宋太宗，有言：罪己消天变，仁民隐至情。厚伦施义粟，勤学购遗经。节为山林重，功于宦寺轻。不惭称令主，恭俭更仁明。

这里五言八句，每一句都与太宗的故实有关。我这书里会慢慢说到，此处且不啰唆。“韵语”中说“罪己消天变”，指的就是太宗因蝗旱之灾要自焚的故实。孙承恩认为这是太宗“敬天”而得到的天下福报：“太宗之为君，其敬天也。因旱蝗欲自焚，而致霖雨……”《续资治通鉴》记录此事在淳化二年三月，而非二月。原文道：帝以岁旱蝗，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翼日而雨，蝗尽死。

太宗皇帝因为年岁中多有蝗旱之灾，下诏给宰相吕蒙正等人说：“黎民百姓有什么罪，而老天给的惩罚这么重，实在是我的无德（应该包括王淮贪赃案处理不公）所导致的天谴示警。爱卿等人，应该在文德殿前面搭筑一个台子，我将面对苍天待在那台子上。三天不下雨，爱卿等一块把我烧了，以此来回应天谴！”吕蒙正等人惶恐不安，向太宗谢罪，藏起诏书没有颁发给政事堂。不料第二天就下了大雨，蝗虫几乎全部死掉，解除了蝗旱之灾。

皇上要自焚！

这是什么节奏？

原来这是一个来源甚古的吾土传统。

夏商周，史称三代。一般认为这是传统中国“天下为公”的时代。三代之前，皆有巫师。巫师负有与天帝交流沟通，为民祈福的责任。这是从更早的部落时代即形成的一种分工。如果天下灾害过重，巫师祈福无效，就要“升天”去面见天帝，当面陈述，继续为万民祈福。三代之际，君王即“天子”，天帝之子，成为比巫师更重要的万民领袖，或者说，是集中了天子、巫师与领袖为一体的邦国首领（而不是部落首领。按国家起源原理，先有部落，后有部落联盟，而后有部落大联盟，国家出现），天下有灾，君王有责，成为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大清王朝的帝王也常常会颁发“罪己”性质的诏书，以此来忏悔罪恶，昭告士庶，祈请天帝。历来《罪己诏》的关键词是“万方多难，罪在朕躬”八个汉字。有些时候，帝王不愿意“罪己”，明白大义的臣子就会劝谏帝王“罪己”，大唐王朝的名臣陆贽就曾劝谏德宗下《罪己诏》。苏轼评论此事有言：“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所以天下灾害严重，替代了巫师职责的帝王，有了向天帝吁请的责任。

三代时的殷商第一任首领汤王，执政时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后，汤王决定自己“升天”去找天帝，当面祈求降雨，救助万民。

但“升天”是有仪式的。汤王“升天”的仪式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现场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台，汤王理了发、剪了指甲，而后，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台上，向天帝祷告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天下大旱，是因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连累万民；即使万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那就由我来承担罪责。恳请天帝，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连累到万民的性命！

故实的展开非常富有戏剧性，就在汤王祈祷之后不久，也许就在点火焚祭之际，天帝降下雨来。《吕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实。

宋太宗赵炅继承的，就是源于远古，主要是源于汤王的传统。“五行”，不仅是“五行终始”，不仅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关，还与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相关。对应于“五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对应于“水”的沟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灾异示警的功能。所谓“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领袖对政制事件负起第一责任的道义担当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而历代君王视“天谴”等义于“示警”，而且坚持认为主要是向君王、宰辅，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这方面，历代君王认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认错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历代正史《五行志》事实上是历代灾异的记录。浏览历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历代君王在自然灾异面前的悚惧恐惶，以及频繁颁下“罪己诏”的谦卑自责，从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设计或文化演绎的独特魅力。《清史稿》就干脆将“五行志”改为了“灾异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来，往往以为殷商汤王、太宗赵炅这类“欲自焚”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阴谋，认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读近代以来的各类文史书，往往会看到这类说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权术，欺骗天下。

我不信这类意见，并认为这类意见多属于无甚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

天下何其广大！一个帝王的权术就“欺骗”了亿兆士庶，独独“欺骗”不了“阴谋论”者？这个“阴谋论”者的“智慧”岂不近于神？

一般来讲，这类“阴谋论”者的意见，多流行于坊间；制作这类“阴谋论”的人物也未必真的相信“阴谋论”。此类“阴谋论”，无非是想证明“封建社会”（大宋事实上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但囿于近代传统，受教科书影响的人们还是愿意习称二千多年施行郡县制度的帝制时代为“封建时代”）制度不合理，因此连带着说“封建时代”的人也不合理，帝王作为尤其不合理而已。这个话题展开来说需要篇幅，而且无聊，此处还不是我来讲述这个问题的苑囿，且略过不提。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命题下的明白人，会越来越多。

简言之，我相信历代“贤君”面对五行变异时的真诚和敬畏。宋太宗赵炅“欲自焚”，与汤王的“欲自焚”一样，都是真诚敬天、为万民祈福的仁爱举动。说是“感天动地”，不算过。

贰 励精图治

赏罚“失宜”的政治败笔

宋太宗赵炅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于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赵炅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有一个叫孟蛮的官员，朝廷拟定他到窦州去做录事参军。窦州在今天的广东广西交界处，汉代以来算是蛮荒之地。录事参军是地方监察官，负责管理地方官吏档案，同时负责察举他们的善恶，有向朝廷汇报的责任。这个职官对于制度性管理地方有重要作用。但孟蛮先生嫌窦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不去上任，反而“诣匦自陈”。“匦”是一种四面有口的小匣子，一般放在朝堂附近，臣民有意见，可以投书其内，有内侍会定时取走给皇帝看。孟蛮估计是到了该上任的时间没有走，写了封信投在“匦”内，自我辩解。赵炅看到这个投书，大怒，给了他一顿棍子，史称“决杖”，流放到更僻远的海岛上去了。

有一个叫綦廷珪的朝官，请了病假。病好后，按程序，他需要先到主管部门销假，然后“朝参”，要向朝廷表明病假结束了。这些他都没做，直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上班了。赵炅不高兴，处罚了他，还连带着处罚了他的上级——好几个人都做了降级处理，潘美、王仁赡二人也是他的上级，没降级，但都罚了三个月的俸禄。

有一个叫刘珝的殿中丞，也即掌管禁中日常生活的朝官，外放到剑州（今属四川剑阁县）做州官。那里发生了偷盗官物事件，刘珝就招募人告密，抓获了盗贼，并上疏要求朝廷赏赐这个告密者。赵炅也不高兴，认为刘珝不用心去抓捕贼盗，擅自赏赐招募告密者，干脆罢了他的官，还发出诏令“永不录用”。

赵炅给这几个人的处罚，今天来看，都不轻。

孟蛮不愿到边远地区上任，罢职也就是了；打棍子、流放，罚过重。

綦廷珪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警告批评也就是了；连上级一块惩治，罚不公。

刘珝招募知情人检举揭发，也是一法；罢官，还“永不录用”，罚失正。

这种过重、不公、失正的惩罚，赵匡胤时代也可以见到。但是与历朝历代比较，赵家兄弟的帝国，这类错判可能是最少的。他们对惩治贪官很凌厉，但对一般官员的过失，往往比较优容，这也是敛天地杀气、养人间和气之道。但赵家兄弟不时可以见到的这类偏狭、躁急，以个人喜怒情绪影响决策，赏罚“失宜”的做法，毕竟属于政治败笔。

泼皮乞丐之死

赵匡胤的这类“失宜”与个人天性有关；赵炅的这类“失宜”则更复杂一些。他践祚之初，没有赵匡胤那般武功，因此当朝立威，需要一点辣手。当着强枝弱本的藩镇习气还在浮漾的时代，出于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建构并推演领袖权威，有其正当性理由。他要“杀伐立威”。这样，赵炅的赏罚“失宜”与赵匡胤的赏罚“失宜”，就动机而言，就有了性质的不同。

宋人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说一太宗故实，荒诞中可以见出士庶意见。

故实说宋太宗赵炅刚刚做了皇帝，很想让朝廷内外对他的治国能力和公道仁德心服气服，于是，有了一桩奇案。

说东京汴梁有一泼皮乞丐，要饭时稍不如意，就要倚门大骂，主人被骂苦，出来道歉，半天也打发不走他。东京城的土豪雅豪都惹不起他。某日，这泼皮又来一户人家大骂，主人出来赔上小心，说了无数好话，他还是不依不饶，什么难听骂什么。周遭围观者越来越多。忽然，人群中跳出一持刀汉子，刀光闪出，泼皮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刺客留下了作案工具，从容离去。

官府追拿凶手不得，第二天报到朝廷。太宗大怒，颁下口谕，大意说：朕现在正要“太平兴国”，不料还有这等白昼杀人的五代恶习！此事绝不轻饶！于是下令从严从快，限期捉拿罪犯。

眼瞅着限期就到，东京城官府恐惧无法交差，最后根据这个事件另外的逻辑，推断乃是主人被泼皮骂怒，“不胜其忿”，无法忍受，亲手或雇人杀了这厮。然后就以此逻辑定案。案件整理为卷宗，上报。

太宗对司法者也即东京市长说：“你们能这么用心，很好。但还是要重新核对一番，不要弄成冤案。另外，把那把杀人刀拿来我看。”

又过了几天，东京市长登朝，坚持此前的定案意见，并将卷宗和杀人刀一起呈上。太宗问道：“你确定就是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了乞丐吗？”市长说：“肯定是。已经反复审核过了。”太宗闻言冷笑一声，回头对小内侍说：“把我的刀鞘拿过来！”小内侍当场取过刀鞘，将那把杀人刀放入，严丝合缝。

原来，乃是太宗派人杀了乞丐，东京市长显然判了一个冤案。

真相大白，太宗留下一句话：“如此办案，怎么能不妄杀人呢！”

说罢拂袖而去。

根据这个故实，似乎可以见出宋太宗为了收拾人心，有意制造无头案，要东京市长去想法子。但破案难度太大，市长怕得罪朝廷，只好制造嫁祸于人的冤案，试图好歹了事，最后太宗又解密事实真相。

故实似乎想告诉世人：太宗以此警戒地方官，不要制造冤假错案！

太宗这一招确有惊悚效果——站在时光的这一面，甚至不难想象那位东京市长面对谜底目瞪口呆的样子。估计这位市长一辈子不敢再制造这类冤案。

此事或许对天下“依法治国”有利，但却不符合儒家伦理与道义，也不符合法理公正。

因为那个乞丐法不当诛。

史称“庚申，以皇弟永兴节度使（治所在今西安）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略相当于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封齐王”，赵匡胤驾崩的第七天，庚申日，赵光义就封赏正做着永兴节度使的皇弟赵廷美为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宰相之职），又封为齐王。这样看，《铁围山丛谈》中说到的这个制造冤案的东京市长就应该是赵廷美。个中又有玄机。

