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仪,庞国栋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巴渝文化概论试读：
序言 为《巴渝文化概论》修订版喝彩
王川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庆市博物馆的一批研究者，在对原巴人居住范围的文化的研究中发现，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原蜀国地区的文化存在某些差异。为此，他们开始公开出版不定期刊《巴渝文化》。其后，对于巴渝文化的研究渐次展开。重庆直辖后，基于重庆文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急迫地摆在了关心重庆文化的人的面前，一些成果正在显现，一些命题正在展开。而《巴渝文化概论》一书的出版，正体现了这一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这是一本专门论述巴渝文化的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书。
为一种文化设论，是非常艰难的，何况是为一种内涵与外延尚未形成定论、连命题仍在讨论中的巴渝文化设论。设论者的胆略令人敬佩。仔细研读文本，可以触摸到设论者们在历史烟雾中探索、在纷繁的现实表象中寻觅的律动。可喜的是他们走进了历史的烟雾又走了出来且有所获得，没有一味罗列现实表象而是尽可能地条分缕析这些表象背后的含义，找出能满足设论者理论框架的东西。这种探求寻觅的精神是可敬可佩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巴渝文化，实际上是重庆文化的别称，这在文本的框架结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对巴渝文化的概述和讨论，无疑在质上、量上扩大了很多的难度，对设论者宏观把握该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多维关系也形成极大的挑战。所幸的是，分撰者与主编者共同的努力，经受住了这种挑战，并在他们流畅的著述中，不时开放出思想的智慧花朵来。
谈到重庆文化，这里不妨介绍另外一种学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重庆文化是由巴渝文化、三峡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都市现代文化组成的文化复合体，这些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传承、扩散的关系；这里的巴渝文化，是指大巴山以南、峡江与嘉陵江一带，尤以古代巴人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一种地域性古代文明（详见拙著《在历史与文化之间》）。介绍这一观点，无非是让读者对重庆文化、对巴渝文化多一些清晰的了解，对《巴渝文化概论》的著述者们的艰苦创造多一份了解与尊重。
重庆这座城市，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个性的城市，是一个具有光辉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传统的城市，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多次改变历史进程的城市。204万年前，这里的巫山人是亚洲人类的老祖母。到宋代，这里浓厚的巴渝文化成就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创新，使大足石刻成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标志。到宋元之际，重庆人的品格和意志的力量在钓鱼城保卫战中谱写了辉煌，让欧洲的历史得以按照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模样发展。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指挥中心，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交汇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005年《巴渝文化概论》初版时，我曾以“一本勇于探索的书”为题，为该书作序，并期待编著者在日后的研究中谱写出新的篇章。果然，在蛇年春节来临之际，主编张万仪女士将该书最新的修订稿送到我面前，并希望再为之序。我无可选择，只好承应。我为编著者执着的科研精神深深打动。本修订稿最大的特点是，在历史的纵向和文化的横向两个向度上精心编织网络，让巴渝文化在历史进程和专题板块发展中愈显清晰，进而完成重构重庆本土文化的使命。编著者目标明确，立意高远，所征引的素材也是确当的。他们的努力正在收获回报。
二十世纪末，重庆直辖之初，主政者曾向我询问：如何给直辖市重庆寻求更亲民、更具亲和力和亲切感的称谓？我说：在重庆的发展史上，祖先早就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厚礼，这就是重庆独特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它们分别称作“巴渝大地”“巴渝儿女”“巴渝文化”。它们不仅是重庆土地、重庆人民、重庆文化的昵称、爱称、小名，更是一种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是重庆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资源，是一种长长久久的思想动力和情感动力，是重庆文化的生长力和创新力。重庆人应加倍珍惜。
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蔚为大观。中央文史馆正在编著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34个行政区划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计34卷近2 000万字。本《通览》规定历史取向的下限至1911年辛亥革命。中央文史馆在聘请我担任《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主编时，我表态说，梳理、探索、整合、研究重庆自己的本土文化，不仅是全国《通览》的要求，更是年轻的直辖市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巴渝文化作为重庆地域文化，其核心板块由巴文化、三峡文化构成，在其东传西递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向东形成巴楚文化，向西形成巴蜀文化；巴渝文化具有强烈的个性：一是强烈的抗争性，二是强烈的群体抒情性，三是走出大山、冲出三峡的开放性；巴渝文化的重商、务实、前趋性、开放性，使重庆这座城市能够顺应世界潮流和时代潮流，顺应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并与工业文明一道催生出重庆城市文化；重庆城市文化植根于巴渝文化，邹容代表了这座城市理性的深度，而大后方抗战文化体现了重庆城市文化的高度与广度。我对此诚惶诚恐、孜孜以求。
在蛇年春节的喜气之中，鞭炮和礼花不时划过城市上空。更值得庆贺的是，这座城市有如《巴渝文化概论》的一版、再版、修订版，有如它的编著者们的执着和努力。我祝贺这样的事，祝福这样的人群，祝福这座城市。2013年春节年假，于长江南岸
第一编 巴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巴渝地区为古代巴国故地，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旧石器时代，就有巴人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艰苦耕耘、顽强生存，巴渝地区的众多远古文化遗存，印证着那个时代先民的足迹与文明发展进程。
巴人由多个族群融合而成，上古巴人的形成流传着许多传说，有的富有传奇色彩。当历史迈入文明时代，尚武刚毅的巴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在巴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巴渝文化。
巴国有悠久的文明史，3 000多年前周朝建立初期的诸侯分封，昭示着巴国的诞生；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与东部强大的楚国发生过多次战争，最终在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被北部的秦国所灭，随后秦置巴郡；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巴郡成为秦国三十六郡之一。在其后的千余年中，巴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秦代以后，巴渝地区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中经历了动荡与安宁、战乱与太平，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政权的更迭。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人们熟知的三国故事，发生过闻名中外的钓鱼城之战，元末明初，巴国故都重庆一度成为大夏国的都城。跨过漫长的历史，巴渝地区步入了现代文明时代。
第一章 巴渝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巴渝文化与中华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拥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聚散分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它们在很久以前便先后消亡了，那些古代文明与所在国、与发生地的现代文明没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唯有中华文明古今贯通，薪火相传，血脉不断，永续常新，是世界上唯一自上古以来不曾中断，并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正如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中所说：“世界文明古国，决不止中华一家，而文明兴旺发达垂五千年未尝中断者，实只我中华一家。”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上，华夏民族文化是文明的核心，它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与凝聚力吸纳着各种地域文化，使中华文明呈现出起源的多元性。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考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广袤的中华大地散布着先民生活、劳动的身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简单的社会组织和原始文字，先民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伴随着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争斗、兼并及交流、融会，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经过数千年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汇，凝聚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的先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创造出了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虽然这些名称是现代学者们赋予的）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历史大整合、文化大交融中，各种地域文化不断丰富和壮大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形成了让我们自豪的璀璨的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发源的多元系统中，人们习称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而近年提出的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子系统，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自从汉字产生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在2 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华大地就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自汉朝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以其巨大的亲和力与包容性兼收并蓄地吸纳着各种文化，又以其强大的辐射力与扩散力影响着周边乃至边缘地区的文化；它对2 0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乃至对社会、自然的人生态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儒家文化中讲信守诚、尚义贵和、好学不倦、自强不息、见利思义、威武不屈、舍生取义、临难不苟的精神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中，构建起中华文化深厚的人文背景，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华人世界中仍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当代学者余秋雨指出：“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一切地域性文化的划分的深入依据，应该是集体深层心理的分野。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深层心理是那样的强硬和固执，即便处在交通便捷、人口杂居、国家统一的现代，也很难使之消散。”（《艺术创造工程》）作为地域文化的古代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一个自成体系、富有自身内涵的独立的系统，在与黄河流域文化交流中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虽然巴文化较早地受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影响，但仍保持着自身的某些特色。巴渝大地上仍保留着蕴含古代巴文化因子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历史文物以及积淀着“地域性的集体深层心理”的艺术形式，如巴渝舞、竹枝词等，而由古代巴渝艺术演变而来的土家族摆手舞、土家傩戏、苗族木鼓舞、梁平灯戏等民风民俗文化遗产，尚待人们去发掘，去认识。
巴渝文化是在古代巴地萌发的、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逐渐发展、不断丰富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第二节 自成一体的巴渝文化