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写太宗赵炅，往往明褒暗贬，看上去是褒扬赵炅，但细味之，几乎等于在黑赵炅。如那个讲述“射杀花蕊夫人”的故实：说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赵光义也即赵炅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赵炅干脆将其射杀。这个故实表面上说赵炅有江山社稷情怀，用特殊手段打破“红颜祸水”的咒语，事实上却可定案为冤杀无辜、草菅人命——假如花蕊夫人确有其人，假如因此而死，太宗赵炅岂不过于心狠手辣？这哪里是一代“贤君”气象？《铁围山丛谈》记录赵炅这两件事，情节荒诞——太宗要“立威”，自有丈夫手段，不必设局冤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乞丐；太宗爱大宋，自有英雄气象，不必悲情冤杀一个美丽的柔弱女子，何况，这个柔弱女子并不存在。

说史上并无花蕊夫人，《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三本第五章《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已经说过。我的结论性意见就是：这俩故实很可能都属于瓜棚豆下的扪虱闲话、茅檐日下的野叟曝言，茶余饭后的坊间奇说，不可信。

张道丰死里逃生

太宗对冤案极为重视。有一故实可以做证。

说有一个循吏，名叫邵晔。这是一个自幼嗜血的人，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做了蓬州（今四川营山县）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管理官员档案的职责。知州名叫杨全，此人性情粗率而又蒙昧。州境内有庶民张道丰等三人，被人诬告为劫匪强盗，都要判处死刑，判词已定，卷宗也整理完毕。但邵晔察觉到此案有冤情，就不在文件上签字，并告知知州杨全，要重新审核。杨全不听，派人带着张道丰等人去“抵法”，也即要正刑伏法。张道丰等不服，临刑前号呼“冤枉”。按大宋法条，正法之前喊冤，要带回重审。邵晔就开始了重新复核。不久捉到了真正的匪盗，张道丰等人获释。杨全被削籍为民。

邵晔在任职期满，到朝廷述职时，太宗对他说：“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你能平反冤案，让我的子民能够活下来，太值得嘉奖啦！于是赐钱五万，并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以杨全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告诫全国各级官员。邵晔因此而授予光禄寺丞，让他出使广南采访刑狱。

这样的宋太宗，可能去为了解决冤狱问题，再去制造另一场冤狱吗？

孟蛮、刘珝、綦廷珪事件，均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书为记录大宋帝国的重要史料，是正史《宋史》的主要资料性来源，也应该属于正史之列。蔡绦《铁围山丛谈》则是典型野史。今天对比来看二者记录的这几条故实，会有新的况味。简言之，太宗杀乞丐，此事很可能子虚乌有。但为何会有这类故实呢？因为太宗赏罚，有时往往“失宜”，因“失宜”而“失衡”。

赏与罚，权柄极重。无论传统政治治理抑或现代政治治理，公正赏罚是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与伦理最后的不可化约的核心、应然价值“公道-仁德”，很大程度体现于“赏罚系统”。宋太宗赵炅对官员惩罚过重、不公、失正，就是政治“失衡”。是对应然价值的义理背离，因此属于“失宜”。这类历史故实与《铁围山丛谈》的野史记录，就有了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链条的一致性——他要“杀伐立威”。海客、野老们聊天，就有了添油加醋、向壁虚造的印象来源，于是有了人类学上母题的衍伸。因为有孟蛮、刘珝、綦廷珪的“故实”，所以有了杀乞丐、杀花蕊的“故事”。“故事”在“合理想象”中，包装为“故实”，进入野史出笼了——这类故事是安不到赵匡胤头上的，也安不到宋真宗、宋仁宗……头上的。宋太宗赵炅先生是虚构故事最合适的主角，谁让他在处理孟蛮、刘珝、綦廷珪案例时过重、不公、失正呢？

转运使

赵炅“励精求理”故实甚多，“不合宜”也即“不合义理”之处不少，但“合宜”也即“合于义理”者更多。

他善于学习。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作为并不比乃兄差，甚至有些地方，就政治家责任伦理而言，他的道义担当与政治智慧，还超过了赵匡胤。

自赵匡胤时代起，大宋对五代十国道义沦丧的格局就有拨乱反正的自觉意识，成就君子，而不是纵性做小人，渐渐开始蔚成风气。但事情往往也容易走向另外一极，官员们开始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颓势。这不是“励精求理”的宋太宗愿意看到的局面。契丹在草原虎视眈眈，北汉在河东伺机骚扰，吴越在江南占据一隅，清源在三闽尚未归顺，藩镇余风尚未涤荡一清，大宋刑统尚未深入人心，民生弊端还有待改善，道义天下还有待推衍……大宋正是需要人才之际，面对温温吞吞、无所事事的官员，赵炅似有一种无力感。

郡县治、天下治。他决计从地方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为了督成地方治理，从太平兴国初年开始，大宋就派出了中央巡视组到地方访查。最初，这类巡视组由转运使兼职领衔，诸州诸县，各级官员，工作优劣，都要做出考核判断。转运使，是负责财赋，主要是负责军需物资的职官，略相当于后勤部长。赵炅对此一职官很看重，赋予了转运使更大权力，包括维持地方治安、清点地方刑狱、推荐地方贤良等，现在，又有了考察地方官吏的职能。这些活儿，原本都属于节度使的。但节度使自唐末以来渐渐演绎成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尾大不掉，于是有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现在赵炅派出官员“暂行”巡视工作，就有了集权的效果。说“暂行”，是因为转运使一职，无论职权多么重要，都是临时差遣。“勾当”已毕，工作完成，归阙，回到朝廷，这个职位就撤销了。“勾当”是宋人常用口语，作及物动词用时，有“处理”的意思。大将曹彬平定南唐回来，交差，就有“奉勑江南勾当公事回”字样，意思是：奉朝廷差遣到江南处理公事回来了。从太祖“收兵权”开始，到太宗一代完善临时差遣机制，一点点地化解了可能的藩镇割据威胁。

转运使在地方系统内，知州、通判、监官、京朝官等，都是察举对象。评定这些官员，政绩优异者为上，恪守本职工作者为次，部内粗有治理效果者为中，而处理事情怠惰，没有治理成绩者为下。转运使要将地方的吏治情报和判定意见在年终汇报到朝廷，以备朝廷大行诛赏。

宋代历史评论家吕中曾有评论说：“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中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转运使一职，始于太祖乾德年间，本着总揽地方财经大权，并兼有纠察官吏的目的。后来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点刑狱，都是以此来纠察官吏的。这原来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本朝的监司，以御史台、中书省、大理寺、监察院来负责，即使是宰辅、侍中做了地方大帅，允许弹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余年没有藩镇之祸患，原因在这里。

大宋的监察制度是历来政制设计中，做得最好的。

转运使将地方治理情报，呈给朝廷。出于谨慎，朝廷往往还要再派出专使按转运使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廉察复核。这样，就以文职方式将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过程，地方官吏的优良中差，中央一目了然，而藩镇割据的可能也就越来越渺茫。因此，转运使一职的设置，是藩镇割据的克星。

但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乐于居于“次”一等，只要恪守职责，不出事，就等于“无功亦无过”，转运使的察访不会给更低的评价。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转运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辈。

于是，出于“励精图理”的强势政制，太平兴国年间，赵炅对“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做了“免官”处罚。譬如，掌管诉讼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负责秘书工作的伊阙县主簿翟嶙、执掌全县行政的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副使许奇，在处理某一事件时“稽留不决”，拖延着不做决定，这也属于“疲软不胜任”。调查属实之后，崔宪被降职，许奇被组织部开除，削去所有官职，史称“除籍为民”，并追回过去赏赐的五十万铜钱。大宋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规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炅还免去了一位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郭贽。

据说这位郭贽曾经因为某事上奏，奏折中有言：“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报”，意思是：臣因为得到皇上非同寻常的破格提拔，发誓用我的愚笨耿直来回报陛下。

话中“愚直”二字，也许不过是客套，但赵炅不爱听，召他说：“‘愚直’何益于事！”你这个“愚直”对政事又有啥补益！郭贽回答道：“虽然，犹胜奸邪！”虽然没啥补益，但总比奸邪之辈强哩！赵炅当然不希望属下都是“奸邪之辈”，但他也同样不希望属下都是“愚直之人”。郭贽答对后，赵炅忍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召他入宫讨论政事，没想到郭贽来前饮酒过量，答对之际“宿酲未解”，昨晚的醉酒还没有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说了些酒话。史称“帝怒”，罢了他的参知政事，连降三级为祕书少监，去做图书管理工作了，不久，又调他到荆南（湖南）去做了州官。

太宗还在做晋王时，郭贽就出入于府邸。此人有文采，晋王就令他掌管类似朝廷“知制诰”般的职务，负责府中一应秘书工作。但文采不是思想，郭贽草就的文件，往往有见识浮薄之处，所以常常被人“哂之”。太宗对制定朝廷内外诏令、制度文件的文臣，一直很重视，要任命谁，就一定会事先向宰辅咨询、访问，务必求得“才实兼美”者。初定人选后，太宗再将人召来跟他聊天，史称“观其器识”，然后才将任命书下达。为此，太宗还对左右说：“朕早就听人说过，朝廷任命一个知制诰，亲族们都来庆贺，认为这是‘一佛出世’，真是太不容易啦！郭贽，过去是我的门人，但是一直缺乏时论名望。但我因为喜欢他文笔，就命他掌管秘书工作起草文件。听说他文件往往有不合道理处，很被人嘲笑，朕也为之羞愧。所以始终不能让他进入翰林之地。”

在赵炅那里，“愚直”与“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之类半斤八两。

今日来看，郭贽或许有“愚直”的一面。他到了宋真宗时代还在，真宗就称赞他是“纯厚长者”，这个评价虽然并不就是“愚直”，但却与郭贽自诩的“愚直”颇为神似。

郭贽也曾有过几件德举。

大将曹彬曾经被人诬告，郭贽极力为曹彬辩解，最终救助了曹彬。

郭贽后来做官为盐铁使，当时各路（路，宋代略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过，甚至罪犯已死，各地还在抓捕罪犯的子孙。郭贽知道此事后，认为此举不当，于是草成奏疏，认真来说这个事。太宗赵炅知道后，当即赦免了很多人。

他还能够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史称郭贽“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性情温和，很能为贤人传扬美名。后来与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编辑《文苑英华》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贽引荐给朝廷，后来成就一番事业的。名臣赵昌言很小的时候，郭贽看到他，“一见器之”，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贽掌管科举，特意在奏名的时候，将赵昌言排在第一个。以后，赵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延誉时隽，举荐人才，是传统人格中的道义所在。郭贽有道。