在上古时代，巴、蜀两个同处于四川盆地中的国家，其属地远及周边地区。由于地缘的关系，巴、蜀两国（战国时期秦国兼并巴、蜀后，置蜀郡、巴郡，后来又曾统称益州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十分密切，历史上，人们习惯于把巴与蜀视为一个整体。从《战国策》到《史记》及后代典籍，巴蜀并称不绝于史书，由此，后世便有巴山蜀水的习惯称呼。
但是，从文明的起源和人文背景考察，巴与蜀有着明显的差异。蜀包括以今天的成都为中心的含川西、川北、川南、云南北部地区及陕西南部部分区域；巴拥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含涪江以东的四川东北部，以及四川中部、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包括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的广大区域。巴国境内的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华蓥山等山脉是古代巴人的自然屏障和栖息地，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耕渔牧，又有长江、渠江、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等河流滋养着巴人先民。在险峻的高山峡谷里，巴人先民筚路蓝缕，开山垦荒，顽强地与大自然作斗争。《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贫瘠的土地、恶劣的环境，千百年来，锻炼出巴人勤劳朴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侠义粗犷、勇敢坚韧的刚强性格；在此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巴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
通常，人们认为渝是古代嘉陵江的称呼。由于嘉陵江流经古代巴国广大地域并在重庆汇入长江，上古时期部分巴人先民曾栖息、生活在嘉陵江、渠江流域，嘉陵江古称渝水，因此人们便将巴国所辖范围称为巴渝地区。从历史资料上看，至迟在汉朝初期便有了巴渝这种称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称：“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这段记述告诉我们，西汉初期刘邦曾征发巴人为其征战，他非常欣赏巴人歌舞的雄健风格。这就是后来的《巴渝舞》。最初的巴渝写作巴俞。在成书更早的《史记》里，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所引司马相如《子虚赋》，其中有“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闛鞳，洞心骇耳”这样的描述。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晋朝郭璞的解释说：“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赋中的巴俞就是指《巴渝舞》。
古代典籍中的巴俞之俞是指擅长舟楫的某支巴人先民，即俞人，因他们栖息、生活在渠江沿岸，渠江因俞人而得名，俞后来写作渝，巴俞也就为巴渝所代替（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巴渝的称呼不同于巴蜀的是，最初不是两个国家名称，在古代文献中仅仅是《巴渝舞》的代称，后来泛指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国广大地区。于是人们便将这一区域内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称为巴渝文化，如历史上著名的《巴渝舞》，巴歌、巴谣、巴渝竹枝词以及其他历史文化遗迹、人文艺术作品等。
巴文化是巴渝文化的源头，随着历史的演进、文明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巴渝文化逐渐形成。虽然这个称呼近年才出现，但呈现出范围更广泛、内涵更丰富的特征。概而言之，巴渝文化是以现在重庆为中心的广袤的巴渝大地范围内以旧石器时期巴人先民创造的初始文明为基础，经过数千年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积淀着古代巴人刚强、勇敢、坚韧、朴实、豪爽精神的文学、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和民风民俗、历史遗存的总汇；在近现代，巴渝文化还蕴含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第三节 巴渝地区的古人类遗存
一、中华民族的先祖——巫山人考古成果显示，早在200多万年前，三峡地区的巫山一带便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巫山县龙骨坡发掘出距今204万年的被称为巫山猿人的古人类化石“直立人巫山亚种”。美国《科学新闻》杂志曾以“人类的祖先在中国”为题，高度评价巫山猿人化石的发现。文中称：“龙骨坡的这个新发现将动摇人类演化的理论。”2003年11月，重庆新闻媒体也以“挑战人类起源非洲说”为题，指出巫山县龙骨坡遗址曾发掘出的距今204万年的巫山人化石“被证明是与当时已经出现的东非早更新世能人处于同一进化水平。这不仅动摇了‘人类起源非洲’的学说，也证实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就诞生在三峡地区”。
200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对巫山龙骨坡遗址的第三阶段发掘中，“发现了数块巨猿化石，以及大量鹿、犀牛、鬣狗、剑齿象等动物的堆积化石，其中还有被打碎的动物骨骼化石……以及巨猿下颌骨、臼齿化石及大量旧石器时期的石器、石片，距今约有204万年。这些化石的发现以及它们的埋藏残状将改变目前世人所知的人类演化的历史。种种迹象表明，在下一步的发掘工作中极有可能发现巨猿头盖骨化石，这将奠定‘巫山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基础性地位”。
对巫山人年代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依阿华大学人类学系石汉教授，与另外4位境外学者早在1992年夏亲自到遗址现场采样，测定结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该考古队队长侯严梅博士说：“我们这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明确的地层单元中找到更多的化石，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说明龙骨坡文化的性质。”法国旧石器考古专家博伊达教授十分看好龙骨坡遗址的前景。他认为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将证明，这是东亚最早的古人类遗址。2003年11月底，中央某新闻媒体指出：“不管未来如何，巫山人化石的出土，已经填补了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龙骨坡遗址，已经显现了其在人类起源和长江及三峡河谷发育史研究上极高的科学价值。”二、旧石器、新石器时期巴渝大地的文化遗存和巴文化的特征
巴渝地区有丰富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考古学界谈到14万年前的奉节兴隆洞奉节人时，指出：“奉节兴隆洞出土的那些石哨、石鸮和剑齿象牙刻，尽管制作粗糙，形态单调，但反映出‘奉节人’在行为模式上对自然音响、动物形象产生了注意，这似乎可以证明，已经萌生了现代人类思维制作能力的古人类，至少在14万年前就已经在长江三峡地区出现。”“而此时，按照传统的说法，来自非洲的古人类还没有走到三峡，‘奉节人’比传说中非洲人早到三峡地区整整5万年。”
在巴渝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方面，近期也有重要发现。2003年11月，重庆媒体发表了在嘉陵江流域“涪江边发现8万年前的‘合川人’”。文中披露了考古人员新发现距今8万多年的旧石器时期石器制品多件，这是先民猎杀野兽顽强生存下来的“武器”。