但史书给郭贽的评价一般，特别是他的晚年，总想着做生意，又吝啬，在国家大事方向上，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史称“晚节不事事”，晚年几乎不做政事，舆论因此对他有讥评。“不事事”，正是“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写照。这类性格做国家副总理，估计没有什么戏看。这样来看，赵炅讽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为人，当初罢免他的参知政事，合宜。

藩帅移镇

严复评价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意思是说黎元洪因为“柔暗”，还不足以救国图存。读中国史可以看到，过于“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险，做家长，无能庇护其家；做国君，不可保护其国。

这段话讲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图腾，如果这个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洞察力（无洞察力即暗）、决断力（无决断力即柔），决断，就要用到杀伐手段。此类道理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简言之，政治性杀伐手段与人类的复杂性有关，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历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参与是结构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能够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虽然不可能放弃有限暴力，但他们在一些具有转型意义的大事件上，还是尽可能地减少暴力烈度，将国家暴力控制在尽可能道义正当的范围内。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时，曾说宁肯不要江南，也不许胡乱杀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汉时，担心攻城正酣的将士入城后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时，下令暂停攻城。这种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义与功绩之间，将权重压向了道义一边，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吾土至为深沉义重的道德传统，在这里，值得恒久性地予以历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杀伐手段。太宗赵炅的杀伐，像赵匡胤一样，像一切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一样，恒指向罪恶与邪僻。

当初马仁瑀与李汉超闹矛盾，赵炅“令”二人“置酒讲解”之后，还是不放心。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他又对马仁瑀做了调动，要他从防地霸州换防到辽州（今山西左权）。边帅换防，相当于过去的藩帅移镇，都是将手握重权的武夫从一个“熟地”调往“生地”。过去的藩镇最怕移镇。马仁瑀的换防，对新科皇帝赵炅来说也是一招带有“胜负手”的策略安排。但赵炅为了安抚马仁瑀，还另外做了一件大事：处理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

处决皇亲王继勋

王继勋是马仁瑀的死对头，又是太祖王皇后的亲兄弟。此人在洛阳期间，买卖奴婢，虐待奴婢，凌迟奴婢，还将奴婢们当作牛羊猪肉，煎炒烹炸了吃掉。这样吃了一百多人。这个恶人的故实，已经见于《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太宗当朝，按照大宋《刑统》，将这个皇亲正法。此事一举三得：伸张了正义，震慑了恶人，安抚了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亲国戚，触犯大宋法律，也必将依法得到惩处。

处决王继勋，应该是太平兴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顺便说，太祖时，碍于皇后身份，只给了王继勋降职罚俸的处分。但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个破绽，要三兄弟赵光义也即赵炅来收拾。赵匡胤栽培赵光义处甚多，生时不立太子，是给三弟预留了前途；生时不取才子张齐贤，是给三弟预留一个“天子门生”；生时不动“封桩库”钱帛，是给三弟预留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财政支持；生时不处理王继勋，也有可能是预留一个政治大案给三弟，以此为三弟“立威”……将这类故事连缀起来看，线索分明。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赵炅，他期待五代以来的藩镇习气能够得到彻底抑制，解决还占据于一隅的吴越国问题、清源军问题，更要解决顽固地据守于山西的北汉国问题、横蛮霸占于燕云十六州的草原帝国问题！他梦想从此有一个富饶而又强大，足可媲美汉唐的大宋帝国。

如此，国家治理必须惩治贪腐与恶官。道义之邦，不能容纳蠹虫害民。史称“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太宗注意治国之本，对赃吏惩治很严厉。他曾下诏说：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凡属于国家官员者，只要犯有贪污罪名，发配边远诸州者，即使遇到国家大赦，赃官们所在的州县，也不得放还他们，以前逢赦已经放还的赃官，各地有关部门不得录用。

处罚王继勋之后，大宋王朝人人皆知国家有法。

惩治贪官

太宗举起了正义之剑。王继勋大案之后，赵炅借势放出凌厉手段，三年时间，惩治了十几个贪官、恶官。

太平兴国初年，有“均输制”，即由各地州郡向京师派送战略物资，也即“官物”，由地方官护送进献。但京师负责接收官物的国库守藏吏多有不法，史称“硾钩为奸”，也即敲诈勒索作恶。譬如按规定进贡一百斤大米，守藏吏就说分量不足，只有八十斤。地方官就只好另外购买二十斤补齐。这补齐的二十斤，就落入守藏吏私囊。这类“硾钩”若是二十斤大米也就罢了，若是二十匹绢帛、二十两黄金、二十斛珍珠……那事就大了。但守藏吏照样“硾钩”不已，以至于来押送官物的地方小官“或至破产不能偿”，有些人甚至到了家庭私财破产都不能补齐差额。此事展开的恶相，几乎就是地狱风景。

太宗闻听此事，大怒道：“此岂为天下守财之道耶！”

这哪里是为天下百姓看守钱财的法子啊！

于是下诏规定：

以后国库或粮库等接收地方官物，要由朝廷派出监临官，认真地看好主秤，不许欺瞒榨取！有违犯者，主秤官及守藏吏皆斩，监临官也从重治罪。

规定下达之后不久，就遇到一个粮库受贿案。

原来，自从平定南唐之后，每年都要从江南漕运粮米数百万石到京师，以此来增广国家粮库的战备储存。接收南粮者，除了守藏吏外，又由朝廷命官来掌管出纳，内侍为出纳副官。这样三重监督之下，太宗赵炅还是不放心，就秘密地派遣皇城卒也即京师公安巡警，穿了便衣到粮库去侦察。

结果查访到以太仓粮库永丰仓的计量官张遇等八个人，在称量南粮时，大斗小斗间不清不白，有受贿为奸、重入民租的情节。事实清楚后，这八个人全部正法；掌管粮仓的官员负有连带责任，被免官；派出监仓的朝廷命官右监门卫将军（掌宫殿门禁和守卫，略相当于卫戍军区警卫师副师长）范从简等四人也被罢官；同监的副官内侍宦官被“决杖”，处以杖刑，挨了一顿板子或棍子。

有一个西京洛阳的右军巡使、光禄寺丞李之才，因为与一市井哥们儿带着酒到宫殿中“聚饮”，被同事上告，赵炅调查后属实，罢了李之才的官。

外省泗州，有一个地方监察官，录事参军徐壁，同时又掌管本州部分租税。此人与属下一个名叫高贵的武官，收受租民的贿赂，而免除租民的税赋，给租民开具一张虚假的收据。奸赃事发，二人被正法，参与此事的支党都受了“杖脊”，而后发配到遥远的荒凉之地。

被“正法”恶官

有一个刺史赵彦韬，在澧州（今属湖南常德）为官，地方有一小民，说家中财产被盗匪劫夺，赵彦韬调查后得知，没这回事，纯属顽民诬告。他一怒之下亲手杀了这个顽民，开膛破肚，还用手抓取人的心肝。顽民家属认为这个刺史手段太过残忍，于是到朝廷上访，诉告。赵炅弄清事实后，将这个刺史“杖脊”，发配到淮西，禁锢不用。

大宋杖刑五等，“杖脊”最重。比“杖脊”更重的刑罚就是“杖杀”了。

有一个掌管传宣诏令的中书令史李知古，接受罪犯的钱财，私自修改刑部所规定的法条，从轻处理了犯人，被有关部门起诉。赵炅派人调查属实，“杖杀之”，用杖刑，直到打死。同案犯，负责刑房的官吏孙甫因此而被罢官。

另一个中书令史习元吉，盗取皇上近臣的印玺，伪造征调信函，从两浙人家骗取绢彩一百七十匹，也被“杖杀”。

记录中还有一个掌管宫中事务的詹事府丞徐选，外放督办漕运军粮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被濮州驿站招待所官员告发。赵炅调查属实，也被“杖杀”。“杖杀”属于“正法”，“正法”也有种种，“杖杀”算留全尸，更厉害的刑罚，就是“斩首”。

有一个御史赵承嗣，监管郑州市场赋税时，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隐没”也即吞没收缴上来的官钱好几万，被人告发。赵炅下令刑侦，调查结果属实。有关部门认为这人可以“绞杀”，赵炅特命“斩杀”，并将与他共同作案的官吏七个人，一道在街市斩首。然后诏令诸道转运使，在各州县布告此案，将案由和判决结果制作为传单，张贴在各地官舍的墙壁上。

朝廷当时规定，不允许各地私自讲述天文历法、推测灾异。于是就有几个属于禁军精锐的“骁捷卒”，上疏说他们的指挥使戎希萼，私自在弄天文灾异之类的玩意儿。调查后，属于诬告。赵炅于是下令将这三个诬告的“骁捷卒”斩杀。另外又赏赐给戎希萼紫袍、银带、金帛等，安慰这位被诬告者。

有一个管酒库的低级京官王守忠，被人告发，说他偷盗了三百瓶官酒，事实清楚后，监守自盗者被“弃市”。

有一个著作佐郎卢佩，在南京监造酒业，转运使樊若冰发现了他收受贿赂，有“寻租”行为，当即汇报到朝廷。下狱审讯，卢佩服罪，承认前后所受赃款一百九十贯。也被“弃市”。

还有一个县尉周楚，因为贪污（数额不详），被“弃市”。

所谓“弃市”，就是绞刑或斩刑后，暴尸街头。

还有比“弃市”更重的刑罚：斩杀之前，先受刖刑。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吴舜卿奉命到山东区招募兵勇，在泗水的驿站，酒喝高了，亲手杀了八个平民。当地州官告到朝廷，赵炅让人将他“械系送阙下”，戴上刑具送到京师，先命人斩断他的两足，然后正法。

比这个加刑更重的就是腰斩了。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霍琼，也奉命到山东招兵，在郓州，伙同招募的兵勇劫掠邑中市民刘凝的家财，也被州里告到朝廷。赵炅令当地用槛车将他押到京师，讯问得实，在都市腰斩。

掠夺小民私有财产，在大宋帝国，是极重的犯罪，惩罚酷烈。

李飞雄大案

太平兴国年间，曾有“族诛”行为。这是宋太宗还未能脱略法家“株连”法制的一个恶果。

秦州（今甘肃天水）节度判官李若愚，他有个儿子名李飞雄。节度使，是各州郡的军政总指挥官；判官，是佐理，但由朝廷派出的京官担任，遇有大事，要与节度使一道签署文件，略相当于副省长，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这也是权力很重的地方官。李飞雄仗恃着“官二代”的派头，常有背离道义之举，史称“凶险无行”，凶虐险恶，不守规矩，没有道德约束。李若愚一家几乎无法容他。于是他就常常离开天水，到京师、河北一带游荡，所到之处与无赖恶少纵酒赌博，做了不少坏事。