20世纪中后期考古工作者曾在丰都发掘出距今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还在铜梁、江津、合川、大渡口等区县发现了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遗存。如铜梁县张二塘村出土的大批植物化石和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其中300余件土石制品，原料多为石英石，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距今约21 000年至25 000年。这充分证明巴渝地区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在长江三峡工程展开的同时，国家对三峡地区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性开发，近年来，在重庆三峡库区出土了大批文物，许多新的发现填补了巴渝地区古老文化的空白。
随着能代表旧石器时代中后期文化——丰都县井水湾、冉家路口、高家镇、枣子坪、范家河以及能显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的奉节县藕塘、云阳大地坪、忠县乌杨等遗址的发现，2003年6月，中央某专业考古媒体指出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由已知的距今2万年向前推进到距今约15万年左右”。
据2012年5月媒体报道，重庆大渡口区跳蹬镇石盘村长江边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石斧，专家称是“由8万年前的成年智人打制而成，具有砍砸、切割、削刮等多种功能”，“大约8万年前，重庆人的祖先便已经出现在的主城，打造自己的家园”。反映出广袤的巴渝大地蕴藏着丰富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存。
同时，在对三峡库区文物的发掘中，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也有不少发现，奉节渔复浦出土的有规律的烧石遗迹打制石器和有明显手捏痕迹的陶片经C14测定距今超过7 000年。
在新近的考古工作中，2003年九、十月考古界对巫山魏家梁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器物有石器、骨器与陶器。石器分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主要为刮削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石凿、石刀与石镞……骨器有磨制精细的各式骨锥……陶器的饰纹种类较多，有方格纹、绳纹、水波纹、粗细绳纹、戳印纹、篮纹、弦纹等”，文化面貌非常清晰。
2003年，云阳县石盘镇龙安村大地坪发现了新石器晚期的一些房屋遗址、墓葬、窑址，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其中陶器有丰富的色彩、纹饰和品种，如红陶、黑陶、灰陶，长颈罐、高领罐、厚胎直腹缸、钵、杯、纺轮等；石器有繁多的种类，有石锄、镰、刀、铲、斧、锤等，经专家鉴定，大约在距今4 500年至5 000年。另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如鱼、猪、牛、鹿等，植物有水稻、果核等，水稻的“性质类似现代的栽培稻”。这一切表明，这一时期的先民既从事狩猎活动，又开始了农耕劳作。这些出土的文物与“哨棚嘴文化”“魏家梁子文化”文化面貌相近。更早一些的丰都玉溪遗址，有距今约7 000年的文化遗存。
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县长江瞿塘峡南岸的大溪发现了公元前约4 400—3 300年的人类活动遗址，在其后的发掘中，出土陶器普遍为红色，也有少量彩陶，主要是釜、罐、壶钵、簋（guǐ）、圈足盘、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石器为圭形石凿、石斧、石锄、切割石片等。这就是考古学界指称的大溪文化。从其房屋建筑遗迹等遗物来看，大溪文化是以种稻（农业）为主，从发现的兽骨推断，可能牛羊鸡已成为家禽、家畜，同时，渔猎活动亦已存在。大溪文化是这一时期渝鄂地区长江沿线有代表性的人类生活遗存。
原属于巴县（今重庆九龙坡区铜罐驿）的冬笋坝文化，其中最具特征的是船棺葬具。从我国新石器时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来看，这都是极为少见的。这类墓葬中发现的铜剑、铜矛、铜钺等，反映出当时的冶炼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也体现出巴人尚武善战的特点。这里还发现了布和绢的痕迹，说明已具有一定的纺织技术；所发现陶器中的食器、蒸器也表明当时巴人的生活达到一定水平。这显示出峡当时，“巴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船棺葬、扁茎柳叶形剑、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以及与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陶器中盛行小口圜底罐。乐器使用于。在铜兵器、乐器工具、印章上，也有与蜀文化相似的各种符号，但以虎纹符号较多。在器物装饰上虎纹亦较常见……巴蜀文化很早就接受了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又影响了南部的夜郎、滇以及西部的邛笮、冉駹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沟通黄河流域文化与西南边疆文化的桥梁”（《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是对巴文化特征较为准确的概括。
第二章 古代巴族的形成与巴国的消亡
第一节 关于古代巴族的神话传说
一、巴蛇食象的传说关于远古时期的巴族，历史上曾有许多神话传说，其中一种与蛇有关的影响较深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巴的解释是：“巴（），蟲（chóng）也。或曰食象它（按：它［］即蛇的本字），象形。”后世学者对巴字的解释也沿袭此说。曾任巫山知县的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便引了《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进行解释：“《山海经》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三岁而出其骨”，指巴蛇吞象以后，三年后才吐出其骨头。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对巴的解释是：“巴（），蟲也。或曰食象它（蛇）。《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注：‘说者云长千寻。’（这是朱骏声引晋朝郭璞的注释，下同）又《海内经》：‘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注：‘即巴蛇也’……”国学大师章太炎《文始》也称“巴盖即莽（蟒）”。“巴蛇食象”的传说在远古时代的巴人中流传甚广。《山海经·海内南经》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晋朝郭璞的注释说：“今南方蟒蛇吞鹿，鹿已烂，自缴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间出，此其类也。”《淮南子·本经篇》云：“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汉朝高诱注：“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类。”南朝庾仲雍《江源记》说：“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上古神话中的羿射杀巨蛇后，巴蛇的骨头堆积如山陵的故事，一直流传到后世，常出现于文人雅士的诗文中。