因为他的老爸李若愚在秦州做判官，所以李飞雄对秦州的府库仓廪战略物资，以及当地地形之险要，要塞如何布局，各路兵马多少等机密信息，都了如指掌。这样，就令他产生了幻觉，以为可以据此做一番大事。五代以来的藩镇造反最终演绎为改朝换代的故实，他应该听过不少，于是这个德薄、智浅、力小的野心家有了谋夺天下的凶妄之念。

他岳父在凤翔（今属陕西宝鸡）盩厔（音粥志，今陕西周至县）做县尉，管理着地方有限的几个兵马。李飞雄从京师跑到盩厔，偷了岳父的马，假称朝廷使者，半夜又来到盩厔的马厩，招呼管理马匹的小卒，讨要马匹，说是公干。小卒举着火把出来看，李飞雄将黑市上买来的马缨在他眼前晃晃，意思这就是县尉调动马匹的证据。由马缨调马，仿佛过去的“虎符”，算是令牌性质的东西。小卒无法分辨马缨的真假，就给他配了一匹马。然后李飞雄就让一个小卒做他的“前导”，开始堂而皇之地“巡边”，并称这是奉了朝廷的差遣。

当时的“巡边”大臣要由皇上委派，有诛杀地方官的大权。此前，有个知封州（今属广东肇庆）的地方官李鹤，不遵守朝廷法度。朝廷派出的岭南使者向皇上汇报此事，很有可能诬奏了李鹤，说李鹤部下军吏试图“谋反”。这又是一个“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故事。太宗赵炅给出的指示是：“诛之不问状”，当即正法不必调查缘由。此案一出，地方官对巡边使者无不心怀恐惧。

李飞雄此际干的就是当初岭南巡边使者干的活儿。按照事后的结局推断，他是试图用这种办法，裹胁几位地方官，占据一座城池，而后举兵，造反。很有可能还有李逵式的那种雄心壮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弄个皇上玩玩。不然，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失心疯般的行为。

他以“巡边”为名，先是劫掠了一位巡驿殿直（朝廷派出的巡查驿站的散官）姚承遂。然后带着他到了陇州（今属陕西宝鸡），又劫掠了当地的监军供奉官（朝廷派出的监察地方武装的散官）王守定，到了吴山县（今属宝鸡）又劫掠了县尉卢赞。李飞雄命令他们都跟着他往前走。干吗去？谁也不知道。

说话就到了他老爸所在的秦州。

这时的秦州形势不稳。当地一些“戎人”本来已经“内属”也即依附于大宋，但时常“为寇”，掳掠地方。于是朝廷派出了周承瑨、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等多人为巡检使，受诏屯兵于秦州附近的清水县。

初夏的一天，李飞雄来到清水县，假称受朝廷诏书，将这几位巡检使全都绑了。这一班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官，朝廷派遣的命官，没有一人敢于反抗。周承瑨经多见广，但看到姚承遂等人也被绑缚，以为很可能是真有诏书，所以不觉得这事有诈，根本不敢反抗。一行人中，只有马知节看出了蹊跷，但他也不敢妄动，在等待机会。田仁朗虽然觉得不对劲，但也不敢反抗，只能哭泣着要李飞雄出示诏书。李飞雄发怒斥责他说：“我受皇上密诏，因为你们这一伙子人在抵御秦州戎寇时不尽力。诏书让我诛杀你们这一伙儿！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岭南封州李鹤的故实吗？诏书？哪是给你们看的！”

一番话吓得田仁朗都不敢再说话。

田仁朗也是一资深武官，史称此人“性沉厚，有谋略”。他的父亲曾任后晋节度使，袭父荫，他做了西头供奉官。赵匡胤时代，他曾跟着御驾征讨扬州李重进，攻城有功。讨伐后蜀，他又是凤州路濠寨都监，负责监管军营设备。那时宋师入蜀，道路艰辛，他带兵伐木开道，大军得以顺利进川。

太祖晚年讨伐北汉，田仁朗也曾立功。他官职做到大宋重要国库左藏库使时，得罪中使宦官，被进谗言，说他贪赃枉法。太祖赵匡胤大怒，立即命令将他从职场召来殿下亲自讯问。他在进入殿门之前时，太祖下令将他冠带免去，这就等于褫夺了他的官职。但田仁朗神色不变，并不屈服，他很从容地对皇上说：“臣曾经跟着大军破蜀，那时候要贪赃，有的是机会，但臣秋毫无犯——这事皇上您知道。现在让我典守国家仓库，我岂能做这种奸利之事玷污了一世令名！”一番话说得太祖不得不信，稍稍平息了愤怒，最后只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

开宝年间，田仁朗被再次起用，出知庆州。庆州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北宋时是西北边防重镇，这里常有异族入侵。田仁朗刚到任所，就有了边警。他没有犹豫，就率兵迎敌。两军阵营短兵相接，前锋不免胆怯，开始动摇，有了退却的阵势。田仁朗当机立断，立斩两个前锋指挥官，军中见状，有了震恐，于是人人奋力向前，效命疆场。一战，大破戎寇。此役以后，戎寇酋长好几拨人，先后前来请和。田仁朗烹牛置酒，跟他们立下盟约，互不侵犯。史称“边境乃宁”。太祖闻讯大喜，亲自写了书信，盖上玺印，褒美田仁朗。

就是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武官，面对太宗赵炅诏书，也不敢轻易动疑，只能束手就擒。

李飞雄带着这一班人马，往秦州开进。按他意图，准备到秦州后，将这几位命官“正法”，以此抢得他们的兵权，可以调动守兵，以秦州为大本营、根据地，开始打天下的泼天事业。

路上，李飞雄跟这些待死的囚犯吹牛，说当朝皇上做晋王时，自己过去曾在晋王府中做事，乃是晋王的亲吏。听到这话，被劫掠的刘文裕有了怀疑。他也曾在晋王府中做过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有个李飞雄的人物！路上，马知节瞅个空当，已经偷偷地向刘文裕表示了自己的疑心。这样一来，刘文裕疑心就更重了。于是开始和李飞雄攀拉关系。他哀告说：“我过去也曾在晋王府中做事，咱应该都是一个战壕里的人物啦！现在，您作为巡边使者，难道忍心不来营救老关系吗？”

李飞雄也需要有个称意的帮手，感到这位也许能对自己的“大事”有助益，于是偷偷地跟他说：“你能跟我同享富贵吗？嗯？”

这一句话，透露了底细，刘文裕当即判断：这位“巡边使者”乃是一个冒牌货！但是一行人都被绑了两手，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刘文裕就假作欢喜状，答应了他“同享富贵”。李飞雄很得意，就给他松了绑。

刘文裕于是在行进中靠近田仁朗，找个机会对他耳语，点破了此事之诈。田仁朗于是假装摔下马来，做出一命将绝的样子。李飞雄就跟那个前导的卒子前来观看，但见田仁朗已经气息奄奄，于是给他也松了绑。田仁朗瞅准一个时机，一跃而起，与李飞雄搏击，刘文裕从旁相助，共同擒住这个野心家。

李飞雄被擒还不死心，大呼“田仁朗谋反，要杀朝廷使者！”意思是要同行者来帮忙。但田仁朗、刘文裕凭借往日权威，早已控制了局面。于是将李飞雄带往秦州，越过他老爸李若愚，直接交给了秦州节度使，下狱，审讯，得到了有效口供，上报朝廷。

太宗赵炅下诏：

一、夷灭李飞雄三族；

二、给李飞雄马匹的那个马倌被灭族；

三、最初被李飞雄劫掠的姚承遂等人，在秦州街市被腰斩；

四、抓捕此前与李飞雄有来往的同伙若干人，全部斩杀。

同时，又将李飞雄案向全国通报，并告诫朝廷和地方官员以及士庶，家中子弟如果心怀凶险，有悖于国家法令，屡教不改者，应由家族中的尊者、长者向州县告发，由州县将人上了刑具送到京师。审明原委后，当配送流放地。如果容隐不闻，近亲家属都要连坐。

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假冒钦差，所有外派巡检都要手持朝廷颁发的银牌，无银牌者即为诈伪。

李飞雄属于谋逆，按律确当严惩；太宗立朝也需要“立威”，但“灭族”一事，实是赵炅磨灭不了的污点。

古罗马也有族诛的株连刑罚，也可以称之为“奴隶连坐法”，公元10年，罗马元老院就讨论通过了这一项法令：如果主人在住处被谋杀，这一住处的所有奴隶无一例外将被处死，妇女儿童也无能幸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曾经记录过四百名奴隶被“连坐”，判处死刑的故实。

说古罗马的故实并非要为大宋开脱，而是要说，人类的残忍源于恐惧的本能——罗马贵族恐惧自己被奴隶谋杀，太宗赵炅恐惧帝国被谋逆颠覆，以及渴血的冲动。从野蛮步入文明，需要一个演进和反省的自觉过程。

大宋法制的局限所在不少，宋仁宗时恢复“磔刑”，宋太宗此际的“族诛”，是灿烂大宋的丑陋、罪恶之一面。

画家郭忠恕

太宗赵炅还惩办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他就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画家郭忠恕。他遗留至今的绘画作品都是稀世之珍。

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画家，还是书法家、文字学家、文化学者。《宋史·艺文志》记录他的学术著作就有《佩觿》三卷、《汗简集》七卷、《辨字图》四卷、《归字图》一卷、《正字赋》一卷等五种，都属于文字学专著。《宋史》本传还记录，当时大宋通行的《古今尚书》及有关《释文》，也是他整理编撰的。《佩觿》的“觿”字，音西，是古人一种实用的玉石佩饰，状如弯月，可用来解开绳结。郭忠恕这部书论汉字形声讹变的缘由，分析字画疑似的脉络，虽然有不少舛误，但用《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就是：郭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因此自有不俗的学术成就。书名《佩觿》，意思就是可以解开汉字疑惑之死结，故可以猜测成书之际，郭忠恕相当自信。《汗简集》也名《汗简》。是对秦以后的篆字、隶字的总结研究。这书完成于五代后期，当时即在文字学界有广泛影响。蜀地文字学家李建中，从后蜀进入大宋时，曾经亲手抄录《汗简》进献给大宋。大宋名臣夏竦，带兵打仗糊涂无能，对西夏用兵时多次败绩，被西夏首领李元昊所轻鄙（《大宋帝国三百年》第四部将写到这个人物），但却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字学家，他在专著《古文四声韵序》中就说明是郭忠恕“首编”《汗简》。

郭忠恕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通晓史书和“九经”，并对汉语言文字有不凡的颖悟力。传统中国承认人之差异，少年亦然。国家和地方，常将荣誉、尊崇向“幼敏”少年倾斜。那些有特殊禀赋、超越于其他少年的天才，往往被人称为“神童”。郭忠恕七岁那年就被地方举为“童子”，名气很大。

顺便说，大宋似乎是历朝神童最多的朝代。杨亿、苏轼、王禹偁、黄庭坚、叶梦得、孔文仲……可以罗列一个长长的名单。

郭忠恕留在史上的记录，除了艺术、学术之外，就是特立独行的性格。

湘阴公刘赟

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传位于儿子刘承祐，刘承祐在郭威的兵变中被杀，刘知远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赟，被朝廷推举为帝。后汉还派出名相冯道去迎接新君。刘赟闻讯大喜，即刻从徐州西行，打算尽快赶到京师践祚。但他走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时，冯道也到了宋州。这时，传来郭威已经进入京师“监国”，并以太后的名义下诏，废黜刘赟的消息。诏书中，将准备称帝的刘赟降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湘阴公”，这都是名誉性质的职位爵位。然后刘赟在宋州被囚禁，随后，宋州节度使李洪义又出于讨好郭威的心思，毒杀了刘赟。郭威称帝，建国后周。

历史记录在这里出现歧义。《宋史》说郭忠恕“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这是说，郭忠恕根本瞧不上后汉湘阴公刘赟，到了郭威的后周初年，反而做了官。《五代史补》则记录了郭忠恕的另一种面目。说郭忠恕年方弱冠，被徐州节度使刘赟辟为从事（相当于办公室干事、科员）。到了刘赟西进京师准备称帝，在宋州被拦截后，郭忠恕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正色责备冯道说：“令公乃是累朝大臣，诚信之名为天下所知，四方士大夫谈论起先生来，都认为您是个道义长者。现在忽然做了‘脱空汉’，让你前面的信誉功业一下丢空。请问令公：您这心下可安？”“脱空汉”的意思是“言行诈伪之人”。古人的解释就是：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

郭忠恕这一番话，让前来“迎帝”的冯道无言以对。

郭忠恕向湘阴公刘赟建议：杀掉冯道，投奔河东大本营。当时刘赟的父亲刘崇正在河东做着节度使。后来，正是这位刘崇，听说儿子被杀，在河东称帝，史称北汉。

刘赟听到郭忠恕之言，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有杀冯道。结果刘赟遇害。《五代史补》说郭忠恕在刘赟死后“窜迹久之”，隐姓埋名，亡命避难很久。并没有在后周做官的记录。

这两种歧义的记录都可以见出郭忠恕的传奇性格。郭忠恕生当五代末年，少年得志，且满腹锦绣，又看遍了帝王将相的丑态，于是天下名流在他眼里，都不过尔尔，当代文武将相概不入其法眼。按《宋史》意见，郭忠恕对徐州节度使很是藐视；按《五代史补》意见，郭忠恕对后汉当朝宰相冯道，以及兵变大帅郭威，很是藐视。

进入大宋之后，郭忠恕应该是带着后周时的官衔“宗正丞”（掌管皇亲宗族事务）。他同时还是“《周易》博士”。太祖建隆初年，他在上朝前饮酒，借着酒劲跟一位监察御史争吵，事后被御史弹劾。郭忠恕当堂叱责御史，并夺过他的奏本，直接撕毁。这事未免有失体统，被贬为地方官，到乾州（今陕西乾县）做了司户参军，户籍科科长。在地方，他又借着酒劲，殴打一位办公室科员。并且不顾职官律令，自由散漫，擅自离开职所，到各地行走。结果被太祖赵匡胤除去公职，做了自由民。

从此之后，他流落于民间，不再求取功名，游走于陕豫之间。平日纵酒，不修边幅。碰到好山好水，就待上十天半个月。

这之后，就有了种种传闻，据说他可以超过一个月不进食。大夏天的，可以在日头下坐卧，连汗都不出；隆冬季节则可以凿开河上的冰冻，跳下去洗澡，他身体周围的冰凌像遇到热汤般，渐渐融化。

他的书画早已名动天下，尤其善于做“界画”，也即以各类建筑为主题的山水画。史称“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他也常常在王侯公卿之家游走。官员们都想得到他的画，往往要用美酒伺候，预先在墙壁上陈设“纨素”，也即白绢，郭忠恕如果想画画，就乘兴画之；如果不想画，官员们还执意请他画，他“必怒而去”。所以世间以得到他的画当作珍宝收藏。

说他在陕西时候，有个富人很喜欢他的画，每天好酒好菜伺候他，很久之后，才说想求他一幅墨宝，并给他一匹珍贵的白绢。郭忠恕将这匹白绢展开，看有数丈之长。略一思忖，就在白绢的下角画了一个放风筝的小童子，上角，对角画了一只风筝。中间隔着的数丈空白，被他袅袅地画一根细线连起来。一幅“后现代”作品诞生了。史称这位“富人子大怒，与郭遂绝”。

显然，这位“富人子”还是不解这幅作品的创意韵味。

另有一位镇守陕西的节度使郭从义，就比“富人子”有情趣得多。这位郭帅也喜欢郭忠恕的画，更知道这位艺术家乃是当代一高阳酒徒，就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适合吃酒挥毫的环境，白绢、笔墨都是现成的，天天请他喝酒。几个月后，郭忠恕先生忽然来了灵感，就张开白绢，但他只在一个角落画了几个远山的山峰而已。但郭帅“亦宝之”，还是拿它当宝贝。

太宗赵炅即位后，久闻郭忠恕大名，就召他“赴阙”，到朝廷来，继续做官，给他的官职是国子监主簿，太学的一等秘书。并给了他很多赏赐，让他住在太学里，主要工作则是让他“刊定历代字书”，整理历代关于文字方面的典籍。

儒者的游戏

在太学，郭忠恕总是伺机奚落嘲弄他人，不管对方是谁。

太宗召他时，他住在内侍省宦官窦神兴的官邸。窦神兴，乃是另一个“武宦”窦神宝的哥哥。窦神宝带兵打击契丹抗击西夏，都有战功。窦神兴也是宦官中的首领，权势很大。郭忠恕本来长了一副美髯，看到宦官窦神兴没有胡须，肉肉的脸蛋，就来了情致。有一天，他将所有的胡须都拔掉了，窦神兴一见，大为吃惊，问他为何放着现成的美髯公不做，郭忠恕说：“聊以效颦。”老夫暂以这个法子向您老学习。窦神兴闻言大怒，所以不断地向太宗说他的坏话。后来郭忠恕倒霉，大约跟这个玩笑有关。

他这一生奚落别人，很少遇到对手。只有一次折在儒生聂崇义手下。

聂崇义乃是五代末到宋初的大儒，尤其精于礼学。后周时，曾摹画多种礼器图形，并解释其用途。到了宋初太祖建隆年间，完成《三礼图表》。这书对于国家礼制的推演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千年礼制，此书实为一大重镇。聂崇义身为学官，日常生活极为低调，但学识渊博。郭忠恕有一次拿他的姓氏“聂”字开玩笑，嘲弄他说：“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

你看你这个“聂”字，都是“耳”。要是“贵”字贴近“耳”，就是个“聩”，失聪。要是“耳”字攀上“龙”，就是个“聋”，也失聪。所以，“聂”字虽然有三个“耳”，奈何也成不了“聪”。

听觉灵敏为“聪”。郭忠恕这个嘲弄，就文字游戏言，确有才。

但他遇到的聂崇义，是更有才的人。

聂崇义说：“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我不能作诗，姑且用一个对联来回应您。当即说道：“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

您不要笑“聂”这一个字有“三耳”，整体来看，全都胜过“忠、恕”这俩字藏着“二心”。“二心”等于说士大夫不忠不信，那个时代，是骂人的狠话。但聂崇义用一种典雅手法拈出，又是对嘲弄的合理回应，所以，郭忠恕招辱，第一次被嘲弄，羞愧得没有话说。

旁边人听到，都很推许聂崇义“机捷而不失正”，机敏捷智而保持言说之雅正，史称“真儒者之戏云”，聂崇义的应对，真是儒者才有的游戏啊！

大宋这类“雅谑”很多，这个“聂三耳”和“郭二心”的故实，与后来的“假蝗虫”“芦多损”故实有一拼。

说大宋名相卢多逊恃才而傲，有时也喜欢拿人姓名开玩笑。当时贾黄中做宰相，卢多逊做参知政事，有人来报说京畿附近有蝗虫。

卢多逊就笑着说：“某闻所有乃是假蝗虫。”这个“假蝗虫”与“贾黄中”音近，他就如此来奚落老贾。

但老贾也是才子，就回复他道：“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还可能真是假的蝗虫，所以老夫也没有听说伤害庄稼，但是“芦多损”，损失了很多芦苇。以“芦多损”谐音“卢多逊”，弄得对方无话可说。

“出将拜相”情结

郭忠恕在太宗朝仍然放纵自己，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不懂克制约束自己，多次败坏国家法度。但是太宗爱才，每次都原谅他，史称“上怜其才，每优容之”。不料这位郭先生，更加酗酒，并放言诽谤朝廷、诽谤时政，这些也都罢了，太宗也不与计较，才子嘛！

最后，郭忠恕犯了罪——经常将官府中的东西拿去倒卖，得到的钱财都自己留下花了。

这事严重。读书人贪赃，那是知法犯法，按律当斩。但太宗特意下诏：免死，决杖流放登州。

这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事。登州今属山东，一般流放登州是到沙门岛，此地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格局仿佛拿破仑流放的那个孤岛，四面环海。五代时期，这里就是重犯流放地。进岛容易出岛难，似乎还没有几个流放沙门岛的罪犯能活着出来。有时，遇到大赦，沙门岛的罪犯也往往不赦。郭忠恕大约估摸到了生命的结局，于是自己设计了一个末路行为。走在半路，大约到了今属济南的地界，他对押送警官说：“我今逝矣！”我现在就在这里升天了。于是开始在地下挖坑，大约挖了篮球那么大的一个小穴，他估计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脸面了，就趴下来“俯窥”，随即死去。被葬在道路旁边。过了几个月，有老朋友来，准备给他改葬，抬着他的棺椁，感觉里面很轻，“空空然若蝉蜕焉”，空空的，就像蜕皮的蝉那般。打开看时，只有衣冠，史称“尸解”，也即本真遁化，空留遗物而去。

郭忠恕为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宋初王禹偁曾有诗咏叹郭忠恕，内中有两句，可以点破个中隐秘：“忽以伎术召，此意殊郁郁。”