唐代大诗人李白留下了巴蛇吞象、巴蛇被屠积骨成山的诗句：“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中唐诗人元稹《巴蛇》诗却将其描绘成令人恐怖、危害人类的怪物：“巴蛇千种毒，其最鼻褰蛇。掉舌翻红焰，盘身蹙白花……巴山昼昏黑，妖雾毒濛濛……自兹繁巨蟒，往往寿千年。”巴蛇故事的流传远远超出了巴渝地区。
宋代的《太平广记》及其他典籍也有许多关于这段神话传说的记载。“巴蛇食象”的神话传说，反映出巴族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与蛇有密切关联的古老民族。有的学者认为，古代巴人中有一支以蛇为图腾，就是基于此传说。二、传说中的巴人先民
关于巴人的起源，能从远古神话中见到零星记述。《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大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大皞又称太昊、太皞，就是传说中人首蛇身并创造了八卦的伏羲氏。古人以此认为巴人是伏羲氏的后代。从《山海经》中所记的“丹山在丹阳南”，可以推知巴人最初活动在今天湖北西北部；但也有学者认为丹山在今天重庆的巫山县境内。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写道：“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嶷）……神孟涂所处。《山海经》曰：‘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郭景纯就是西晋的郭璞，夏启即大禹之子、夏朝第一个国君。由此可以推断在夏朝时，巴人先民已生活在巫山一带。《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是司神于巴。”郭璞注释为：“听其狱讼，为神之主。”“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郭璞解释为：“令断之也，不直者则血见（现）于衣”是说孟涂是夏朝国君启的大臣，到巴国来主持狱讼，见到衣服上有血者便认为是“不直”的有罪之人，并将其抓起来。但郭璞却认为“孟涂之所”即丹阳城，在湖北秭归县东。战国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又名《汲冢纪年》《汲冢书》）对此也有类似记载：“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山海经》称巴人是伏羲氏的后裔，从它记述的“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可以推知早期巴人栖息、生活在巫山山脉一带，后来曾向东发展，形成了较大的部落群，再后又向西迁徙，进入四川盆地东部。
第二节 历史上有关巴人先祖的记载
一、甲骨文中关于巴人的记载要了解巴渝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认识巴人的性格特征、集体深层心理特征形成的原因，就有必要拂去历史的烟云，去探寻巴人先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足迹，撩开巴人神秘的面纱去考察巴民族的演变轨迹和巴文化的形成过程。
如果说巫山人是中华民族的先祖，那么就是他们走向了广袤的中华大地，也许一部分仍生活在巫山周边的便是后来的巴人先民。关于巴人的发展轨迹，目前难以见到足够的文献记载。但可确定的是巴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巴族是中华民族中一支具有悠久历史又富有神秘色彩的民族。学术界一般认为巴族是从今天湖北西部迁徙到四川盆地的东部并逐渐定居下来的。中国历史上在以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时期，常常把中原周边其他民族活动的区域视为蛮夷之地，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就是相对于中原炎黄族及其后裔而言的。生活在四川盆地东部的巴人属于习称的南蛮中的一支。
关于巴族的记述，由于历史久远，文献无征，今天只能从丛残断简中探寻其发展脉络。最早关于巴人的文字记载，是甲骨文中关于商朝武丁（高宗）的妻子妇好讨伐巴方的战事。妇好是那个时代一位能统兵作战的女将军。
1899年发现于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文（后来又进行过多次发掘），经专家学者考释，其中有关于妇好征伐巴方的文字记载：“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伐巴方，受有祐？”（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第1230片）。可看出妇好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女性将领，沚与另一位名叫侯告的诸侯是她手下的名将。（文中从是使动用法，意为沚受其节制而出征。甲骨文中另有妇好率领他们出征的记载。）另一段甲骨文中称：“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伐巴方？王自东伐，阱于妇好立？（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第2 948片）是巴东的同盟部落，东是地名；阱即陷阱。此处记载的是武丁一方在战前占卜作战方案，是否由妇好预先在此地设置埋伏，将敌军驱赶其中。一般认为这两处的巴方是在殷商王朝中心西南方的一个部落。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现妇好墓，出土了许多兵器及刻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根据考古资料，妇好其人确有无疑，那么，在甲骨文中所涉及的巴方也是可信的。3 000多年前的巴方，大致在现在湖北西部及重庆东部一带。
商朝末期，巴人曾参加武王伐商纣王的战争。《华阳国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前徒倒戈。”按商朝世系推测，比妇好征伐巴方晚200多年。这段记述向我们展示出巴人是一勇武善战，又擅长歌舞的民族。二、史籍上关于巴人及先祖廪君的记载
根据考证，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巴人最初生活在湖北清江流域，后来逐渐迁徙到今重庆东部地区，而后又不断向西扩展，先后形成了以今涪陵、重庆为中心的巴国。其西迁路线，一种说法是古代巴人沿清江（古称夷水，长江支流，在长江南）经湖北西部到达四川盆地东部一带，其间还从鄂西沿大溪到达巫山境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沿长江，经三峡进入巫山地区，再逐渐向西发展；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从湖北清江溯流而上，经今黔江、彭水地区进入乌江流域，最后到枳（涪陵）建都。先秦典籍《世本》有如下记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shěn）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共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拂去笼罩在这段记述上的神话色彩，可知曾有一位姓巴，名务相的巴人酋长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竞争部落之长，通过投剑、泛舟于水两件事，令人信服地当上了部落首领，大家推为廪君。后来，廪君率领众部族来到一个盛产盐的地方，战胜了原主人，并在那儿定居下来。