郭忠恕经多见广，当初斥责冯道，又鼓励刘赟杀冯道而投河东，刘赟不听，导致身死败亡。刘赟如果投奔河东，后来时局的演变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曾经有过的这类决断，让他有了幻觉。他自以为应该属于“致君尧舜上”的政治人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朝野都拿他当学者、画家看待。他认为世人包括帝王在内，都看轻了自己。就这个意义分析，郭忠恕也不能免俗。他还不懂得《佩觿》《汗简》才是万世事业，书法、丹青才是人间寄托。比较起来，乱世当权，或治世职官，都还不过是过眼烟云。但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官本位”思考者。从西汉班超视“笔砚”为小道，立志“封侯”，到东汉扬雄视“诗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传统文人多有“出将拜相”之情结。太宗给他这个当年主张诛杀冯道的政治家一个“国子监主簿”，这类“伎术”职务，他是不满意的。所以有了“郁郁”不得志的表现。

大唐初期，那个画过《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步辇图》的阎立本，官拜主爵郎中、将作大匠、刑部侍郎，与郭忠恕一样，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当朝命官，社稷重臣，大唐栋梁，画儿，只是个零头！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生被人称为“画师”。乃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太液池荡舟，看到水鸟在画舫前飞舞，就命人传“画师阎立本”来“写真”。阎立本遭此召唤，深感耻辱，当晚，回到家中，把儿子们叫来，很认真地说道：“……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我自幼读书，文章比当朝哪个公卿也不差；官做到刑部侍郎，品阶比谁也不低；不料现在独以画画见名当世，皇上、差官传呼起我来，就像传呼厮役皂隶一样，这可真是天大的耻辱啊！记住：汝辈之中，不得有人再习水墨丹青！你们要把这个当作一条戒律！”（据唐·刘肃《大唐新语》。）

郭忠恕应该知道阎立本的故实。他对新朝应该有期待。期待落空，于是走向放浪形骸一途。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人所谓“不得志”之后慨叹“不遇”的行为之缘。

矫诏开仓

宋太宗赵炅用法严酷，这与他立朝之初，急切于推演帝王威权有关联，更与他心系北汉、志在幽云有关联。但他操练帝国法条也有一个铁门限：如果有益于庶民，即使犯法也不治罪。

就在秦州，因为当地“岁饥乏食”，这年歉收闹饥荒，百姓没有粮吃，朝廷下诏，由附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开仓，拿出战备粮粟米二万斛，借贷给贫民。但后来朝廷又派出使者刘文保，带着皇上的诏书，匆匆赶到秦州，下令收回开仓放粮的前令。知秦州的张炳与刘文保现场看到，不断有百姓饿死在道路沟壑之中，于是假传圣旨，开仓，史称“民饥益甚……矫诏开仓，救百姓倒垂之急”。这两个大宋文官，一个是地方州官，一个是朝廷京官，在这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时刻”，选择了对庶民负责的姿态，居然置圣旨诏令于不顾，毅然救民。这故实很少被人讲述，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传统儒学表彰的“爱民”精神，也是孙文先生揭橥的“民生”精神，很了不起——能够做到敬畏生命在先、服从命令在后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官员太罕见了。

这二人也知道如此抗命，自有大宋法条伺候，于是上疏，承认罪责所在，表示愿意“属吏”，交由司法官员按律处理。赵炅知道情况后，特意颁下指令，免除了这两位“违诏”的刑罚惩处，史称“诏释其罪”。

秦州“民饥”灾荒发生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到六月二位官员上疏，赵炅不过践祚半年多，正是“杀伐立威”的时段，这一次赈灾令，以及收回赈灾令，都是赵炅初为帝王之后的第一次。如果诏令无效，帝王之威风何在？但他居然放过了二位官员。这一事件证明了赵炅杀伐之外另有道义。由他出任帝国领袖，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合理、合法、正当的。

战备粮救灾

太宗一面以杀伐立威，一面又将国家政策不断向“民生”倾斜。大略考察，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几乎年年动用战备粮赈灾。

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同州（今陕西渭南）地方官告知当地饥荒，国家发仓粟四万石（一说四十万石）赈之。

雍熙二年（985）四月，因为江南数州去年秋天略有旱情，百姓口粮紧张，赵炅不放心，随即派遣多位朝官到江南几个州，与地方长吏做细密调查，看到有缺粮户，马上发粮赈贷。同时，还开放地方的“常平仓”，将国库中的粮米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借这个机会，又命令下放的朝官访察地方吏治，官员为政的善恶，以及民间利病，做成报告交到朝廷。

雍熙三年（986）八月，剑州地方官报告“谷贵”，赵炅下诏开放地方粮库，赈济饥民。

端拱二年（989）八月，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报告“民饥”，赵炅下诏以官粟二万石赈之。

淳化元年（990）二月九日，京东转运使何士宗报告：“登州（今属山东）岁饥，文登、牟平两县民四百一十九人饿死。”赵炅当即下诏，并派遣使者，开仓赈灾。死者，由官方代为葬埋，并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以钱五百千分给之”，用了五十万钱分给家属。由于地方官没有及时报告灾情，导致地方饿死人事件发生，赈灾之后，开始追究责任，“仍劾罪以闻”，推定官员渎职罪责的惩罚办法，上报朝廷。

至道年间，契丹的威胁愈益严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灾年，乃至于春播的种子出现紧张。一场雨后，赵炅当即下诏，以官仓粮豆数十万石贷给庶民做种子。有关部门考虑到战马需要养护，请求留出一部分给马匹食用。赵炅说：“但竭廪以给之，国马食以刍藁可矣。”春雨及时，正是播种时机。百姓没有粮种不能尽地利，只管倾尽粮库给农民，相信到了秋天会有百倍收获。至于“国马”，就用干草做饲料可以啦！……

太宗“国马论”，很接近孔夫子在马厩失火后的发问：“伤人乎？”不问马。赵炅赈灾从未有过犹豫。民生，在赵炅这里具有不容动摇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国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祖宗之法”，说的就是太祖、太宗为大宋帝国的“立法”。宋人称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为“祖宗时”。当说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时”这几个汉字时，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时定的规矩”之含义，并以此来告诫、规劝、讽喻当朝皇帝“不要坏了规矩”。故“祖宗时”订立的“祖宗之法”，实有大宋最高法条的性质，可约略称为宋代三百年的“大宪章”。

赵匡胤病逝后第二天，赵炅颁布“五条意见”，就申明对太祖时已经定下的“纪律”也即制度，要严格遵奉执行。又过了两天，宰相薛居正等人来见太宗，要求太宗“听政”。太宗答应后，移居太祖过去办公的地方长春殿来处理政务，并对薛居正等人说：“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遵照太祖遗制处理国家大事，边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旧日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

太祖晚年曾经征伐北汉。太宗当然有理由“依先帝旧规”，征伐北汉。“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环宇、河山一统的政治梦想。

但是太宗立国之初，各类灾害不断，各级官员也不老实。人性中的贪婪，借着五代以来的乱世风习，即使在“太平兴国”年间，也还是不断爆出腐败、邪僻等种种恶果。

太宗要恢复汉唐旧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统之后，实现“天下太平”。太宗之梦与太祖之梦一样：实现道义天下，恢复汉唐旧疆。

阻碍这个梦想实现的外部威胁是草原帝国，内部威胁是藩镇割据。

比较起来，内部问题更为直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是一个现实选择。

但在“价值应然”前提下，也即道义前提下实现中央集权，需要“平衡术”。如何既不灭裂天下道义，又能有效驾驭群雄，保持邦国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这个场域中寻求政治弹性。

太祖已经部分完成了藩镇割据问题，但凭借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时机成熟，“阴谋拥戴”就会死灰复燃，试图与朝廷对抗的新的藩镇就可能出现。

谁能知道，一个无德无能的藩将赵在礼，会在“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谁能知道，一个性情宽厚的藩将李嗣源，会在“被拥戴”中，灭了后唐开国之君，自立为帝？

谁能知道，一个远在西北的藩将李从珂，会在“被拥戴”中，夺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称帝？

谁能知道，一个做着枢密使的藩将郭威，会在“被拥戴”中，推翻后汉，做了后周的皇上？

谁能知道，睡梦中的殿前都点检，哥哥赵匡胤，会在“被拥戴”中，返回京师，建立大宋帝国？

……

站在历史的后面，还可以补充一个近代故实：谁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长或团长）黎元洪先生，会在“被拥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志性人物？“被拥戴”，是传统制度条件下，权力重新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当可能性展开成为一种现实性时，变局就会出现。

随着“被拥戴”的变局出现，便是生民苦难。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优异之处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树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与“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树木已经歪斜，需要从根矫正，源头已经混浊，需要从头清理。这是对“已然”祸患的整顿。“拔本塞源”是在变局尚未萌蘖之际，即将“可能性”消弭于虚无之中。

消弭者洞烛先机，世界，将因此省略一出惨剧。

但是被省略的惨剧不曾上演，庸人便以为世界当然如此，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出惨剧，所以，算不得英雄手段。

殊不知，“拔本塞源”与“正本清源”比较起来，尤见英雄气象；省略“被拥戴”之“拔本塞源”，更是大英雄气象。

与“拔本塞源”相近的汉语词语有“防微杜渐、杜渐防萌、曲突徙薪、未雨绸缪”等，用在遏制藩镇之乱这个政治现象时，都可以看成大英雄在军政戾气形聚之前，觑破人性之恶，收敛天地之杀机的极高智慧。

这个智慧可以名曰“见大”。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感慨世间智愚不齐，做《智囊》一书，将智慧分类，第一等智慧就是“见大”。他解释“见大”说：“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每一次操纵大事，往往出乎旁人预料之外。庸人遇事，惊诧莫名、束手无策之际，政治英雄却以前瞻性智慧，将格局控制在平衡点上。

安抚番族

当初，有位比部郎中（属于刑部官员）张全操，史称“慷慨敢言外事”，慷慨激昂，敢于大胆言说边境攻防大事。太祖对他很信任，将西北要地灵州（今属宁夏吴忠市）委托给他镇守。到了太宗朝，他循例要在西北番族中购置马匹，护送到京畿，以充禁军军用。但他依仗地方大员的权势，在交易中给番族的物资大多“粗恶”，都是劣等品，等于以次充好。番族为此而心生恚怒，拒绝交换。张全操动用武装力量，抓捕了十八个首领人物，将人家的兵仗、羊马全部没收。此事导致边境骚乱，史称“戎人大扰”，西北番族开始与灵州守备对抗，大有狼烟四起的态势。朝廷知道详情后，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带着金帛去安抚番族，申明朝廷制度，并与番族立盟，这才勉强安定了西北可能的大乱。

怎么处理张全操这个藩镇大员？

宋太宗赵炅没有手软，将他果断召回，下狱，审讯。最后的判决是：“决杖，留海岛。”按律杖刑，流放海岛。

张全操事件后，赵炅还了解到帝国的另一个隐患。

原来，从五代时期开始，藩镇们大多会派遣自己的亲信，借着公事出差，往边境或各州郡做生意，路过辖境关口，都实行免税政策。这样就积蓄了很多钱财。藩镇们有了钱，就开始作，史称“务为奢僭”，一定要挥霍，生活奢侈糜烂而又僭越礼制。有些藩镇自家府上养马多至千余匹，童仆也多达千余人。皇上也没到这个份上啊。大宋之初，有功臣数十人，还承袭了这种“奢僭”习气。太祖赵匡胤对此很是忧虑，但也不能彻底根绝。

太宗时代，功臣们虽然没有了相当于“领地”的藩镇，但在地方上还是遗留着呼风唤雨的能量。赵炅于是有针对性地下了一份诏书，规定：

内地或边塞臣僚，从今往后，不得借公事出差做生意。那种假公济私，挟带紧俏商品，牟取暴利的商务往来，都属于“与民争利”，从此禁绝。有不奉诏命者，州县长吏必须上奏报告朝廷。

诏书下达，地方大员经商牟利的行为有所收敛。

藩镇不得领支郡

当时有个掌管礼器制作的少府监，名高保寅，他是五代十国的南平国最后一代君王高继冲的叔父。南平国被赵匡胤收复后，高氏家族多在大宋做官。太宗任命这位高保寅知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当时隶属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等于是河阳的一个支郡。而河阳节度使乃是当朝名相赵普所兼。但这位高保寅与赵普有过节，现在在赵普手下做事，不免感到别扭，有些事就像被赵普故意抑制，很不自在。史称高保寅“心不能平”，对受赵普节制不服气，寻思着这事得有个解决办法。高保寅对政治气候有判断，他看出当朝两代帝王都在千方百计削弱藩镇军政大权，于是有了釜底抽薪的谋划。

他给太宗赵炅上疏，主题就是：请求罢免节镇领支郡的旧制。

这一封奏疏正是太宗所需要的，于是当即同意，首先下诏，要高保寅执掌的怀州，不再隶属于赵普执掌的河阳，直接隶属京师，怀州的长吏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不必再经由河阳中转。

与高保寅同时，还有一位虢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上了一纸诉状，说他的上级，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阙失事”，做得不够合格的政事。其中就包括杜审进作为一方节镇，所领地方支郡，多由亲吏执掌关市。保义军，避赵光义的“义”字讳，改为保平军，治所在河南陕州，今属三门峡市。

杜审进何许人？乃是已故昭宪太后的兄弟，太祖、太宗的亲舅伯。杜审进做官一向谨慎，镇守保平军二十余年，鼓励农业生产，奖励仁义根本，士庶安居乐业。他官做得大，但懂得节制，从无骄矜傲慢之色，士庶认为他有儒者之风，是一个醇厚长者。由亲吏执掌地方税收，也是五代习气而来，并非有心作恶。

许昌裔则名不见经传，但却敢于弹劾当朝皇上的舅伯，也是看准了当朝收敛藩镇军政大权的基本趋势。

所以，太宗赵炅得到这封奏疏，并没有不快，当即派出一位朝官李瀚到虢州、陕州去调研。李瀚位居右拾遗，乃是朝中言官，有责任对政事做出独立讽谏，纠弹朝中过失。李瀚到了地方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言道：“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

藩镇管辖下属州郡，大多派遣亲吏执掌关市税收。此事很不便利商贾，让天下的货物有所滞留，不能顺利流通。期望不要让藩镇统摄管辖地方州郡，以此来分流藩镇的军政大权，树立王室权威，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方法啊。

所谓“强干弱枝”，就是太祖、赵普以来，试图解决藩镇过强的集权之梦。儒学论“强干弱枝”的说法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重要的军政大权由朝廷、天子颁布，邦国就走向了秩序；反之，军政大权由地方、藩镇颁布，在邦国这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内就会出现多头政令现象，朝廷奈何不得，于是就有地方割据。在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之前，地方割据，是国家灾难。世界史上，美利坚合众国之前，还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更没有联邦或邦联实践（顺便说，“联邦”与“邦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初年，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各国间战争不断；拜占庭帝国各地也战火连绵；丹麦甚至在入侵英格兰……“欧盟”这个近似于“邦联”的设计，连梦想都还没有，何况“联邦”！政治文明是人类自我管理的政治智慧不断展开的过程。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是当然之理。当着“集权”成为历史现场最优选择的时候，讨论大宋君臣为何没有实现“联邦制”，为何没有实现“宪政管理”，是言不及义的。因此，千年之前，“强干弱枝”就是一种可以期待的政治价值。

事实上，赵匡胤已经在做“强干弱枝”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从唐代以来，直到五代，各个藩镇都领有支郡。赵匡胤平定湖南马楚之后，就将原来的若干支郡从藩镇剥离出来，直接隶属京师。后来在比较大的州县屯兵，也多直属朝廷。

但到了太宗时期，藩镇领支郡还没有经由制度化改变。现在，李瀚将这个问题揭橥出来，史称“上纳瀚言”，皇上接纳了李瀚的意见。并下诏，明确天下数十个支郡，不再隶属地方藩镇，而是直接隶属京师。史称“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大宋帝国所有的藩镇，都不再有管辖下一级州郡的现象了。

亲吏不得补镇将

但赵炅还知道，太祖晚年已经开始禁绝藩镇提拔自己的“亲吏”做“镇将”，也即下一级地方军政长官，这正是“藩镇领支郡”的弊端，现在，明确支郡直属京师，太宗还是担心五代余风流衍，藩镇们会不会变格，继续提拔“亲吏”做“镇将”呢？倘如此，就与“祖宗之法”的“偃武修文”原则冲突太大了。藩镇自命下属为“镇将”，等于地方干部任免权不在中央。此类流风正是汉末以来节度使自成一独立王国的源头所在。

于是，赵炅再次重申太祖时的禁令：藩镇不得补亲吏为镇将。

太宗做足了“拔本塞源”的功夫。

不仅如此，太宗还对现任的节度使老将做了调动安排。

赵炅即位之初，安远（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节度使向拱、武胜（今属河南邓州）节度使张永德、横海（今属河北沧州）节度使张美、镇宁（今属河南濮阳）节度使刘廷让等人，都来朝会。这四大节度使，都是赵匡胤时代元帅级别的大将军，各领一方，辖境州郡星罗，纵横千里；元帅们又多有战功，威望甚高，权力极重。尽管赵匡胤时代已经安排了节度判官，收回了藩帅们的部分财权，也安排了县一级的官员由朝廷派遣，但他们凭借资历和能量，仍然是最有可能演绎为一方藩镇的大人物。二百年来，此类演绎屡见不鲜。赵炅预为筹谋，罢免了他们的节度一职，转为朝官：向拱、张永德并为左卫上将军；张美为左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右骁卫上将军。

为调动老帅颁下的诏令制辞中有一句话：“不敢以藩领之任重烦旧德也！”不敢用藩镇这样繁杂沉重的工作来麻烦老功臣们！

石守信移镇

还有一位资历更老的大将军石守信，也在太宗践祚后不久被罢免了节度使之职。这不是个简单事。

石守信，是赵匡胤在后周时期的“义社十兄弟”之一，是赵匡胤团结在身边的最早的一批武将之一。石守信在柴荣时代就曾立有赫赫战功。陈桥兵变，他也是最重要的拥戴者之一。当初赵普和赵光义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等人，要他们做好赵匡胤返回京师的接应工作。赵匡胤从陈桥回师，顺利进入汴梁，石守信功不可没。后来赵匡胤讨平潞州，石守信再立战功；讨平扬州，石守信为行营都部署也即前线总司令。怎么看，石守信都是先帝留下的一位资深元老。太宗赵炅时，石守信的职务是：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这个人物也动得吗？

天平军，驻山东东平郡，治所在郓州。五代以来，军事地位虽然不如河东大藩，但也是一个重要节镇。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韩通等人都曾做过天平节度使。此地相当于帝国境内东部第一大军区。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太宗赵炅忽然下诏，罢免石守信天平军节度使，保留中书令也即政事堂文职，并出为西京也即洛阳留守。

石守信官职得到提升，但军权没有了。

同时，将天平军降格，其辖境仅在郓州一地。原来隶属天平军的“支郡”都直接隶属中央。后来的节度使，皆由文官出任，又多有安抚使、转运使、提刑使，以及通判等来“分权”。这样一来，朝廷、藩镇、支郡（州郡，包括县）三级垂直管理，变为朝廷和州县的二级垂直管理。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时刻，还有省级管理安排，但那也都属于临时性的差遣。大宋等于事实上弱化了省级机构，藩镇属州的权力得到有效侵削。西汉晁错没有完成的行政变革，在大宋赵炅这里得到一次“更化”。过去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之流，做大做强藩镇与中央对抗的可能性，在无形中消散。

太宗赵炅继承了乃兄赵匡胤的政治智慧，首先注重抑制藩镇，在行政区域的人事变更和区域性质的转型中推演秦汉以来的郡县结构，以此消除可能的割据力量，这样就为大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赵炅不凡。

叁 纳土归宋

封桩库

解决北汉问题之前，宋太宗赵炅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漳泉、吴越问题。

哥哥赵匡胤似乎有意留下这两块地方给兄弟，让他去收复，做成统一大业。从此，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沿海。这两块膏腴之地为大宋帝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税赋，让大宋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甚至发现，哥哥费尽心机贮存财帛，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封桩库”都已经多余了。“封桩库”是太祖时备下的一座财富仓库。每年有盈余，就将盈余的财帛存入这个仓库。那时就想用这个仓库的所有，向契丹赎买幽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答应，就用这个仓库所有招募勇士，攻取之。太宗时的仓库最大的是左藏库。南唐、南汉、荆湖、后蜀等国的仓库财货，大多积蓄于此。太宗有一次来库里巡查，一看这里堆积的金钱、布帛及各种财货多到不可计量，就对陪同的宰相说：“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这里金帛像山一样这么多，怎么能用尽！先帝时总是以经费为念，每日操心焦劳，太过担心啦！

假如漳泉、吴越再来归附，大宋岂不更加富有？那时节，解决北汉问题、契丹问题，也就更无后顾之忧了……清源军

漳泉，也即今日的漳州、泉州二地。五代、大宋时期，称清源军。

此地地缘先后有变化。

大唐帝国时代，公元699年，在现在福建莆田的西部设县，名清源，此地部分隶属今日的泉州，这就是后来改为“清源军”的地理来源。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占据此地及周边地区。