童恩正说：“从传说看来，他们熟悉水性，能造船，善于掷剑射箭，可见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廪君和盐神的故事，可能意味着廪君部落在迁徙途中与另一个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部落的斗争。在征服了这一部落并占据了‘鱼盐所出’的广大地区以后，巴族即在夷城定居下来，其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代的巴蜀》）。
宋朝罗泌的《路史》与《世本》的辑录者之一、清代的雷学淇都认为，廪君姓巴氏，是太皞伏羲氏的后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廪君的记述与《世本》大同小异，最后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不更是秦爵名），有罪得以爵除。”如今重庆某些地区的土家族仍流传着关于白虎族祖的神话传说，还保留着敬畏白虎的习俗，他们在服饰色彩上偏爱白色，与敬奉白虎有关。从考古资料来看，凤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图腾，出土文物中有虎座凤立的木雕，凤踏在廪君后裔这支巴人的图腾虎之背上，其寓意是楚国西拒巴人，并扼制住巴人。这从侧面证明了巴人以虎为图腾的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曾在合川发现的传为是“濮王冢”的墓葬中，有一尊持弓射虎的石刻雕像，有人认为其寓意是“以射虎为事”的板楯蛮巴人与廪君巴人之间的斗争。《晋书·李特、李流传》认为西晋末建立成汉政权的李雄之父李特是廪君的后裔，对廪君的故事叙述更为详尽：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掷剑入穴、盐神一段略）……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cóng），因谓之賨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特父慕，为东羌猎将。《晋书》成书于初唐，所述廪君的故事前半部分与其他史籍大致相同，但记述更为具体。《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则称李特是賨人之后：“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指出：“东汉时今鄂西、川东的廪君蛮与板楯蛮，到西晋时已逐渐融合，称为巴人或氐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操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巴氐。巴人与汉人关系密切，两者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大致已经消失了。”他还称：“匈奴、羯、鲜卑、氐、羌，在当时称为‘五胡’，加上賨人，则合称为‘六夷’。”这说明巴人对当时中国政局已有相当影响。
早期的巴渝写为巴俞。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巴俞、宋、蔡”之称，《汉书·礼乐志》说当时作为巴渝舞伴奏的乐工有“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汉书·西域传下》“天子……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均谓巴俞而不称巴渝。唐初颜师古说：“巴，巴人也。俞，俞人也。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巴渝之乐，自此始也”（《乐府诗集》引《汉书·礼乐志注》）。晋初郭璞称：“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
巴族是一熟悉水性的民族，通过字源考察可知，俞（兪）的小篆字形为，《说文解字》释为：“兪（），空中木为舟也，从亼（jí，同集），从舟，从巜（kuài）。巜，水也。”兪字中的“月”实为“舟（）”字，有舟又兼具水，含水上行舟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是由亼、舟、巜“合三字会意”，可理解为人、舟、水三字的会意。段玉裁解释道：“空中木者，舟之始也……其始见本（即树）空之木用为舟，其后因刳木以为舟。”指古人最初把空心树作为舟，之后把树挖空作为行舟。《周易·系辞下》也有这样的记述“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刳木为舟，这是先民创造的最早的交通工具。童恩正认为：“巴族是一种靠近江河的熟悉水性的民族，而他们所用的船棺就是当时人们使用的独木舟，生前乘坐，死后即以为棺，由此可以窥知船在他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古代的巴蜀》）。渠江（古代称宕渠水）被称为俞水，是因生活在渠江沿岸的擅长舟楫的俞人（賨人）而得名，颜师古释《汉书·西域传》之“巴俞”云：“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賨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所说巴州在今四川巴中境内，俞水在古代指渠江。古人认为嘉陵江在合川汇入俞水（渠江）并流至重庆入长江，隋朝据此改楚州（原名巴郡）为渝州。俞水后来写成渝水，并非通常所说因嘉陵江水多变（渝有“变”义）而来，元朝成书的《宋史·蛮夷四》有“俞州獠寇南州”的记载，表明渝州曾写为俞州。巴俞也由最初的族属名、汉朝的舞蹈名演变为地域含义的巴渝。
按一般观点，廪君后裔的这支巴人沿着清江、郁江逐渐西迁，进入今重庆东南的黔江、彭水一带，栖息、生活繁衍在这一地区，逐渐向乌江下游及长江沿线发展，并在枳（今涪陵）建都。其后巴国由于受到楚国的威胁，又先后把国都迁到今天的重庆及嘉陵江流域的合川、阆中。《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1972年涪陵小田溪曾发掘出巴人祖先的陵墓，证实了《华阳国志》的记载。
第三节 融入巴族的其他部族
一、其他巴人先民（一）板楯蛮——射虎巴人从巴族的形成来看，板楯蛮是又一支巴人先民。
在古代典籍上，既有关于巴人以虎为图腾的传说，又有射杀白虎的记载。而射杀白虎的便是另一支巴人的先祖——板楯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传中所记阆中某巴人射杀白虎，为民除害，受到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嘉奖，并采取怀柔政策使“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
一般认为板楯蛮以江木板为盾而得名，他们又被称为賨人，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沿岸。板楯蛮以賨代赋，是汉朝的规定，除了上述七姓不缴租赋外，其余的都需缴纳，于是称赋为賨，这是板楯蛮又名賨人的原因。賨人又称为白虎复夷，自秦、汉以来一直享有“复夷人顷田不租”的优待的政策，“复”即免除租赋、徭役之意，因此有白虎复夷之称。自汉至晋，賨人逐渐与汉族及廪君巴人融合，成为后世泛称的巴人的一部分。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板楯蛮还在抗击西羌的入侵中，为汉王朝巩固疆域立下过赫赫战功，“其人勇猛，善于兵战”，使“西羌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对地方官吏的残酷压迫，他们也敢于起兵反抗，东汉末曾响应黄巾起义，“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反映出板楯蛮曾因不堪忍受压迫而反抗汉朝政权，显示出他们敢于抗争的精神及勇敢剽悍、不畏强暴的刚毅性格。（二）“槃瓠之后”的巴人
关于巴人的种属，还有一支被认为是“槃瓠之后”。这支巴人后来演变成“豫州蛮”“五水蛮”等。《华阳国志·巴志》说巴族“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有的学者认为蜑与蛮均为槃瓠后裔，是因古书中常以“蛮蜑”连称，《太平寰宇记》黔州彭水县条有如下记载：“一说武溪蛮皆槃瓠子孙，古谓之蛮蜑聚落。”宋朝吕大防称《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复，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著于书。”说明《华阳国志》的记载是有根据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高辛氏有畜狗名槃瓠，因噬咬高辛氏敌人吴将军有功，得高辛氏女为妻，负入深山生六男六女，繁衍成武陵蛮。后世传说中便有以犬为图腾的巴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可以看出这支槃瓠后裔的巴人生活在现在的湘西及渝东南、黔东一带。武陵蛮又称长沙蛮、五溪蛮。后来有的迁徙到江淮及皖、赣一带，另有一部分向今渝东、渝东南地区发展，后来逐渐与蜑融合，所以史书上将蛮蜑并称。
唐令狐德棻所撰《周书·异域》记载了北朝西魏、北周时槃瓠后裔蛮人多次起兵造反。从另一侧面说明蛮、蜑在南北朝时期已趋于融合。
梁代文人沈约所撰《宋书·蛮夷传》向我们展示了“槃瓠之后”的生存状况：“荆、雍州蛮，槃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民患。”按其所述，“五溪蛮”活动在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沿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诗中遥想王昌龄将经过五溪蛮生活的地区。但在唐代，五溪蛮一部分还生活在三峡及涪陵、彭水一带，杜甫在夔州（今奉节）有诗句“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五溪衣服”即指服饰各异的五溪蛮，“共云山”是说诗人生活在五溪蛮活动地区。《宋书·蛮夷传》也有“豫州蛮”出自廪君的记载：“豫州蛮，廪君后也。槃瓠及廪君事，并具前史。”《周书·异域上》介绍“蛮”时开篇就称：“蛮者，槃瓠之后。族类蕃衍，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直到元朝成书的《宋史》在《西南溪峒诸蛮》中仍然持同样的看法：“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西南溪峒诸蛮皆槃瓠种。”
从诸史书来看，自南北朝起，均认为南方蛮族是槃瓠之后，不涉及廪君后裔巴人的记载。或许正因为此，有的学者认为廪君后裔这支巴人后来已经融入了槃瓠之后的巴人中。《隋书·地理志》：“梁州……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又有獽、蜑、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据《隋书·地理志》，梁州包括今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川渝部分地区。由这些记述及其他材料推测，武陵蛮与栖息在梁州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槃瓠之后的蜑不是同一种属，但是可能与之有所融合。后世多以槃瓠之后、板楯蛮、廪君蛮的后裔为巴人的三支主源。二、融入巴族中的其他民族
正如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的大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样，古代巴族的形成也是由当时巴国境内各民族、各部落融合、演变的结果。《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的性格：“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賨、苴、共（龚）、奴、獽（一为獠）、夷蜑之蛮”等民族，有的记载认为还有滇、僰等族。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有的融入了巴族或其他民族（后来巴族也融入汉族，巴族的一支又演变成今天的土家族等民族）。因此可以认为以蛇为图腾的巴人、以虎为图腾的廪君后裔、以射虎为壮举的板楯蛮賨人、槃瓠之后的武陵蛮，以及濮、苴、獽、蜑、獠等民族都是巴族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战争。
史籍上对巴渝地区獠人的记述较多。《魏书》说：“獠者，盖南蛮之别种……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周书·异域》的叙述较多取于《魏书》：“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多恃险不宾……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至扰动。”书中还记录了獠人的多次反抗，遭到西魏、北周政权的镇压，反映出他们敢于对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进行反抗的不畏强暴的性格。这已是公元6世纪中期。所记獠人的生活习性大致是客观的，他们后来也渐渐融入巴人后裔之中。《旧唐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獠人分布地带及生活习俗有较详细的描述，称为“南平獠”，按《旧唐书》所记，南平属渝州，应是今重庆与涪陵之间的地区。说明南平獠生活在今重庆周边地区，仍保持着本族群的生活习性。《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把渝州蛮作为板楯蛮、僚（獠人）一类：“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蛮，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乌蛮、昆明、哥蛮、大小播州，部族数十居之。”认为“渝州蛮”分布在今云南、贵州、重庆等非常广阔的地域。杜甫在重庆曾写过“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这样的诗句。
关于与巴人关系十分密切的濮人，今天所能见到的史籍上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也能了解到他们的行迹。濮是与楚人、巴人杂居的若干部落，由于小邦众多，故称为百濮。《尚书·牧誓》上记载武王伐纣时有濮人参加。有的史籍上记载濮人演变为巴人，有的则认为是巴人击败了百濮，但无论如何，巴与濮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视濮为巴人的某一部分。根据历史文献可知百濮生活的区域在长江中游一带，包括湘、鄂、川、渝、黔东部分地区。
孔子的《春秋》在“文公十六年”下记有“楚人、秦人、巴人灭庸”一事，便涉及百濮。《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对这次战争的描述如下：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wěi）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住。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shì）。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子扬窗，人名）。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xí）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tiáo）、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音rì，古代驿站的一种车），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这段文字较详细地记述了庸人帅群蛮叛楚，随百濮麇人准备一起攻打楚国，结果败在楚人的谋略下，同时楚人又联合秦国、巴国灭掉庸国；百濮因及时收兵归去而避免了重大损失。《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在“文公十六年”都引了“楚人、秦人、巴人灭庸”这一句。这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关于巴人唯一的记载，可以视为信史。