公元945年，南唐发狠，与闽国开战，吴越国来援闽。最后结局是，闽国被灭，但闽地三分：南唐拿去汀州等地；吴越拿去福州等地；而泉州、漳州则两边不靠，为当地人留从效占据。

留从效势力坐大，自称“留后”，也即暂时留在此地，等待宗主国正式任命。他愿意接受南唐册封，南唐中主李璟也奈何他不得，就将留从效“留后”辖境升格为清源军，留从效则成为清源军第一任节度使，做了藩镇大员。这就是“清源军”的军政来源。

留从效，这位中国南方的藩帅，后来又先后被南唐和中原帝国封赏为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这是宰相级别的荣誉职称；更授中书令，也是宰相；又封鄂国公、晋江王，留从效政治生涯达到巅峰状态。

说起来，留从效也是乱世一枭雄。他就出生在泉州，年轻时在泉州当兵，闽国王氏当政时，他曾经做到散指挥使，这是一个实权不大的武官职务。

闽国频发国变，到了王延曦时，出了一个叛逆者朱文进，他杀了王延曦，自己做了闽国君主——但他不敢称帝，降一格，称王。闽王“首都”在长乐，即今天的福州，他派出了自己人黄绍颇到泉州做刺史。

这时候，泉州人留从效的机会来了。

他跟铁哥们董思安等几位商量好，在一个冬夜，各自带着军中亲信到自己家中吃酒。酒酣，留从效说：“朱文进杀王氏，又派出亲信分头据守各地。咱们一直受到王氏恩遇，现在却事奉这个叛逆贼人。要是有一天富沙王攻克福州，咱们这班人可就死了都惭愧啦！”富沙，属今天的闽北建瓯县。建瓯，史称建州，王延曦的兄弟王延政被封在那里称王，故称“富沙王”。“王”是比“帝”低一格的君主。王延曦是闽帝，让兄弟王延政称王，有效法“封建”（封土地、建诸侯）制度，由宗亲拱卫京畿之意。但兄弟王延政自立为帝，成立了什么大殷国，与哥哥王延曦多年打仗，互不心服。

留从效看到这哥俩的矛盾，知道虽然朱文进杀王延曦，但王延政是不会容他称帝的。所以留从效预先纠结支援力量，准备向未来的君主王延政做投名状。

亲信们虽然认为留从效说得有理，但还是不免害怕。

留从效骗他们说：“富沙王已从建瓯发兵，平定了福州，并给我密旨，令我讨伐泉州黄绍颇。再说，我观诸君状貌，都不是久处贫贱之辈。听我话，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在恐惧中勇气倍增，决计起事，做一番功业。座中一个叫陈洪进的，尤其彪悍，当即率众踊跃而起，一时间找不到更多兵器，各人都顺手操起训练用的兵器白蜡杆，跳入府厅，擒住黄绍颇，根本就不容他说话，当即就寻了大砍刀，斩了他头颅，装入一个木匣之中。

随后，就像晚唐以来屡见不鲜的故实一样，留从效也搞起了“阴谋拥戴”。他在泉州找到王延政一个侄子王继勋，请他出面主持泉州军政大事；留从效、董思安等人则自命为“平贼统军使”。

陈洪进受“平贼统军使”的命令，提着黄绍颇的首级到建瓯去见王延政，并表示愿意拥戴王延政为闽国大帝。

陈洪进走到半路，碰到朱文进的福州戍守兵士数千人，这些人挡住道路，也是在提防泉州、漳州的“叛逆”。陈洪进见势不妙，就骗这些士卒说：“我起义的大军已经诛杀了朱文进。我正从小道去迎接真正的君王继承者。你们这帮傻子还守在这里干啥啊？”

说着，将黄绍颇的首级假作朱文进的首级，向士卒展示。士卒一见，血肉模糊的一个人头，哪里分辨得清，于是认为国家元首已经不在了，一哄而散。其中有几个将军还跟着陈洪进一块去见王延政。王延政大喜过望，当即封官许愿，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人则升为都指挥使，方面军总司令。

留从效一战成名

刚刚做了闽国王的朱文进听说泉州兵变，最亲信的黄绍颇被杀，很恐惧，重赏之下招募了两万兵马，派出几位将军前往征讨。两万人的队伍，从福州出发，前后分队而行，史称“钲鼓相闻五百里”，声势也颇浩大。

殷主王延政闻讯，唯恐泉州有失，也派遣大军两万来援。

福州兵先到。留从效不犹豫，直接打开城门，列阵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一将，擒一将。

王延政又派遣水军帅战舰千艘攻打福州。

福州兵败泉州城，又来劲敌围城，朱文进万般无奈，派遣子弟作为人质到吴越国求救。

后面的事就是南唐与吴越在三闽大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故实了。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有详叙。

且说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投降南唐，泉州还在王继勋管辖之下。但“泉州保卫战”中，留从效一战成名，威望大增，取得实权，王继勋已被架空。

南唐将福建设威武军，泉州、漳州、福州等地皆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样一来，在试图有效管理泉漳之地时，遇到了困难。

王继勋本来想对南唐派出的威武节度使李弘义修好，但书信中却用了平行格式。李弘义认为泉州隶属威武军，王继勋来信，应用上行格式。被征服之地如此“抗礼”，李弘义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他的兄弟李弘通率兵一万来讨伐泉州。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他声言王继勋不能统御士卒，因为赏罚不公，所以无人愿意效命。然后直接找到王继勋对他说：“福州李弘通兵势甚盛，这事对我泉州生死攸关。士卒因为使君您赏罚不当，谁都不肯效力死战。如此，泉州危矣！使君应该避位，自省！”于是将王继勋废黜，勒命回到他的私人宅邸，留从效则开始代领军府事。

泉州兵因为留从效曾夜袭黄绍颇、遥尊王延政、击败朱文进，都是大事决断，故对这位“都指挥使”有畏服之心，于是与李弘通大战时，多肯卖命。一战，将李弘通击败。

但留从效并不想得罪南唐，随即向李璟上表报告泉州之变。李璟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一样，对藩帅自署“留后”不敢兴师问罪，也采取了所谓“羁縻政策”，干脆承认其地方割据现实，将“留后”转正。李璟将王继勋召往金陵，正式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董思安为漳州刺史，另外派遣南唐将领来领任威武节度使。刺史，比节度使地位要低。到这个时候，泉州还没有真正独立。

随后，留从效还跟着南唐将领征讨过福州朱文进。但是平定朱文进之后，留从效带兵回到泉州，发现了南唐派遣来的戍守将军不是对手，于是，他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留从效对南唐将军说：“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此地南接岭南大海，是瘴气疠病蔓延之乡，地势险要，但土壤贫瘠。更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农业桑园大多废弃。每年的冬夏两季税赋，仅仅够自己养活自己。哪里还敢有劳大军长久在此地驻扎呢？”

说罢，更不做商议，即摆酒宴，为南唐将士送行。南唐将军看来看去，但见留从效的亲信们一个个按着刀剑把手，虎视眈眈，知道这个地头蛇已经坐大，且早有准备，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只好率兵回国。

南唐主继续采取“羁縻政策”，同意留从效管辖此地，还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留从效并不满足。

几年之后，已经是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董思安被留从效的哥哥毒杀，这样，留从效就拥有了泉州、漳州二地。李璟见状，只好将泉州升格为清源军，任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从此名正言顺地做了藩镇大帅。

留从效的野心到此为止。追溯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从未有过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他很满足于做一方藩镇。

留从效“疽发背卒”

漳州、泉州，隔着南唐与中原相望。历史上来看，五代时期，无论周边诸国如何强盛，最强盛的还是中原帝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折腾下来，还是比南唐、后蜀、吴越几个割据邦国要强大。清源军靠近南唐，南唐比清源军个头大得多，但是与后周比，还是呈现为弱相、疲相。中国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无人能摆脱这种理念惯性。如果说“中国特色”，历史上来看，“大一统”应是其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中国就在缔造政治影响所及地区的文化共同体。没有人能长久地安于一隅。留从效骨血中也有此本能记忆。

他知道中原帝国必将一统华夏，清源军，还不过是华夏被割据的一块土地，迟早要归附中原，如果不能自家统一中原的话——而留从效知道，他无能统一中原；他连南唐也“统一”不来。

但中原有可能统一南唐，南唐有可能统一清源军。

这是清源军面对的天下大势。

在这种大势推动下，他从未有过“北伐”之念，甚至没有继续扩张地盘的念头。他安于清源军，也安于“节度使”这个职务职称。若果说有一点野心的话，他期待能像晚唐以来的节度使们做过的那样，也能让自己的后代们继承节度使的职务职称……

他做出的第一个战略决定是：就像南唐“羁縻”清源军一样，清源军也要“羁縻”南唐。

南唐，是隔离开中原的巨大存在。常识也告诉他：只要南唐国存在，清源军被中原收复的可能就很小。因此，他希望南唐长久存在，以此来庇护清源军，不被收复。所以，当南唐与后周开战时，留从效多次给李璟上表，谈天下利害，谈用兵之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正在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地强势横击之际，李璟倾全国之力，部署南唐兵十万，出师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力保淮上。按李璟战略：江淮乃是南唐北部屏障，犹如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屏障一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丢失江淮之间的要塞，南唐就只有长江一条横线，再也没有陆地缓冲。周师过江，即意味着南唐转入内线作战，凶多吉少。故江淮志在必守。但李璟不明白的是：江淮，柴荣则志在必得。各自有志，这个时刻，志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运气。李璟的实力无法与柴荣比，运气也差得多。但他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留从效却看到了。

紫金山一役，他给李璟连续上表，提出忠告。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分析，留从效的上表很可能包括如下要点：不可与周师开战；如开战，不可如此派兵布阵；万一机动不利，甚至宁可让出江淮，保存实力，退守长江。留从效的上表认为，南唐大军在紫金山一线“顿兵老师，形势非便”，大军困守此地，士气已经衰惫；战略形势非常不利于我。李璟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史称“既而果败，江北之地尽入于中朝”。不久果然大败，江北之地全都被中原后周侵占。

留从效眼见自己如此卓绝的战略意见不被南唐采纳，于是开始秘密讨好后周。

他派出自己的亲信牙将，换穿了商人的服装，避开南唐的关卡，渡过长江的风涛，从偏僻小道，千辛万苦地跑到汴梁，来见周世宗柴荣。然后，这位牙将从皮带中挖出了一幅隐藏的绢表，那就是留从效向后周称臣的文书。

随后，留从效又派遣使团，向后周进贡，并请求在京师开办一所“清源军进奏院”，略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事处，以此将清源军直接隶属中朝。

但柴荣征讨江淮，攻克全境之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开始第二阶段战略规划的实施：挥师北上，拟收复燕云十六州。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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