史籍上最早将巴濮并称，见于《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周王室认为巴国、濮国是其南方的诸侯国。魏晋时左思的《蜀都赋》及郭璞《盐池赋》“饴（夷）戎见珍於西邻，火井（制盐工场）擅奇乎巴濮”、北周王褒《上庸公陆腾勒功碑》“廓清江源，荡涤巴濮”，仍将巴濮并举。这时已成为巴人的代称了。
关于苴，《史记·张仪传》：“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唐司马贞《史记索引》称：“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参见有关史料，苴在现在四川广元西南，可以推知是一较大部落，后来成为巴人的一部分。《华阳国志·蜀志》称：“蜀王封别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国出兵，直接导致了巴、蜀的灭亡。从这里可以看出苴与巴较为友好的关系。
古代巴民族是由若干不同发展历程的巴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而成，他们大多数已经融入汉民族，少数发展成其他民族。他们为巴文化的形成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也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藏，为后世巴渝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第四节 古代巴国同诸侯国的关系与巴国的消亡
史籍上记载巴人最早参与中原战事是《华阳国志》中巴人跟随周武王讨伐殷商的战争。《华阳国志》又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指周灭商后的诸侯分封时武王将某姬姓宗室封于巴，成为巴国的统治者，但爵位较低，与楚国一样，位列子爵。
巴国与邻国的关系，较早见于《左传·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的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邓国）为好（与邓国结好）。楚子使道朔（人名）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yōu）人，攻而夺之币（礼品），杀道朔及巴行人（使者）。楚子使薳（wěi）章让（责备）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鬬廉衡（横）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伪装战败）。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巴国欲与邓国交好，结果使者被邓国边境的鄾人杀掉，于是与楚国共同伐邓，并取得胜利。《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巴人先攻打楚国那处（地名），接着打到楚国都城，其后又趁其内乱征伐楚国。其事如下：初，楚武王克权（权国），使斗缗尹之（在此做官）。以叛（斗缗叛楚），围而杀之。迁权（迁走权国的百姓）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申国）而惊其师（楚军使巴国军队受到惊骇）。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巴国军队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于楚。阎敖游涌（水名）而逸（逃脱）。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所记“楚人、秦人、巴人灭庸”上节已介绍。《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记述了楚共王与妃子巴姬（巴国女子）密谋立嗣一事，反映出巴国与楚国曾有姻亲关系，两国也有过比较友好的时期。《华阳国志》据此推断周朝初期曾“封宗姬于巴”。《左传·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记载了巴人最后一次与楚国的战争，但是巴国战败。其事如下：巴人伐楚，围鄾。初，右司马子国（人名）之卜（占卜）也，观瞻曰：“如志（符合你的意愿）。”故命之（命子国做右司马）。及巴师至，将卜帅（占卜主帅人选）。王曰：“宁（指后文的公孙宁）如志（已如你的意愿），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请求任命副手），王曰：“寝尹、工尹（人名），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皆人名）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
从《左传》的记载可看出，巴国与楚国既有联合（如上节所述文公十六年与楚国、秦国共同灭掉庸国），又有战争。从年代来看，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楚国曾是一个问鼎中原的大国，《左传》所记巴、楚之间的几次战争，间接反映出巴国在春秋时期国力是相当强盛的。当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秦、楚、齐、燕、赵、韩、魏先后称王时，巴国也不再自认为是周朝的诸侯国而自称为王。
流播民间的巴蔓子将军的故事反映出巴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华阳国志·巴志》有如下记述：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据有关史料，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舍身护国、彪炳千秋的巴蔓子数千年来成为巴渝人尊崇的楷模。王尔鉴《巴县志·忠义》称：“巴自蔓子以忠显，闻其风者，沥胆披肝，枕戈餐刃，莫不奋乎百世之下，晋宋而往，代有其人，……生斯地者，英风浩气充溢江皋，或忘身杀贼，或义愤捐生，……可不谓烈丈夫欤，稽事特书义魄忠魂，当与山水菁英永昭千古云。”巴蔓子壮义举激励着巴渝志士，踵其迹者“代有其人”。
战国中期，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利用巴、蜀两国间的一次战争，一举灭掉了巴、蜀两国。《资治通鉴·周纪》根据《战国策》《史记》所记，较详细叙述了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的过程：“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张仪、司马错之间进行了一番争论，秦惠王赞赏司马错的意见，于是起兵伐蜀。《史记》的记述与《战国策》大致相同：“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其后分别置蜀郡、巴郡。从此，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巴国从中华历史上消失了，其后巴地除有短暂割据外，长期属于中央政权下的一个行政区。巴民族与汉族，古代巴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的畛域逐渐消融（在民俗方面仍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巴民族逐步融入华夏民族中，巴文化也汇入中华文明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古代巴文化逐渐演化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巴渝文化，而古代巴文化的精神则深深熔铸于巴渝人的性格中并得以传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